人性中的善与恶

    [美]阿比盖尔·马什 著

    张岩 译目录

    序言 不可思议的人类利他行为

    第一章 营救

    5号州际公路上的好心人

    为什么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人

    被误解的英雄人物

    第二章 英雄和反英雄

    千禧夜的狂欢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

    巴特森的实验

    天生的恻隐之心

    正向强化和“斯金纳箱”

    冷血精神病人

    识别恐惧表情

    第三章 冷血精神病患者的大脑精神健全的面具

    那些有冷血精神病倾向的孩子

    非教养之过

    没有什么东西让他们害怕

    第四章 补全正态分布曲线

    被迫冷酷无情的孩子

    半正态分布曲线

    找出逆冷血精神变态群体

    利他主义者

    见义勇为的英雄

    捐献器官的好心人

    第五章 是什么造就了利他主义者

    冷认知和热认知

    恐惧表情信息传递路线

    恐惧表情为何如此重要

    共情反应

    与众不同的大脑

    第六章 孕育善良天性的乳汁爱的乳汁

    拟母亲行为

    人类的拟母亲行为

    最像婴儿面孔的表情

    发生在杏仁体内部的神迹

    后叶催产素与母性行为

    他人正处于恐惧中

    第七章 人性可以更美好

    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

    真正的关怀绝不仅仅止于怜悯之心

    增强自控能力解决不了问题

    关键性的文化改变让我们更具爱心

    第八章 将利他主义付诸行动

    利他行为的自我强化

    激发利他行为的实践

    致谢谨以此书献给以其惊人的勇气和爱心激励我写作此书

    的男士，还有许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人们生活并激励

    我们的利他主义者。序言

    不可思议的人类利他行为

    在同一个部落之内，相比较那些自私自利或诡谲狡诈的

    父母，更富有同情心且更乐善好施的父母，或是对同伴更忠

    诚的那些父母，是不是能够养育出更多具有优秀品质的后代

    呢？这个论点其实非常经不起推敲。那些像未开化的人一样

    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背叛同伴的人，往往没有什么机会

    留下遗传他高尚本性的后代。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我最喜爱的部分就是听到其他人说：“天哪，我可做不

    到!”好吧，其实不是这样的。

    ——利他主义肾脏捐赠人哈罗德·明茨谈捐肾原因

    1934年，法国昆虫学家安托万·马尼昂[1]遇到了一个难

    题。他打算撰写一篇关于昆虫飞行的学术文章，在跟一位叫作安

    德烈·圣–拉居的工程师一起埋头苦算了多次之后，他发现，根

    据空气动力学原理，昆虫根本就飞不起来。他非常沮丧地写

    道：“我跟圣–拉居先生试图用空气阻力的原理来解释昆虫为什么会飞，却得出了昆虫根本就不可能飞行的结论。”[2]

    可是，昆虫明明可以飞啊!

    阴谋论者最爱利用这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有时这个故事

    的主角被演绎成蜜蜂)来证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已经到了山

    穷水尽的地步。有些笃信宗教的人则宣称这证明了神灵的存在。

    但科学家从不缺乏耐心，时间会给出答案。

    读到马尼昂的研究结论之后，昆虫学家们并没有因此认定昆

    虫的飞行只是人类的错觉，或者相信这是由超自然的力量决定

    的。他们也没有因此宣布空气动力学原理都是一派胡言。他们相

    信这种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此时缺少的只是描述昆虫飞行特征和

    计算相关动力特征的更好方法。

    几十年之后，随着高速摄像机的发明，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包括蜜蜂在内的各种昆虫[3]之所以能够飞起来，是因为它们的

    翅膀振动得非常快(蜜蜂的翅膀每秒钟可上下低幅振动230

    次)，同时它们的翅膀还以基部为轴转动，在空气中划

    出“8”字形轨迹。这样的转动方式创造出一个与昆虫翅膀等大

    的涡流，这股涡流形成的升力足以托起一只胖甲虫硕大的身躯。

    科学家们还制造出仿真机器翅膀来模拟这种振动方式，据此毫无

    争议地证明了昆虫的飞行并没有违背任何物理学原理。

    另外一件貌似不符合自然规律，甚至比昆虫飞行更令人费解

    的事情，就是利他主义。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是绝对可

    靠的科学原理。但是，根据进化论之父查尔斯·达尔文[4]在大

    约150年前所做的推测，物竞天择的必然推论是，利他主义者早

    就该灭绝了。愿意牺牲自己来帮助他人的人当然能够创造奇迹，同时增加他人活下去的机会，但是这样做对他自己的生存发展未

    必有多少好处。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那些牺牲自己的进化适应

    能力来帮助他人的傻瓜肯定会被那些自私自利的同类打败，人数

    也会越来越少，并最终被取而代之。

    可是，利他主义者明明就存在。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确实存在利他主义者。在我19岁的时

    候，一位与我素昧平生的利他主义者救了我一命，而且，他冒着

    生命危险救我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只是众多利他主义者中的

    一个。每年，都会有几十位冒着不同程度人身危险挽救陌生人生

    命的美国人获得卡内基英雄基金奖章。每年，都会有超过100名

    美国人冒着巨大风险接受外科手术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给陌生

    人，而且通常都是匿名捐献。在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无偿捐献骨

    髓或者血液，当然，他们做出的牺牲比较小，但是他们的动机同

    样高尚：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施以援手。

    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无法用清晰的科学原理来解释这样的行

    为。从查尔斯·达尔文时代开始，生物学家就试图建立各种模型

    来解释利他行为，但是，这些模型关注的重点是帮助自己的亲属

    或者所属社会群体成员的利他行为。比如说，可以用内含适应性

    理论(inclusive fitness)来解释帮助自己亲属的某些利他行为。[5]内含适应性理论认为，只要实施利他行为的一方同受益

    一方之间的基因重合度高到足以弥补其所冒风险的程度，这种利

    他行为就会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群

    居动物，比如地松鼠，会在发现捕猎者靠近时大声警告同

    伴。[6]动物发出的警告声会在吸引捕猎者注意的同时让自己处

    于危险境地，但是这样做能够帮助它的近亲们摆脱危险。内含适

    应性理论还能够解释人类为什么更愿意给自己的家庭成员捐献器

    官[7]，而不是捐给陌生人或朋友。如果你把一个肾脏捐给自己

    的姐姐，那么她就有机会活下来为你生育外甥、外甥女，这些孩

    子会将你的部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你本人也许不会因为自己的

    仗义相助而获益，但是你的基因可以，所以，从进化的角度来

    看，你所冒的风险是值得的。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针对关系很远或者根本就没有关系

    的人的利他行为呢？此类利他行为经常表现为互惠利他主义

    (reciprocal altruism)，也就是说，基于受惠方迟早都会报

    答自己的期待。[8]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如果吸血蝙蝠族群中

    有哪只蝙蝠找不到食物快要被饿死了，即使没有亲缘关系，同族

    群的蝙蝠也会主动给它哺喂血液。[9]不过，吸血蝙蝠的慷慨是

    有回报的。将来，它们更有可能从那些曾经受过自己一饭之恩的

    蝙蝠那里获得美味鲜血的款待。人类其实一直都有类似的互惠行

    为，只不过不像吸血蝙蝠那么有规律而已。你会借糖给邻居，或

    者请同事喝咖啡，你当然会期待他们懂得礼尚往来的规矩。互惠

    利他主义的施惠对象几乎都是利他者所属社会群体的成员，因为

    比起偶然遇到的陌生人，这些人更有可能愿意在将来回报这一恩惠。这种利他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延迟满足，因为最终利他者个人

    还是会受益的，只不过要迟上一些时候。

    无论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利他主义，还是以合作为基础的

    利他主义都是普遍存在且非常有价值的生物学策略。若不是因为

    这些策略的存在，带有社会属性的物种极有可能生存不下去。许

    多关于利他主义的书籍都对利他主义的这些形态进行了全面的剖

    析。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两种利他主义模型的本质都是

    自私自利的。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利他主义，其直接目的就是使

    利他主体的基因得以延续；而以合作为基础的利他主义，更是直

    接以利他主体获益为目的。因此，这两种模型都无法解释利他主

    义活体肾脏捐献者、卡内基英雄们还有我的救命恩人的做法。他

    们都自觉自愿主动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

    的陌生人，很多时候甚至连这个人的姓名都不知道。而且，他们

    不会因为这样做而得到任何回报，无论是在基因还是个人利益方

    面都得不到什么好处。事实上，他们经常会因为这样的奋不顾身

    而付出沉重代价。到底该如何解释他们的行为呢？

    跟昆虫飞行的例子一样，利他主义和已知科学原理之间看起

    来不可调和的矛盾经常会促使人们去寻找其他解释。有人宣称，所有利他主义行为都是假象。[10]不管某个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多

    么大公无私，不管这个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而且可能得到的回

    报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个人实际上总会有些不可告人的利己性动

    机。也许英勇的救援者只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有人捐献肾脏是为

    了沽名钓誉。还有一些人则将此归结为超自然力量的作用，[11]

    他们将救人的英雄称为“守护天使”，称捐献肾脏的人为“圣人”。即便人们使用这些词仅仅是为了取得比喻的修辞效果，它

    们本身其实也暗指无论这些利他主义者的动机是什么，都是无法

    用科学道理加以解释的。但科学家从不缺乏耐心，时间会给出答

    案。

    最近几十年间，各种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新技术层出不

    穷，其中就包括测量乃至操纵大脑内部活动、获取基因信息以及

    对人类和动物行为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许多此类研究涉及学科

    交叉领域，由此也催生出许多全新的研究领域，比如社会神经科

    学和认知神经遗传学。正如高速摄像技术和机器人学科能够对昆

    虫的飞行做出新的科学解释一样，依靠大量涌现的新技术，我们

    也找到了有关人类利他行为的全新解释。

    自身获救的经历激励我运用这些新的方法来探寻利他主义的

    起源。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此后不久，我把自己的学习重

    点转向了心理学研究。我本科阶段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专攻实验心理学研究，此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正是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因一些机缘而取得了突破。此前，人们在实验环境中尝试各种方

    法，试图发现高度利他主义者的标记，基本上都无功而返。而我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利他主义与人们对他人恐惧情绪的识别有着

    紧密联系。那些能够准确标记恐惧表情的人恰好也是那些在受控

    实验室条件下为陌生人捐出最多钱、自愿投入最多时间帮助陌生

    人的人。相较于性别、情绪、研究对象自述其同情心丰沛程度等

    指标，识别他人恐惧情绪的能力这项指标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利他

    行为。之后，我们又在不同的研究活动过程中一再印证了这种正相关性。遗憾的是，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解决本质性的问题——为

    什么会有这种正相关性。

    后来，我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詹姆斯·布莱尔博士主持的实验室中继续深

    入研究该问题，并渐有所得。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位于马里兰州

    贝塞斯达，我加入的时候，那里正在开展最早的大脑成像系列研

    究，其目的是发现导致青少年出现冷血精神病倾向的机理。实验

    采用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对有冷血精神病风险的青少年进行脑扫

    描。研究结果显示，这些青少年大脑中叫作杏仁体的那个结构都

    存在功能障碍。杏仁体位于大脑内部，负责某些基本社交和情感

    功能的实现。杏仁体结构存在功能障碍的青少年缺乏与他人产生

    共情的能力，或者说他们缺乏同情心。在看到恐惧表情图片的时

    候，他们的杏仁体毫无反应。杏仁体无法正常工作的直接结果似

    乎就是，这些青少年无法识别他人恐惧的表情。既然杏仁体功能

    障碍使得人们同时失去了同情和识别恐惧的能力，那么，我们是

    否可以假设以杏仁体为基础的对他人恐惧表情的敏感性是催生利

    他主义的重要因素呢？当然，其中也包括我救命恩人表现出来的

    那种非比寻常的利他主义精神。图0–1 杏仁体图片资料

    来源：阿比盖尔·马什和凯瑟琳·奥康奈尔的大脑成像研究。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需要找出真正的利他主义者，并

    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国立精

    神卫生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我开始在乔治城大学任教。

    在那里，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起招募了19名利他主义肾脏捐献

    人，他们都把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给了陌生人。有些人是因为看

    到了陌生人张贴的寻找肾源的传单，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动打电话

    联系当地的器官移植服务中心，提出愿意无条件为任何需要的人

    匿名提供肾源。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人因为捐献肾脏接受过任何报

    酬，而且独立承受了外科手术带来的各种不便、痛苦以及潜在的

    严重伤害或者死亡的风险(尽管风险不太大)。甚至没有人承担

    他们因为捐献肾脏而产生的误工和交通费用。这些人的性别、年龄、宗教信仰以及政治派别各不相同，他们来自美国各地，捐献

    肾脏的动机也各不相同。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他们确实有一

    些共性：当看到其他人害怕的时候，他们的杏仁体异常活跃，相

    应地，他们识别他人恐惧的能力也非常强。

    在《人性中的善与恶》一书中，我将深入研究人类的大脑，试图搞清楚为何对他人恐惧表情的敏感性是利他主义和冷血精神

    病这两种差异极大的品行特质的鲜明标记。结合自身研究以及大

    脑成像和基因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现在对于共情、冷血精神病

    还有利他主义有了更新的认识。本书深入探讨了人类为何会拥有

    关爱他人的能力这个问题。我们发现，现代人的利他主义可以追

    溯到地球上最早出现哺乳动物的时期，哺乳动物进化出了哺育和

    保护自己后代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生理基础

    是大脑中被称为后叶催产素的化学物质。后叶催产素在杏仁体中

    所起的作用尤其明显，而且可能会将避免他人痛苦的欲望转化为

    缓解他人痛苦的欲望。新的证据表明，导致冷血精神病的原因很

    可能就是激发抚育子女行为的大脑加工过程遭到破坏。

    基于上述发现，我与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几位同事一起制订

    出一个研究方案，选取了一组典型性受试者，把他们请到庞大的

    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临床研究中心来配合研究。我们通过鼻部注

    射后叶催产素，观察后叶催产素是如何影响作为利他主义能力基

    础的深层社会性过程的，比如对他人情绪的敏感度、对婴儿面孔

    的反应等。为了将实验结果放入恰当的语境中加以分析，我还搜

    集了世界各地从狮子到金毛猎犬等各种现代哺乳动物所表现出的

    异常哺育行为。狮子和狗这样凶猛的食肉动物有时会哺育和保护通常会成为它们捕杀对象的小动物，比如羚羊和松鼠。对这一现

    象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同样不可思议的人类行为——利他行

    为，并帮助我们找到激发和鼓励这种行为的方法。既然狮子都可

    以与羚羊(尽管不是羔羊)和睦相处，那么，人类为什么不能对

    他人更无私呢？这正是本书探讨的主要议题，同时，本书还分析

    了这样做是否合情合理。

    [1] the French entomologist Antoine: Antoine Magnan, Le Vol des insectes

    (Paris:Hermann, 1934).

    [2] “I applied the laws of air resistance”: Antoine Magnan, La Locomotion Chez

    lesAnimaux, vol. 1 (Paris: Hermann, 1934).

