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后机器时代

    作者：胡泳；王俊秀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ISBN：9787508693385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公地》文丛总序

    2016年是《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的中文版问世20周年。有出版社决定重新

    出版这本引领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开山之作，我请这本书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教授为中国

    读者写几句话。他这样写，大家总是着眼于有多少关于技术发展的预测是准确的，抑或是

    失误的，“但是，与一个真正的、堪称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相比，这些都只是细枝末节

    ，事实上微不足道。25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促进全球达成共

    识，乃至实现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真实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我也曾经期待，中国可以由于其体量、决心和社会主义的

    优势，从而在引领全球互联网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这段话说明互联网走入大众视野20余年后，这一全球化的虚拟空间的演化与当初一些

    先行者的预期呈现出巨大的不同。《数字化生存》一书的结语，标题叫作“乐观的年代”。

    尼葛洛庞帝自称天性乐观，他说，“我们无法否认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

    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尼葛洛庞帝和其他的数字乐观主义者坚信，计算机与互联网将使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

    更好。当然，对于这些眼里只有“闪闪发亮的比特”的人，批评者也不少。政治学家卡斯·

    桑斯坦认为，尼葛洛庞帝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疏于考虑新技术应该被置于其中加以看待的历

    史、政治和文化现实。

    互联网的解放性正在被替换为压制性吗？互联网正在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走

    向四分五裂的巴尔干化吗？互联网上的“旧大陆”和“新大陆”会产生重大对抗吗？这些就是

    让尼葛洛庞帝忧心忡忡的互联网“实情”。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变得更加多元，甚至在很大

    程度上变得不可调和。

    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能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

    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

    的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

    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

    很多情况下被政府剥夺，也被大企业所侵害。很多人发现自己站在十字路口，不确定是应该允许“一切照常”，还是该拥抱更多的规制。比如，言论自由和隐私就是人们矛盾心理突

    显的两个领域。

    出于历史的原因，现有的互联网规制和治理就如同中国人常说的“九龙治水”，来源多

    样，彼此重叠，甚至相互冲突。民族国家的“尺寸”在跨越地域的互联网上显得奇怪，然而

    它们坚持对自己地域的管辖权。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通过用户协议规范用户的网络行为，而

    技术的开发者又不无“代码即法律”的傲慢，用户机会与全球性的网络生态就这样被多股力

    量所塑造。令人惊异的是，在一个高唱“消费者至上”“用户为本”的时代，用户不仅失语，而且倍感无力。

    互联网上的三股力量

    政府、市场和公众构成了互联网上的三股力量，也带来了互联网的三种治理模式。第

    一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可以称之为“新威权模式”，或者叫作“网络威权主义”，它能

    维持适度的市场竞争，但强调网络设施由国家所有，推动国家支持的互联网产业，并通过

    宣传、监控、审查极大地限制个人自由。第二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具有强烈的技术

    乌托邦色彩，有人将其命名为“加州意识形态”，夹杂了控制论、自由市场思想和反文化的

    自由意志论。第三种是以公众为中心的模式，我称其为“公地模式”，它的相对极端的表述

    是“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这三股力量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又互相缠斗。

    “加州意识形态”从宏观层面上塑造了今日加州自由开放的硅谷，并从技术角度上影响

    了此后的半导体产业、PC(个人电脑)产业和互联网。虽然这种模式标榜自由市场，但

    它也催生了比如信息高速公路这样的国家行为。奇特的是，“加州意识形态”还衍生出赛博

    文化，其要旨是通过技术项目实现技术乌托邦。通过用技术系统来表达设计者的梦想，互

    联网被视为解放和民主的催化剂。在这种对互联网的历史性解释中，互联网生来就是要打

    破政府的桎梏，典型的表达是约翰·巴洛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

    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

    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今天我们都知道，赛博空间根本无法独立，“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敌不过新威权模式

    和大企业的操控。就连巴洛的“互联网主权”概念也被完全挪作相反的用途，“斯诺登事件”

    不过是这种情况的经典反映。仍然对互联网心怀理想的人为此发出“夺回互联网”的呼吁，比如，知名密码学专家布鲁斯·施奈尔就严厉抨击说，政府和产业背叛了互联网。通过把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互联网变成巨大的监控平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破坏了基本的社会契约，大公司也

    是不可信任的互联网管家。

    施奈尔给出的行动建议是：揭露你所知道的监控现实，重新设计互联网，以及影响互

    联网治理。在重新打造的“互联网公地”中，全球性的互联网治理理应依赖于崭新的、以全

    球网络社区为中心的体系，而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

    互联网为每个人赋予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创造、学习和共享资源，它不受个

    别机构、个人或政府操控。所以，各国政府不应该单独决定互联网的前途，全球数以十亿

    计使用互联网的人才最有发言权。最好的方式是让国家和政府退后一步，以便协调和整合

    各自的不同，积极促进公民社会和企业在全球治理、合作与沟通中发挥作用。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至于企业，它们既需要关注经济上的“公地”环境，比如对基础设施或者人力资本的投

    入是否足够，也需要更多地考量政治上的“公地”环境，只要想想在一个民主公正的社会中

    做生意会有多么顺畅，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今天企业赖以运行的环境，本身就是政治决

    策的产物。关于法治和产权对一种稳定的经济系统的作用，历史上的例证比比皆是。就像

    良好的治理是企业高绩效的必要前提一样，善治也是高绩效国家的必要前提。让一个国家

    拥有健康的民主文化，也完全符合企业自身的利益。

    在互联网发展的最近10年里，技术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无论是工具、平台，还是人

    们对这些工具和平台的使用和理解，都显示出一种明确无误的演化：互联网终于由工具、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者制度形式的层面。我们将面临一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的冲突。正因如此，围绕互联网的公共讨论和学术话语正在发生一场从“强调可能性、新

    鲜感、适应性、开放度到把风险、冲突、弱点、常规化、稳定性和控制看作当务之急”的

    迁移。

    我所说的这场冲突，将构成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它不仅关乎信息自由

    ，更关乎我们能否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

    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

    对于民间社会而言，这样的冲突更让世界各地的公民相信，互联网正走向一个制定“

    大宪章”的时刻，必须要求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和公民的连接权利。正如英国的贵族们在121

    5年制定《大宪章》来约束不受欢迎的国王约翰的权力，在《大宪章》诞生800年之际，网

    民也应组织起来限制政府和企业的权力。互联网的“宪章时刻”存在三个突出的主题。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

    权利与安全。不少国家以强调安全之名牺牲公民自由与隐私，导致安全与自由之争在网络

    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见。数字社会的复杂性质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与安全的

    概念。个体公民更加关心自己的数据被何人掌握，政府则看到电脑犯罪、黑客活动、恐怖

    袭击等占据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我们有可能同时在网上获得自由与安全吗？

    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要求我们重新界定信任的边界，并在数字

    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用户现在可以方便、灵活地收发各种信息，这给网络法与网络规

    范造成了空前的挑战。法律和规范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总是落后于技术的发展。网络行

    为如何在规制与规范下得以发生和展开？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如何保证？边缘群体和弱

    势群体是否能共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当中，到底怎样建立数字信任？

    这种线上的信任又怎样与线下的责任感、透明度等关联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问题

    比答案更多。

    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网络接入权与网民素

    养是网络社会的基石，个人因此赋权，知识借此传播，从而确保不会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

    进的互联网列车。在这里，填平数字鸿沟不仅意味着网络接入权的泛化与网络普及率的提

    高，还涉及上网设备的成本、用户的技能、应用ICT(信息通信技术)的时间与机会，以

    及用户使用网络的目的和影响等多个参数。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

    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比如，年轻的

    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颠覆了传统精英的位置，致使整个社会弥漫着后喻文

    化[1]。然而，数字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养以及新的伦理，尤其是在年长

    者对年轻人引领的网络规范充满狐疑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数字时代的连接是否

    最终会导向赋权，以及赋权的对象是谁。

    为了回应这些主题，我们集合全国的一批有志于从各个方面探讨互联网未来的优秀学

    者，通过开展独创性的研究，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面向全球互联网发言。我们把这些研

    究成果汇集为年度的《公地》文丛。

    我们反对把“互联网”视为单一的实体，而是将其看作一种不同技术、平台、行为和话

    语的集合，它们与社会互相激荡、共同演变。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从历史延伸至当代，以

    使人们了解和挑战对互联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的理解和假设。我们涵盖的主题包括但不限

    于：文明变迁，财富历程，认同与主体性，政治与民主，技术、知识与媒介，产业与管理

    ，数字权利与网络治理，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至于我们的努力效果如何，就交给你们——亲爱的读者——来评判。希望年年见到你

    们。

    胡泳

    2016年岁末于维也纳大学

    [1]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了后喻文化的概念。后

    喻文化是指年轻人因接受新文化、新技术的能力强而在许多方面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

    反而要向晚辈学习。——编者注前言

    后人类境况

    ——新轴心时代、比特之城与人机关系

    从事互联网研究20多年，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对信息社会的总体状况做出一个自

    洽的解释。尤其是近两年，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像我这样比较有时间读书的人都应接不

    暇，更不要说工作繁忙的人了。而且，随之而来的困惑也越来越多。这期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机器的崛起和平台的出现。这些新物种已经深入人类的生活，也在改变着我们自己。

    本着这个初衷，我们成立了“信息社会在中国”编委会。在成立之初，我们就确立了两

    大原则。一个是“内生性”原则，即所有讨论的问题，都是在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内生的

    ，而不是外来势力强加的。另一个是“跨学科”原则，我们试图通过人文和科技的融合对话

    ，形成一个关于信息社会的大致轮廓。在新文明到来面前，我们都是摸象的盲人，所以每

    年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也就成了自然选择。

    尽管我们在年初做了大致的规划，但更多时候选题都是随机产生的。比如，本书的主

    题就是源于一个微信群的讨论。虽然这种不确定性也会让我们感到兴奋，但经过两年的摸

    索，我们大致形成了一个工作流程。每年上半年在高校开三次会，每次会议先由6名发言

    人每人发言半小时，再讨论半小时，会后一个月开始收集主题论文。实践证明，这一工作

    流程效果不错。两年时间下来，我们已经汇集了中国近40位顶级思考者。

    这本书是《公地》文丛的第二本，主题一如既往地宏大。20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新轴心时代”“比特之城”“人机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一部分是“新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由诺伯特·维纳奖得主王飞跃提出的，具有很

    强的原创性。王飞跃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出发，断言每个世界都各有一个轴心时代。

    他认为，雅斯贝斯讲的只是第一物理世界的轴心时代，是人性的大觉醒。精神世界的轴心

    时代是从文艺复兴到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体系的基本建立，这代表了人类理性的大觉醒

    和科学的大突破。客观知识世界的轴心突破源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标志着理性的有限

    甚至“破产”，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智性的大觉醒，以及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的突破。

    那么，什么是智能文明？陈自富断言，智能文明就是当代的机器文明。在《智能文明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何以可能？》这篇文章中，陈自富写道，“自控制论诞生以来，对机器这个概念的审视从

    能量角度转向了信息角度”。他介绍了美国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按照“能源-材料”的维度对

    机器文明进行的区分：始生代技术时期的“水力-木材”体系，古生代技术时期的“煤炭-钢铁”体系和新生代技术时期的“电力-合金”体系。同理，智能文明作为一个体系，也应该有“

    计算能力-信息”的维度。

    量化史学家董洁林用长达万年的数据，展示了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有两个历史节点。

    其中一个历史节点是在轴心时代完成之后，两个社会的科技成分的结构性差别已经形成。

    另一个历史节点，即动量性的分流是在1300年，在那之后欧洲的科学发展突飞猛进，而中

    国则基本停滞。面对“新轴心”的提法，董洁林持保守态度。她认为，人类进入新文明纪元

    的标志是“礼崩乐坏”，她更倾向于认为我们目前处于工业文明的晚期。

    思想一向如刺刀般锋利的张笑宇带来的是关于技术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的两个半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先秦时代的弩的故事。张笑宇指出，“中国弩的技术优势使得战国时期的

    政府有能力也有意愿快速武装平民，充作战事的兵源……先秦时期集权制度的形成，恰好

    是符合这一技术发展趋势的”。第二个故事是蒸汽机的故事，主要是关于社会革命与技术

    革命的脱节。最后的半个故事其实是结合工程师思维与经典人文学科思维，提出一系列短

    中期内将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基础设定问题。

    在新轴心时代，法律作为一门“深度不学习”的规范性技艺，已成为人类文明进化的最

    后一根独苗，是现代文明不学习和规范性维度最后的守护者。它会被“深度学习”所取代吗？这是青年法学家余盛峰提出的问题。

    而作为近年来一直宣扬新轴心文明的余晨，则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我们不只是生物

    基因的载体，更是文化和思想基因的载体。互联网让人性得到解放，超越突破的本质正是

    达到“多重可实现性”，从而使文化基因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以独立的逻辑演绎。实现

    轴心文明超越突破的关键，就是个体从社会中脱嵌出来，独自思考生命的意义。

    总之，这一章的每篇文章都气势宏大，互相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形成了复杂的对话

    关系。

    第二部分是“比特之城”。该主题已经超越了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威廉·米切尔的本意

    ，这章重点是讲述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对空间的重塑。储妍指出，“城市权作为一个人平等

    地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使用并塑造城市空间的权利，是一种私人权利……普通市民因

    缺少反映相关信息、将信息付诸实践的渠道，而在实质上丧失了城市权”。但她也说，通

    过社会感知技术去推动信息的流动，最终可实现城市权的回归。她还用数据科学的手段，分析了大量案例。

    共享单车可以说是中国原创的互联网产品，崔晨枫等人将共享单车的兴起视为公共产

    品市场化的新探索，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共享单车的兴起、迭代及相应的积极影

    响与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公共产品市场化的经验。

    复旦大学的孙玮教授将米切尔的“比特之城”概念大大推进了一步。她引入了麦奎尔的

    “地理媒介”概念，并指出了它的4个主要特征：普遍连接、位置敏感性、实时反馈和媒介

    融合。她还介绍了上海思南地区的具身性实践。总之，移动传播将城市生活的三重网络—

    —地理之网、信息之网、意义之网交织在一起，生成了新型的社会交往网络，极大地激发

    了城市的活力和价值。

    著名记者刘杰现在转型为互联网研究者，她主要介绍了成都晋阳社区和上海信义嘉庭

    前置型社区改造项目，用互联网的方式把陌生人社区变为熟人社区，调动居民对社区事务

    的参与性，基本实现了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互联网如何改变一个社区？刘杰的回答是先

    要保证社会需求，帮助居民建构信任关系，后要有分享机制，这样一来，彼此才是社会关

    系网络的纽带。

    岳路平是一位艺术家，他的文章其实更像一部信息时代的词典，汇聚了诸如“极体”“

    程语”“手都”“想象力2.0”“意义互联网”等自创词语，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开源村”。需要

    指出的是，“开源村”不等于地球村，也不等于乡村。与岳路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毕业于德

    国的车飞，后者的文章就是一部城市空间的微型转型史，为我们提供了城市建筑和社区营

    造的转型线索和历史。

    第三部分是“人机关系”。针对马斯克提出的脑机融合理念，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国

    内虚拟现实研究的代表人物翟振明和他的弟子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马斯克的“脑机

    融合”比人工智能更危险》的文章。文中重申了著名的“翟氏三原则”，即三条初始状态的

    非对称原则。第一，从客体到主体这个方向，信息越畅通越好，控制信号阻滞度越高越好；第二，从主体到客体这个方向，控制信号越畅通越好，信息密封度越高越好；第三，以

    上两条的松动调节，以最严苛的程序保证各个主体为主导。华南师范大学的陈晓平教授尽

    管也反对马斯克的理论，但他的反对理由和翟振明大相径庭。他明确反对翟振明的“现实-

    虚拟对等观”，提出现实世界优先原则，并由此派生出三条关于虚拟世界的伦理原则。第

    一条是“虚拟局部化原则”，第二条是“虚拟自愿原则”，第三条是“虚拟无害原则”。

    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刘伟博士给我们提供的是剑桥版的人工智能历史。他提出深度情境

    感知(或者深度态势感知)的概念，并认为这是一种人和机器融合后的智能。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中国科学院的王晓博士则提出另一类智能，一种开放性的群体智能。她认为，未来“

    由人类进行创造性工作而机器完成管理任务的过程”的社会机器正在形成。

    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江副教授似乎走得更远，他已经在思考“人工智能社会学”的问题了。他说：“聊天机器人、推荐算法、智能助理……我们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所包围……未来的人工智能程序将会形成每个人的数字化外衣，我们需要通过这层外衣间接地与

    外在世界互动。智能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主思考，所以它们会形成一个庞杂的社

    会。”他认为，人工智能社会学其实已与人无关，而是关乎人工智能自身的学问。

    本书的压轴文章来自北京大学的汪丁丁教授，由三部分组成，主要探讨互联网时代的

    创新人格、社会脑等问题。人格自我是从里往外的，而互联网则是从外往里的。信夫!

