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衰落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译 者 梅 静

    责任编辑 刘 芳

    监 制 于向勇 马占国

    特约策划 秦 青 赵 辉

    特约编辑 王 蕾

    版权支持 文赛峰

    营销编辑 刘晓晨 罗 昕 刘文昕

    版式设计 张丽娜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目 录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农民

    ◎农民的传统形象

    ◎农业与土地所有权

    ◎华北的土地与劳动力

    ◎华南的人文地理

    ◎人际关系与阶级冲突

    第二章 士绅

    ◎士绅的双重性

    ◎士绅的官僚层面

    ◎地方声望：作为一个阶层的士绅

    ◎公用事业与个人利益

    ◎士绅在地方政府中的角色

    ◎士绅收入与腐败

    ◎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均势的变动

    第三章 商人

    ◎商人的社会地位

    ◎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商业贸易的不安全性

    ◎私人垄断

    ◎盐业

    ◎商人追求士绅文化

    第四章 朝代循环◎朝代的更替与长期变迁

    ◎道德因素

    ◎仪式因素

    ◎意志因素

    ◎皇帝与朝代更迭

    ◎大众叛乱

    ◎士绅与朝代更替

    ◎帝国专制政治的增强

    ◎明朝的灭亡

    第五章 满族的兴起

    ◎边境地带

    ◎满州部落

    ◎满族部落组织

    ◎努尔哈赤的崛起

    ◎皇太极的统治

    ◎多尔衮与攻占北京

    第六章 清初与盛世

    ◎满汉平衡

    ◎顺治的统治

    ◎鳌拜摄政

    ◎康熙皇帝

    ◎皇位继承危机

    ◎雍正的统治

    ◎盛世：乾隆统治期

    ◎和珅的权势

    ◎白莲教叛乱

    ◎人口压力与士绅在地方防御中的作用

    第七章 西方的入侵◎中国的世界秩序

    ◎葡萄牙的海上力量

    ◎获得澳门

    ◎日本的海外贸易

    ◎澳门经济的衰退

    ◎荷兰人的挑战

    ◎英国东印度公司

    ◎多埠贸易

    ◎广州贸易体系

    ◎洪任辉事件

    ◎广州的限制

    ◎茶

    ◎鸦片

    ◎合法化与取缔

    第八章 入侵与反抗

    ◎林则徐的禁烟努力

    ◎鸦片战争

    ◎不平等条约

    ◎清朝的对外政策

    ◎鸦片战争的社会影响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起源

    ◎拜上帝会的发展

    ◎太平天国运动的三大范式

    ◎太平军北上

    ◎占领南京

    ◎四面楚歌的清王朝

    ◎1856年—1860年间的中英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九章 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地方团练

    ◎地方军事化和士绅经理人

    ◎地方军队的形成

    ◎平定太平天国

    ◎捻军之乱

    ◎李鸿章与淮军

    ◎上海与关税

    ◎北京的政治权力平衡

    ◎自强运动

    ◎对外关系

    ◎天津教案与李鸿章的责无旁贷

    ◎慈禧的妥协政治

    ◎中法战争(1884年—1885年)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

    ◎“自强运动”的失败

    第十章 王朝改革与反响

    ◎建立学会

    ◎康有为的哲学

    ◎利益之争

    ◎内部改革的呼声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斗争

    ◎百日维新

    ◎保守派的回应

    ◎光绪对官僚系统的攻击

    ◎慈禧的政变

    ◎义和团运动

    第十一章 天命已尽

    ◎从民族主义角度对辛亥革命的解读◎民族主义史学的矛盾

    ◎军事现代化及其结果

    ◎财政困难

    ◎新式学制

    ◎士绅和商人的联盟

    ◎立宪运动

    ◎修建铁路

    ◎革命宣传与革命活动

    ◎孙中山

    ◎秘密会社

    ◎立宪运动失败

    ◎保路运动

    ◎新军的不满和武昌起义

    ◎“二次革命”

    ◎寻找新的天命者

    参考书目致谢

    没有学生们的研究工作，我不可能写出此书。书中提出的许多问

    题，都曾在研讨课上进行过讨论或与爱德华·哈蒙德、卡尔·斯林科特等

    助教进行过反复辩论。其他几位学生的论文，则特别有助于我界定自己

    的观点。詹姆斯·波拉切克对19世纪苏州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我关于

    同治时期士绅的描述。如果本书有足够的地方容纳脚注，杰弗里·巴洛

    关于孙中山的论文是值得一再引用的。周锡瑞对辛亥革命的诠释，彻底

    影响了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等他读到此书时，就会明白。马安国对

    湖南精英的详尽分析，使我有信心论证20世纪早期士绅阶层的转变。上

    述作品，有些正在付印，我希望它们最终都能出版，以便其他人也可以

    从中受益。

    写作此书期间，我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一段时间

    的人文学教授，并得到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克里斯托弗·

    豪博士为我多方奔走，伦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会也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得以查阅该校亚非学院图书馆的各种资料。此外，我尤其还要感谢

    老弗雷德里克·韦克曼、薛立敦和卡罗琳·格兰特。在我写作的各个阶

    段，他们给予了大量关键性的帮助。

    魏斐德

    1975年2月，伯克利序言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习惯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后的急剧变

    化和儒家文明的缓慢变化进行比较。所以，我们对抵制欧洲征服的一些

    更古老文明的看法，因西方全球扩张带来的新视野而扭曲了。在这些古

    老文明中，最顽强的莫过于中华帝国。因为这个国家对自身文化太过骄

    傲，所以其子孙似乎无法迅速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以应对欧洲的挑

    战。就这条常见的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如此辉煌而厚重的文明，的确无

    法承受任何会打乱其根基的事件，否则，整座“文明大厦”就会崩塌。既

    然渐进的改革无法进行，横扫一切的革命就势在必行。因此，中华帝国

    灭亡的原因，就最终归结到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上。由于没能力

    进行根本性的内部变革，中国将不得不被外部势力推向革命。但如果这

    个解释是正确的，那就必须假设：未受干扰的中国会无限重复它过去的

    历史，固守传统、一成不变。那么，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

    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

    吗？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直对内部的变化特别敏感，因为按照他们

    对历史的划分，近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

    假如我们以一场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为分割点，来划分我们的历

    史，那我们不就变成外因论者了吗？对此，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外国

    资本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发生了内部变革。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内部本

    已具备出现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

    取得的高度发展。1

    我的研究并非为了寻找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我的确试图分离出中国在欧洲帝国主义狂潮到来前，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

    近代以前的中国王朝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六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

    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从青铜时代到出现先进炼铁技术为

    止。在此期间，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发展出文字、成熟的官僚体系和伟

    大的儒家经典。第二个时期(或称“早期帝国时期”)约为公元前200年

    至公元2世纪，即秦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和汉朝统治时期。汉朝征服

    了中亚部分地区，创制法典、设立太学、扩大并整饬官僚系统、独尊儒

    术并将其定为国家教义。汉朝灭亡后，中央政府分裂，第三个时期开

    始，时间是从3世纪到6世纪，这期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王国，有些由异

    族所建，统治着帝国的部分地区。氏族武力横行，哲学家们抛弃儒家思

    想，选择了形而上学的道家思想。此外，佛寺遍及全国各地。

    第四个时期，约公元7世纪至12世纪间的帝国中期，中国再次实现

    政治统一。在唐宋的辉煌时代，中国传统诗歌和绘画空前繁荣，儒家思

    想也强力复兴。武人势力受到抑制，文官管理着这个当时世界最先进的

    文明国家。第五个阶段自宋室南渡起，至14世纪止。一系列外族政权控

    制华北，最后，元朝消灭宋朝，统治整个帝国。14世纪，明朝将蒙古人

    赶出中原。近代以前的中国最后一段伟大时期，由此展开。在此期间，明清两朝都复兴了儒家思想，并征服整个中亚，成为大多数东亚国家眼

    中高度文化和文明的象征。

    此时，中国社会由士绅统治。士绅包括在正式官僚系统中任职的士

    大夫精英，以及非正式地管理乡村事务的地方名流。他们之下是农民阶

    层。农民阶层不仅人数最多，还是帝国的经济基础。他们的辛勤劳作加

    上新作物的引进，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进而导致15到19世纪间中国

    人口增长了三倍多。帝国晚期其他大部分根本的社会变迁，都是由人口

    急剧增长引发的，比如：农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士绅阶层的扩大

    和经济的商业化。上述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一种范围广泛且颇具活力的内在发展，而

    这种内在发展，又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中国与西方、日本的斗争结果。

    中国确实对欧洲的挑战做出了应对，但其对这一外界刺激的反应，极大

    地改变了已经开始独立演变的社会内部力量。随着过去的权贵让位于新

    兴的阶层，相互适应变成相互冲突，帝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土崩瓦解。

    1912年，最后一个王朝覆灭，君主制和传统文化也随之消散。这个国家

    虽然经受住了文化崩溃，却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尽管最终会出现一个充

    满活力的中国，其试图创建新政体的革命斗争，却持续至今。

    中国王朝

    编者注：本书历史断代与国内公认断代时间有所不同，仅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见。第一章 农民

    ◎农民的传统形象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历史地位。用毛泽东的话来

    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然而，不管中国

    传统农民多么值得称颂，历史学家对老百姓的欣赏，仍旧只能停留在情

    感层面。虽然历史上不乏他们的身影，但即使在当代人眼中，那些耕种

    王土、养活了统治阶级的“黎庶”的形象，依然是抽象的。以前，这些无

    法享受教育的无名之辈只能由统治者来定义。直到近代，他们才拥有了

    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为自己说话。

    20世纪革命以前，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形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

    述。第一种形象是勤劳的自耕农——儒家3重农主义者将他们视为农业

    社会的中流砥柱。因为农业被奉为“本业”，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农民社

    会地位崇高，远超工匠和商人，仅次于管理帝国的士。这些被理想化的

    农民勤劳节俭，不畏劳作的艰辛，乐于缴纳赋税，以回报统治阶级所谓

    的家长式关爱。

    不过，农民也会被视为乱党。对于他们的第二种形象，儒家同样给

    出了令人熟悉的描述：这些黎庶被视为用以驮重的沉默牲畜，很容易转

    变成“红巾军”或狂热的叛匪，时不时就揭竿而起，与统治者作对。时局

    动荡和饥荒肆虐时，农民军便会在绝望和愤怒中不断壮大，攻城略地、袭击地方官员。中国政治理论家们认为这些民众运动意义非凡，相信他

    们代表了反对帝王统治的天意。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叛军首领真正夺取政

    权，但他们领导的那些运动，却预示着新的朝代即将到来。这两种并存的不同形象并非难以调和。相反，它们就如同一枚硬币

    的两面。4农民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点直到今天依然未

    变。他们扎根于土地，随着季节更替，一生都在重复繁重的日常劳作。

    然而，政治腐败和民生匮乏时，他们也会抛开自己的传统角色，立刻坚

    定地追随叛军首领。那些叛军首领可能是激进的佛教预言家，也有可能

    是雄心勃勃的土匪。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梁启超认为：清

    朝数百年的统治史，就是一部漫长而血腥的农民叛乱史。仅19世纪，中

    国官方资料有记载的叛乱行动就多达数千起，给人留下了一种社会秩序

    长期混乱的印象。然而，这种看法也存在片面性，是晚清阶级矛盾激化

    下的扭曲的产物。到19世纪，国民经济已经举步维艰。毫无疑问，导致

    这一局面的原因，要归结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不断带来的非暴力

    改变。◎农业与土地所有权

    理解农民双重性的另一途径，就是考察有史以来，一直以不同方式

    存在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农业制度和土地所有权。中国北方的农业发源

    于黄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定期耕种已发展成熟。但相对来说，这片

    孕育早期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比较干旱，整个华北平原的年降雨量仅二

    十英寸左右。因此，此处农作物的生长季较短，只有四至六个月，且最

    适合耕种小米和小麦这类耐旱作物。华北平原西部(即如今的北京以

    西)，土壤是被称为“黄土”的肥沃风积土。松软多孔的地表下富含耕种

    所需的各种矿物质，但要将这些利于作物生长的养分吸纳至地表，则需

    要大量水分。因为雨量不定，所以农民都依赖黄河水来灌溉。开渠引水

    属于公共事业，在商朝(约前1523年—前1028年)和周朝(公元前1027

    年—前222年)初期，水利工程便是重中之重。之后，直至第一个伟大

    的帝国——汉(公元前206年—220年)，水利工程都是国家最关心的事

    业。公元2世纪，汉朝开始瓦解时，公共水利便是最先受创的事业之

    一。黄河一再泛滥，不断迫使农民放弃耕种，加入叛军。汉朝政权日趋

    衰落，中亚部落劫掠华北，也迫使耕种者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寻求庇护。

    公元311年，前朝东汉首都洛阳被蛮族洗劫5，中国逐渐出现一种“半封

    建”的军事豪族。他们修筑城池，组建私人武装，以监视奴隶和佃农为

    其耕作封地。

    公元6世纪，中央官僚体系重新控制了广大农民。隋(589年—617

    年)唐(618年—906年)时期设置府兵，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军事豪

    族的依赖。土地收归国有，经过划分，按户籍分给由政府编户的农民。

    官员可以凭借优秀的政绩获得封地，但禁止私自扩张。然而，这种“均

    田制”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终究没能熬过中央政权日趋衰弱的8世纪中

    期。9世纪，地方豪贵再次拥有大量私人土地。这种受限的封邑制与欧洲封建制不同。朝廷仍保留正式的军事任免

    权，并且不承认军事豪族们可以用封地抵消兵役的特权。即便安史之乱

    (755年—763年)后，节度使拥有了地方统治权，但地方上最有权势的

    官员仍然是并未成为封建贵族的朝廷官吏。10世纪早期，中国虽然分裂

    为数个小国，但仍在960年再次被宋统一。后来，虽然宋朝被女真和蒙

    古侵略者夺去了华北地区，但从概念上讲，帝国仍是统一的。就地缘政

    治而言，中国可能早已成为数个拥有各自方言的小国。但在官僚体系运

    作和文化认同的作用下，“天下”(即中国人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仍是一个整体。因此，到了帝国晚期，皇权概念下的“王土”，势

    必依然等同于整个中国的版图。

    从理论上讲，华北自明朝(1368年—1644年)起便存在成千上万亩

    封地。它们不是被用来赏赐朝廷重臣，就是成了皇室庄园。到了清朝

    (1644年—1912年)，这些封地更是要负责供养满蒙精兵。1644年，满

    洲人占领北京后，清皇室不仅将明帝国的封地据为己有，还将十六万九

    千名为清朝打下江山的八旗子弟安置在首都周围，占据了以首都为中

    心，半径一百七十五英里，总面积达两百多万英亩的土地。清政府抱着

    让自己的精兵远离汉人的想法，提供了这些田产。然而，这一期望却落

    了空。很快，八旗子弟便发现他们只能将汉人奴隶当作称心的佃农。因

    为在战乱年代，农民都能逃离封地，轻易在别处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

    地。而且，较之农村的土房，满族八旗子弟更喜欢昂贵的北京民居。他

    们很快便将自己的封地租给汉人佃农耕种。这些旗人负债累累时，便将

    土地永久抵押给高利贷者和地主。1740年，乾隆皇帝(1736年—1795年

    在位)试图通过重新没收土地的方法来恢复满洲人的田产。然而，同样

    的情形再次上演。19世纪早期，华北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成一块块小家

    田。而且，因为中国不遵循长子继承制，所以，在随后的整个世纪中，这些家田越变越小。◎华北的土地与劳动力

    满洲人的奢侈和诸子平分财产的做法已足以解释这些封地为何会四

    分五裂。但中国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华北平

    原主要的食物和饲料，一直都是一种叫“小米”的谷物。满洲人攻入华北

    各省之后，小麦和棉花也渐渐成为主要作物。清朝统治期间，人们也开

    始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烟草、大豆、花生、鸦片。这种粗放农业要是有

    技术和机器相助的话，人们定能更有效地广泛种植其中的一些作物。然

    而，农学家们并未改良设备，而是通过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投入6，来达

    到增产的目的。于是，增产靠的便是农民个人的体力。鉴于劳动力决定

    生产力，所以每个家庭的耕种面积都是有限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

    四英亩田地。一个家庭要想摆脱勉强糊口的现状，就得在现有土地上投

    入更多的劳动力，然后用剩余利润购买更多土地，以达到最佳土地配

    比，让所有现存劳动力都有适量土地可以耕种(比如，清初便有很多未

    耕之地，所以很多家庭都采取了上述做法)。因此，一个五口之家大约

    需要二十五英亩土地。

    随着每个家庭实现最佳土地配比，总产量也会成比增加，产出能养

    活更多人口的粮食。因此，人们应该在土地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

    大劳动力供给。然而，这种不断增加人数的做法，最终却减少了每户农

    家可耕种的土地。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农田面积不断缩小。最后，很

    多农民的生活水平都降到了生存线以下。

    于是，为了生存，华北的农民只得为闲置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诸

    如棉纺业一类的家庭手工业，便是这样一种可以提供额外收入的产业。

    此外，季节性地到城市里打工，也是出路之一。有些经济史学家甚至认

    为，这些额外的收入让佃农有了购买一小块地的能力。7因此，他们便

    拥有了一些在谷物歉收时用以抵押的财产。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种土地转让不仅能缓解旱灾或洪灾的冲击，还能实现劳动力的平均分配。

    那些租用和出租田地的家庭只想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家庭收入。作为信贷制度的一种副产品，土地转让并未给农村经济

    带来不良后果。因为在贷款从贷方转移到借方的过程中，土地以一种类

    似于金钱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8

    由此可见，农民并非被地主欺凌的无助佃农或散工。相反，他们谨

    慎地将额外收入投资于土地，然后拿土地做抵押，从城里的放贷者手中

    贷款。1940年，华北农业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而

    非财富分配不均。

    有些农民找上高利贷者和当铺老板，期望未来的大丰收能让自己逃

    脱债务缠身的困境。对他们而言，农村信用制度似乎并不怎么有利。和

    曾经的中国农民痛苦地描述其革命前的经历一样，当时的利息之高，让

    更加贫穷的农民完全陷入了高利贷者的掌控之中。当然，早在革命之

    前，人们就开始厌恶和痛恨放债者。但在帝制晚期，他们的出现却被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当铺老板。当然，他们无

