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

    Bourgeois Dignity: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

    [美]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 著

    沈路 陈舒扬 孙一梁 译

    冯兴元 沈路 陈舒扬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字：01-2015-393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Bourgeois

    Dignity: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英文(美)迪

    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著.沈路，陈舒扬，孙一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8.1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ISBN 978-7-5161-9966-4

    Ⅰ.①企… Ⅱ.①迪… Ⅲ.①西方经济-经济增长-英文

    Ⅳ.①F1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2063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杨林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lt@span fn=△△△楷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3插页 2

    字数 595千字

    定价 1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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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linois, USA目 录

    封面

    扉页

    编委会

    其他

    繁荣来自观念和修辞的力量

    前言与致谢

    第一章 现代世界发源于经济浪潮但经济并非起因

    第二章 自由主义观念导致创新

    第三章 一种新修辞保护了新观念

    第四章 许多貌似有理的理论站不住脚

    第五章 正确的理论应赞美创新

    第六章 现代经济至少是16倍的增长

    第七章 扩大自我实现空间而增加非物质享受式幸福是关键

    第八章 穷人也是赢家

    第九章 功利主义支持“创造性毁灭”

    第十章 英国经济学家未意识到经济浪潮

    第十一章 数字会讲故事

    第十二章 英国(和欧洲)的领先只是一个插曲

    第十三章 后发国家可以跨越式发展

    第十四章 工业革命的浪潮不因节俭而起

    第十五章 资本决定论错了

    第十六章 贪婪或新教伦理的兴起并未发生

    第十七章 “无穷无尽”的积累非现代世界特有

    第十八章 原始积累或掠夺不是原因

    第十九章 晚近以前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不是原因第二十章 交通或其他内部要素重组没有引发工业革命

    第二十一章 地理因素或自然因素也不是原因

    第二十二章 甚至煤炭也不是原因

    第二十三章 全球物价背景下对外贸易也并非致因

    第二十四章 贸易引擎论的逻辑很可疑

    第二十五章 对外贸易的动态效应也微不足道

    第二十六章 奴隶贸易与英帝国主义对欧洲的影响仍然较小

    第二十七章 无论是国内外的掠夺都不曾让普通欧洲人受惠

    第二十八章 纯粹增加流动性也不是原因

    第二十九章 掠夺剩余价值也不是原因

    第三十章 优生唯物主义没有效果

    第三十一章 新达尔文主义不能提供定量证明

    第三十二章 遗传论也站不住脚

    第三十三章 制度不仅是提供激励的约束

    第三十四章 所谓1689年形成的制度也无法解释工业革命的发生

    第三十五章 无论如何私有产权的彻底缺位与地点和

    第三十六章 对产权和激励的年代衡量有误

    第三十七章 常规的效用最大化理论不起作用

    第三十八章 原因也不是科学

    第三十九章 启蒙运动与企业家尊严和自由密不可分

    第四十章 原因并不是分配

    第四十一章 言辞才是关键

    第四十二章 普通人的尊严和自由是最重要的“外部性”

    第四十三章 这个模型可以被公式化

    第四十四章 反对企业家使穷人遭殃

    第四十五章 企业家时代证明了政治或环保悲观主义的失败

    第四十六章 谨慎却亲切的乐观主义

    附录1 参考书目附录2 人名表

    附录3 术语表编委会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之一

    主 编 冯隆灏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冯兴元 何梦笔 孟艺达

    陆玉衡 青 泯 柯汉民其他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1904—1978

    榜样与导师

    Pars enim scientia est, scire quid nescio繁荣来自观念和修辞的力量

    ——《企业家的尊严》译校序

    《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一书英文原版

    出版于2010年，该书英文原名为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如果直译为中文，原书名为《资产阶级的尊

    严：为什么经济学不能理解现代世界》。

    该书的作者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原名罗伯特·麦克洛斯基(Robert McCloskey),53岁时

    选择变性改用现名。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出生于1942年，现任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历史学、英文与传媒学杰出教授，1970年获哈佛

    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拥有6项名誉博士学位。她于2013年由于研究

    历史中人类成就和繁荣的影响因素而获美国竞争性企业研究所颁发的朱

    利安·西蒙纪念奖。她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现代世界的起源，经济学中

    统计显著性的误用，经济体制研究，修辞和思想对人类经济繁荣的影响

    等。麦克洛斯基教授的主要贡献是：英国经济史，量化史学研究，经济

    学修辞，人类科学修辞，经济学方法论，女权主义经济学，非主流经济

    学，数量经济学，统计显著性在经济学中的误用，经济体制研究。

    麦克洛斯基知识渊博，著述颇丰。这位高产作家迄今为止已经至少

    著述了23部书作。本书属于麦克洛斯基新近推出的《资产阶级时代：工

    业革命的起源》(The Bourgeois Era, The Origi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2010)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为《资产阶级的美德：商

    业时代的伦理》(The Bourgeois Virtues: Ethics for an Age ofCommerce,2006)。第三部则为《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而非资本或

    者制度如何使得世界变富》(Bourgeois Equality: How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2016)。

    本书中译本取名为《企业家的尊严》，有其充足的理由。根据麦克

    洛斯基自己在书中第一章的说明，书中的法语“bourgeoisie”(资产阶

    级)，实际上是指广义上的“企业家”，包括所有雇佣他人、拥有资产、专精于某项技能或受过教育的群体，不是指“大资产阶级”。她还指出，书名中的“bourgeois”不带“ie”后缀，是个形容词，但通常也指在城市里

    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样总体看来，中文书名取“企业家的

    尊严”更为贴切。

    本书的核心论点为：是人的观念或修辞(rhetoric)改变了世界，造

    就了现代世界的繁荣。作者认为，经济繁荣不是由贸易或投资所致。现

    代世界发源于经济浪潮，但经济并非起因。在该书“前言与致谢”部分，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大众有关市场和创新的普遍观念的改变，导致了

    工业革命，也导致随之而来的现代世界。其结论是，人类之所以实现繁

    荣，企业家享受到尊严和经济自由或许才是真正原因。而企业家能够享

    有尊严和经济自由，是改变观念或修辞的结果。作者强调，企业家需要

    同时享受到尊严和经济自由。尊严是有经济自由的尊严，经济自由是有

    尊严的经济自由。没有尊严的经济自由，商人可能得到的仅仅是被人鄙

    视的行商的待遇。没有经济自由的尊严，则使社会阶层固化，使个人生

    活无望。这种观念或修辞的改变导致创新，使我们得以过上富足的生

    活。

    根据本书的介绍，西方国家对商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的看法在

    过去很长的历史长河中总体是负面的。到17—19世纪，人们对商业和企

    业家的价值和地位的看法出现了较大的转向，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有利

    于商业发展和创新的大变局，造就了惊人的经济成就。作者写道：“在

    1600年前后，先是在具有开拓精神的荷兰，然后在18世纪，在充满创新意识的英国，以更大的规模和永久性地，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开始重新评

    价城镇及其世俗和腐蚀性的创新精神。” [1]

    这里受到重新评价的其实就

    是商业、企业家和创新的地位和价值。

    作者在书中对其现代繁荣的观念与修辞决定论做了多方的论证。她

    认为，离开了对商业、企业家和创新的地位和价值的重新评估和正面肯

    定，用古代文明，文化演化(遗传)，贪婪，新教伦理，种族，节俭，效用最大化，教育，储蓄，挤压工资，增发货币，圈地，分工，区位，自然资源禀赋，运输成本的变化，贸易引擎(由贸易带动增长)，外

    贸，奴隶贸易，国内外掠夺，产业政策、制度，科学，新达尔文主义

    (其观点之一是富裕阶层的后代更优秀)，静态资源配置等因素均不能

    说明现代世界的繁荣。因此，作者区分许多不同的章节论证了为什么如

    此。

    这里，科学不等于创新，科学和创新均需要找到其发生的源头，因

    此说科学不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决定因素，这还好理解一点。麦克洛斯基

    自己也在书中写道：“说什么‘科学和技术’使我们过上了美好生活。但是

    这个词语却让我们忽视了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正是它们——我称为的

    企业家价值的重新评估——让科学有了用武之地。” [2]

    作者说制度也不是现代世界繁荣的源头，这一点可能让人迷茫，尤

    其对于中国大量的制度经济学家如此。制度决定论可从道格拉斯·诺斯

    1973年出版的《西方国家的兴起》和阿西莫格鲁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

    什么会失败》中看到。 [3]

    诺斯在其书中写道：“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

    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

    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

    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

    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4]

    阿西莫格鲁在其书里写道：“本

    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归根结底，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来自

    于1619年起逐步发展而来的政治制度。我们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说

    明，政治与经济制度如何交互影响而造成了贫穷或富裕，以及世界不同

    的部分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 [5]

    但是，麦克洛斯基在其书中则专门以

    第三十三—三十六章四章的篇幅解释了为什么制度也不是造成现代世界

    繁荣的决定因素。比如她在第三十六章指出单纯产权制度也不能说明它

    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决定因素：“财产安全在1689年的英国不是一个新鲜

    事，同时代的中国或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人

    仍然认定制度决定论，制度的变化最终也是取决于观念和修辞的变化。

    与熊彼特相同，作者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之一，并把创

    新视同为资本主义。两者均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完美，但是解决方案则大

    不一样：麦克洛斯基教授主张容忍它，因为她担心替代方案更加糟糕；

    熊彼特则毫不讳言资本主义发展会停滞，而资本主义社会会“大步进入

    社会主义”(march into socialism)。 [6]

    麦克洛斯基不认为经济学可以解释现代世界的繁荣与财富创造。她

    在《企业家的尊严》一书中指出，经济学最严重的缺陷并非在于预测未

    来商业周期的、必然是错误的数理理论，而是在于它的唯物质论(也就

    是唯利益论)和关于过去增长历史的、并非必要的理论。也就是说经济

    学的数理分析、唯利益分析和历史分析均不能解释现代世界的繁荣。正

    因为如此，她为本书加上了“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这一副标

    题。

    作者在全书中论证了观念和修辞的变化对现代世界实现经济繁荣的

    决定性影响。其论点和论证总体上可以自成其说。这是因为她的论证反

    映了人类逻辑的自然秩序：首先，人类与动物决定性的差别在于人类会

    语言，而语言的背后是智慧，智慧和语言决定了人的观念和修辞；其

    次，人的观念和修辞的变化带来了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组织与技术等诸方面的变化；再次，各社会阶层的特定观念和修辞，也就是这

    里讲的“立商”观念和修辞，即对商业和企业家价值和地位的肯定性评

    价，最终促进形成现代世界的繁荣的一整套先决条件和基础，以及对这

    些先决条件和基础的充分利用。所以作者实际上是回到逻辑链的较为前

    端环节去揭秘现代世界的繁荣的成因，很有说服力。如果在逻辑链的较

    为靠后环节去寻找成因，则容易被人找到反例，抓住“辫子”。

    有关观念的力量，并不是单单麦克洛斯基有感触，很多著名的思想

    家和经济学家有着类似的体悟和感叹。麦克洛斯基与他们的差别可能恰

    恰在于她在一本厚书中从头到尾、细致入微地去论证这一点。米瑟斯在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指出：“人类的进步大多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

    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

    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 [7]

    凯恩

    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

    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

    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

    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或早或晚，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

    得利益，而是思想。” [8]

    哈耶克也同样注重观念的力量。他在1944年出

    版的《通往奴役之路》里写道：“观念的改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

    今天的世界。” [9]

    他这句名言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按其原文出

    处，实际上他当时主要是从负面来看观念的作用：由于观念的改变和我

    们的意志，导致了纳粹德国的极权体制，而英国众多知识分子的种种观

    念倾向导致英国走向这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还说道：“在社会演

    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10]

    这

    句话也同样是反着说的：“在继续走向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的进程中，德国人及一切模仿他们的人们，只不过是遵循19世纪思想家们，特别是德

    国思想家们，为他们设计出来的方针而已。” [11]

    麦克洛斯基在《企业家的尊严》一书中还反复强调单纯事功不是现

    代世界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全书大约有117处出现了“事功”，其英文

    名词为“prudence”，形容词为“prudent”。根据作者的观点，“prudence”属

    于天主教伦理所提倡的人类“七德”之一。其他“六德”为：公正

    (justice)、节制(temperance)、仁爱(love)、勇气(courage)、希

    望(hope)和信念(faith)。“prudence”一词的本身含义较多，中文译

    法也多。根据网上的《维科英汉词典》，它有“审慎，慎重；节俭；精

    明，深谋远虑；善于经营”之义。一般选择“审慎”这一译法。如果把它

    作为“七德”之一翻译成“审慎”，似乎与其他“六德”相辅相成，结合得天

    衣无缝。其实不然。如果使用“审慎”这个译法，在书中很多地方根本说

    不通。比如作者在书中第三十三章写道(这里暂且不译

    出“prudence”):“prudence是一种美德，它是一种表现人类单纯追求物质

    利益的美德，也可以理解为老鼠寻找奶酪或者小草向往阳光。考虑到节

    制、勇气、仁爱、公正、希望、信念也都是美德，是它们与prudence一

    起定义了人类的意义。prudence 是从生命到准生命的细菌和病毒都具备

    的特征，其他美德则是人类独有，也是人类语言和含义的特征。一棵事

    功的小草不可能表现出‘勇气’，一只事功的老鼠不可能表现出‘信念’。”

    这里，如果把“prudence”翻译成“审慎”，那么这一译法明显牵强附

    会，它完全适用于人类，但是不大适合于鼠类，完全不适合于草木。上

    述段落实际上已经定义了“prudence”的含义，即它“表现人类单纯追求物

    质利益”。因此，只需要找到确切对应的中文表述。作者在本书第十四

    章对“prudence”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按此，它“代表实践智慧的基本美

    德”，体现“理性、实际的知识”，涉及“合理的行动、效率、正确部署和

    灵活机制”。很显然，从全书各处来看，它的含义包括自利考虑和审慎。如果全文不同的地方采取上述不同的译法或全部译为“审慎”，可能

    连勉强做到“信达雅”翻译标准也算不上。而且“自利考虑”也有“欠雅”之

    嫌，不足以作为“一德”成为上述“七德”之一。显然，如果这样去处

    理“prudence”的翻译，关系到整部译著的成败。

    其实，“prudence”一词可在中文找到差不多完全对应的用词，那就

    是“事功”。笔者在经过数日苦思冥想之后，偶然想到南宋永嘉学派思想

    中的“事功”概念，方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事功”一词在中文里非常

    古老。最早在《周礼·夏官·司勋》中有记载：“事功曰劳”，指为国勤奋

    努力工作的功勋。根据郑玄的注释，事功在该处是指“以劳定国若禹”。

    按照贾公彦的注疏，事功是指“据勤劳施国而言”。

    在中文里，“事功”共有四层意思。其第一层意思就是上述为国勤奋

    努力工作的功勋。第二层意思是功绩、功业与功劳。比如，《三国志·

    魏志·牵招传》记载：“渔阳傅容在雁门有名绩，继招后，在辽东又有事

    功。”“事功”的第三层含义是功利。清唐甄《潜书·良功》:“儒者不言事

    功，以为外务。”“事功”的第四层含义是指职责和任务。汉陆贾《新语·

    辅政》:“邪臣好为诈伪，自媚饰非，而不能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

    功。”中文“事功”的概念也包括了对做事效率和审慎处事的强调。

    麦克洛斯基在这么多处述及事功，主要是说明作为追求自利和功

    利，反映上述第三层含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文“事功”的概念，除

    了第三层含义“功利”之外，其他三层含义主要强调儒家和前儒家的“立

    德、立功、立言”观念，而与现代世界的“立商”无关。这里“立商”就是

    赋予企业家以人格尊严和经济自由。第三层含义的“事功”，属于非“立

    商”意义上的事功。人类追求自利或功利虽然重要，但是为改变世界提

    供正能量的修辞和观念更为重要。而“立商”意义上的事功，则是改变人

    的修辞和观念的结果，为世界的繁荣提供了正能量。拿麦克洛斯基

    在“前言与致谢”中的话来说：“人类世界的繁荣富足并非‘唯事

    功’(prudence only)的产物，因为这是连老鼠和草木都共有的美德。正是由于事功及其他人类独有美德的词语内涵发生了变化，并在商业社会

    中加以实践，才开启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上述“唯事功”是指唯利益最大化，或者该书下文中的“唯物质论”。