    [3] Insects, bees included: Douglas L. Altshuler, William B. Dickson, Jason T.Vance,Stephen P. Roberts, and Michael H. Dickinson, “Short-Amplitude High Frequency Wing Strokes

    Determine the Aerodynamics of Honeybee Fligh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2,no. 50 (2005): 18213–18218.

    [4] But as 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1871).

    [5] some altruism toward kin: W. D. Hamilton,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 7, no. 1 (1964): 1–16; W. D. Hamilton,“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I,”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 7,no. 1 (1964): 17–

    52.

    [6] It explains why colony-dwelling creatures: Paul W. Sherman, “Nepotism andthe

    Evolution of Alarm Calls,” Science 197, no. 4310 (1977): 1246–1253.

    [7] Inclusive fitness may also explain Arthur J. Matas, Jodi M. Smith, Melissa A.Skeans,Kenneth E. Lamb, S. K. Gustafson, Ciara J. Samana, Darren E. Stewart,Jon J. Snyder, Ajay K.

    Israni, and Bertram L. Kasiske, “OPTNSRTR 2011 Annual Data Report: Kidney,”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13, suppl. 1 (2013):11–46.

    [8] reciprocal altruism, which relies: Robert L. Trivers,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Altruism,”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1971): 35–57.

    [9] Bats ar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blood buffets Gerald G. Carter, and Gerald S.Wilkinson,“Food Sharing in Vampire Bats: Reciprocal Help Predicts Donations More Than Relatedness or

    Harassment,”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0, no. 1753 (2013):

    20122573.

    [10] Some declare all altruism an illusion: Robert B. Cialdini, Stephanie L. Brown,Brian P.

    Lewis, Carol Luce, et al., “Reinterpreting the Empathy-Altruism Relationship: When One into

    One Equals On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no. 3 (1997): 481–494.

    [11] Others cite supernatural forces: A ntonia J.Z. Henderson, Monica A. Landolt, Michael

    F. McDonald, William M. Barrable, John G. Soos, William Golleen J.Allison, and David N.

    Landsberg, The living Anonymous Kidney Donor: Lunatic or Saint?”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3, no. 2 (2003): 203–213.第一章

    营救我在高速公路上被营救的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老妈

    一眼就看出来我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我避重就轻地

    解释说：“我在高速公路上撞了一条狗。”我说的是实话。我担心

    真相会让她惊慌失措、后怕不已，所以对她隐瞒了故事的另外一

    部分，而这才是我的故事的真正开端。

    5号州际公路上的好心人

    在西雅图与一位童年时代的好友共度愉快夜晚之后，我驾车

    返回位于华盛顿州塔科马的家。那是个晴朗的夏夜，午夜时分，路上没有多少车，而我也没有喝酒，所有这些都是幸运的那部

    分。而不幸的是我开的是老妈那辆老旧的休旅车，这辆车转弯的

    时候特别不稳。通常来讲，5号州际公路从西雅图到塔科马的这

    一段是没有急转弯的，这条8车道的高速公路只在跨越皮阿拉普

    河的地方有一点弯道。向南蜿蜒的河道前方是塔科马圆顶体育馆

    斑驳的蓝色穹顶。

    我也不知道那条狗是从哪里来的。高速立交建在一片工业区

    的上方，周边并没有住户，所以那条狗一定不是从附近住户家里

    跑出来的，而且那条路也没有设置可以让狗安全通行的路肩。实

    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不可能撞上狗了。可是，我就是

    撞上狗了，更准确地说，我把狗撞死了。我努力想要避开它，它

    泛着橘红色光晕的小小身影在路上飞速闪过，它跑得非常快，只

    有被吓傻了的小狗才能跑得这么快。一看到它，我就赶快打方向盘想避开它。当然，猛打方向盘避开道路上的动物是错误的反

    应。专家们都说，直接开过去就对了。但是，我的本能反应就是

    躲避，而且我没有时间克制这种本能反应。我爱狗，读小学的时

    候，我非常想要养一条狗，甚至希望自己是个盲人，这样我就可

    以养一条导盲犬了。时至今日，回忆起汽车前轮轧过那个可怜的

    小生物时车身抬起微微颠簸一下的感觉，我的心还一颤一颤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更糟。在高速行驶过程中急转方向，再

    加上轧过小狗时车身轻微倾斜，休旅车的尾部开始剧烈晃动。车

    摇晃着向左侧冲去，横穿过两条车道。我手忙脚乱地想要重新掌

    控方向，结果却导致车回过头又冲向了右边。等到车第三次转弯

    的时候，车轮扭动的力量太强了，我完全握不住方向盘了。车开

    始旋转。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停旋转，而我眼前各种景象走马灯一

    样快速变换，令我头晕眼花：护栏……车头灯……护栏……车尾

    灯……护栏……然后……又是车头灯。最后，面对着不断驶来的

    车辆的车头灯，车终于停了下来。

    等我回过神来，我意识到自己正停在最左边的车道上——这

    可是高速车道。不过，对我来说，这是最右边的车道，因为我正

    对着前方迎头驶来的车流。我的车停在了立交桥坡顶略偏下的位

    置，也就是说对面驶来车辆的司机爬到立交桥坡顶的时候才能看

    到我的车，只有很短的反应时间来避开我。有些车在急转方向的

    时候离我已经非常近了，甚至在与我的车擦肩而过的时候车身都

    开始摇晃了。

    而且，路边还没有路肩可以用于应急躲避。立交桥两侧都建有护栏，护栏与我的车之间只有几英寸[1]

    的空隙。而且，就算有

    应急车道，我也没法把车开上去，因为车熄火了。我记得自己当

    时对着仪表盘上各种疯狂闪烁的警示灯(包括那个倒霉的“引擎

    故障”指示灯)稀里糊涂地想，打转会让车熄火吗？记得一到下

    雪的日子，我十几岁的弟弟就会跟他的朋友们在停车场雪地上让

    汽车原地打转画出甜甜圈的印迹，但是，没有听他说起过这么做

    会让车熄火啊!

    我不断用钥匙打火，希望能够发动引擎，可是它就是无动于

    衷，始终保持安静。我很清楚，要是不采取措施，迟早会有一辆

    汽车，或者更糟，一辆18个轮子的大货车呼啸着撞上来。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打开了车头大灯，打开了应急灯。那是1996

    年，我还没有手机，所以不能打电话求救。我是不是应该从车里

    出来，小心地沿着窄窄的路肩离开事故发生地？然后呢？跑步横

    穿高速公路找到高速公路下道口？或者，我应该留在车里，至少

    这样还能有金属外壳、玻璃钢和气囊这几重保护？

    我战战兢兢地坐在车里反复权衡这些都没有什么吸引力的选

    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坐了多久。当我觉得自己就要死了的时

    候，感觉时间变得怪怪的，时快时慢。突然，我听到了敲击玻璃

    的声音，来自副驾驶那侧，也就是靠近护栏的一侧，当时我的车

    窗玻璃是半敞着的。

    我循声望过去，有个人正站在车窗外望着我，我的心不由地

    缩了起来。我不知这是福还是祸。那个时候，塔科马市区暴力事

    件频发。而暴力事件频发的核心区域就是我所处位置——臭名昭著的西城希尔德普社区。希尔德普出入口的位置各有一家医院，就像是这个社区的两个哨兵。这两家医院的急诊室里经常收治枪

    伤患者，大都是希尔德普互为对头的几大帮派的成员。在塔科

    马，我们家那一带的居民对希尔德普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平时，我们是绝对不会到那种地方去跟这会儿站在我车窗外的这种人打

    交道的。他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能够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马路英雄。

    大半夜的，他还戴着副墨镜，身上挂满了各种黄金饰品。他的光

    头就像是颗亮闪闪的咖啡豆。他说话的时候，我好像还看到了大

    金牙的闪光。

    “看起来你需要点儿帮助啊!”他说道。他的声音粗重低沉。

    “嗯，我是需要帮助。”我回答道，嗓子干涩得几乎发不出声

    音。

    “那好。我得坐到你的位置上去。”他指着驾驶座。

    上帝啊!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个人想要坐到我车里来？我妈

    甚至都不愿意让我的朋友开她的车(当然，我可以理解)。要是

    知道这个人开了她的车，她会怎么想？但是，我别无选择。

    我顿了一下，点头道：“好吧。”

    他绕过车头，观察了一会儿交通状况。每当有车辆驶过的时

    候，他的头就会向左点一下，就像跳大绳找节奏那样。稍有车流

    空档，他就迅速移动。很快，他就站在我车门外猛一下拽开了车

    门。我及时贴着变速器操纵杆挪到了副驾驶座给他让出位置，他

    猛一下坐到驾驶座上、甩上车门、抓住方向盘并扭动车钥匙。车没有一点儿反应。

    “车不能发动了。”我说。他再次扭动车钥匙，车还是没有动

    静。

    他逐一检视了仪表盘和操纵杆，然后他的视线落在了变速操

    纵杆上，操纵杆还是放在行驶挡。他什么也没说，将操纵杆放在

    了泊车挡，再次尝试发动引擎。车发动了!他将操纵杆放到了行

    驶挡，再次找寻车流的空当。当车流出现空当时，他立刻踩下加

    速踏板，休旅车带着我们划出一条光滑的弧线顺利穿过车道。很

    快，我们安全了(相对而言)，车停在了下桥匝道的斜线区。他

    松开油门，将车停在了他自己的车后面。那是一辆深色的宝马

    车，在钠灯下闪着橙色的光。然后，他转向我，此时，我呼吸急

    促，五官都紧张地拧在了一起，浑身发冷，两股战战。

    “你自己能回家吗？要不要我在你后面跟一会儿？”他问。

    我摇摇头说：“不用了，我能行。我能回家。”

    我道谢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是忘记道谢了。

    “好吧。那你自己当心。”他说完就下车离开并上了自己的

    车。很快，他的车就消失在夏夜里。

    为什么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人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会是希尔德普

    帮会的成员吗？也许，他只是个着装风格比较夸张的律师、牧师

    或销售员？关于他，我掌握的唯一可靠信息就是，午夜时分，他

    正行驶在5号州际公路上。当时他累吗？他是不是要赶到什么地

    方去？他偶然间看到了一辆被困在快车道上、逆行停放、亮着大

    灯、打着双闪的休旅车。他能不能看到驾驶座上的我呢？即使看

    见了，肯定也只是匆匆一瞥，大部分司机在经过的时候都差点来

    不及躲开我。但是，从他看见我到他停车这短短的一瞬间，他就

    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试着救我一命。他将车驶入下

    桥匝道并停下来。在那样漆黑的夜里，在华盛顿州最繁忙的高速

    公路之一，他穿越宽达50英尺[2]

    的4条快车道，来到我的身边。

    当他站在那里看着身边呼啸而过的高速行驶着的小汽车和卡车的

    时候，他会不会有片刻动摇？即使曾经动摇，他也没有让这些思

    绪干扰自己的行动。

    然后，他又在这样的交通环境中冒了两次险：先是从副驾驶

    侧绕到车的驾驶座一侧，然后将一辆原本发动不起来的车发动并

    横穿高速公路。计算稍有偏差，或者运气稍微差一点，这三次穿

    越中的任何一次都有可能害他(可能还包括我)死于非命。但

    是，他还是那么做了。他冒这样大的风险只是为了帮助我——一

    个害怕他，而且吓得连感谢的话都说不出来的女人。显然，他拥

    有非凡的勇气，而且非常无私。当时的他肯定也没有考虑过要为

    此得到什么回报——哪怕仅仅是《塔科马新闻论坛报》(Tacoma

    News Tribune)上一篇豆腐块大小的好人好事报道。他没有告诉

    我他的姓名，所以没有人会知道他做了什么。无论从哪种意义上

    讲，他都是不折不扣的英雄。时至今日，我还时时会遗憾自己没有能够告诉他这一点，也没有谢谢他救了我一命。

    这件事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后怕不已，同时有诸

    多悔恨：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打转的时候，是有多么幸运才没有

    撞上其他车辆？要不是素昧平生的救命恩人从天而降，我会怎么

    样呢？我是不是会伤痕累累地躺在希尔德普哪家医院的加护病房

    里？我会不会已经死了？

    每次想到导致这一系列事故的那条小狗，我都难过得想要呕

    吐。那个无助的小家伙真是被吓坏了。而讽刺的是，我本意是想

    救它一命，我的愚蠢行为却生生夺走了它的生命。它死前受罪了

    吗？我希望没有。但是，我怎么也无法把它从我的脑海中抹去。

    在那之后的几周，每当我开车驶过皮阿拉普河上的大桥时，眼前

    总是浮现出它被轧扁的橙色皮毛挤成一团粘在沥青路面上的画

    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有了新的困扰。因这次经历而引发的

    情绪波动逐渐平复，可是由此而产生的学术困惑越来越折磨我

    了。我发现自己开始不停地琢磨我的救命恩人以及他的所作所为

    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当然，他的作为并非个例。见义勇为之举在全世界都多有发

    生。卡内基英雄基金每年都会奖励几十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每个

    人都曾听到过新闻报道中类似这样的事情：有人跳到河里救起溺

    水的儿童，有人冲进燃烧着的建筑物救出受困的老妇人。但是，这些故事都显得遥远而苍白。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读者很容易

    忽略救人者所面临的风险(冰冷而湍急的水流，灼人而肆虐的火焰之类)以及救人者救人时的感想。对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对能

    够生动还原当时场景的人来说，救人者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太匪夷

    所思了，我们根本想象不出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到底

    有什么感觉？他们会害怕吗？如果会，他们又是如何克服自己的

    恐惧情绪而做出那么英勇的事情呢？我想，正是因为我们无法理

    解这些人为什么能够下定决心冒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是牺牲生命

    来挽救一个陌生人的生命，我们才会把能够做出这样决定的大脑

    看作一个封闭的盒子，遥不可及、不可理解，同时又在某些方面

    与其他人的头脑具有本质性的差异。

    我跟别人一样落入了这个思维陷阱。我无法想象自己做出跟

    救命恩人同样的决定——在须臾之间决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

    个陌生人。因为看不透最后的结果，所以就更谈不上认清导致那

    个结果的心理过程了。这是个无解的问题，找不到任何线索来追

    寻答案可能在哪里。而且，无论我在脑海中翻来覆去地想多少

    次，这个问题都毫无进展。

    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生活碰巧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将

    我带到了正确的求解道路上。此前一年我作为医学预科班的学生

    进入达特茅斯学院学习，我非常不适应这些课程。我在医学预科

    第一门生物课的第一节课上昏昏欲睡。第二节课，一位同学给了

    我一包塑料袋装的切利奥斯麦圈，每隔几秒钟，我就吃掉一个麦

    圈，并且靠着这个办法强迫自己清醒了一个小时。同学的小窍门

    很管用，但是，从整体来看，我的学业前景堪忧。要是这个专业

    的课程让我感到无聊想睡觉，我又怎么能学好它呢？

    幸运的是，那个学期我还选修了一门叫作“心理学导论”的课程。从第一节课开始，我就对它着了迷。那门课探讨了所有我想

    到过的和从未想到过的关于“人”的各种问题：什么是意识？心理

    色彩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会忘事？性欲是什么？情感是如何

    产生的？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教授罗伯特·克莱克提问时的样

    子。克莱克先生仪表堂堂，很有邓布利多教授[3]

