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理查德·J.埃文斯 著

    哲理庐 译

    当权的第三帝国

    RICHARO J.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九州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权的第三帝国 【英】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著；哲理庐译.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2019.11

    ISBN 978-7-5108-8629-4

    Ⅰ. ①当… Ⅱ. ①理… ②哲… Ⅲ.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Ⅳ.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9345号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by Richard J. Evans

    Copyright ? 2005，Richard J. Evan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7158

    地图审图号：GS(2019)4144号

    当权的第三帝国

    作 者 【英】理查德·J. 埃文斯 著；哲理庐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 本 965毫米×635毫米 16开

    印 张 62

    插 图 41幅

    字 数 823千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629-4

    定 价 17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目录

    CONTENTS

    M译从序

    图片列表与

    地图目录

    序言

    序幕

    第一章 警察国家

    第一节 “长刀之夜”

    第二节 镇压和反抗

    第三节 “人民公敌”

    第四节 恐怖手腕

    第二章 精神动员

    第一节 启蒙人民

    第二节 为德国而写作

    第三节 视角问题

    第四节 从不协到协和

    第三章 灵魂改造

    第一节 信仰问题

    第二节 天主教徒和异教徒

    第三节 青年就是未来

    第四节 “反智斗争”

    第四章 繁荣和掠夺

    第一节 “战胜失业”

    第二节 商业、政治和战争

    第三节 经济的雅利安化

    第四节 分赃

    第五章 建立人民共同体

    第一节 血与土

    第二节 中产阶级的命运

    第三节 驯服无产阶级

    第四节 承诺与现实第六章 走向种族乌托邦

    第一节 以科学精神的名义

    第二节 纽伦堡法案

    第三节 “犹太人必须滚出欧洲”

    第四节 碎玻璃之夜

    第七章 通向战争之路

    第一节 从弱小到强大

    第二节 建立大德意志

    第三节 强取捷克斯洛伐克

    第四节 进军东方

    注释

    参考文献M译从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

    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

    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

    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

    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

    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

    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

    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

    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

    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

    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

    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M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献给马修和尼古拉斯图片列表与

    1.希特勒于五一劳动节在滕佩尔霍夫广场讲话(柏林，1935年)

    2.褐衫军领袖恩斯特·罗姆坐在书桌旁边(1933年)

    3.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柏林—万塞的警察射击场(1934年)

    4.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向治安警察方阵敬礼(1937年9

    月)

    5.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赖因哈德·海德里希

    6.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囚犯

    7.莱妮·里芬施塔尔在拍摄电影《意志的胜利》(纽伦堡纳粹党

    集会，1934年)

    8.人民收音机的广告

    9.演员埃米尔·雅宁斯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萨尔茨堡音

    乐和戏剧节，1938年)

    10.恩斯特·巴拉赫的马格德堡战争纪念雕塑(1929年)

    11.阿尔诺·布雷克尔的雕塑《就绪》(德意志艺术大展，1938

    年)

    12.阿尔伯特·施佩尔为1937年巴黎世博会设计的德国展览馆13.“堕落音乐展”中的小册子封面

    14.教宗府总管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蒙席准备带赫尔曼·戈林

    去和教宗庇护十一世会谈(1933年4月12日)

    15.呼吁父母让子女脱离教会教育的海报

    16.小学课堂上的孩子(1939年)

    17.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1935年8月3日)

    18.海报让德国所有年轻人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36年)

    19.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纽伦堡，1934年8月8日)

    20.30年代的高速公路桥

    21.纳粹总工程师弗里茨·托特在西墙防御工事处犒劳工人

    22.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的广告(1936年)

    23.一对年轻的德国夫妇开着大众甲壳虫，“力量来自快乐汽车”

    24.《傻大个》杂志的漫画，宣传德国脆弱的防御能力(1934年3

    月11日)

    25.一家人在吃义务性的周日炖菜(学校读物，1939年)

    26.赫尔曼·戈林乡村狩猎山庄卡琳宫的大厅

    27.农民家庭生活的理想：“丰收”。卡尔·亚历山大·弗吕格尔

    创作，(德意志艺术展览，1938年)。

    28.巴伐利亚彭茨贝格的煤矿工人故意按照错误的方式行纳粹礼

    29.1935年的一张海报展示，如果要把精神病人养在精神病院，每

    个健康的人要分摊的开销

    30.1933年的宣传画，意在督促德国人要更多的孩子31.犯有“种族玷污罪”的一对伴侣游街

    32.吉卜赛营地里面的种族研究(1933年)