    作者反对经济学家只重视“事功”的做法，认为应该将它与公正、节制、仁爱、勇气、希望和信念这些美德并重。他认为，这种简化到“唯事

    功”的做法会在经济中的某些部分中如鱼得水，比如说如果人们想理解

    外汇市场的无风险套利时，就必须用到这种“唯事功论”，但它无法解释

    过去两百年里人类取得的最为惊人的发展成就。 [12]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事功的第三层含义“功利”不等同于“立商”，但

    是“立商”必然涉及“功利”。古代儒家的正统思想还没有到“立商”的地

    步，这是可以理解的。古代西方也是如此。不过，南宋永嘉学派作为儒

    家的旁支，却已经有了“立商”的理念。它产生自温州(古称永嘉)，也

    称永嘉事功学派。儒家的正统思想强调“以义和利”，也就是以“义”来协

    调“利”。这里的“义”，指“正义”和“道义”，虽然其含义有着特定的自然

    法和习惯法基础，但是需要经由当时在位的皇帝、官僚阶层与儒家认定

    或者解释，然后内化到社会各阶层。商人追求自利的行为，被这样认定

    和解释的“义”所框定。而商人则在“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中处于最低等

    级。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强调“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和“通商惠

    工”，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皆本。他提出过“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

    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这里“四民”即为“士农工商”。此外，叶

    适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其核心的隐含前提与正统儒家一样，也是以诚为本。按照叶适的观点，我以诚立本，放开追求自利，其结果

    就是正义的。这种主张因此被称为“以利和义”观，意指个体各自以诚立

    本，其对自利追求之和合即为“义”。这种观点恰好与正统儒家的“以义

    和利”观相对立。而且叶适特别强调“不以义抑利”，恰恰就是为了不使

    在位的君主和主流儒家拿自己认定或解释的“义”来压制“利”。“以利和义”观中，追求利润是放开的，而在“以义和利”观中，利润其实是受限

    的。根据永嘉学派的“以利和义”观，基于以诚立本的利润追求，利润越

    大，往往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越大，对社会的贡献越大。比如微软和苹果

    公司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根据正统儒家的“以义和利”观，则可能

    对微软和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征以“反暴利税”。永嘉学派虽然源自南

    宋时期的一个学派的观点，但符合现代精神，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儒家的正统思想出现在古代轴心时代甚至更早，但总体上包括前现代因

    素，只有对其进行重新诠释，才能确保其符合现代性要求，从而有利于

    市场经济的发展。

    此外，社会学上还有“述行性(performativity)理论”。根据该理

    论，理论或者交流沟通作为“述”，可以影响到受众的行为，即“行”。此

    外，认同(identity)可以是个人更为次级的行动(言语、手势等)的来

    源。 [13]

    比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把述行性描述为“反复作用的话语

    权(reiterative power of discourse)产生受其调节和制约的现象”。 [14]

    巴

    特勒也认为，即便是普通的交流和言语行为也带有述行性

    (performative)，即它们有助于确立某种认同。 [15]

    这似乎意味着这种

    述行性观念逆转了上述“认同是个人更为次级的行动(言语、手势等)

    的来源”的断言。其实“述”影响“行”, “行”也可以影响“述”，是可以理解

    的。后者恰恰是“述”的来源之一。联系到本书以及人类社会的现实，既

    然“立商”话语作为正面肯定商业和企业家价值与地位的观念及修辞如此

    重要，那么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就要多在这个方向上作“述”，以推动更多

    的个体之“行”有利于保护产权，促进竞争，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创

    新，由此推动、实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洛斯基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抱有赞赏的态

    度。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大事件是中国在1978年以及印度在

    1991年接纳了市场理念，开始赋予企业家曾经被剥夺的自由。 [16]

    她指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正在急速企业家化的道路，才是通往现代化的门

    票。 [17]

    像麦克洛斯基这样的西方学者，其书作虽然能够给读者带来许多妙

    趣和营养，但是也难免掺杂一些为其个人所崇尚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国

    人理念的观点。国内读者在阅读此类书作时，需要抱有扬弃的态度：既

    要取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既不可盲从他人，也不可故步自封。

    本书的翻译由沈路、陈舒扬和孙一梁承担，沈路和陈舒扬对全部译

    文进行了互校，笔者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统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

    庆红对中文版全书的编辑和出版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

    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教授和助理黄爱丽博士具体安排和组织了

    翻译工作。在此衷心感谢上述译校者、出版社同人和组织者的努力。也

    希望国内读者能够喜欢此书，感到开卷有益。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2016年10月5日于北京

    [1]见本书第二章。

    [2]本书第三十八章。

    [3]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美]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

    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美]德隆·阿西莫格

    鲁、[美]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

    [4]诺斯等，同上书，第1页。在该页注释中，诺斯解释了私人收益率和

    社会收益率的概念。其中“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事一种活动所得的

    净收入。社会收益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所得的总净收益(正的或负

    的)。它等于私人收益率加这一活动使社会其他每个人的净收益。”

    [5]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第1章。[6]参见 Schumpeter, 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第421页。有关“marsh into socialism”的

    译法较多。这里选用“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译法，见[美]约瑟夫·熊

    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版，第25页。熊彼特指出，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由国家控制生产

    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而

    他所说的“大步进入社会主义”，指的是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

    到公共领域。

    [7][奥]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8][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

    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397页。

    [9][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修订版，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10][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修订

    版，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11][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修订

    版，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12]见本书第一章。

    [13]参见 维 基 百 科 词 条“performativity”,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rformativity＃cite_note-7。

    [14]Butler, Judith: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New York:Routledge,1993, p.xii.

    [15]Butler, Judith:Gender Trouble, New York:Routledge,1990.

    [16]见本书“前言与致谢”部分。

    [17]见本书第三十六章。前言与致谢

    大众对于市场和创新的普遍观念的改变，导致了工业革命，以及随

    之而来的现代世界。这种变化在17世纪和18世纪发生于欧洲西北部。几

    乎一夜之间，荷兰人、英国人，接着是美国人和法国人开始谈论社会中

    等阶层，无论是上层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bourgeoisie) [1]

    ——仿佛这个词语就意味着尊严与自由。大众谈论的

    结果就导致了现代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是观念或“修辞”(rhetoric)使我们得以过上富足的生

    活。 [2]

    换言之，正是“语言”的演变，人类所有成就中最“人性”的产物，导致了现代经济增长。增长的原因从一开始就不是经济或物质上的改

    变，不是某个阶级的崛起，不是某类贸易的繁荣，也不是对某个群体的

    剥削。如果让我换种说法，那就是人类世界的繁荣富足并非“唯事

    功”(Prudence Only) [3]

    的产物，因为这是连老鼠和草木都共有的美

    德。正是由于事功及其他人类独有美德的词语内涵发生了变化，并在商

    业社会中加以实践，才开启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自那时起，企业家观念已经在全世界纾缓了贫困，扩大了人类精神生活的边界。长

    久以来，左派一直预言市场和创新会令穷人的生活更凄惨；右派则预言

    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收益会被其导致的道德沦丧所抵消，历史证明无论

    左派还是右派都错了。 [4]

    本书之后将出版的两本书将从正面论证人类生活的极大繁荣是由修

    辞或意识形态的改变所造成。本书旨在驳斥那些错误的理论，传统的唯物质论经济史观似乎无法解释人类的繁荣，企业家的尊严和自由或许才

    是真正原因。

    这个课题其实非常古老，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政治理论。但它

    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就和21世纪的话语学研究一样前沿。不管怎样，这个课题都挑战了传统的“资本主义”概念。大部分人对于现代经济起源

    的看法，已被历史学或经济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人们或者错误地认为帝

    国主义缔造了欧洲的繁荣；错误地认为市场和贪婪是新近才出现的现

    象。或者，人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必然意味着一个全新阶级的崛

    起，或者对于本阶级的一个全新的自我认识(相对于旧阶级地位的新修

    辞)。或者，人们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最终”只能通过对物质的

    追求来解释。或者，人们错误地认为是工会和政府保护提高了工人阶级

    的地位。所有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我希望能够说服你。现代经济起源

    之谜的正确答案是观念的改变。

    我试图写一本面向有一定教育基础的读者的作品，只是本书的讨论

    必须用到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并深入他们论述的一些细节

    中去。我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故事，总结了我们自以为知

    晓的从1776年到当前的国家富裕的本质和原因——我们如何用上电冰

    箱、取得大学学位、拥有不记名投票制度等。本书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事情考察传统史观，驳斥了那些被新近的科学的历史所证明的错误史

    观。传统史观里的谬误之多让人惊讶：历史决定论错了，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5]

    和他的清教徒论错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6]

    和他的黑手党式资本主义论错了，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C.North) [7]

    和他的制度理论错了，数理学派的内生增长理

    论及其资本积累论错了。

    但我最终的结论是积极的。政治学家约翰·穆勒(John Mueller)说

    过，资本主义——我更愿意称之为“创新”——就像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笔下的明尼苏达的沃比冈湖畔小镇上低调的拉尔夫

    水果店那样——“相当不错” [8]。不错的东西就是不错吧。资本主义并不

    完美，不是乌托邦，但由于替代方案更加糟糕，它倒是值得我们拥有。

    资本主义创新，在不伤及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消灭了数十亿的贫困人

    口。 [9]

    现如今，这种“相当不错”的创新甚至在帮助中国人和印度人。就

    让我们保留它吧。

    尽管2007—2009年的大萧条令人不快，但它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经济大事件。最重要的寓意也不是2009年间舆论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

    这场萧条证明了经济学，尤其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彻底腐朽不堪。未能

    预测大萧条的到来并非经济学或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错。这种预测是不可

    能的：如果经济学家聪明到能够预测萧条，他们早成了富翁，实际上他

    们收入并不高。 [10]

    没有任何科学能够预测到自身的未来，这正是预测

    商业周期的理论所昭示的。经济学家也是人们指望他们预测的周期中的

    一分子。在一个组成分子在不断观察和套利的社会里，没有人能预测未

    来。

    然而，我要在本书中证明，经济学的最严重缺陷并非预测未来商业

    周期的数理理论，这必然是错的，而在于它的唯物主义和并不必要的关

    于过去增长历史的理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大事件是中国在1978年、印度在1991年接纳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开始赋予企业家曾经被剥夺的

    自由。于是两国都出现了爆发性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寓意在于，在大

    众过上相当不错的生活和获得充分的生存机会的过程中，观念所起的作

    用远比物质更重要。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在他的一本

    著作的开篇第一句写道：“在所有时代，经济增长对于人们观念的依赖

    程度，远大于许多经济学家所相信的。” [11]

    两百年前的经济大事件，是

    1700年和1800年后北海周边国家出现的创新；晚近的经济大事件，是在

    曾经贫困不堪的中国台湾和爱尔兰等地发生的变革；而如今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在全球最庞大的威权国家和最庞大的民主国家发生的巨变。这

    些经济大事件令众多曾经贫穷无知的人有了致富的机会。与一些左右翼

    经济学家过去所宣称的不同，这些经济大事件并非由贸易或投资所导

    致，而是由观念所导致。

    由意识形态支持的创新，最终许下了让我们所有人过上好日子的承

    诺。左派和右派总是互相把对方的意识形态贬低成一种“faith”(信

    仰)。这种称呼贬低了“信仰”一词的价值。信仰是一种高贵的美德，是

    研究物理学和哲学所必须具备的，也未必就不理性。但也许两派都是对

    的，左派坚持对政府规划的信念，尽管计划经济被证明对穷人毫无益

    处。保守派坚持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信念，坚信凡是有利于军工复合

    体的方案，就有利于国家，尽管事实证明它使人民陷入贫穷和野蛮。

    与左派和保守派观点相反，真正的自由主义，即亚当·斯密所说

    的“明显和纯粹的自然自由体系”，是有历史证据为支撑的。尽管有政府

    管制和社团主义(还有福利主义)的阻挠，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自由

    还是极大改善了穷人和普通人的生活。我想，我们应该保有自由，最好

    是保有自由的伦理。

    在《资产阶级的美德：商业时代的伦理》(2006年出版；开始涉及

    伦理道德)中，我感谢了许多曾在我的治学道路中给予我帮助的人。我

    要在本书(系列丛书的第二卷)中再次向你们致以谢意。2008年3月，参加西北大学经济学史研习会的各位同人听取了本书前几章的报告，给

    我提出了很多优秀的建议。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历史系的午餐研习

    会三次听取了本书论点纲要。2008年秋天在艾奥瓦大学的修辞探究项目

    (Poroi)上，同人们也对书稿进行了一次讨论。本书第十一章探讨英国

    生产力的变化，其中部分内容来源于我对《英国经济史》一书的撰文部

    分，第一版是1981年，第二版是1994年，由罗德里克·弗洛德(Roderick

    Floud)和本人编辑。我感谢罗德里克当时给予我的鼓励，很遗憾我们

    现在相隔遥远。本书第十四章关于节俭的论述，曾经发表在约什·耶茨(Josh Yates)主编的《节俭与美国文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9)，以及《经济哲学讽刺剧》(2007)上；第二十六、二十七章关

    于帝国主义的论述，部分曾发表于2006年的《南非经济史杂志》；关于

    优生唯物主义的第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二章的大部分，出现于《欧洲经

    济史评论》(2008b)和《历史计量学学会通讯》(2008c)中。我的整

    个观点，在早期不成熟的时候，曾经只鳞片爪地发表于《美国学术家》

    杂志(1994a)和《经济史杂志》(1998)。早些时候伦敦历史研究院

    的一场由奈格力·哈特(Negley Harte)主持的研讨会尤其让我深受启

    迪。2009年到现在，我在孟菲斯的罗德学院、牛津的密西西比大学、芝

    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人口中心、斯德哥尔摩的朝圣山学会、在华盛顿、在美洲大学、世界银行以及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和政府经济学家

    协会都对本书进行过修订和讨论，也深受启发。

    我要感谢贝丝·马斯顿(Beth Marston)，她在2008年夏天在文献和

    电脑操作方面给予了我出色的研究协助，还要感谢苏珊·麦克唐纳

    (Susan MacDonald)对于维护我的个人网站所做的出色工作(网址

    deirdremccloskey.org，在这里我们可以探讨该项目)。提到电脑和网

    络，我要感谢严肃而无私的古腾堡项目，以及充满企业家精神但(我们

    祈祷)并不垄断的谷歌公司，以及民主编辑、毫无秩序因而有时犯错的

    维基百科。“电子世界”[如修辞学家理查德·蓝哈姆(Richard Lanham)

    所说]像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样剧烈地改变了学术界。 [12]

    这套系列丛书

    就是一个创造性建设和毁灭的实证。我无法感谢互联网本身，因为这是

    一个由充满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人们自发产生的秩序，没有可以指

    名道姓进行致谢的企业家、政治家或官员[或许也不一定，比如莱斯特

    大学的伯尔纳多·巴提斯拉佐(Bernardo Batiz-Lazo)，他的

    nephis@lists.repec.org 论坛值得感谢]。但如果考虑到在古腾堡、谷歌

    和维基的虚拟大厅上风行的电子语言，以及伯尔纳多网站上的对话，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那种自发秩序和企业家的创新——而这正是本