    以上是我对本书内容与架构的大概介绍，这只是一幅简要的阅读地图，相信读者诸君

    将会见仁见智。

    王俊秀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第一章

    新轴心时代

    智能科技与新轴心时代：未来的起源与目标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接触到卡尔·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1993年，在雅斯贝斯

    诞辰110周年之后，孔汉思(Hans Küng)倡议并组织召开了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会议

    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据此，一些社会学学者认为世界已进入以“共同意识、生

    态意识”为特征的“第二轴心时代”。当时，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过是怀特海的“过程哲

    学”诱发的“过程宗教”现象又一次复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甚至忘记了轴心时代这个词。直到2009年撰写报告时，才想起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

    源与目标》，我觉得它的书名很好，就套用它写了题为《智能与时代：历史的使命与未来

    》的报告。后来，我又写了《智能与时代：未来的起源与使命》等报告，旨在以醒目的方

    式“鼓吹”智能技术，推动智能控制技术发展，特别是社会计算与平行控制等平行智能技术。

    从阿尔法狗到新信息技术：工业5.0的必然

    人工智能在中国如此火热，阿尔法狗功不可没。除了人和机器在围棋的黑白世界里大

    战一场之外，阿尔法狗为我们揭示了什么本质性的东西呢？我个人的看法是：科技时代已

    从邱奇-图灵论题(Church-Turing thesis)转入了阿尔法狗论题(AlphaGo thesis)，从信

    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转入智能技术(intelligent technology)。工厂不再“挨踢”，该“爱替”了。也就是说，“踢”掉旧产业，“替”上新产业。智能产业，就是“新”IT。

    70年前，冯·诺依曼在读了图灵的文章后，认为今后用图灵机算数就行了，据此设计

    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并提出了今天仍在应用的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因为图

    灵机与邱奇的λ演算在数学上是等价的，而且邱奇的文章发表在图灵之前，所以后来邱奇

    的一位学生克林(最终转入哥德尔门下完成博士论文)于1952年正式提出邱奇-图灵论题。这一在当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今天很少有人记得，但计算机和信息产业能有今日

    的规模和影响，本质上就是坚信邱奇-图灵论题的结果。实际上，这个论题到底是怎么回

    事，谁也说不清，但是计算机因此诞生了，整个信息时代也随之而来。人工智能发展到今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天，也有邱奇-图灵论题的一份很大的功劳，因为邱奇的λ演算后来经“人工智能之父”约翰

    ·麦卡锡发展成LISP语言，这也是人工智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之一。

    我认为历史将会证明阿尔法狗也是这么一回事。围棋的复杂性摆在那里，既然人工智

    能能这样打败人类围棋选手，那以后任何涉及特定应用的智能问题都可以如法炮制，就如

    同用图灵机来解决计算问题一样，这是一个新的范式。这个从计算到智能的范式转移，我

    称之为“阿尔法狗论题”，我还组织了几位同事与学生参与讨论，写出了一篇题为《阿尔法

    狗去往何方？：从邱奇-图灵论题到阿尔法狗论题》(Where Does AlphaGo Go：From Chu

    rch-Turing Thesis to AlphaGo Thesis)的文章。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问题，因为涉及对复杂性的认识，以及复杂性与智能化的

    关系问题。我的直觉是，阿尔法狗展示了如何从问题的一般规律出发，将小数据(人类的

    几十万盘对弈情况)转变成大数据(机器模拟所生成的几千万盘对弈情况)，再用智能的

    方法把大数据转变成小定律、小规则、精准对弈策略知识，这就是智能决策之路，是未来

    智能算法的生成之道。我称之为“从牛顿到默顿”，即从牛顿时代“大定律、小数据”式的控

    制方式，到默顿时代“大数据、小定律”式的引导方式。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初级的开始。

    从表面上看，阿尔法狗主要靠深度学习，但其实它体现的是生成式对抗网络(GAN)或

    对抗式生成网络(AGN)的思想。深度学习只是一种实现手段，肯定还有许多其他更好

    、更有效的实现手段。比如，集描述学习、预测学习、引导学习为一体的平行学习，以及

    基于人工、计算和平行(ACP)的平行智能算法。这是一条很长的道路，但生成式对抗网

    络的算法之力不全是深度学习之力，还有数据之力和计算之力，为这条道路的加速开发提

    供了动力，并形成了一个突破口。

    无论如何，用“文学”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就是：阿尔法狗出现之后，时代变了，IT的

    含义也变了。IT不再是信息技术，那是“旧”IT，现在是“新”IT，即智能技术。但大家也不

    要忘记200年前的“老”IT，即工业技术(industrial technology)。今后，将是老、旧、新三

    个IT的结合与平行，即：IT=老IT+旧IT+新IT。

    这一认识的哲学基础就是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观点，波普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

    科学哲学家之一，他认为现实是由物理、精神、客观知识(或知理、智理、虚理)三个世

    界组成的，而我认为老、旧、新三个IT分别是这三个世界的主要技术手段。而且，三个世

    界本身及其互相之间是由交通、能源、信息、物联和智联这5张网结成的一个整体，由此

    产生了三个驱动轴心，开创了三个平行的轴心时代，人类也因此自然地进入以工业5.0为

    特征的包含智能科学、智能技术、智能产业、智能经济、智能社会的智能时代。这当然与工业4.0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德国学者认为工业4.0的核心是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与信息物理系统(CPS)，其实从字面上看这也是工业5.0的核心。但不同时代的

    人对这些字母的认识不同：对工业4.0而言，I代表信息，C代表通信，S代表系统；而对工

    业5.0而言，I代表智能，C代表联通，S代表社会。前一种是工业自动化的思维与认识，后

    一种则是知识自动化的思维与认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一些德国学者从2015年开始，用

    工业5.0的思维重新解释工业4.0。

    三个世界与三个轴心时代

    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与我们对“轴心时代”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100年前的事情。就在马

    克思辞世的1883年，卡尔·雅斯贝斯出生了，他在1949年出版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

    本名著，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轴心时代”这一概念。雅斯贝斯认为，从公元前800年

    到公元前200年的这600年间，中东、印度、中国各自独立地发生人性的大觉醒，产生了哲

    学上的伟大突破，比如中国产生了《道德经》《论语》。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时代形成的

    动因是，人类“恐惧、贪婪、懒惰”的“天性”对“交流、比较、共识”的本质性需求。由于这

    一需求，人类不断地设法建立相互联系的网络，并试图使之全球化，所以哲学上的突破为

    网络的建设和全球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网络就是交通网。早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国就建成了世界

    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即今天还在西安能看到的“秦直道”。依靠“车同轨，书同文”的共识

    ，秦最后统一了中国。

    想想被秦国最后灭掉的齐国，当时齐国想扩军的话，不但要招兵买马，兵器也必须在

    一个地方造好后再浩浩荡荡地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去，这要耗费巨大的物力、人力和时间。

    但当时的秦国已统一度量衡，造出来的兵器都是标准件，技术统一，培训简易，既节约了

    资源和人力，管理起来也更加明确有效。就这样，春秋战国近600年，最终只剩一个秦朝

    及其统一的中国，这是轴心时代流传至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所以，我几次在国际上“鼓吹”，特别是在国际系统工程协会的论坛上提出，秦朝完全

    是靠系统工程和标准化运作才统一了中国。否则，今天的中华大地可能就是欧洲目前的局

    面，甚至像中东那样四分五裂、小国林立、战乱不断。在秦朝以及之后的汉朝，中国又开

    始了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全球化尝试，让中华文化、技术、物产有机会传播到全世界。

    然而，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只是第一物理世界的轴心时代，那么第二、第三世界怎么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办？用同一个轴心吗？我个人的观点是：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轴心时代。精神世界的轴心

    时代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直到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体系的基本建立，也经历了五

    六百年的时间，代表着人类理性的大觉醒和科学的重大突破。客观知识世界的轴心时代源

    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标志着理性的有限甚至“破产”，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智性大觉醒，以及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有趣的是，人工智能先锋和图灵奖获

    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就是因为提出“有限理性”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离经叛道”的行为经济学随之产生 [此书分享V信公众号-雅书图书]。

    在第二个轴心时代，人类开始了第二、第三和第四个网络的建设。这三个网络分别是

    ：从电力网开始的能源网；从电话网开始的信息网，直到今天的互联网；从互联网开始的

    物联网(IoT或IoE)。现在人类社会进入了人工世界的第三轴心时代，并开始建设第五个

    网络，就是智联网(SoM或IoM)。智联网的英文名字也是另一位人工智能先驱马文·明斯

    基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The Society of Minds(《心智世界》)。今天在人工

    智能中起重要作用的代理方法，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对我而言，SoM就是智联网。

    我称这五张网为从Grids 1.0到Grids 5.0，它们使三个世界结合成一个有机的平行智能

    世界。Grids 1.0、Grids 3.0、Grids 5.0分别是物理、精神、客观知识世界的主网，人在中

    心，借助Grids 2.0从物理世界获取能源，实现动力的工业自动化，利用Grids 4.0，从精神

    世界得到知源，实现智力的知识自动化。显然，Grids 2.0和Grids 4.0的功能是实现不同世

    界之间的过渡，相应地，工业2.0和工业4.0也必须是过渡性质的。从此，一切都变了：交

    通变成了社会交通，从优步(Uber)、滴滴出行到共享单车；能源变成社会能源；计算变

    成社会计算；制造变成社会制造；最后，智能变成社会智能。我认为，这才是走向共享经

    济和智能社会的正道，也是必经之路。

    世界与轴心的起源与动机

    波普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观点，但他并没有将这个观点当成一回

    事，只是在演讲里说说而已。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讨论知识的本质时，波普尔才正式推出

    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一位在我看来十分谦虚的人，此时竟然一反常态，说三个世界理论

    是一个“奇迹”，为全人类找回了“尊严”。为什么？因为第二轴心时代的科学一开始时带给

    人类的都是“悲剧”：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地球从宇宙中心这一神圣的位置上被拉下来，人

    类的物理世界崩塌了；还没等人们缓过神儿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又说人类不是上帝之子，而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失陷了!相较之下，只有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世界是由人类独创和主宰的，在这里人类就是造物主!

    这印证了马克斯·韦伯的困惑。他率先认识到轴心现象，但令他困惑的是，似乎大悲

    剧和大史诗才是产生轴心时代的必要条件。从文艺复兴到爱因斯坦，正是从大悲剧到大史

    诗的历程。地球不再是宇宙中心，人类也不再神圣，但我们有了科学的理性，有了哥白尼

    、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伟大的科学家，也有了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体系

    和现代化的社会生活。这也是我反对把1993年的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视为第二轴心时代的

    开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会有三个世界和三个轴心时代呢？

    我认为这只是开始，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世界和更多的轴心时代。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

    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必然过程，是人类的天性所致，也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对我而言，波普尔的三个世界观点就是人类认知的数学商空间或商关系的表示，第二

    世界是第一世界的一个商空间或心理“坍塌”，第三世界又是前两个世界的一个商空间或知

    识“坍塌”。换言之，这是希望把复杂事情简单化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我们在物理世界里认识和建设的东西越来越多，以至于产生了将物理世界的

    东西进行合并归类的想法，于是，我们的语言中就有了诸如“树叶”和“汽车”等概念和术语。“树叶”是苹果树叶、橘子树叶等各类树叶的总称，“汽车”也是奔驰车、宝马车等现在或

    将来的各样车辆的总称。这些总称大大减轻和简化了我们的认知负荷和学习负担。久而久

    之，自然就产生了物理的第一世界和生理或精神上的第二世界，加上自动化技术，就有了

    今天的工业社会。

    20世纪80年代有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影响很大。我还记得其中一本书讲到

    人类学家去亚马孙雨林研究原始部落，并发现那里的人无法理解“树叶”这个概念。他们认

    识雨林中各种树的叶子，却不知道抽象的“树叶”概念是什么。对这些人而言，世界上根本

    就没有“树叶”，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找不到一辆“汽车”能够展示出所有车的特征一样。

    现代人或许觉得原始部落的人很无知，但原始部落的人也可能认为我们不可理喻。我

    年少时觉得“白马非马”是笑话，后来才知道其中蕴含的深刻的哲理。总之，复杂与简单的

    “斗争”促使我们不断创新，不断以新的“关系”淡化复杂性，颠覆已知的世界，形成更简洁

    的“商空间”。

    但随着各种各样的概念越来越多，形成了今天无人能够全面了解的庞大科学体系，事

    情又变复杂了!为了更好地生存，更有效率地生活，我们只能继续简化。于是，我们在物

    理、精神空间之外寻求简化之道，“虚理”空间应运而生，这就是波普尔所谓的“客观知识

    世界”。因此知识自动化、人工智能或智能科技，就成为重新简化和改变世界的法宝。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三个世界之外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对数学领域的无穷大概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认识上突破“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面我会解释这个问题。

    轴心时代是如何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根据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所述，轴心时代的形成和发挥作用都是因为全球化运动，也是人的恐惧、贪婪和懒惰的天性作用

    的结果。人们因恐惧而渴望交流，因贪婪而进行比较，因懒惰而寻求共识、制定“标准”。

    当人类驯化马之后，“人路”变成了“马路”，全球化的速度大大提高，形成了村落乡镇的社

    会形态，推动了第一轴心时代的到来。

    在第二轴心时代，我们建设了交通网、能源网和信息网，马路变成了高速公路，还有

    了大都市。在第三轴心时代的今天，无人驾驶汽车成为热点话题，物联网使汽车变成“网

    联车”，智联网又进一步使“网联车”变成“智能车”，同时变革社会基础设施，把水泥森林

    般的城市转变为智能社会的生态系统。总之，轴心时代是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必然结果，也

    是人类交流、比较和达成共识的需求作用的结果，还是从复杂化到简单化在新的空间中的

    对立与统一。

    这一过程是永恒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作者托马斯·库恩在

    《结构之后的路》中所讨论的“3C”理论：不可公度性、不可比较性和不可交流性。该理

    论揭示了人类“交流、比较、达成共识”的全球化道路不但艰难，而且是一个永恒的人类发

    展过程。借用奎因和库恩的隐喻，人类的努力就是结网，从局部网到全局网，从单学科到

    跨学科，旧世界由商空间约简“坍塌”而“涅槃”成为新世界，层层生成人类的“字典网络”，整体复杂，但新的技术使新生层简单，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完成从复杂世界到简单空间的进

    化。

    新的世界、新的轴心、新的时代，从简到繁，周而复始，这就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动

    机和使命。

    人类在新时代的位置：无用阶级无用吗？

    我从未想过人的地位和作用在任何世界及其轴心时代会发生任何变化：人生于世界、定义世界、主导世界，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其证明过程就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理由。

    但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言论，让许多人担心人工智能，特别是所谓的“强人工智能”

    的发展会让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其中的典型代表有“技术奇点”理论，它认为机器智能将很

    快全面超过人类智能，这个过程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这种观点从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从未被严肃对待过，人工智能再次成为热点之后，这一理论又被一些人拾起，热闹过后，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理会它。一些著名的企业家预言“人工智能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著

    名物理学家霍金甚至称“人工智能会终结人类文明”，这些危言耸听的言论虽博人眼球，但

    无法产生持续的影响。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所谓超人类的“强人工智能”只存在于虚构作

    品之中，它无论在科学还是法律上都是非法行为。

    最令大众担心的是“人工智能很快将导致50%甚至70%的工人失业”之类的言论，这直

    接触及他们的个人利益。《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称人工智能将使人类

    变成“无用阶级”，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其实，早在200多年前，英国人就担心过

    机器会抢了他们的饭碗，当时的女王认为纺织机会使她的臣民沦为“乞丐”，以至于臣民们

    干脆把机器都烧掉，这就是近代工业史上的“卢德运动”。今天的机器比过去先进多了，虽

    然会偶尔打乱一些人的生活节奏，但它们不但没有让人失业，反而提供了工作机会，让生

    活变得更美好。相信不久以后，人工智能也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让生活更美好。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无须担心自己会变成“无用阶级”。从母系社会到游牧社会