    的风范。他会一

    边在教室的走道上来回踱步，一边提出类似的问题：“个子高的

    人真的会过得比较好吗？”然后，他会突然停下来。

    这时，只有5英尺高的我特别想知道：“真的吗？”(这是真

    的。)

    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教科书，用荧光笔做满了标记，几乎在每

    一页打上感叹号或者星号，将所有我希望牢记于心的真知灼见都

    标记出来。后来，我特意在其中一页贴上了一张标签，这一页是

    关于如何教猿使用手语的。读这一页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原来

    心理学研究也是能够用于赚钱的——有人就以此为生。我决定

    了，我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被误解的英雄人物

    1999年，我将这个理想付诸实施。我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萨

    默维尔市，开始了我在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心理学博士的学习生

    涯。社会心理学系(原社会关系学系)真的是建在象牙塔里的

    ——它设在堪称行为科学研究领域灯塔的威廉·詹姆斯楼。这是一

    座15层楼高的白石装饰的建筑物，在剑桥城建筑群中颇有鹤立鸡群之势。这座建筑以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名义创办人、现代心理学

    奠基人之一威廉·詹姆斯的名字来命名。威廉·詹姆斯桃李遍天

    下，西奥多·罗斯福和格特鲁德·斯泰因[4]

    都曾经聆听过他的教

    诲。詹姆斯是最早一批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的杰出心理学家之一，同样在哈佛大学供职过的杰出心理学家还包括B. F. 斯金纳以及蒂

    莫西·利里，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公开支持使用LSD致幻剂，是引

    领反主流文化风潮的风云人物。当然，哈佛大学的教授并非个个

    声名显赫，也有人臭名昭著，其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亨利·默里

    了。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审讯过程中

    受审讯者的应激反应情况，这些研究严重违背了实验伦理。据

    说，这系列研究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进行的。他当时的实验对象

    是22位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其中的一个——泰德·卡辛斯基后来成

    了大名鼎鼎的哈佛炸弹客(Unabomber)。[5]

    当然，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多年

    了；而我的两位导师娜里妮·安贝迪和丹尼尔·韦格纳从未传出过

    任何虐待研究对象的丑闻。他们是当时社会心理学领域杰出的研

    究者，不过，他们二人的研究风格迥异，擅长的领域也各不相

    同。

    韦格纳以善于提出独创性的观点而著称，他提出的一个观点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虽然这个观点并未直指利他主义机理本身，但是帮助我理解了一个与其相关的现象——普通人会觉得难以理

    解利他主义者，并倾向于把利他主义者归类到一个心理黑匣子当

    中，拒绝理解他们真正的经历和性格。韦格纳和学生库尔特·格雷一起研究了被他们称为“道德类型

    角色分配”(moral typecasting)的现象。[6]

    其基本观点是，我们

    会下意识地主动将其他人分为两类：道德“施事方”和道德“受事

    方”。施事方是那些做出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人，比如救人的人

    或者抢劫他人的人。而受事方则是承受这些行为的一方，比如被

    救的人或者被抢的人。施事方是行动主体，而受事方则是行动的

    作用对象。

    道德施事方，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行动者，所以我们关注

    的是他们的筹划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并且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

    这些方面更加突出。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比起一般人，救人者

    计划性和自控力更强，进行复杂思考的能力也更强。这个推论同

    样适用于抢匪，他们行为的结果也许是不同的，但是英雄和反英

    雄也具备共性——他们既是筹划者又是行动者。这一推论反过来

    也是成立的，那些被认为计划性和自控力更强的人通常也被赋予

    更多的道德责任。因此，我们认为，成年人应该比孩子承担更多

    的道德责任，而且，我们也认为，即使犯下同样的罪行，成年人

    也应该比孩子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认为道德施事者无论哪个方面

    都比别人强。问题的反面是，我们通常认为能动性越强，“体

    验”就越少。在韦格纳和格雷的定义下，体验就是像恐惧或者喜

    悦这样的情感，还有像痛或者饿这样的感觉。我们之所以会这么

    分类，可能是因为习惯性认为道德施事方和道德受事方是毫无交

    集的两个类别，所以把所有体验都赋予受事方。受事方是承受好

    事或者坏事的一方，所以，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安抚被解救儿童的恐惧，或者体谅被抢劫店主的伤心和气愤上，而筹划并实施

    解救行动的英雄或者抢劫店铺的抢匪的感受却彻底被我们忽视

    了。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7]

    ，他就已经提出这种道德施事方和

    受事方二元性的世界观了，他认为拯救者这个角色的主要特征是

    顽强的意志、强大的自控力，而且他们的感情通常都称不上丰

    富。

    这种思维定式在卡通剧和动作片当中有着非常生动的体现，英雄人物总是面无表情的禁欲主义者。像蜘蛛侠和蝙蝠侠这样的

    大英雄，甚至名义上的人类角色詹姆斯·邦德或者《碟中谍》

    (Mission Impossible)系列的主人公都是这样。他们可能会有短

    暂的忧思，但是你感受不到他们也会有恐惧这类让人显得脆弱的

    深层次情感；就算看到他们从高高的建筑物上跳下，或者在枪林

    弹雨中穿行，你也不会考虑他们是否会害怕的问题。他们的任务

    就是一生无悔地抛头颅、洒热血。蝙蝠侠或者詹姆斯·邦德会惊声

    尖叫？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这些影片，或者说我们的思维定式是不是正确的呢？

    一个真正的、鲜活的英雄人物是不是真的不会有像害怕或恐慌这

    样深刻的负面情感呢？如果大家对美国国会参议员、新泽西州纽

    瓦克市前市长、一位真实的见义勇为的英雄的采访报道还信得过

    的话，答案是否定的。

    2012年的一天晚上，时任纽瓦克市市长的科里·布克在两位保

    镖的护送下回家。快到家的时候，他们发现隔壁邻居的房子着火

    了。房子二楼的窗口冒出滚滚浓烟。布克的邻居杰奎琳·威廉姆斯站在院子里大叫，说她的女儿齐娜被困在了房子的二楼。

    布克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完全是出自本能。他纵身跳下汽

    车、快速穿过院子、越过杰奎琳并冲进着火的房子，而他的保镖

    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警官也紧随其后进入了火场。屋内烟雾很

    浓，视线不清。布克和罗德里格斯都被呛得喘不上气来，不过，他们还是很快冲到了二楼的厨房。这时候，火势已经蔓延开来，灼热的火舌吞噬着墙壁和天花板，还时不时发出轻微的爆炸声。

    罗德里格斯不敢继续往前冲了。他的工作是保护市长的安全，所

    以，他抓住布克的腰带往回拽，想要把他拖出厨房。布克却不肯

    退出。一番争执之后，布克最终挣脱了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

    对他喊：“我不能让你进去——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保证你的

    安全!”

    “放开我!如果我不进去，那位女士会死的!”布克嘶吼着回

    答道。

    无奈之下，警官放开了布克，之后布克继续向里面冲去。

    他没有看到齐娜在哪里，但是听到从隔壁房间传来她微弱的

    呼救声：“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此时屋内温度极高，充满浓烟，布克几乎不能呼吸，更是什

    么都看不清，可是，他依然循着齐娜的声音继续前行。他完全找

    不到方向，而且快要窒息了。每次呼吸，他吸入的炽热黑烟都灼

    烧着他的肺。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命丧于此。但是，他并没有回

    头。虽然目不能视，他还是在热浪和浓烟中继续向前摸索着，直到他摸到了齐娜。齐娜倒在了一张床上，腿不能动，而且快要失

    去意识了。此时布克别无选择，只能把她拉起来背出去，要不然

    为了找到她而受的所有罪就白受了。所以，他将这位47岁的妇女

    扛在肩上，艰难地朝厨房挪去，而此时厨房里火势已经非常大

    了。布克在罗德里格斯的帮助下向楼下逃去，一路上，炙热的灰

    烬像雨点一样砸在他手部裸露的皮肤上。从火场出来，布克和罗

    德里格斯都瘫软地倒在了地上。布克市长大张着嘴努力呼吸，几

    乎透不过气来。紧急医疗救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立即送往医

    院。在那里，他因吸入过量烟雾以及手部二度灼伤而接受治疗。图1–1 科里·布克，他被灼伤的手上还缠着绷带。当一位记者称他是“大英

    雄”的时候，他的笑容有些拘谨，而罗德里格斯警官就在边上看着他

    资料来源：Credit.TK网站。

    这位市长瞬间风靡社交网络，人们对他的敬仰之情溢于言

    表。[8]

    在推特(Twitter)上，有一个段子将他塑造成了一位典型

    的不苟言笑的、大无畏的超级英雄：

    查克·诺里斯[9]从噩梦中醒来，科里·布克打开灯，陪坐在他身边直到他重新睡着。科里·布克不怕黑夜。黑夜怕他。

    这些描述是对布克体验的准确报道吗？恐怕完全不是这么回

    事。在因为见义勇为而接受的所有媒体采访中，布克对自己当时

    的感受都直言不讳。[10]

    “对我而言，这次经历真的很吓人。”

    “当你听到有人呼救，而你眼前是一座被火焰吞没的房

    子，这让人感到非常、非常恐惧。要知道，人们总是说什么

    勇敢，而我真感到害怕。”

    “说实话，那很让人恐慌，现在回想起来，除了火焰和

    一眼望不到头的浓烟和黑暗，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并没有感受到勇气，我感到恐惧。那是个非常可怕

    的时刻……当时我感觉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到进来之前的地方

    了。”

    “当时我看到火势那么大，并感受到滚滚热浪……那种

    情形让人毛骨悚然。”

    吓人、恐惧、害怕、让人恐慌、可怕、毛骨悚然，布克再清

    晰不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当时的情形令人感到害怕，即使是

    表现得非常英勇的人也会感到害怕。忘掉那些电影、忘掉思维定

    式，也忘掉推特上的各种溢美之词，尽量克制自己进行角色分类

    的冲动，你就会发现，使得英雄人物异于常人的并不是他们感觉到了什么，而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勇敢地靠近让人害怕的东

    西，而不是逃离，只是因为有人需要他们的帮助。

    从表面上看，这个解释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见解。但是，事

    实证明，这小小的观念转变能够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1] 1英寸=0.025 4米。——译者注

    [2] 1英尺=0.304 8米。——译者注

    [3] 邓布利多教授：阿不思·邓布利多(Albus Dumbledore)，《哈利·波特》系列小说

    的主要角色，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译者注

    [4] 格特鲁德·斯泰因：美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艺术理论家和收藏家。——译者

    注

    [5] The subjects in these studies: Alston Chase, “Harvard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abomber,”June 2000.

    [6] they called “moral typecasting”: Kurt Gray and Daniel M. Wegner, “Moral Typecasting:

    Divergent Perceptions of Moral Agents and Moral Pati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 no. 3 (2009): 505–520.

    [7] recognized as far back as Aristotle: No?s 19, no. 3 (1985): 397–414.

    [8] Social media exploded with admiration: “Cory Booker Hashtag Explodes on Twiter

    After Mayor's Dramatic Fire Rescue, NJ.com, April 13, 2012,http:www.nj.comnewsindex.ssf201204cory_booker_hashtag_explodes_o.html; Stepha nie

    Haberman, “Super-Mayor Cory Booker Gets Memed,” CNN.com, April 13,2012,http:www.cnn.com20120413techwebmayor-cory-booker-memed.

    [9] 查克·诺里斯：美国著名功夫明星，空手道高手，2005年因在肥皂剧中夸张的演出

    成为网络红人，被大家争相恶搞。——译者注

    [10] Booker was blunt: “Mayor Cory Booker Answers Questions About Fire

    Rescue,”uploaded April 13, 20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1SKTyVZf8;“Newark Mayor Cory Booker: Race into Home Fire Was “a Come to Jesus Moment,” CBS

    News, April 13, 2012, http:www.cbsnews.comnewsnewark-mayor-comb, “Newark Mayor

    Cory Booker Rescues Neighbor from Fire,” ABC News,April 13, 2012,http:abcnews.go.comblogsheadlines201204newark-may Woman from Fire, a Mayor Recalls

    His Fear and Focus,”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2012.第二章

    英雄和反英雄其实，无论是英雄还是反英雄，归根结底与人们的苦难息息

    相关。所谓英雄主义，不就是救人于危难之中吗？而所谓邪恶，不就是制造苦难吗？很不幸，这意味着想要更好地理解善与恶、同情心与冷酷的根源，就得有人受苦受难。我是在研究生一年级

    遭到一个陌生人的暴力袭击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现实的残酷就

    像被一记重拳暴击和一头撞上混凝土板。遇袭事件与此前被陌生

    人搭救的经历形成了奇怪的对比。我当然对此事的发生谈不上高

    兴，但是，毫无疑问，此事让我对人性到底可以有多冷酷、多残

    忍有了更完整的理解。

    千禧夜的狂欢

    1999年12月31日，午夜钟声刚刚敲过。那是个令人眩晕的时

    刻，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全世界的计算机总算是没有被那个叫

    作“千年虫”的病毒给搞垮，世界终于逃过一劫。而我正跟几个从

    塔科马来的儿时伙伴一起在拉斯韦加斯大道上庆祝这一事件。这

    个决定太不明智了。我本该意识到在这么晚的时候，即使是一个

    安静寻常的夜晚，拉斯韦加斯大道上也不太平，何况在迎来新千

    年的前夜。“不太平”这个说法实在不足以描绘其场面之混乱，那

    里乱成一团，就是个超大型狂欢节，是一个由眩晕、醉酒、喧嚣

    的人群组成的绵延方圆数英里[1]

    的无边无际的人海。

    我们一共6人，都是23岁的女青年。而我们的第二个不明智

    决定就是将那个晚上的主题定为“闪闪发光”。我们穿着闪闪发光的裙子，闪闪发光的吊带衫，还画了闪闪发光的妆。我们还戴着

    贴着亮片的新年主题纸板帽子和带闪光灯的太阳镜。我们希望把

    自己打扮得魅力四射，却又感觉自己差不止一点点。幸运的是，拉斯韦加斯的标准原本也不高。所以，夜幕初降，我们6人“带

    着”闪闪放光的装备一起走出电梯，走入赌场酒店的大堂时，整

    个楼层都自发地爆发出了起哄的声音。听到人们高喊“哇噢”，我

    们以为自己是整个城里最吸引眼球的存在。看起来，这个夜晚的

    开局还是相当不错的。

    午夜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们都玩得很开心。赌场中播放的

    电视节目介绍，澳大利亚的时钟已经转过12点进入2000年，一切

    正常——电脑系统并未崩溃，城市电网也正常供电。我们遇到的

    大都是像我们这样纵情狂欢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每个人都热情

    高涨。请大家喝酒，停下来合影——那个时候人们还不像现在这

    么爱拍照，因为那时候拍照要用真正的相机，而且需要等几个小

    时甚至几天才能看到照片。

    夜色越来越深，我们身上的光亮渐渐暗淡，人们的举止也越

    来越无礼了。人群里有些人，尤其是男人开始变得有些不顾忌。

    一开始只是时不时假装不小心地蹭蹭小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随着酒喝得越来越多，有人开始袭胸摸臀了。午夜时分，停