    书的主旨所在。

    我要感谢斯坦陵布什高级进修院，特别是伯尔纳德·拉提甘

    (Bernard Lategan)、斯坦尼斯拉夫·都·普莱西斯(Stanislav du

    Plessis)和亨德里克·盖耶(Hendrik Geyer)在2008年5月的周到安排，使我能在南非度过一段宁静的日子，完成本书的初稿。我同样还要感谢

    商学院、经济与法学院、经济史与银行道德研究组，特别是劳夫·沃尔

    夫(Rolf Wolff)、斯滕·强森(Sten J?nsson)、里克·维克斯(Rick

    Wicks)、克里斯特·伦特(Christer Lundt)和芭芭拉·琪雅纳斯卡

    (Barbara Cziarnawska)，感谢他们在本书收尾阶段，让我在古腾堡大

    学度过了非常充实的一个月。我还要感谢参加芝加哥地区经济思想史研

    讨会的同事们，包括约翰·伯德尔(John Berdell)、史蒂芬·英格曼

    (Stephen Engermann)、塞缪·弗莱沙克(Samuel Fleischacker)、马克

    · 古格利尔摩(Mark Guglielmo)和约瑟夫·珀斯基(Joseph Persky)，感谢你们在本书最后定稿前给我的建议。曼尼托巴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安

    东尼·沃特曼(Anthony Waterman)，一位远方的朋友，仔细通读了书

    稿并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是我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好友，用她历史学家的批判性眼光，为芝加哥大

    学出版社帮我审稿。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科文(Tyler Cowen)则用经

    济学家的批判性眼光为我审稿。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和德怀特·

    马克布里德(Dwight McBride)院长领导下的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人文科学院对我也帮助颇多，因此，我先向他们致以谢意。我同时还要

    感谢伊利诺伊州的纳税人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自费生们，他们

    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安东尼·拉瓦锡(证明空气由氮和氧组成

    的化学理论家)，一位贵族(你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查询)，在法国大革

    命时期被逮捕时，他抗议说自己是一名科学家。据史料称，当时的官员

    不为所动，官员说：“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幸运的是，我们的共和国认识到了科学家的重要性。我还要感谢在1990—2000年期间，在伊利诺

    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艾奥瓦大学、鹿特丹伊拉斯穆大学和南非自由邦大

    学曾选修我的各种课程的学生们，不管他们是否自费生。教学与写作是

    相辅相成的。不需要教学的大陆研究院尽管起初听上去像是学者的天

    堂，似乎不是个好设想。

    我还要特别感谢一次小型研讨会的与会者，会上我们把这个企业家

    系列的第二卷和即将出版的第三、第四卷放在了一起讨论，颇有点令人

    感到尴尬和混乱。那次研讨会是2008年1月在乔治梅森大学的莫卡特斯

    中心举行的。与会者包括保罗·德拉格斯·阿利吉卡(Paul Dragos

    Aligica)、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亨利·克拉克(Henry

    Clark)、简·德·法利斯(Jan de Vries)、帕米拉·爱德华(Pamela

    Edwards)、杰克·戈德斯登(Jack Goldstone)、托马斯·哈斯克尔

    (Thomas Haskell)、伦纳德·里乔(Leonard Liggio)、阿兰·梅吉尔

    (Allan Megill)、约翰·奈尔(John Nye)、阿兰·瑞安(Alan Ryan)、佛吉尔·斯托尔(Virgil Storr)、斯科特·泰勒(Scott Taylor)和温纳尔

    特·罗斯肯(Werner Troesken)。我还要特别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克莱尔·

    莫甘(Claire Morgan)和罗布·赫利特(Rob Herritt)。有这么多的杰出

    学者——有些还是老朋友——来鼓励我，纠正我的错误并给予指导，很

    令我振奋。想想何为女人的光荣大多开始和终结之处，说说何为她的光

    荣，那就是：她有过这样的朋友。 [13]

    [1]“bourgeoisie”最初的意思是指在村庄中心拥有房子的自由人，最适合

    中国人理解的译法就是“资产阶级”。——译者

    [2]自17世纪以来，修辞这个词语一直被误解为谎言或诡辩。我在本书中

    则使用该词语的古意，即“非强迫的说服手段”，它包含逻辑和比喻，事

    实与故事。现代实用主义、批判主义和社会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

    代修辞的改造，重视言语的作用。如果你觉得我这种论断太疯狂或站不

    住脚，请参考我之前的著作1985a(1998),1990, 1994c。这里的“修辞”一词接近于意识形态，又不同于意识形态，还意味着同一种词语的

    褒贬含义的改变，对同一种行为态度的变化，比如“荣耀”这个词语可以

    用来称赞精明的商业行为，读者请明辨。——译者

    [3]“Prudence”这个词语有多种含义，既能用来表示善于经营和精明，还

    能表示深谋远虑和审慎。其比较完整的解释见本书第十四章。比较合适

    的译法为“事功”。按照第十四章的解释，“Prudence”即“事功”，是“代表

    实践智慧的基本美德”，是“理性，实际的知识”、“合理的行动、效率、正确部署和灵活机智。”此外，在全书其他场合，“Prudence”还有自利之

    义。因此，译为“事功”最为合适。——译者

    [4]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划分不同于中国的左右两派的划分，一般情况下正

    好颠倒，读者需留意，无须按中国的左右派定义来理解。——译者

    [5]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

    学家，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

    点，即认为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译者

    [6]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在名著

    《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提出15世纪地理大发现

    创造了欧洲的奇迹。——译者

    [7]道格拉斯·诺斯(1920—2015)：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由于建立了包

    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

    [8]Mueller,1999.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

    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译者

    [9]本书通篇使用的“自由主义”(liberal)一词，并不是20世纪美国左派

    使用的混乱意思，而是欧洲人使用的更古老的含义，即“致力于自由，特别是政治与经济的自由”。美国含义的自由主义可能会腐蚀真正的自

    由主义，这也是我观点的一部分。(不过，新保守主义也会。)

    [10]McCloskey,1990.

    [11]Mokyr,2010, p.1.乔尔·莫基尔：美国西北大学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和理

    论经济学家。——译者[12]Lanham,1993.

    [13]原文取自叶芝《重访市立美术馆》，作者用“woman”代替了“man”。

    ——译者第一章 现代世界发源于经济浪潮但

    经济并非起因

    两个世纪前，世界经济尚处今天孟加拉国的水平。在18世纪的美好

    旧时光里，比起今天的孟加拉国，普通的挪威或日本年轻人更加无望在

    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国家结束贫穷，或至少看到脱贫的先兆。1800年的

    普通人每天只消费3美元，他们对自己的子女、孙辈乃至曾孙辈的期待

    也不过如此。 [1]

    这个数字是按当今美国的物价来表示，根据生活成本

    进行了修正，是相当令人震惊的。

    相反，如果你生活在今天的一个彻底的企业家社会里，比如日本或

    法国，可能每天要消费差不多100美元。100美元对比3美元：这就是现

    代经济增长的巨大数量级。18世纪以前，日均消费能超过3美元的，只

    有贵族、主教和极少数的商人。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史前时期，大抵

    如此。以3美元的消费水平，作为一个地球的常住民，她只能享受到几

    磅土豆、一点牛奶，偶尔吃上一片肉，或买件羊毛披巾。如果她生活在

    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且足够幸运，还能获得一两年的基础教育。她自呱呱

    落地起，有50%的可能性在30岁以前死去。她或许是个乐天派，在没文

    化、疾病肆虐、迷信崇拜、阶段性的饥荒以及前景渺茫的情况下也

    很“开心”。毕竟，她还有家庭、信仰和社区，能替她做每一个决定。但

    是，她是赤贫的，她作为人类的生活范围极度狭窄。

    两百年以后的今天，世界能养活的人口超出了当年的6.5倍。然而，与马尔萨斯悲观地预言人口增长将造成严重问题相反，今天的人均

    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所享受到的商品和服务几乎10倍于18世纪。尽管自

    1800年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三十多次的衰退，每一次都使经济陷入令人

    不安的停滞，然而每次经济周期的低谷之后的几年，总会出现穷人收入

    又创新高的局面。历时非常长的复苏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也是

    非常遥远的往事了。 [2]

    如今全球范围内的饥荒程度处于历史最低点，且在不断下降；识字率则和预期寿命处于历史最高点，且在不断提高；

    自由远播四方；奴隶制度在消退，包括奴役女性的父权制。

    在今天那些富裕的国家，比如挪威，人均日收入竟是1800年的45

    倍，达到137美元；美国是120美元；日本是90美元。 [3]

    在这些发达地

    区，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企业家所忧心忡忡的自然环境正在日益改

    善。哪怕在人均收入增长不快的地方，如每日人均收入只有13美元(比

    起1978年多了不少)的中国，人们也开始关心地球的未来。 [4]

    人类经

    济史就像一根横放在地上的冰球杆， 1800年以前长达20万年的智人历

    史就是那长长的平直杆柄，人均日收入只有3美元，杆柄上有一些微小

    的隆起，那是古罗马、中世纪早期的阿拉伯世界和中世纪中期的欧洲，后来又回归到3美元的水平——然而在最近的两百年里，杆刃出人意料

    地突然上翘，达到了日均30美元，许多地方还远远不止。 [5]

    的确，有些国家整体还很贫困，甚至在如中国和印度这样飞速发展

    的经济体中，仍有许多人极度贫困。全球67亿人口里，赤贫人口构筑

    了“最底部的10亿”。虽然这个数字在日益缩小，但是对于目前仍然在3

    美元一天下煎熬的穷人来说，他们的命运自从非洲大草原时代以来就未

    曾改变。印度还有几亿人每天靠1美元过活，晚上就在孟买街头席地而

    睡。 [6]

    有2700万人实际上就是奴隶，比如苏丹的丁卡人。在世界范围

    内，依然有许多女孩和女性(许多在阿富汗)处于奴隶般的无知状态。

    但是，世界上极度贫困与极度不自由的人口数量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减少。世界人口增长自1970年起就开始减速，在几代人之后，人口事实

    上将开始减少。 [7]

    不妨看看你身边的现代家庭的人数规模，就会知

    晓。

    如果世界按照1800年以来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未来五十年

    里，赤贫人口将不复存在；奴隶和妇女将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自由；自然

    环境会得到改善；所有人都会成为企业家。在1800年，悲观主义的存在

    有着充分的理由——虽然在那个黎明时期也有许多乐观派。今日，身处

    一个末世论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却有更多的理由对未来表示乐观。

    世界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乐观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美国工

    人阶级洋洋自得的企业家性格相当无语。经济史学家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8]

    在1906年问道：“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社会主

    义？”然后自答道：“所有社会主义乌托邦构想在美国的烤牛肉和苹果派

    面前都黯然无光。” [9]

    历史证明，富裕的美国人在给英国人、法国人和

    日本人指路。我们似乎正在融合为一个普世的创新的资产阶级

    (bourgeoisie)，而不是一个普世的无产阶级(我用的是法语

    bourgeoisie在广义上的含义“企业家”，是指所有雇佣他人、拥有资产、专精于某技能或受过教育的群体。不带-ie后缀的bourgeois, “boor-

    zhwa”是个形容词，也指这个阶级里的男性成员，通常在城市里是“中产

    阶级”。bourgeoisie这个词通常会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者语境下的la haute

    bourgeoisie，后者仅指大资产阶级，此处的这个词语并非此意)。你的

    理疗师为阿斯利特公司工作，每小时赚35美元，也就是每周赚280美

    元。他去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现在还在继续受教育，他不会认为自

    己是一个工资奴隶。 [10]

    他每周工作四天，他的妻子也是个理疗师，每

    周工作三天。他俩随时可以开一间私人诊所行医。生产关系不再代表受

    雇者的心态或前景。为薪水工作的你，会感到很凄惨吗？亲爱的读者

    们，你们因教育得到企业家精神，请回忆一下你们的祖先在1800年所过的那种真正的赤贫生活，对企业家纪元和创新时代表示感激吧。

    2007年，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观察到，在过去几十

    年里，“发展难题(被认为)是一个10亿人口的富人世界与50亿人口的

    穷人世界的难题……然而到2015年，这种发展概念显然会过时。在先前

    50亿贫困人口中，有大约80%(40亿)的人生活在以惊人速度发展的国

    家里” [11]。科利尔是正确的，甚或到2015年，更可能是60亿富人或正在

    致富的人口面对最底层的10亿持续贫穷的人口。 [12]

    看看今天正在变富

    的中国和印度吧——按照中国香港或比利时的标准，两国还很穷，但两

    国的实际人均收入正在以惊人的、前所未有的每年7%—10%的速度增

    长，是其他国家的两到三倍。两国的增长速度是美国和日本所不曾达到

    过的，这意味着其国民的生活广度在短短的一代人内，也就是14—20年

    内，就能扩大3倍。两代人以后，他们的人均日收入将增长16倍达到48

    美元，也就是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科学地

    理解应该为底层的10亿人做些什么。

    科利尔还说，“从1980年以来全球贫困人口一直在持续减少，这在

    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他最后的这个判断不准确(或许他的意思是贫

    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而非贫困人口的比例，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是对

    的)。因为世界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是近20年来才开始下降，而

    是已经下降了近两个世纪。自1800年以来，每天能赚30美元、48美元、137美元或248美元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多，构成60亿人口顶部的40亿。再

    看看日本和挪威，它们都曾极度贫困。历史能让我们科学地认识到我们

    怎样走到今天，以及在往何处去。

    过去的两百年里，这个世界恩宠普通人，尤其是生活在企业家精神

    国度的人们。今年35岁的伊娃·斯塔兰德(Eva Stuland)和我同为一个高

    祖父母所生，他们在很久以前移民到了挪威西部的哈丹阁福贾德的迪斯

    瓦克(Dimelsvik)。我们共同的祖先在1800年的日收入只有3美元，堪比今天孟加拉国的水平。而到今天，在10代人过后，那些诚实、受过教

    育、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挪威人的人均收入排在世界第二。依据美国

    2006年的物价水平，挪威的人均年收入为50000美元，日均收入137美元

    (在全世界209个国家中，小国卢森堡排名第一，人均年收入60000美

    元。不接纳移民的科威特第三，人均48000美元。而泱泱大国美国仅排

    名第四，人均年收入44000美元，但美国的人均收入在1900—1950年大

    增，美国穷人的收入增长更快)。 [13]

    斯塔兰德表妹把她的每天137美元

    收入消费在大把的比利时巧克力上，她拥有山间的一处夏日小屋，还有

    一辆漂亮的奥迪轿车(她丈夫奥拉夫开的是宝马)。她的日均收入当然

    高于137美元，也远远高于阿斯利特公司的理疗师，因为她只周一到周

    五工作，还有充裕的假期。挪威人的平均消费还包括孩子享受到的安家

    费用和父母、祖父母的养老金。她和其他挪威人一样，工作时间比其他

    富裕国家的人都短，比日本和美国的工作狂们就更短了。打出生起，伊

    娃预期就能活到85岁。她的两个孩子甚至能更长寿，在经济上也会更富

    足，除非他们决定从事绘画或慈善事业，但这种高尚职业所带来的满足

    感也能弥补收入的不足了。 [14]

    挪威政府对于国际慈善捐助的金额按人均来算是全球第一。伊娃也

    支持非暴力和民主制度。她毕业于波尔根大学，学的是数学，毕业后在

    一家保险公司做精算师，每年可以到西西里或佛罗里达享受6周的带薪

    休假。她的丈夫(绝对不是她的主人或老爷)以前做过几年油井的操作

    工，目前在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地区办公室做行政工作。伊娃在大学读

    过许多挪威文的易卜森著作，甚至还读过几本简化英文版的莎士比亚作

    品。她既喜欢看奥斯陆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也喜欢看山间的演出。她的

    家里摆放着艾德瓦德·格里格(Edvard Grieg)的音乐作品，他其实是她

    母亲的一个亲戚，还不是远亲。 [15]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世界人均收入是怎样从每天3美元增加到每天30美元的？挪威人又是如何从贫病交加、罕有自由且蒙昧无知的状

    态，变成富裕、健康、彻底自由且大多数受教育的状态的？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世界人均收入曲线呈冰球杆刃状的飙升，如挪

    威的从3美元到137美元的增长，及其相伴随的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成就，并不是传统的经济学解释的结果。并不是欧洲的贸易、荷兰的投资、大