    法掌控的外部因素，也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人们只能焚香祷

    告，杀猪宰羊，祈求上天赐雨。在生存环境丝毫不受重视的年代，最终

    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大自然。

    在华北，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旱灾。例如，1876至1879年间，山西省

    持续干旱。在随之而来的可怕饥荒中，人们先是吃谷种，接着吃野草，最后则吃人。尸体或被堆积在“万人坑”中，或被投入枯井。朝廷用骡子

    运来救济粮，但饿极的农民却杀了这些驮畜充饥，导致更多补给无法继

    续送达。在1877至1878年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华北足足饿死了一千万

    人。

    然而，洪灾也同样致命。已有数千年耕种历史的山西山脉，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露出地表。冲蚀的泥沙足占黄河水流量的11%。随后，这些泥沙慢慢沉底，逐渐抬高了水位。蜿蜒曲折的人工堤坝高出地面三

    十英尺。正常情况下，黄河都被挡在堤坝之外。然而，维护堤坝的费用

    高昂，疏浚淤泥也颇为不易。或许皇帝宁愿重修一座被烧毁的宫殿，也

    不愿治理黄河。或者，可能是他派遣负责黄河水利工程的官员中饱私

    囊，所以这滚滚浊浪才会越涨越高。一旦降雨，暴涨的河水就会冲过堤

    坝，冲向下方的平原，寻求新的入海口。每每此时，黄河便有可能改道

    数百英里，淹没沿途所有省份。9

    遭遇如此自然灾害时，华北的农民也跟这股自然之力一样，迅速席

    卷这片被洪水吞噬的平原。叛乱的中坚力量往往都是一大群惯匪，但逃

    避旱灾、洪灾或税吏的难民，和其他土匪的加入，则壮大了他们的队

    伍。若用地形学术语讨论这些社会运动，那便可以说：华北的叛乱已如

    此处的平原和河谷般广阔。骑马的叛军可以轻松穿越所有省份，极难控

    制和镇压。然而，洪水退去，或新王朝承诺的和平到来之时，农民们又

    会重返村庄，再次耕种曾经被遗弃的土地。◎华南的人文地理

    华南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文地理。长江以南高山与河谷交错分

    布，人口分布不均。集贸中心周围肥沃的三角洲和灌溉发达的平原上农

    业发达，靠近山区之地则多是土匪和部落原住民的天下，人烟稀少。各

    宗族争权夺利，各民族也纷争不断，扰得四处不得安宁。

    这些农民都是来自北方的汉人10。长江流域以北周期性的天灾和人

    类不断向自然施压的行为，渐渐迫使汉人离开黄河流域，向南方迁徙。

    比如，南宋时期便出现了一次大迁徙。不过，人口的流动往往都不易察

    觉。如今，历史学家们将地方志中提到的水利工程统计制表后，已经可

    以肯定地说，公元3世纪便有很多中国人渡过长江，进入拥有季风气候

    和热带丛林的南部。迁徙人数在唐朝急剧增加，到13世纪晚期达到顶峰

    后逐渐下降，最终在18世纪初趋于稳定。至此，中国已有略多于一半的

    人口，在长江以南定居。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民族的差异将人口分成

    两大区域。北方人说腔调各异的官话，而身量较小的南方人则发展出互

    不相通的方言，比如广东话、客家话或闽南语。宗教差异也存在。此

    外，华南宗族团体的规模，也比别处庞大得多。

    迁徙而来的人们在长江这头发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新天地。这里雨

    量充沛，年降雨量在三十至六十英寸之间。人们开拓新地(围田)，修

    建新式堤坝，设计出脚踏式水泵，灌溉高营养的水稻。11世纪时，因为

    更为温和的气候使作物生长期延长了三个月，所以帝国从东南亚引进了

    一种新的早稻。南方的农民使用这些新种和有机肥料，每年可丰收两至

    三次。到14世纪，华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为人口激增提供

    了条件。当时，中国全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人。

    虽然南方水田灌溉系统的规模比北方蓄水工程小得多，却需要更多劳力和持续的维护管理。治理黄河是国家的责任，但大多数运河、堤防

    和长江下游的水坝则由私人负责。在18和19世纪，此类工程由士绅负

    责。这些士绅并非总是大地主。然而，18世纪以前，长江三角洲水利工

    程的主要费用，似乎都来自靠地租为生的富裕地主。11

    那些地产曾经可能是完整的领地，但至少到明朝，它们便分成了以

    下几个部分：地主的房屋、其直接监管的劳动力以及由佃农耕种的边远

    分散之地。这种地主制在中国华南的发展与官绅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这点将在下一章讲到。免除徭役是士绅的特权之一。此外，士绅的政治

    影响力往往也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可以免缴地产税。因此，随着免税的领

    地越来越多，自耕农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于是，缴不起赋税的他们

    别无选择，只能将土地转让给更有影响力的地主和士绅，并成为后者的

    农奴或佃农。农奴和佃农的界限并不明显。一旦卖身为奴，农奴就可以

    像奴隶一样被买卖。而且，他们的后代往往也会继承这种身份。而佃农

    则跟土地为一体，可能会在土地转手时被一起卖掉。只有官宦之家才能

    合法地拥有农奴，但非士绅家庭也会打着收养贫苦孩子的名义暗行此

    事，从而拥有一批能为其耕种领地的劳动力。

    14世纪晚期，明朝第一位皇帝将长江沿岸的土地悉数充公，还给自

    耕农。然而，在南方士绅看来，明朝的税收系统依然存在诸多漏洞。在

    这种制度下，农民们再次被迫将自己的土地委托给大地主。到了16世

    纪，尽管经济商业化已经开始削弱这种佃农和农奴身份世代相传的体

    系，但佃租还是和以前一样高。随着越来越多的集镇为下层农民提供更

    多的交流机会，个体对屈于人下的怨恨，逐渐演变为群体对长江下游大

    地主的怨恨。1644年，明朝北方沦陷，南方的农奴和佃农暴动，要求撕

    毁他们的卖身契，或归还他们的土地。

    18世纪30年代，清朝废除农奴制。尽管佃农制依然存在，但中国华

    南约一半的土地，最终还是为农民所有。这也是投资农用地利润下降的结果。富人们发现，投资城市房地产或放债获得的利润更大。然而，地

    主所有制在南方比在北方更为显著(见图1-1)。中农和富农的财产分

    布情况，长江南北大致相等：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拥有百分之四十的土

    地。不过，南方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百分之三的人口掌控了近一半的耕

    地，导致南方的贫农数量几乎是北方的三倍。

    公有财产的数量庞大是华南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富有的宗族在由

    族长掌管的信托和地产业上投资巨大。为了赚取收入支持家族仪式、福

    利和教育，他们也会购置土地和当铺。士绅开办的慈善机构、乡村联盟

    (乡约)、水利局，甚至秘密的会社等，让华南的乡村社会显得比北方

    的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也反映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商业化程度更

    高。帝制晚期，随着地区间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以前的农民逐渐独

    立，基本不再受市场关系的影响。例如，在湖南和福建的商业区，农民

    向城里的地主交租时，都会小心翼翼地尽量利用和控制粮食交易价格，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就这方面而言，个体耕种者都被卷入客观经济力量

    织就的大网里——遥远省会城市的粮价波动、伦敦对茶叶需求的变化或

    大阪丝绸服装款式的变化，都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图1-1 20世纪中国华北与华南的土地占有情况

    来源：以上数据源自陈翰笙著《中国农民》，牛津出版社印度事务

    分社，第22页。陈教授对地主所有制评价过高，引来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他采用的这些数据都是20世纪实地考察的结果◎人际关系与阶级冲突

    有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卖方与买方之间的个人纽带能缓和客

    观的市场关系带来的直接影响。17至18世纪之间，尽管许多地主都居住

    在别处，但乡村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公认的阶级冲突，还是在精英阶层的

    家长作风下有所缓和。从明朝晚期以来的佃租契约可以看出家族关系延

    伸，并最终代替租约的过程。佃农们为家族婚丧之时提供特殊服务，以

    期在特定的宗教节日受到地主的宴请。在中国最南端，许多农民就是其

    家族的佃农，因此，如族中长老重诺守约，他们的后代就有可能享受到

    福利和饥荒时期的赈济，甚至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存在家族关系

    时，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交往(感情)来加深彼此

    的交情。如此一来，歉收或粮食价格下跌时，佃农或许就有希望说服地

    主减租。当然，他能否成功要视经济情况而定。有时，某些相对来说人

    烟稀少的地方(比如，17世纪晚期的湖南中部)，对佃农的需求量就会

    较高。地主也会特别留心，以维持佃农的忠诚。但在劳动力过剩，土地

    不足时(如19世纪20年代的江苏)，地主对佃农需求的关注度，便会大

    大下降。

    矛盾是家长式统治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上层阶级带着复杂的心情

    看待农民，佃户或散工对他们的感激中，也夹杂着怨恨。如果经济状况

    有变，他们签订的保证其租赁权利的租约，也会成为一种束缚12。土地

    和劳动力分派均匀时，地主和农民都会坚持较为友善的做法，从而相处

    融洽。然而，如果人口给土地带来的负担太重，社会关系就会变糟。经

    济上的小康与现实生活的需求仅一步之遥。两者过于失衡时，农民就会

    发现，那些为牟利而学来的技能(协调与地主的关系；为快速便捷的信

    贷而依赖放贷者；为可供销售的农作物，依赖多变的市场价格)，反而

    会束缚自己的生存能力。接着，憎恶会演变成敌对，锄头会变成武器，富人们的大宅也会被焚烧殆尽。然而，经济情况一旦好转，农业产量又

    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后，农民们便会重拾往日最熟悉的生活方式，再次过

    上规律的乡村生活。

    整个帝制晚期，有序与无序、耕种与反叛这两种状态，一直都在全

    中国农民身上交替上演。只要自然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农村就会趋

    于稳定。然而，持续增长的人口终究打破了这种平衡。16世纪后，葡萄

    牙和西班牙水手将他们在美洲发现的作物——玉米、番薯、爱尔兰马铃

    薯和玉米——介绍给中国人，更是加剧了上述情况。这些新作物在以前

    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耕地面积翻倍，人口几乎翻了三倍，从一亿五千万增长到四亿三千

    万。连人烟稀少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有人安家落户。数百万南方人移居

    海外，更多的北方人则融入了满洲。尽管如此，人口的压力依然持续增

    加。到18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土地的承受能力。

    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尽管这场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它只是一系列

    大叛乱的开端。这些叛乱将动摇王朝根基，打破农民与士绅之间自古以

    来的和谐局面。第二章 士绅

    ◎士绅的双重性

    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制度在更高、更正式的水平上，很容易形式

    化。皇帝位于权力的顶端，周围是有时能被授予世袭勋位的皇亲国戚和

    心腹大臣。皇帝之下是执行皇命的各级官僚。过去，西方人常常称其

    为“满大人”。官僚机构的成员是在科举中取得较高名次的士大夫们，其

    等级可一直向下延伸到知县及其僚属。但在县衙官员和农民之间，一般

    还有个被称为“士绅”的群体。该群体就像另一个承担着社会福利事业的

    非正式的政治社会团体。中文里，“士绅”一词常用来形容地方精英，所

    以英文虽用“Gentry”一词来表述这个群体，但将之译为“绅士”，却不够

    准确。“士绅”13一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群人的绅士地位和他们处于乡

    村的生活状态，却无法体现他们具有的官方地位和身份。其他诸如“满

    大人”和“有功名者”的称呼虽然体现了士绅的公认地位，却忽视了财

    富、教育甚至出身赋予这些人的非官僚身份。只有在表明“士绅”既非纯

    粹的官僚主义集团，也不仅仅是地方名流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用该词来

    统称这个群体。与英文中的“Gentry”不同，中文里的这个词

    由“绅”和“士”组成，将士绅的官僚特质和贵族倾向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士绅的官僚层面

    “绅”这个字体现了士绅贤达的特质。最初，该字指的是帝国官员用

    以体现其官阶的刺绣腰带，其地位在帝国晚期相当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

    的功名。14因此，获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戴金、银顶子，穿猞猁皮和黑

    貂皮，参加官方祭祀典礼、领取地方和朝廷的津贴、享受免除徭役和不

    受知县刑罚的特权。不过，这一正式身份不能世袭，士绅的后代要想获

    得相同的特权，必须设法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功名。

    这些备受限制的特权和合法津贴都是国家的赠予。因此，“绅”是帝

    国朝廷创造的产物。汉朝倾覆后，仍有许多垄断土地、拥有私人武装的

    世家大族。事实上，正是因为唐代皇帝需要一批官僚来与之对抗，士绅

    阶层才由此兴起。3至7世纪之间，君主与世家大族共享天下。皇帝的臣

    子与妃子都来自世家大族。因此，这些家族的声望堪比皇室。取而代之

    的唐朝统治者为争取独立，建立了一个向有才之士开放的新官僚体制。

    因为这些文职官员的权柄均来自君权，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君主的

    仆人，而非主人。的确，这一官僚集团一经建立，就推行了一系列剥夺

    世家大族特权的制度，让朝廷恢复汉时威仪，并在人口、土地和军事力

    量等方面重振权威。因此，皇帝终于依靠官僚集团打垮世家大族，赢得

    了这场与世袭豪族间旷日持久的大战。然而，世族败退后，皇帝却发现

    自己手中的武器——新兴的官僚阶层变成了新的竞争者。12至13世纪，渴望更加独立的文官集团在政府机构外购置庄园，逐渐成为有地产的士

    绅。在官僚体制内，他们则想方设法地确保“荫”的世袭特权，以便让高

    官子弟能以监生(国子监门生)的资格，自动获取士绅的身份。君主一

    方面通过免税和赋予官员拥有农奴的特权，来根除地位稳固的新兴士绅

    们，另一方面广开科举大门，敞开所有为官或获得“绅”地位的道路。

    就这点而言，明朝初期的皇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4世纪晚期，明太祖(1368年—1398年在位)没收长江流域士绅的地产，废除宰相制

    度，借此剥夺了文官在朝堂上的发言权。接下来的15世纪中，明朝的皇

    帝们收回“荫”的特权，并降低了太学生的声望。15同时，君主通过极大

    地放宽科举制度，允许除贱民以外的所有人参加考试，来鼓励加大官僚

    士绅的流动性。帝国的代表是一群有影响力的精英。中央政府通过控制

    科举考试的内容、考试频率和考试难度，来达到控制这群精英的意识形

    态、才能及其规模的目的。

    明朝的科举制度在16世纪演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清朝并未大幅修

    改，便将之全盘继承了下来。考试基本分三个等级，每两年或三年举行

    一次。考中最低一级乡试者为“生员”16，即俗称的“秀才”。考中生员才

    有资格参加会试，竞争“举人”。17通过会试成为举人后，方有资格参加

    殿试。只有成功通过这一系列全国考试的人，才能被授予“进士”学衔。

    简明的对比见表2-1：

    表2-1 考试基本等级

    19世纪，在中国的西方人常常把生员看作学士，把举人看作硕士，把进士看作博士。这样命名虽有助记忆，却并非完全贴切。最初，不论获得何种功名的人都可入仕，但到1850年，肯定能获得

    官职的，便只有进士了。18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尽管机会之门向

    生员们大开，实际上却只有位于顶端的少部分人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每次乡试都有将近两百万童生参加，但只有三万人能顺利成为生

    员。这三万人中，仅一千五百人能通过会试成为举人。而这些举人中，只有三百人能获得最高的进士学衔。有志攀登这一阶梯的人十分清楚，他只有六十分之一的机会获得最低的学衔。令人沮丧的是，一旦成为生

    员，他通过会试的几率同样很低，仅为二十分之一。不过，如果他能符

    合举人的要求，便有五分之一的机会成为进士。换句话说，不论在哪年

    参加考试，这两百万等在帝国乡试考场外的考生都知道，自己只有六千

    分之一的机会，获得一定能被授予官职的最高学衔。整个帝国，不论高

    低，有学衔的人共有一百四十万，但政府可提供的官职，却只有两万

    个。

    竞争十分激烈，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性也很高。任何一次考试，最

    后获得士绅身份的人中，都有三分之一是新鲜血液，即他们的父辈从未

    获得过任何功名。而每十个进入这一阶层的人中，只有两人的直系后代

    能通过获取功名来保有家族的这份公职。如果功名是身份的唯一象征，那精英阶层就在持续变动。因此，相比汉诺威王朝的英国绅士，中国士

    绅的稳定性就要差很多。和18世纪法国的贵族相比，通过科举获得士绅

    身份的人，比例也跟前者大相径庭。19世纪晚期，全中国仅有百分之一

    点七的人口属于士绅家庭。19

    因为要达到更高阶层非常难，所以举人和进士具有极高的社会声

    望。上层士绅(举人和进士)与被称为“士民”的下层士绅(生员)区别

    相当明显。只有少数士绅(1723年至1795年间，仅六千八百八十四人获

    得进士学衔)能在国内扬名。尽管机会渺茫，该头衔能带来的荣耀，仍

    足以激励数百万文人年复一年地为科考埋头苦读。由贫到富、由忍饥挨

    饿的一介书生到受人款待的帝国文人，这一鱼跃龙门般的跨越是极不寻常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既不能缓解社会不满情绪，也无法给予这个

    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

    科举考试体系把士绅阶层的文化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程度。在诸

    如清初等特定时期，考试科目还包括法律和行政管理。不过，最普遍的

    科举试题仍与文学和哲学有关。这些出自儒家经典的试题不仅需要应考

    者提前背诵，还需要用极难掌握的八股文作答。因此，所有的士大夫不

    论地域或社会背景，都得学习相同的儒家经典，并以通用的文言写作。

    这种高层文化将士绅与不通文言、书法或不懂基本儒家经典的普通人区

    别开来。不幸的是，科举制度鼓励死记硬背朝廷奉为正统的经典。批评

    该制度的人认为如此将禁锢创造性思维，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

    虫，而非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若立志科考，便需要

    五岁习字、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于之后开始学习八

    股文写作。如果他能坚持不懈地严格遵守这个时间表，便能在十五岁时

    首次尝试乡试。大多数情况下，初次应试几乎都会落榜。但经过反复尝

    试，他或许能在初登弱冠后的二十一岁光耀门楣，获得生员学衔。大多

    数人二十四岁才能通过乡试，平均三十一岁成为举人，三十六岁成为进

    士。实际上，似乎一系列考试，便是有志功名者全部的生活。比如，乡

    试其实由三场不同的考试组成。通过考试成为生员的人，之后每三年都

    得参加一次考试，以保持自己的士绅身份。已达到殿试水平的士绅要实

    现相同目的，花在考试上的时间肯定早已超过一百六十天。

    然而，尽管代价如此高昂，却无人质疑这一制度的合理性。那些通

    过科考的人，付出的精力和时间都得到了回报。可以说，他们与其他踏

    上这条艰苦之路，一生都致力于钻研经典文化的人有着共同的期许。但

    那些考场失意的人会怎样呢？那些身处底层，未能成功攀上这座陡峭金

    字塔的学子，必定会无比沮丧、失望至极。而那些成为生员的人，则更

    加明白除非继续往上爬，否则多年的苦读依然不能为他们换来一官半

    职。朝廷试图通过定期奖励资深生员，授予他们贡生(帝国学生)头衔，让其有资格捐得一些下级官位，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然而，挫