    33.“犹太人进入后果自负!”通往巴伐利亚泰根湖附近的罗塔—

    埃格尔恩道路上的标语(1935年)

    34.“碎玻璃之夜”大迫害之后的清晨(柏林，1938年11月10日)

    35.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和马丁·博尔曼(柏林，1935年)

    36.萨尔兰公投之后，在密密麻麻的纳粹卐字标记下面行纳粹礼的

    儿童(1935年)

    37.莱茵兰人迎接1936年3月7日进入非军事区的德国军队

    38.希洪港的秃鹰军团成员离开西班牙返回德国(1939年6月3日)

    39.一名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欢迎(1938年3月21日)

    40.图39的另一面：维也纳犹太人被强迫清理路面上支持奥地利的

    涂鸦(1938年3月)

    41.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为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握手(1939

    年8月24日)

    书中图片版权所有信息如下：

    2、5、7、17、19、21、36、38、39：版权?科比斯图片社

    Corbis；

    3、4、9、14、35、37：版权?AKG，伦敦；

    8、15、18、23、32：版权?联邦档案馆，科布伦茨；

    13、26、34、40、41：版权?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图片档案馆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10：版权?佩达艺术出版社Kunstverlag Peda；11：阿尔诺·布雷克尔作品，由Marco-VG拍摄(阿尔诺·布雷克

    尔博物馆，波恩)；

    16：版权?韦纳图书馆The Weiner Library，伦敦；

    28：版权?巴伐利亚联邦州档案馆，慕尼黑。

    出版方已尽最大努力搜寻了所有图片的版权持有者信息，但仍力

    有未逮。若得其余图片的版权持有者联系告知，我们会尽快更正信

    息。地图目录

    1.第三帝国纳粹党统治区分布(1935年)

    2.德国集中营的分布情况(1939年)

    3.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投支持率(1933年11月12日)

    4.收音机在德国家庭的普及率(1938年7月)

    5.德国全国各地的堕落艺术展

    6.宗教信仰分布(1936年)

    7.纳粹精英培育学校的分布

    8.德国大学的衰落(1930—1939年)

    9.德国高速公路网

    10.失业率的下降(1930—1938年)

    11.第三帝国的主要进口国

    12.限制继承的德国农场

    13.德国犹太人向海外的移民(1933—1938年)

    14.德国犹太人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1938—1938年)

    15.1938年11月9—10日被摧毁的犹太教堂

    16.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口普查(1939年)

    17.中东欧的德意志民族分布(1937年)

    18.萨尔兰公投和莱茵兰的再军事化(1935—1936年)

    19.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

    20.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分布(1920—1937年)

    21.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1938—1939年)

    2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吞并行动序言

    本书讲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同党一起在德国建立的第三帝国的

    故事，始于1933年夏天纳粹党夺权成功，一直到1939年9月初德国把欧

    洲拖入二战。本书也是我的前一部作品即《第三帝国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的续作。《第三帝国的到来》讲了纳粹