    英帝国主义或挪威海盗的横征劫掠带来了人均收入的飞跃。经济学在构

    造模式方面有作用，通常也如此。谁在受益、生产什么，何时何地生

    产，这些的确都是经济学问题——事关收入、财产、激励和相对价格。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了解经济学，他就无法理解现代历史的模式。棉花

    贸易、港口投资、蒸汽机的生产、对基础教育的需求、锻铁的成本、铁

    路的效益、对种植园奴隶的剥削以及妇女对市场的参与等构成了现代历

    史的模型。物质层面的经济学当然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用木头和木

    炭做燃料的时间比森林贫乏却煤炭资源丰富的西北欧人长几十年。经济

    学能够解释为什么1840年的英国女侍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读书识字，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埃及向曼彻斯特、英格兰或新汉普什尔供应了大量

    的棉花，或者为什么今天非洲的萨赫勒地区因为美国的棉农补贴政策

    [16]

    而深受其害。经济学也能解释英国从印度进口棉花，织成布后再出

    口到印度的比较优势。

    但经济学解释不了全世界的人均收入(绝对值)从过去3美元一天

    到30美元，再到137美元一天的跃升。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学术观点。经

    济学解释不了这根冰球杆在杆刃处的曲线式增长，经济学能解释现代世

    界的细节，却解释不了其开始或延续，解释不了独特的现代世界的庞大

    体量——汽车、选举、电脑、宽容、抗生素、冰冻比萨、中央空调以及

    高等教育的普及，这些是就连你和我，还有伊娃都能享受得到的好处。

    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理解历史，他就不会明白现代历史事件中这个至关

    重要的部分。我们身处史无前例的收入增长中，所有人都平等享受到了其中的好处，但这不是某种左翼经济学或右翼经济学的解释造成的，它

    们至多只能描述这个模式的细节。我认为，物质的和经济的力量并不是

    现代人(从1800年到当下)收入增长的根源，也不是其持续的根源。经

    济学最有效地解释了收入增长浪潮如何在地理上的哪个位置出现，如何

    被导向这个或那个出口，如何与上游的河流融汇，并以某种高度拍打着

    堤岸。但这股浪潮本身由其他的原因造成。

    那么原因何在？我在本书以及接下来的系列丛书中主张，是创新

    (而非投资或剥削)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一点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都同意，所以不会太有争议。但我同时认为，是言论、道德和观念导致

    了创新，这一点却很少有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会同意。道德(以及不道

    德)言论主导着世界。14的国民收入是由市场和管理层的甜言蜜语贡

    献的。 [17]

    或许经济学及其许多好友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否则他们就会

    遇到麻烦。想象一下若鼓励银行无视专业精神和诚信品德，全然依赖高

    管薪酬这样的沉默的金钱激励来运作，会有什么后果吧。经济学家和他

    们勤奋的学生们只选择了事功(Prudence)，而把人类的其他美德——

    公正、节制、仁爱、勇气、希望和信念——置之一旁，也忽视了相应的

    不作为和作为的罪行。事功的理论家们拒绝道德，即便在充斥着专业术

    语的银行业也是如此。这种简化到唯事功的做法在经济中的某些部分中

    如鱼得水。比如说你想理解外汇市场的无风险套利(covered interest

    arbitrage)时，就必须用到这种唯事功的理论，但它无法解释我们这两

    百年里最为惊人的发展成就。

    特别是在三个世纪以前的荷兰和英国，那里的人们在谈论和思

    考“中产阶级”时，对这个词语的态度开始转变。日常交流间，人们开始

    以肯定的态度来对待创新和市场。高高在上的理论家们开始大胆反省过

    去对企业家的偏见，这是一种有几千年传统的偏见(不幸的是，当时在

    中国、印度、非洲或奥斯曼帝国，沿着这个方向开始的谈论、偏见和理论并没有走向正确的道路。如今他们转变了，尽管欧洲的进步主义者或

    非欧洲的传统主义者转而掉头攻击企业家)。出现在北海国家的这些言

    论最终急剧改变了当地的经济、政治和修辞。在1700年左右的欧洲西北

    部，舆论逐渐青睐企业家，尤其称赞他们的市场行为与创新活动。这种

    转变是很突然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的“头脑的习惯”(habits of the mind)——或者更准

    确地说，人们说话的习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8]

    人们不再嘲笑市

    场创新和其他企业家美德，而这种美德向来远离传统的荣誉殿堂(圣彼

    得大教堂、凡尔赛宫和血腥的布莱登菲尔德会战 [19])。

    这里我要对经济学家同僚们说几句。一些学者在顿悟了18世纪，尤

    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的经济巨变之后，挽救了我们的模型。他们会

    提到“非线性”(nonlinearities)、“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或“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之类的说法。这些小把戏很有趣，却并不科学。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以一群极为重视增长理论的经济史学

    家和极为重视历史的增长理论家为首，却主张欧洲，特别是英国，当时

    已经为人均收入的杆刃式突进准备了几百年。这种新史观与旧史观都有

    一个相似的主题，即都将欧洲的崛起归功于其古文明，归功于从以色列

    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从古希腊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还有来自森林的日

    耳曼部落等。问题在于，就像这群经济学家中最优秀的学者所困惑的那

    样，印度、阿拉伯、伊朗、中国，特别是日本，也同样有悠久卓越的文

    明，他们也同样做好了准备。在这些富饶之地，许多早就产生了经济学

    家们所称道的低利率和良好的产权法，比如公元17世纪的中国、15世纪

    的意大利北部、10世纪的阿拉伯世界以及1世纪的罗马。但千年以来，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并未经历杆刃式的突飞猛进。 [20]

    而当人们的意识形态改变后，收入上的飞跃就发生了。我认为，北

    海国家在18—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经历了远远超出预期的经济增长，不是因为机械的经济因素，比如对外贸易的规模化、储蓄或人力资本积

    累的水平，等等。这些发展都很不错，但并非本源动力。北海国家、大

    西洋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是因为人们对于“市场”、“创业”以

    及“发明”这些言语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从技术上讲(还是说给经济学同

    僚)，这种全新的对话导致了埃奇沃斯盒状图(Edgeworth box)的量级

    发生了爆炸式增长。在一个固定的盒状图内，无论是通过交换实现帕累

    托最优分配(Pareto-optimal reallocation) [21]

    ，还是沿着契约曲线

    (contract curve) [22]

    依靠暴力再分配，或者通过投资实现盒状图的最

    有限的扩张，其实并非历史上的真相——尽管这三条路径是经济学家们

    最喜欢侃侃而谈的，因为他们只懂得这些。相反，生产可能性曲线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也即埃奇沃斯盒状图的规模，发生

    了剧烈的突变，这是无法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 [23]

    任何一位善于思考的经济学家都不应对我的观点感到惊讶。1870年

    以来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经济学是某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东

    西。无论是门格尔还是马歇尔式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抑或制度经济学

    或现代马克思主义，都是这个主张。估价、看法、街头巷尾的舆论、想

    象力、预期和希望在驱动一个经济体的运转。换言之，你身为一个经济

    学家，无须必然是一个否定主观作用的唯物主义者。恰恰相反，新增长

    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宣称：“如果一

    个社会的整体收入要增长，则社会里的大多数人必须经历一场改变，改

    变对自己及后代可能生活方式的设想……换言之……经济发展的前提

    是‘百万反叛’。” [24]

    与本书主张的社会学或修辞学原因相比，卢卡斯的

    陈述更偏重心理因素。话虽如此，我们相信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人

    们的语言习惯发生了变化，却不因此而否定传统经济学的作用。我们认

    为语言习惯因各种善意的有趣的原因而变化，一些反过来影响物质，一

    些仅仅是修辞内部的变化。我们只是更重视言论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这开启了一门人文主义的经济科学，巴特 · 威尔森(Bart Wilson)

    [25]

    称为“人文经济学”(humanomics)。言论，而非外贸或国内投资等

    方面的物质变化导致了非线性的收入增长，或者(用更传统的理论术

    语)说，导致了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突变，以及对生活可能性之想象力的

    跃变。我们从经验中也能部分理解这一点，对外贸易和投资古已有之，而大众的尊严和自由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之处。拥有企业家精神的

    大众遍布街头巷尾的小店和咖啡吧，他们带来了一股全新的好说服他人

    的气氛。我也是其中的一位，试图以本书说服你们，亲爱的唯物主义经

    济学家们。

    [1]严格地讲，应该是“1990年国际元”，所以我还是把数字夸大了一点

    (使用了美国1991年以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以便以2008年美国的物

    价水平大致表现出数据。要这样理解3美元：仿佛你生活在2008年的芝

    加哥，却只有1800年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些数据是已故的安格斯·麦迪

    森在《世界经济》(2006)一书中估算出来的，这些特定数字在该书第

    642页。这本书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宫殿。(我极为依赖安格斯的研究。

    如果今天的经济学不是过分偏执于“数据收集”，他早就该获得诺贝尔奖

    了。想象一下天文学和生物学如果这样偏执会是什么情况!)无论如

    何，他的著作对于我和其他许多人来说，都是研究的“必要条件”(sine

    quo nullum)。至于“两个世纪以前”的提法，我使用他对于1700—1820

    年的平均数据。经济史学家普遍同意全球人均实际收入自18世纪以来翻

    了10倍左右，例如Easterlin 1995, p.84。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了生产法购买力平

    价理论及其在国际比较中的应用。其创建的“麦迪森数据库”惠及很多研

    究者。其代表作有《世界经济千年史》、《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等。

    ——译者

    [2]根据麦迪森对1869—2001年12个西欧国家的实际人均 GDP 进行的测

    算(Maddison,2006, pp.439-441；这是一个合理的总量，因为它们与商

    业周期耦合，且都处于发展中),12个新高中有8个是在经济探底后仅仅

    2—3年之后实现的突破(1884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74年、1980年和1992年)。在两次严重的大萧条(1875年和1929年)之后，峰

    值在6—7年之后才被突破；而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峰值年之间，峰值分别用了16年(1913年)和12年(1939年)才得以突破。

    [3]World Bank,2008, pp.161,216,112.

    [4]World Bank,2008, p.58.

    [5]“杆刃上翘”说法借用了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和格雷戈

    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说法，见Zanden,2009, p.274, fig.35。

    [6]“最底部的10亿”是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发明

    (Collier,2007)。2006年挪威人均GDP是世界人均GDP的5.4倍(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根据生活成本加以调整，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第

    8、161页)。而按照世行的标准，挪威的人均GDP 是相对低收入国家

    的27倍，也就是每天137美元对每天5美元(World Bank,2008)。保罗·

    科利尔是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译者

    [7]Maddison,2006, p.615；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处预计说，到2050年，世

    界人口增速将下降到0.5%每年，而1960年的峰值是2.0%每年。

    [8]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经济学

    家。——译者

    [9]Sombart,1906.

    [10]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at

    http:www.bls.govoescurrentoes291123.htm.

    [11]Collier,2007, p.3(以及p.x).

    [12]2009年世界人口大约是67.7亿。

    [13]此处数据也出自美国购买力平价，Word Bank,2008。

    [14]Abbing,2002.

    [15]伊娃是虚构的人物，但我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表妹生活在迪斯瓦

    克。

    [16]美国棉农补贴政策：美国是最大的棉花出口国，也是对棉花补贴最多的国家。一旦棉农的实际收入达不到预期收入的90%，联邦政府将对

    棉农提供10%—30%的损失保险。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将为棉农支付

    保险费用的80%，并对提供STAX服务的保险公司给予补贴。——译者

    [17]McCloskey and Klamer,1995.

    [18]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著

    名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成功预言了美国的

    崛起。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社会不是由法律塑造的，而是组成社会的人

    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头脑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 and

    mind)所预定的，是创造社会的天性和教育的结果。——译者

    [19]布莱登菲尔德会战：公元1631年9月17日爆发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

    布莱登菲尔德地区的一次著名战役，也是德意志三十年战争第三阶段瑞

    典阶段的决定性战役。在此次战役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所率领的

    瑞典和萨克森联军击败了由神圣罗马帝国老将蒂利伯爵所率领的帝国军

    队，带领新教势力取得了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初期以来被系统性地击败后

    的第一次重大的胜利，极大增强了新教联盟信心，沉重打击了天主教封

    建势力，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译者

    [20]Zanden(2009)最近对这个主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研究。他著作的

    第289页及多处都承认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已做好准备。

    [21]帕累托最优分配：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

    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译者

    [22]契约曲线：指(在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换时)两个消费者的边际替代

    率相等的点的轨迹，或者(在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时)两个生产者的边

    际技术替代率相等的点的轨迹。——译者

    [23]这种表述问题的方式，是我在2009年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与卡勒·沃

    纳尔德(Karl W?rneryd)的一次谈话中受到启发的。

    [24]Lucas,2002, p.17.Zanden(2009).用卢卡斯的评论作为他书本的格

    言，但是“百万反叛”的年代出现在其本人研究的年份之后，即1800年之

    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

    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译者[25]巴特·威尔森：美国查理曼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译者第二章 自由主义观念导致创新

    人们对于企业家的看法和谈论企业家时态度的转变，对于现代世界

    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很可能比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或者意大利在托斯

    卡纳的特伦托时期及以后的贵族式文艺复兴更为重要。虽然前两个历史

    事件都影响了人们的谈话方式，促成了早现代时期第三次伟大的革命性

    变革，威力也更加强大。这场成功的变革持续了超过三个世纪，震动了

    荷兰、英国、美国、波兰，最终波及法国及所有被拿破仑征服的地区。

    然而本书侧重于第四次，也是欧洲所特有的伟大变革——“企业家价值

    的重新评估”，使荷兰和英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和平地实现。文艺复

    兴、宗教改革和大革命对于人类今天的生活间接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

    若没有它们，现代世界只是有所残缺而已。但企业家的价值若没有得到

    重新评估，我们今天的文明将不复存在。曾经被牧师、贵族和农民阶层

    鄙视的城镇居民阶层，逐渐能生活得更有尊严，这种转变体现在人们对

    城镇居民的看法和谈论他们的方式上，体现在欧洲关于“中产阶级”活动

    的修辞的变化上。连同新的尊严一起，企业家还获得了新的自由。这两

    者都是修辞事件。

    在七美德中，信念是一种向后看的美德，代表清晰的自我认知。 [1]

    我们要保持信念。尊严激发信念，成为真正的自己，你就活得有尊严，无论是作为一个芝加哥人、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女人。相比之下，希望

    是一种向前看的美德，代表清晰的目标。自由激发希望，即便受到各种

    稀缺的可怕制约，你依然拥有冒险的自由，拥有改变自己的自由，拥有生产可调式扳手的创业的自由，拥有做一个亚述研究学教授的自由。我

    认为，现代世界是由企业家新获得的充满信念的尊严和充满希望的自由

    缔造的。企业家有了尊严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合适地位，有了自由才能

    向前冒险。地位和冒险，尊严和自由，都是修辞上的全新的含义。

    尊严 和 自 由 两 者 缺 一 不 可。我 的 自 由 意 志 主 义

    (libertarian) [2]

    朋友相信仅靠自由就足够了，在我看来还不够。单纯

    修改法律并不足以缔造现代世界(尽管这是一个良好开端——恶法必会

    阻碍经济增长)。自1600年以来，新的尊严和新的自由通常相辅相成，而且这种相互作用可能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非线性”增长现象的根源之

    一。尊严和自由难以单独存在，这是普遍认可的。 [3]

    但尊严是一个社

    会因素，自由则是经济因素。尊严关系到他人对于货店老板的看法，自

    由关系到约束货店老板的法律。社会与经济是交互的。但与唯物质论的

    一元化处理不同，它们并非一回事。即使观念不变，法律也能改变，比

    如说过去90年里早先的禁酒和后来的禁毒。 [4]

    有时候，观念变了，法

    律却没变，比如当年北美的英国殖民者长达几十年争取独立的斗争。

    尊严与自由同时起作用，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尊严的自由，比如中

    世纪的欧洲、中国、南亚或非洲的流浪商人在异国他乡所遭遇的鄙视，他们行商却没有应得的尊严。流浪商人很热情，但充满了一种卑微和自

    鄙的心态。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在1931年写道，他们是“神经兮兮

    窜上窜下的家伙，努力跟人套近乎”，她在此处的对比对象是自己钦佩

    的早年中西部的成功企业家R.E.狄龙和J.H.特鲁门，她认为那才是真正

    的成功。 [5]