    败感仍持续引发着普遍的怨憎情绪。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成

    功的几率是六千分之一。虽然与其他任何传统文明或近代文明相比，帝

    制晚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擢升几率更大，但精英阶层的发展仍然受

    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不得志的生员往往以抗议活动来发泄。很多叛

    乱甚至一些大规模暴动的领导者，不是政见不同的下层士绅，就是为了

    通过更高级别的科考，耗时多年的应考者。然而，地方上(有别于中央

    政府)的声望又不至于让这种不满情绪完全失控。上文提到的那些士绅

    才能穿戴的服饰和社会的认同，不仅能满足最底层士绅的虚荣心，也能

    让其有别于普通民众。◎地方声望：作为一个阶层的士绅

    功名并不能代表一切：“绅”并非决定地位的唯一要素。明清小说中

    老套的喜剧角色(在英国，这类角色通常是乡村牧师)往往都是衣衫褴

    褛的生员。勉强糊口的下层士绅经常被刻画成穷困潦倒的机会主义者，靠教授地方大户子弟“笔耕”过活。因此，历史学家回顾这一形象时，便

    立刻意识到：有功名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比某些世家或望族的地方名流

    低。的确，即便这些家族缺乏有功名者，他们也显然属于当世的地方士

    绅阶层。因此，人们对士绅的看法是片面的，往往只看到了“绅”的部

    分，即仅以帝国政府授予的功名来定义这个阶层。20那“士绅”中

    的“士”字，又该如何解释呢？

    在周朝的经典著作中，“士”指为王效力的贵族，最广为人知的定义

    是：接受官职的人。公元前六七世纪前，官员都是贵族出身。因为孔子

    为“士”，所以该词的含义逐渐扩大，最终包括了“文人”——因教育而非

    出身成为贵族的人。清朝，“士”已被宽泛地用于描述未必是“绅”(有功

    名者)的地方精英领袖。知县的手册里将其定义为“四民之首”，并点出

    其职责在于“劝服百姓听从官方教谕”21。作为“士”的士绅不仅是政府的

    产物，也因为基于财富、教育、权利和影响力的地方声望，有了属于自

    己的独立地位。

    这个定义是很极端的，与之前划分“有功名者”的标准形成了鲜明对

    比。如此一来，士绅便不是一个有地位的群体，而是一个阶层，且其地

    位等同于在明朝拥有地产、在清朝深入城市房地产和高利贷行业的地主

    阶层。毕竟，除了富人阶层，有功名者还能出自哪里呢？要想通过科

    考，花费可不小，塾师的费用何其高!期待“求学立刻带来回报”无异于

    奢望，一般的农民家庭都无法为此付出“缺少一个劳动力”的代价。因

    此，财富和非正式的社会地位要先于获得功名。而若能获得功名，乃至出任一官半职，则能通过由此与官方建立起的联系和获得的政治影响

    力，长久维持家族的地位。

    因此，“士”的定义便从“获得功名的个体”转变为“社会地位显赫的

    世家或大族。”的确，范仲淹(989—1052)之类的士大夫强调宗族有向

    人们灌输儒家道德观、照顾穷人的社会责任。11世纪后，中国士绅阶层

    兴起便很符合上述观点。宗族通过投资共营的产业，成功资助族中应考

    的子弟、扶助鳏寡孤独，并通过接济贫穷族人的方法，大体上缓解了经

    济上的不满情绪。朝廷自然欢迎这种做法。因为如此一来，宗族既不会

    成为精英与地方官争夺农民控制权的工具，也不会过多地与其他宗族争

    夺财产和用水权，使乡村沦为宗族争端的战场。

    成功接踵而至。宗族通过共有产业日益壮大，但也反过来为积累更

    多财富提供了理由和资源。在其成员看来，宗族应该竭尽所能，通过在

    科考中分担应考者的经济压力，来增加族中正式士绅的人数。最成功的

    家族是那些按能力为族人分派工作的家族。22一些族人依旧务农、一些

    经商，而好读书的子弟则被鼓励争取功名，以光耀门楣。

    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荣耀，随之而来的还有政府的饷银。尽管清朝官

    员任期很短23，但他还是能在任期内为自己和族人大赚一笔。常规俸禄

    很高(18世纪，一名总督的年俸为一万八千两，约合两万三千四百银

    圆)，此外还有众多诸如漕规(比如占部分税收的粮食税)的规费收入

    和各色礼品。知县的年收入为三万至四万两。比他官阶更高的那些人，正式和非正式收入就更高了。每一年，清朝的总督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捞

    到二十五万银圆。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会回归长年来供养该官员求学的

    宗族金库。许多宗族都会自动评估族中官员的财富，规定其捐献的份

    额，并十分期待他们贡献更多，促进宗族繁荣。这些贡献通常还包括购

    买“义田”。而义田的租金，便成为宗族信托收入之一。例如，19世纪晚

    期，苏州地区便有将近两百万亩田(约三十万英亩)属于望族。但土地并非唯一的投资方式。富户约于18世纪初加大对典当业的投入，因此，到19世纪，对农村信贷的掌控成了士绅的主要经济来源。

    官职虽不是收入的唯一来源，却足以成为世家热衷培养族内官员的

    理由。如果一个富裕的宗族缺乏有前途的应考者，也许就会从邻里收养

    一个聪明的男孩，或把族内的女儿嫁给其他宗族的子嗣。有个研究24调

    查了帝制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九十一个著名家族，发现最有影响力的家

    族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持八代，大大超过两个世

    纪。最为显赫的望族则可以保持声望二十一代(五百五十年)不衰。苏

    州的范仲淹家族，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范仲淹于11世纪创建的基业一

    直保留到了20世纪，其家族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后主要的大地主之一。但

    这并非意味着在此期间，这些家族都必须要出高官。中国历史上，只有

    福建著名的莆田林氏在整个明朝不断出高官。然而，能造成声望转移的

    重大政治动荡发生之前，许多在京缺乏声望的著名家族仍可能仅仅

    为“士”。

    士绅的双重性反映了王朝晚期中国多阶层社会的复杂性。13世纪

    前，士绅和普通大众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社会差距。到

    了明清时期，便无法再用之前那种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复杂的社会景象。

    早期儒家发现，用“士农工商”来划分社会阶级并非难事，但一位16世纪

    的观察者，即便注意到官僚精英显著的社会地位，也会很快发现，以上

    述那种绝对形式来划分社会阶级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任何一个乡村，都

    至少包括与帝国最高政治阶层相关的京官、担任私塾老师或地方幕僚的

    下层士绅、缺乏官员却声望颇高的大家族、放高利贷者和市场掮客、富

    农、自耕农、成功的佃农和贫穷的农民。如果该村周围有一个大城市，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任何一种绝对划分精英和大众的方法，也会

    因此而受到挑战。异族通婚、官员流动、商业成功和社会动荡等因素交

    织在一起，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一个贫农或许不可

    能突然跃升至社会顶层，但一个有野心、小有积蓄、不乏才子的农民家庭通过不断努力，却可以先积累更多土地，继而进入贸易和典当业，跻

    身下层士绅阶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代子孙手中，这个家庭甚至能进入

    管理帝国的士大夫精英阶层。◎公用事业与个人利益

    历史学家们不仅强调士绅的双重性，也将士绅承担的社会角色的道

    德性一分为二。在19世纪的西方观察者看来，士绅似乎往往是有序社会

    的中流砥柱，不仅以一种家长式的作风引导着农民阶层向更高的道德标

    准迈进，还无私地推行慈善、管理公共事业，并在“位高则责重”的心理

    驱使下，承担起保护农民安全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在很多目睹了中

    国革命的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士绅阶层就是一个贪婪的、极具剥削性的

    阶层，那些说教般的特质似乎就是一层薄薄的伪装，用以掩盖其不断以

    大众福利为代价，牟取私利的真相。

    此处的差别，或许就出现在儒家理想的公共事业与士绅的利己主义

    现状之间。毕竟，深受儒家伦理思想教育的士绅们都坚决主张：促进社

    会的道德进步是君子的责任。君子烂熟于胸的《论语》将君子比作风，民众比作草，风行草偃。到了帝制晚期，士绅不仅是道德典范，还要通

    过诸如调解地方争端、照顾穷人和热心慈善等具体方式，来为自己在地

    方志或族谱上赢得一个值得尊敬的好名声。◎士绅在地方政府中的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士绅们的这些行为是备受尊敬的。因为朝廷清

    楚，若没有他们的这种非正式协助，要治理全国一千五百个县是极其困

    难的。19世纪，知县一般都得负责诉讼断案和税收，并管辖将近二十万

    人。清朝为避免官员培植己方势力或任人唯亲而实行的“本籍回避”政

    策，有时会导致官员因为不通方言，而根本无法与广大民众沟通。每位

    知县手下都有主簿或典吏，除此之外，知县还会聘请一位书办胥吏25、捕快衙役和税吏。早些时候，这些人或许已经足够管理一个中等大小的

    县，但帝制晚期人口大大增长，很快便超出了这些属员的行政承受能

    力。虽然县衙可以聘请更多杂佐吏员来帮助苦恼的知县，但早在明朝，朝廷便施行了一项旨在减少地方政府开支的政策：用徭役税代替官方饷

    银，作为这些属员的薪饷。随后的清朝基本沿袭这一政策26，从而导致

    了两个重要结果：其一，县衙的属员和胥吏被迫依赖非正式的规费过活

    的现状，往往会引发强取豪夺和行贿受贿之事；其二，因为知县关注的

    焦点是通过厘清诉讼和准时缴纳税款，来保持自己人事记录的清白，所

    以其“父母官”的职责便更多地转移给了士绅阶层。

    士绅“导民以德”的做法，不仅十分契合儒家社会自律的理想，也蕴

    含了儒家正统思想对法家27严刑峻法的厌恶。至少从宋朝开始，大多数

    儒学政论家便更偏向自由“无为”，而非官僚管控。他们担心物价调控和

    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会导致危险的中央集权主义。在他们看来，集权主义

    终会扼杀个人权利、强化朝廷暴政，使政府失去人心。法家在实际的政

    府管理中，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以百户为单位登记人口的

    保甲制度本是可以保证户口登记，使邻里对彼此良好品行负责的制度，但儒家仍轻而易举地指出：保甲制度是一种自我监管制度，它鼓励社区

    团结，而非建立无处不在的公共安全系统。因此，它倾向于让人们彼此监视，效果更胜于建立一个以秘密镇压为宗旨的治安当局。因此，地方

    政府的许多日常事务便不在官员们的掌控之中，而是落到了老百姓的头

    上。早在宋朝，便会遴选农民，为官府服务，负责日常保安、征税和土

    地登记等工作。14世纪，明政府委任富商出任粮长一职，掌听讼理狱之

    权，解运粮税入都城南京。这一制度虽然减少了政府预算，有助于改

    善“贪婪成性”的衙门28胥吏垄断税收的现状，但对倒霉的收税人来说，粮长一职很快便成为沉重的负担。因为其他人的逃税行为，总会让前者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到17世纪，明朝税收制度已极端混乱，随后的清

    王朝采取了更直接的收税方式。不过，清廷依然允许不具官方身份的人

    负责其他地方行政职责，部分原因是各处乡村都储备着大量可做管理事

    务的士绅。15世纪后，随着乡试扩大录取名额，三百年间，生员的数量

    从四万增至六十万。因为政府官职越往上，名额越少，所以越来越多无

    法取得更高功名和官衔的下层士绅，便承担起了地方行政中的非正式角

    色。

    到19世纪早期，地方士绅在地方行政中主要承担五类不同职责，每

    一类都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

    1.调解农民之间的法律纠纷。作为酬谢，农民得向自己的士绅代言

    人支付聘请费。

    2.监督地方学堂与书院。这些机构收取的捐款就是书院山长29和老

    师的工资。

    3.监督水利工程。有时，这些工程会发展出劲头十足的乡约组织，为管理者带来丰厚的酬劳。

    4.招募和训练地方民兵。练兵费用和士绅教官的年薪，都来自公众

    捐款。5.包揽农民税收，上交衙门属员。士绅在每个地区包揽税收时收取

    的规费，可高达数万两白银。

    18世纪后，这些新的管理收入开始取代土地，成为士绅阶层不可或

    缺的经济来源。清朝建立后，多数士绅的阶级特性都是地主所有制。到

    了清代覆亡之际，这种特性则由管理技术来定。◎士绅收入与腐败

    然而，帝制晚期的士绅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俸禄可观的上层士绅

    和靠非正式的规费过活的下层士绅截然不同。30上层官僚士绅所得的大

    笔俸禄，足够负担庞大的家族开支和购买私田。虽然与投资城市房地产

    或典当业相比，投资土地受社会动荡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小，但其回报

    也更少。然而，上层士绅的俸禄已经高到足以让他们甘愿为了稳定和安

    全，牺牲流动资产和利润。拥有土地也符合上层士绅对退休生活的设

    想：忠诚的佃农在远方的田地里耐心耕种时，仁慈的乡绅则在宅邸窗边

    赋诗。他们是拥有土地的显贵。官方收入不仅有助于确保他们的这一身

    份，也确保了地主所有制。如若不然，仅从经济上来讲，上述情况也难

    以维系。

    通常来说，下层士绅是无法维持这样一种生活的。从商显然不符合

    他们的身份31，而务农又有损他们知识分子的尊严。明显没有资格出任

    正式官吏的他们只得谋求一份代理收入。这份收入不仅比上层士绅丰厚

    的俸禄低得多，更是直接来自农民。一位督抚大人的财富所得，也包括

    这类非正式的规费。只不过，这些规费都包含在高额回扣佣金里。另一

    方面，生员似乎更具剥削性，因为他们那些基于以权谋私和侵吞农村公

    款的收入，基本都直接源自民众。随着下层士绅的人数越来越多，彼此

    间争夺合法管理费用的竞争也愈演愈烈时，无正式官职的生员为了生

    存，也只得滥用职权。调解争端变成包揽诉讼，教育基金、水利工程款

    项和地方团练的捐款都被侵吞。最重要的是，士绅包揽税收的规费也越

    来越高。最终，农民支付的这项费用，甚至是合理费用的两至三倍。

    这些往往相当于敲诈勒索的违法行为让当时的很多观察者确信，生

    员已经背离了儒家“家长制士绅”的理想。晚明和清朝时期，官方和民间

    都大肆呼吁士绅的节操。尽管在中国许多地区，没有正式职业的阶级都是农村的苦难根源，但上述劝诫行为，的确有助于抑制生员的贪污。当

    然，朝廷可以通过调节取士名额来缩小下层士绅规模，但这种危险的做

    法可能会令数百万“有志者”希望破灭，进而动摇国本。因此，政治评论

    家们要么在呼吁文人道德复兴的同时，继续谴责政治规范的衰退，要么

    就是将上层士绅的理想行为和生员的贪赃枉法之举严格区分开来。

    顾炎武(1613—1682)着重发展了第二种观点。他关于治国方略

    (经世)的著作广为流传，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的改革家们。对中国地

    方政府存在的明显问题，明亡之后才开始著述的顾炎武，却提出了互相

    矛盾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他确信朝廷如果正式承认地方士绅对地方政

    府的管理权，整个帝国就将得到更好的管理。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痛

    斥生员干预衙门事务，滥用职权，欺骗农民的钱财。依顾氏之见，朝廷

    若能约束生员，那地方行政的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里的矛盾显而易见。顾炎武就“士绅治乡”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

    是意在由上层士绅掌理朝政。处于下层的生员被谴责，完全是因为他们

    缺乏上层士大夫在道德上的自控能力。后者因为已经通过科举的层层考

    验，因此肯定也具有更高的品德。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士大夫阶层中

    地位的高低，能反映其受教育水平。鉴于儒家教育被视为一个修养道德

    的过程，于是，一个人的功名越高，品德也就越高。这一还有待争论的

    假设背后，是顾炎武自己对士绅阶级特性变化的独特感受。他著述的时

    代，正是大量土地迅速成为高官的酬赏，房地产的经济基础衰退之时。

    顾炎武的确因为一个不忠的农奴，丧失了自己在长江下游的家产。因

    此，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社会有种怀旧之情。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名拥

    有地产的士绅可以家长式地处理地方事务，并向地方政府灌输“封建主

    义精神”。为了恢复这种假设的仁慈，他继续将上层士绅的责任和道德

    理想化。在他看来，这些上层士绅更适合这种赞誉，因为他们是比其先

    辈更无私的地主。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管理者的生员没有可以依靠的土

    地，因此便只能“鱼肉乡民”。毫无疑问，清政府也跟顾炎武一样憎恶生员。像雍正皇帝(1723—

    1735年在位)这样的强势统治者，就剥夺了下层士绅呈递诉状的特权，并禁止他们在地方包揽税收。乡村士绅们尽管在短时间内受到这种挫折

    的影响，却依然在地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虽然可能并非是最重要

    的)的作用。也许，正是因为上层士绅不愿再放纵、维护和提升生员的

    利益，中央控制与乡绅治理之间的平衡才得以维系。在政界颇具影响力

    的上层士绅，常常以下层士绅的劣行为耻。因为，那些行为很容易危及

    他们在御前的地位。而且，即便下层士绅逃税32，迫使农民阶级因经济

    负担加重而叛乱，本就没有多少财产的他们也不会蒙受什么损失。上层

    士绅也会逃税，但他们对社会动荡带来的危险更敏感，因此更有可能谴

    责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力挺官方纠正经济弊政的措施。再者，因为帝国

    的统一与上层士绅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对官方的支持是真诚的。◎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均势的变动

    直到19世纪，朝廷和地方士绅之间的平衡依然维系得很好。如果士

    绅挪用公款过多，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朝廷自身，就会剥夺士绅的特权。

    另一方面，如果皇帝谕令知县完全忽视士绅的利益，言官们便肯定会抗

    议朝廷的过度干预，并呼吁一种更宽松的行政政策。清朝的皇帝们的确

    在帝国行政中心主张(也的确得到了)更大的专制权力，但在政府外围

    不乏乡村士绅的18世纪，帝国也逐渐地故步自封。中央政府得以继续保

    存，平衡得以维系的原因很简单：作为关键集团的上层士绅从未获得财

    政独立和兵权。毫无疑问，虽然士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蓬勃发展，但这

    是以牺牲政治独立为代价的。

    当然，士绅有时也能掌握财政，拥有独立军队。这种情况一般发生

    在社会动荡时期。比如：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时，为求自保的皇帝被迫

    谕令地方士绅组织团练。不过，和以前一样，朝廷为避免形成地方军事

    力量，平乱之后便解散了那些军队。然而，19世纪，朝廷却丧失了这种

    能力。1839年后，遭遇内忧外患的皇帝发现，要收回暂时交给士绅阶层

    的军事权和治安权已比之前困难得多。在18世纪，要是发生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正式的官僚体系资源有限，所以持续增长的人口为其带来了