    ，我们成了“无母阶级”；到农业社会，我们又成了“无游阶级”，不必再跟在野兽和野果后

    面“游荡”；到工业社会，农民成为产业工人，走进车间和办公室，不用再受风吹雨打之苦。400年前，徐光启翻译“无用”的《几何原本》时，曾悲愤地感叹：无用之用，众用之基。因此，“无用阶级”的形成是人类的进步，是众用之首。一个稳定和规模化的“无用阶级”

    ，是一个社会成为智能社会的标志和保障。

    能对此进行更深刻阐释的案例是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位华人王浩的工作。王浩于

    20世纪40年代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哲学，后去哈佛大学做了奎因的博士生。在此期间

    他对利用早期的计算机进行定理证明产生了兴趣，并因此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还

    被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授予第一届“数学定理机械证明里程碑奖”。王浩晚年专注于研究哥

    德尔的哲学和数学思想，创立哥德尔学会，并担任首届会长。根据王浩的研究，哥德尔在

    建立其不完全性定理之后，一直希望将其推广到哲学和社会学中去，以证明“或者人脑超

    过所有的计算机，或者数学不是人脑创造的，或者二者都成立”。总之，机器智能永远无

    法超越人类智能。

    在一定程度上，哥德尔关于人工智能的思想可以用“广义哥德尔定理”简述如下：算法

    智能远小于语言智能，语言智能远小于想象智能。表示如下：

    算法智能(algorithmic intelligence)<<

    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想象智能(imaginative intelligence)<<……

    换言之，能够清楚写下的规则所展现出的智能，不如能够清楚讲出的语言所蕴含的智

    能，这两者又远不及能够清楚想到的意象所隐含的智能。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新的世

    界将不断产生。其中，从想象智能到语言智能再到算法智能，将是一个永恒的进程。

    有趣的是，中国在第一轴心时代的第一位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开头的。但当今一些学者根据新的考古发现，认为这句话的正确断句方法应是“道

    ，可道，非常道”，这恰与算法智能、语言智能、想象智能相呼应，更与广义的哥德尔定

    理实现了完美的匹配。道，即算法智能；可道，即语言智能；非常道，即想象智能。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汽车比人跑得快，飞机比人飞得高，计算机比人脑存储得多、算

    得快、判断得准，但人类还有算法没有的语言智能，以及语言没有的想象智能。我们永远

    不能相信机器比人类更“聪明”，除非重新定义什么是“智能”。就算要重新定义，也是人类

    的工作，如同哥德尔定理和库恩的3C理论所揭示的，算法写不出、语言讲不出、电脑想

    不出。追求智能，就是人类生存的一切。

    老子的《道德经》还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言，为何是三？数学

    上有无限个无穷大存在，但人类至今除了整数的集合、实数的集合和曲面的集合这三个分

    别代表点、线、面的无穷大存在之外，并不了解其他的无穷大存在。或许，搞清楚人类在

    三个世界、三段轴心、三层智能之外的位置，是人类对自己的非分要求。

    中国梦的意义：智能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与使命

    第三世界的开发和第三轴心时代的开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这一机会对于

    每个国家都是均等的。然而，中华民族的人口资源、文明传承和施政体系，以及目前国家

    领导核心的理念、决心和执行能力，已使中国被世界许多国家看好，最有可能抓住这一历

    史机遇。在许多中国人心中，这也是抓住机会实现“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机。

    但如果我们希望以和平及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就必须摒弃“弯道超车”的思维。在普通人眼里，为了安全，大家应在弯道之处减速，而不可为了领先而超车，更不能在别人的道上“弯道超车”。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弯

    道超车”，这个场面一定十分壮观，但也必然令一些人不安，会在客观上加剧“中国威胁论”。

    “改变心态，就是改变命运”，我们必须打破在别人后面追赶的惯性思维，创建自己的

    智能科技话语和实施体系，掌握智能时代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建设第三轴心时代的新“直道”。我们不但要自己“换道”实现安全超车，还要鼓励和帮助其他国家和民族借我们的新“

    直道”共同发展，走向智慧和富裕的社会。可喜的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在全

    世界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的智能创新、智能科技、智能军事、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体系，这

    就是创建“直道”实现发展的新思维。

    从秦朝的“秦直道”到智能科技的新直道，这也应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思维。第一

    轴心时代的目标是第一世界的全球化，但这是一个“你无我无”的物理世界，只能是“负和”

    的全球化，战争成为其主要手段。然而，中华民族却以当时最文明的方式——“丝绸之路”

    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尝试，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轴心时代的任务是第二精

    神世界的全球化，这是一个“零和”的世界，除了知识的自由传播，自由贸易成为其主要手

    段，但可耻的是仍以列强的侵略和殖民为开路先锋，而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又一次尝试

    全球化。在第三轴心时代之初，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智能科技开发出能够“无

    中生有”的人工世界，这是一个可以“正和”全球化的世界，为多赢包容的第三次智能全球

    化开山辟路，创建一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发展新“直道”。

    随着人工智能和智能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

    可以成为落实新轴心时代“共同意识、生态意识”的理念和技术，这就是人机结“合”、知行

    合“一”、虚实一“体”的“合一体”平行智能技术体系。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从教育改革

    入手，就像百年前在外力的压迫之下，我们把农业时代的私塾变成工业时代的学校。今天

    ，要实现中国梦，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就必须主动把目前的工业化教学系统变革为

    智能化的教育体系，为新时代、新产业培养新的科技和管理人才。

    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国，除了领先世界并多做贡献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我们

    必须抓住人类发展的这一历史机遇，“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创新智能科技，以和平的方

    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此书分享V信公众号-雅书图书]。

    王飞跃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防科技大学军事计算

    实验与平行系统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智能文明何以可能？

    机器文明的历史审视

    现代社会以技术的全方位应用为根本特征，或者说现代社会的本质是技术性的，这是

    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个重要观点。从逻辑上来看，由于技术是决定当

    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要素，所以该观点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相吻

    合。

    技术在历史上呈现出的物质形态很多，比如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到近代的蒸汽机，从陶

    制器皿到反应釜，从木制水车到水力发电机等，都是历史上不同阶段的技术人造物。但由

    于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人们把机器作为近代技术的标志，把自蒸

    汽机发明以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视为机器带来的革命，与之相匹配的则是机械唯物主义对

    人类世界观的重塑。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从社会文明发展的技术决定论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用石器、青

    铜器、铁器这些进入人类生产实践的材料来对文明进行分类，也可以按能量来源的不同，用水力、蒸汽、电力、核能来标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总之，都是采用某种技术人

    造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但是，技术与文明发展的关系未必是单向的线性决定关系，文明中不同的传统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取向等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如果从

    更宽泛的角度来看技术与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除了将人类从早期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向近

    代机械世界观的转变，视为受科学革命的直接影响之外，也将其视为近代以蒸汽机为标志

    的机器广泛应用的结果，那么我们用“机器”来标示文明似乎比用材料、能源更加全面。尤

    其是自控制论诞生以来，对机器这个概念的审视从能量角度转向了信息角度，或者按控制

    论哲学家克劳斯的说法，从操作能转向控制能，从而区分了古典机器和控制论机器两个不

    同的机器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信息就像历史上的钟表一样，对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世界观和

    生活实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鉴于此，我对于文明的历史性考察将以“机器”为主要脉络，根据机器发展的历史水平

    来定义不同的文明历史阶段。在这种考察中，关于机器的定义采取了更宽泛的维度：除了通常意义上用于进行能量转换、做功的机器之外，还包括器皿(比如反应釜等)、公共设

    施(比如水利工程、公路等)、工具、实验设备、技术技能和经验等，这种广义的机器定

    义也被称为“机器体系”(下文如无特殊说明，对于机器和机器体系的含义将不做区分)。

    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帕特里克·格迪斯的观点基础上，把

    机器体系和机器文明划分为三个连续但又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阶段：始生代技术时期、古生代技术时期、新生代技术时期。其中始生代是从10世纪到1750年，古生代是从1750年

    到1850年，属于一个过渡性时期，新生代是从1850年到20世纪上半叶。芒福德对这三个时

    期按照“能源-材料”的维度进行了区分，始生代对应“水力-木材”技术体系，古生代对应“煤

    炭-钢铁”技术体系，新生代对应“电力-合金”技术体系。这种特殊的机器文明体系分类维度

    ，从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实践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上除游牧文明之外，农业和工

    业文明时期的人口分布、生产体系的组织、技术和产业的竞争、资源的争夺乃至战争，均

    可以从“能源-材料”分类的角度加以分析。

    芒福德的技术发展分期并没有覆盖人类历史的全部，而且由于其对技术史的考察主要

    基于欧洲和北美，所以忽略了东方文明的辉煌成就。他认为格迪斯把技术发展的历史仅区

    分为古生代和新生代还不够，还需要加入一个长达700多年的始生代来说明古生代的技术

    成就不是凭空产生的，但实际上始生代也有前史，始生代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应有更早

    的起源。同时，他对新生代之后计算机的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也未加以考虑。因此，利用杠杆、斜面等始生代之前的技术时期，以及“二战”后计算机给人类文明带来

    的冲击，都需要被纳入机器文明历史的考察范围。

    在上述机器文明的进化史中，机器体系的进步固然成为文明进化的核心推动力，但很

    多时候它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有时候甚至会遇到旧文明中强大的守旧观念的抵抗。比如

    19世纪晚期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建设铁路时，就因为中国文化中的风水传统而遭到抵制，个

    别铁路甚至在被赎回后遭到拆除。这说明机器文明的代际更替需要社会观念做好相应的准

    备和转变，以应对机器体系进步带来的冲击。铁路、航海、电话和电报的发明和发展，使

    得传统上相对独立、分割的社会在技术上可以逐步按照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人员、信息、物质的交流在新生代技术时期空前繁荣起来，传统文明或者融入机器文明的进化进

    程并在观念上完成转变，或者被孤立在最新的机器文明之外，固守过时的历史传统和观念

    ，就像“二战”前未被开发的封闭地区或偏僻小国那样。

    机器文明历史上的核心特征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在机器文明进化的历史中，技术发展的主题从宏观来看，主要还是围绕着提高生产力

    水平和优化社会组织方式展开，并由此形成了若干核心特征。

    首先，技术在不同阶段重塑了社会秩序和等级。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或者通过天象

    等自然现象，或者通过宗教或巫术来建立和塑造秩序，人们生活在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

    中。后来随着时钟的发明和透视规律的发现，时间和空间被结合起来，这使得整个社会建

    立了一种可以独立计量和考察的时空观。接下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果，使得在军队

    、政府和宗教组织之外诞生了像工厂这样的大规模组织形态，社会等级和秩序不再只与宗

    教、封建王权、军队有关，商业组织和工厂生产的迅猛发展，也重新塑造着资本主义社会

    的等级和秩序。

    其次，技术的开发往往围绕着如何克服生产和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一问题。比

    如对于食物储存而言，人们发明了各种冷藏、杀菌以及腌制技术，使食物的保质期更长。

    各种交通技术，比如车辆、船舶的建造，是为了克服空间移动的困难。照明技术则使人们

    在黑夜中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对于各种器皿和基础设施而言，石头、钢铁、合金的使用

    寿命比木材更长。纺织和服装业的发展，使人们可以抵御温度变化给身体带来的影响，这

    也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总之，类似的发明在历史上是一个被持续关注的主题。

    再次，技术的发展以打破人的生理或体力限制为目标，各种工具可以说是人类器官的

    延伸，比如杠杆、斧头、刀具等，也可以说是个人能力的放大。就做功而言，从依靠四肢

    到依赖杠杆，再到各种电动工具以及蒸汽机、内燃机等动力设备，人类做功的能力逐步得

    到提高。在视物方面，从用裸眼到用近视镜或老花镜矫正视力，再到用显微镜、天文望远

    镜放大肉眼的观测范围，克服了人类视力在生理上的局限。

    最后，技术有助于人类形成严守纪律和效率至上的观念。无论是始生代还是新生代，参与社会实践的人类只有通过协作才能达成目标。早期的协作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简单

    工具之间的协作，比如船舶上的桨手、舵手划船前行，或者在房屋建造中通过群体劳动来

    夯实地基等。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大机器工业需要劳动者严守纪律和操作规程才能保证生

    产的稳定性和产品质量的可靠性。而且，效率上的提高往往能够带来物质上的奖励，从而

    强化纪律和效率观念。

    智能文明是当代的机器文明

    自从控制论诞生以来，人们对机器和机器体系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机器不只是完成

    操作能的转化，在当代更多的是通过信息来控制机器的运作，最终机器甚至不必具有传统意义上能够做功的物质形式，而只需要完成信息的输入、输出和加工转换。从这个意义上

    来看，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智能文明同样是一种形态更高级的机器文明。围绕着计算机，人

    们又建造了各种实用性的基础设施，比如机房、网络、不间断电源等。针对信息处理的复

    杂性，人们还发展出各种管理体系，比如网络协议、公钥密码体系等。因此，在这种以信

    息处理为核心的机器文明中，机器帮助人类提升了工作效率，代替人类完成了各种工作任

    务，从解放人类的体力劳动转向解放人类的脑力劳动，从而构成了这种文明的关键特征—

    —智能化。

    与历史上用“能源-材料”的维度来区分不同的技术体系类似，在智能文明时代也有类

    似的区分，只不过当时代的主题从能源转向信息之后，这种区分更多是在象征意义的层面

    上。

    在智能文明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不再是传统的一次能源或化石等二次能源，而是计算能力。计算能力可以从计算设备和算法两个维度来度量，即“计算设备算法”，同样，计算能力处理的也只能是各种原始数据和信息，即“数据信息”。所以，与历史上

    机器文明的“能源-材料”维度对应的是智能文明的“计算能力-信息”维度。

    与历史上机器文明追求克服时空的限制一样，在智能文明中，人类通过赛博空间保持

    虚拟的不朽和永恒，新的等级和秩序也基于不同的标准建立起来。比如在区块链技术中，针对某种特定算法的计算能力就是新秩序和等级的建立者。而在黑客社区中，对专业知识

    的掌握程度和技术问题解决能力的高低，则成为新等级的划分标准，这种等级观不再建立

    在黑客的家庭出身、学历、职业背景之上。

    当前，智能文明并不独立于新生代技术时期而存在，相反，智能文明与新生代技术时

    期是一种共生性的存在。若没有之前发展起来的交通、能源、化学、冶金等各种基础工业

    和设施，智能文明将成为空中楼阁，无法独立生存。随着未来对传统新生代技术的改造，两个世代的机器文明将逐渐融合，智能文明将逐渐接管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的某些环节，在

    精神上大大地解放人类。

    智能文明的孕育和诞生

    智能文明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工具驱动的机器革命，即计算机的发明催生了智能文明，但在深层次上却有着多种驱动因素。

    首先，工业革命后，以“电力-合金”为基础的技术体系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传统的三机体系——动力机、传动机和工具机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逐渐成熟，能源的生产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输送从蒸汽时代的点状和较短距离的线状发展到电力时代的网状和大规模部署，与之对

    应的配套机械和设备更加丰富多样。这些都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生产效率的提高

    也为智能文明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了观念转变的基础。人们从中

    世纪的教义中得到解放，在基督教新思潮的庇护下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宗教改革为商业

    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动力，从而为科学在商业上的应用找到了切实的需求。

    再次，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从机器拟人化(machine as mind)到人类拟物化(mi

    nd as machine)的观念变革。这个变革把以前世代的机器文明中的人类劳动器官的投影，扩展到人类心灵能力的机器实现上。这个变革在知识来源上至少有4个方面，前3个是数学

    、心理学、计算机，最后一个方面是通过控制论的诞生和传播，在生物和机器之间建立起

    新的对应关系或隐喻。

    最后，作为催化剂的战争推动了计算机的发明和智能时代的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把

    工业革命之后的“能量”主题升级为“信息”主题，决定大西洋海战中盟军舰队命运的，不再

    是强大的火力，而是布莱奇利公园中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专家研发的密码破译设备。这种

    设备的用途和在原子弹研制及防空火炮控制中的计算任务明显不同，由此人们自然地想到

    将计算机用于计算之外的用途。虽然在这之前很多年，机械计算器早已开始帮助人们进行

    数值计算，但只在电子计算机发明后，人们才有可能用它来解决常规的智力任务。比如19

    56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计算机科学家演示了用于证明命题逻辑定理的“逻辑理论家”程序。