    小企业家们如果缺少尊严，就会受到来自政治、社会和文

    学的攻击，会导致许多恶劣的经济政策出台，正如当年的哈布斯堡王

    朝、波旁王朝、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和人均日收入3美元的日子。欧洲

    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犹太人，他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获得了法律上

    的解放，但并未获得尊严——结果导致了俄罗斯的反犹运动、维也纳的反犹政治以及纳粹的“终极方案”。

    同样，没有自由的尊严会使社会阶层固化，使个人没有希望，仅仅

    是古时等级制度的翻版，正如威尼斯或吕贝克在全盛时期过度行会化的

    城镇一样。历史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样的故事：积极进取和勇于创新的

    企业家最终升迁到了当地的最高政治地位，却停止了创新(直到19世纪

    的觉醒)，比如当年瑞士的“贵族阶级”(patriciate)和荷兰的“摄政阶

    级”(regents)。威尼斯的商人贵族在1297年就消亡了，然而威尼斯人

    凭借着非同一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专注力，在随后的几百年里牢牢把持

    着通往东方的黄金商路。寡头的崛起、止步和沉睡是更加司空见惯的情

    形。和努力抗争相比，躺着收取租金更加惬意吧。如果企业家就此被纳

    入精英阶层，但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警觉与外向创新的能力，那么现代

    世界将会像北意大利的古代政权或汉莎同盟时代一样，人均日收入停滞

    在1—5美元。

    随着17—19世纪企业家价值的重新评估，所有这一切发生了极大的

    变化，荷兰首当其冲。人们从不会主动接受创新的成果，人们需要被说

    服。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6]

    在1942年

    带着怀旧情结回顾了“一战”前的欧洲，称那是一个“尊重商业的文明”。

    要让社会尊重商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使命。但是在欧洲西北部，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独一无二的一次，经由一系列的愉快的前提条件和

    偶然事件，人们的想法开始改变。人们重新定义了“荣耀”，这个词语不

    再局限于英雄主义、神圣性或宫廷气派，结果导致了社会与政治的变

    革。贵族愤愤地说，发明一台制造螺丝的机器或冒险去中国贸易居然也

    能被社会视为“荣耀”!相对而言，托克维尔所说的“心灵的习惯”倒没有

    改变多少。最初的变化并非心理上的(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罗伯特·

    卢卡斯在2002年这样认为)，或是经济上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在1848年，道格拉斯·诺斯在1990年这样认为)，而是社会、历史和政治上的。在1600年前后，先是在具有开拓精神的荷兰，然后在

    18世纪，在充满创新意识的英国，以更大的规模和永久性地，精英阶层

    的一部分开始重新评价城镇及其世俗和腐蚀性的创新精神。

    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是伦敦那些出身贵族的激进的重商主

    义分子中的一员(他出生于格林尼治的皇家领地)，也是1642年英国革

    命中的平等派。他在1653年见到，作为上帝和英格兰的法律，“任何

    人……都不应承担任何罪名，除非他在物质上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财产

    或名誉” [7]。阁下，请不要干涉我们，除非我们偷窃。到1669年，荷兰

    布商皮埃尔·德拉考特(Pieter de la Court)宣称“如果个人能够为自身安

    全而行使天赋的权利和使用自己的财产(‘追求幸福’很快将成为家喻户

    晓的口头禅)……那么这个社会将成为……人间天堂：正如帝国或王国

    需要自由，个人的思想，尤其事关他全部的幸福所在，也需要自由” [8]。请不要再有贵族统治的帝国或王国了，我们是企业家社会，只需要追

    求自身幸福的自由。1690年，一位前往奥斯曼帝国的英国商人达德利·

    诺斯(Dudley North，出身贵族家庭)在书信中以更现代、更有经济主

    义与企业家精神的方式写道：“对公众来说，不存在无利可图的贸易，如果一种贸易无利可图，人们就会将其舍弃。凡是商贾往来的地方，作

    为交易一方的大众也会随之富足。” [9]

    因此，18世纪早期憧憬企业家生

    活方式的法国理论家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bert)开始

    谈论“无为而治”(laissez faire，做任何想做的，没有政府监管)的政

    府，再后来发展到“贸易通行证”(laissez passer，买卖你想买卖的) [10]。

    在此之前，这种倾市场的价值观从未成为普世价值观。尽管莎士比

    亚的观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伦敦商人和学徒，他只有两部作品涉及企业

    家题材：《威尼斯商人》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威尼斯商人》

    中，资本家安东尼奥对于贵族巴萨尼奥的仁爱是愚蠢的，而另一个资本家人物是夏洛克。这位诗人的所有作品都在歌颂贵族的荣耀、农民的可

    笑和牧羊人的乖巧(牧师被刻意地忽视了)。莎翁笔下值得尊敬的角

    色，其对白都是素体诗而不是散文体(《风流娘儿们》的对白几乎都是

    资本家下里巴人的散文体)。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尊严的社会含义，以及伊丽莎白时期剧场的等级制传统。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之后的一百多

    年时间里，精英阶层才逐渐认可商业创新，不再嗤之以鼻，我们可以从

    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到艾迪森与斯梯尔的散文和戏剧，再到英

    格兰、法国和德国舞台上的“资本家悲剧”，最后是欧洲现代小说里看到

    社会态度的转变。莎士比亚之后的两百年，甚至是在简·奥斯汀的小说

    里，哪怕是非绅士阶层的主人公们都在用理性与感性、事功与仁爱进行

    思考。亲爱的奥斯汀本人在信中也热情地谈到自己的写作事业，津津乐

    道于自己的版税。然而，就连英国也没有彻底根除反对商业的绅士情

    结。在小说《爱玛》(1815)中，我们可以看到爱玛·伍德豪斯失败地

    建议哈里特·史密斯不要嫁给仅仅是农夫的罗伯特·马丁(资本家)。简

    的一个兄长曾经做过一段时间银行家(大资产阶级)，不过另外两个兄

    长后来成为皇家海军的贵族上将。贵族或基督教美德从未彻底离开过西

    方世界，或者东方世界。它们有时候会带来不幸的结果，如日本的军国

    主义和美国的原教旨主义；有时候则成就了光荣的企业家伦理。

    与价值重新评估一样，关于自由的那一半也是姗姗来迟，且更引人

    注目。英国政坛长期被反自由、反资本家，实质是反民主的当权派所把

    持，这种局面从未彻底改变过——不信请看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英国电

    视剧《是，大臣》(Yes, Minister)。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雅各布

    (Margaret Jacob)很早之前就提出过一个观点，最近又得到了历史学家

    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的肯定，那就是在思想史上，平等

    派诸人、德拉考特(de la Court)、斯宾诺莎(Spinoza)、曼德维尔

    (Mandeville)、罗素(Rousseau)、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及其他著名的自由人士主张的自由市场、自由选举的“激进启蒙”长期被洛克(Locke)、牛顿、伏尔泰、亚当·斯密、约翰·亚当斯等自由人士主张的保守启蒙所压制，双方只有在贸易彻底自由方面取得共识，在其他方面则不是。需要注意

    这两个派别都不乏企业家的仰慕者。 [11]

    [当然，各个时代的反动势力

    都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两派，不是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就是送到军舰上服苦

    役。在1686年到1759年，法国法律禁止印花棉布的制作和进口，此举保

    护了国内羊毛和亚麻生产商，他们正是老一辈的重商主义企业家。据瑞

    典经济史学家厄里·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记载，这些措施导致了

    16000人丧命，有些被绞死，有些因武装冲突失去了性命，此外还有数

    不清的人……被送上军舰服苦役……有一次在瓦伦斯，77人被判绞刑，58人被判磔轮，631人被送上舰船服役。] [12]

    然而，在西北欧的许多地方，新的企业家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价值

    重估赢得了胜利，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技术史学家克里斯汀·麦

    克劳德(Christine MacLeod)测算出，英国发明家最终获得崇高地位的

    时间是在19世纪早期。同思想上的变化一样，开始于17世纪荷兰的修辞

    上变化当然也值得留意。麦克劳德举出了一个例子，即1824年前伦敦公

    众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竖立发明分离冷凝器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1736—1819)的纪念碑(纪念碑后来被移至圣保罗大教

    堂)而做出的举动，民众将他与国王、牧师和诗人同列。纪念碑上铭刻

    着这样的文字：“不是为了让一个名字永恒，此人的名字必定与和平技

    艺的繁荣一样永存；而是为了表明，人类学会了尊重那些最值得感激的

    人……(例如詹姆斯·瓦特)他们扩大了其祖国的资源，增强了人类的

    力量，因此得以与最杰出的科学家和世界真正的恩人同列。”一位同时

    代人曾烦恼地问：“这个巨大的人物代表了什么，这个利益阶层以前怎

    么没听说过？[未必没听说过吧]在现代社会整体框架里这算是什么革

    命。” [13]

    此人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据麦克劳德记载，《泰晤士报》在1826年4月22日就宣称发明家们是“被上帝选中的人” [14]。她还发现在19

    世纪30年代，法官和评审团对待专利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对侵权

    行为的诉讼逐渐有了更大的胜算，同时专利所有者逐渐不再被认为是贪

    婪的垄断者(在伊丽莎白时期如此)，更多地被认为是对国家有益的

    人。这距亚当·斯密清楚有力的阐述已经过去了60年之久。 [15]

    人们开始

    认为世界真正的恩人是那些商业创新者和探寻“科学”的人[顺便说一

    下，这个称谓仍然按照古意来使用：瓦特被认为是工匠，而不是后来流

    行的定义“物理科学家”。他的朋友，创立了热动力学的物理学家和化学

    家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也是如此]。

    有人间或依旧反对创新的尊严和创业的自由，再加上糟糕的气候和

    糟糕的起步条件，一些国家仍然贫困。我们相信，如果那些支持美国补

    贴棉农的人们能够感到羞耻，布基纳法索东部和非洲萨赫勒其他地方的

    人们的处境会有所改善。北方发达国家凭借零和理论的修辞，打着“保

    护主义”和“竞争”的旗帜，首先在道义上陷入了失败，对这些地区的持

    续贫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即便气候再恶劣，起步再落后，即便发

    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富农和商会而搬出不道德的政策，通过压制竞争来

    帮助他们，这些贫穷国家也未必会持续贫穷。这就是今天处于“底部10

    亿”的孟加拉国和1800年的挪威和日本的不同选择，当时挪威和日本都

    贫穷到毫无任何希望，就像一个古老的十字架任人占有(在你死后，你

    会在天堂得到美食)。无论是像中国这样稳定的专制国家，还是像印度

    这样动荡的法治国家，一旦他们意识到了市场与创新的价值，并在一定

    程度上允许了商业自由，普通国民的衣食住行和教育就出现了迅速的改

    善。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如果两国不倒行逆施，中国和印度的生活水平

    将会接近我的挪威表妹伊娃的水平。他们已经跻身科利尔所说的全球60

    亿人口中处于顶部40亿人的行列。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37%的人口都

    富裕到能拿起画笔、开始写作、从事音乐或计算机，会出现何等壮观的艺术和思想的百花齐放局面吧。一国内部道德层面的变化就可以促成生

    活水平的现代化，而这一切始于1700年前后的西北欧。

    “资本主义”在1700年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市场、非农产业以及从

    事这些行当的城镇中产阶级古来有之。你也许不知道，市场经济自远古

    洞穴时代就出现了。人类学家杰克·顾迪(Jack Goody)宣称：“从最早

    的时代起，包括市场制度和一些专业人群(后来的商人)在内，贸易对

    于人类生活的发展就至关重要。” [16]

    按照某些记载，公元前7万年到公

    元前5万年的非洲出现了完整的语言，这在考古学上体现在石器(如燧

    石和黑曜石)移动距离突然间大幅增加，贸易距离达到了几十英里，而

    不是之前的几英里。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千年。人类自从发明了农业，就

    需要建立有围墙的城镇来保护收获的庄稼，于是公元前8000年就出现了

    以色列的杰里科和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数千年过去，城镇的数量激

    增，同时激增的还有其市场、企业家和行业规模。公元前3世纪左右，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地区，来自印度河流域的城镇商人向伊拉克南部地区

    的苏美尔镇出口谷物和棉布。信用及其前提货币积累也古已有之。 [17]

    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中国、印度和今天的土耳其同时发明了金

    属铸币。但在那之前及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使用货

    币等价物，比如铜条或铁条、银币、牲畜、贝壳或可可豆。在公元965

    年的布拉格，人们用布条作为货币。 [18]

    “在1519年，与特诺奇蒂特兰城

    (今天的墨西哥城)相邻的特拉特洛尔科城的大市场每天要接纳数万名

    消费者，人们用可可豆支付。”“这种情形早在至少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

    了”，经济史学家乔治·格兰瑟姆(George Grantham)写道，“爱琴海岛

    上的农民生产的橄榄油和葡萄酒数量远超过岛内市场消费需要。” [19]

    他

    们的对外贸易可以通过货币替代物来平衡，比如来自大陆的小麦或者后

    来的铜条或锌条。

    传统史观中所谓的“商业化”、“货币化”及其对立的“自给自足”和“共同财产”，以及所谓的农村“继承性的、礼俗社会”(Gemeinschaft)与城

    市“缔造性的、法理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最近

    的“理性的崛起”和令人悲哀的“法理社会”的主宰地位，基本上都是历史

    神话而非历史事实。19世纪的德国学者们发明了这些神话。当时德国深

    受欧洲中心论的种族浪漫主义影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回应法国和苏格

    兰启蒙运动的普世主张。但恰恰相反(法国人和苏格兰人也一致同

    意)，从最早的年代开始，农民和城里人、农业和机械，就受到同样的

    人类美德和罪恶的驱使。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发明

    了“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之说，他在1887年宣称：“几乎不存在……

    商业化的礼俗社会。”其实这样的社会是存在的，而且商业运转良好的

    前提必须是讲究人情的社区。“礼俗社会里，丈夫和妻子的财产不能被

    称为法理社会的财产。” [20]

    哦，也是可以的，而且妻子们要获得身份独

    立，最好是这样。

    人性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变化，而把一个既能发动世界大战又能搞

    现代竞技体育大赛的社会归之以“理性”的出现，至少看上去有些奇怪。

    特别地，从心理构成角度讲，古代的城镇居民与现代企业家似乎别无二

    致，我们可以从希伯来先知对于城镇居民的诅咒中得出这样的判断

    (《阿摩司书》8:4—7、《何西阿书》12:7—8，还有其他例子)。 [21]

    16世纪的资本家们并没有升华出“理性”的品格。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商

    人对利润的渴望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进一步说，所有

    生命形式都是如此，就连小草也是理性的。逐利的城镇人相信，获得利

    润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腐败的法官、国王和市长获得垄断地位，然后获

    得他们的庇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乐此不疲：例如，法国的

    羊毛和亚麻生产商就说服政府将棉布进口商送上军舰服苦役或磔轮处

    死。但是，资本家也愿意进行创新，前提是受到竞争的压力，有合作可

    能，并获得从业的尊敬。他们只是在等待西北欧的一场社会和政治上的解放，只是在等待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终结，只是在等待发明者获得社

    会的认可，从而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创新，并创造出独一无二和繁荣昌

    盛的资本家时代。

    创新当然也不是一个在1700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无论是女人织布

    还是男人磨制箭头，人类在技艺上一直都富有创造力。旧石器时代晚

    期，新颖工具、饰品和乐器的大量涌现，以及公元前4万年原始新几内

    亚人和澳大利亚人驾着远洋船只穿越华莱士线，都昭示着现代语言的出

    现。 [22]