    主义的起源，分析了纳粹思想的流变，重述了它在命运多舛的魏玛共

    和国逐渐得势的过程。未来适当的时候我还会完成第三本书《战时的

    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at War)，其覆盖时间是1939年9月到

    1945年5月，同时还会探讨二战结束后至今纳粹主义在欧洲以及全世界

    的遗毒。三部作品的基本写作思路我已经在《第三帝国的到来》序言

    中说明了，这里没有必要再次详述。已经读过《到来》一书的读者朋

    友可以直接跳过本书序言，前往第一章开始阅读；但是也许有的读者

    朋友需要我再次重申前一本书的中心论点，没有读过前一本书的读者

    可以阅读本书序幕，序幕简述了1933年6月底之前发生的主要事件，而

    1933年6月也是本书论述的起点。

    本书写作依然而且必须围绕着主题展开，但是就跟前一本书一

    样，我在每一章中都尽量将叙事、描写以及分析结合在一起，力图把

    快速发展和剧烈变化的局势呈现出来。第三帝国不是一个静态或单一

    的独裁体系；它是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并且从一开始就

    饱含非理性的仇恨和野心。对战争的渴望压倒一切。希特勒和纳粹分

    子们把战争视为德国重建中东欧种族秩序、恢复德国在欧洲大陆乃至

    世界霸权地位的主要手段。本书的各章将依序涉及如下主题：治安和

    镇压，文化和宣传，宗教和教育，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种族政策

    和反犹主义，外交政策。而贯穿各章的核心主题则是纳粹分子要让德

    国以及德国人民为一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但是，纳粹分子的这一要

    求本身就不理性，同时也没能得到清晰的贯彻执行。纳粹政权的内部

    矛盾以及各种非理性因素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中冒了出来；纳粹分子未经细致准备即开启战端，埋下了第三帝国最终毁灭的种子。这一切是

    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构成了本书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也是

    贯穿全书并把各个部分串联起来的一条线索。其他主要问题还包括：

    第三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德国人民的支持；第三帝国的运作模

    式；在第三帝国的整体架构下，希特勒(而非一些体系性因素)在多

    大程度上推进了政策前进；在一个宣称获得了全体公民支持的独裁政

    权下，人们在面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时表示反对、抵制、异议和

    不服从的可能性；第三帝国和现代性关系的本质；在各个不同领域，第三帝国采取的政策和20世纪30年代欧洲其他地方采取政策之间的相

    似和不同之处。相关问题还有很多。叙述的主线按照章节安排展开，内容逐渐推进，直至战争降临。

    不过，尽管把第三帝国的各个方面独立出来构成不同主题有助于

    清晰连贯地呈现它们，但这样做难免有所失，实际上这些方面往往以

    各种不同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外交政策对种族政策有影响，种族政策

    对教育政策有影响，宣传和镇压往往同时进行，类似例子还有很多。

    这样一来，单一章节肯定无法对相关的主题面面俱到，所以不能将这

    些章节看成是针对相关主题的全面论述。例如，在经济领域清洗犹太

    人这一事件放在了经济这一章，没有放在和种族政策相关的部分；希

    特勒对战争目标的阐述——所谓的1937年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

    memorandum)——放在了重整军备一节，而不是外交政策那一章；德

    国占领奥地利对第三帝国反犹主义的影响放在了最后一章，而不是

    1938年的反犹主义那一节。我希望读者朋友明白我这样安排本书结构

    的原因，但背后的逻辑只会在从头到尾依序读完全书后才能明了。如

    果有读者只是想将本书当成参考书，我建议他她翻到索引部分，我把

    本书主题、人物和事件的相关页码都在索引中列了出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受益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威纳

    图书馆和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大量无与伦比的优秀资料。汉堡档案馆

    和汉堡当代史研究中心非常友好，允许我参考路易丝·索尔米茨

    (Luise Solmitz)未发表的日记。伯恩哈德·富尔达(Bernhard

    Fulda)非常慷慨，为我提供了德国报纸关键期数的复印版。我的代理

    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及其员工——特别是克里斯托弗·奥

    拉姆(Christopher Oram)和迈克尔·沙维特(Michal Shavit)——

    在很多方面为写作计划付出了时间。斯蒂芬妮·尚(Stephanie

    Chan)、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伯恩哈德·富

    尔达，克里斯蒂安·格舍尔(Christian Goeschel)、维多利亚·哈

    里斯(Victoria Harris)、罗宾·霍洛韦(Robin Holloway)、马克斯·霍斯特(Max Horster)、瓦勒斯卡·休伯(Valeska Huber)、伊恩·克肖爵士(Sir Ian Kershaw)、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乔纳森·彼得罗普洛斯(Jonathan Petropoulos)、戴维

    ·雷诺兹(David Reynolds)、克里斯廷·塞门斯(Kristin

    Semmens)、亚当·图兹(Adam Tooze)、尼古劳斯·瓦克斯曼

    (Nikolaus Wachsmann)和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读了一些

    早期手稿，为我纠正了很多错误，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建议，我对他

    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克里斯蒂安·格舍尔非常热心地检查了笔记和参

    考文献部分的校样。西蒙·温德尔和斯科特·莫耶斯在编辑工作方面

    堪称模范，他们的建议和热情对成书十分关键。来自诺伯特· 弗赖

    (Norbert Frei)、加文· 斯坦普(Gavin Stamp)、里卡达·托马

    宁(Riccarda Tomani)、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和其他很多

    人的建议或者当面交流都使我受用无穷。戴维·沃森(David

    Watson)是审稿编辑中的典范，艾利森·亨尼西(AlisonHennessy)