    智能文明应具备哪些特征？

    与新生代或始生代的技术体系相比，智能文明除了继承历史上机器文明的核心特征之

    外，还具备一些新特征。

    第一，智能文明具有重塑新的秩序、等级和效率观的作用。这比以前的工业革命或电

    气革命更加重要，原因在于当前社会由于人口膨胀和资源短缺，对文明社会中的秩序和等

    级更加重视。由信息驱动的社会，其效率度量的标准不再只是机器做功的能力，而是信息

    的生产、储备和消费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程度。

    第二，智能文明可以重塑人类的幸福观。这种新幸福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虚拟世界中

    人类如何实现不朽。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像历史上的圣贤那样在赛博

    空间中留下痕迹并影响他人。人类将觉得自己不再受到肉体的束缚，而可以在网络中永恒存在。同时，这种虚拟的幸福观将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幸福的行为相互影响。

    第三，智能文明将塑造在缺乏具身性下的人类行为方式。在赛博空间中，人们不再用

    在场的躯体感来设想和感受行为的后果，这使得人类的决策和行为机制面临很大的挑战。

    比如，操纵着数千千米外的战斗无人机的人员如何在屏幕上决定是否攻击可疑的目标；当

    仿真系统显示大坝可能崩溃时，工程师能否仅依靠计算机给出的可能后果来决定是否泄洪。

    第四，智能文明中机器的应用比以往具有更大的反身性。在新生代技术时期，机器体

    系产生的巨大威力会鼓励人类开发威力更大的机器。但在智能文明时代，对机器力量的感

    受、开发哪一种机器、将机器应用于什么场合等问题，都可能由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代替

    人类来做出决策。实际上，人类对新机器体系的决策将不再是独立的，而是会受到智能机

    器体系的影响。这种反身性应用可能会导致人类逐渐失去决定人和机器之间距离的独立性。

    第五，人类闲暇时间由于体力和智力任务的双重减轻而空前增加，由此带来对精神产

    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速将远高于物质产品。当然，精神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边际成本将非常低

    ，甚至为零。

    第六，出于上述种种原因，社会治理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由于传统秩序和等级的

    消解，中心化的社会治理结构将逐渐被淘汰。个体的自我决策与其他去中心化的技术措施

    也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人类社会治理结构。

    智能文明何以可能？

    智能文明作为当代的机器文明，虽然人们已经见证了它的诞生，但距离其成熟并具备

    上述的核心特征仍存在不少差距，因此目前我们还不能说已经进入了智能文明时代。下面

    从技术、文化和哲学、社会实践这三个宏观维度来探讨人类真正跨入智能文明时代的可能

    性。

    从技术维度看，支持智能文明实现的主要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智能控制和认知科学，目前这些技术面临以下困难。

    第一，当前的人工智能一般只是针对人类智能所面临的特定任务的“智力放大器”。比

    如，数值计算、图像自动识别、博弈等还不具备跨领域的自我学习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无法理解人类生活的精神基础，也就无法在理解人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进行

    自我限制和约束，从而最终在精神上与人类共存、互动。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第二，对于人类特有的“意识”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生活，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认知，难以

    从原理上解释人类的意识现象和精神活动。因此在解决意识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在技术

    上找到类似“道德代码”或者“价值观代码”之类的机制，使机器在缺乏人类意识的情况下，成为人类友好和得力的帮手。

    第三，当前智能文明处于较低发展水平，通过对大量数据或信息的处理来实现的人工

    智能，一般需要海量的计算资源并始终在线，在同等任务环境下比人类消耗的能量更多，因此大规模、低成本地在离线状态下完成智能计算任务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四，鉴于目前智能文明所依赖的技术尚处于一种黑箱状态，我们需要考虑技术故障

    所导致的社会风险，以及风险发生后的恢复措施。而目前这方面的风险管控技术和恢复机

    制尚不成熟，对于把社会治理的各项基础措施(比如智能交通、医疗、司法等)交给机器

    来接管，人们仍然有些担忧。

    第五，由于机器目前尚不具备跨领域的学习能力和相互协作能力，所以在各个特定领

    域大规模地部署专用机器和软件可能不是最经济的方式，也难以完成创新型任务，智能机

    器对人类智能的替代远未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

    第六，当前人工智能和智能控制的技术开发并非基于对人类智能工作原理的理解，因

    此这种黑箱式的技术实践不能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尤其当技术的应用规模急剧增长时。在

    历史上，只在人类对鸟类的飞翔原理进行了空气动力学方面的深入理解之后，才实现了各

    种航空器的大规模制造。在智能文明时代亦如此，只在深刻理解机器工作机制的前提下，人们才能大规模地开发和应用智能技术。

    从文化和哲学的维度看，当前的智能文明发展仍然面临不变的挑战：宗教、习俗等传

    统文化可能排斥机器全面接替人类，人类社会能否安然接受由算法主导建立的新秩序和等

    级？人类独有的知识生产和评价能力能否完全交给机器来主导？价值观和道德领域能否交

    给机器来生成和评价？在虚拟空间的无身性存在和认知能否作为人类决策的依据？最重要

    的是，随着我们把理性、符号、工具制造能力乃至创新能力这些传统上属于人类的本质特

    征均赋予机器之后，哲学意义上人类的本质和边界在哪里？这个哲学人类学的深刻问题仍

    然没有一个获得广泛共识的答案。

    从社会实践的维度看，智能文明也面临诸多问题。一是历史上各个机器文明时期的贫

    富差距问题能否得到缓解或者消除；二是我们需要判断机器对人类智力活动的解放，是否

    会导致大量重复性较高、复杂度较低的工作岗位消失；三是智能文明时代生产效率的提高

    ，能否满足大多数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的生活需要(比如粮食、能源等)；四是在机器智能成为主导力量，取得对人类军事力量的压倒性优势之后，人类的军事行动是否还有存在

    的必要；五是如何在智能文明中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治理机制，比如是否沿袭传统的代议

    民主制度；六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历史上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如果智能文明建立了一个单一的社会形态，那么如何保留并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文明形态？

    综上所述，当前的智能文明自诞生以来，还处在新生代技术体系主导的传统文明的环

    境中，面临从技术到文化乃至社会的多方面问题，而且大多数都没有找到比传统文明更好

    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只能将当前称为智能文明的婴儿期。

    跨入智能文明尚需时日

    历史上各个世代的机器文明，逐步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并开发、利用自然界资源的巨

    大能量，使之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但它们在全面解放人类的智力，在精神上与人类

    形成一种友好的共生互助关系，以及在技术、文化和社会实践上，似乎还没有找到一条清

    晰的实现路径。

    与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相比，如果将当前智能文明将要迈入的时代称为新轴心时代，那

    么新轴心时代的来临为人类提供了一个重新建立秩序、效率、等级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需要用全球视野来进行对话和交流，建立推动智能文明实践的治理机制。

    目前在这种自发性的发展智能文明的实践活动中，从学术界、产业界、政府到普通民

    众，均存在广泛的利益诉求和冲突。在全球对话过程中话语权的分配也不平衡，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都被排除在外，发达国家中的话语权又往往掌握在产业巨头手中。因此当前的行

    动计划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涵盖各方诉求、平衡各方发展的历史差异的对话机

    制，让更多人参与到智能文明的讨论中，谋划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如何消除旧机器文明中的

    社会发展不平衡，为建立一个崭新的技术友好型文明而共同努力。

    陈自富

    理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从量化历史看人工智能

    人们常说：“需求是创新之母。”但需求到底如何引导或驱动创新，或者说，创新如何

    满足人的需求呢？关于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基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我对过去一万多年里科技创新的成果如何满足人的各层次的需求做了一个分类，结果如

    下图所示。

    图1-1 过去一万年里人类科技创新成果的分类趋势图

    上图中最下面一层是满足生存需求的科技，往上面一层是满足安全健康需求的科技，再上面一层是满足交流、情感类需求的科技，从下往上的第四层是机动灵活、移动类科技

    ，从下往上的第五层是效率类科技，最上面一层是探索类科技，即几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像观测星空之类的科技。

    我也对科技创新成果做了一个地域性分类。在图1-2中，第一组是截至公元前700年，也就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之前，各地区科技创新成果的累积情况。涉及的国家和地

    区分别为：中国、欧洲、印巴、中东、北美和其他地区。第二组是截至公元1年，也就是

    轴心时代结束后，各区域的科技创新成果的累积情况。第三组是截至1300年(中国历史上

    宋末元初时期)的情况。第四组是截至160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情况。第五组是截

    至1900年的情况。最后一组是最近100多年来的情况。

    从这两幅图里，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欧洲的科技发展水平从不比中国差。有一个大家讨论得很多的“李约瑟难题”，说的是李约瑟曾发问，尽管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

    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从图中的数据来看，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科技水平从来没有超过欧洲，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毫无意义了。

    值得一提的是，说到欧洲大家不能只想着英国，欧洲还包括其他国家，其地域覆盖面

    积也不算小。古代欧洲文明的中心是在地中海区域，而不是在英国。在公元前，英国没有

    太多的科技成就，而当时地中海地区的科学技术则非常发达。

    图1-2 各主要地区在一些关键历史节点的科技创新成果累积分类图

    第二，在远古时期，中国的科技水平虽然没有超过欧洲，但也差不多。量化分析的方

    法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每一次考古都可能会发现新的东西，从而更新数据。可以说在轴

    心时代之前，中国与欧洲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差不多。但轴心时代开始后的几百年，却是

    一个大分流的过程。一方面，欧洲科技在这段时间内比中国发展得快；中国在这段时间内

    的思想成就很多，技术成就也不少。另一方面，世界几个主要的文明地区在轴心时代后的

    科技成就结构也变得很不一样。

    图1-3是公元初年，即轴心时代刚刚结束的时候，几个主要文明地区的科技成就结构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在生存类、健康类、交流类的科技成就比较多，而欧洲表现出

    比较明显的对效率类科技，以及探索类科技的偏好。也就是说当时欧洲人喜欢做一些几乎

    没有实用价值的科技创新，这主要是因为古希腊开启了一种特别的自然哲学传统，即科学

    传统。

    历史学家一般会忽略这种结构性的差别，而强调动量性的差别。其实结构性的差别也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非常重要，因为历史是一个矢量，它是沿一定方向演进的。当不同社会形成了结构性的差

    别以后，历史可能会持续放大这个差别。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在补短板，而是在强化长处

    ，这也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表现。

    图1-3 公元初年，几个主要文明地区科技成就结构图

    图1-2还告诉我们，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另一个大分流点是1300年，也就是中国的宋末

    元初时期。在这之前的1000多年里，处于罗马帝国后期和中世纪的欧洲发展得较慢，而经

    历了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朝等朝代的中国发展得很快，成果

    也很丰富。当然，欧洲在中世纪时期也有一些创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完全的“黑

    暗时期”，只是发展得比中国慢。所以，到了1300年前后，中国和欧洲在科技创新成果的

    积累方面是比较接近的。

    从1300年到1600年，是文艺复兴时期和科学革命的早期，欧洲的科技创新重新开始加

    速。1600年之后，欧洲科技发展的速度更快了。1900年之后，欧洲科技仍在发展，与此同

    时美国迅速崛起。1900年后的100多年里，美国的科技成就特别亮眼。

    总的来说，中国和欧洲的大分流有两个历史节点。一个历史节点是在轴心时代结束后

    ，两个社会科技成分的结构性差别已经形成。另一个历史节点是在1300年，自此之后欧洲

    的发展突飞猛进，而中国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可能是因为有很多讨论中西文化差异的历史学家没有做量化研究，所以他们一般会忽

    略结构性分流这个事实，对动量性分流的时间点也把握得不准。很多人把这个时间点定位

    在明朝或者清朝。实际上它从宋朝末期就开始了。只有搞清楚东方和西方大分流的时间节

    点和性质，才有可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有大分流。“为什么在明朝开始分流”和“为什么在元

    朝开始分流”，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错了问题，就会形成伪问题，从而引出大量没有必要的伪解释。

    对于中西历史上科技发展大分流这个现象，有很多学派都在尝试做出解释。

    简单来说，像中国、印度、中东这些古代文明社会，有两个很重要的传统。一个是实

    用和经验传统，这种传统发展得非常早，也发展得很好。另一个是精神世界的认知传统，比如巫术。

    在轴心时代之后，中国的学问走上了玄学之路。而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开启了科学

    认知的传统。这是认知上的一个大分流。中世纪之后，欧洲文艺复兴又回归古希腊的认知

    传统，从而萌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和发展路径。

    接下来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说说各个时期科技创新的结构性特征。从图1-4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个时期是距今5000年前，人类花了差不多23的努力来进行生存类技术创新。这

    很好理解，因为人类先得活下来，才能顾及其他。这个时期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农业革命时

    期，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人口大幅度增加。

    第二个时期是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年。在这3000年里，在通信技术方面出现了一

    个发展高峰，叫作信息革命时期。也就是说，第一次信息革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而不

    是近代。

    图1-4 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科技创新成果结构图

    由于我们离那个时代非常久远，所以无法亲眼见证当时“信息革命”的辉煌和伟大。实

    际上，人类最重要的奠基性信息技术元素都是在那个时代发明的。文字、数字、算术、基

    本的通信方式、写作、书写工具……这些是人类文明的起点。

    第三个时期是公元初年后的1000多年时间，此时一些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信息革命”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并开始进行其他种类的科技创新，而另一些地区仍然把信息方面的技术创新当作重点，这与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平衡有关。总体来说，这是一个转折时代。信息技术虽然比较

    多，但它没有超过总量的30%，安全健康、机动灵活和效率等类别的科技都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

    第四个时期始于1600年之后，追求效率的科技创新开始加速，为工业革命拉开了序幕。可以说，生产效率显著提升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质，人类社会在这个时期取得的效

    率类科技创新成就非常亮眼 [此书分享V信公众号-雅书图书]。

    第五个时期是在1901年之后，人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代。也就是说，除了生存

    类科技之外，其他各类技术的发展都比较均衡，没有哪类科技创新成就特别突出。

    现在让我们把工业革命的细节放大一些，看看技术创新的波段。如图1-5所示，第一

    次工业革命如果从1700年算起，第一阶段应该是水力机械的大发展，第二阶段才是蒸汽化

    的过程，这两个阶段都是由英国人领导的。很多人都强调蒸汽机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但

    蒸汽机的发明不是一个历时几十年的过程，而是追求了2000年的结果。要追溯蒸汽机历史

    的话，古希腊时期的希罗就开始玩“蒸汽机”了。在中世纪时期，也有几个早期版本的蒸汽

    机被发明出来，其主要目的是满足给矿山抽水等特殊需求。

    图1-5 两次工业革命的阶段图

    在17世纪末，蒸汽机技术最好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但法国那时正忙于权力斗争和

    宗教斗争，皇权和教权之间、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都很激烈。新教徒中有不少科技人

    才，受到迫害后不得不远走他乡。有一些人辗转来到英国，其中包括一位蒸汽机发明高手

    巴本，他的蒸汽机对英国人学习和研发新一代蒸汽机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英国的蒸汽机

    事业后来居上。

    那么，蒸汽机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被发明出来，而是在欧洲？这先要归因于中西之别，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级原因、二级原因和三级原因，中西之别与欧洲内部各地之别的影

    响力是完全不同的。

    分析蒸汽机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被发明出来，有两个思路可循。

    第一个思路是，中国没有“玩蒸汽机”的历史，所以不可能突然发明出一台高效率的蒸

    汽机。很多重大技术的发展都源于悠久的社会传统。英国人发明蒸汽机是在18世纪初，也

    就是清朝早期，当时即便有人把蒸汽机引入中国，也未必能被接受，更不用说发明了。一

    个社会对技术的需求，往往要有悠久的传统。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说，人们对技术的感觉和

    熟悉度也非常重要，这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培养出足够多的相关人才才能实现。

    第二个思路是，东西方在水力机械的使用和布局方面也大不相同。水力机械在中国的

    历史很悠久，早在汉朝就开始用水力机械粉磨粮食。当然，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水力机械历

    史也很悠久。可以说，到了17世纪末，水力机械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已经不算高科技，而

    是被广泛使用的技术工具。

    但是，中国的水力机械的布局和用途跟欧洲大不一样。在欧洲，水力机械的用途很广

    ，起重、磨面、榨油、造纸、纺线、织布、印染等，都是用水力驱动的。也就是说，欧洲

    发明的水力机械的种类远远超过中国。从布局上说，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河道上都有许多水力机械，甚至会因此出现争执和堵塞交通的情况。