    公元前4000年左右，乌克兰的古印欧人，其远祖来自非洲，似

    乎已经开始驯养马匹，并进而征服、迁入和震动欧洲、伊朗以及南亚的

    大部。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中国台湾原住民似乎发明了桨叉架独木

    舟，继而前往太平洋地区繁衍生息。这些原住民来自中国大陆，但从最

    根本来说，和我们一样来自非洲。

    但在1800年之前，所有这些创新只是让人类得以在数量和生态幅度

    上进行扩张，或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对人类命运本身鲜有改

    善。两个世纪之前，据马尔萨斯所说，更好的服装和更好的船只不能改

    变当时人们(无论是祖鲁族农民还是爱斯基摩狩猎者)每天3美元的生

    活水平。如果某群人的生活好过一些，他们就会生育更多子女，情况就

    会变得糟糕，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是“一定土地条件下的劳动收益递

    减”。即便在“欧洲式婚姻模式”下，即很多人不婚、晚婚，或家庭规模

    小的情况下，日子只不过稍微好过一点，无法突破每天3美元的生活水

    准。诚然，正如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很早之前雄

    辩过的那样，狩猎—采集者的“石器时代经济学”要求的工作时间要比农

    业时代工作时间短得多。 [23]

    [但是后来经济史学家斯坦利·勒伯格特

    (Stanley Lebergott)尖锐地反驳萨林斯的反工业化隐喻，他说：“美国

    人也可以选择过同样简单的生活，每天靠300颗坚果，半磅生肉和一些

    蔬菜过活，但鉴于美国先进的生产手段，他们只需每周工作2小时就足以生产这些物资了。”(只是萨林斯的时间量的一个零头)] [24]

    人类转

    向了辛劳的农耕文明，就需要仓库和守卫，进而支撑起了城市、寺庙和

    文化。这是一种交换，用人烟稀少目不识丁的游牧生活交换人口密集的

    城市生活，城市里有一个富裕的统治者，少数的读书识字人群，以及更

    少数的作家(这也是早已埋下的现代工业世界的种子)。 [25]

    关键在

    于，直到工业世界出现之前，无论是亚马孙人或苏美尔人的选择，都没

    有扩大普通人的生态幅度。对1800年以前的大部分人来说，不论他是一

    个普通的诺曼人还是罗马人，贫穷、文盲、狭隘、多病和短寿就是他一

    生的写照。

    在1800年前后出现，并在1900年后势不可当的变化，就是全新的、无尽的，可持续并几乎疯狂的创新，并最终打破了马尔萨斯魔咒。随着

    人们越来越富足，他们最终开始少生而不是多子，这与马尔萨斯的预测

    相反。即便在大家庭的社会里，比如在企业家化的英格兰，富裕也惠及

    了每个人，创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力量可见一斑。蒸汽机、公司形式、飞机和沃尔玛的发明第一次让普通民众富裕起来，其程度远胜古代的狩

    猎者、采集者、游牧民、定居农民或帝国臣民，并促使现代人选择了更

    小的家庭和更高的教育质量。在自由主义受尊敬的环境里，财富跟社会

    和政治相互作用。小说家与自由主义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曾说，我们应该读一下1920年西班牙的公共知识分子何

    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作品，“会重新发现自由

    主义首先是一种对待人生和社会的态度，基于宽容和共存，基于对历史

    丰富性的尊重和对不同文化独特体验的尊重，基于对自由的坚决捍

    卫……许多人把自由主义理解为只是一个经济上的事物，认为它只是自

    由市场、低关税、有限的政府开支和私有企业，他们的理解太狭隘……

    经济自由是自由主义信条的一个核心要素，但不是唯一。” [26]

    各位，再

    回想一下我们祖先的贫穷与不自由状态，为今天的生活庆幸吧。[1]有关这一点和其他美德的所有论证，参阅McCloskey,2006a，特别是

    pp.151194。

    [2]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人的

    一举一动都是因为自由意志的存在，而非外物所决定。自由意志主义其

    实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延伸，只不过“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在从英

    国传入美国后，在近代已经异化为“人权”，主张政府应该给予个人的种

    种福利，所以改名为libertarianism，以显示和自由主义的区别。自由意

    志主义是反对社会福利的，主张最大化个人选择自由。——译者

    [3]这是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恩(Daniel Klein)曾经对我说的。

    [4]美国曾在1920年颁布过禁酒令，写入宪法，后在1932年开放酒禁。20

    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在位时期颁布禁毒令，至今(2015年)尚未废除，但在一些州已有所松动。——译者

    [5]Cather,1931(1992), p.675.

    [6]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

    (但并不是“奥地利学派”成员)，其商业周期理论和创造性毁灭的企业

    家精神的表述享誉后世。——译者

    [7]李尔本，“约翰·李尔本对扰乱精神罪的正义辩护”，参见

    http:www.strecorsoc.orgdocsdefence1.html。在引用了本句之后，H.N.

    布雷斯福德称赞这是“对于自由主义信条最早也最为大胆的陈述之一”，并提到了里面的严格的自由意志主义寓意——不过随后作为1961年的英

    国左派，信奉集体主义精神的他拒绝了李尔本的观点。

    (Brailsford,1961, p.75)

    [8]De la Court,1669, Part Ⅲ, chap.viii, “conclusion”.本书引用自1743年的

    英文版。皮埃尔·德拉考特(Pieter de la Court,1618—1685)：荷兰经济

    学家和商人，著名的德拉考特家族的第一代。——译者

    [9]North,1691, preface, p.viii.我在这里及它处对拼写和标点进行了更改，以免使读者有距离感。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称赞了牛津出版社(1986)改善莎士比亚著作拼写的做

    法，称其避免了某种“懒散的、老式英语的古怪感”(Greenblatt,1997,p.73)。距离感的产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思维习惯与现代相异的缘故，而非标点和拼写的近代惯例。出于同一理由，我将英式拼法改成了美

    式，“honour”改成了“honor”等，标题除外。我在引用16世纪的著作时，有时会忍不住保留“-eth”，它是如此舒适和古雅。

    [10]Tribe,1995; Rothschild,2001, p.20.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1646—

    1714)：法国立法者和商人，市场经济概念的发明者之一。——译者

    [11]Jacob,1981(2006); Israel,2001.

    [12]Heckscher,1931, Vol.1, p.173.

    [13]Dean Stanley,1834，转引自MacLeod,1998, p.96。

    [14]MacLeod,1998, p.108.

    [15]MacLeod,1998, p.108.

    [16]Goody,2010, p.60.

    [17]Cohen,1992.对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证据的

    有力总结，参见Baechler,1971(1975), pp.37-38。

    [18]Grierson,1978, pp.3,5; Demetz,1997, p.16.

    [19]Grantham,2003, p.73.

    [20]T?nnies,1887(1957), p.34.

    [21]《阿摩司书》是《圣经》旧约的一卷书，该卷书共9章。《何西阿

    书》是圣经全套书的第28本书，旧约圣经小先知书的第一本书。

    [22]库恩(Kuhn)与他人合著(2001)：他们说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突

    然涌现出“多余的、标准化的装饰物件”，推测是交际用途。人类早期的

    艺术品很罕见，都很独特，每一件都是不同的样子，不像是语言文化的

    产物。来自基因家族树和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梅里特·

    鲁伦(Merritt Ruhlen)学派的历史语言学证据(有争议的)也指出是大

    约同一时间。人类何时发明语言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不过近期的一

    些发现表明，语言的一些迹象(声带、大脑能力、艺术、葬礼)很早以

    前就在非洲南部出现了。[23]Sahlins,1974(2004)，特别是第二章，“家庭生产方式：生产不足

    的结构”。

    [24]Lebergott,1993, pp.63-64.

    [25]勒伯格特深入阐述了猎人vs.农夫的经济学，见1984, pp.13-16。

    [26]Vargas Llosa,2008, p.68.第三章 一种新修辞保护了新观念

    经济学家和犹太牧师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曾说过，创

    新依赖于警觉。 [1]

    对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而言，尊严赋予了他们创业

    的勇气，自由赋予了他们行动的空间，从而能敏锐地注意到并把握住机

    会。当然，警觉若要有益于社会，就绝不能像古代和现代的企业家一样

    执着地寻求垄断，绝不能像坦慕尼协会的政客乔治·华盛顿·普伦凯特

    (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在1905年所说的：“有一种诚实的贿赂，我就是这种运作方式的例证。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看到并抓住

    了机会。'” [2]

    这种利用政府扶持的垄断生意索取贿赂的“机会”，最好的

    结果是将纳税人应得的收入重新转移到普伦凯特的口袋里，而最坏的结

    果则是整体收入“蛋糕”的缩小，这也是更可能发生的情况。现代经济保

    护主义必然会缩小整体收入的“蛋糕”，因为它让人们继续从事没有效率

    的工作。法国传记作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在1845年滑稽地模仿了一封蜡烛商反对阳光的立法请愿书，因

    为允许阳光进入室内就意味着蜡烛商的失业。生产是因为消费的需要，经济保护主义让人们留在错误的工作岗位上生产照明用蜡烛，而阳光本

    身就可以提供免费照明。禁止阳光照进建筑减少了每个人可消费的光

    明。 [3]

    巴斯夏关于古代城市垄断和现代经济保护主义最有趣的例子莫过

    于“反效铁路”了。19世纪40年代早期，有人倡议修建一条从巴黎到马德

    里的铁路，位于沿途13处波尔多市却要求铁路在该市断开，理由是这样能够给搬运工、旅店和出租车行当“创造就业”(在政客和垄断势力的

    运作下，巴黎、伦敦和芝加哥等城市长久以来都实行类似的安排。旅客

    列车不是沿大城市的边缘通行，而是把大城市作为终点。在美国的铁路

    时代，人们常常会说“到芝加哥换乘”)。巴斯夏注意到，按照这种“创

    造就业”的逻辑，铁路沿线的每一个城镇都应该看到机会并抓住它。那

    乘客就得在塞纳河畔的阿布隆、埃弗里、艾松河畔巴郎库尔和拉弗尔特

    阿莱都换乘了。通往马德里的火车每隔几公里，只要到达一个村庄，乘

    客就得在“巴黎北站”这样的站台下车，乘客和货物在耗费了各种费用给

    当地创造了就业之后，再从该处搭上另一列火车前行。于是法国和西班

    牙全国的收入都可以靠这条铁路来创造了，代价则是牺牲了其他所有形

    式的生产和消费。这样是会“创造”就业。不过由政治推动的保护性生

    产，会取代劳动力和资本的更有效的使用。这样的铁路是一条反效的铁

    路，代表着保护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胜利，后世的经济学家会把波尔多和

    阿布隆的政客的做法称为“寻租”行为。 [4]

    相反，如果企业家看到的是真正能够改善现状的机会，而不是寻租

    的机会和合法的盗窃(比如阻止阳光进屋或修建无效铁路)，社会将变

    得更富足。创新活动是正和活动：把市场搬迁到更方便的地段、低成本

    生产希腊橄榄油并高价卖出、集装箱货轮的发明、E＝mc2 规律的发

    现、个人电脑的设计等，莫不如此。

    但是这种警觉的经营活动却始终遭到精英阶层的鄙夷，在城镇里尤

    甚。毕竟，婆罗门的精英和武士凭借对下层阶级——无产的首陀罗和有

    产的吠舍——强征税款和租金过活。首陀罗靠体力劳动生活，他们也因

    此脏兮兮的。吠舍属于中产阶级，生活稍微好些，他们靠倒买倒卖维

    生，低价买进一匹布或一个好点子，并高价卖给认为值更多钱的人。吠

    舍改善了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在企业家价值被重估之前，他们在统治精

    英眼里只是一群骗子。公元前44年，西塞罗声称：“小商业值得鄙夷；但大商业未必那么不堪……如果商人能满足与自己的利润……离开港

    口……回到乡间的庄园。” [5]

    西塞罗说，商人的生财之道就是把劣质产

    品吹嘘得天花乱坠，这是可耻的(只是像西塞罗这样的演说家，通过把

    恶法吹嘘成良法而赢得了他的罗马宅邸，却是天生的贵族之一)。1516

    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或者他笔下的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

    (Raphael Hythloday)(古希腊文“瞎掰扯淡”的意思；在大部分时候，托马斯爵士都谨慎地持模棱两可的立场)的猛烈抨击足以代表几千年来

    对城镇庸俗商人和创新者的谩骂：“他们千方百计……用卑劣手段聚敛

    钱财，然后极力压低工价剥削穷人的劳动……这些贪得无厌的腐化之

    徒……他们享受到的幸福还是远不及乌托邦国家……在乌托邦，金钱既

    不使用，人们也就不贪金钱。这就砍掉了多少烦恼啊!” [6]

    16世纪80年

    代，莱斯特伯爵受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派遣插手荷兰政治。当时的荷兰已

    经企业家化了，伯爵毫不掩饰对必须与之打交道的“磨坊主和奶酪商人

    上议院”的鄙视。 [7]

    甚至在很商业化的荷兰也有这样的谚语：“谎言是商

    人的财富”(Een laugen is koopmans welvaart)。

    然而，英国到了1700年左右，就像早些时候的荷兰一样，在无法预

    料的创造力作用下，经济、货币和交易活动的低俗感逐渐消退，不再被

    认为是堕落行为。它们开始在理论上被认为值得一定程度的尊敬，并不

    是绝对地庸俗、罪恶、卑劣和下作。总而言之，商业逐渐获得了人们的

    尊重，部分因为它们被认为有益于国家，并非一种无益的欺诈行为。在

    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一些教授小心谨慎地提出，(所有领域的)经

    济活动也是一种美德，即使低买高卖谷物和制作奶酪这样的小商业也是

    如此。在13世纪中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曾经以那些反

    企业家的古代大师的风格写作，特别是以奥利金、圣·奥古斯丁和沙漠

    修士，以及贵族导师亚里士多德的风格，他写道：“贸易，从其本性而

    言，具有一种卑劣品质，所以从本质上不具备一种美德或必需的目的。” [8]

    但是阿奎那和同时代的城市僧侣们却竭力反对几千年来的轻商

    传统，反对斯多各学派和高柱苦行者的否定世俗生活的理念，强调劳动

    就像是上帝创造的[劳动就是祈祷(Laborare est orare)，本笃会一直

    这样信奉，后来被主张自由的共济会奉为他们的座右铭——作者]。阿

    奎那还暗示贸易也是值得做的事情，“逐利是贸易之目的，其本质亦没

    有任何美德或必要之处，却不意味着任何罪恶和违反美德。任何事情都

    无法阻止利润被用于必要甚或美德之目的，因此贸易合乎上帝的法则。

    例如，一名男子可能寄希望于用贸易获取的适度利润来维持家庭”——

    比如在普拉托“维持”拥有15个房间，20个仆人的城堡生活。

    事实上，在公元1200年以后，普拉托、佛罗伦萨或巴塞罗那的统治

    者再也不认为低买高卖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们把这种落后观念留给了

    生活在北部内陆地区(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早已发展出浓厚的商业传

    统)的人们。但是在北海国家，在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不管是在内

    陆地区还是沿海地区，许多艺术家、思想家，甚至还有一些神职人员和

    贵族，开始容忍甚至钦佩企业家，就像他们沿海地区的祖先当年羡慕、惧怕，或加入重商的维京人一样。企业家价值由此得到了重新的评估。

    到了1800年，许多西北欧人秉着或多或少的宽宏大量，逐渐接受了

    市场的结果。这个现象在1900年出现于欧洲他处，在2000年蔓延到了世

    界各地。克里斯汀·麦克劳德解释说，按照古代的“贵族文化霸权”标

    准，低价买入点子再高价卖出的“发明家不可能成为英雄”。而到了19世

    纪初的英国，发明家竟成了英雄人物，成了被公认的为世界做出贡献的

    人。 [9]

    荷兰人和美国人，接着是英国人，再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有

    史以来第一次(例如19世纪晚期的瑞典人)认可了市场经济，甚至认可

    那些逐利性的创新行为带来的创造性毁灭。后来，《弗吉尼亚人》

    (The Virginian,1902年出版的小说，1929年、1946年改编为电影)和

    《原野奇侠》(Shane,1949年版小说， 1953年改编为电影)里的美国牛仔都颂扬诚实和非暴力的商业活动。 [10]