    下来合影的时候，我那些穿裙子的朋友发现开始有人把手伸进她

    们的裙子里面甚至底裤之下了。我当时穿着皮裤，侥幸躲过了这

    样的屈辱，但是，我也数不清自己的臀部到底被陌生人捏过多少

    次。

    说实话，最初这感觉还挺有趣的。我们跟其他人一样喝得醉醺醺的。反正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周围到处都是人，有男有

    女，马路上灯火通明，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当时没有想

    过，会有比这样愚蠢的骚扰更严重的事情发生。然后，就有一个

    人在我眼前丢了性命。

    那个人最多二十五六岁。也许，他只是想有个更好的视野来

    看看拉斯韦加斯大道；或者，他希望能够吸引朋友们的注意；又

    或者，夜晚的疯狂气氛让他想做些疯狂的事情。不管是出于什么

    原因，反正他爬到一根金属交通信号灯柱上，然后爬上横梁，下

    方正对着马路。因为无法看到上面的情况，横梁上的电线可能裸

    露在外，而他的手摸上了电线，然后，他跌落到人行道上，当场

    毙命。就算电击没要他的命，从那么高的地方跌下来也足以让他

    丧命。后来，我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他掉下来的时候是头部先

    着地的。[2]

    那天晚上，我见到的就是，有个人爬到信号灯柱上，然后，一眨眼的工夫就掉了下来，周围尖叫声此起彼伏。信号灯

    柱上掉下个人且当场毙命的消息在人群中迅速传播。我们甚至不

    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那个夜晚因为这件事而笼罩了一丝阴

    霾。

    时不时被人捏一把的体验从一开始的好玩儿变成了令人讨厌

    和恼怒的事。醉意渐渐散去，我感到疲惫，脚在靴子里磨出了水

    泡。我记得自己一边一瘸一拐地往前走，一边嘟囔着：“谁要是

    再捏我的屁股，我就……”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出要怎么收

    拾他，就有一个人捏了我一把。我立刻转身怒视着他，他却肆无

    忌惮地咧嘴笑了。他很壮，有一张大宽脸，金色的头发用发胶梳

    成了大背头。他个子不高，和我的个子差不多。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他色眯眯的样子，还是他的发型，抑或是他捏我的那一下冲破

    了我忍耐的底线，我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非常重的一巴掌。

    他恼羞成怒。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蹲下或者扭头闪避，就被

    他一记狠狠的重拳打倒了。刹那间我感到天旋地转，身体向后

    仰，我跌坐在地上，鼻子里的血流个不停。一群人围住了我，议

    论纷纷。我感到头晕目眩，眼前密密麻麻的腿和脚让我无法集中

    注意力。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他的那一拳把我的一只隐

    形眼镜给打掉了。我的朋友希瑟很快跑了过来，她抱着我，等我

    慢慢缓过神来。血滴在了我亮闪闪的上衣和她的手上。

    她刚把我扶起来，就过来了两名警察。他俩押着一个人。这

    个人看上去吓坏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他们抓着他的膀子

    摇晃了他一下。

    “是他吗？”其中一个叫道，“是这个人打的你吗？”

    他T恤的颜色不对，个子也太高。我确定不是这个人。

    “不，”我摇摇头说，“不是他。”

    他们放开了他，他很快消失在人群中。我猜，打我的那个人

    一定藏在了人群中，但在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他几乎是不

    可能的。我和朋友转身准备离开，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

    个双眼放光的女士站在我身边，满身酒气，她凑到我的耳边小声

    而又得意地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一群男人看到

    了那个打你的浑蛋，他们追上了他，现在他在人行道上被打得鼻

    青脸肿，没有还手之力。”米尔格拉姆的实验

    整件事情让我倍感煎熬。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几乎

    以为这是自己做的一个梦。然而，第二天早上，两个大大的黑眼

    圈、被打歪的鼻梁还有肿成三倍大的鼻子都告诉我，这是真实发

    生的。

    一直以来，从各方面来看，我的生活都一帆风顺。理论上，我知道暴力是确实存在的。我的家乡塔科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时候也是帮派林立，枪击、刺伤和抢劫的新闻也是屡见报端。

    那些年里，塔科马居民当中落网的连环杀人犯远不止一个。[3]

    但

    是，我本人从来没有被任何人严重地伤害过。诗人约翰·济慈曾说

    过，“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才能给人真实的感受”。[4]

    除了亲身

    经历过当头一击，没有什么能够让你深刻地认识到，原来这个世

    界上真的会有人用暴力恣意伤害陌生人。

    高速公路上遇到的救命恩人让我相信真正的利他主义是可能

    存在的。除此之外，他的所作所为也让我对其他人的看法变得更

    积极，哪怕我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些人也有利他精神。我想

    过，也许我的救命恩人只是众多有恻隐之心的人之一。但是，拉

    斯韦加斯的遭遇就像挥之不去的噩梦，始终如影随形。无论我走

    到哪里，这种恐惧都会啃噬着我，在我耳边低语，告诫我要重新

    看待人类本性这个问题。也许，我的救命恩人是个异类，而袭击

    我的那个人才是最常见的那种人。我每天在街上遇到那么多陌生

    人，谁又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对我做出同样恶劣的事？我认识的每个男性都向我保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用拳头

    去打一个女人的脸，不管她是不是扇了他一巴掌。但是，那天晚

    上，还有另外一群陌生男人追上了袭击我的人并狠狠揍了他一

    顿，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是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身上

    都隐藏着这样的暴力倾向呢？我报名参加了一个自卫课程，以防

    万一。

    我虽然从事心理学研究，但各种专业知识并没有让我得到任

    何安慰。我在达特茅斯学院就读时的导师罗伯特·克莱克戏称哈佛

    大学是“学术宇宙的中心”。身处这样一所学校，我每天接触的都

    是心理学实验揭示的对人类认知和行为本质的最合理解释，这些

    解释大都印证了有关我在拉斯韦加斯所经历的可怕事情的推论。

    我了解到在纽约皇后大道发生的基蒂·吉诺维斯事件[5]

    ，据当时

    的说法，她就在家门外的路上遇袭，有38个人目睹了她的遭遇，却都选择袖手旁观，甚至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比布·拉塔内和

    约翰·达利所做的后续研究似乎也证实了旁观者麻木不仁的论

    点。[6]

    我还查阅了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7]

    仅仅一

    夜之间，众多的斯坦福本科生就被变成了冷酷的、以施虐为乐的

    狱卒，而你需要做的只是给他们穿上制服并告知其将要扮演的角

    色。看起来，许多学生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人其实天生就有残

    忍和冷酷的潜在倾向。

    这些研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同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

    个，是由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最杰出的校友之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组织的研究，后来他还受聘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任教。[8]

    他的研

    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以至他因此失去了哈佛大学的教职。米尔格拉姆是一位才华横溢且极具前瞻性的心理学家，至今仍被认为

    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准确地说，排名第

    46)。[9]

    他证明了“六度分隔”确实存在，这是让他成名的重要成

    果之一。[10]

    1963年，就在他刚刚完成了另外一个系列研究之

    后，他应哈佛大学之邀，离开耶鲁大学，前往哈佛大学任教。而

    他刚完成的一系列研究则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用电击手段完成的实

    验中引发争议最多的一个。[11]

    与其他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一样，我在本科生阶段就已经学习了这些研究，了解到这些研究所揭示

    的残酷的人性。

    但是跟其他人(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一开始，我根

    据这些研究的发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1961年，米尔格拉姆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和布里奇波特市

    的报纸上发布广告，招募男性志愿者参加关于体罚对学习效果的

    研究实验。

    每个志愿者在到达米尔格拉姆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后，就会

    有一位身穿实验服、态度冷漠、表情严肃的工作人员将他带入一

    间检测室。然后，这名工作人员会向志愿者介绍一个被称为华莱

    士先生的陌生人，并解释说，他是在实验中被随机选中当“学

    生”的人。而志愿者本人则是被选择做“老师”的。所有的志愿者都

    被要求“教”华莱士先生学习一大串词语搭配，比如“慢步舞”“富男

    孩”等。任务很简单。

    实验人员带领志愿者和华莱士先生分别入座，他们被安排在两个相邻的房间，两个房间有内线电话。但是，华莱士先生可能

    不仅仅是坐着的，很可能是被捆在座位上的。实验开始之前，当

    着志愿者的面，实验人员把华莱士先生的双臂用皮带固定在椅子

    的扶手上，解释说是为了“减少小动作”。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当时这些志愿者的所思所想。从当时

    的实验录像来看，他们出场时个个神清气爽，梳着20世纪60年代

    流行的那种精干利落的发型，穿着衬衫。他们志愿参加耶鲁大学

    的学术研究，为科研事业做贡献的同时还能赚点儿小钱。可是，还没等他们弄清楚怎么回事，就有个疯子科学家当着他们的面把

    一个陌生的中年人捆在了椅子上。

    然后，实验人员将志愿者带离了房间，实验正式开始。最

    初，志愿者通过内线电话对着华莱士先生读词语搭配表。然后，他从头开始，只读每组词当中的一个词，华莱士先生的任务就是

    回答出与之匹配的那个词。如果华莱士先生猜对了，教学活动继

    续。而如果他猜错了，就会受到体罚。志愿者面前有个操作台，台上有一排操纵杆，实验人员告诉他们，“学生”每答错一次，他

    们就要拉其中一个操纵杆。每个操纵杆代表不同的电伏数，最低

    的是15伏，而最高的是450伏。拉动操纵杆就会使操作台内的一

    条电路闭合，相应电伏数的电击就会被传送到华莱士先生被捆住

    的胳膊上。

    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按要求开始了实验。之前，实验人员向

    他们保证说，电击“虽然痛苦，但是对身体无害”。随着实验的推

    进，错误答案越来越多，“老师”推动的操纵杆代表的电伏数也越

    来越高，电击越来越强烈。华莱士先生每次被电击的时候都会疼得哼哼，后来开始痛苦地喊叫。他开始抱怨说，自己的心脏不

    好，已经受不了了。最后，电击会让他长时间声嘶力竭地喊叫，他大喊：“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再然后，他就没有动静了。

    在此之后，如果有哪个“老师”还想要继续的话，他实施电击

    的时候，华莱士先生再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了。

    只不过，研究人员原本也没有预料到有人能够做到这一步。

    在实验开始之前，米尔格拉姆征集了多位精神病专家的意见，问

    他们预计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只有非常少的人——也

    许110，甚至是只有1100的人会在一位陌生人说自己有心脏病且

    哀求放过自己之后还选择继续施加电击。

    可是，专家们都错了。在米尔格拉姆招募的志愿者当中，有

    足足一半的人在华莱士先生痛苦喊叫的过程中，甚至在他不再发

    出声音之后很久仍在继续实施电击。没有任何外部激励措施鼓励

    他们这样做，无论怎么做，他们都能够得到事先说好的4.5美元报

    酬，而唯一鼓励他们继续下去的就是实验人员非常温柔的鼓励。

    当志愿者开始抗议并提出要终止实验，并让人查看华莱士先生的

    情况时，实验人员会说：“实验要求你要继续进行。”类似这样温

    和的敦促就能够让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向一个无辜的陌生人施暴，对他造成伤害，甚至会导致其死亡(而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后

    来，有一位志愿者说，他几乎确定自己这么做会害死华莱士先

    生，因此，他在实验之后很长时间都会特别关注当地报纸的讣告

    栏，担心看到华莱士先生的名字。[12]当然，华莱士先生没有死，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接受电击。甚

    至，他也不叫华莱士。他只是名群众演员，他是纽黑文当地一名

    会计，叫作吉姆·麦克多诺，他受雇并接受训练来扮演实验中所谓

    受害者的角色。

    这个实验的目的也不是要了解学习过程。米尔格拉姆真正研

    究的是对权威的服从，尤其是普通人在被权威人士命令去实施残

    酷或野蛮行为的时候，是否会服从。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源自

    他从执行过许多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命令的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

    的审讯中得到的启发。1960年，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阿根廷逮捕

    了他，并将他送上了审判席。艾希曼的辩护词让人震惊。他说，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后悔，并不是因为他是冷酷无情的怪

    物，而是因为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执行权威人士的命令而已。后

    来，他给当时的以色列总统伊扎克·本–兹维写信，请求赦免死

    刑。他辩解说：“必须区别对待真正应该为此事负责的那些领导

    人和我这样只是执行者的普通人……我没有主导这些行动，我并

    不认为自己有罪。”[13]

    艾希曼的基本主张就是，他的上级命令他

    这么做，而“最终解决”[14]

    (final solution)要求他继续执行命

    令。图2–1 图中坐着的就是吉姆·麦克多诺，也就是研究参与者眼中的“华莱士

    先生”。在米尔格拉姆实验过程中，他们相信自己遵从权威人士的命令在

    对这个人实施电击。他左边站着的是实验人员，右边站着一位研究参与人

    员，正看着实验人员将华莱士先生的双手绑在椅子的扶手上

    资料来源：《服从》(Obedience)，耶鲁大学1962年的影像记录，于

    1965年公开。

    所以，他继续实施暴行。

    仅仅凭米尔格拉姆在耶鲁大学实验室的发现不足以证明艾希

    曼说的是实话。实际上，后来发现的证据[15]

    表明，艾希曼这样的大屠杀命令执行者并非只是机器上的齿轮一样的存在，他们积

    极主动且发挥了创造性的工作实际上推进了纳粹的屠杀计划。

    然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发现却表明，艾希曼说真话的可能

    性是客观存在的。他的研究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如果存在一

    个人愿意为执行命令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普通人是会对他人施

    虐，并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如果生在另外一个时代，属于一

    个不同的阵营，艾希曼确实有可能过上无可指摘的普通人的日

    子。也许，作为一个人，他的本性中并没有那么多邪恶导致他执

    迷不悟地犯下这些残忍的罪行。当然，反之亦然。只要条件适

    宜，原本无可指摘的普通人，比如说来自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

    的杂货店店主，也可以出人意料地成为虐待和戕害数百万无辜民

    众这一恶行的策划者。毕竟，米尔格拉姆研究中那些本来品行无

    可指摘的康涅狄格州杂货店店主、产业工人和教师的确在心知肚

    明的情况下为了4.5美元而参与了虐待、非法拘禁甚至是谋杀行

    为。

    多年之后，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Sixty

    Minutes)节目访谈的时候，米尔格拉姆非常慎重地表示：“在实

    验过程中，我观察了上千名研究对象，他们重塑了我的直觉体

    系，我对此也感悟良多。如果我们要在美国建一个像纳粹德国死

    亡集中营那样的体系，在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美国城镇，都能够

    招募到足够多的工作人员。”[16]

    没有人质疑米尔格拉姆的发现，至少没有人明确表达出来。

    但是，在某些层面上，大部分人并不真正认同他的发现。在内心深处，谁也不相信阿道夫·艾希曼就是碰巧遇到了邪恶上司的普通

    人。大部分人也不相信一个文质彬彬的权威人士会亲自上阵诱导

    他们冲破道德底线去虐待别人。每一年，美国各地心理学专业的

    学生在教室里观摩了米尔格拉姆实验之后，都会认为自己永远不

    会那么做。上网的时候偶然在网上搜到了这个实验的人也是如

    此。他们会对自己说，我永远不会那么做。也许，一些叼着烟、穿着工装衬衫、操着康涅狄格口音的中年疯男人会这么做，那些

    笨蛋因为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才会上当受骗执行那样的命令，我才

    不会呢。

    但是，他们之所以会听命于实验人员，跟20世纪中叶循规蹈

    矩的社会风气并没有什么关系。性别、年龄甚至社会阶层也与此

    无关。就在几年之前，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大学生(有男有女)