    而中国的水力机械应用较少，布局也没有那么广。水力机械的应用肯定要在有河流的

    地方，中国南方河流比较多，而北方比较少。此外，中国的水力机械主要出现在一些比较

    大的城市周边，完全没有深入乡村。

    为什么？我认为原因在于在河流较多的中国南方，人们常吃大米，不常吃面粉，稻米

    去壳又比较简单，所以不需要水力机械。虽然北方人常吃面食，且制作面粉很麻烦，有这

    样的需求，但又不具备水力机械的使用条件。所以很遗憾，水力机械未在中国普及。这是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项技术。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欧洲为什么有那么多水力机械？因为欧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社会机构，就是教堂。很多教堂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用于吸引民众的工具。第一个是钟，很多中世纪的教堂都有钟，悠扬的钟声能传遍四方。第二个是磨坊，很多教堂都有磨坊，既能自用，也能服务大众。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教堂基本上遍布欧洲，深入城市和乡村。教堂是第一波推动水

    力机械普及的力量，各地的庄园主是第二波力量，企业家是第三波力量。就这样，一波又

    一波，机械化开始了。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蒸汽机的发明和改善是从“矿井抽水”这样一个应用和需求开始的。但是，让蒸汽机成

    为普遍使用的动力源，是基于水力已经成为普遍动力源的事实，而无须全新的想象。蒸汽

    机普及的浪潮，先是促使重新设计水力机械，后又产生了全新的应用，比如火车、汽船等。

    工业革命的经济结果众所周知，图1-6是过去一万多年来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

    的变化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人均GDP一直都很稳定，直到最近的200多年出现了大幅增

    长，急速蹿升。这种情况不仅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巨大冲击，对政治家的冲击更大。于是各

    国争相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提升人均GDP是最重要的驱动力。

    工业革命产生这样一种经济结果的技术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效率类科技创新让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其结果是产品成本、生产时间都大幅

    减少。

    图1-6 世界人均GDP(以1990年的国际货币计算)在近一万年来的变化图

    第二，企业家可以把大量的历史发明很便宜地制造出来，让曾经奢侈的商品平民化。

    第三，自工业革命以来，各类产品创新活动都非常活跃，产品种类空前丰富。生产效

    率的提升和产品种类的繁多形成了一个放大GDP总量和人均GDP的矩阵。

    第四，人口规模在过去几百年里也急剧增大，从另一个维度上放大了GDP规模。

    如图1-5所示，工业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信息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直到

    今天。相较之下，信息化与之前的阶段所带来的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的提升不太一致。有

    经济学家分析发现美国人的GDP中位值，在消除了过去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后基

    本没有增长，人均GDP的增长也较小。我们知道信息化是美国最先开始推动的，到目前为

    止也是发展情况最好的。所以，美国的情况对世界来说有一种前瞻性的启示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说，人均GDP、GDP中位值还在增长，但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

    最近几十年里，人均GDP的增长很快。但中国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仍然在消化欧美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仍处在提升效率的阶段，尚未完全进入信息技术时代。

    于是，美国的情况形成了一种悖论：信息技术创新不再提升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指标

    ，或者说，用GDP来测量“社会进步”的方法失效了。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个原因是“比特技术”红火，但原子世界的科技创新乏善可陈。“比特技术”就是信

    息技术，是以0和1为基础的，而原子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物质为基础的。

    从图1-7可以看出，在原子世界或者整个世界中，最近100年来重大创新数量在下降。

    该图展示的是每年的人均重大创新数量，不包括微创新。重大创新是一个新物种，一项重

    大创新会带来一系列的微创新。微创新一般来说都是改良性的，而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

    图1-7 每年的人均重大科技创新数量

    重大创新往往是创新的领先指标，即一个超前性指标。在这幅图上我画了两个箭头，第一个箭头指示的是轴心时代，第二个箭头指示的是工业革命的巅峰期，即20世纪初(19

    15年前后)，此后，重大创新数量开始减少。

    我们现在所用的重要设备，以及原子世界的重大发现，除了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类

    技术以外，大多是在20世纪上半叶创造出来的。考虑到最近100年来全世界投入的研发人

    员和经费之多，我们就知道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不能推动重大创新。

    第二个原因是零和游戏。信息技术往往不是带来一个增量性产品，而是新产品、新服

    务出现了，把旧产品、旧服务取代了。但现在崭新的物类已较少出现，这和工业革命时期

    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时期，崭新的东西不断涌现，汽车不只是取代了马车，规模也比原

    来大很多。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比如产销者，即一些人的闲暇时间多了，开

    始自产自销。

    最后一个原因是，比特类型的产品是以消耗人的时间为前提的。但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一天只有24个小时，如果玩这个游戏，就不能同时玩别的游戏。

    鉴于最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些人认为新一轮的“某

    种革命”正在发生，或者说“新轴心时代”即将到来。但也有不同意见。所以，我自己也在

    想这个问题：现在真有“革命”发生吗？

    我觉得现在的局面更像这几百年来工业革命的结尾，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为什

    么？无论是轴心时代，还是工业革命，它们的开端都是价值观出现紊乱的“礼崩乐坏”阶段

    ，接下来就是战争的频发。这是破坏旧秩序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如果现在这个破坏过程

    还没有开始，新时代的形成就无从说起。

    第一个轴心时代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开始，延伸到秦汉时期，历时好几百年。我

    们现在回望那段历史，似乎很美好，当时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如群星璀璨。但对于老百姓

    来说却非常痛苦，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几百年之后，直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建设性的过程

    ，从此创建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并持续了2000年。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当时的基督教体系看来，也是一场“礼崩乐坏”。14世纪初，只有少

    数人质疑基督教社会已经运行了上千年的价值观。然后，这个解构过程慢慢放大，不仅自

    然观、人文伦理等都受到质疑，社会秩序和结构也受到挑战，宗教分裂成多个派别，各种

    世俗势力展开血腥斗争。

    重新构建的过程是从17世纪开始的，新世界观(包括现代科学)和价值观的碎片逐渐

    出现，英美的新社会结构也于18世纪晚期建立，并成为其他社会的模范。

    接下来持续200多年的工业革命，既是欧美的科技成就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也是

    新建立的工业文明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向其他社会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和平，充满了

    血腥的战争。

    综上所述，如果历史能给我们启示，我觉得一些人预测的新时代离我们还很遥远。只

    有礼崩乐坏出现，新时代才可能到来。就现在来说，与其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会不会带

    来一个新轴心时代，还不如问人工智能会不会让工业文明礼崩乐坏。

    其实很多人都想象人工智能会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如果是这样，包括人工智能在内

    的信息化就只是几百年来工业革命的美丽结尾而已。

    董洁林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关于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两个半故事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里提出的概念，它指

    的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各个文明都相对独立地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标志是，一批伟大的哲学家涌现出来，集中回答了关于人与自我及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其高峰期出现在公元前500年。

    这个时代也是科技发展比较迅猛的时代。在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发生了被历史学家

    称为“爱奥尼亚启蒙运动”的事件，也就是在米利都诞生了一批最早的哲学家和哲学学派，他们向神话和史诗发起挑战，认为决定世界运行方向的并不是宙斯或者波塞冬等神明，而

    是自然规律。“爱奥尼亚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是神话时代祭司阶层对知识垄断的逐渐瓦解。类似数学、医学、修辞学和辩论学之类的学问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许多人掌握，其中起主

    要推动作用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奉行神秘主义的学派实行非常严格的会员制，后来

    演化成一个影响力遍布古希腊城邦的精英俱乐部。它大大加快了知识的传播，也促进了所

    谓的智者群体的诞生。此后又涌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识精英，以哲学家(phil

    osopher)之名与智者(sophist)辩论，获得了一种自觉意识。

    类似的历史过程也发生在中国，也就是《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具

    体来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

    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出于稗官。吕思勉先生评论说，这虽然是东汉人的想象，但应该是有道理的，它

    反映了早期的学术知识从贵族扩散到平民的过程。这个扩散过程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比

    如墨家传承并发展了很多技术，因此成为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立的大学派。

    这些大变革时代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技术革命与社会结构变革之间的关系究

    竟是什么？高中生都知道一个道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既然科技代表的生产力取得飞

    跃式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不可能保持原样。但是，生产关系究竟会如何变化，它

    和技术变革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下面我给大家讲两个半历史故事，或许能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弩机与秦墨：技术如何作用于社会组织形式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研究中国历史的政治学者历来都很喜欢问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早在先秦

    时期就出现了欧洲直到近代早期才出现的现代国家组织制度，建立了发达的科层制，而西

    方却没有？换句话说，为什么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集权能力和官僚组织制度发展得如此早

    、如此快？即使跟同时期的西方帝国相比，比如罗马、拜占庭，中国的集权能力和大一统

    传统都毫不逊色，这是为什么？

    马克思曾经用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状况，也就是小农经济、封建

    制度与独裁统治的结合。但他的这个概念主要基于印度等国家的情况，他其实不太了解中

    国的史实。印度在被英国殖民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四分五裂的，但中国不是，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区别。

    之后，一位名叫魏特夫的学者沿袭了马克思的理论并解释说，因为大多数东方社会都

    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又依赖发达的灌溉技术，所以在当时，如果要修建水渠，就需

    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调动大量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来源。但

    是许多现代学者认为，魏特夫的这个解释基本上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几乎所有农业文明

    一开始的灌溉都是依靠河流本身，而不是水利设施，而且这些文明的专制王权出现得都比

    大规模水利设施要早，所以不存在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原因之二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之一是黄土高原，那里种植的基本是耐旱、抗旱的农作物，对小水渠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大

    型水利设施，这跟魏特夫的理论完全相反。

    中国学者赵鼎新将查尔斯·蒂利对中古晚期欧洲国家形成原因的解释套用到我国战国

    时期，即战争频发导致政府不得不集中资本的力量来维持常备军，进而建立了稳定的科层

    制来管理经济和人口。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战争频次

    和中央集权的相关性，关于背后的机制讲得不太透彻。

    我试图从一个比较细致的侧面来给这个问题一个新解释，即当时有一种特定的技术可

    能对先秦时期集权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技术就是弩。兵器史研究者都清楚，弩在古代中国的应用要比欧洲更多。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弩的形制就已经基本成熟，而且

    与希腊弩相比有两个显著的优势：一是扳机灵敏发达，二是制作工艺成熟。这两项技术差

    异使得用弩单兵作战在中国战争史上要比西方广泛得多，由此带来了制度史演化的重要路

    径的分野。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看另一段不太相关的史料。在中世纪早期，威尔士和英格兰

    长弓手的战斗力闻名于世。由于中古时代对长弓手的训练高度依赖狩猎习俗，所以为了保

    持长弓手的作战实力，中世纪的英格兰政府曾颁布“长弓法令”，规定人们在礼拜日不能进行除长弓以外的运动，否则就是违法。

    然而，随着火枪的兴起和枪支在军队中的普遍列装，很多人提出，长弓将被逐渐淘汰

    ，这个法令已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了。1595年，英国议会就是否废除“长弓法令”展开了一场

    激烈的辩论。在这次辩论中，支持长弓的一派和支持火枪的一派各自列举了很多论据。其

    中大多数人都是“挺弓派”，因为就当时的技术发展程度来说，长弓比火枪的射程远、杀伤

    力强，性能也更稳定，最重要的是，它的射速远胜火枪。而火枪装弹慢，火绳容易受潮，杀伤力还不行。最终，“挺枪派”赢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原因只有一个：火枪使用起来既

    简单又便捷，训练一个火枪手只需要几个星期，这使当时的英国政府有条件在短时期内把

    平民训练成作战部队，而训练一个长弓手可能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我在这里举火枪的例子，是为了告诉大家，弩在古代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与火枪十分类

    似：使政府可以在短时间内组织大量平民或囚徒并将其训练成能与正规军队相抗衡的作战

    力量。这就使得中国古代战争动员的规模非常庞大，也使得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动员

    大规模平民参加战争的能力。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墨子》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墨

    子》第十四卷里的《备城门》和《备高临》都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利用弩来守城的战术。

    里面提到的“兵弩”是指单兵用的手持弩，“转射机”指重弩，“连弩之车”是一种弩箭上

    连着绳索的重弩。其中还多次提到“九尺一弩”“二步一木弩”，可以帮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墨子非常重视弩在守城战中的重要性；第二，“二步一木弩”一定不是那种十几个人

    才能使用的重弩，而是供单兵使用，可以大规模武装平民的手持弩。《备城门》里也提到

    ，守城战是全民动员战：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楼卒，率

    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圉。

    这明显不是只有常备军参与的守城战，而是全民参与的总体战。

    有人质疑，《墨子》是一本思想性著作，只是说明了想法，可能并未付诸实践。这就

    是不了解历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表现。数年前经过何炳棣先生等著名学者的努力，这一时

    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基本得以还原，就是“墨家入秦”。它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这样一个

    史实：墨家学说并不是一套只停留在纸面上的学说，而是在秦国变法改革过程中得到了实

    际运用，帮助秦国统一天下，并深刻影响了秦朝集权制度形成的学说。

    这个故事要从商鞅变法前的秦王，也就是秦献公说起。秦献公继承王位之时，魏国任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命吴起为将军，在对秦作战中获得胜利，并夺取了河西之地。此战之后，魏王与亲信泛舟

    湖上，感慨山河之险。魏王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因为河西之地处于秦魏边界

    非常险要的地方，在今天陕晋边界黄河大拐弯向东的地方。我们从图1-8中可以看到，此

    地往东是险峻的群山，向西是一马平川的平原，经渭南到秦国都城不到百里。魏国夺取河

    西之地，意味着它的军队可以随时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秦国心脏。

    图1-8 河西之地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刚刚即位的秦献公忧心忡忡。在他执政第4年的时候，楚国又发

    生了一件令他极度震撼的事。

    这件事也与夺取河西之地的吴起有关。吴起在魏国建功立业后，遭人诬陷，于是他逃

    到楚国。楚王任用他变法图强，损害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楚王死后，贵族们组织起来刺杀

    吴起。吴起在临死前跑到楚国王宫，抱住楚王的尸体，贵族射向他的箭中有几支射到了楚

    王的身体上，按楚国法律，这属于重罪。于是新晋楚王即位之后，宣判了这些贵族的罪行

    ，并派人褫夺了他们的封地。

    在这些贵族之中有一位阳城君，他是阳城的领主，也参与了对吴起的刺杀行动，并被

    追究罪责。于是他畏罪潜逃，但他在阳城有一个好友名叫孟胜，孟胜是墨家的钜子，也就

    是掌门人。孟胜的弟子徐弱劝谏他说：“如果我们替阳城君作战，就必死无疑。如果死对

    他有益，那么我们也算死得其所。但是，我们死了不但对他无益，墨家也可能因此不复存

    在，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孟胜却认为自己和阳城君交情匪浅，如不行义举，将来没有人

    会信任墨家。当然，孟胜在作战前把钜子之位传给田襄子，没有让墨家学派就此消失。这

    场战争的结果非常惨烈，墨家“弟子死之者百八十”“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这个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秦献公，原因有二：其一是墨家的大义和忠诚令他动容；其二

    是墨家的守城技术令他印象深刻。秦国在丧失了对魏国的全部天险后，只有动员本国国民

    坚守城防打总体战，才有可能抵御外来的进攻。在这种情势下，他对墨家学派可谓求贤若

    渴，也促成了所谓的“墨家入秦”。可惜的是，由于史料遗失，关于墨家入秦的具体记载已

    经找不到了。但我们从一些文献中还是可以查证出墨家入秦确实发生在秦献公时期。因为

    秦献公之后的国君就是秦孝公，而在秦孝公即位之前的秦国已经存在一些《墨子》里所记

    载的官职，而且这些官职与守城密切相关，所以这只可能发生在秦献公时期。

    秦献公时期墨家入秦，并全方位参与了对秦国的制度改造。由此推测出，后来的《商

    君书》，也就是商鞅变法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墨家制度的全方位吸收与发展。学者

    多认为商鞅变法的重要贡献在于推行户籍制和什伍连坐制，从而大大强化了国家对民众的

    控制，建立了强有力的兵农合一制度。但从制度史的角度看，无论户籍制，还是什伍连坐

    制的出现都早于商鞅变法，其中“什伍”和“连坐”都是《墨子》中极为强调的制度，是在守

    城时期为防止通敌和查访间谍而设立的。

    如果以上结论成立，即中国弩的技术优势使得战国时期的政府有能力也有意愿快速武

    装平民，充作战事的兵源，那么接下来的推论可能也是成立的，即先秦时期集权制度的形

    成，恰好是符合这一技术发展趋势的。幸运的是，从技术到制度的连接点，恰好是《墨子

    》。

    从内容上讲，《商君书》中的很多制度和安排与《墨子》如出一辙，墨子当然不可能

    借鉴商鞅的著作，那就只能是商鞅借鉴墨家的成果了。从思想史的脉络上讲，墨家的平民

    主义思想恰与秦国的集权制度相吻合。墨家主张的“尚同”思想，其实是追求“同于上”。

    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

    下治。

    (引自《墨子·尚同下》)