    1913年，当同时代的美国知识

    分子开始嘲笑企业家的时候，薇拉·凯瑟笔下的女主人公，瑞典裔美国

    人亚历山大·柏格森(Alexandra Bergson)却说道：“福勒(房地产商)

    又来了，我希望做他的商业伙伴!他可是为自己牟利不少!要是穷人

    (比如亚历山大那些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兄弟们)能从富人那里学点招儿

    就好了!” [11]

    在日本，上班族开始成为小说里的主人公。尽管遇到了许

    多前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抵制，全世界开始重新评价企业家城市的价

    值。在2005年，英国哲学家和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谈

    到自己那单调的企业家故乡瑞士苏黎世时说：“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地

    方就是它提醒了我们，当要求一个城市只具备单调和企业家的时候，它

    会变得多么充满想象力和人情味。”他引用了法国作家蒙田在16世纪的

    最后十年写的语句：

    攻占一个要塞，率领一个使团，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威风显赫的事

    情。持家教子，银钱往来，交朋结友，表达爱憎，是不引人注意的平常

    事，然而能在这些平常事上做到公正平和，认真不懈，表里如一，却是

    更难能可贵的。因此不管社会成见如何，在我看来归隐生活的人比之其

    他人肩负着同等的，甚至更加艰辛的责任。 [12]

    企业家价值的重估不仅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如果说这意味着扩大

    了的企业家正在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意大利北部四分五裂的共和国、汉莎、荷兰、瑞士和日内瓦以及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之外，中产阶级的

    崛起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历史学家杰克·赫克斯特(Jack Hexter)早就

    指出，中产阶级始终在“崛起”——但直到晚近，这个阶层才终于在企业

    家化的英格兰社会里上升到顶层。 [13]

    中产阶级到了19世纪还没有得到

    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贵族统治的16—17世纪当然更不用说了。英国直到

    晚近才废除贵族统治——温斯顿·丘吉尔出生在布伦海姆宫就是明证。

    [14]

    直到最近，如果有人想登上英国政治舞台，必须拥有一口拿腔拿调的BBC或牛津剑桥发音，即便对许多来自“凯尔特小圈子”的政客来说也

    是如此。一个出身富商家庭的孩子在上了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之

    后，也会摆出一副贵族架子，并买一个最热门军团的军衔。

    早现代史上最关键的经济大事件反而是对企业家行为的重新评估，是社会和企业家自身对企业家美德的逐步接纳，尽管有时不那么心甘情

    愿——持家教子，银钱往来，交朋结友，这些事情都远谈不上丰功伟

    绩。正如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在1978年所提出

    的，17世纪晚期及以后，英国的中产阶级“融合而不是取代了当时的统

    治阶级……社会变革……并不要求出现一个新的阶级，而要求出现一个

    现代阶级，不管该阶级是如何形成的” [15]。或者，要我说，社会变革要

    求现有阶级转变自身的态度。这种态度的转变首先发生在荷兰，然后是

    英语国家，再是世界上其他地方。

    在那些重新认识企业家价值的国家，市场和企业家用几乎所有人都

    享受到的惊人财富回报了社会的赞赏，并为战争积累了充分的物资(统

    治阶级满意地注意到了)。企业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社会舞台上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享受着尊严和自由，同时由于政府取消了重商主义政策，他们也被迫面对残酷的创新和竞争(顺便指出，企业家未必需要自我意

    识才能扮演该角色——认为一个社会阶级必须具有自我意识才能构成一

    个阶级的谬论已经误导历史学家很久了)。企业家通过创新和争取客户

    来致富，并且无心插柳地提高了英国和后来其他地方穷人们的福利，起

    先提高了100%，后来是900%，再后来是1500%，最后达到了100美元每

    天。甚至在加纳和埃及，如今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

    按照企业家的平等主义的新说(或者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说

    的“自力更生”)，某种程度上，一种正和游戏从零和博弈的政治里释放

    出来了。企业家的自由和尊严能带来进步的观念主导了西方对社会的想

    象。拿破仑的军队每征服一地，必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废除那里的垄断行会。在1857年，国际条约终结了丹麦征收进出波罗的海的厄勒海

    峡通行费的权力(那些获得解放的国家为此向丹麦支付了一笔高昂的补

    偿金)，在此之前，丹麦已经从哈姆雷特的故乡赫尔辛格(Elsinore，莎士比亚)收取了几百年的通行费。到19世纪中叶，英国和法国都成了

    自由贸易国家。 [16]

    所有这些国家都走在欣欣向荣的企业家道路上。

    换言之，这轮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10倍、16倍乃至更高的经济

    增长，以及它所带来的政治和精神变革，更多的是观念所导致，而非物

    质因素所导致。企业家拥有自由和尊严的观念触发了蒸汽机、大众营销

    和民主的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资

    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

    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7]

    这是事实，在下一个百年里

    它们会创造更多，而且大大改善了穷人的生活。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年的预见恰恰相反，也与从过去到今天好心的左派人士[比如美国

    电影制片人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等]的判断相反。企业家还

    提升了人类精神，这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829年的预

    测相反，也与从过去一直到今天好心的右派人士[如美国传记作家帕特

    ·布坎南(Pat Buchanan)等]的判断相反。年轻的美国评论家蒂莫西·沃

    克(Timothy Walker)批评卡莱尔的道德悲观主义。沃克曾经在托克维

    尔的美国之行中在辛辛那提招待过他，他在1831年说他们不是在谈论仆

    妇和奴隶供养的雅典贵族制度，而是在谈论民主这个符合人民大众的道

    义。“我们的信条是，只有从永久的劳形苦役中解放出来，人类才能取

    得伟大的精神成就。” [18]

    美国人做到了。祝贺像沃克这样具有企业家精

    神的美国人。

    参与创造和人类解放的，不仅仅是贸易、投资和资源的开发，还有

    观念。首要的两个观念：一是人应该有希望的自由；二是诚信的经济生

    活应赋予普通人以尊严和荣耀，无论是奶酪商领主还是尊贵的莱斯特公爵都应得到同样的尊重。世人眼中的公正概念发生了转变，公正不再是

    遵从身份而是遵从契约。这一词汇(起源于拉丁文，受亚里士多德启

    发)不再是旧的“分配”正义，而是新的“交换”正义，不再是旧的身份正

    义，而是新的契约正义。(现代左派又回归了分配正义，这是现代左派

    的信条类似于自由主义出现之前的旧时右派的另一实例。)阿奎那曾经

    说过，仿佛是为“民主”转折做准备(尽管17世纪的荷兰很难称得上民

    主，更不用说18世纪的英国了):“在分配正义原则下，个体依据他在社

    会中地位的重要程度而得到相应商品。身份的重要性根据社会形式的不

    同而异，在贵族社会中根据美德决定；在寡头社会中根据财富决定；在

    民主社会中根据自由决定。” [19]

    约翰·洛克以一种交换正义代替了这种

    正义。交换正义尊重每个人，不仅仅是继承特权。根据交换正义，公爵

    也要付裁缝费，而产权通过劳动确立。亚当·斯密同样用民主再定义

    了“分配正义”，旧的定义只青睐精英阶级，斯密的定义则青睐包括穷人

    在内的所有人。 [20]

    欧洲人开始相信，应该鼓励这一匪夷所思的平均主

    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用马克思的教导说，现代世界建立在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上。或

    者说，它建立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修辞”(更老的用语，同样的意思)之

    上。例如，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词典和莎士比亚的剧本里，“诚

    实”(honest)一词主要是指“尊贵”(noble)(战争或法庭上以贵族方式

    取得的尊敬：诚实，诚实的伊阿古)(《奥赛罗》角色)。在18世纪，这个单词的修辞意义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作为普通人的尊严”和“实

    话实说”的意思(以可信赖的企业家方式做交易)。简·奥斯汀在1793—

    1816年一共写了八部作品(包括1804年未完成的《华生一家》，和她早

    年未发表的作品《苏珊女士》，但不包括她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桑

    底顿》)，其中“诚实”出现了31次。 [21]

    这个词语在这31次里有6次意味

    着“正直”(upright), “正直”在旧时用法里意味着“一个诚实的人”。没有一次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尊贵的社会地位、英勇的战斗作风、贵族气

    派”的旧式用法。在13的情况下，这个词语意味着“纯正”，比如“一个真

    正的、纯正的旧式寄宿学校”(《爱玛》)，与“贵族”的含义相去甚

    远。在最后13的情况下，这个单词是按照现代语义里的“真

    诚”(sincere)来使用；而在全部出现的31次里，有4次严格意味着“说

    真话”。1934年的《韦氏新国际词典》对“诚实”的古义有两个解释：第

    一个是“荣耀”，举例为“一个诚实的(贞洁的)女人”(这种用法在《奥

    赛罗》中不止一次用在苔丝·狄蒙娜身上)。词典将“诚实”的名词形式

    (honesty)的“荣耀”含义标注为过时用法。韦式词典认为，“诚实”的第

    二个主要用法为公平、正直、真实，举例为“一个诚实的法官或商人，或一个诚实的陈述”(斜体表示)。韦式完全没有提到贵族或光荣的战

    争。令人吃惊之处在于，就在“诚实”一词的意思从贵族式转向企业家式

    的同时，在其他日耳曼或罗马语系中“商业”的含义也同样发生了转变，比如说荷兰语中的“eerlich”和意大利语中的“onesto”。这是企业家价值得

    到重新评估。 [22]

    “存在之链”(拉丁语：scala naturae，自然的阶梯，任何人都无法逾

    越。“阶梯”用“链条”来表述更为合适)主宰着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

    景，正如它主宰着柏拉图时代的全世界图景一样。自从大规模农业社会

    出现之后，数千年来伊拉克、埃及、中国北部地区还有夏威夷不断重复

    着这种等级尊严制度。 [23]

    但是自17世纪以降，“存在之链”开始在西北

    欧崩溃，到了19世纪，它开始被许多人视为反动——尽管它仍然有着强

    大的势力。可能是由于1568—1689年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的成功

    暴动，在这些地方，社会学家们所说的“社会距离”[这个术语是社会学

    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在20世纪初发明的，开始被美国社会学

    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埃默里·博加德斯(Emory Bogardus)

    首次系统化地使用]缩短。 [34]

    18世纪法国的进步人士，如伏尔泰、卢梭和其他被反动势力妖魔化的学者开始将社会距离的缩小加以理论化，而反动势力则坚决反对缩小社会距离。以今天的世界打比方，就像是西

    北欧国家到1800年突然放弃旧有的南亚或朝鲜的顺从模式，选择了美国

    或以色列模式一样。这场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在北海周边，贵族和主教

    们开始不情愿地对城市人做出一点点的让步，最后甚至对农民做出了让

    步。先在荷兰，再是西北欧的其他国家，普通人逐渐获得了上层阶级长

    期以来一直努力压制的尊严和自由。

    齐美尔在1908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道出了一副企业家的古老形

    象：“在整个经济活动史上，陌生人处处为商人，而商人处处为陌生

    人。” [24]

    14世纪的薄伽丘笔下的萨拉丁乔装成商人(in forma di

    mercatante)就是一个例子。大约在1600年，一种非陌生感的新修辞开

    始在荷兰出现，然后流传到了英格兰及他处，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革

    命性的1795年，农民诗人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宣布：“做人高

    风亮节，有尊严和自豪，这比爵位更崇高，不管怎么着……男儿当自

    强。”司汤达在1820年的小说里描绘了一个反动的帕尔马修道院，其笔

    下的人物康特·莫斯卡·德拉·罗维尔(Conte Mosca della Rovere)以特有

    的洞察力说道：

    “我怀疑(对于我们贵族的)狂热尊敬是否能维持到我们的有生之

    年。” [25]

    在欧洲，一切都在改变。

    西北欧的城镇居民失去了中世纪舒适的垄断地位，换来的是作为创

    新者的新的尊严，以及与统治阶级距离的缩小(不过在1820年的帕尔马

    修道院，企业家仍遭到贵族和绅士们的鄙夷，在司汤达1839年的小说

    里，这个阶级也被作者所鄙夷)。 [26]

    首先是荷兰、英国，接着是其他

    地方，还有美国，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尊敬企业家的社会，企业家最终在这些地方成了新的英雄。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1855年写道：“美国公民(当然，当时的‘公民’排除了妇女、黑人、印第安人、移民和许多贫穷的白人)真正令人惊奇之处，是

    他们完全不知道站在上等人面前是什么感觉。” [27]

    毫无疑问，贸易和创新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新的尊严，反过来又自

    我强化了。部分原因当然是经济和物质上的，但同样肯定的是，有些原

    因是修辞和观念上的。比如说，荷兰的正和政治带来的巨大回报，会直

    接引发英格兰的效仿，正如今天引发印度的效仿一样。一件事情推动另

    一件事情的发展，一种利益催生新的利益出现。统治阶级热衷于建立强

    大的海军和陆军，他们需要资源，这无疑会推动政策和态度的改变：例

    如彼得大帝为了民族荣耀(并非为了让人民过得更好)致力于让俄罗斯

    现代化。你也可以称这是观念所导致。印度在独立后的40年里施行许可

    证制度，经济也陷入停滞，然而它的大敌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飞速发展

    深深刺激了这个国家，最终催生了一场修辞上的变革，尤其是1991年以

    后。同样，在17世纪，荷兰在商业上的成功让英国人耿耿于怀，激发了

    他们去模仿，这种情形就好像最近香港和台湾的成功创新对中国大陆的

    影响一样。 [28]

    企业家价值重估浪潮的接连兴起，如同征服国的民族主

    义情绪催生了被征服国的民族主义一样，英国人刺激了法国人，还有印

    度人。你可以称这个过程是物质上的，或是观念上的。

    但马克思(还有恩格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意识形态或修辞上的

    改变始终是物质经济利益改变的反映。驱使希特勒屠戮数千万国民，以

    及驱使波尔布特屠戮柬埔寨13人口的，并不是物质利益，而是某种精

    神上的因素。 [29]

    在刚刚过去的意识形态大战的世纪里，是意识形态在

    驱使双方行动。思想本身无疑部分地依赖利益因素，但并非总是如此。

    人们成为保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成为法西斯分子或共产主义者，并

    不是总是出于自私。正如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他们的献身精神证明了他们的忠诚。或者在我看来，无论

    是为恶还是为善，都证明了他们的道德复杂性。 [30]在重估过程最关键的早期，在1600—1800年的西北欧，是言语和观

    念引领着前进的道路。乔尔·莫基尔在1990年写道：“对于精神因素在长

    期经济发展里的作用，经济学家们传统上持怀疑态度。在最初解释西方

    经济崛起的著作里，这类因素一直被无视或被草草反驳。”1986年之前

    的约翰·希克斯(John R.Hicks)、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保罗·托马

    斯、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

    和小伯泽尔(L.E.Birdzell)的作品都莫不如此。 [31]

    但自那以后的经济

    学家们，甚至包括上述学者中的几位，开始更为明智。欧洲的大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特别是企业家价值的重新评估赋予了城镇居民以

    勇气，并提升了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正如经济学家迪帕克·拉尔

    (Deepak Lal)最近说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我称为创

    新)，是在商人和企业家终于获得社会认可(尊严)，并不再受到国家

    的掠夺(自由)之后出现的。” [32]

    拉尔在芝加哥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

    学同事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说过：“资本主义兴起之谜不

    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和道德上的：企业家是如何摆脱习俗的束缚

    (自由)而获得力量(自由)和尊重(尊严)，从而得以改造，而非恪

    守固有的社会秩序(更多的自由和全新的尊严标准)? ” [33]

    北海各国携

    着冒险的自由抵达了本书标题中的“企业家尊严”的彼岸，物质经济的发

    展也随之而来。

    [1]例如Kirzner,1976, p.83，及其他著述，特别是1973年。我已经批评过

    他的论述。他的研究硕果累累，但还走得不够远。他没有意识到企业家

    精神的社会影响，尤其是“说服”的作用(McCloskey,2008d; compare

    Storr,2008)。[伊斯雷尔·柯兹纳(1930—)：美国经济学家，当代奥

    地利经济学派掌门人。——译者]

    [2]W.L.Riordon, Plunkitt of Tammany Hall(1905), pp.3-10, reproduced in

    Leland D.Baldwin, The Flavor of The Past:Readings in American Socialand

    Political Portrait Life, Vol.2(New York:Van Nostrand,1968), pp.57-60,and then at http:www.uhb.frfaulknernyplunkitt.htm.顺便说一下，普伦凯

    特的“诚实”(honest)即是后来意义上的“光荣”(honorable)。[乔治·

    华盛顿·普伦凯特(1842—1924)：纽约市民主党政治机器“坦慕尼协

    会”的重要人物之一，掌握该协会长达25年之久，是美国进步时代的典

    型腐败人物。——译者]

    [3]Bastiat,1845, I.7.[弗里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19世纪法国的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法国立法议会的议员，被视为

    早期的自由意志主义者。1845年，法国下议院接到了一封以全体法国蜡

    烛商名义写来的请愿书，希望把全国的窗户封闭起来以保护蜡烛商的利

    益。——译者]

    [4]如果你认为巴斯夏举的例子不过是虚构，不妨看一下今天中国汉川

    (湖北)官员的所作所为。他们也非常急切地想为本地白酒创造就业机

    会，于是要求当地的国家工作人员每年必须购买30万美元的本地白酒。

    由于这等于要求每人每天需饮三瓶这种“清窦”的白酒，所以这项政策很

    快被取消了。即使在中国，人们有时候也会注意到此种重商主义做法的

    荒谬。(Sharon LaFraniere, “Chinese Mock Bewildering Rul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20,2009, p.2)

    [5]Cicero,44 BCE, I:42.compare Finley,1973, pp.60,23.