    在 搜 集 图 片 方 面 费 心 颇 多 ， 安 德 拉 斯 · 拜 赖 兹 瑙 伊

    (AndrásBereznáy)在地图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克里斯蒂娜· 哥尔

    顿(Christine L. Corton)读了整部手稿，除了给出专业建议之外，她在这几年还为我提供了大量现实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整个计划肯定

    不可行。和上一本书一样，我把本书献给我们的孩子马修(Matthew)

    和尼古拉斯(Nicholas)。本书的主题严肃沉重，是他们为我带来了

    安慰。在此，我对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

    理查德·J. 埃文斯

    剑桥大学，2005年5月序幕

    Ⅰ

    1933年上半年，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宣告灭亡，德国的首次民

    主实践以失败告终，而纳粹集团就在这一片废墟之中登上了权力舞

    台。到了7月份，纳粹政权所有的基本特征都已经成形。这些特征一直

    伴随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直至它在十二年后的1945年最终灭亡。纳粹

    集团消灭了所有层面的公开反对势力，最终建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

    除了军队和教会之外，纳粹政权整合了德国所有主流社会机构。许多

    学者都试图解释为什么纳粹党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德国政治

    和社会的全面统治。一种传统解释认为，长久以来，德意志民族特征

    之中就有一个弱点：敌视民主，崇尚铁腕领袖，易受军国主义者和阴

    谋家煽动。然而，如果考察19世纪的德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有

    关德意志民族特征的说法缺乏根据。在19世纪，德国的自由主义和民

    主主义运动热潮并不比其他国家弱多少。也许，和纳粹集团能够快速

    建立全面统治更加相关的一个原因是德国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时间相

    对较迟。希特勒想要效仿的伟大千年帝国——查理曼大帝在约一千年

    前创建的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灭亡之后，德意志一直处于四分五裂

    的状态。俾斯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血宰相在1864—1871年间多

    次对外用兵，最后建立了第二帝国，即由德皇统治的德意志帝国。从

    很多角度看，德意志帝国都是一个现代国家。首先，它有一个帝国议

    会。和英国议会不同，德国议会经全体国民选举产生，选举能够吸引

    全国超过80% 的选民参加。其次，议会政党组织有序，是整个政治体

    系内广受认可的一部分。到了1914年，政党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国社会

    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 Party)，党员人数超过100万。社民党坚

    持民主、平等、妇女解放，主张停止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一切种族歧

    视和种族偏见。此外，当时的德国经济活力十足。在世纪之交，它的

    经济水平已经后来居上，反超英国。在最先进的工业领域——比如电力和化学——德国甚至可以和美国媲美。还有，中产阶级的价值、文

    化和风尚在世纪之交的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现代艺术和文化开始生根

    发芽，其中包括表现主义者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和恩斯

    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的绘画、弗兰克·

    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戏剧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

    的小说。

    当然，俾斯麦帝国也有不那么光彩的一面。在一些领域，贵族特

    权仍然得以保留；帝国议会权力有限；和在美国一样，德国大工业家

    极度仇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迫害天主教徒，之后又在80年代镇压羽翼未丰的社会民主党。这些镇压行动使德国人

    习惯了一种观念：政府能够将一类人群整个儿拎出来打成“国家公

    敌”，严厉限制其公民自由。面对迫害，天主教徒做出的回应是向社

    会和政治体制靠拢，而社民党则严守法律底线，拒绝暴力抵抗和革

    命。1933年面对纳粹政权的迫害时，天主教和社民党又各自采取了类

    似的措施，但这一次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此外，在19世纪90年代，小型极端主义政党和极端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它们认为俾斯麦的统一

    大业尚未完成，因为很多德意志人仍然生活在帝国境外(主要指奥地

    利，但也包括东欧的部分地区)。一些政治家开始认为德国像英国一

    样，需要大量海外殖民地。当时，大公司在德国经济中的权力很大，中下阶层在此经济环境下饱受挫败，一些人想煽动这种情绪。这其中

    不仅有小店主害怕百货公司，职场中女秘书数量的不断增加引起男性

    职员的憎恶，还有资产阶级在面对表现主义和抽象艺术时的困惑迷失

    感。在德国大步迈向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出

    现了难以驱散的不安定感。人们需要出气筒，而某些人则迅速找到了

    泄愤的对象，那就是只占德国人口1%的犹太少数族群。19世纪犹太人

    在法律上获得了解放，之后他们一直活跃于德国社会和文化之中，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反犹分子看来，犹太人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他