    不小的压力。此外，下层士绅日益熟悉地方事务，俨然成了非正式的地

    方政府。到19世纪中叶，上层士绅也发现，他们不熟悉的国内外敌人不

    仅成为其地位的新威胁，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地方政治

    架构，以掌握军事和税收。在这样的时候，最忠诚的士大夫即便遇到最

    贪赃枉法的生员，也会乐于与之结盟。

    面对难以战胜的外强与内乱，清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勉强应允上、下层士绅联手合作，组织并指挥私人军队。当时的人把这种现象比作晚

    唐时期的藩镇割据。然而，军事封建主义并不是什么问题。这种联盟会造成很多后果：现代形式的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士绅政治权力的形成，终

    将破坏中央与地方旧有的均势，彻底结束王朝时代。第三章 商人

    ◎商人的社会地位

    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农民和手工艺

    者生产粮食、制作手工艺品，商人却不事生产，专以交换他人货物而得

    利。农民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们构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用自

    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广大民众。商人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是因为他们的

    贸易行为不仅鼓励无妄的浪费，还会让农民偏离本业。在中国，重农主

    义者向来都努力维系着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金钱却似乎妨碍

    了这种自足。

    这种贬低商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是矛盾的。事实上，儒家正统蔑视

    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孔子(公元前

    551—前479年)著书立说之时，正是强大的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

    序之际。因此，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换句话

    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

    耻。后者也仅在名义上比前者优越而已。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国家专卖

    行业中起关键性作用时，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视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

    然而，农业方面挥之不去的偏见，仍会不时对政府的商业政策产生不利

    影响。而文人们，当然也会继续空谈“士农工商”的旧秩序。

    商人从街头小贩到巨贾，分类范围颇广。中国人通常将其分为三

    类：一般的贸易者(坐贾)、掮客(牙商)和富裕的寄销商(客商)。

    10世纪后，与这种功能上的分类随之而来的，还有贸易的发展。此时，修建运河促进全国市场的建立，对外贸易扩大，人们开始使用纸币和汇

    票，大城市也开始向旧的行政中心之外扩张。◎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商业继续发展。14世纪晚期，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再次统一天

    下后，中国又一次拥有全国性的市场。虽然高昂的运输费依旧妨碍主要

    商品的跨区交易，但此时已经出现私营部门为运送奢侈品开辟新的贸易

    路线。与此同时，诸如南北大运河(为运输粮税而建)之类的公共运输

    路线，不仅会运输粮税，也会运输私人货物。如果长江三角洲对山西原

    棉的需求量够大，往往就会有私人提供适当的运输工具。再举个例子：

    广东的商人想以他们的盐和铁交换北方的金银和布匹。结果，梅岭一线

    的挖土工、搬运工、赶牲者、护卫者纷纷成立各自的团体，保护精心设

    计的驿站系统和翻越福建群山的运货道路。33

    在明朝的统治下，运输困难得到缓解只是商业持续发展的原因之

    一。代代相传的土地和技艺对人们的束缚越来越弱，则是另一个原因。

    明朝的皇帝们在北方建起越来越多的皇家庄园，无意中迫使很多农民进

    入城市，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劳动力。此外，朝廷也会努力维持传承祖

    业的工匠团体，来鼓励能工巧匠的培养。这些团体的工人被迫贡献出一

    部分劳动力，为皇室修建宫殿、制作丝织艺品、烧制当时闻名于世的瓷

    器。晚明之际，朝廷放松了对这些木匠、泥瓦匠、织工和陶工的管制，让他们得以借助金钱，摆脱代代都为国家服务的状况，成为私人手工业

    者。

    世袭劳役产业的松动和市场从属劳动力的解放，共同促成了赋税方

    式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赋与役都用现

    银缴纳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浇灌了16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因为一旦可以用银两缴纳赋税，农民们就会种植更多经济作物。地主搬

    进城市，人们对手工艺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商人们也积累起了商业资

    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赋税货币化与其说是商业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因此，1550年至1650年间发生的其他几场社会经济变迁，应

    该受到更多重视。

    例如，16世纪晚期，中等规模的集贸中心大大增加。像扬州和杭州

    这样的大城市，宋朝时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明朝时，中国

    经历了另一波城市化浪潮。介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型城市数量激

    增。定期交易的集镇(市)发展成为永久性的城(镇)。一个由乡村、城市郊区和城市之间的交易市场组成的网络覆盖了长江下游、开封和四

    川。这些营销中心鼓励新的消费习惯，给数百万从未经历过大城市奢华

    生活的人，带去了服饰潮流和戏曲娱乐活动。

    地主也发现，这些新兴的中型市镇比乡村更适合居住。34如果我们

    相信当时人的主观印象，那就可以说，1550年至1650年间，土地所有权

    越来越集中，在有“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之说的长江下游

    地区，更是如此。士绅家庭利用他们享有的税收优惠特权，积累了成千

    上万亩分散的土地。来自这些土地的佃农租金，为富人们创造了搬入城

    市的条件。维持苏州宏伟的园林和繁荣的戏班花销巨大，这更增加了上

    层阶级对货币型租金，而非其他类型租金的需求。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

    世纪里，虽然中国的白银出产量无法满足货币流通需求，但与日本和菲

    律宾的海外贸易带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白银。35如此大的货币流通量不仅

    帮助支付了多种已经成熟的经济作物，还鼓励了本地待售产品的多样

    化。比如：苏州的铁器和精美的刺绣，浙江的毛笔、亚麻制品和蒲席。

    商人们把安徽的金属工具运到东南沿海，用销售获得的利润投资福建的

    假发，将其卖到江南地区。相应地，家庭手工业也日渐成熟起来。比

    如，13世纪时，只有城市里的工匠具备纺织精美锦缎的技艺，但到了16

    世纪，心灵手巧的农家孩子，也具备了相同的技艺。棉织品成为一种常

    规的手工艺品。明末时，中国四分之三的地区都出产棉布。缺乏土地种

    植棉花的农民，便从城里牙商那里购买原料，几乎完全依靠制造所得维

    持生活。对一份宗谱的研究36表明，许多这样的织工，后来都购进了几架织布机，再雇用几个工人，直到能维持起一个作坊规模的织布厂为

    止。丝织业也能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几代之后，他们的后人可能会逐

    渐成为小纺织厂的业主、商人，最后成为在诸如南京一类的主要城市拥

    有数间丝绸店的巨贾。

    然而，“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发展成工业革命。棉纺织工艺尽管广泛

    传播，却从未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中国没能出现类似萨克森纺车或飞梭

    之类的发明，或许是原材料有限，而劳动力却过剩的缘故。这种情况

    下，人们也不会有什么动力发明节省劳力的装置，以生产出更多布匹。

    此外，棉纺织业是家庭手工业最常见的形式，每个家庭都能根据需要生

    产出大部分布匹。即便纺织业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在纺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个体农户。因此，整个棉纺织业的基

    础，就是庞大的、由市场机制协调的附属劳动力。而此处的市场机制，完全取决于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商人。37织布的各个环节(轧棉、纺纱、染色、织造)并非在一个作坊里完成，而是倚赖一系列擅于处理复杂事

    务的中盘商、批发采购员、牙商和零售商，从商业角度将各个技术原

    始、相对分散的个体作坊联合起来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需

    求比技术进步重要得多，所以熟练的经商手腕取代了有效管理。此外，棉花批发商远离生产第一线，所以基本不知道布匹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即便兼营批发的制造商，也因为中盘商的缘故，无法接触到实际的棉花

    生产过程。17世纪，苏州有七十位主要经销商以固定价格向劳工承包商

    购买布匹，而非自己雇用工匠织布。如此一来，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

    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

    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商业贸易的不安全性

    明清的商业成功，并没有自动为商人带来社会保障。财富可以买来

    政治影响力，却永远无法让官员俯首帖耳。商人们甚至连一个属于自己

    的辖区(一种如市政官或参赞管辖的，类似避难所的区域)也没有。16

    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根本算不上自治市镇。大多数大型贸易中

    心，首先都被视为由督抚和州县官员进驻的行政中心。尽管汉字中

    有“城”(该字在中文里意为“墙”)这个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社会之

    间，却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存在固定的疆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中心

    与周边乡村并无明显界限。集市逐渐融入郊区，继而不断减少，最终与

    人口稠密的农田连为一体。区、县或省会的政府官署尽管都位于城墙以

    内，但那些城墙都是早期的边界，并未将17世纪和18世纪新拓展的城市

    景观包括在内。

    在官员们眼中，这些城市的中心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流氓无产阶级

    的温床。到了清代，城市里似乎随处可见秘密会社的恶棍、妓院老鸨、赌徒乃至市井无赖。他们聚众喧哗，象征着一种新的、与经济稳定的重

    农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商业文明。因此，当局煞费苦心地维持着对城市

    的控制权。城市行政依然归于中央官僚体系中，并未发展出市政机关之

    类的机构。直到20世纪初年，商人依然无法在其经商的城市获得任何形

    式的政治自治权。

    他们也没有组织自治权。商会(行)最初为政府组建的手工业和贸

    易协会，起源于唐朝。“行”最初的意思是“排”或“街”38，被用来指精心

    规划的唐朝大都市中，政府将同业团体划归在一个城市区域的做法。比

    如，所有珠宝商都只能在“金匠街”开店，并接受政府指派的“行头”监

    管。行头不仅要监督质量、行会会员和业内价格，还要替政府征收行

    税。简而言之，贸易是一种必须向皇帝购买的特许权利。宋代的行会虽是一个更为自由的团体，却也从未完全摆脱官方控制工匠与商人的最初

    设定。虽然清朝也有其他类型的行会(比如中国中部和南部尤为盛行

    的“公所”和“会馆”)，但帝制晚期的“行”，情况依然和之前一样。

    18世纪，因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会馆大为盛行。比如，北京的徽

    商便聚集起来，在首都建立起了会馆。这些会馆既可以作为酒馆或社交

    俱乐部，也可以作为能提供推荐信和有限商业信贷的商业合作协会。北

    京的这些会馆中，有些是由商人建立，用来接待进京赶考的士人举子

    的。因此，会馆不仅给商人提供了一个结交未来士绅的机会，也象征着

    商人终究需要依赖官方的保护。一个人在商场上爬得越高，他与官方的

    关系就显得越重要。虽然小商贾会尽力避免与官方接触，但牙商或客商

    发现，离开官方资助，他们的经营就难以为继。官员们常以控制贸易和

    价格为由，以贸易专卖权的许可为交换条件，向商人收取规费。向知府

    申请地方粮价控制权的粮食牙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向知府缴纳了

    银钱后，牙商便有权控制粮食批发商和将谷物带到市场上贩卖的农民们

    之间的贸易。除了用诡诈手段操控价格获利，牙商还可以从所有贸易中

    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有时，牙商的剥削会大大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

    但农民若试图脱离控制下的粮食交换体系，以建立他们的自由粮食市

    场，牙商就会向知府求援，请后者关闭农民的市场，支持其个人的垄断

    地位。◎私人垄断

    在其他社会，上述那些垄断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这里存

    在一种类似酒类销售许可的执照。只不过，这种执照在中国有属于它的

    特点，即：它与发证当局和领证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密切相关。牙商无法

    购买有法律保障的正式执照，只能以私人名义付费给个体官员。而那名

    官员被他人取代后，就需要洽谈新的合约。显然，优势在官府一方。既

    然这种执照一直都是暂时性的，那每次回收和再给予，都会使官员受

    利。反之，若官府售出的是永久性执照，该执照就很可能被一个牙商以

    极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牙商，从而让得利的一方变成私人。因此，垄断

    协议非常适应市场环境，完美地预防了牙商滥用职权。如果牙商从农民

    那里勒索了太多钱财，后者的不满就会引起地方官的警觉。要知道，地

    方官对任何独家垄断商的容忍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总能收回执照，派给其他人。因此，从理论上来讲，牙商的过度剥削是可以受到控制

    的。实际上，这种制度却很容易遭到破坏。因为只要牙商给地方官多交

    点钱，后者就会牺牲农民的利益，与之勾结在一起。执照和腐败、行贿

    与受贿之间的界限，从未明晰到能够避免这类勾结。而且，儒家一贯的

    政治思想也更强调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上的监督和平衡。

    然而，帝国经济最发达的时候，也出现过可世袭的执照。18和19世

    纪期间，国家金融几乎被三个家族垄断。著名的山西票号就是这三个家

    族的产业。这些票号分别建立于18世纪初年，以全国性的汇兑为主要业

    务。因此，想把俸禄运回家乡，又怕遇到拦路抢劫的官员们，便成了他

    们最早的顾客。票号在收取了一定的费用后，就会派出保镖，护送官员

    的银两。随着声誉渐隆，票号逐渐开设了地方分号，发行能在其所有分

    号兑换现银的汇票。因为这些山西票号极有信誉，所以19世纪50年代

    起，朝廷也将钱存入这些分号，换取高额利息。作为回报，山西这三个家族向前途看好的应考者们发放优惠贷款。后者出任官职后，会充满感

    激地以存款或投资的方式，偿还票号的这份恩情。最终，这些山西票号

    便成了连通朝廷国库和地方藩库的半官方性的中转机构。而且，可以肯

    定的是，朝中支持山西票号的官员们绝不会允许其他任何票号在未得到

    三大家族许可的情况下，染指这项利润颇丰的生意。

    与私营化更严重的部门相比，商贸和金融的公众化已经从多贸易商

    向集中化发展。涉足官僚资本主义的商人虽并未得到更多职务，但总体

    人数的持续下降，却让其个人财富相应增加。山西票号商人虽备受青

    睐，却无法集聚类似欧洲罗思柴尔德银行那样的财力。和欧洲的银行家

    们不同，他们既无法一步一步地从头积累资本，也没有能让他们成为帝

    国支柱的封邑或领地。对朝廷而言，他们只是一群可以利用的人，并非

    不可或缺。19世纪中期，山西票号商人资助如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大员

    时，是其最接近罗思柴尔德或伦巴第财团之际。19世纪90年代，当规模

    更大、实力更强的西方银行业随着帝国主义进入中国时，票号终究还是

    败下阵来。◎盐业

    官僚组织控制着高层金融的各个方面，这种国家垄断尤其体现在盐

    业上。从汉代起，朝廷就试图垄断盐的生产。盐是大众消费品，一旦征

    税，范围就将覆盖全民。然而，官僚体系不可能庞大到在每个零售点都

    派驻专人收税。因此，朝廷便控制了盐的生产。到清朝时，朝廷的盐业

    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最大的一个，是位

    于扬州附近——即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该盐田包括三十个

    盐厂，六十七万两千名工人，每年向朝廷缴纳的赋税高达四百万两银

    子，占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六。

    一千年前，两淮盐田这样的盐田，便已完全落入朝廷的掌控之中。

    唐朝的榷盐使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正式官员，负责监督盐的生产、储

    存、运输和财务会计问题。从皇帝的立场来看，这样的官员管理似乎存

    在两个弊端：第一，它创造了一批仗着自己的专业水平，伙同僚属不服

    从中央管制的盐务专家。若这些盐使是经过传统训练成长起来的文学通

    才，就更是如此。第二，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一个新的且独立于中央之

    外的收入来源。如此一来，便为军事割据势力奠定了经济基础。瓜分了

    唐帝国的地方军头们，便严重依赖本地榷盐使的忠诚和创收能力。

    然而，到了清朝，盐业的组织模式发生改变，将高层官僚监管与商

    人管理盐业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合为一体。盐运使都从皇帝的亲信(即由

    旗人或对皇帝忠心不贰的包衣家奴组成的内务府)中选任，必须要与皇

    帝和户部共同承担制定政策的责任。事实上，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把

    盐税直接送进皇帝的大内财库。即便这么做会导致无法完成户部分摊的

    税收额，也在所不惜。

    大部分时间里，盐运使的角色都并无变化，相对稳定，但复杂的商户管理，却在帝制晚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盐业生产交到了漕户手中。后

    者在盐田将盐转手给盐商(也称“内商”或“场商”)。然后，盐商奉盐政

    衙门之命把盐运到扬州，在那里装船、课税后，交给负责运输的水商，再由水商分发给零售业者。从该制度在14世纪首次施行起，水商要是无

    法出示盐引以证明其已经帮朝廷筹备过边疆军事物资，就无法运盐。这

    种旨在让盐商充作明政府军事后勤的复杂制度，很快便崩溃了。到16世

    纪，山西和安徽的水商不仅能直接进入盐田，还能直接从盐运使手中购

    买盐引。

    17世纪，水商在盐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他们购买盐引

    的费用，也成了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明朝军费因为满洲人入侵而

    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

    加额外收入。商人们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

    抗议。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

    们才会妥协。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

    引，以求增值获利。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

    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

    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

    廷于1617年做出重大让步。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对那二十四家水商来说，朝廷的这次妥协，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胜利。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

    ——“根窝”39。18世纪，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场商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到18世

    纪，仅三十名场商，就完全控制了整个两淮盐场。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反

    映出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

    险。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此，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

    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因此，集中化

    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

    性市场的能力。因此，经营权就逐渐落入了少数人手中。40

    期望更有效地规范贸易行为的官员们，也急需实现商业集中化。朝

    廷甚至鼓励少数大商人垄断专营权，来达到遏制私盐销售和走私的目

    的。因此，资深商人便成了小商人的担保人。没有前者的允许，后者就

    无法涉足盐业。至少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垄断行为起到了稳定盐价的作

    用。因为，它较少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综上所述，引领行业的商人数

    量，一直都在持续下降。到1730年，所有水商与场商都被纳入五位首席

    盐商(即“总商”)的庇护之下。总商同意承担行业内的主要风险，以换

    取最大的利润。

    利润如此显而易见，当然会有人期望总商们有所表示。总利润中有

    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皇帝每逢

    节日和寿诞，也能直接收到捐供。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费用

    是总商获得世袭专营许可的例行回报。但这种变幻莫测的各种非正规规

    费，促使贪官寻找各种借口(如走私猖獗、贩售私盐等)向盐商及其担

    保人敲诈更多钱财。因此，官僚资本主义在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

    担着高风险。整个18世纪，盐业利润高达二点五亿两银子，提供给盐商

    的可用资本为八千万两。

    要维持盐业生产与销售的稳定，资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了上

    述的可用资产，商人们通常都不会遭遇彻底的经济崩溃。一名典型的盐

    运使，通常都出生于内务府。他花费了大量银子上下打点，才从宫中得

    到这个自己垂涎已久的职位。同样，皇帝也期待盐运使知恩图报。因

    此，他上任后若没有立刻将贵重礼品送达御前，皇帝就可能以渎职的名

    义惩罚盐运使。考虑到这些财务上的难关，每任盐运使都会在自己短暂

    的任期内，极力榨取更多钱财。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如果将商人逼至破

    产、甚至被迫暂时缩减交易的境地，自己就无法完成内务府摊派的税额。清朝的皇帝经常忽视盐运使无法完成规定税额的过失，却无法容忍

    自己的私库收入减少。为了保住项上人头，历任盐运使无不小心翼翼，唯恐激起商人过多的愤懑。因此，官员与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就是官