    [6]More,1516, p.132.(托马斯·莫尔是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乌

    托邦》一书名垂青史。——译者)

    [7]Israel,1995, p.222.然而到了1702年，马尔堡公爵在出席海牙的由奶酪

    商人组成的议会时用了“尊敬的阁下们”的称呼，毫无戏谑之意。

    [8]Aquinas,1267-1273, Second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Q.77, art.4, “I answer

    that.”并非所有的沙漠修士都是如此：“一位修士对皮斯塔蒙

    (Pistamon)说，我在卖我做的东西时，深深感到灵魂的不安”。皮斯塔

    蒙回答：“此举并无害处……只要价格公道(不讨价还价)……无论你

    拥有多少，不要停止生产。只要灵魂安宁，尽可能多地生产。”(The

    Desert Fathers:Sayings of the Early Christian Monks, translated by Benedicta

    Ward, London:Penguin,2003, p.56)(阿奎那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

    和神学家，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译者)

    [9]MacLeod,2007, pp.1,13.麦克劳德发现，发明家的威望在20世纪初有所下降，但我认为这是由于那时发明家的英雄主义已经普遍化了。在麦克

    唐奈尔(A.G.Macdonnell)的漫画小说《英格兰，他们的英格兰》

    (1933)中有一位工程师角色，来自北方的威廉·罗兹(William

    Rhodes)。他仍然受到尊重，尽管从英国南方或上流阶级的角度看，稍

    微有点儿受到怀疑(麦克唐奈尔是苏格兰人)。固然，麦克劳德所指的

    是严格意义上的发明家，而不是发明的使用者。但是正如

    Edgerton(1991,1996,2005)所说的，尽管有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惋惜，英

    国仍然是全球最具创造力的经济体之一。

    [10]对于牛仔小说和电影中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张力的讨论，参见

    McCloskey, 2006a, pp.212—230。好莱坞莫名其妙地变得仇视商业，正

    如《巨人》和《华尔街》两部影片。

    [11]Cather,1913, p.58.

    [12]Montaigne, Essays, book 3.2, “Of Repentance”, quoted in Botton 2005,p.46; alternatively translated in Montaigne, trans.D.Frame, Essays, p.614.

    [13]Hexter,1961.

    [14]Cannadine,1994(2005).

    [15]Appleby,1978, pp.11-12.

    [16]Nye,2007.

    [17]Marx and Engels,1848(1988), sec.1, p.59.(中译文引自《共产党宣

    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译者)

    [18]Quoted in Leo Marx 1964, p.190.

    [19]Aquinas,1267-1273, Second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Q.61, art.2, “I

    answer that.”

    [20]这些想法要归功于我朋友的著作：保罗·图尔平(Paul Turpin,2005)

    和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2004)。

    [21]http:www.pemberley.comjaneinfonovlsrch.html.[22]我即将出版的《企业家价值的重估》会对“诚实”一词的各种变幻进

    行全面的讨论。

    [23]关于“存在之链”，参见蒂利亚德(Tillyard,1943)。新历史主义者

    (一种文学批评流派，蒂利亚德有点莫名其妙地成了替罪羊)指出，存

    在之链通过其自身面临的挑战而获得意义，例如卡利班挑战埃里厄尔

    (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正统意味着异端的存在，并

    被镇压。

    [24]转引自 Ethington,1997。

    [25]Stendhal,1839, p.147, italics his.

    [26]Stendhal,1839，他在许多地方都表示了自己对于企业家的鄙视(都

    没有采用间接文体，因为很可能与司汤达本人的观点冲突)，比如：第

    90页(他头脑里只有钱)；第103页(法布里奇奥认为中产阶级……很

    愚蠢)；第119页(在路易—菲利普时代的法国，“唯一活下来的激情就

    是对金钱的欲望”)；第254页(在中产阶级眼里，夸大是美丽的)；第

    427页(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共和国里，一个人被迫整天对街头小贩表

    示尊重，而且变得像他们一样无味和愚蠢)。我没有核对过小说的法文

    版，也许是翻译错误。

    [27]Whitman,1855, p.6.

    [28]关于荷兰如何在17世纪让英国人受到刺激，参见Appleby,1978,chapter 4,“The Dutch as a Source of Evidence”。

    [29]Otteson,2006, p.178.

    [30]Sen,1985.

    [31]Mokyr,1990, p.171.

    [32]Lal 2006, p.2.此处拉尔可能接受了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认为一直

    到1688年“掠夺”在英国都是普遍现象。拉尔本人关于私有产权源于中世

    纪中期的观点更好一些。

    [33]Appleby,2010, p.7.[34]参见Ethington,1997；至于经济学家对这个观点的使用，参见

    Akerlof,1997。第四章 许多貌似有理的理论站不住

    脚

    我的许多研究社会科学的同僚，甚至其中人文主义倾向的学者，都

    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且反对的不仅仅是我对企业家的赞美。他们带着强

    烈的唯心主义，深信任何有关观念的观念都是不科学的。从1890年到

    1980年的大约一个世纪里，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念占据

    着社会科学的舞台，许多老一辈的“演员”依然恪守我们大学里学到的那

    些唯心主义教条。 [1]

    那些自认为超脱于任何哲学之外的经济学家和历

    史学家们，往往是许多年前就已破产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奴隶，最普遍的

    就是一百年前就已经摇摇欲坠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

    他们的信念值得敬佩。然而(在科学对话开始之前)否定言语、修

    辞、身份和创新的作用，只关注数字、利益、物质和唯事功的做法就是

    在否定大量历史证据，甚至在否定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以来

    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成果。站在反对观念一派的正是那些被现代马克思

    主义者蔑称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派：渴望被认为是讲究实际的行

    为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计量经济学家。他们一方面宣

    称“以证据为准绳”，另一方面却无视常识或历史证据。他们非常确信自

    己的方法论能产生唯一的科学事实。正是由于这个共性，当某些不讲科

    学的“傻瓜”宣称观念导致了某事件时，他们才会心烦意乱和出口

    成“脏”。他们甚至觉得(我回忆)拒绝观念的态度很有男子气概。问题在于这种方法论上的偏见常常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以美国宪

    法为例，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所认为的，它是

    一个观念上的创新，它的经济根基被轻易夸大了。 [2]

    乔纳森·伊斯雷尔

    写道：“18世纪晚期大西洋的民主革命，主要源于观念、想法和态度的

    转变，这是一场思想的革命。” [3]

    废奴政策起初不过是一群激进教徒

    (以及孟德斯鸠男爵)的主张，活跃在19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政坛，后来却无疑在美国政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北方的经济利益对废奴

    政策的影响，甚至还比不上由于印刷成本降低加强了基督教福音派宣传

    能力的作用。林肯在接见《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的作者时说了那

    句名言：“原来就是这位瘦小的女士写了一本引发大战的书。”一本书确

    实可能引爆战争——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的间谍小说

    《沙岸之谜：谍战回忆录》(1903)对英德两国的海上争霸起了不可低

    估的影响。令人失望的1848年革命只出现在议会、政党和宣言之中，而

    在此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及至社会主义实践开始扩散。在拿破仑的征服

    过后，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起，随后被诗歌、民谣及寓居

    伦敦的流亡者的文字所完善。谈话啊，谈话啊，再谈话。人们的观念至

    关重要。

    如果要解释西北欧的中产阶级获得的新的尊严，要解释它为现代世

    界带来的成就，社会学家们需要调整对唯物主义的狂热信仰——当然并

    不彻底否定物质的力量。他们要在收集铁价和议员受贿金额等资料的同

    时，也收集关于观点、修辞和社会距离的资料。科学方法并未规定一个

    经济课题，如革命性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狭隘的经济上的因素来解

    释。马歇尔·萨林斯这样说道：

    我们没有否定物质的力量和约束，没有否定它们对文化秩序的真实

    影响。而是影响的本质不能通过(物质)力量的本质来解读，因为物质

    上的影响也依赖于它们所处的文化氛围……人们在生产中的现实利益只是象征性的……从它们满足物质(生物)需求的能力上完全无从解释为

    何(在西方)狗肉不能食用，而小公牛的后腿肉却可以充分满足食欲。

    [4]

    社会学家拉克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讲述了美国商学院的历

    史，及其如何先合法化再腐化职业经理人的历史，他宣称：“我认为观

    念利益是专业化领域里的重要因素，而对这些观念的陈述有时候只能按

    表面意义(face value)理解……将其与社会角色和个人利益(物质的或

    权力的)合并理解。” [5]

    类似地，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虽绝没有忽视物质的力量，也劝我们有时要按表面意义——或至

    少某种意义——理解宗教教义。 [6]

    有时候人们所说即所想，或至少会

    无意间说出自己的真实用意。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言语也是事实。

    读者眼前的这本书间接地倾向观念的作用。对于工业革命和现代世

    界的各种看似颇有道理的物质上和反修辞的解释，本书考察了它们的代

    表性例子。那些解释包括了投资、掠夺、地理、对外贸易、帝国主义、基因或产权因素等。所有这些解释都出人意料地缺乏说服力。因此我认

    为(我承认存在推理上的漏洞)剩下的因素，例如观念和修辞，一定起

    了很大作用(后面的两卷书会提供更多关于修辞演变的正面证据)。

    穆勒，这位无比开明而博学的学者在其《逻辑体系》(1843)中推

    荐了“剩余法”作为四种归纳法之一。穆勒深入浅出地写道：“如果通过

    之前的归纳，所有现象都能归于已知的原因，那么剩余的现象将是之前

    被忽视的原因所导致，或者是某种不确定因素所导致。” [7]

    用简单的话

    说，去掉已知的原因，剩下的就是未知的原因。传统史观认为工业革命

    的起因是经济上和物质上的，如果这些解释被证明不够充分，那么剩下

    的那一大块或许就是剩下的原因所导致——修辞的演变。如果新旧投

    资和贸易都无法解释工业革命，或许新的思考和谈话方式就能成为原

    因。我认为，市场、创新和企业家的修辞在1700年左右的变化，以及在1800年后的扩散，才是关键的剩余原因。改变的只不过是人们头脑中和

    交流时关于尊严和自由的含义。但这种改变确是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并

    在经济上强大无比。它掀起了巨浪[纵观人类的全部历史，这股巨浪更

    像海啸(tsunami)；海啸这个日语词汇含有的突然之意能更好地表达这

    个现象]。

    物质上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了，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青睐

    的“原始积累”，到晚近萨缪尔森学派经济学家们青睐的“新制度主义”莫

    不如此。 [8]

    本书没有把迄今所有可能的理论都打入地狱的第八层，也

    没有诅咒这些理论的支持者们，好些人还是我的朋友和值得敬佩的同

    僚，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萨缪尔森主义者。无论是断定资本家长期

    占有剩余价值，还是用再配置理论解释国民收入的2%至3%中效率提高

    的部分，都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科学证据似乎强有力地证明，无论从

    单独还是整体上看，仅靠唯事功论的经济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自1700年以

    来人均实际收入的惊人增长。所以或许修辞能够解释。

    总结过去半世纪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看到：

    对外贸易古来有之，规模也太小，不足以承载西北欧洲在1700年之

    后的崛起。资本积累也不是关键因素，因为资本很容易积累。识字是一

    种人力资源的投资，只是顺应需求而生的产物。煤炭资源自古就能被运

    输而不局限于一隅。无论你怎么想，帝国主义也不是欧洲国家进步的原

    因，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是错误的，帝国主义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上非常

    普遍。同样地，人类早在工业革命前的许多个世纪就建立了私有产权制

    度，中国对产权的保护甚至比欧洲更严格。欧洲的婚姻模式并非欧洲人

    所独有。贪婪并未在西方突然兴起。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企业家国度

    里，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做得一样好，至少在同样的条件下双方不相伯

    仲，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明证。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还有儒家

    信徒和万物有灵论者，和基督徒一样能理性地思考盈利和亏损。爆炸式的人口增长在之前的时代和其他地方都出现过。黑死病袭击了整个欧亚

    大陆。基因变异和进化的作用太慢，与欧洲人取得的成就无关。在18世

    纪以前，远东、近东和东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和西方同样富裕，而且和

    西方的某些地方一样都做好了创新的准备——除了它们不具备企业家的

    尊严和自由这个关键因素。在17世纪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科学水

    平远超欧洲人。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进步基本上都是物理学和天文学方

    面的，而且在20世纪之前，科学领域的其他分支也对于世俗的追求并无

    太大用处。对创造性毁灭的认可是观念领域中的一次反常规的革命性插

    曲，的确，在划时代的意义上，欧洲科学的崛起也是一条同样重要的并

    行线。但是发明家获得的新的自由和尊严是一种科学之外的修辞上的事

    件，从此世人更加认同企业家的坚持不懈(像比如查尔斯·达尔文)的

    态度，而非贵族姿态(例如培根勋爵)，这从而影响了科学自身的发

    展。

    在1500年，世界上最大的十个城市中只有一个在欧洲，即巴黎。在

    1800年也只有巴黎、伦敦和那不勒斯跻身世界十大城市之列。 [9]

    但是

    经过一个世纪的惊天巨变之后，在欧洲和美国之外只有一个城市位于十

    大城市之列(即东京，它也是在日本工业化之后出现的)。 [10]

    然而在

    我们这个时代，据估计到2015年，只有两座部分欧洲血统的城市——墨

    西哥城和圣保罗，会位于十大城市之列。杰克·顾迪称这种现象为“轮

    换”，经济学家则称之为“收敛”。顾迪写道：“没有人会否认欧美近代的

    优势……我要质疑的只是太多人把欧美崛起的原因归结于某种幻想中的

    长期优势……欧美的优势……更多源于近代和具体的原因。” [11]

    历史车

    轮一直在滚滚前行。总之，欧洲人1700年前在经济上并无特别之处，他

    们只是在18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就像在之前的数世纪里，他们向世

    界展现自己天生的野蛮那样)才最清晰地展露了天生的创造力。到了21

    世纪初，他们又还原到了从前，甚至连残暴的本性也失去了。欧洲人特殊的创造力与欧洲崛起，来源于其有关经济的修辞的改变，这种改变造

    成了东西方的差距。

    我的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英语系同事，现代语言协会前会长格

    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