    们主张应该限制犹太人的公民自由和经济活动。没过多久，选票开始

    从中央党(Centre Party)和德国保守党(German Conservative

    Party)等政党手中流向持反犹立场的边缘政党。这些政党承诺要减弱

    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所谓颠覆性影响，并将此写进了党

    纲。同时，在一个与此非常不同的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优生论

    者开始主张德意志人要自强，为此，德国应该放弃基督教尊重生命的

    传统，让弱者、残疾人、罪犯和精神病人绝育，甚至杀掉他们。

    1914年之前，这些仍然都只是小众思想；也没有人把它们融合在

    一起，组成什么有影响力的思潮。那时候尽管反犹主义在德国泛滥，但是直接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鲜有发生。改变这一局面的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1914年8月，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德国人兴高采烈地聚集

    到德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广场上，庆祝战争爆发。德皇宣布，从这一刻

    起，他眼中再无党派，只有德意志人。就像能够在人群中激起一种神

    秘怀旧情绪(怀念一个强大而坚定的领袖)的俾斯麦肖像一样，1914

    年精神成为象征民族团结的神秘符号。1916年战争陷入僵局，德军的

    指挥权落入曾经取得东线大捷的两个将军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的手上。

    尽管两人竭尽所能，严密组织，然而德国终究敌不过强大的美国。

    1917年，美国参战。1918年11月，德国战败。

    一战战败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战后签订的和平协议被几乎

    所有德国人一致痛恨(虽然假使德国获胜，它也不会对失败者心存慈

    悲)。和平协议要求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赔偿德军在占领比利时

    和法国北部时造成的损害。同时，德国不能再拥有海军和空军，陆军

    规模将被限制在10万人以下，且禁止使用坦克等现代武器。

    此外，法国和波兰还从德国割走了一些领土。一战使国际经济遭

    受毁灭性打击，之后30年也未能完全恢复。战争不仅造成了巨大亏

    损，还因为战后奥匈帝国的垮台使东欧产生了大量独立国家，它们在

    经济上奉行利己主义，阻碍了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德国，它已经因

    为大量印钞而为一战付出了沉重代价，它本以为能够靠占领比利时和

    法国的工业区来以战养战。如果不加税，德国根本没办法支付战争赔

    款。但是没有一个政府敢加税，因为反对派立马会指责政府收德国人

    的税去赔偿法国人。于是，通货膨胀爆发了。1913年1美元可兑换4马

    克；1919年末可兑换47马克；1922年7月是493马克；到12月已经飙到

    7,000马克。战争赔款要以黄金或实物形式支付，但是在这么高的通胀

    之下德国人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支付赔款。

    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区，开始收缴德国的工业设施

    和工业产品，德国政府宣布采取不合作态度。马克的汇率进一步大幅

    下跌。1923年7月1美元能兑换35.3万马克，8月是450万，到了10月是

    252.6，12月是4万亿。德国的经济已行将崩溃。

    最后，通胀还是被抑制住了。政府引入了新货币，结束了针对比

    法占领军进行的消极抵抗。外国军队尽数撤离，赔款事务重启。但

    是，通胀撕裂了中产阶级，各个利益集团互相争斗，没有政党能将他

    们团结起来。通胀之后稳健而理性的紧缩政策意味着工业工人和政府文职人员的大规模失业。从1924年开始，数百万人丢掉了工作。商界

    鉴于当前政府无力带领经济走出通胀，开始寻找其他可能性。对一般

    中产阶级来说，通胀意味着道德和文化迷失。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化

    的夸张表达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迷失感：柏林的爵士乐和歌舞表演、抽象艺术和无调音乐、实验文学(比如达达主义者的具象诗歌)，不