    僚资本主义的核心。这个局外人眼中或许充斥着任意征税和随意贿赂的

    腐败系统，其实是受不成文的规则和经济现状制约的，实际上运作良

    好、规则微妙的非正式官-商机制41。◎商人追求士绅文化

    尽管次数不多，盐商还是会利用自己庞大的经济资源，来反抗督管

    他们的盐务官员。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被这些上层的社会价值牢

    牢地束缚着。商人接受官绅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也有可能进

    入精英阶层。有机会购买低阶功名，科考的开放，加上出身低微的人再

    也不必面对无法逾越的贵族秩序，像郑氏家族一样的总商家族，就有一

    半的男丁可以获得官方士绅的地位。这种富有的大户请得起全国最好的

    塾师来教导族中子弟，帮助他们应考朝廷为这些家族特意保留名额的恩

    科考试42。商人既然可以如此轻易地进入精英阶层，他们就没有推翻儒

    家等级制度的动力，也没有联合其他资产阶级同业，共同提高其社会地

    位的志向。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因为

    可以轻易地以个人名义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士绅阶层，所以这些商人既

    缺乏从意识形态上证明自己的动机，更无法得到启发，构想出一种类似

    加尔文主义的中国式道德规范。

    商人也没能养成自成一格的举止礼仪或生活方式。他们一掷千金、大肆效仿士绅的举止，放弃了更有成效的投资，转而重申文人高雅文化

    的霸权地位。例如，当时一个特立独行的“盐呆子”43，就曾在设计精巧

    的玩具、太湖石44和珍奇的宠物上大肆挥霍。然而，他的这些行为，依

    然只是在以一种夸大的方式，扭曲地理解士绅风尚。所有此类挥霍行为

    中，盐商出身的马氏家族不仅主持了18世纪最著名的文化沙龙，资助着

    当时许多著名的艺术家，还拥有一个私人藏书楼，里面存放着许多让乾

    隆皇帝都艳羡不已的珍本。他们对传统士绅风格的发展，与日本大阪的

    米商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几乎与中国盐商处于同一时期的米商，都很

    享受他们独特的都市文化。歌舞伎、傀儡戏、井原西鹤小说中的“浮世

    绘”和安藤广重的浮世绘本，都是多愁善感、充满肉欲的，与日本正统武士文化里严苛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18世纪的扬州，旧

    时的精英文化形态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诚然，中国最伟大的白话小说就

    诞生在这个时代。但《红楼梦》里讲述的，仍是内务府出身的盐运使家

    族，而非表面上归其管辖的那些商人。

    扬州的盐商请人绘制的一些古怪画作，的确能反映新的审美观。但

    仅高其佩的指画和金农虬奇的山水画，或许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已经把

    注意力转到文化创新层面。上述画作旨在传达一种文人墨客故意为之、与旧日宫廷职业画师那种精雕细琢之风背道而驰、不带匠气的画风。只

    有经过良好的教育，熟练掌握了宋、元、明绘画笔法和书法技巧的人，才能明了文人山水画里这种标新立异、匠心独具的变体画法。相比圆滑

    地迎合新贵的审美情趣，这些文人更在意浑然天成的古拙之意。事实

    上，这些文人绘画的受众，几乎都是与他们自身类似的、有能力欣赏多

    重意象的唐宋书画主题的人。用一位艺术史学者的话来说，这种极端矫

    饰的鉴赏能力是基于：

    现在与过去之间，个人感受力的极限与超出其个人理解范围的文化

    传承之间，进行的一场精心对话。45

    “过去”就像一副重担，压在“现在”的肩上。18世纪，行径古怪的文

    人们虽作风狂放，却只是通过颠覆传统来表达自己的创新性。换句话

    说，他们找不到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也许，他们愚钝粗鄙

    的赞助者会通过将其限制在高雅文化的幻影中，来阻碍他们的创新。毕

    竟，培养自己迎合画家品味的，是身为资产阶级的买家。然而，扬州艺

    术家们取得文化优越感付出的代价，仍旧是不断地重复。所以，他们的

    画作无论多么有独创性，也跳不出宋、元、明的绘画主题。

    同样的局限性也体现在了诗歌上。18世纪伟大的田园派诗人袁枚也

    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接受“盐呆子”的赞助。他感受到了传统的重担，极

    力抨击盲目模仿中古诗风的人。他不拘一格的诗句虽然感动了读者，却依然无法跳出唐宋的诗歌格律。然而，无论袁枚的诗句多么独特、大

    胆，他选择的艺术载体，依然是读者熟悉的古典语言。

    中华文明最恢宏的文化遗产46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拙劣地编进了乾

    隆皇帝那三万六千卷的《四库全书》中。《四库全书》是套包括了过去

    所有重要典籍的文选。为此，盐商藏书楼中的珍本都被征用、送往北

    京。无数德高望重的学者不遗余力地编纂大量总目纲要，剔除非正统的

    作品，然后把定版抄录副本。袁枚虽然主张浪漫的个人主义，反对因袭

    陈规，但也渴望加入这一编纂工程。他的一个朋友受命加入《四库全

    书》的编纂工作时，袁写道(显然，他的话中并不含讽刺意味)：

    我似乎还是无法避免地被列入了无知的行列。我所闻有限，治学不

    严。转头回望都城，只能徒然一声长叹。要是能加入你们，助你完成这

    项艰苦的事业，该有多好!既然如此，你或许可以列出一些书名随信寄

    来，我应该能提供一些粗浅的见解。如此一来，我或许才不会觉得，自

    己枉读了一番圣贤之书。47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所有文化的抱负归根结底不仅都与政治有

    关，还专注于权力顶峰的那张宝座。正如商人，无论多么富有，都会渴

    望跻身士绅之列。文人亦是如此，无论多么锐意创新，也希望有朝一日

    能在京城为皇帝效命。第四章 朝代循环

    ◎朝代的更替与长期变迁

    大多数中国传统历史学家都不会关注农民、士绅和商人的长期变

    迁。编年史的编纂者虽然肯定会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但对他们而言，那些条件也只能是精彩得多的朝代政治史的背景，跟频繁往复的季节没

    什么两样。少数制度史学者会注意社会的长期变化，比如：封建体制的

    逐渐消亡或商人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等。然而，他们却没能将这些变

    化投射到逐渐改变的未来中去。对儒家来说，历史并非呈直线形发展，而是以螺旋形的方式前进，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更进一步。每个朝代的兴

    衰都跟人一样，遵循着所有生物都无法逃开的生死法则。这种朝代循环

    更替的观点，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到帝制晚期，这个概念包含了

    三个相关因素：道德惩罚、宗教性的仪式和历史意志决定论。◎道德因素

    说到朝代循环观，道德惩罚是其中最早的重要因素。公元前1027

    年，殷商被周朝所灭。在此之前，商都是以“帝”——一位统治着众多商

    王室先祖之魂的神祇——的名义在统治国家。尽管“帝”可能是最初的祖

    先神，但到公元前12世纪，它也已经足够抽象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完全

    客观的力量——“天”。因为“天”无法成为商王拟人化的私有财产，所以

    周相信将之推翻是合法的。因此，周的统治者打败商后，宣称他们之所

    以能取胜，完全是因为敌人治国无德，已失天命。

    正如后来的经典(如《尚书》)所述，公元前5世纪，孔子和他的

    弟子们满腔热情地接受了天命理论。据《论语》和随后的《孟子》记

    载，圣王通过修身来实现天命。如果皇帝遵行儒家的“礼”，孝顺父母、关心朝臣、爱民如子，那就会国泰民安、文化昌盛。汉朝建立后，随着

    中国国家版图的成形，事实证明，这些儒家的预言是可以实现的。事实

    上，人君的道德修持，的确能影响政治秩序。官僚体系因为缺乏制度性

    的制衡，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只能倚靠儒家的行为规范，即依赖官员们的

    自制力。如果人君是道德典范，那官员们就有可能效仿。但若君主失

    德，纵容群小索贿弄权，臣僚便有可能失去自制力，像他们的君主一

    样，牺牲百姓福祉，谋取私利。如果腐败太过严重，导致税收不公或河

    工荒废，农民叛乱就会随之而来，为新朝代的诞生和接掌天命创造条

    件。

    将朝代循环中的道德层面推演到极致，那一位放纵的人君，就有可

    能轻易覆灭整个朝代。此外，民不聊生时，这种说法也给了叛乱者篡位

    的权利。因此，害怕政治不稳定和一再动乱的儒家学说，为天命理论加

    上了一些限制。客观的“天”和皇帝之间有一种类似父子的关系，后者常

    因此被称为“天子”。人们谨慎地遵守合法继承权。野心勃勃的臣子接受的，都是要视君主为父的教导，从而杜绝其弑君的念头。帝制晚期，官

    员们被灌输的忠君思想，让他们宁愿自杀，也不能效命于篡位者。因为

    继位要合理合法，所以新朝代的建立者们必须在仪式上格外小心，通过

    寻求公众的支持，谨慎地走完迈向龙椅的每一步。许多战功赫赫的将

    军、叛军领袖和地方权贵都能迈开最初的几步，但真正登基称帝的，却

    寥寥可数。◎仪式因素

    在汉代时，宗教性的仪式因素被归入朝代循环的概念中。同样，该

    因素旨在帮助防止篡位夺权和政局动荡。在汉朝皇帝的统治下，维系天

    命的宫廷大典越来越受重视。受道家命理学和天象学说的影响，董仲舒

    (公元前179年—前104年)等汉代哲学家提出了一套复杂的朝代循环理

    论。这套理论将皇帝的统治与某些颜色和自然元素联系起来。皇帝通过

    仔细观察天象，并按时献祭，就可以确保自己的统治。自从汉儒主张天

    子具有“半神性”，保持天地和谐似乎就成了皇帝分内的职责。这一重要

    角色既强调了皇帝个人道德的重要性，也让他在利用仪式的宗教性力量

    维护其统治时，更加自信。因此，暴政引起的社会现象似乎不仅是礼崩

    的结果，也是天地和谐因君主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疏忽而失衡的征兆。于

    是，农民叛乱的危害程度，被等同于地震、流星、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

    造成的结果。此外，其他诸如雷击在内的“天怒”征兆，也表明天命的转

    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意志因素

    尽管皇帝会亲自调节重要的历史平衡，汉代“天人相应”的朝代循环

    说，依然未能赋予任何一位君主最终的控制权，让其逃脱被下一个朝代

    取代的必然命运。一个新的历法时代到来之际，就是一个朝代终结之

    时。那位前朝的“天命代言人”，根本无力阻止它的覆灭。然而，到了伟

    大的宋朝，程颢(1032年—1085年)等大儒开始恢复一种唯意志论的学

    说。他们认为，个人努力可以影响天命48的持续时间。历史学家司马光

    (1019年—1086年)声称：明智的皇帝及其臣僚可以通过以古鉴今来改

    革朝廷积弊，以达到推迟其灭亡的目的。没有千秋万代的朝代，但圣明

    之主或许可以挺过最艰难的时期。◎皇帝与朝代更迭

    帝制晚期，道德惩戒、仪式力量和历史意志这三个因素汇聚成了一

    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点。该观点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皇帝和臣属之间的关

    系。通过儒家所谓的道德修养和每日勤政，皇帝虽在仪式上地位崇高，却没有成为宗教领袖，或像日本天皇一样的朝臣傀儡。另一方面，该理

    论也维护了臣属们的独立和气节。既然“天”会依据国民的福祉来衡量一

    位君主的统治，那皇帝就必须清楚自己的政令何时会窒碍难行。溜须拍

    马的朝臣或许能满足皇帝的虚荣心，但他真正需要的，却是敢于对他直

    言劝谏的臣属。对高度赞扬君臣之间直言不讳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坦率

    是忠诚的最高表现，即便这么做要冒君前大不敬和人头落地的危险。因

    为忠臣可以通过跟皇帝说真话，来助其改革弊政，维持天命。

    朝代虽然不能亘古永存，但也没有固定的生命周期。没有人能信心

    满满地预测明朝或清朝的统治能维持多少年。有责任心的人，甚至无法

    肯定一个新建立的政权是否能撑过一代。有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10世

    纪和14世纪)小国并起。这些篡位者建立的小国因为持续时间太短，明

    显跟其僭称的国号不符，所以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朝代。这样的称帝之

    举，往往都因为称帝时机错误而难以为继。在儒家看来，一个弱小的反

    叛政权若贸然建国称帝，只会引来嘲笑和蔑视，招致覆灭的惩罚。然

    而，即便开国皇帝成功稳住局面，新朝代也可能在第二代的皇位争夺战

    中遭遇覆灭的危险。

    1402年，燕王起兵篡夺了侄子建文帝(1399年—1402年在位)的皇

    位。幸运的是，明朝挺过了这次危机。继位问题一旦解决，当时的人便

    认为明朝这样的政权定会遵循朝代循环的一般规律，走过军政繁荣的青

    年时期(14世纪)、和平稳定的中年时期(15世纪)，然后开始衰落，直至宿命的终结(16世纪)。万历在位(1573年—1620年)的前十年，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中兴固然能延缓朝代覆灭的步伐，却改变不了

    这一宿命的结局。而无论居上位者，还是贩夫走卒，都感到明朝气数将

    尽时，这个朝代的衰亡速度就更快了。官员们或叛逃敌国或投靠国内叛

    军。全国各地凶兆四起。江湖术士和走方僧人很容易找到听众，接受他

    们那套天命已尽的预言。用《易经》的话来说，已到了飞龙在天，新天

    子就要出现之时。

    当天命离开一个垂死的政权，似乎重新降落在某个足够勇敢且大有

    前途的人身上时，整个帝国都会不乏跃跃欲试之人。对新天命的期待会

    狂热地激起叛乱。而这些叛乱，似乎又反过来证明了前朝已然走到终

    点。◎大众叛乱

    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叛乱。比如，很多信奉道教的宗派就常常迅速起

    事。和平时期，神秘的道教在基层农民和社会边缘人中吸收支持者。然

    而，在帝国行政严重混乱、常规的政治秩序似要崩塌之际，宗派承诺的

    庇护和救赎吸引到的受众，就要广泛得多。汉朝末年，一些教派当中的

    符箓运动便为因天灾人祸背井离乡的农民提供了避难所。这些提供食物

    和庇护的宗教团体遍及各省，其领导者们都招募到了数十万信徒。

    唐朝以后，佛教里千年救度的思想为这些运动加上了永获救赎的承

    诺。白莲教预言了救世主的降临，称弥勒佛将带领他的信徒进入人类历

    史的第三阶段，即“成劫”49时期。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第二阶段的住劫

    时期以死亡和毁灭告终，届时黑暗势力50将试图阻止真理的传播。但那

    些有幸成为弥勒佛追随者并帮助白莲教抵御外敌的人，则会安然度过第

    二阶段的灾难，享受人间天堂。相比安定时期，弥勒佛教在动乱时期更

    有说服力。农民越饥饿难当、苦痛连连，就越容易相信人类已经如预言

    所说，即将经历住劫末期的艰难时世，从而对新乐园时期的渴望也会更

    加强烈。

    对于这种奇迹般的救赎，中国人渴求的意愿并没什么特别，但中国

    农民把自己对和谐的认同与朝代所谓的生命周期联系起来，却是十分独

    特的。因此，在天命这一普遍观点中，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是紧密相连

    的。所以朝代更替这样的变动，就成了天下大乱的征兆。而且，朝代稳

    定的统治也是天下和谐的象征。一个新的王朝终于恢复帝国统一时，千

    禧年运动便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农民回归土地，各教派活动转入地

    下，其成员的数量也逐渐减少到和平时期边缘团体的数量，即仅剩下那

    些坚信预言的虔信者。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建立明朝。朱元璋是个

    佛教的托钵僧，后来加入了推翻元朝的白莲教起义。51朱利用白莲教筹建的私兵，帮助他巩固了其在华中的地方政权。朱元璋逐一歼灭军事对

    手，小心翼翼地争取到众多有影响力的士绅集团的支持，于1368年在南

    京建立明朝。局势刚一稳定，他便开始清剿助其登上帝位的白莲教，取

    缔教派，并屠杀了许多白莲教信徒。然而，该教派并未被连根拔除，直

    至20世纪，每每出现政治和社会动乱，它都会周期性地再度出现。

    因为儒家政治理论和民俗宗教信仰认为：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现象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弥勒下凡救世运动会随着朝代循环而兴衰起落。