    也曾经作为实验对象参与了一个几乎完全一样的实验。而他们的

    表现并没有比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对象们好到哪里去。在不同时

    间，在从南非到约旦的多个国家，针对不同的实验对象，这个实

    验不断被重复，而实验结果都同米尔格拉姆最初的发现大同小

    异。[17]

    这些熟悉到让人麻木的结果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无论

    是你、我、弗朗西斯教皇、波诺、奥普拉·温弗瑞还是其他任何一

    个人，都无法信心十足地宣称，如果当时被招募到米尔格拉姆耶

    鲁实验室的人是自己，一定不会不断地拉合那些操纵杆。

    这些研究的基本发现清晰无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发现常常被误读。在学习了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或

    者观摩了他的实验录像之后，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

    来说，人都是冷酷无情、薄情寡义的，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小小的艾希曼，可以面不改色地对陌生人施虐。在最初接触这

    些研究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些研究揭示的真相根

    本就不是这样的。

    首先，观摩这一研究的影像记录，你会发现，志愿者显然并

    非冷酷无情的人，甚至那些一直不顾华莱士先生痛苦的喊叫而坚

    持对他实施电击的人，你也能看到他其实非常痛苦。他们会停下

    来，会大声叹息。他们埋下头，双手揉着前额，然后，在裤子上

    擦干汗津津的双手。有人会咬嘴唇，还有人会紧张地苦笑。在每

    次电击之前，他们都会请求实验人员让自己停下来。米尔格拉姆

    的研究报告称，尽管有早有晚，但是，每一位参与者都质疑过实

    验的合理性或拒绝领取报酬。而当实验最终结束的时候，参与者

    们发现华莱士先生只是一个演员的时候，他们都如释重负。今

    天，我们之所以认为这项实验涉嫌违反实验伦理，是因为看起来

    志愿参与者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折磨。

    其次，志愿者的反应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

    诚然，足有

    一半的参与者坚持对隔壁房间坐着的华莱士先生实施了所有规定

    的电击惩罚。但是，另外一半人在中途拒绝继续下去。在另外一

    个大同小异的实验中，更多的人早早就拒绝了继续进行实验，该

    实验与前文中的研究唯一不同的安排就是让师生双方处于同一个

    房间里。不过，在另外一个实验里，只有很少的人拒绝执行命

    令；这一回，华莱士先生被锁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而且志愿者完

    全听不到他的声音。米尔格拉姆不光做了这两个实验，还进行了

    各种类似的实验，利用不同的实验设置对实验人员的权威性或者

    华莱士先生受虐的明显程度进行了调整。在不同实验设置下，选择继续执行电击的志愿者的比例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从来没有

    出现过大家的选择完全一致的情况。总是有人选择继续执行实验

    人员的命令，也有人为了让一个陌生人免于受折磨而选择对抗权

    威，拒绝执行命令。

    其实，我们还应该看一看事情的另外一面，认真考虑一下是

    什么让另外一些人最终选择拒绝执行实验人员的命令。话说回

    来，为什么要停止电击华莱士先生呢？从理论上讲，既然人们都

    是冷酷无情的，那么他们就应该都选择继续执行命令。这是最容

    易的一条路。志愿者不会因为停止电击而受到奖励，也不大可能

    因为坚持下去而受到惩罚——实验人员一再向他们保证他会为华

    莱士先生的命运负责。那么，他们是不是因为社会规范的制约才

    决定停止的呢？很可能也并非如此。当时的情景与现实生活的差

    距实在是太大了——皮革捆缚带、实验服、电击设备，到底哪种

    社会规范能够适用于这种情形呢？那么，那些拒绝施虐的人既不

    是为了奖励，也不是因为害怕受惩罚，更没有受到什么社会规范

    的约束，还能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恻隐之心呢，因为他们担忧

    那些受虐者的境遇？

    这似乎是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了。志愿者恳求实验人员停止

    实验，也是为了保护华莱士先生。那些最终选择停止实施电击的

    人也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不再给华莱士先生造成更多痛苦。

    对各种实验变体进行交叉对比研究后，我们有一个更加惊人

    的发现：同情心发挥的作用比盲目服从的作用更大。让我们这样

    来考虑：当华莱士先生坐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的时候，志愿者是看

    不到他的，只能通过内线电话听到他的声音，而实验人员却与志愿者在同一个房间里，这样的安排突出了实验人员的权威性，即

    便如此，服从命令的志愿者比例也仅有一半。米尔格拉姆认为，实验人员和华莱士先生对志愿者施加的影响类似于“力场”的作用

    方式。当志愿者跟实验人员而不是华莱士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才

    达到了力的平衡，这说明实验人员的权威发挥的作用小于华莱士

    先生受虐的影响。为了让两种因素施加同样大的力，就必须让实

    验人员更加接近志愿者。而当实验人员与华莱士先生的距离跟他

    与志愿者的距离一样近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在同一个房间或者

    都不在这个房间的时候，不到一半的志愿者选择了完全服从命

    令。总的来说，同情心的力量要大于服从的力量。图2–2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描述的竞争力场理论如图所示。只有将较强的力

    放到距离主体较远的地方才能实现力的平衡

    资料来源：《服从》(Obedience)，耶鲁大学1962年的影像记录，于

    1965年公开。

    这项通常会让人寒心的研究意外地传达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信

    息：米尔格拉姆事实上证实了人们对陌生人普遍怀有比较强烈的

    同情心。而且，由于华莱士先生并不是那种很容易激发同情心的

    类型，这就更有意思了。他是个身材发福的中年人，并不是特别

    可爱或者和蔼可亲，而且跟实验志愿者素昧平生。他们之前从来

    没有见过他，在研究开始之前，志愿者只同他有短暂的交流，而

    且事后也不太可能再见到他了。他从来没有为他们做过任何事。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关心他好不好呢？然而，他们就是关心了。

    最后，他们对华莱士先生福祉的关怀甚至超越了他们服从命令的

    需要，尽管大家记住的只是他们服从命令的那一部分。

    巴特森的实验

    现在，你可能会说，他们的同情心只不过就是让他们停止对

    陌生人进行残酷的电击而已，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些

    志愿者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华莱士先生，比如说放弃自己

    的报酬或者冒一些风险停止电击，那还差不多。或者，更能让人

    信服的是，能够主动提出与华莱士先生互换角色，替他承受电

    击。可惜的是，米尔格拉姆从未想过要给他的志愿者这样的机

    会。不过，其他人这样做过。他就是丹尼尔·巴特森，尽管他不像

    米尔格拉姆那样赫赫有名，但是，在人类同情心的研究领域，还

    没有哪位社会心理学家取得比他更丰硕的成果。

    巴特森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神学和心理学两个博士学位。

    他与米尔格拉姆之间只存在一度分隔：他的心理学博士导师是以

    研究旁观者冷漠著称的约翰·达利。达利于196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而当时米尔格拉姆正在哈佛大学任教。达利很可能上

    过米尔格拉姆的课，甚至和米尔格拉姆擦肩而过。达利的学生巴

    特森在堪萨斯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主要研究精神性、同

    情心和利他主义，其中一项研究无疑是受到了米尔格拉姆的启

    发。不过，巴特森的目的是利用电击来研究恻隐之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普通人努力去帮助陌生人。[19]

    巴特森为研究招募的志愿者都是女性，她们是选修心理学导

    论课程的学生。每个志愿者到达实验室的时候，都有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她，另一位实验对象今天来得有些迟了，并询问她能不能

    先看看实验介绍等一下她。然后，实验人员就递给志愿者一个介

    绍实验基本情况的手册，其中描述的实验跟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在

    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手册上说，该实验主要研究电击对工作表

    现的影响。跟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一样，巴特森的志愿者也认

    为谁充当被电击的一方是随机决定的。不过，巴特森的志愿者并

    不需要亲自实施电击行为。她们只需要通过闭路电视系统来对另

    外一名志愿者的表现进行评价，同时也能看到她受到电击的情

    形。

    听起来，看着别人被电击比亲自实施电击要容易得多，而且

    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另外一个志愿者终于赶到

    了，第一位志愿者通过电视屏幕看到她对实验人员自我介绍说叫

    伊莱恩，然后她就被带到了电击室。在那里，实验人员向她介绍

    了实验的基本情况，并且，跟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差不多，将电极

    连在了她的双臂上。这时候，伊莱恩打断了她，问她电击到底有

    多严重。实验人员告诉她，电击会带来痛苦，但不会造成任

    何“永久性伤害”。在她给出了这种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安慰的回答

    之后，实验就开始了。

    伊莱恩的任务就是记住许多长长的数字序列。在她努力记忆

    这些长长的数字串的过程中，实验人员时不时地对她的双臂施加强烈的电击。通过监视器，志愿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伊莱恩因为

    电击而经受了怎样的痛苦。每被电击一次，她的脸就会扭曲变

    形，身体也会明显抽搐。电子肌肤反应监控仪的读数显示，她的

    双手在大量排汗。随着实验的推进，她的反应越来越强烈，而志

    愿者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一边评估可怜的伊莱恩的记忆表现，一

    边旁观这一过程。当实验人员停下来问伊莱恩她是否还能坚持的

    时候，志愿者明显松了一口气。伊莱恩回答说她还能坚持，不

    过，希望停下来让她喝点水喘口气。实验人员拿来了一杯水，而

    这时伊莱恩告诉她，自己小时候曾经从马背上掉下来，落到通电

    的栅栏上，电击唤醒了她的记忆，让她记起了这段痛苦的经历。

    因为那次事件，哪怕是非常微弱的电击都会让她感到害怕。

    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实验人员表示，伊莱恩绝对不能继续

    进行实验了。但是伊莱恩不同意，她知道实验很重要，希望能够

    履行承诺并坚持完成。实验人员当时很为难。她想了一下，提出

    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伊莱恩是不是可以跟另外一个房间里旁观

    的志愿者互换一下角色，然后，大家继续进行这个实验。

    实验人员回到志愿者所在的房间，关上门，和她们解释了当

    时的情况。实验人员强调说，她们怎么选都可以：同伊莱恩交换

    角色，或者继续充当观察者。实验人员还给了一些志愿者一个更

    简单的选择，如果她们选择继续充当观察者，只需要回答几个关

    于伊莱恩的问题就可以离开了，不需要再通过屏幕观察伊莱恩的

    情况了。另外一些志愿者则被告知，如果她们选择继续观察，就

    得看着伊莱恩再接受8次电击。

    此时此刻，请你站在志愿者的角度思考一下。之前，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陌生人在你眼前受折磨。也许，你之前选择无视她

    受到的折磨，或者曾经想过请实验人员停止实验。也许，你还很

    庆幸自己不是那个要承受电击的人。然后，实验人员突然出现，剧情大反转：现在要由你来决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你是选择

    让伊莱恩继续受苦，还是愿意代替她受苦？如果你必须眼睁睁地

    看着她继续受苦，这个因素会不会影响你的决定呢？巴特森事前

    并未就志愿者的可能反应来征求精神病学家们的判断，但是，你

    可能会有自己的猜测。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女士会不会选择代替

    一个陌生人来承受痛苦的电击呢？44名志愿者当中会有多少人选

    择代他人受苦呢？一个？两个？还是一半？

    跟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一样，研究人员还调整了一些实验参数

    另外做了几组实验，每个调整都对志愿者的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志愿者认为伊莱恩跟自己的相似度

    有多高。那些认为伊莱恩跟自己很像的志愿者比那些认为不像的

    志愿者舍身相助的概率高一倍。到底要不要留下来看伊莱恩继续

    受苦这个因素也会影响结果，但是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不过，实

    验参数不同的所有实验共有44名志愿者参与，其中有足足28个人

    (几乎是2∶1的压倒性优势)表示自己愿意代替伊莱恩接受电

    击，而不愿意看着伊莱恩受这样的罪。甚至是在有机会使用“快

    速通道”提早离开的情况下，选择代替伊莱恩接受电击的人数也

    超过了一半。无论实验参数如何调整，她们都不会对伊莱恩的苦

    难置之不理。当被问及她们愿意代替伊莱恩承受几次电击的时候

    (最多8次，而伊莱恩自己只完成了两次)，某些版本的实验条

    件下，志愿者平均愿意承受7次电击。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发现就

    是，普通人会因为权威人士的命令而对陌生人施加电击；而一个

    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发现则是，在权威与同情公平对决的条件下，最终胜出的是同情心。还记得吧，如果实验人员跟志愿者待在同

    一个房间里，会有一半的志愿者坚持对华莱士先生实施电击，直

    到最后。而当实验人员和华莱士先生与志愿者的距离一样的时候

    ——在同一个房间，或者不在同一个房间的时候，米尔格拉姆实

    验中志愿者的服从率就低于50%了。这就是说，总体而言，同情

    心的影响力是高于服从的。很遗憾巴特森的研究没有那么著名。

    他发现，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情愿自己经受电击

    之苦，而不愿意让备受折磨的陌生人继续承受电击。综合这些研

    究，我们发现，在有选择机会的条件下，尽管有些人还是会对一

    个正在承受折磨的陌生人表现得非常冷漠，甚至是残忍，但更多

    的人不是这样的。恻隐之心非常强大，而且个体的差异也非常

    大。

    天生的恻隐之心

    这些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为我打开了思路，让我开始思考

    高速公路救命恩人何以如此热心的问题。他同其他一些在路上遇

    到我的司机面临完全相同的情况，这样的情景完美地将同情心的

    发挥空间消解到最低值。我被完美地隔绝于过往司机的注意力之

    外——我被关在车里，他们既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他们不知

    道我是老还是少，也不知道我跟他们有没有共性，甚至不知道车里有几个人。如果他们停下来帮助我，将会面临各种危险，这一

    点是显而易见的。而逃离这种境遇则非常简单，只要不踩刹车就

    可以了。而且，过往的司机们只有短短几秒钟来决定自己该怎么

    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永远也不会说那个夜晚从我身边径直开

    过没有停留的人缺乏同情心，就像我也不认为米尔格拉姆实验中

    那些听不到也看不到华莱士先生而决定继续电击的人，以及巴特

    森实验中那些选择中止实验而不是代替伊莱恩承受电击的人缺乏

    同情心一样。我离那些路过的司机太远了，对大多数人而言，我

    的痛苦根本不足以克服他们更加明显的自我保护，也无法轻松传

    递摆脱困境的需求。谢天谢地，还有个体差异的存在。即使是在

    如此险恶的条件下，司机们的反应也并非完全一样。他们当中还

    是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忙了。而这个人正是我需要的那个人。

    尽管英雄人物经常否认自己与众不同，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的确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其他人不同。遇到同样的情况——抛锚