    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

    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

    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

    (引自《墨子·尚同中》)

    这就是为什么墨子主张“尚贤”。他认为社会体系必须是正义的，其前提是这个有如神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明一般驱使所有人的天子一定是贤能的天子，他任用的各级官员也是贤能的官员。墨子理

    想中的“圣王”跟韩非理想中的“全能君主”实际上很相似，只不过前者对圣王的道德要求更

    高，极权程度也更高。

    墨家发轫于平民阶层，主张兼爱非攻，但却要建立一个全能的极权社会。这不是自相

    矛盾吗？从思想史的脉络来看，其实并不矛盾。我们可以把墨家跟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

    教和犹太教的平等主义社团做比较。这些社团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发轫主要依靠平民，在团体内部实行平均主义，有忠诚的信仰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宗教团体是为神，墨家是

    为道义)。因为墨子很早就知道，只有这样的极权组织，才是对平民最有利的组织。亚里

    士多德也有同样的观点：跟民粹联系最密切的政体就是僭主制。民众越是要求平等，就越

    容易产生一个政治家，利用这种呼声和给民众的承诺掌握最大的权力。与之相对的就是呼

    吁精英、优秀、自由、荣耀的贵族，但在这些价值取向背后往往是极度不平等的等级化社

    会。

    要么为实现平等而接受一位全能君主，要么不要君主要自由，但自由的背后是那些拥

    有的人形成贵族阶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思想史研究所揭示的人类的政治

    宿命。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位政治家的目光穿透了笼罩在历史宿命上的思想史面纱，一位

    是提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另一位是写下“百代都行秦政法，十

    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的毛泽东。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在经历轴心时代后，在诸多思想理念中最终选择了大一统的集权

    政治制度作为演化路径，这恐怕与弩机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相关。正是弩机技术的传播，使

    得各诸侯国迅速组织大规模兵力成为可能，但这又反过来导致战争惨烈程度的升级。一方

    面，平民因为弩的发明而有机会参与军事活动，并通过积累军功完成阶级晋升，这打破了

    贵族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另一方面，大规模常备军又催生了强有力的军国政治和集权主义。在古代，天子是军队的最高领导者，也是平民的庇护者，正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大规模的惨烈战争面前极其脆弱的个人别无他法，只有俯首称臣，以自由为代价，换

    取天子对秩序与和平的庇护。在这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下，“弩机”作为一项重要技术，也许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

    蒸汽机与工业革命：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的脱节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蒸汽机的故事。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

    其他国家？

    关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因果解释在学界大致有如下五种：第一种以圈地派为代表，认为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第二种以自由派为代表，认为光

    荣革命带来的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改善了投资环境，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第三种是科技派

    ，认为科技的突破必然会推动工业的崛起并为之服务；第四种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认

    为新教文化在西方兴起的历史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种以彭慕兰为代表，认为

    英国煤矿和铁矿距离近，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最终成就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而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指出，以上五种解释各有不足。圈地派的解释夸大了中

    世纪和新时代的割裂，实际上，中世纪的法律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延续下来，新社会结构

    的冲击也没有那么大。自由派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史料能证明在光荣革命发生前后的法律

    改变对金融投资回报有足够的刺激作用，史料也不支持知识产权得到了更好保护的说法。

    科技派的问题在于，最早的科技革命发生在意大利，但意大利却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潮流。

    韦伯的说法过于笼统，实际上，新教文化对西方崛起的唯一好处可能是增加了识字率。彭

    慕兰的解释相对而言是最合理的，唯一的问题在于，低地之国也拥有类似的自然资源，但

    却未能发生工业革命。

    艾伦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恰好造就了

    这样一个条件：工程师对蒸汽机的改造是有利可图的。这个条件的产生与英国社会经济的

    两个特点有关：第一，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较高；第二，英国市场上能源价格十分便宜。

    在这两个特点的推动下，全社会都在寻找以廉价能源代替劳动力作为动力来源的技术，这

    使得工程师有足够的动力对蒸汽机进行改造。换句话说，既然英国工人的工资高，可以承

    担得起“烧煤取暖”的费用，那么对资本家来说，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就是“用煤来运煤”，而

    非“用人力来运煤”。实际上，蒸汽机技术在法国早已有了阶段性突破，但由于法国不具备

    像英国这样的条件，工程师无利可图，所以技术改良很难发生。另外，早期的蒸汽机技术

    并不具备普适性，几乎都是针对当地特有的环境设计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将这项

    技术标准化。蒸汽机后来得到推广，与英国工程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对这些技术进行持续

    改良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持续的经济回报，这些技术改良就不会发生。

    艾伦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彭慕兰的哲学：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工业革

    命没有发生在东亚，而是为什么它发生在西欧。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但这个偶然并不

    只是煤铁资源这么简单，更关乎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破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除自由主义带来的辉格史观迷思。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学者斯科特·艾布拉姆森和卡莱斯·博伊克斯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

    中，进一步验证了引发工业革命的两种假说：工业革命的发生究竟是因为“干中学”的内生

    增长机制，还是因为合理的制度结构。他们将欧洲整体划分为几个面积相等的地理区域，用纺织中心和炼钢中心来衡量各个地区的原工业化水平，用议会指数来衡量它们的制度建

    设水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原工业化水平既能够显著影响制度建设水平，也能够显著影

    响后来的工业化水平，而制度建设水平则对后来的工业化水平没有直接影响。这项研究初

    步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此地有议会是因为此地富庶；第二，此地富庶是后来工业化

    水平高的根本原因，大量的技术工人在此聚集，有利于接受并运用最新的技术。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第一个启示是，工业革命的起源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

    场渐进的变化。这场变化的推动力不是某个伟大的发明家或者某个有先见之明的政府，而

    是一个个从渐进式改良中获得了利润和收益的工程师与资本家。英国近代最早的蒸汽机技

    术被应用于矿井抽水，其适用范围非常窄。大约同一时期，法国出现了更先进的蒸汽机技

    术。但是，法国的经济条件决定了研发蒸汽机无利可图。而英国却可以提供这种利润，从

    而保证蒸汽机技术得到持续改良，最终研发出普遍适用的蒸汽机，并迅速在各地推广开来。

    第二个启示是，政治学者特别容易陷入某种迷思，认为政治制度可以决定历史演化路

    径。实际上，人类的政治生活更容易停留在长期不变的状态之中，就像独立的生命和意志

    一样保守、顽固，这是一种常态。从纯粹的政治视角看，光荣革命对当时英国的意义不过

    是把克伦威尔所代表的新教徒集团和斯图亚特王朝所代表的天主教集团排除在核心执政集

    团之外。英国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被卷入欧陆政治，发挥离岸平衡优势并演化出内阁制。

    更应该感谢的是《王位继承法》，这一法律基本上把天主教徒排除在继承者的行列之外，为英国送去了一位有荷兰血统的国王和数位有汉诺威血统的国王。正是因为这些德国人，英国才被卷入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中并取得胜利；也正是因为这些德国人，内阁才渐渐取代

    国王成为英国政治的决策核心。除了这些，英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多地

    保留了中世纪的特点，更保守也更古老。

    这与我们长期接受的关于启蒙运动的革命史叙事存在很大的差别，后者总认为宪政革

    命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所在。但实际上，君主立宪制百年前就在瑞典王国出现，波兰议会则

    实行了更激进的“一票否决制”，王权被前所未有地架空。然而，瑞典和波兰为何未能崛起？政治制度有其本身的目的和存在意义，并不一定与技术革命或国家崛起相关。技术演化也有其独特的路径和脉络，它偶尔会被政治影响，比如中古早期技术工人多加入反天主教

    的共济会或胡格诺派等新教分支。政治斗争和宗教迫害的确会影响技术的传承与发展，但

    本质上，技术是技术，政治是政治。除非政治制度愚昧自闭到连技术人员最基本的生存与

    尊严都无法保障(比如希特勒大肆迫害犹太裔学者)，否则二者在大多数时间都是相互独

    立的。

    如果考察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我们也许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英国的政治制度在应对

    工业革命方面是迟钝的，工业革命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冲击也不大。实际上，工业革命对政

    治制度的冲击，在德国比在英国表现得更明显。杰弗里·赫雷拉的《技术与国际体系变迁

    》一书详细勾勒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德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主动引进铁路的热情。在当时

    ，铁路是一项所需资金规模非常庞大的项目，只有政府出面为这种投资做担保，才能把新

    技术迅速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也涌现出一批技术官僚，他们的高素质和专业能

    力为德国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铁路前所未有地把支离破碎的德国在经济

    版图上统一起来。既然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它在政治上的统一就只是时间问

    题。

    这也是德国的议会民主政治一直不成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国由民间资本家和工

    程师推动的技术进步进程，在德国则是由技术官僚和银行资本推动的。时任德意志帝国宰

    相的俾斯麦极富政治眼光地建立了世界第一项福利保障制度，该制度和统一战争激发出的

    民族自豪感有效地收买了底层劳动者群体。所有的一切导致自由派在德意志政坛面临前所

    未有的孤立处境，这也是德意志后来建立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原因。

    但如果我们从相反的角度看，被恩格斯称为“半波拿巴主义”的德意志政治体制，恰恰

    是一种匹配工业革命的、能促进工业革命展开的政治体制。“波拿巴主义”指的是拿破仑通

    过法律改革和保护小产权等措施换取小资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支持，以维系独裁统治的一

    种政治安排。这种政治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进步的，是有利于资产阶级颠覆封建王朝统

    治的。德意志的“半波拿巴主义”指的是作为宰相的俾斯麦和作为皇帝的威廉一世在德意志

    帝国密切配合，形成事实上的二元制，摒除自由派的威权体制。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个聚合各邦代表的威权组织确实对德国引进工业革命的成果功不可没。

    事实上，美国学者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一书中

    指出，早在19世纪末，英国的文化界就开始对工业革命的破坏性力量做出反应，并且迅速

    把阻碍经济创新和增长的价值观和态度灌输给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得到全国

    性认同的不是工业制度、技术、资本主义或城市生活，而是植根于变化缓慢的“乡村”生活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方式的价值观。这种思想得到像公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机构以及可能过上类似

    贵族生活的机会的滋养。其结果是，“工业价值观”的兴起受到抑制，工业和技术职业的地

    位明显低于政府官僚或专业人士。而在德国，类似的情况并未发生。威权政府的压制有效

    阻碍了这种田园主义倾向，也造成了阿伦特和福柯描述的那种将人原子化的后现代主义的

    蔓延。

    但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纯粹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德

    国的这种威权体制实际上更加接近福柯所谓的“全景敞视”，也更加匹配工业革命对社会结

    构的改造。如果谁对这个论断没有概念，就可以看看后全能主义时代中国的农民工流动：

    工业革命将以前生活于自然经济环境中的个体驱赶到城市，让他们住在狭窄逼仄的宿舍中

    ，将他们捆绑在一天10多个小时的流水线工作上。在高层办公楼里工作的白领群体，每天

    上班打卡，加班到晚上10点，他们除了不从事体力劳动之外，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有什么

    本质区别吗？很明显，工业化施加于劳动者的这种生活状态在开放性政治结构中将会激起

    反工业化的态度，而威权体制能够有效压制他们的这种诉求。

    然而，政治学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部分原因在于，自由主义对极权主义的胜利

    被描述成一个过于廉价的故事，如同历史上民主对威权的胜利和道德对邪恶的胜利一样。

    然而，这背后的真正问题被遮盖住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变革正在塑造新的人性和

    新的权力控制关系，并侵蚀19世纪成形的自由选举制度的基础。

    新技术革命：我们如何想象未来？

    以上我们关注的两个案例，即弩机的发展与帝国集权体制的建立，以及蒸汽机的改良

    与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开展，能够带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或教训是什么？毫无疑问，技术变革

    会推动社会变革，但仅凭一些技术上的小动向去预测社会结构的变迁实在太难了。如果我

    们生活在先秦时期，恐怕极少有人会预见到建立在分封制和宗法关系基础上的贵族社会会

    如此迅速且暴力地被摧毁，以致后来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都受到这一关键时期的深刻

    影响。这并不是说时人对此毫无感知，而是说多数知识分子一味悲慨礼崩乐坏，却想不到

    平民社会带来的集权制度。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礼崩乐坏也是对旧制度瓦解与新制度

    成形的一种深刻体现与反馈，但它能否帮助时人理解在200年左右的历史周期中，天下即

    将面临剧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在瓦特生活的年代，技术进步的数量看似繁多，却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重

    大进步。悠然自得地喝着下午茶的议员们，是否知道井下矿工一点一滴的技术改进即将改变这个世界？他们中的某些人或许对巴贝奇的差分机感到震惊，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会秉持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英式礼貌，对这类疯狂的机器敬而远之，而这又恰恰构成了世人称许英

    国政治的标签——无论时局如何发展，英国人中庸的政治智慧都不会被一时的冲动左右。

    然而，最终却是蒸汽机为英国赢得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

    当然，熟悉思想史的人会认为，古代人无法充分想象未来世界将怎样被技术改变，主

    要原因在于，古人的知识结构或认知范畴尚未经历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的颠覆。那么，经

    历过工业革命和进步主义时代洗礼的人们又是如何想象未来的呢？在科幻小说之父儒勒·

    凡尔纳的作品《机器岛》中，人们居住在一座能移动的机器岛上，该岛由两个寡头家族统

    治，因为两个家族的斗争和海盗的袭击，这座岛最终分崩离析。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

    当睡者醒来时》被视为《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前篇，它虚构了一个将人类分为不同

    等级的未来世界，统治者用宗教和娱乐麻醉人们，最终却被民众的抗争推翻。《1984》和

    《美丽新世界》中设想的极权主义和资本极权主义盛行的未来我们都很熟悉。问题是，这

    些小说对政治寓言的兴趣比对预测未来的兴趣要大得多。后果是，它们对未来的设想要么

    太保守，要么太激进。在一部分科幻小说家设定的未来世界里，人们坐上了宇宙飞船，遇

    到了外星人，但其思维方式和行动选择却与罗马帝国、中世纪或大航海时代的人并无二致。另一部分科幻小说家则设想出像《黑客帝国》这种在人工智能极权统治下的“缸中之脑”

    社会，但从目前的技术水平看，我们还不知道这样的图景什么时候会实现。

    科幻小说家或者像威尔斯、奥威尔和赫胥黎这样的未来思想家，只需要写出符号化的

    预言就够了，因为“科学地设想未来”并不是他们的工作。那么，“未来学家”的工作进展如

    何呢？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批自称“未来学家”并对未来做出各种预测的人，比如阿尔文·

    托夫勒、凯文·凯利、库兹韦尔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确成功预言了现代文明的某

    些发展趋势，比如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预言了共享经济和自媒体的出现。那么，他

    们的预测是依据什么做出的呢？

    我把未来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鼠标的发明者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为代表。

    他依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了“新沃尔夫假说”：某个文化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开展有

    效智力活动的能力，在其演化过程中，都会受到个体对外部符号控制方式的影响。在这一

    思想的指导下，他致力于开发能够增强个人处理信息符号能力的计算机系统，基于这一系

    统的软件哲学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工业设计到艺术设计，各种各样的编程软件

    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各种符号进行处理的能力，并从根本上颠覆了许多行业的工作方式。

    像恩格尔巴特这样的预测未来的思维方式，我称之为“工程师路径”。他从技术中总结出一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个适用范围较窄的特定规律，并在这一规律的指导下以工程师特有的务实精神，循着可操

    控的路径一点一滴地完善每个步骤。第二类以阿尔文·托夫勒为代表。他是如何预测出共

    享经济的发生的？在他看来，关键问题在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消费主义将人与物的关

    系彻底颠覆了。在商品数量没那么丰富的年代，一件物品会陪伴一个人很长时间，人对其

    所处的环境以及使用的工具常常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而新时代大大缩短了物品更新换