    此外，儒家政治理论和民俗宗教信仰也会尊重阶级秩序。农民私下祭祀

    祖先或佛、道神衹，但他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宗教义务，则主要以祭祀城

    隍的下属——庇佑一方的土地神为主。祭祀者与城隍之间的关系，类似

    农民请愿者与知县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最初为城墙守护神的城隍，并

    非一位供个人崇拜的地府之神。和官僚机构一样，城隍也根据其辖区的

    大小，存在等级之分。朝廷甚至会“任命”已故官员的鬼魂，到某座城市

    出任三年一期的城隍之职，并宣称“知县理阳间，城隍治阴间，二者关

    系密切，合作无间”52。

    宗教在死后的世界里，也有等级之分。农民像害怕具有合法拷问权

    的地方公堂一样，惧怕着那个死后的世界。地府之神——阎罗王常常被

    描画为一个身着儒家官服坐在审判席上，身边立着鬼卒，面前有判官大

    声宣读新鬼生前善恶记录的神。然后，阎罗王会给出极似人类公堂惩处

    方式的审判。

    世俗秩序与宗教秩序之间的相似性，并非朝廷为了使大众各安其位

    而做出的巧妙新发明。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就认为世界有等级之分，并

    愿意服从尽忠职守的官员们。但民众的顺从，取决于政府是否仁爱。如

    果官员们无法遵守这一心照不宣的契约，就应该受到抨击。“官逼民

    反”时爆发的叛乱，很有可能是针对个别县令，或反对苛捐杂税的。这

    类反叛运动往往都由旨在表达特定政治诉求的下层士绅领导。然而，当起义的领导者变成农民，他们的行动就更多地源自绝望，而非诉求。与

    其说他们反叛是为了表达诉求，不如说是为了发泄民怨。53然而，即便

    这种毫无重点的民众运动，也是由不断寻求秩序的农民推动起来的。

    例如，许多农民起义就发生在土匪威胁乡里或附近有兵灾之时。记

    录了这些事件的当代编年史写满了一波又一波席卷全国的混乱浪潮，透

    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黑暗氛围。集市上或许会有人说，他在几个村庄开外

    的地方，看见蒙着黑头巾的土匪将农民们殴打致死。另一个农民或许会

    坚称，虽然这里看不见，但翻过最近的山头，就会发现全副武装的民兵

    正在屠杀百姓。越来越焦虑的农民们很快便会武装起来，蜂拥而起，攻

    击陌生人和士绅家庭。但与此同时，尽管叛乱难以控制，依然会有人渴

    望之前那种可以预测的秩序。白莲教这类运动的吸引力，或许甚至可能

    来源于他们对秩序的承诺。要知道，这种秩序在庶民社会中，早已荡然

    无存。

    农民之所以对秩序瓦解感到惊恐不已，正是因为帝制晚期的中国四

    处都是一片混乱。大多数地区盗匪横行。私盐贩子、海盗、拦路抢劫的

    强盗、绑架勒索犯、拳师武棍和绿林好汉等各种亡命之徒，都被白话文

    学和戏剧美化了。年轻人眼中的理想英雄，就是劫富济贫或投奔山林、抵御外敌入侵的人。这些游侠崇尚武德，因快意恩仇和敢于挑战权威而

    备受青睐。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安分守己的农民渴望成就的另一个自

    我，像荒原狼一样让人既敬且畏。

    在帝制晚期，无论这些匪首是劫掠商队，还是控制城市里的非法行

    业，都游走在官府容忍的边缘。尽职尽责的官员们有时会试图肃清自己

    辖区内的盗匪行为，但大多数官员会选择放任一些犯罪活动。晚明和晚

    清时期，衙门事务繁忙，分身乏术，无法既到遥远的边境地区巡逻，又

    去管辖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然而，对于

    政治叛乱，朝廷却不会有半分姑息。某个匪首若攻击县衙，或扯旗造反，那当局肯定会立刻调动军队予以剿杀。

    亡命之徒们尽管知道政治叛乱会危及他们的地盘和非法收入来源，但朝代更替、局面动荡之际，他们仍是第一批争先投入天命之争这一伟

    大事业的人。

    因为“坚毅之人得天命”的传统观念，中国的亡命之徒和其他地方的

    匪徒不同，都具有极高的政治自觉。在其他文明古国，比如英国殖民前

    的印度，官方政治圈与其统治下的普通社会是完全分离的。然而，在中

    国，尤其是危机时期，朝廷与民间却并非如此遥远。至少在14世纪，很

    多不同的社会团体都能对政治变革做出回应。亡命之徒只是这其中最生

    动的例子而已。他们会打着复辟或建立新王朝的名号，不断发动叛乱。

    在明朝，叛党为恢复大宋而斗争；到了清朝，他们则力图反清复明。从

    历史的角度来讲，现世的各种社会力量，都不断地对朝代循环这种看似

    重复的政治节奏做出反应。匪首经常利用武装叛乱来扩大追随者的数

    量。只要扯旗为王、自建国号，一个只有五十或一百名追随者的三流匪

    首，也能迅速将其他从属匪帮纳入麾下。这些同盟生来就不稳定，但首

    领有时可以用建立新朝代的名义分官授爵，来稳住新同盟。中国历史上

    不乏反叛者成功建立起一个朝代的例子。比如汉朝或明朝，便是如此。

    但任何想要完成从匪首到皇帝过渡的叛军首领，都必须要得到士绅的支

    持。因此，这些有志于皇位的人，绝不可能放弃儒家的治国模式。在叛

    乱即将成功的罕见时刻，平等的口号基本上就被抛到了一边。而旧朝代

    那套古老而熟悉的华美派头，则被再次采用。所以无论是宗教起事、盗

    匪造反，还是农民叛乱，对现有秩序基本上都没有威胁，更不会从根本

    上改变政体。◎士绅与朝代更替

    例如，每当建立新的朝代，城市士绅的构成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在

    由元到明以及由明到清的朝代更替里，成百上千的新望族通过在朝代斗

    争中支持胜利的一方逐渐兴起。但这时期个体流动性的增加，并未从根

    本上改变士绅的社会性质。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士绅们依然难以利用

    皇帝脆弱之时，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地方士绅尽管精通民政事宜，却无

    法独立对抗具备军事技能的农民叛军或土匪军阀。因此，帝国行政机构

    日渐衰落，皇朝逐渐覆灭之时，士绅们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离不

    开中央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庇护。

    朝代覆灭时，士绅虽无法凭借自身能力成为地方显贵，却拥有一件

    重要武器。对那些计划建立新政权的人来说，既然士绅提供的社会支持

    与儒家统治技术是不可或缺的，那士绅就可以通过支持某个帝位的竞争

    者，或教导某位如朱元璋一样粗野的军事家适应自己的帝王角色，来影

    响新建立的朝代。然而，士绅很少有辅助新政权的机会。因为儒家对合

    法继承与忠诚的强调，14世纪到20世纪间，中国只出现了三个朝代。那

    六百年间统治中国的三十四位皇帝虽都依赖于士绅对其政权的认可，但

    皇帝个人，还是更喜欢把任务交给自己的属下，而非士绅。在明显循环

    往复的朝代更替模式下，随着君主恩宠而来的权力平衡，帝国的专制程

    度越变越强，士绅的影响力则日渐减弱。◎帝国专制政治的增强

    13世纪前，作为朝廷重臣或宰相的文臣，有足够高的地位来反对贵

    族专制政治。然而，元朝之后，士绅的地位急剧下降。相较于他们，蒙

    古皇帝更喜欢任命外族人为官。比如契丹人耶律楚材或威尼斯人马可·

    波罗。此外，蒙古皇帝还做过许多极损人尊严的事，比如当众鞭打违抗

    圣命的汉臣。明朝皇帝虽然不再任用外族人，但仍拒绝在朝堂上给予官

    员太多发言权，从而继续侵蚀士绅阶层的政治权力。1380年，明朝建立

    者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不过，他的继承者则将实际上的宰相权力，赋

    予了内阁大学士。然而，大学士们的地位最终还是取决于皇帝的个人选

    择，即便16世纪70年代权重一时的大学士张居正也不例外。因此，他们

    也无法对皇权形成有效的监督。而且，到16世纪晚期，朝廷上结党营私

    的各派系，逐渐取代了官僚的政策讨论。宦官们通过在紫禁城内设立学

    堂，训练其他太监为如弘治(1488年—1505年在位)和万历(1573年—

    1620年在位)等温顺的皇帝起草诏书，来公然违抗律法。他们还有臭名

    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用以监督帝国军队和拷问反对分子。缺

    乏士绅那种文化独立性的宦官，似乎是比常设文官更可靠、更顺从的仆

    人，因此能最终影响皇帝对内阁大学士的任命。1582年后，京城的士绅

    蔑视宦官的发展，不仅要求直接觐见皇帝，还弹劾与宦官狼狈为奸的内

    阁大学士。然而，内阁与文官体系之间的冲突在双方都演变成了派系斗

    争。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1628年—1644年在位)对这种争斗厌烦至

    极，下诏禁止所有争论。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辩论，最终的结

    果就是在京(1421年后，明朝首都迁到了北京)士绅的影响力大幅减

    弱。但与此同时，地方士绅却利用朝廷的财力，巩固自身的实力。◎明朝的灭亡

    多年以后，清朝已经入主中国，抱持儒家观念的历史学家仍旧将明

    朝覆亡归咎于宦官和佞臣。但真正引起天命更改的，却是另外一些更重

    要的原因。三个多世纪以来的滥用职权和失败的改革，已将土地赋税系

    统变成了富人的避难所和穷人的灾难。朝廷只能牺牲皇帝的名望，通过

    征收商业税，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边防军费。而这样做，就不得不疏远有

    影响力的地方士绅。目光短浅的经济举措也危害到了公共事业。17世纪

    20年代，中国当时经济最贫困的西北地区接连歉收、饥荒不断。因此，山西和陕西爆发起义。急剧增长的军费致使朝廷财政枯竭。明朝常规军

    常年军备不整、兵员不足。如今，朝廷只得通过允许职业军人训练私人

    武装的方式，来应对起义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些以土地为生的私人武

    装，比起义军更加贪婪。与此同时，一些小土匪团体、逃兵和农民出身

    的乱党加入主要的起义军同盟，长期盘踞华中和华北数省。

    这些起义军联盟中，有一支军队的首领是个名叫李自成的马夫。

    1629年，失去朝廷驿卒职位的李自成加入军队，成了明朝的一名士兵。

    第二年，他便叛变，加入了一支随后在贫困的西北地区迅速壮大的盗匪

    帮派。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尽管数次被朝廷的军队击败，他在起义军中

    的影响力依然稳步上升。到1641年，已经足够强大的李自成在河南建立

    了一个根据地，以减税为口号，吸引到一些士绅和广大农民。古城开封

    挡住了他的连番攻击，但1642年10月，李自成掘开黄河河堤，致使无数

    人丧命后，终于攻破了开封的防线。这位起义军首领从河南转战湖广南

    部，然后将根据地迁到陕西，并于1644年在此追封祖先，为自己的将领

    授爵，正式开创了大顺王朝。

    至此，李自成已做好袭取京师的准备。他兵分两路，所有骑兵和步

    兵都涌过潼关，横扫山西全境，一路打到了直隶北部平原。一支队伍在此南下，令重镇保定不战而降；另一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的队伍北上，夺取大同，由此为从西面攻下北京打开了缺口。尽管明朝京师守军根本

    无法抵御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大学士李建泰还是仓促纠集起一支军

    队。虽然忠诚，但缺乏作战经验的李建泰，根本无法激起军队的信心。

    结果，他的军队在抵达战场前，队列就已散乱不堪。由此，李自成通往

    京师的道路再无阻碍。1644年4月18日，他的士兵劫掠了北京西郊的明

    皇陵，并在随后的一周内攻占了郊区。崇祯皇帝看到北京内城的滚滚浓

    烟时，终于意识到天命已失。醉酒之后，他穿上皇袍，写下了最后一份

    发予臣子的诏书，便走上紫禁城后的煤山，在一座宝塔前自缢身亡。他

    的遗诏为：

    朕自登极十七载，上干天咎，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

    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臣尽行杀死，勿坏陵

    寝，勿伤我百姓一人。54

    明亡，大顺万岁。

    然而，天命并未真正地传递下去。尽管许多明朝官员投诚，李自成

    胜利入京时，却遇到了坏兆头。编年史家有份未经证实的记载，称李自

    成骑着战马抵达城门时，曾瞄准门楣上的“中”字，敏捷地拉弓射箭，似

    乎要证明中国已尽在他的掌控之中。然而，让这位出色的弓箭手吃惊的

    是，箭居然射偏了。李自成哈哈大笑，一名朝臣也试图用言辞化解这个

    不祥的征兆。然而，对记录下这一事件的中国史家来说，它的意义已经

    不言自明。55

    有位官员曾对汉朝的建立者刘邦说，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

    能“马上治天下”。因此，虽然士兵能得天命，能守住天命的，却是遵循

    儒家体制的皇帝。李自成便没能完成这一过渡。在迎降群臣大发议论

    时，他的士兵却已洗劫了北京城。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交不出

    金银珠宝当赎金，就要经受责打拷问。据一个百姓的日志记载：城上下贼兵俱满，逆闯拥飞骑数百，直进紫禁城。百姓皆执香以

    迎。或写顺字，或顺天王，或永昌元年，或新皇帝万岁等语，遍黏门

    户。首额亦贴顺民字。贼众填塞街衢，搜索骡马，恣行杀掠。杂沓呼

    号，忽聚忽散。沟渠填堑，血肉满地。儿童妇女，哭声如雷。一兵至，则数百人咸俯伏乞哀。见者魂夺，莫敢应也。初，但掠金银。后至者，掠首饰。最后，及衣服矣。56

    几周内，新的大顺王朝民心尽失。李自成也发现，在其他对手试图

    从他们手中抢夺北京前，他的士兵正在浪费这段短暂的休整期。反顺的

    势力正在东北集结。在关外的宁远，明朝的将领已开始率军向京师进

    发。紧随其后的，是已经准备好攻入中原的满洲人大军。两支军队最终

    结盟时，李自成的命运便已成定局。李自成尽管拥有众多臣属、立了年

    号、追封了祖先，甚至其自身也是汉族，但他的号召力却还不如关外的

    满洲异族。早在李自成想要建立大顺朝之前，满洲人便已经开始觊觎北

    京。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努力让自己的部族机构和儒家的治理体系

    融合。当他们策马而来，登上皇位时，无人质疑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持久

    政府的决心。距李自成胜利进入京师还不到两个月，满洲人就在北京的

    金銮殿宣布了大清政权入主的消息。于是，一个新的朝代又一次开始了

    帝国统治的古老循环。第五章 满族的兴起

    ◎边境地带

    北京北面的长城从山海关起，蜿蜒绵延至中亚的河西走廊。自公元

    前3世纪起，人们便多次加固和延伸长城。长城外住着野蛮的游牧民

    族。这些部落居民时常征服华北，有时甚至会征服整个帝国。然而，长

    城却不仅仅是条国防线而已。对汉人而言，它更是一条划分文明与野蛮

    的界线。这些先后威胁中原王朝的游牧部落分别是：匈奴、突厥、契

    丹、女真和蒙古。对游牧民族而言，长城是道充满挑战和吸引力的屏

    障，是从荒凉的草原和森林通往中原城镇的入口。长城和游牧民族的居

    住地之间，是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中间地带。在这片农耕文明和游牧荒

    野之间的边境地带，汉人会与外族贸易和通婚，有时甚至还会创造出一

    种新的、胡汉混合的社会生活。中原的统治技巧和军事技术增强了部落

    的实力。而且，真正成功征服帝国的外族联盟，也诞生在这片区域。

    这片直接位于长城外的区域被分为两片不同的地区。北部和西北部

    的那片地区为热河。公元947年，马上民族——契丹在这片草原上建立

    起了辽政权。另一个在此崛起的民族是蒙古人。他们通过山西席卷中

    原，在忽必烈汗的带领下建立起元朝(1280年—1367年)。14世纪，明

    朝军队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却从未将其驱逐出热河的边境地带。于是，瓦剌蒙古人在热河定居，并逐渐引来汉人铁匠和工匠，为其打造装备。

    终明朝之世，他们都在持续骚扰其边境。为了抵御这些强敌，明朝初期

    的皇帝们沿着这片边境地区57，建起了一条精密的防御系统——卫所。

    这个旨在防守的军事团体自给自足，每一个都有五千六百人。然而，到

    15世纪早期，明朝政府出于财政原因，取消了一些这样的前沿哨所，重

    新将长城作为主要防线。因此，15世纪时，人们用砖石加固长城，并为其配备了许多敌楼和炮塔。然而，瓦剌蒙古人依然继续突围，每隔一段

    时间便袭扰中国。1550年，俺答汗甚至兵临北京城下，要求以贸易特权

    作为退兵条件。◎满州部落

    边境地带的第二个区域是如今的东北。满洲人58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踏上征服中国之路。这片区域以辽东半岛为中心，一直延伸到朝鲜

    边境。其间不仅有几座明朝设置的驻屯卫所，也有大量为明军提供战马

    的育马场。这片区域腹地遍布森林和沼泽，虽多腐殖质土壤，却蚊蚋成

    灾。蒙古和通古斯部落是这里的原住民。他们是森林之子，而非草原牧

    民，所以并不放牧牛羊，而靠打猎、围兽和捕鱼为生。他们用特产(包

    括当地最珍稀的产物——紫貂皮和可做中药材的人参)与中原商人交换

    盐、布匹和铁器。

    几个世纪以来，部落经济模式逐渐形成。虽然生活在遥远瑷珲河沿

    岸的满族部落依然靠围猎为生，但那些靠近朝鲜边境和辽东汉人屯垦区

    的部落，则仿效他们的邻居开始农耕。边境地区的满族首领(贝勒)和

    平民(伊尔根59)们建立起庄园，开垦农地，交给农奴和战俘耕种。明

    朝和朝鲜的俘虏里，也有为满洲人效命的工匠。到16世纪末，满洲人学

    会了如何开矿，以及如何将铁冶炼成工具和武器。(见图5-1)图5-1 17世纪的满洲地图

    注：括号中的年份为满洲人占领此地的日期。◎满族部落组织

    满族的满洲人部落既有很高的组织结构性，又有很大的流动性。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东北以宗谱划分的满洲人部落和满蒙部落，可分为二

    十七个宗族(哈拉)。这些姓氏分布在不同区域60，每个满洲人都会牢

    牢记住自己所在的部落，永远都不会背叛所属的姓氏。不过，从更小的

    地域范围上来说，同一部落的人也可按男方姓氏，分为更小、更灵活

    的“莫昆”。莫昆的规模和凝聚力取决于莫昆达(由族人选出的族长)在

    狩猎和战斗时的表现。因为族长之位通常都由长子继承，所以莫昆达实

    际上类似于部落首领。

    有时，几个满洲人宗族会组成常见的狩猎和作战团体，名为“牛

    录”(汉语“箭”的意思)。这个规模更大的组织凝聚力如何，也取决于

    其首领——“贝勒”的领导。因为牛录通常只是为了某场特定狩猎或战役

    才会组织起来，所以一旦目的达成，即围猎结束或战利品分发完毕时，牛录就会随之解散。正如我们所见，贝勒要是不向外取经，学习蒙古或

    汉人的军事组织模式，就很难维持联盟。然而，若有能力卓绝的人领

    导，这样的蒙古联盟也能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而明朝政府也不安地

    察觉到，这些通古斯部落就是女真人的后裔。要知道，当初那些野蛮的

    女真人，可是将宋朝人赶出华北，于1115年建立了金朝。

    为此，明朝在辽东和北海对岸的辽西驻扎了重兵。起初，这一带有

    二十五个卫所。然而，15世纪卫所系统衰落，到16世纪，很多卫所都不

    复存在，仅见于文件而已了。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里，北京只得越来越

    依赖分封边境上的部族，来为朝廷镇守边疆。驻守满洲的汉军逐渐成为

    明朝将军的家臣，且几乎代代如此。这些将军(比如16世纪晚期的李成

    梁和17世纪的毛文龙)权重一方，拥有人事任命权，虽宣誓为大明镇守

    边疆，但其手下的军队其实都算私兵。明朝的边境官员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防止这些部族被某位领袖团结