    的汽车、尖叫的男人、无助的年轻女人等，有人会选择假装看不

    见甚或迅速离开，而他们却会挺身而出、仗义相助。根据米尔格

    拉姆的力场理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英雄人物对那些妨

    害英雄气概的力量是免疫的，比如说自我保护。然而，我们并没

    有在科里·布克等英雄人物身上看到这样的特点。布克冲入熊熊燃

    烧的建筑物救了邻居的命，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面临的风

    险。恰恰相反，他说，这是个痛苦的过程，而且整个过程中他都

    非常害怕，怕自己不能活着出来。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英雄人物较容易受到激发同情心

    的“力场”的影响，也许看到、听到，甚至仅仅是想到有人正在受苦受难，对他们产生的影响都比对普通人的影响更大。这似乎是

    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但遗憾的是，无论是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还是

    巴特森的研究，在这方面提供的信息都不充分，凭借这些信息，既无法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也无法了解具体的过程。尽管从某种

    意义上来讲，米尔格拉姆和巴特森的研究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前者关注的是服从会压制同情心的力量，而巴特森则关注同情

    心如何战胜其他力量，比如自私自利)，但是从另外一些意义上

    来看，他们的目标又是一致的。他们两个人都是专业素养很高的

    社会心理学家，但这门学科一直以来更看重一般性，不太关注个

    体差异性，致力于发现不同的情境和外部环境在一般情况下会对

    普通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20]

    社会心理学家会探讨的话题有：

    一般而言，权威人士的命令等事件对人们有何影响；一般而言，知道他人正在经历苦难对人们有何影响。他们将重心放在外部事

    件和情境的好处是，这些条件都是可以被设置的。研究人员可以

    让受苦受难的陌生人坐在研究志愿者身边，也可以让研究志愿者

    仅仅能够通过内部通话系统听到这个人的痛呼，甚或连声音也不

    让他们听到。这就是设置!而只要我们对研究中的其他参数，比

    如测试室、电击、实验工作人员的指令等，都进行严格的控制，你就可以进行真正的实验了。而真正的实验是最能让科研工作者

    产生满足感和成就感的东西——你可以自豪地说，是我通过设置

    得到了我想要衡量的东西。听到华莱士先生痛苦的叫喊声这一设

    置让人们停止了对他的电击。而加大摆脱困境难度，促使更多的

    志愿者选择代替伊莱恩接受电击。

    但是，将重点放在外部因素上的坏处是低估了个体差异性。

    那些造成差异性的因素通常是无法被设置的，比如在研究志愿人员到达实验室之前，那些影响过他们的所有生物以及环境方面的

    因素。设置此类因素通常要么技术上不可行，要么违背伦理道

    德，或者既不可行又不道德。米尔格拉姆的志愿者童年时代接受

    的家庭教育、他们的智商还有性格等因素都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

    影响。但是，科学家们无法对这些东西进行设置。他们不能把一

    个婴儿从他的原生家庭中分离出来，给他换一对父母然后研究父

    母的养育方式，也不能为了改变智商而对志愿者的大脑进行伤

    害，也不能让人们服用会改变其性格的药物。对活生生的人做上

    述这些实验比艾希曼执行屠杀命令的行为更残忍、更冷血。

    因此，我们必须在不改变这些根本特征的条件下尽量做到最

    好。我们观察和测量养育行为、智力状况和性格特征，尽量排除

    无关变量，然后根据统计结果来确定可能的因果关系。不过，我

    们一直都明白，研究过程中总是会有些许疏漏。比如说，如果某

    个人长大以后形成了攻击型人格，而其父母恰好非常严厉，经常

    惩罚孩子，那么，很可能正是因为父母严苛的教养风格导致了他

    的攻击性。但是，也可能并不是这样。父母的基因是具有遗传性

    的。因此，另外一个可能则是，攻击性强的孩子通常有严苛的父

    母，是因为他们拥有同样的暴力基因，而这种基因在他们身上有

    不同的表现。这只是众多可能成立的解释中的一个。[21]

    有些人明知自己会伤害华莱士先生仍一直不停地推动操纵杆

    对他进行电击，这就是攻击性。即便发现那些倾向于这样做的志

    愿者的父母要比普通的父母更严厉，我们也不能说是因为父母严

    厉的教养导致他们形成了攻击型人格，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可能存

    在的解释。在此，我们不得不重申，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无论你什么时候听到将某种养育行为(比如严格管教、母乳

    喂养、使用负责的语言或者其他任何什么)与孩子形成的一些特

    征联系起来的发展心理学理论，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某件事在

    另外一件事之前发生并不意味着前者导致了后者。许多这样的研

    究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把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所以

    所谓的因果关系根本不能成立。[22]

    幸运的是，我们有许多回避这一问题的办法。其中一个就是

    采用“自然实验”的方法。在自然实验过程中，变量会被某人或者

    某事改变，而不由科学家设定。实验的名称虽然叫“自然实验”，但事实上，这样的实验通常并不自然，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实验，不过，其价值却不可估量。最常见的自然实验的例子就是收养研

    究。很显然，由科学家出面把婴儿从他们的亲生父母身边带走并

    交给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年人抚养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做法。但是，如果这种事由收养机构来做就没有问题了，甚至是值得赞赏的工

    作。科学家们为了区别基因和教养的作用而研究被收养儿童的行

    为在道德上就无可指摘了。收养行为“自然地”剥离了基因和教

    养，因为被收养儿童的基因来自一对父母，而没有血缘关系的养

    父母只参与了教养。因此，通过研究被收养儿童，科学家们就能

    够了解基因和教养对孩子个性的影响。

    另外一种剥离基因和环境因素的方法就是研究双胞胎。因为

    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100%相同，而异卵双胞胎则大约50%的基因

    相同(跟其他任何亲生兄弟姐妹一样)，因此，通过研究同卵以

    及异卵双胞胎的异同，就能够区分出基因和环境各自对个性有多

    大的影响。而一个更靠谱的方法就是结合上述两种方法，研究分别由亲生父母和养父母抚养的同卵和异卵双胞胎。此类研究已经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发现就是，即使在不同的家庭长

    大，同卵双胞胎在许多生理和心理指标上也非常相似。事实上，即便分开抚养，他们在有些方面也比一起长大的异卵双胞胎更相

    像，比如说，智商。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基因

    对智商的影响比教养对智商的影响大。[23]

    对双胞胎以及收养儿童进行的研究表明，许多特质几乎完全

    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比如，被收养儿童眼睛的颜色通常更像他

    们的亲生父母而不是养父母。人类眼睛颜色的遗传度高达98%。

    而环境因素对此的影响几乎为零。因此，研究人员可以利用从其

    骨骼中提取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样本来确定500年前去世的

    英国国王理查三世的眼睛是蓝色的。[24]

    还有许多生理特征的遗

    传性也很强，比如身高的遗传度高达80%，这说明身高差异更多

    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另外20%的差异则基本是由营养和疾病因素

    来决定的。至少，在典型的现代富裕社会情况是这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特质，例如身高，其遗传度会因为环境

    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25]

    在食物稀缺的时候，身高的遗传度

    就会降低。这是因为基因决定的是一个人身高的最大可能值，即

    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健康和营养状况正常的情况下能够长到多高。

    食物稀缺使得人们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潜力，而食物匮乏的情况

    越严重，其基因潜力与实际身高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在普遍营养

    不良的群体中，只能获得所需卡路里70%的孩子比那些能够获得

    所需卡路里90%的孩子更矮。因此，食物丰足的环境会对营养不

    良儿童的身高产生20%的影响。当然，随着环境因素的影响力升高，基因的影响自然就减弱了。

    不过，只要孩子们摄入的食物足够身体所需，摄入再多食物

    也不会影响身高了。那些摄入100%所需卡路里的孩子，也就是摄

    入的热量足以补偿其因为活动和发育所消耗的热量的孩子，不会

    比那些摄入所需热量110%的孩子个子矮。只要你摄入的食物足够

    让你长到身高的最大值，多吃对身高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因

    此，旨在提高全民福祉的公共卫生健康项目大多将重心放在消除

    贫困而不是增加财富上：哪怕只是小幅度减少贫困，也能极大改

    善居民整体健康状况，它起到的作用是财富的增长所无法比拟

    的。

    即使是在富裕人群中，其他一些生理特征的遗传度也赶不上

    身高。比如说，体重的遗传度大概在50%。[26]

    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体重没有上限，而且不会在成年之后就固定下来。

    因此，父母对食物的选择以及其他一些影响饮食和生活方式的环

    境因素，对体重的影响会比遗传的影响更大。不过，50%的基因

    遗传度也不容小觑，这意味着，体型的改善是有限度的。亲生父

    母身材都比较肥硕的孩子不大可能瘦到皮包骨，即使这个孩子被

    崇尚素食主义的养父母抚养长大。无论什么样的食谱都不能把金·

    卡戴珊的身材变得像她同母异父的妹妹肯达尔·詹纳一样修长。肯

    达尔遗传了生父凯特林·詹纳的基因，而金的父亲罗伯特·卡戴珊

    是矮胖身材。生物学先生不是宿命论者，但是他给命运设定了界

    限。

    几乎任何一种复杂的人类特质都是如此，从体型和长相这样的生理特征到攻击型人格乃至外向性这样的心理特征，无一例

    外。著名行为遗传学家埃里克·特克海默[27]

    认为，行为遗传学的

    第一法则就是，所有的人类行为特质都是可遗传的。同人类机体

    的构成一样，大部分的心理特征，即精神构成，遗传度总体都在

    50%左右。《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长篇项目研究报告

    印证了这一论点。[28]

    在50年间，研究人员对数十万对双胞胎进

    行的多项研究表明，平均而言，47%的认知性特征(如智力和记

    忆等)，还有包括攻击型人格在内的46%的精神特质的个体差异

    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教养以及其他环境因素毫无疑问也对各种心

    理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遗传因素的塑造作用至

    少同样强大，其实更强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被不同家庭收养

    的双胞胎长大成人后重新团聚的时候，会欣喜地发现彼此之间有

    许多的共同之处——从头发的颜色，到喜爱的发型，再到兴趣爱

    好，尽管他们在不同的地方长大。

    正向强化和“斯金纳箱”

    在米尔格拉姆所处的时代，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任何研究

    攻击型人格或者其他人类人格特质的遗传性的努力注定会竹篮打

    水一场空。[29]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统治心理学界的是

    各种行为主义流派。以约翰·华生和B. F.斯金纳为代表的一众行为

    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动物以及人类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差异，主要

    是由他们的学习经历决定的。假如某个有机体，无论是鸽子、老

    鼠还是猴子，之前曾经因为按某个按钮而得到过奖励，或者说按照行为学家的术语得到过“正向强化”(positively reinforce)，那

    么它就会更频繁地按这个按钮。而如果它曾经因此而受到过惩

    罚，它再按这个按钮的次数就会变少。关在相邻两个笼子里的两

    种动物按按钮的次数不同，这只能是因为它们之前这么做的时候

    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行为主义学派的观点影响甚广，斯金纳

    (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另外一位大师级教授)今天被认为是20世

    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30]

    斯金纳的实验设计精巧，得出的结论也很有说服力。他为了

    验证自己的假设而制作的精妙的“斯金纳箱”，至今仍陈列在威廉·

    詹姆斯楼地下室一个布置得很可爱的展厅里。过去我上课的时候

    曾经从它旁边经过。当时，看到这个布满了线、滑轮、按钮和抽

    屉的小箱子，其设计之精妙让我叹服。当然，斯金纳用这样的小

    金属箱来做实验是因为他的实验对象是小白鼠和鸽子。说实话，他研究的范围其实非常狭窄。他测量的都是用小箱子就可以测试

    的简单行为，比如压杠杆或者按按钮什么的。然后，跟其他行为

    学家一样，他将自己的发现进行类比，提出动物行为的所有差

    异，从老鼠的攻击性到人类的语言和爱情，都可以归结为其学习

    历史这一观点。斯金纳在《沃尔登第二》(Walden II，又译《桃

    园二村》)一书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名言：“爱难道不就是使用

    正向强化的别名吗？反之亦然。”[31]

    同理，住在相邻两栋房子里

    的两个孩子的攻击性不一，仅仅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因为

    攻击性行为而得到的强化不同——其中一个孩子因为攻击性行为

    得到的奖励比较多。当然，这里所说的奖励不一定是饼干或者贴

    纸之类的东西。只有最糟糕的父母才会用实物来奖励攻击性行

    为。但是，从理论上来讲，父母许多无意的行为都有可能鼓励了攻击性行为。任何对攻击性行为的关注，哪怕是厉声呵斥或者批

    评这种关注，都比完全不闻不问更让孩子觉得受到了鼓励。如果

    一个孩子的父母总是对其不闻不问，可要是他揍弟弟一顿就会换

    来父母的一顿臭骂，那么他也许情愿选择被骂，也不愿意被忽

    视。又或者，打自己的弟弟让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比如让弟弟离

    开了他的房间，或者抢到了弟弟手中的玩具，这也是一种奖励。

    斯金纳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完美地控制孩子们成长环境中的奖励

    和惩罚行为，我们就能够完全消除不好的行为，比如说攻击性行

    为。[32]

    但是，完全没有证据能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奖励和惩罚

    的确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遗传性研究清晰地证明了它们并非唯

    一的影响因素。各种研究相互印证，攻击性的遗传度大约达到

    50%，某些攻击性行为的遗传度可以高达75%。[33]

    基因差异对

    孩子的攻击性差异的预测度如此之高，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认为基

    因是导致攻击性的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意味着，要理解攻击性以及能够抑制攻击性的同情

    心，仅仅依靠在实验室里观察人们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尽管我

    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参数来影响人们的行为，使他们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同情。要完整理解攻击性行为和同情心的根源，我们还必

    须要考察那些影响人们同情心水平的更深层的、遗传性的变量，这些变量决定了人们对于不同的设置会做出何种反应。也许，此

    类变量中最不招人待见但又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冷血精神病患者

    了。冷血精神病人

    冷血精神病是一种让人们失去同情能力的人格障碍。其主要

    特征是麻木冷漠、行为控制能力差以及诈骗和操控他人之类的反

    社会行为。冷血精神病患者不一定都有暴力倾向，不过大都如

    此。在美国，只有1%~2%的人会被认定为真正的冷血精神病患

    者。但是，在暴力犯罪分子当中，冷血精神病患者的比例高达

    50%。[34]

    冷血精神病患者的一大特点就是倾向于做出“挑衅性攻

    击行为”(proactive aggression)——其暴力和攻击行为不是因为

    脾气暴躁或者冲动，而是出于恶意。

    冷血精神病受遗传因素影响较大，其遗传度可能会高达

    70%。[35]

    我知道有许多人对这一发现都感到意外，这说明，人

    们对攻击型人格的一般看法受到了行为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无

    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大部分人都认为暴虐、冷酷的人一

    定是因为在家里受到了虐待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才如此的。

    但是这根本不是事实。

    比如说加里·里奇韦，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他跟他的兄弟

    们一样在华盛顿的麦克米肯高地长大，就在我的故乡塔科马北面

    不远。他们家确实很穷：父亲托马斯隔三岔五开卡车赚钱，一家

    人挤在一间6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母亲玛丽爱发号施令，控制

    欲比较强。她的长子后来回忆说，她是个“强悍的女人”。她和丈

    夫经常吵架，有时甚至会动手打起来。有一次，她吃饭时拿一个

    盘子砸在丈夫的头上。但是，在里奇韦的记忆里，她是个慈爱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陪他一起玩智力拼图游戏、给他讲故事。里