    代的速度，上述情感关系很难建立，因而人们更倾向于分享或短期出租自己的闲置物品。

    托夫勒的这种思维方式，我称之为“经典人文路径”。尽管他的这种分析方式应被归类于现

    象学领域，即与海德格尔分析桥或靴子的方式类似，都是从事物本身“显现”的现象出发，分析其背后的经验与情感，来推断人类行为的路径，但在他之前，很多经典著作的作者也

    用这种传统的哲学手段来思考未来的可能性。第三类以凯文·凯利与库兹韦尔为代表。我

    称之为“历史主义路径”，即他们试图先总结出某个历史规律(比如，人类科技的进步将呈

    现指数级增长，因此奇点突破即将来临)，再用这一历史规律来判断当今社会所处的阶段

    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三种模式各有优点，也各有问题。工程师路径对短中期未来的预测也许是最准确的

    ，但这建立在两个前提条件之上。第一，它以之为基础的技术突破必须是已知的。比如，恩格尔巴特预测未来的前提是计算机编码科学，但他无法预言智能手机的形态，因为他不

    了解21世纪初传感器技术取得的突破。第二，它只能预测某一个领域的变化，却很难推断

    这一变化会对整体社会结构产生怎样的冲击。经典哲学路径，或者说现象学路径，则过分

    依赖于预测者本人的敏锐洞察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一座桥上看出海德格尔能看出来的

    东西，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身边正在变化的现象中洞见托夫勒发现的重要趋势，而且稍有

    不慎，它就会变成占卜师的预言。由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力，历史主义路径提炼出的

    基本矛盾简洁清晰、论断有力，非常受媒体和大众的欢迎。然而，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简化成“阶级矛盾的冲突”或者“自由与独裁的冲突”推动的产物？更何况，我们在前文

    中通过弩机和蒸汽机的例子已经说明，这种对于真实历史的过分简化，往往是不符合事实

    的，容易落入意识形态或道德说教。

    以上总结无非说明了一个问题：预测未来是一项很容易失败而且没有什么明显好处的

    工作。毕竟，未来总会到来，与其冒着预测失败被事实“打脸”的风险，倒不如默默等待未

    来的到来。不过，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或许适用于过去，但未必适用于现在和不久的将

    来。因为，技术进步迫使我们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去关注它，或者关注了却又不

    去探讨和解决它，我们会不会在觉醒的那一刻发现为时已晚，等到我们想要关注并应对技术进步对社会产生的冲击之时，它已经将我们深深地裹挟其中，无可挽回？

    我认为，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对大众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证明，信息爆炸带来的资讯冗余与社交媒体的玻璃笼子带来的阶

    层断裂，使得普选制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民主社会越来越容易被撕裂，而某些威权与独

    裁政体则看到了用大数据和技术进步进一步强化自身统治的机会。如果资本巨头对技术手

    段的操控使一个人越来越难分辨自己的独立意志何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就会失去为政权

    提供合法性的基础。

    今天的技术进步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人文和社会科学所依赖的一些基本假设，有可

    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比如，从霍布斯时代开始，建构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

    人人平等，即人和人之间的能力差距，并没有大到抹杀他们享有平等的尊严的程度。但是

    ，就像《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那样，如果技术进步允许一批人通过“脑

    机结合”或植入芯片的方式变成“超人”，进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距扩大到如同物种

    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工具的人，其吸收信息的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不

    熟悉互联网的人群了)，那么人人平等的基本前提是否还存在就成为一个问题。又比如，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将会造成全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过剩，那么维持世界经

    济秩序的基础是否还有可能存在？这些担忧看起来很“前沿”，后果也很严重，仿佛《黑客

    帝国》《1984》《美丽新世界》《黑镜》中描绘的各种反乌托邦世界就在眼前。但现实是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比这些想象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世界秩序与社会结构。这才是历史的真正走向。

    为了更好地理解、预测，并给出可执行的具体方案来指导这一历史走向，我们应该从

    两个方向上共同努力。第一个方向是，我们要更多地运用工程师思维来勾勒短期和中期的

    技术前进方向。现在讨论“强人工智能”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智能社会”可能为时过

    早，但讨论人工智能对大量重复性劳动职位的取代是有意义的。第二个方向是，社会科学

    学者需要在基础理论层面认真思考技术变量的作用，并据此构建出有足够现实意义的可操

    作社会结构模型，将工程师思维观测到的技术变化容纳进来。

    下面我仅从个人角度出发，结合工程师思维与经典人文社科思维提出短中期(未来10

    ~30年)内将会影响社会结构基础的问题，并期待这些问题将在或许会到来的“新轴心时代”得到全面的解答。

    ·深度学习技术将在怎样的广度和深度上取代各种重复性的劳动职位？如果这种取代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足够广泛和迅速，被取代的劳动力会迅速成为“多余的人”，即极权主义的土壤，那么届

    时我们该怎么办？

    ·利用现有的传感器技术和数据监测技术建立起针对每个个体的实时安防监控系统，这是否可行？成本有多高？这是不是各国政府为解决上一个问题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之一？

    ·“增强智能”是否会发展到足以造成高度等级差异的地步？如果是，那么人类尊严

    平等这一原则应该如何维护？

    ·量子计算机带来的计算能力提升是否有可能解决交易成本长期上升，即所谓的诺斯

    悖论问题？如果能解决，这是否意味着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已成为可能？

    ·在大众舆论和社交媒体影响下的普选制是否已经背离其最初的政治理论构想？是否

    应当发展能够作为其补充机制的民主沟通制度？如果制度进步的速度太慢，我们还有没有

    其他能够抵御技术集权的手段？

    ·现代社会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是不是不可逆的，这是否会从根本上影响所谓的“文

    明冲突”的版图？如果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无法逆转，全景敞视是否会成为西方世界维

    护自身文明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是否有可能从技术上解决性别差异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是否有可能用深度学习技术模拟出虚拟人格？如果有可能，我们是否应当将虚拟人

    格纳入现有的法权结构？

    ·是否有可能以纯粹的人工手段制造出一个人？

    ·是否会出现纳米武器与基因武器？

    张笑宇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律的社会功能与终极危机

    深度学习与深度不学习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揭示了对人类文明至为关键的轴心时代，其时间

    跨度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自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又经历了波澜壮阔的资本主

    义轴心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由技术革命所催生的一系列变化，似乎正在召唤一个新轴

    心时代。那么，新轴心时代的法律相较于以往任何时代，将发生何种根本性变化？在回答

    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人类的法律自出现以来，其最核心的

    功能到底是什么？

    今天，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流行的概念——深度学习。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

    喂给人工智能各种算法、数据和场景，让它从早到晚不停地学习，只有学习好了，它才能

    和柯洁下棋。所以，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前提就是学习，而且是深度学习、强化学习

    、内卷化学习。

    相较于深度学习的概念，我们或许可以说，人类社会自有法律以来，其最大的功能和

    特征其实就是“深度不学习”。我所说的“深度不学习”指的是，一旦立法者把法律制定并颁

    布出来，无论你是否知道它们，只要你触犯了法律，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就法律而言，不管你是否知道它、是否遵守它，也不管执法者和司法者是否严格地执

    法，它们都在那里。

    为什么法律是这样一副面孔？为什么法律不能像人工智能一样，也展开深度学习，根

    据外界信息、参数或环境的变化，随时随地调整其认知、倾向和态度？答案很简单：如果

    法律随时根据外界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那么所有人都不知道如何遵守法律以及遵守何种

    法律。因此，法律最大的特征就是深度不学习，这体现了法律的稳定性、安定性和确定性。一旦法律被制定出来，它就必须凭借“深度不学习”的特征，来维护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法律面临的最大悖论是，必须对一系列不可决断的事务做出决断。正是因为人们对争

    端解决方案缺乏共识，实在化解不了矛盾，才会诉诸法律，做出一个最终决断。在这个时

    候，法律将发挥其“不学习”的特征，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法律不讲灵活性，不做金钱交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易，不搞道德说教，也不进行科学实验推演。诉讼双方或许可以庭前和解，但一旦上了法

    庭，案件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审理。

    法律为什么一定要摆出一副“铁面无私”“不知变通”的样子呢？因为大量的法律纠纷尤

    其是疑难案件，时间紧迫，而且已经无法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但又必须快速解决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法律来扮演铁面无私的角色，强制性地给双方做出一个决断，解

    决矛盾和纠纷。否则，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持续累积，可能会让社会陷入混乱，甚至是战争

    状态。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中西文明，法律都是从巫术、神判、占卜、决斗演化而来，并始

    终秉持一种深度不学习的姿态，来化解社会矛盾。比如，“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

    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 [1]

    再比如，“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 [2]

    在西方法律史上，也有

    诸如热铁法、热水法、冷水法、吞食法、摸尸法、决斗法等判案方法。在早期文明中，还

    没有演化出成文法、法庭抗辩和证据展示等法律技术手段，法律的深度不学习的“野蛮”特

    征尤为突出。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看，古代法律几乎没有科学性可言，经常不讲“道理”，并诉诸神秘的巫术、无常的命运或冷酷的暴力来做出决断。

    实际上，即使到了理性司法时代，对于一些疑难案件，由于难以彻底还原事件真相，也仍然需要法官或陪审团用自由心证对案件做出裁决。比如辛普森杀妻案、小布什诉戈尔

    案都已证明，法官或陪审团不一定都是理性的，甚至有时是有失公正的。

    法律是一种规范，它的规范性就是前文所谓的深度不学习。

    规范性是一个区别于认知性、事实性的概念。当法律的社会期望落空时，当人们没有

    按照法律的期望采取相应的行动时，法律就一定要通过暴力威慑或社会舆论机制，来保持

    其规范性期望。这正是法律最核心和最独特的功能，即维持社会期望的稳定。法律的功能

    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控制，也不是简单的惩罚犯罪，而是维护社会期望的规范性。

    为什么会这样？最重要的原因如前文所述，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会造成一些疑难案件，无法通过简单的协商、调解、交易和谈判来解决。欧洲中世纪早期的赎杀金制度，虽然对

    割一对耳朵赔多少钱，断一根手指赔多少钱，砍一条腿赔多少钱，打掉一颗牙赔多少钱等

    都做了细致的规定，但它显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这一制度更明显的弊端在于，即使花钱

    也未必能摆平，赔完钱后一方仍有可能翻脸，以致陷入恶性升级的家族复仇和同态复仇。

    这样一来，不仅社会成本和负外部性大大提高，还将陷入人人自危的丛林状态。至于中国

    古代的儒家式调解成本也很高，并且需要建立在特定的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当事人如果不再买宗族老人的账，儒家法律伦理就慢慢瓦解了。

    进入现代社会后，上述方式在判决疑难案件方面都不如过去有效。那么，是不是可以

    考虑采取科学的方法，即认知性、实验性的方法呢？现代科学可以通过不断做实验，尝试

    新假说、新工具、新方法，根据认知的变化和实验的结果对原来的假设和预期做出调整，得出新的结论。但是，如果社会也采取科学实验的方法处理各种争端，就会陷入极大的麻

    烦。疑难案件一旦发生，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决断，绝不允许根据认知的变化，依

    靠认知工具的发明，不断地做新实验，并进一步修正和论证，最终得出“可证伪”的事实性

    结论。更棘手的是“休谟问题”或“实然与应然问题”，即从“是”能否推出“应该”。事实上，科学意义上的“是”(is)无法推出社会意义上的“应该”(ought)。

    在现代社会，处理疑难案件的另一个替代方案是民主。但是，当法律疑难案件遇上民

    主，同样会面临如同科学方案的尴尬、时间压力和社会成本。另外，民主方案还会面临如

    何避免“多数人暴政”的难题。如果两方之间的纠纷由一个更大的群体根据“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做出决断，我们就难免会问一句：凭什么？而且，到底该动员何种规模的“多数”来

    对疑难案件做出裁决，其界定标准何在？

    现代法律的新悖论

    正如美国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所言，法律不同于道德，不同于市场，不同于代码机

    制，但其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深度不学习或者高度规范化的功能特征。在当代法理学研究

    中，更加常见的看法是，一些疑难案件根本无法找到真相。面对此种“罗生门困境”，法律

    经常需要做出某种“主观”决断。

    但是，为了使这样一种主观决断正当化和合法化，必须发展出一系列的法律技术作为

    依据。在古代社会，人们用巫术、神判法、占卜术、决斗法来掩盖此种决断的主观性，把

    它转换为烦琐的程序化仪式，或者外化为命运的无常，目的就是不让当事人和旁观者发现

    此种决断的秘密。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则发展出一套精致的法律技术，特别是司法解释技

    术，通过各种严谨平肃的法律程序，以及各种立法和司法教义学的阐释法来转移法律决断

    的悖论。一旦我们对事实真相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还原，就会面临罗生门困境，存在

    对最终决断的主观性进行转移的需要。

    与此同时，法律条文本身的模糊性也不亚于案件真相的模糊性，所以，直到今天法律

    条文仍然无法被有效地代码化。法律语言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自然语言，无法用高度数学

    化的人工语言对其做代码化处理。正因如此，法律和司法过程从不等同于科学操作过程。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法律过程是一种深度不学习的社会安排，是高度规范化期望的社会实现。而科学操作是一

    系列时刻学习、强化学习、深度学习的过程，需要保持不间断学习的强度，并落实为一系

    列高度认知性期望的技术操作。

    法律之所以采取深度不学习的方式来维持在科学意义上并不理性的功能特征，以及高

    度规范化的期望，其实也是不得已。随着人类社会的成功演化，既要坚持学习，也要坚持

    不学习，并且需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让所有社会过程都坚持学习，这根本

    做不到。因为社会矛盾和疑难案件有紧迫的时间要求，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诉讼时效)内将案件处理掉，把矛盾解决掉，把冲突化解掉，否则社会就会陷入冲突和混乱。所以

    ，社会演化没有不间断学习和认知性调整的从容空间。

    即使有充分的学习时间，也获得了必要的学习能力，不间断的社会学习也会带来非常

    严重的问题。当一切社会过程都可以学习时，当所有外部环境的信息都可以学习时，这意

    味着一切都可以被代码化。而当一切都变得透明时，社会演化就会丧失必要的黑箱，丧失

    反事实性的虚拟生存空间，即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两本书中提

    到的人类社会通过发明和创造神话来推动合作的特殊能力。除此之外，人类文明也会丧失

    借助宗教、道德、法律这一系列深度不学习、反事实性的社会系统推动功能建构和社会演

    化的空间。所有这一切导致人类社会演化的结构、节点和层次大大蜕化、萎缩甚至坍塌，从而大大降低人类社会特有的高度复杂性。如果用科幻小说《三体》中的概念来表述，这

    就是人类文明的降维化过程，一旦社会演化丧失了黑箱，就意味着社会降维的可能。如果

    用文学化的语言来描述，这意味着人类世界丧失了意义和价值，想象力消失，上帝不复存

    在。

    一方面，不间断的学习会降低社会复杂性；另一方面，不间断的学习又会形成一种新

    的无穷尽的复杂性，一切都处于不确定性的状态，时刻需要根据新的认知来做出新的决策

    ，面临进一步学习的压力和环境。实际上，不学习的根本目的是降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将学习带来的无止境的认知链条暂时切断。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我们经常需要切断

    认知链条，因为如果一切社会过程都需要达成共识，都需要进行哈贝马斯所谓的“主体间

    商谈”，最后可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在古代社会存在许多社会共识，但到了高度复杂和

    分化的现代社会，如果一切都需要达成共识，最后肯定什么事都干不成。

    所以，法律或者说大部分法律制度，都是用来切断这种共识需求的。比如，法律上的

    所有权制度，其实就是对财产占有状态在所有社会主体间所需达成共识的一种切断。所有

    权制度的设置，使得所有权人不再需要去和其他所有人一一谈判来达成对财产权的共识，并可以规避其他人对其财产权的侵犯。否则，一一谈判达成共识的成本太高，以至于占有

    财产的行为也会变得极不经济。所有权制度暂时切断了达成共识的需求，直接赋予其规范

    性的法律效力。所有权制度只是一个例子，除此之外，涉及合伙、法人、契约、侵权、犯

    罪等的各种法律类型，都需要在特定时间点切断共识需求。由于法律类型极其庞杂，所以

    需要化简的社会复杂性类型也非常庞杂，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主体之间一一达成共识，也不

    可能一一通过深度学习来处理，而只能通过不学习，或通过法律的规范性切断共识需求，来推动社会演化。所以，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说：“只有法律规范，才能让不学习失去病

    理性质。”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想要通过不学习来推动社会演化，以及匹配社会的高度

    复杂性，就需要进一步增强法律系统的内在复杂性。特别是在进入现代社会，即工业文明

    时代之后，社会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法律部门、条文和解释技术。这形成了一种新的悖论