    起来，形成强大同盟，进而攻打大明。因此，他们采取了历史悠久、早

    在汉朝就臻于完善，并广泛用于中亚的“分而治之”政策。每位部落首领

    都和中国皇帝建立朝贡关系，属于后者的外藩。每位首领都会得到朝廷

    的册封，以作为其承认皇帝宗主地位的交换。如果哪位首领有越来越强

    大的迹象，朝廷就会刻意扶植和他敌对的部落。册封往往伴随着来自北

    京的贡物，因此足以促使一位满族部落首领率兵灭掉另一个部落。因

    此，明朝的边境官员常常通过激发部族间的嫉妒和敌对，成功保持满洲

    各部落之间的分裂状态。

    1552年至1582年间，明朝将军李成梁受命总理辽东事务时，一个名

    叫哈达的部落被授予帝国最高荣衔。然而，1582年，哈达可汗去世带来

    权力真空，引得叶赫和辉发等呼伦部落觊觎不已。纷争一触即发时，一

    个名叫尼堪外兰61的苏克苏浒河部首领成为明朝新封的“可汗”。1583

    年，尼堪外兰为了保住汗位，密谋杀害了几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些对

    手中，就有一对领导建州部落、姓氏为爱新觉罗62的父子。◎努尔哈赤的崛起

    这对父子的死，让爱新觉罗氏的首领之位落到了前首领之孙——二

    十四岁的努尔哈赤身上。尽管李成梁补偿了努尔哈赤，这位年轻的首领

    依然决定为父报仇。随着两位首领的去世，努尔哈赤在部落中的领导地

    位岌岌可危，族人对他的忠诚也难以保证。于是，努尔哈赤如四百年前

    的蒙古首领成吉思汗一样，挑起部族仇杀，希望以此凝聚全族的向心

    力，让爱新觉罗氏变得比以往更强大。许下必胜的诺言后，1584年，他

    率领族人向尼堪外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两年后，他终于杀死这位明朝

    新封的可汗，再次让辽东局面陷入动荡。

    努尔哈赤之前那些看似鲁莽的行为，现在都成了英明睿智之举。首

    先，这为他带来了几场与呼伦各部落的政治联姻。接着，他通过成功吞

    并鸭绿江畔几个难以控制的部落，赢得了李成梁的青睐，获授明朝建州

    世袭都指挥使的头衔。然后，努尔哈赤继续征战，往北进攻其他的呼伦

    部落，一方面是为了捍卫之前所得，另一方面是为了确立其在统辖各部

    之间的霸权。1593年，他与叶赫之战的胜利不仅提高了他在明朝朝廷眼

    中的地位，也提高了他在满洲各部之间的威望。因为每一场战争的胜

    利，都会带来新的战俘，充作满族贝勒63的农奴或奴隶。

    努尔哈赤的部族随着外交和征战日益壮大，采用新的组织模式以保

    持联盟，便逐渐成为必行之事。1601年，努尔哈赤以三百人为一个单

    位，将军队分为许多牛录，然后又将牛录组建成四旗，每一旗以不同颜

    色区分。这种做法是模仿蒙古的“固山”作战单位64。各旗部随后以汉

    字“旗”为名的做法，则来自明朝时的卫所系统。1615年，四旗被再次细

    分，形成永久的满洲八旗。旗部下的每个牛录都在一位世袭首领(牛录

    额真)的带领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和户口单位，成员包括士兵和既

    要劳作、也会参与战斗的士兵家属。各旗由从努尔哈赤子侄中选出的和硕贝勒统领。

    八旗的形成表明：牛录这样的松散联盟，已逐渐变为在爱新觉罗贵

    族们统治下，组织有序、等级森严的军队。这种从氏族到军事政体的发

    展，并非边境的新鲜事物，而是游牧民族的部族组织与汉族官僚体系长

    期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的分而治之政策早已把部落首领制和官僚制度

    混在一起：可汗与部落长老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帝国官员。他们利用朝

    廷赋予的军事头衔，维持其临时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这种边境地带

    中形成的胡汉混血统治模式，不论属于哪一边65，都具有明显的军事封

    建主义倾向，且都能从边境双方汲取动力。正如明朝的边境官员企图组

    建私兵一样，那些采取官僚架构组织管理部落的首领，也想成为一名世

    袭贵族。

    1605年，努尔哈赤用汉人工匠在兴京建立城邑，象征满族封建制正

    式形成。66城邑以努尔哈赤的寝宫为中心，周围环以各部落首领的堡

    垒，再往外的一圈为旗人的庄园与田地。该城邑进一步表明努尔哈赤有

    将部落暂时性的效忠，转化为按军功受赏世袭阶层体制的企图。因为满

    洲贵族财产的基本形式是奴隶，而非土地，所以努尔哈赤的新体制便缺

    乏庄园封建制(该制度曾盛行于日本和中世纪的欧洲)的经济基础。但

    极具军事特性的八旗制度无疑也是一种封地形式，正如爱新觉罗氏的和

    硕贝勒也组成了一种世袭贵族制度一样。

    努尔哈赤拥有极高的个人权威，根本不会被强大的和硕贝勒威胁。

    身为可汗(1616年受封)，他曾公开宣称其地位凌驾于满洲其他通古斯

    人首领之上。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四万八旗兵击溃他最后一个主要对手

    ——叶赫部的金台吉67时，再次践行了他之前的宣言。也是在1616年，努尔哈赤利用自己的女真血统，打着天命的旗号建立后金，权势更进一

    步壮大。作为一个参照汉人模式建立王朝的皇帝，努尔哈赤也自发地创

    建出大量王爵和官位，用以封赏他的追随者们。同时，他也决定要与明朝一争天下。

    早在1609年，努尔哈赤便不再向北京进贡。此刻，他更是通过采用

    曾让宋朝蒙羞的异族国号，隐晦地表达了自己想要攻打明朝的意图。

    1618年，他攻下明朝的辽东重镇抚顺，正式将这一意图变为现实。三年

    后，他成功取得明朝远东巡抚的治所辽阳，并在此将大部分明朝士兵都

    赶出辽东半岛，彻底掌控了松花江以东的所有地区。然而，1626年2

    月，他的军队却在宁远受挫。八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皇太极的统治

    努尔哈赤本打算让子孙以贝勒会议的形式，集体统治后金王朝。他

    应该在去世前就确保八旗都有一位贝勒统治，而朝政则由四位和硕贝勒

    轮流管理。可汗应该从四位和硕贝勒中选出，但按传统而言，被选中的

    应为同辈中年龄最长者。努尔哈赤去世时，还没有从贝勒中选举可汗的

    打算。新的统治者皇太极68(1626年—1643年在位)是位杰出的军事战

    略家和外交家。很快，他也如中原皇帝一样，决定裁抑各大贝勒的权

    力，用君主世袭制(由皇帝一人指挥群臣)取代勋贵集体会议(由战功

    彪炳者集体议决)。但身为一名皇帝，他注定要独揽大权。因此，1629

    年，他取缔了和硕贝勒轮流执政的制度，开始任用汉人官员管理八旗中

    的人事任命。69事实上，到1633年，八旗中的上三旗，都已直接听他号

    令。

    皇太极也意识到“以汉制汉”，任用汉人军事专家对抗明朝军队的重

    要性。1618年和1621年的大胜让满洲东部都落入了后金的手中。但其沿

    辽西沿岸向长城的扩张，却被明朝将领袁崇焕阻截。1626年，袁崇焕以

    葡萄牙红夷大炮，在宁远击退了皇太极。尽管满族有出色的骑兵和配甲

    步兵，在汉人的枪炮70下，他们的阵线依然不堪一击。因为他们不会使

    用火炮，所以在防守严密的城墙面前，只得节节败退。面对明军，无法

    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让皇太极意识到，除非信任会用火器和大炮的汉人战

    俘，否则便无法打破1626年的僵局。71

    早在1618年明朝将领李永芳在抚顺投降时，满洲军队里便开始添加

    中原军事成分。李永芳被封为一个旗的副将，不仅得到了奴隶和农奴，还与一名爱新觉罗氏的年轻女子成了婚。尽管当时看来，李永芳的投降

    实属特例，但他成为满族精英中的一分子，仅是众多边境将军及其下属

    叛变的开始。他们剃掉前额的头发，接受满洲人的习俗。72皇太极依靠这些俘虏建立了新军，对抗他们的旧主明朝皇帝。

    皇太极组建新军队的同时，也与袁崇焕展开了外交谈判。因此，皇

    太极得以抽出兵力，应付在朝鲜的战争和对抗蒙古敌军。1629年，皇太

    极甚至成功绕过明朝面向满洲的防线，从西面进攻，一度威胁北京。对

    袁崇焕来说，此事不啻奇耻大辱，也导致了他的陨落。但因为这次进攻

    只能算突袭，所以并没有对军事局面产生长远影响。两年后，皇太极以

    汉人为主的炮兵，猛攻明军镇守的大凌河城墙时，才算真正打破了军事

    上的僵局。这次，他不仅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还证明了这支满汉

    混合编组的军队，已经具备打围城和攻城战的能力。

    这位满洲皇帝在大凌河之捷的激励下，于1631年依明朝模式建立六

    部，带领着他的子民向征服中原又迈进了一步。1636年，皇太极建国

    号“清”，并再次率兵袭击明朝国境。这一次，他更改国号，切断了满族

    与其“后金”祖先的联系。与此同时，皇太极不仅加强了在黑龙江流域的

    军事统治，还派遣另一只突击队，于1639年越过长城，突袭明朝。然

    而，1643年，在实现征服中国伟业的前一年，皇太极的身体状况急转直

    下，不久便病逝了。◎多尔衮与攻占北京

    贝勒们商议皇太极的继承人时，其中有一位最有资格完成先帝征服

    明朝的宏愿。他就是皇太极的弟弟，正白旗旗主——多尔衮。多尔衮早

    就认定，征服中原是满洲人的历史使命。他还认为，建立一个影子政府

    并吸引叛降汉人的追随，才能获得成功。1631年，他出任皇太极按照明

    朝官制所设的吏部尚书一职，并在这一关键位置上，设法接见了所有杰

    出的汉人战俘，让受教育程度较高、有才干的人出任官职。对于百姓，朝廷则用儒家模式加以尊重。满洲人官员在觐见或奏对皇帝时，必须自

    称“奴才”，汉官面圣时，却有自称为“臣”的资格。这些举措表明，多尔

    衮已经认识到满洲人要想占领北京，除军事支持外，还得有一个忠诚的

    文官政府体系。

    其他一些贝勒认为，多尔衮热衷于汉化清廷的做法是对满族文化的

    背叛。这些皇亲贵戚依然记得以前的部落仇杀、满洲的封地和汉人奴

    隶，本能地希望继续越过长城，劫掠中国内地，任明朝自生自灭。每多

    一样永久性的汉人事务，都意味着一种长久以来适应良好的贵族生活方

    式走到尽头。不过，多尔衮的确得到了其他一些兄弟和表亲的支持。因

    此，最后的投票结果仍是他执掌朝廷事务，并和济尔哈朗共同担任摄政

    王大臣，扶立皇太极五岁的幼子——顺治帝(1644年—1661年在位)登

    基。

    多尔衮摄政时，正是李自成为进攻北京做最后准备之际。李自成的

    胜利和崇祯皇帝的自杀正是满洲人等待已久的决定性时机。华北能对抗

    李自成军队的，只有身处宁远、屏障长城入关隘口(山海关)的明朝边

    境驻军。这支驻军的总兵是前任守边将领之子——吴三桂。奉朝廷的勤

    王诏令，吴三桂决定放弃宁远，率部前往京师。然而，他的进军速度终

    究没来得及拯救这个王朝。据说，在南下山海关长城的艰苦跋涉中，有五十万平民加入吴三桂的军队。他们花了整整十六天，才通过边关。当

    然，最后一批明朝军队通过山海关后，满洲人旗兵很快便紧随其后，夺

    取了这一战略要地。

    李自成占领首都和明朝覆亡的消息让吴三桂在开赴京师的途中停下

    脚步。李自成很快派出使者，承诺只要他投降，73便可立即获得四万两

    银子。同时，李自成领兵六万朝山海关进发，以防吴三桂拒降。吴三桂

    无法单独抵御这支军队，加上怀疑李自成会背信弃义，便联系了多尔

    衮。多尔衮以封王和世袭领地为条件，怂恿他加入清军。这位前明将领

    就在大逆不道的李自成和承诺严惩篡位者的异族间犹豫不决。随着李自

    成的军队越逼越近，吴三桂终于剃掉头发，邀请多尔衮的军队入关。

    1644年5月27日，吴三桂与李自成两军厮杀之际，满洲八旗兵在一场沙

    尘暴的掩护下越过山海关。清军的介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自成的

    军队被赶回北京，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紧追不放。当清、吴联军从东面

    攻入京师时，李自成的士兵从西面仓皇逃窜(当初，他们也是这样迅速

    占领了北京)，劫掠来的古董和珠宝落了一地。74

    1644年6月1日，多尔衮进入北京，向百姓颁布了第一条诏令：

    曩者我国欲与尔明和好，永享太平，屡致书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尔朝悔悟耳。岂意坚执不从!今被流寇所灭，事属既往，不必论也。

    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

    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反辙。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诚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

    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立业之

    秋，如有失信，将何以服天下乎？特谕。75

    多尔衮宣布清朝问鼎中原，并立刻采取措施，争取民众的支持。他

    对前朝末代皇帝葬礼的重视安抚了明室遗臣。特赦和继续以原官留用朝

    廷的做法，也打消了官员们的疑虑。多尔衮严惩八旗士兵中抢劫奸淫者，让百姓认识到新政权是宽厚仁慈的，与李自成的反叛政府大不相

    同。多尔衮派人到满洲迎接顺治皇帝时，所有人都坚信满洲人会常驻此

    地，却无人料到清朝对北京的占领，竟会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第六章 清初与盛世

    ◎满汉平衡

    占领北京并没有结束多尔衮与满族勋贵之间的冲突。尽管顺治皇帝

    入主紫禁城时，就已敲响传统满洲的丧钟，18世纪前，皇权与勋贵间的

    争斗，依然主导着帝国政治。如今，满洲人入主中国已成事实，但政权

    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想成功统治汉人，就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此

    一来，势必会侵害到满族亲贵的特权。多尔衮积蓄汉人支持的同时，便

    削弱了满族王公的权力。1644年，宗室首领不再直接执掌六部；1649

    年，多尔衮公开谕令，称汉人官员无须再奉行诸王赦令。毫无疑问，对

    满洲权贵的这些限制，为多尔衮带来了不少好处。1647年后，他的同僚

    济尔哈朗失势，无法再继续摄政。多尔衮位极人臣，以至于不得不提醒

    汉臣，他们名义上的主子并非他，而是顺治皇帝。

    很多满洲人都支持他这种独揽大权的政策，很快便围绕多尔衮建立

    起一个与汉臣密切合作，以吸引更多前明朝官员为新朝效力的小集团。

    1650年多尔衮去世后，该集团不仅仍以他的名义继续存在，还授予了他

    生前一直拒绝接受的皇帝称号。不过，多尔衮的霸权地位也惹怒了许多

    满洲高官。依然为1647年的失势郁结在心的济尔哈朗，便拉拢一批人支

    持年轻的顺治皇帝，并最终击溃了多尔衮集团。多尔衮的皇帝称呼被撤

    销，落了个声名狼藉的下场。他的追随者们也纷纷下台。凡此种种，都

    给了皇帝一个亲政的好机会。◎顺治的统治

    顺治皇帝亲政后，实际上的统治时期只有十年。作为第一个掌握文

    言的满族统治者，他比自己的先祖们更内省，也更敏感。他对宗教长期

    不灭的浓厚兴趣，让朝堂上的耶稣会教士们觉得有望使其受洗。然而，顺治最终认真考虑皈依宗教时，选择的却是佛教，而非基督教。他在位

    的最后几年里，爱妃董鄂氏的死不仅令他悲痛欲绝，也让他不断兴起遁

    入空门，成为禅僧的念头。

    顺治渴望放弃皇位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统治的这十年并不

    太平。明室遗臣的抵抗使大清控制南方的计划屡屡受挫。1659年，统治

    福建的传奇海盗——“国姓爷”郑成功几乎占领南京。长江下游的江南士

    绅始终抵触外族统治，甚至对必要的赋税改革都阳奉阴违。同时，满洲

    诸亲贵也认为皇帝对高傲的汉人精英过于卑顺，因此逐渐滋生出强烈的

    反汉情绪。然而，贵族们的反应只是促使顺治更倾向于汉人的治国方

    式。以前，他一直相信遵循儒家观念的满汉共治，如今却完全向明朝的

    权力模式倾斜。顺治废除皇太极设立的内三院后，恢复了由进士组成的

    翰林院。此外，他像前朝一样，也选择臭名昭著的宦官担任皇帝内侍，弃内务府的包衣奴才不用。各部院的大臣和诸臣工对必须通过这些不可

    靠的阉人，才能知晓皇帝意旨的情况非常不满。那些崇尚武威的满洲勋

    贵也深感尊严受辱。他们中少数胆大的人上疏劝谏，但大多数人还是选

    择了缄默不语，静待时机。

    表6-1 清朝的统治者们更确切地说，这些都是年号，而非皇帝的名讳。顺治皇帝的御名

    为“福临”，法号“行痴”，别号“痴道人”“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庙

    号“世祖”，谥号“章皇帝”。严格说来，他应该被称为“顺治皇帝”，正如

    康熙应该被称为“康熙皇帝”一样。不过，我决定按照惯例，仍用年号称

    呼他们，即称其为“顺治”“康熙”等。◎鳌拜摄政

    1661年2月2日，顺治皇帝死于天花之际，大多数人等待的时机终于

    到了。政府体制终于从明朝模式转回满洲亲贵的集体统治。四位满洲亲

    贵出任辅政大臣，辅佐7岁的康熙皇帝(1662年—1722年在位)。他们

    都参与过朝鲜和蒙古进行的战役，并曾率领骁勇的旗兵横扫中原腹地。

    他们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将前朝政策悉数废止。首席辅政大臣鳌拜

    在皇太后的协助下，以先帝名义炮制出一份遗诏。他们称，这份诏书是

    顺治弥留之际的最终遗言。字里行间，皇帝不仅为自己背离满洲祖训而

    向臣民谢罪，还说他因为受阿谀奉承的汉臣和宦官蒙蔽，拒绝了贝勒们

    的建议。因此，他敦促自己的继承者们恪守祖制——满洲权贵封建体

    制，予以满洲勋贵们恰当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鳌拜和其他摄政大臣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影响深