    奇韦的父母并没有真正虐待过孩子，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家的

    氛围也没有超出正常的范畴，里奇韦的兄弟们长大以后也都过着

    正常的生活。

    可是，里奇韦长大以后变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绿河杀人

    魔”，是美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连环杀人犯。[36]

    现在，他被判处

    终身监禁，被他杀害的经证实有49人，而据他本人称，他实际杀

    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第一次试图杀人是在1963年。巧合的

    是，米尔格拉姆也是在那一年进行服从实验研究的。

    当时，里奇韦大概14岁，准备参加学校的舞会。在步行经过

    一片小树林的时候，他遇上了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几乎不假思

    索地把小男孩拖进灌木丛，顺手抽出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刀刺穿

    了小男孩的肝脏。他迅速将刀拔出，看着鲜血汩汩涌出，然后扬

    长而去，听任小男孩在原地等死或者获得一线生机。他其实并不

    关心小男孩的生死，只是希望万一小男孩没有死不会认出自己。

    (男孩没有死，但是从来没有指证里奇韦刺伤自己。)后来，里

    奇韦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究竟为什么那么做，感觉这一切似乎顺理

    成章地发生了，对他而言，好像其他不好的事情也是那么自然而

    然地发生了，比如用石头砸玻璃窗，用气枪打很多鸟，把一只猫

    闷死在野餐冷却器里。

    里奇韦渐渐长大，变得越发残暴。他体内无法压抑的性冲动

    觉醒了，加上一贯的冷酷和杀人带给他的快感，让他变成了一个

    永无餍足的性虐待狂。他强奸并杀害了至少49名女孩和妇女，这些案件多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受害者大都是离家出走的少女和

    锡塔克街头的性工作者。那时候，我就在距离锡塔克大约30英里

    之外的地方读小学。

    即使是与其他杀人犯相比，里奇韦也是特别穷凶极恶的杀人

    犯，他自称“卑鄙干瘦的杀人机器”。联邦调查局(FBI)著名的

    罪犯行为观察和变态心理研究专家玛丽·艾伦·奥图尔曾经对里奇

    韦进行了数小时的访谈。她告诉我，里奇韦是她遇到的最极端、最具侵略性的冷血精神病患者之一。

    里奇韦会给受害者看自己儿子马修的照片，或者故意在他卡

    车的座位上遗落几件马修的玩具来引诱被害人。在绑架受害者之

    后，他会性侵并杀害她们，即使是对多年来已经因为《犯罪现场

    调查》(CSI)和《真探》(True Detective)的热播而对罪犯的

    残忍习以为常的美国大众而言，其作案手段也绝对称得上残忍与

    变态。大部分被害人都是窒息致死或者被掐死的，而且所有人都

    遭受过性侵犯。她们的双手和双臂上布满了瘀青和伤痕。有时

    候，能从她们的阴道中找出奇形怪状的石头。其中几个人的尸体

    上插满了小树枝或化妆刷。其中一个叫作卡罗尔·克里斯滕森的21

    岁的受害者被发现的时候，头上套着一个纸袋，纸袋提绳缠绕在

    她的脖子上，肚子上还躺着一个酒瓶，一条鳟鱼挂在她的脖子

    上，还有一条横在她的肩头。

    人们对冷血精神病人作案的细节非常感兴趣。我发现，只要

    提一下我是研究冷血精神病的，陌生人就会愿意跟我滔滔不绝地

    聊上个把小时。(如果我不想被打扰，只要说我是心理学教授就

    行了，人们马上就躲得远远的。)关于里奇韦的书公开发行的至少有十几种，其中一本是他的辩护律师托尼·萨维奇写的，还有一

    本的作者是真实罪案女王安·鲁尔。为什么变态故事如此吸引人

    呢？我自己对此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冷血精

    神病患者，特别是像里奇韦那样非常可怕的精神变态者异常危险

    但又很难识别。即使是那些犯下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连环杀

    手，从表面上看也与常人并无二致。而且，那种正常还不是那

    种“表面上太正常了，肯定有哪里不对劲儿”的正常，是真的正

    常，是那种“上班路上对邻居挥手致意”的正常。

    2004年，在接受拉里·金访谈的时候，托尼·萨维奇就强调了

    这一点。[37]

    他说：“拉里，我总是告诉人们，要是你跟这个家伙

    一起到一家小酒馆坐下来，边聊天边喝啤酒。20分钟后，我走过

    来说‘嘿，这就是绿河杀人魔!’，你肯定会说‘怎么可能!’。”然

    而，转念一想，事实无疑正是如此。要是冷血精神病患者表面上

    看起来就非常可疑，或者“古怪”，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完成连环

    罪案，因为他们无法骗取受害人的信任，也无法逍遥法外那么长

    时间。

    区别冷血精神病患者和那些因为精神错乱而杀人的人，依据

    的就是这种表面正常的特性。很多人都会将冷血精神病患者与精

    神错乱者混为一谈，但两者完全不同。精神错乱者通常无法区分

    幻觉与现实。这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和双相障碍

    (bipolar disorder，又称抑郁狂躁型抑郁症)的常见症状。其表现

    形式一般是妄想或者幻觉。那些精神错乱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正

    被中央情报局(CIA)的人跟踪，也可能认为有人正通过广告牌

    或者电视机给他发送秘密信息，还会出现幻听，觉得有人在对他们说些可怕的事情，有时候，这个声音会指示他们去做一些暴力

    的事情。(大部分精神错乱的人其实并不暴力，然而他们当中的

    暴力分子的破坏力惊人，有时候，这是因为这些人同时患有冷血

    精神病和精神错乱。)[38]

    近来出现的一些屠杀型杀手，比如在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枪击了前国会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德以及在场

    18人的贾里德·洛尼尔，还有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影院枪击82人

    的詹姆斯·霍姆斯，他们都是精神错乱的人。认识他们的人都认为

    他们是怪人，会心生警惕，甚至陌生人仅凭照片就能够看出来他

    们有多么狂躁不安。但是，像洛尼尔和霍姆斯这样的屠杀型杀手

    并不需要骗取任何人的信任，也不需要逃避侦查，因为他们的罪

    行是瞬间完成的，而且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作

    案时就抱着死的念头，事后不是自杀就是被警察击毙。

    屠杀型杀手的确吓人，但是连环杀手更可怕，也许是因为最

    让人害怕的危险就是那种无法预测的危险。并非所有连环杀手都

    是冷血精神病患者，但其中许多人都是。而且，因为冷血精神病

    患者看起来真的与常人无异，想要避开他们很不容易，这也使得

    他们更加可怕了。我猜，大家对冷血精神病那么感兴趣，一部分

    原因就是希望获得更多的细节好把冷血精神病患者识别出来。这

    些细节包括一些非语言辨识信号，比如与众不同的目光交流方

    式，还有特别的成长细节，比如幼年时尿床或者放火什么的。也

    许人们认为只要能够找到与冷血精神病患者相关的明显线索，就

    能够安全地避开他们或者围捕并关押他们。也许正因为如此，冷

    血精神病患者童年受过虐待的观点才非常深入人心。这看似有道

    理，有时候也的确如此，泰德·邦迪和汤米·林恩·塞尔斯这两个让

    人闻风丧胆的变态杀手在童年时代就遭受过严重虐待。看起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标志，将那些正在成长中的冷血精神病患

    者给找出来。

    记录里奇韦的一些书的作者当中就有人深受这种看法的影

    响，他们试图将里奇韦令人发指的连环杀手生涯，同他父母的争

    吵或者他母亲给他洗澡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但是，事情远非如此

    简单。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个孩子目睹了父母的争吵，甚至是

    暴力冲突。更不幸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会受到虐待，或者被

    忽视，有时候程度甚至非常严重。但是，这些孩子并不会因此就

    成为连环杀手。如果仅仅因为童年时受到虐待就会变成里奇韦那

    样的变态连环杀手，那么，社会早就变成迪士尼动画片里那种满

    地僵尸的末日世界了。

    毫无疑问，在童年时代遭受虐待是件可怕的事情。[39]

    童年

    受到虐待或被忽视，或是经常亲历暴力事件的经历的确会对一个

    人的生活造成各种负面影响。他可能会因为童年的经历对可能发

    生的威胁或者虐待超级敏感，有时候可能会反应过度，表现出很

    强的攻击性。这被称为应激性攻击——因为受到挫折、被挑衅或

    者被威胁而变得愤怒、焦躁、冲动、好斗。对你而言非常重要的

    人威胁你说要离开你，你用玻璃杯砸了他，这就是应激性攻击的

    表现。如果有人在人行道上撞了你一下，你回头就推了他一把，这也属于应激性攻击。如果你捏一个陌生女性的屁股，她扇了你

    一记耳光，而你一拳打在她脸上，这也是应激性攻击。这种攻击

    相对比较常见，这种行为常见于抑郁、焦虑或者受到过严重伤害

    的人群。但是，这不是冷血精神病患者最关键的问题。冷血精神病患

    者有可能会很冲动，并做出应激性攻击，但是，请记住，真正让

    他们不同于常人的是挑衅性攻击[40]

    ，是冷静策划、目的性极强

    的攻击，是找出易受攻击的女性强奸她并杀害她的攻击。而虐待

    儿童或者对儿童疏于看护并不会导致这种攻击的发生。我们几乎

    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父母的虐待与挑衅性攻击之间存在任何直

    接或者间接的联系，而挑衅性攻击才是冷血精神病患者区别于他

    人的特征。并不是人们没有努力寻找证据，而是任何设计严谨的

    实验都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41]

    南加州大学的阿德里安·雷恩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大型研究，对大洛杉矶地区600多对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双胞胎的应

    激性及挑衅性攻击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42]

    他们对这些双胞胎

    进行了追踪研究，主要研究他们青少年时期，即暴力倾向最明显

    的时期。研究人员发现，对于青春期持续的应激性攻击，遗传所

    起的作用大约占50%，而剩下的就是环境因素的影响了。但是，持续的挑衅性攻击实际上85%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剩下的

    15%也不是所谓的共同性环境因素导致的。所谓共同性环境因

    素，就是相同的家庭环境中影响孩子的所有因素，比如贫穷、社

    区环境、住房条件、父母不和，或者父母对孩子疏于照顾等。这

    些共同性影响变量，即使全部加在一起也无法导致青少年做出挑

    衅性攻击。

    不过，由此就引出一个亟待解决的开放性问题：到底是什么

    原因导致一个人患上冷血精神病？因为一系列机缘巧合，我有幸

    加入了寻找答案的行列。识别恐惧表情

    2004年，我即将结束博士阶段的学习，博士论文也快完成

    了。接下来，我需要一份工作谋生，同时又能继续进行学术研

    究。当时我只有27岁，还没有资格做教授，我得到了一个乡间

    的、比较挑剔的小学院终身教职的试用机会，但是我怎么都无法

    说服自己接受终老于此的命运。这个学院太小，位置太偏僻，而

    且我也没做好要经历千辛万苦才能从助理教授晋升为终身教职的

    心理准备。显然，另外一条路就是找个地方进站做博士后研究，这对于博士而言，就像是医科学生驻院实习的阶段。在博士后阶

    段，博士毕业生能够在已有一定学术地位的研究者的实验室里再

    多磨炼几年。对于那些想要学习新的研究技术，并希望在争取教

    授一职前发表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博士生而言，博士后是个非常好

    的选择。

    我寻找博士后研究职位时主要考虑的是地域因素。当时我已

    经订婚，我和未婚夫杰里米在达特茅斯学院读书时就确立了恋爱

    关系。杰里米即将结束在美国海军4年的服役。而在美国的所有

    城市中，拥有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学位的海军退役士兵找到工作

    的概率最高的地方就是华盛顿特区了。因此，我将目标区域锁定

    在了那里。华盛顿地区有好几所重点研究型大学，当然，最好的

    还是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距离特区不

    过几英里。

    还有一个小小的理由让我选择这里，在美国所有的城市

    中，“贝塞斯达”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名称了。这个名称源自耶路撒冷的贝塞斯达池，根据基督教经典《约翰福音》(Gospel of

    John)的说法，贝塞斯达池的池水包治百病。马里兰州的贝塞斯

    达也许没有那么诗意，但它也拥有非比寻常的治愈能力。国立卫

    生研究院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大的医疗卫生研究支持者。在过去

    几十年间，它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研究基

    金，使得他们发现了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从癌症到艾滋病到精

    神分裂症，不一而足，这些治疗方法造福了无数备受这些疾病折

    磨的病人。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贝塞斯达总部内约有6 000人从事相关研

    究。他们被称为“院内研究人员”。国立卫生研究院内部研究资源

    非常丰富，而且，其地理位置就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对我来说也

    极其理想。但是，我有可能在那里找到机会吗？该研究院的大部

    分研究人员都是从事医学研究的，都拥有医学、生物学或者化学

    领域的学位。即使是在从事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国立精神卫

    生研究所，研究人员也大都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医生。我这样的

    社会心理学专业博士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岗位吗？

    于是，我向研究生同学塔利亚·惠特利求助，她刚刚开始在国

    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读博士后。她是不是知道所里有哪个研究人员

    可以为我提供一份博士后研究职位呢？她给我推荐了几个人，最

    后提到的是詹姆斯·布莱尔。“嗯，他非常适合你!”她说，“你对

    共情作用感兴趣，而他主要研究冷血精神病。”

    “詹姆斯·布莱尔？”我赶忙确认，“等一下，你说的该不会是

    R. J. R.布莱尔吧？”R. J. R.布莱尔，又被称为R.布莱尔、J.布莱尔、R. J.布莱尔，或者J. R.布莱尔，名字缩写变化多端，他是我所知道的全世界冷

    血精神病神经学基础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科学家。我对他的研究

    非常熟悉，我的博士论文中有7处引用了他的论文。不过那些论

    文的作者信息栏显示他供职于伦敦大学学院。显然他刚刚来到国

    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工作，还没有任何学术方面的记录显示出这一

    变化。塔利亚笑了：“是的，R. J. R.布莱尔就是詹姆斯·布莱尔。

    而且，我听说他正打算招一名博士后。下周我要见他，我可以跟

    他确认一下。”

    我喜出望外，塔利亚说得对，这太完美了!甚至比完美更完

    美!