    一而足。这种迷失感在政治中也有所体现。战败致使德意志帝国垮

    台，德皇流亡国外。1918年11月的革命之后，短命的魏玛民主共和国

    成立了。魏玛共和国有一部现代宪法，赋予妇女选举权并采取比例代

    表制。不过这些都不是致使其短命的主要原因。魏玛宪法真正的问题

    是经独立选举产生的总统，他能够援引宪法第48条宣布紧急状态，因

    此可以获得巨大权力并直接发号施令。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社民党

    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任内就曾多次利用这一条

    款。1925年埃伯特逝世，兴登堡元帅经选举成为新总统。兴登堡是保

    皇派，对宪法并不怎么忠诚。最后正是在兴登堡手里，第48条对魏玛

    共和国构成了致命打击。

    一战的最后一份遗产是暴力崇拜。这种崇拜不只出现在以激进右

    翼组织“钢盔”(Steel Helmets)为代表的士兵群体中，还特别体现

    在年轻一代身上。他们因为年龄不够不能上战场，但却喜欢在家里模

    仿长辈的英雄作风。一战使德国的政治格局出现分化，左翼是共产主

    义革命者，右翼是各种激进组织。在这些激进组织中，最臭名昭著的

    是自由军团。1918—1919年间的冬天，柏林和慕尼黑爆发了共产党人

    和极左组织的革命起义，起义被政府利用自由军团镇压。1920年早

    春，自由军团自己也在柏林发动了一次暴力政变，这次政变随即激起

    了鲁尔区左翼组织的武装起义。1923年，左翼和右翼的武装起义仍然

    时有发生。1924—1929年的形势相对稳定，但仍有至少170名各种政治

    准军事组织的成员死于街头暴力；到了30年代初期，死伤者数量大幅

    上升。仅仅在1930年3月到1931年3月这一年时间里，大约有300人在街

    头和会议室的争斗中被杀死。

    政治宽容最终为极端暴力主义取代。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开始消

    减，中产阶级把票投给了右翼阵营，自由派的中间势力政党以及温和

    左翼政党在20年代中期损失了大量选票。那些积极支持魏玛共和国的

    政党在1920年之后再未在议会占据多数。最后，共和国的合法性被其

    司法偏见进一步削弱。支持右翼势力暗杀和造反行动得到宽恕，他们

    宣称自己是出于爱国动机；虽然军队保持中立，但也对魏玛共和国非

    常不满，因为政府没有成功说服国际社会放宽《凡尔赛和约》中对德

    军装备和规模的限制。虽然军事失败后仓促施行的德国民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20年代德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致使其不太可

    能站稳脚跟。

    Ⅱ

    1919年的德国(特别是在慕尼黑)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右翼极端反

    犹团体。到了1923年，其中一支脱颖而出：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

    义德国工人党。鉴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后来获得了巨大权力和影响力，后人对此着墨甚多，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希特勒的党在20世纪20年

    代结束之前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换句话说，希特勒不是什么政治天

    才，能够只手为自己和党赢得大众支持。1889年，希特勒出生于奥地

    利，起初他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以艺术为志业，但最终失败。希

    特勒有一项天赋，那就是用言辞煽动群众。他的政党创建于1919年，和其他极右翼边缘政党相比，纳粹党精力充沛、冷酷无情、崇尚暴

    力。1923年，纳粹党认为可以效仿墨索里尼在前一年成功进军罗马的

    行为，在慕尼黑发动一场政变，并以此为跳板进军柏林。但是纳粹党

    在巴伐利亚被军队和保守主义势力打散。枪声一响，人们就作鸟兽

    散，政变随即宣告失败。之后希特勒被捕，被投入兰茨贝格监狱

    (Landsberg prison)。在那里他口述了自传形式的政治小册子《我

    的奋斗》(Mein Kampf)，给希特勒打下手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负责记录。当然，那并不是一幅蓝图，而是希特勒基本思想的

    概要。如果有人有兴趣一读，就会发现书里主要讲的是反犹主义。

    希特勒出狱之时，他创造的纳粹意识形态已经成形。这一意识形

    态包含了许多毫不相干的东西：反犹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优生学、所谓的种族卫生学、地缘政治扩张主义、对民主和文化现代主义的敌