    远的改革。他们驱逐宦官；把管理宫廷的责任交还内务府；赋予满蒙议

    政王大臣会议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议事权；剥夺汉人言官批评皇帝的权

    利，并对科道、都察院弹劾参奏群臣严加设限；逮捕、拷问并以极其痛

    苦的方式处死有反清情绪的人；建立严密的官员审查制度，奖励迅速且

    高效地了结案件并足额上缴税款的地方知县；逮捕江南和浙江地区拖欠

    税款的士绅共计一万三千名。这些改革颁布实施后，再无官员敢公开议

    论新政。然而，私下持有异议的人却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满洲大臣也开

    始在顺治亲汉政策和鳌拜一党旗帜鲜明的满族亲贵议政之间，寻找中庸

    之道。必须要找到一些既不会牺牲汉人士绅的支持，也能顾及满洲人利

    益的办法。在人心尽丧之前，康熙皇帝便提出了这样一项妥协政策。仅

    凭这点，他就值得被永世称颂。◎康熙皇帝

    清朝最伟大的皇帝——康熙用军事征服了中国。他出生时天降祥

    瑞，实在无愧于他显赫的声名。后世的传记作者称，他出生时空中出现

    异香和五彩祥云，昭示着其统治时代即将到来。然而，他被选为皇位继

    承人却实属偶然。他是顺治的第三个儿子，母亲很有可能是辽东汉军旗

    出身。婴儿时，康熙得过天花，但幸运地活了下来。因此，当他的父亲

    因为同样的疾病缠绵病榻时，所有儿子中，只有他能安全地进入病房，接受顺治最后的恩赐。当时，他只有七岁，所以之后数年中都无法亲

    政。尽管鳌拜遵循祖制，表面上顺从于康熙，并在其十三岁时正式还政

    于他，但他依然没有实权。然而，康熙并没有忍耐多久，年仅十五岁

    时，便定下计策擒住鳌拜，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1669年，即便没有掌

    控全国，康熙也已完全掌控整个宫廷。

    当时，被明朝遗民占领多年的华南地区，表面上已归清朝统治。七

    年前，明朝最后一位流亡在外的皇帝——永历便已被绞死在云南的一个

    集市。那些明朝遗民虽得以逃脱，却再无任何可吸引前朝支持者的正式

    政府。不过，自从清朝仰赖投诚的汉人武力镇抚南方，中国东南沿海及

    西南边陲便几乎不在清廷的控制之下。迎满洲人入关后即被封王的吴三

    桂，此时以大清的名义，继续征伐西南地区。另一位名叫尚可喜的前朝

    将军，因驱逐广东的明朝余孽也被封王。沿海的福建则由军头耿精忠平

    定。当年，耿精忠的父亲因归顺大清，而被授予了封地。

    为进一步嘉奖三人在华南的功绩，三人均受封为藩王。他们各自为

    政，不仅从商业垄断中获取巨额利润，还建起了豪华的王府。三藩兵力

    总和，比北京的清军总数还多，相当于一种转移到华南的边境封建制。

    比如，吴三桂便仿效满洲旗兵，把自己的军队也编入牛录。每个牛录的

    指挥官直接对吴三桂宣誓效忠，并从后者手中得到俸禄和爵位。然而，这支军队的封建制程度，并未达到能自给自足的地步。最初，吴三桂每

    年向北京要九百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到康熙正式亲政时，该费用翻了一

    番。北京迫不得已，只得从宝贵的江南税收中调拨银两，充实藩王的私

    人金库。吴三桂权势滔天，不仅能任命云南和贵州的官吏，还有权定夺

    四个邻省的官员任命事宜。

    统治广东的藩王尚可喜就比较收敛。事实上，他感觉随着那些明朝

    遗民被逐渐驱散，三藩封建制已经快走到尽头。于是，尚可喜不顾儿子

    的反对，向康熙递上表章，请求辞官返乡。另外两位藩王也随之效仿，认为康熙定不敢和他们翻脸，真正接受辞呈。然而，这位皇帝竟认真地

    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一副似乎完全无法预见其反应的模样。意识到皇帝

    真的希望自己交出封地后，吴三桂立刻起兵造反。1673年12月，这位云

    南军头号召尚之信76和耿精忠两位藩王，助他反清复明。

    吴三桂曾邀满洲人入关，表面上是为了协助即将倾覆的明朝。被多

    尔衮封王后不久，他就为新主杀害了明朝流亡在外的最后一位皇帝。如

    今，他又背叛清朝，妄图恢复曾被其毁灭的王朝。尽管许多汉人依然有

    强烈的反满情绪，但忠于明朝的那些人，几乎都不愿为这个两次变节的

    叛徒所用。

    吴三桂在北上反清的途中，提出若满洲人放弃北京，退回辽东，他

    便把朝鲜赏给满洲人，并保证两国和平相处。因为吴三桂在军事上占据

    优势，所以康熙的大臣们惊慌失措。然而，皇帝坚定不移地拒绝了对方

    的提议。一连数月，大清的命运都岌岌可危。吴三桂若再进一步，王朝

    就有可能覆灭。但藩军抵达湖南后，吴三桂却抱着仍有可能谈判的希

    望，暂停进军。那次耽搁给了康熙足够的喘息时间。后者在湖北集结起

    一支军队，抵御敌军。不过，康熙很快发现，战争胜利依靠的并非满洲

    人军队，而是依然忠于大清的汉军。为了击败藩王，康熙最初启用“与

    大清开国皇帝同一血脉”的宗室亲王担任将领。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年复一年，我看着他们不断犯错和失败，不论是进军，还是在营地

    里休整，他们都犹豫不决。因此，我只得仰赖汉将——甚至曾经击退过

    满洲人的反叛汉将——去扭转战局。77

    三藩之乱爆发后三年，战争局势终于向满洲人倾斜。叛军一省接着

    一省，节节败退。到1681年，清廷已控制了中国大陆全境，吴三桂被开

    棺戮尸，传首四边。

    康熙成功平定三藩后，1683年征服台湾；1696年至1697年间亲征噶

    尔丹；1720年征服西藏。这一系列的功绩不禁让人想起唐朝和明初的帝

    国鼎盛时期。那时，中亚臣服，各部落的贡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

    位皇帝似乎真正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尚武精神。为了得到贝勒们的支持，康熙显然乐于利用这一形象。他在热河和满洲的围猎，让满蒙亲贵对自

    己的部落文化引以为傲。而且，康熙遵循的国策似乎明显偏向满洲精

    英，赋予了他们远高于汉官的地位。议政王大臣会议被保留下来，以满

    洲话主持、进行。八旗作为自治的行政单位，被谨慎地同政府其他单位

    分开，旗人的人事由族长(莫昆达)掌理。

    康熙也将文官体系里的高位留给了满族官员。如皇太极效仿明朝一

    样，清廷也设立有六部：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以及捐资授官事务。

    户部——审计赋税、监管国家福利、经营国家垄断行业、分配地方

    税收。

    礼部——负责朝廷的祭孔典礼、与中亚各部的外交关系以及科举考

    试。兵部——负责绿营军的日常监管。

    刑部——起草法规，监督地方衙门，职能相当于上诉法院。

    工部——负责道路、水利和防洪事宜。

    各部的尚书和侍郎职位，满汉官员各占一半，严格维持满汉两族在

    高层官员中的权力平衡。

    各省的官员任命，也维持着类似的平衡。只要有可能，一名汉人巡

    抚，通常都会受八名满洲人、蒙古人或汉八旗的总督监管。驻扎在任何

    一个省的八旗军，都由他们自己的首领——鞑靼将军指挥。鞑靼将军与

    总督平级，直接听命于北京的八旗营。“绿营”虽归巡抚掌管，但若出现

    需要大量调兵的情况，这些军队不是归八旗将领统帅，就是听从钦差大

    臣的调遣。后世的皇帝们都不会忘记吴三桂给康熙留下的惨痛教训。绝

    不能再让汉人督抚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扩

    张，处于战略要地的驻防八旗军不仅只听命于北京，还能果断干预汉军

    的决策。八旗驻地就像内部殖民地，其中满洲人军属的居住地与本地汉

    人是分开的。他们不能与汉人通婚，并为能承担守护王朝和本族的重担

    备感骄傲。和印度的莫卧儿人一样，满洲人也想维持上层精英不被同

    化，好以此来统治一个被征服的民族。

    然而，康熙在满足满洲人愿望的同时，也继续抑制满族亲贵的权

    力。满洲贵族不得侵占汉人土地，皇室成员也不得出任高官。这些限制

    政策表明，康熙极想得到汉人士绅的支持。为拉拢那些拒绝入仕、以示

    忠于明朝的文人学者，康熙于1679年宣布了一项名为“博学鸿词”的特别

    科举。那些依然对明朝忠贞不渝的学者虽然还是拒绝上京，但也对皇帝

    表现出的尊敬之意赞赏不已，纷纷鼓励那些对前朝执念较浅的亲友报名

    参加考试。脱颖而出的报考者被收入翰林院或聚集了全国学者精英的南书房。

    在康熙的庇护下，学者张英重修了正统理学；历史学家们修撰了《明

    史》；古典学者们收集大量典故，编成《佩文韵府》；而词典编纂者们

    则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汉字辞典——《康熙字典》。78和最伟大的

    儒家皇帝一样，康熙也发布了一套圣谕，严厉训诫官员们要举止得体。

    1712年，他宣告地租税额冻结、永不加赋，大受民众欢迎。79

    康熙对汉人的忠诚越来越有信心。平定三藩之乱后，为了安全，他

    早期出巡都更愿意待在满八旗驻地里。但1699年后的四次南巡，他对自

    己的声望已有足够的信心，不仅开始出席公共宴会，还下榻在汉官府

    内。康熙把自己塑造成开明君主的同时，也效仿明初的皇帝，有意识地

    促进帝国专制的长期发展。跟洪武大帝(1368年—1398年在位)一样，康熙也将自己置于决策中心。他认为皇权应该与整个官僚体系直接沟

    通，所以黎明前就起床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章。结果，六部有时就是

    负责传达皇命的中转站而已。各省巡抚的权力，也被数名直接向北京汇

    报情况的总兵、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牵制。旗营将军、绿营统领、巡

    按道台、藩司衙门和监察御史都有直接联系中央的渠道，有些甚至还可

    直接向皇帝上奏。

    还有个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完全独立于常规官僚机构，旨在汇报

    所有官员情况的秘密组织，即鳌拜用以替换顺治那些宦官，组建起来的

    内务府。康熙巧妙地把内务府变成了满足自己需求的私人机构，让旗人

    与包衣在里面任职。包衣来自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辽东征战时俘获的那

    些汉人战俘。最聪明和最有进取心的包衣们不是被提拔为帝国侍卫，就

    是进了内务府当差。他们成了皇帝最理想的仆从。和宦官一样，他们的

    地位完全是主子的恩赐，所以都极为忠诚。不过，因为包衣并未净身，所以尊严并未受辱。而且，包衣与满洲人旗兵的密切关系，还能防止他

    们得罪贝勒。要寻找值得信赖的官员，康熙自然转向了这些亲近之人。

    因此，他们很快便成了康熙的心腹耳目。康熙发展起这套秘折体制，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完全信任普通官员，另一部分原因是所有奏章都通过半

    公开的官方渠道，直接送至他手中。被安插在各省的包衣，必须把他看

    到的诸如官员能力、民情反应和军务等事务，如实汇报上去。包衣也是

    皇帝私库最忠诚的管理者。因此，国家垄断行业所得都会按照惯例，由

    内务府监管。西方人认为负责广州海关的海关监督定是代表户部，其

    实，他却隶属内务府。他的职责就是在定额完成前，先帮皇帝分得足够

    的关税。多亏这些私仆，皇帝的个人财产有时才能大大超过北京的国

    库。◎皇位继承危机

    康熙的累累功绩，却因他六十年统治将尽时爆发的皇位继承危机，染上微瑕。中国的皇位继承并未强制规定非长子不可。皇帝可以从所有

    皇子中挑选继承人，理由有时甚至十分古怪，比如出于对某位嫔妃的偏

    爱。朝臣往往会围绕可能成为继承人的皇子，形成不同的派系，强烈支

    持这位嫔妃对抗另一位圣眷正隆的嫔妃80。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发生的争

    斗，皇帝都被建议早立储君。这样，继承人也能尽早接受儒家学者的教

    导，为继承皇位做准备。如果他的父皇不幸早逝，他也能主持祭祖仪

    典。然而，早早选出的继承人却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因为大有前途的年

    轻皇子，也很容易长成一个平庸的人。

    康熙的选择便是如此。1675年，他的第二个儿子——两岁的胤礽81

    被立为太子。在皇帝的呵护和儒家学者们的栽培下长大，胤礽还是变成

    了一个傲慢、暴戾的皇子，喜好阴谋、嫉妒且密谋夺取父亲的权位。这

    位刚健的皇帝最无法容忍的是：胤礽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不仅

    与宫人厮混，还从苏州的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娈童。1708年，康熙得知太

    子鞭挞文官后，终于废黜他的太子之位。然而，伤心欲绝的皇帝就是不

    明白，他最喜爱的儿子为何会让他如此失望。对此迷惑不解的康熙，最

    后竟说服自己，认为这是胤礽遭到邪魔厌镇之故。于是，第二年，他以

    施咒之罪处决了几名佛教喇嘛后，复立胤礽为太子。

    然而，什么也没有改变。胤礽依旧暴戾。1711年，康熙发现自己的

    数名统兵将领和胤礽密谋。于是，来年冬天，他断定“他狂疾复发，让

    我再难忍受。他不仅窥探他人，还谩骂、诅咒自己的扈从和姬妾，毫无

    悔改之意”。82康熙再次废黜了胤礽的太子之位，将其交予侍卫看守，并

    警告诸臣工，今后若谁敢再次奏请复立胤礽，即刻处死。83这一不幸事件的结果就是：直到1713年，皇位都还没有正式的继承

    人。群臣反复上疏，奏请康熙册立新的储君，但皇帝依然对胤礽之事愤

    懑交加，因此尽数驳回了所有奏章。然而，各种派系依然围绕康熙那些

    可能成为储君的儿子形成。到1721年，大多数朝臣都相信康熙最喜爱的

    十四子——平定西藏的胤禵将脱颖而出。

    然而，胤禵军功显赫之时，他的另一个竞争对手——皇四子胤禛也

    在计划夺权。为宫婢所生，常受兄弟羞辱的胤禛通过在军中培养势力，悄无声息地为父亲的死亡做着准备。他最重要的两个支持者是京城步军

    统领隆科多和表面上为胤禵首席谋士的汉军旗将领——年羹尧。

    1722年，胤禵在年羹尧的监视下返回前线。那年冬天，康熙突然在

    北京西郊的畅春园病倒。身为皇子之一，胤禛当时应该在北京天坛主持

    冬至祭天之礼。然而，12月20日，他却赶到畅春园，进入皇帝的病房。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声称康熙已立他为储君。没人能对此提出异

    议，因为此时皇帝已经薨逝，甚至有可能就是被胤禛所弑。胤禛在带刀

    侍卫的护送下，带着父亲的梓宫返回紫禁城，同时命隆科多维持紫禁城

    的秩序。接着，他封自己为雍正皇帝(1723年—1735年在位)，圈禁或

    处决其他皇子，肃清朝堂和内阁中胤禵的支持者，由此结束了这场夺嫡

    政变。◎雍正的统治

    雍正的冷酷夺权之举让后世认为，他是清朝统治者中最残忍、最偏

    狭的一位帝王。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进一步抹黑了自己的形象：雍正全

    面审查有关他继位的历史档案，命张廷玉删削康熙年间他与兄弟们夺嫡

    的记录。他怀疑父亲发起的《古今图书集成》编修工作隐含部分反满内

    容，于是召回所有刊本，删去了当中影射“夷狄”的字句。此外，他鼓励

    朝堂上的排外之辩，严禁基督徒传教。即便佛教神学研究者的著作，要

    是雍正认为其中有误导言论，也难以幸免。他最著名的《御制朋党论》

    是所有中国皇帝中，对官员结党营私抨击最猛烈的一篇文章。

    读了《御制朋党论》的儒臣们都同意他对“结党营私之人”的抨击，但他们期望的变革却未能如愿。也就是说，儒臣们之所以批评官僚体系

    中的派系结党，是因为它与儒家思想设想的直臣事君之道及君臣关系相

    悖。他们以弃绝结党营私为代价，期望皇帝能尊重他们的气节和忠诚。

    然而，这与雍正设想的无条件的绝对忠诚相去甚远。相对于这种兼顾双

    方、隐含平等之意的儒家思想，他更喜欢对皇帝意愿的全然顺从。

    因此，雍正把个人忠诚置于一切官僚体系之上，重赏效忠于他的那

    些人。他的习惯做法是：挑选聪明而野心勃勃的官员，通过向其询问其

    他官员的情况来考核他们。如果他们通过考验，雍正就会迅速提拔他

    们，让他们负责中国特别敏感的行政区域。例如：李卫84受命为浙江总

    督，被派去监督对外贸易以及遏制浙江沿海的海盗问题。田文镜85被派

    到内地整顿吏治；鄂尔泰86被派往云南镇压少数民族的起事。他们到任

    后，雍正仍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即便在其不得人心之时，也坚决支持他

    们的决定。和康熙一样，雍正亦十分勤勉，并延续了父亲万事亲力亲为

    的做法。数卷《雍正朱批谕旨》证明，即便最微不足道的事，他也极为

    关心。任何事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对某个小囚的审讯、某地的税务纠纷、粮价涨跌或某县佐理官员贪污的传闻等。雍正一旦涉入某事，定

    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奏折的页边上满是他的朱批：有威吓、有叱

    责、有劝诱、有赞扬，也有批评。

    雍正最青睐的臣子大都强硬、粗暴，极有效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

    理由畏惧受害方的非难。事实上，在雍正看来，其他官员对其门徒行事

    的谴责，往往证明了他们正将一些难以剔除的利益集团连根拔起。此

    时，大清开国已有八十余年。官员们开始懈怠，地方衙门的胥吏也开始

    滥用职权。下层士绅越来越安于包税制。雍正相信帝国需要来次大整

    顿，所以依赖这些不惧惩罚下属或弹劾上级的官员。若得罪了某人，也

    不过是为这场真正的行政改革再增添点证据而已。因为，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