    现象，即通过采用一种法律自我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方式，来实现对社会深度不学习的治理

    功能。一方面，法律系统对社会发挥不学习的功能；另一方面，法律系统又要通过强化内

    部学习，建立高度的复杂性以支撑其不学习的功能运作，进而化简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这

    正是当代法律大爆炸，不断发展出越来越庞杂的法律部门、条文和解释技术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当今的任何一个律师，哪怕是最厉害的律师，也掌握不了全部法律知识的10%。

    这就是现代法律特有的悖论现象：它必须通过内部的深度学习来维持其对社会的深度不学

    习的功能。

    法律是否会被代码替代

    综上所述，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法律都具有一种深度不学习的功能特征，因而法律

    是一门特殊的，同时采取内部深度学习和对社会深度不学习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的规范性期

    望的操作技艺。

    法律实际上起源于古代的占卜活动，占卜产生了最早的文字，继而产生了吉凶这种

    最初的二元代码。吉凶二元代码是高度规范化的，它深度不学习，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可

    言。对于占卜者提出的任何问题，卜辞直接做出吉或凶的决断，以此来安抚人心或应对政

    治社会遭遇的挑战。中国从夏朝开始就有占卜和易术，据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

    》，周曰《周易》。占卜和易术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法律，占卜实现的也是一种法律功能。占卜产生了人类社会最早的二元代码，吉和凶即0和1，占卜的结果只有吉或凶两种。

    可以说，从早期人类文明到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再到16世纪以后的第二轴心文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明，法律的深度不学习的规范化特征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只不过，在不同的文明演化

    时期，会采用不同的概念来描述和运用它。从早期人类社会利用习俗、巫术和神灵来进行

    这种二元代码的操作，到第一轴心时代的绝地天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希腊文明

    用哲学神话、自然习俗、正义不义来评判人的行为，中华文明用道非道、德失德、仁

    不仁来定义人的行为，犹太文明用原罪救赎、审判毁灭、虔敬不信来评判人的行为等。

    在进入16世纪以后的第二轴心文明时期之后，则主要被起源于西欧文明的自由奴役、平

    等压迫、正义不义等现代政治和法律哲学概念取代。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法律内

    在的功能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法律依然通过发挥对社会的深度不学习

    功能，来维持社会的规范性期望，并通过对社会共识需求的不断切断来推进社会演化。

    但是，在新轴心时代来临前夕，法律这种独特的深度不学习特征，有可能会遭遇真正

    的挑战。过去人类社会不管怎么变，法律的“不可被随意支配”的功能都没有遭到破坏。但

    在今天，它却有可能遭遇真正的冲击。就像莱斯格说的，当法律遭遇代码，法律被代码化

    ，法律的独特功能被代码篡夺时，法律就会遭遇真正的危机，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危

    机。

    也就是说，法律的深度不学习功能，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起初是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当一切都可能因为迅速发展的技术手段而变得透明时，当智能技术可能凭借越来

    越强大的计算能力、算法和海量的大数据资源，消除人类决策所面临的时间压力时，法律

    的深度不学习功能的存在意义，就有可能被瓦解。特别是，现代法律条文让人眼花缭乱、繁复异常，已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沉没和浪费。

    莱斯格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对富有启发性的概念，即美国“东海岸的法律”和“西海岸

    的法律”。东海岸的华盛顿制定法律，西海岸的硅谷则制定代码，东海岸和西海岸的“法律”在未来将形成一种长期的根本性冲突，也是未来法律可能遭遇的最大的、真正的危机。

    当技术凭借越来越强大的数据、计算能力和算法，消除了原来的认知局限和时间压力

    时，法律的不学习功能特征就会逐渐丧失其存在的意义，并遭到解构。

    如果将来代码能够实现法律的功能，而且做得更好，为什么不能用代码彻底替代法律

    呢？这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一种未来学式的幻想。比如，当前正在迅速发展的区块链技术，它作为一种价值生成和确认的协议(即社会契约)，其实就是一种新型的法律确权手段。

    依靠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数字加密和记账手段，以及一种基于特殊算法的去信用化、去

    共识化的技术手段，它可以即时性地对某种价值和权利的归属做出决断，从而取代法律的

    规范性确权模式。代码一方面是深度学习性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借助技术手段将这种学习时间压缩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相较于法律的不学习，代码的效率和成本更低，并

    且更具有科学上的说服力。既然如此，人们难道不会逐渐抛弃传统的法律确权手段吗？人

    们难道不会抛弃虽然保持对社会的不学习，但又因为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而变得越发烦

    琐，并且需要进行内部强化学习的法律，最终选择区块链之类的技术，即虽然需要深度学

    习但实际上又不需要时间投入的确权手段吗？

    这些新技术包含了当下热门的分布式计算、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边缘计算

    、深度学习和算法治理等，也包括未来将持续进化的技术。它们会共同形成一股新的认知

    性学习的力量，来夺取传统法律的势力范围。

    法律之所以不学习，是为了解决社会信息或信用的高度不对称所造成的沟通难题，从

    而实现社会的团结与合作。但是，区块链之类的技术，实际上预设了一种能一劳永逸地去

    信用化和去共识化的机制。一旦形成这种机制，就可以抛弃传统的信用系统，使任何达成

    一致的双方或多方实时地、点对点地进行价值的创造、转移和确权。这样一来，法律的独

    特功能就会瓦解，丧失它存在的意义。

    死亡抑或蜕变？

    因此，新轴心时代法律的核心变化可能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技术发展可能对人

    和物的关系重新定位，以及对人法、物法等领域重新建构。它也不是关于隐私安全和被遗

    忘的权利，以及关于数据和算法谁更适合作为未来法律世界建构基础的阐述。这些问题基

    本都是柏拉图时代质料形式、主体客体、抽象具体、意义媒介等问题的延伸。新轴心

    时代法律的核心变化，其实是法律的独特性功能丧失的问题。

    深度不学习被深度学习取代，法律不学习被技术学习取代，规范性期望被认知性期望

    取代，法律被代码和算法取代。法律的独特功能依赖于时间维度而存在，时间维度造成信

    用不对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沟通的不透明性问题，由此带来的沟通风险无法也不适合用学

    习机制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各种不学习的社会机制来应对。

    但是，当社会进入新轴心时代时，当技术进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把时间的维度变

    成可忽略不计的因素，采用去信用化、去共识化的即时性技术手段来重构一种社会机制。

    这种社会机制是一种实际上并不需要达成共识的机制，今天的区块链技术就是这种机制，它依赖数字加密和去中心化的记账系统，达成一种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沟通共识。这种共识

    机制不再建立于传统的主体间商谈的基础上，而是直接绕过人类沟通和互信的维度，完全

    取决于技术的自我进化。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伴随着代码对不学习和规范性维度的逐步取代，法律将面临终极危机。在人类历史的

    演化过程中，不乏这类先例。比如，巫术在主流社会中基本消失，宗教从公共领域全面退

    出，以及道德在现代社会表现出的无力感。在人类历史上，巫术、宗教、道德都曾扮演过

    和法律一样的深度不学习的角色。法律作为深度不学习的规范性技艺，已经成为现代文明

    中不学习和规范性维度最后的守护者。今天各国宪法所保障的各类基本权利，正是深度不

    学习的法律的最基础架构，它们不能被挑战和质疑，不能被随意支配和更改，不能被交易

    和讨价还价。

    但是，这些“深度不学习”的基础架构，有没有可能伴随技术的进步而被“深度学习”的

    代码取代？如果法律逐渐失去它神圣的光环，势力范围不断沦陷，特殊功能的领地不断缩

    小，新轴心时代的法律就可能会面临最大的危机。尽管危机意味着死亡的可能性，但其中

    也潜藏着蜕变的机会。轴心时代面临的是礼崩乐坏的世界，之后又有一套新的礼乐取而代

    之。但在新轴心时代，有没有可能在礼崩乐坏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我们熟悉的礼乐出现？这

    不完全是危言耸听。

    余盛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研院助理教授

    《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

    [1] 出自《礼记·曲礼上》。——编者注

    [2] 出自《论衡·是应篇》。——编者注进化论与思想史：从基因到模因

    生物的进化

    美国当代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说是人类最伟大的

    思想，所以达尔文比牛顿和爱因斯坦都伟大。进化论统一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一个

    是毫无目的的物质和运动，碰撞的粒子和虚空；另一个是目的性、设计、意义和思想。在

    进化论出现之前，这两个领域是完全分离的，而在进化论出现之后，这两个领域被整合到

    统一的图景中。

    进化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机制，不需要借助任何外部的神秘力量，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生命会不断演化，会成为不同的物种，会从简单变复杂，会产生种种不

    可思议的奇妙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化论不仅在生命和非生命之间曾经不可逾越的鸿

    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也在实然和应然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达尔文的“物种起

    源”也提供了“价值起源”的答案。如何解释“甜”的价值呢？常识性解释是因为糖是甜的，所以我们想吃糖。进化论的解释与常识性解释互为逆向思维：因为人体需要糖，所以我们

    进化出对“甜”的价值判断，即先有对糖的需要，之后才有“甜”的味觉。进化论不仅是生命

    科学的基础，或许也提供了通向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路径。

    进化论的核心机制其实只有三个简单的要素：一是遗传，二是变异，三是选择。所谓

    遗传，是指生命体的某种信息可以复制并传递给下一代，这些信息控制着生命体的某些特

    征。所谓变异，是指在遗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随机偏差，呈现多样性。所谓选择，是指环

    境会像一个筛子一样让某些变异的个体消亡，而另一些变异个体的特征则可以传递到下一

    代。有了这三个要素，再加上足够多的个体组成的样本空间和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促使

    生命不断进化。在进化过程中，信息有“基因型”和“表现型”之分。所谓基因型信息，是指

    以DNA(脱氧核糖核酸)为载体的遗传信息。所谓表现型信息，是指个体的基因外化所

    形成的外部特征(包括行为)，比如孔雀的羽毛、老虎的利齿等。一般来说，自然选择是

    指对表现型信息的直接选择，它只关心老虎的牙齿够不够锋利，而不关心老虎的基因如何。当然，对表现型信息的自然选择，最终会间接决定哪些基因型信息能够传递下去。

    在进化过程中除了遗传、变异和选择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机制在发生作用。比如，越

    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基因变异可能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和组成基因材料的DNA分子的

    结构稳定性以及基因间的相互作用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不只是针对表现型信息，也可以针对基因型信息，基因的变异只会落入那些相对稳定的“状态山谷”。还有一个机制

    是遗传漂移，当种群的样本空间小到足以导致出现“群体瓶颈”时，某种基因特征就会覆盖

    所有其他可能的特征，这是一个统计学现象。比如，南美洲的印加人只有一种血型，那就

    是B型，太平洋某个岛上的所有人都是色盲，另一个岛上的所有人都患有糖尿病……这都

    是因为这些人群经历了“群体瓶颈”，如果基因池足够小，某些特征(比如B型血)就会覆

    盖所有其他特征。

    自从达尔文在一个半世纪前提出进化论之后，进化论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数据都得到了

    长足发展，特别是DNA的发现，使进化论研究取得了质的飞跃。但人们对进化论还普遍

    存在一些误解，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说法：如果靠进化过程中的随机变异产生有秩序

    的复杂结构，就好比一阵旋风吹过，把一堆零件变成了一架飞机，或者好比一只老鼠在打

    字机上跳来跳去，就能敲出莎士比亚的名句。所以，进化论描述的极小概率事件几乎不可

    能发生。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却忽略了进化的一个本质特征：进化不是一个组合函数，而是一个时序过程；进化不是每次都从头开始，而是一个渐进积累且不可逆的过程。老鼠

    随机地在打字机上跳来跳去，的确敲不出莎士比亚的名句“To be，or not to be”，但进化并

    不是这样的过程。一个更准确的描述进化过程的例子是：老鼠先随机地在键盘上蹦跳着敲

    出一个毫无规律的句子，在此基础上再随机敲出几个变异的句子作为候选，再在这几个候

    选句中找到和“To be，or not to be”最相近的句子作为新的基础，继续变异和选择。虽然刚

    开始的句子是完全随机的，老鼠的蹦跳也是随机的，但是几次迭代之后，得到的句子就会

    完美地收敛于“To be，or not to be”。所以，进化的核心机制是：遗传变异是随机的，但自

    然选择是定向收敛的。

    对进化论的另一个常见误解是，由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进化得到的特征一定

    都是完美的、最利于物种生存的。其实很多生物的特征只是动态平衡的结果，是复杂的耦

    合系统达到的稳态。很多动物的性征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损害到其生存能力。比

    如，雄性孔雀的羽毛和雄鹿的角都是性选择和生存选择平衡的结果。如果一开始有一只雄

    鹿的角比别的雄鹿大，它可能就有更大的可能性被雌鹿选中，大鹿角的基因就会被传递下

    去，在鹿的基因池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使得鹿角一代比一代大。但鹿角大到一定程

    度，就会危及雄鹿自身的生存，不但影响觅食，也会降低遭到猎捕时的逃生概率。一旦到

    了这个临界点，鹿角就不会再变大。同时，因为进化不是一个组合函数，而是一个时序过程，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基于已有的基础，无论它是好是坏，所以，自然界中有很多不完

    美的例子，比如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视网膜上都有盲点，因为我们是由共同的

    祖先进化来的。而低等的无脊椎动物，比如章鱼，它们的眼睛没有盲点，反而比我们的眼

    睛更先进。另一个不完美的例子是连接人类喉部和声带的喉返神经，它是从脑干伸出下延

    至胸腔绕过主动脉再折返回喉部的。因为哺乳动物的祖先是鱼，所以哺乳动物一开始的身

    体布局都像鱼，但随着哺乳动物的脖子进化到今天，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布局，特

    别是长颈鹿等长脖子动物。

    对进化论最大的误解是，很多人会不知不觉地把设计性和目的论的思维带到对进化论

    的解读中。事实上，进化是没有任何目的性和设计性可言的。我们常说基因会操控生物的

    某些特征，基因为了让物种更好地生存会如何如何。这只是一种粗略的说法，并不代表基

    因真的有某种目的性。基因不是一幅设计蓝图，基因里也不含有最后形成生物体特征的信

    息，它只包含能够复制到下一代的遗传信息。至于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生物体特征，还取

    决于环境的作用、过程和生物化学结构。所以，从基因型到表现型有一条很长的作用链条。如果你认为人类的基因里包含了人类所有特征的整张设计图纸，就如同认为石头被扔到

    水池里激起有规律的波纹是因为石头里包含了波纹结构的设计图纸一样可笑。个体的生成

    和物种的进化是一个自下而上、没有目的、没有中心设计者的网络。其中没有统筹规划和

    设计，没有任何预设目标，也找不到一条纯粹的因果关系链，其最终结果是这些因素通过

    互相作用达到动态平衡和稳态。所以，进化不可能像数学方程那样代入变量值就可以得出

    结果，换句话说，进化没有解析解，要想知道结果，就必须重新演绎一遍历史，每一条路

    径都是独特且不可重复的。

    进化本身没有目的性，但通过无目的的随机过程，却可以产生类似于人工设计的有序

    结构。怎样区分天然生成和人工设计呢？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真的有外星人，我

    们用什么语言与其沟通呢？数学是宇宙通用的语言，假设我们收到来自太空的脉冲信号，它们按质数的顺序排成一个数列，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不是天然生成而是人工设计

    的。在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科幻小说《接触》中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考虑到自然不可

    能产生像质数序列这样的有序结构，所以可以断定这是外星人发来的信号。但是，自然界

    偏偏有天然生成的质数!比如13年蝉和17年蝉的生命周期便是质数，这些蝉大部分时间蛰

    伏在地下，每隔13年或17年就会铺天盖地地出现。为什么蝉的生命周期刚好是13年或17年？答案是捕食者饱和效应，即某一个物种为了增加其后代的生存机会，通过繁衍大量的后

    代来应对捕食者，使个体被捕食的概率降低。质数除了1和它本身外不能被任何数整除，更多免费电子书搜索「雅书」 https:yabook.org所以，以质数为生命周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蝉与其捕食者生命周期重叠的概率，从而增加

    它们繁衍生存的概率。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蝉的生命周期被设定为13和17这两个质数。

    这就是进化的奇妙。即使是像质数这样被用于判定外星智慧存在与否的结构，也可以由毫

    无目的性的进化过程产生。

    广义的进化

    上文简单地介绍了进化论的基本概念，那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