    视。当时这些思想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只是没人将其融合起来。

    希特勒身边有一批直系下属，其中包括天才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

    (Paul Joseph Goebbels)，以及天生的行动派赫尔曼·戈林

    (Hermann G.ring)等。他们塑造了希特勒的领袖形象，并使他加深

    了自己的使命感。然而即便有他们，再加上街头褐衫军即冲锋队

    (Sturmabteilung)的暴力行动，希特勒在20年代行将结束之时在政

    治上也仍未取得任何突破。1928年5月纳粹党只赢得了2.6%的选票，社

    民党领导的中间和偏左政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入

    主柏林。不过到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价下跌，德国经济形势随之

    急转直下。而且，美国银行从1924年就已经开始撤去扶助德国经济复

    苏的贷款。于是，德国银行只能向德国公司索债，而德国公司别无选择，要么裁人，要么破产。许多公司处境艰难。不到两年时间，超过

    13的工人失业，数百万人工资下降或者只能打短工。德国失业救济保

    险体系彻底崩溃，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同时，德国农业由于国际需

    求下降也开始土崩瓦解。

    大萧条在政治上引发了毁灭性的后果。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四分五

    裂；对于如何应对危机，各党意见很难统一，致使议会不能形成多

    数，无法产生决议。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了一个以公开的保皇派天主

    教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核心、吸收了众

    多专家的内阁。新内阁强制实施通货紧缩，却让德国经济形势变得更

    加糟糕。促成这个决定的正是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命令权，它使决

    定绕开了国会。这时，国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上移到了总统兴登堡的

    圈子中，因为他有命令权，另一方面下移到了街头，街头暴力飞速增

    长，暴力的背后是希特勒的褐衫军在煽风点火。对加入褐衫军的数千

    名年轻人来说，暴力很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几乎如同染上毒

    瘾一般，像在1914—1918年战场上杀红了眼的父辈一样向共产党人和

    社民党人倾泻着怒火。

    许多褐衫军成员在30年代初都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并不是失业

    让人们支持纳粹分子。其实有更多的失业者投入了德国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的怀抱。共产党的选票一直稳定增

    长，达到了17%。1932年11月，共产党在国会的席位扩大至100席。共

    产党发动猛烈的革命动员，承诺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苏维埃德国。

    这样的承诺吓坏了德国中产阶级，他们太清楚1918年后俄国中产阶级

    的惨状了。眼见政府无力解决当前危机，同时又对共产主义崛起惊恐

    不已，他们不再支持那时候还在争吵不休的传统右派，开始向纳粹集

    团靠拢。其他一些团体随后跟进，其中包括许多新教小农和体力劳动

    者，他们出自社民党文化传统薄弱的地区。

    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都已完全溃散，只有社民党和中央党成

    功地控制了损失。到了1932年，他们已经是仅存的温和中间派。在国

    会他们相当无助，左翼是100位身穿整齐制服的共产党人，右翼是196

    位纳粹褐衫军代表。政治的两极对立已经达到极致。

    1930年9月和1932年7月的选举显示，纳粹党是一个能将各种反对

    力量揽入怀中的政党，它既受到中产阶级的强有力支持，也受到工人

    阶级的欢迎。后者尽管较弱，但仍不容忽视。这样，纳粹党在自己的

    传统选民即中下层新教农业团体之外也获得了支持。其他政党对自己的选票流失感到惊讶，并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纳粹党的成