    尽管我的博士学位是社会心理学专业的，这个专业的传统研

    究重点是人们作为一个整体会对外部影响做出何种反应，但是，在博士学习期间，我就开始将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个体差异研究。

    在进行各种实验以找出利他主义预测机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个体差异其实经常比我设置的各种调控性实验条件更重要，虽然

    我最初的重点还是对实验条件的调控。

    比如说，我博士论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复制丹尼尔·巴特森

    设计的一个利他主义范式。[43]

    巴特森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共情与

    利他主义的关系。我注意到巴特森用“共情”这个词来表达如今大

    多数研究者用“移情关怀”、“怜悯”或者“同情”来表达的东西。共

    情，顾名思义，也就是对他人幸福的关怀。而“共情”这个词一般

    用来表示对其他人情感状态的了解，有时候也用来指对他人境遇感同身受的能力。如果你看起来很害怕，而我能够准确地了解你

    的感受并感知你的生理变化，比如心跳加快或者手心冒汗，甚至

    我自己也因此而感到恐慌，这就表示我体验到了共情。如果我还

    愿意帮助你缓解这种情绪，就是移情关怀或者同情。这一系列过

    程是相关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

    巴特森请志愿者收听一段关于凯蒂·班克斯女士的访谈，并要

    求他们关注她的思想和感情，希望这能够唤起他们的移情关怀。

    在访谈过程中，凯蒂描述了在父母双亡之后自己经历的痛苦磨

    难，那时候，她既要设法读完大学，又要照顾弟弟妹妹。还有一

    些志愿者被指示要关注访谈的技术性细节。后来，巴特森得出明

    确的结论：给志愿者下达关注凯蒂感受的指令能够让他们在事后

    更愿意为凯蒂提供帮助。这一点在我自己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

    证。在收听了类似的访谈之后，志愿者被告知他们可以捐钱或者

    抽出志愿时间来帮助凯蒂。(在我的研究中，我亲自扮演了凯

    蒂，使用的就是巴特森的剧本。)负责研究活动具体实施的研究

    助理给志愿者分发信封，让他们把愿意提供的帮助写下来，这

    样，他们可以匿名提供帮助。跟巴特森的研究一样，我们发现，比起那些被要求更多关注访谈技术细节的人，被要求关注凯蒂感

    受的志愿者被唤起了更多的移情关怀，并且愿意花更多时间来帮

    助她。

    但是，人们愿意付出多少来帮助凯蒂，这种外部操控并不是

    可预测因素。在收听了访谈之后，我们要求他们填写了一些表

    格，并做了其他测试。其中一个测试就是面部表情识别测试。志

    愿者要观看24张年轻人的标准像，这些人会做出不同表情，愤怒、恐惧、快乐以及伤心等，志愿者要从多个选项中选出自己看

    到的表情。有些人的表情很明显，而另外一些人的表情则比较微

    妙。有一位黑头发女性的恐惧表情非常不明显，只有微微抬高的

    眼睑和微张的双唇能够看出一点儿端倪。

    实验结束后，我跟研究助理一起将志愿者识别各种表情的准

    确度与他们对凯蒂的捐助进行了比对。我们的发现有一点儿出乎

    意料。那些愿意付出最多时间帮助凯蒂的人识别出愉快表情的准

    确率是低于平均水平的，而最慷慨的捐助者识别恐惧表情的能力

    却是高于平均水平的。更惊人的是，统计数据表明，识别恐惧表

    情的能力对承诺的预测度是高于共情操控的。如果将捐款数额作

    为比较依据，共情操控则毫无预测性可言。反而是个体识别他人

    恐惧表情能力的差异遥遥领先，被证实是最强大的现金捐助多寡

    预测因素。

    这个发现有些出乎预料，为此，我做了更多的实验，但实验

    的结果一成不变：利他主义行为最可靠的预测指标，无论采用什

    么方法进行测量，也不管研究对象如何改变，都是识别恐惧面部

    表情的能力。相比识别其他面部表情的能力，识别恐惧表情的预

    测准确度最高，而且，该指标也比其他一些经常被认为能够影响

    利他主义行为的特质，比如性别、情绪以及人们自述的同情心水

    平等都要更准确。这个结果让人感觉难以置信。当时我就意识到

    了这一点。后来，这个发现被心理学家西蒙·莫斯和塞缪尔·威尔

    逊选为2007年度“最违背直觉”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之一。[44]

    然

    而，这并非什么反常现象。后续研究也证明了对恐惧表情的敏感

    度与利他主义和同情息息相关，而且研究者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年人以及儿童当中都发现了这种联系。[45]

    还有一组数据能够证明这些发现的意义。不过，这些数据不

    是由社会心理学家采集的，而是詹姆斯·布莱尔的研究成果。让我

    深感幸运的是，詹姆斯·布莱尔真的接受我的博士后申请了。这意

    味着，我很快就能在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新实验室里与他一起

    工作了。在那里，我参与了有史以来对有冷血精神病倾向的青少

    年进行的第一次脑部扫描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关怀他人这

    种能力的脑生理基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 1英里=1.609 344千米。——编者注

    [2] he’d landed on his head: “Ex-Stanford Wrestler Surmon Dies in Fall,” Washington Post,January 3, 2000.

    [3] More than one serial killer: “Suspected or Convicted Serial Killers in Washington,”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February 19, 2003; “Adhahn Pleads Guilty to Murder of Tacoma Girl,12,” Seattle Times, April 8, 2008.

    [4] John Keats was correct in observing: John Keats, letter to George and Georgiana Keats,February 14–May 3, 1819, http:www.john-keats.combriefe140219.htm.

    [5] the infamous case of Kitty Genovese: Rachel Manning, Mark Levine, and Alan Collins,The Kitty Genovese Murder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lping: The Parable of the 38

    Witness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 no. 6 (2007): 555–562.

    [6] follow-up psychology studies: John M. Darley and Bibb Latané, “Bystander In-

    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 no. 4 (1968):

    377–383.

    [7] Zimbardo’s infamous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Craig Haney, Curtis Banks,and

    Philip Zimbardo, “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 1 (1973): 69–97.[8] Stanley Milgram’s research was so controversial: Daniel Raver, “Stanley Milgram,”

    Psyography, http:faculty.frostburg.edumbradleypsyographystanley milgram.html.

    [9] most influential psychologists of the last century Ibid.

    [10]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is a real thing: Jeffrey Travers and Stanley Migram,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Small World Problem,” Sociometry (1969):425–443.

    [11] the most notorious use ever of electric shocks: For original documentation ofthe

    studies, see Stanley Milgram,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67 (1963): 371–378;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film)(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Film Library, 1965).

    [12] he anxiously monitored the local obituaries: Sandi Kahn Shelton, “Clinton Man Hears

    Dad’s Taped Screams in 1960s Shock Study at Yale” (video), New Haven Register, October 20,2012.

    [13] “There is a need to draw a line” Isabel Kershner, “Pardon Plea by Adolf Eichmann,Nazi War Criminal, Is Made Public,”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16.

    [14] 最终解决：纳粹谋杀欧洲所有犹太人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的代号。——译者

    注

    [15] more recent evidence has suggested: S. Alexander Haslam and Stephen D. Reicher,“Contesting the ‘Nature’ of Conformity: What Milgram and Zimbardo’s Studies Really Show,”

    PLoS Biology 10, no. 11 (2012): e1001426.

    [16] “I would say, on the basis”: Gina Perry, Behind the Shock Machin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Notorious Milgram Psychology Experiments (New York: New Press,2013).

    [17] Versions of the study have been run: Thomas Blass, “The Milgram Paradig After 35

    Years: Some Things We Now Know About Obedience to Authority,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 no. 5 (1999): 955–978; Thomas Blas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Studies

    of Obedience Using the Milgram Paradigm: A Review,”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 no. 2 (2012): 196–205; Jerry M. Burger, “Replicating Milgram: Would People Still

    Obey Today?”American Psychologist 64, no. 1 (2009): 1–11.

    [18] the volunteers’ responses weren’t uniform: Haslam and Reicher, “Contestingthe

    ‘Nature’ of Conformity.”[19] Batson’s study used electrical shocks: C. Daniel Batson, Bruce D. Duncan, Paula

    Ackerman, Terese Buckley, and Kimberly Birch, “Is Empathic Emotion a Source of Altruist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0, no. 2(1981): 290–302.

    [20] a discipline that has historically focused: Richard Nisbett and Lee Ross, The Peson and

    the Situatio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1991). For a

    historical discussion of this perspective, see Harry T. Reis, “Reinvigorating the Concept of

    Situ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2, no. 4 (2008):

    311–329.

    [21] So another possibility — one of many: Catherine Tuvblad and Laura A. Baker,“Human

    Aggression Across the Lifespan: Genetic Propensitie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

    Advances in Genetics 75 (2011): 171–214.

    [22] Many of these studies aren’t designed: For a review, see Robert Plomin,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50, no. 3 (2004):341–352. For one

    example of a study that examines the genetic influences of an effect that is often described as

    purely environmental — the influence of -ents’ language use o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 see Laura S. DeThorne,Stephen A. Petrill, Sara A. Hart, Ron W. Channell,Rebecca J. Campbell, Kirby Deater-Deckard, Lee Anne Thompson, and David J. Vandenbergh,“Genetic Effects on Children’s Conversational Language Use,”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and

    Hearing Research 51, no. 2 (2008): 423–435.

    [23] A study like this provides compelling evidence: Thomas J. Bouchard Jr., Dvid T.

    Lykken, Matthew McGue, Nancy L. Segal, and Auke Tellegen, “Sources of Human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Minnesota Study of Twins Reared Apart,Science 250, no. 4978

    (1990): 223–228; Robert Plomin, Michael J. Owen, and Peter McGuffin, “The Genetic Basis of

    Complex Human BehaviorsScience 264,no. 5166 (1994): 1733–1739. Some aspects of genetic

    contributions to human traits remain topics of debate; for a discussion, see Eric Turkheimer,“Three Laws of Behavior Genetics and What They Mean,”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9, no. 5 (2000): 160–164.

    [24] This is how researchers could determine Turi E. King, Gloria Gonzalez Fortes,Patricia

    Balaresque, Mark G. Thomas, David Balding, Pierpaolo Maisano Delser,Rita Neumann, Walther

    Parson, Michael Knapp, and Susan Walsh, “Identifiction of the Remains of King Richard III,”

    Nature Communications 5 (2014): 5631.[25] A caveat is that the heritability: For a review of heritability and misconceptions about

    it, see Peter M. Visscher, William G. Hill, and Naomi R. Wray, “Heritability in the Genomics

    Era: Concepts and Misconception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9, no. 4 (2008): 255–266. For

    important findings relevant to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see Eric Turkheimer, Andreana

    Haley, Mary Waldron, Brian D’Onofrio, and Irving I. Gottesman,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ifies Heritabiity of IQ in Young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no. 6 (2003): 623–

    628;Elliot M. Tucker-Drob and Timothy C. Bates, “Large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Gene ×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action on Intellig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 no. 2 (2015): 138–

    149. For an examination of how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shape human height

    variation, see Gert Stulp and Louise Barrett,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Human Height

    Variation,” Biological Review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91, no. 1 (2016): 206–

    234.

    [26] For body weight, heritability hovers: Hermine H. M. Maes, Michael C. Neale, and

    Lindon J. Eaves,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Relative Body Weight and Human

    Adiposity,” Behavior Genetics 27, no. 4 (1997): 325–351.

    [27] the famed behavioral geneticist Eric Turkheimer: Turkheimer, “Three Laws of

    Behavior Genetics.”

    [28] A massive study reported in the journal: Tinca J. C. Polderman, Beben Benyamin,Christiaan A. de Leeuw, Patrick F. Sullivan, Arjen van Bochoven, Peter M.Visscher, and

    Danielle Posthuma, “Meta-Analysis of the Heritability of Human Traits Based on Fifty Years of

    Twin Studies,”Nature Genetics 47, no. 7 (2015):702–709.

    [29] In Milgram’s era, most psychologists: Plomin,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For an in-depth review of this topic, see the outstanding book by Steven Pinker,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 (New York:Penguin, 2003).

    [30] The behaviorists’ views were very influentia Steven J. Haggbloom, Renee Warnick,Jason E. Warnick, Vinessa K. Jones, Gary L. Yarbrough, Tenea M. Russell,Chris M. Borecky,Reagan McGahhey, John L. Powell III, and Jamie Beavers, “The 100 Most Eminent

    Psycholog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6, no. 2 (2002): 139.

    [31] “What is love except”: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Walden Two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1974) 282.

    [32] if we could perfectly control: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53).

    [33] The heritability of aggression is Tuvblad and Baker, “Human Aggression Across the

    Lifespan”; Marina A. Bornovalova, Brian M. Hicks, William G. Iacono, and Matt McGue,“Familial Transmission and Heritability of Childhood Disruptive Disord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7, no. 9 (2010): 1066–1074; S. Alexandra Burt, “Are There Meaningful

    Eti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Antisocia Behavior? Results of a Meta-Analy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9 (2009):163–178; Laura A. Baker, Adrian Raine, Jianghong Liu, and

    Kristen C. Jacobson,“Differential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Reactive and

    Proactiv Aggression in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6, no. 8

    (2008):1265–1278; Dehryl A. Mason and Paul J. Frick, “The Heritabilit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of Twin and Adoption Studies,”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16, no. 4 (1994): 301–323.

    [34] but among violent criminals: Robert D. Hare, Without Conscience: The Disturing

    World of the Psychopaths Among Us (New York: Guilford, 1993).

    [35] Psychopathy is also highly influenced Catherine Tuvblad, Serena Bezdjian,Adrian

    Raine, and Laura A. Baker, “The Heritability of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in 14- to 15-Year-old

    Twins: A Multirater, Multimeasure Approach,”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6 (2014): 704–716;

    Essi Viding, Robert James R. Blair, Terrie E.Moffitt, and Robert Plomin, “Evidence for

    Substantial Genetic Risk for Psychathy in 7-Year-Old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6, no. 6 (2005):592–597.

    [36] Not so for Gary, who grew up: Ann Rule, Green River, Running Red: The Real Story

    of the Green River Killer—America’s Deadliest Serial Murderer (New York:Simon Schuster,2004); Terry McCarthy, “River of Death,” Time 159, no. 22(2002): 56–61; Mary Ellen O’Toole

    and Alisa Bowman, Dangerous Instincts: How Gut Feelings Betray Us (New York: Hudson

    Street Press, 2011).

    [37] Tony Savage emphasized this: “Inside the Mind of Serial Killer Gary Ridgway,”Larry

    King Live, CNN, February 18, 2004, http:www.cnn.comTRANSCRIPTS040218lkl.00.html.

    [38] Most people who are psychotic: Sherry Glied and Richard G. Frank, “Mental Illness

    and Violence: Lessons from the Evid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4, no. 2

    (2014): e5–e6.

    [39] Children who are abused or neglected: David D. Vachon, Robert F. Krueger,Fred A.Rogosch, and Dante Cicchetti, “Assessment of the Harmful Psychiatric and Behavioral Effects of

    Different Forms of Child Maltreatment,JAMA Psychiatry (2015): 1135–1142; Gayla Margolin

    and Elana B. Gordis, “The Effects o Family and Community Violence on Childre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2000): 445–479.

    [40] what really sets them apart is proactive aggression: Robert James R.

    Blair,“Neurocognitive Models of Aggression, the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s, and

    Psychopathy,”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 71, no. 6 (2001):727–731.

    [41] It’s not like people haven’t looked: K. A. Dodge, John E. Lochman, Jennifer

    D.Harnish, John E. Bates, and G. S. Pettit,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School

    Children and Psychiatrically Impaired Chronically Assaultive Youth,”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6, no. 1 (1997): 37; Julian D. Ford, Lisa A.Fraleigh, and Daniel F. Connor, “Child

    Abuse and Aggression Among Seriously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ren,”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