    功与任何具体政策无关，而是基于它为德国未来规划的远景：人见人

    恨、只会制造悲剧的魏玛共和国必须消失；德国人民将再次团结为一

    个民族共同体，不分政党和阶级，就像1914年那样；德国必须在国际

    舞台上重振雄风，再次成为一股领导力量。这些多多少少就是纳粹党

    纲。纳粹集团也根据受众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当反犹主义没有得

    到多少回应时纳粹宣传就对之缄口不言，这种情况出现在1928年多数

    选区。当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街头激战正酣，兴登堡周围的阴谋家

    竞相给老总统吹耳边风时，第三股重要势力开始介入政治斗争：军

    方。军方对共产主义不断崛起和街头日益混乱的局面高度警惕；同

    时，它也将此看成一个机会，一个推翻魏玛民主、实行威权主义军事

    独裁的机会。军方希望军事独裁政权能够废除《凡尔赛和约》，把整

    个国家再次武装起来，夺回德国丢失的领土，甚至可能不止于此。

    这时候军方有实力，原因在于它是唯一能使极度脆弱的德国恢复

    秩序的力量。1932年，兴登堡总统在社民党的支持下成功连任，社民

    党人支持他，是因为他比希特勒稍好一点。总理布吕宁的末日将近。

    他一事无成，既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也没有使德国恢复秩序。他还得

    罪了兴登堡，不仅没有帮助兴登堡清除再次当选的障碍，甚至还提出

    要在德国东部搞土地改革，帮助已经陷入绝望的农民。要知道兴登堡

    可在那里有土地。军方也想让布吕宁走人，因为他的紧缩政策使重整

    军备计划无法实施。军方和许多保守派团体都希望和已经是德国最大

    党的纳粹党合作来推翻魏玛民主。1932年5月，布吕宁被迫辞职，总理

    位置被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取代。巴本是一个天主

    教贵族地主，是兴登堡的朋友。

    巴本的上台敲响了魏玛民主的丧钟。他动用军队赶走了普鲁士的

    社民党政府，并准备通过修宪来限制选举权和削弱国会力量。巴本还

    开始禁止报纸发表批评性言论，限制公民自由。纳粹党的选票数量在

    1932年7月的选举中再次上升，已达37.4%。巴本原本想要拉拢希特

    勒，与纳粹党合作，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因为希特勒坚持由自己而

    非巴本出任政府首脑。巴本在国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当军队对

    他失去耐心时，巴本最后也只能辞职。之后，军方换上了自己人库尔

    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却仍未能很好地维护

    秩序。他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威权国家，但他同样未能赢得纳粹党的合

    作，没能制造德国人民同意建立威权国家的假象。1932年11月的国会

    选举中，纳粹党丢掉了约200万张选票。党的财政状况明显恶化，缺乏

    资金，这使党内产生了分歧。纳粹党内排在希特勒之后的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Strasser)对希特勒拒绝和兴登堡以及

    巴本协商表示失望，这位党的组织专家随后选择辞职。纳粹党的虚弱

    给军方提供了可乘之机。

    1933年1月30日，在军方同意之下，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新政府总

    理。而在新政府中，除了两个例外，其余的全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的

    头儿是副总理巴本。

    Ⅲ

    从事实角度来说，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

    夺权的开始，而不是一场保守派反革命运动的开始。希特勒避免了他

    十年前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次他的上台符合宪法规定，还获得了军方

    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上台之后，希特勒面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使自

    己从魏玛共和国某任内阁总理变成一个一党制国家的独裁者。首先，他考虑让街头暴力加剧。他说服巴本任命赫尔曼·戈林为普鲁士内政

    部长，这样戈林便可以招纳褐衫军当辅警。褐衫军暴徒到处挑事，打

    砸工会办公室、殴打共产党人、闯入社民党会议现场打断正常会议进

    程。2月28日纳粹党的机会来了。一个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吕伯

    (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抗议失业的不

    公正，独自一人烧毁了国会大厦。之后希特勒和戈林说服了早已心痒

    难耐的内阁，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共产党。包括党的领导层在内，4,000

    名共产党人旋即被捕，遭到殴打和虐待之后被送进了新建的集中营。

    接下来几周，暴力和流血事件丝毫没有减少。3月末，普鲁士警察局报

    告称，已经有2万名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到了该年夏天，被捕的共产

    党人、社民党人和工会人士已经超过10万，甚至连官方都估计已经有

    600人死于拘禁之中。这一切都源于兴登堡的总统令。在纵火案发生后

    的第二天晚上，兴登堡下达紧急命令限制公民自由，并准许内阁采取

    一切措施保障公共安全。本来只涉及范德吕伯一个人的行动，被后来

    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描述为共产党人武装夺权的阴谋，这使很多中

    产阶级选民坚信兴登堡的命令完全正确。

    然而政府并没有在法律层面正式禁绝共产主义，因为它担心这会

    让本来属于共产党的选票在3月5日的选举中全都流向社会民主党。为

    了这次选举，纳粹宣传机器在工业界一笔资金的支持下开足了马力；

    纳粹集团还动用暴力恐吓，使敌对政党的政治会议要么被打断，要么

    干脆被取消。可是即便如此，纳粹党仍然没有获得有效多数选票，它自己只赢得了44%的选票，在保守的国家人民党(Nationalist

    Party)Ⅰ的支持下才勉强过了50%。共产党仍然占有12%，社会民主党

    有18%。这意味着希特勒和他的内阁还没有权力修改宪法，因为纳粹党

    的票数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的23多数。然而1933年3月23日，纳粹党

    还是设法达到了目标。一方面它威胁称，如果达不成目标就要打内

    战；另一方面，它向中央党代表允诺，称政府将和罗马签订协议保障

    天主教权利。当天，国会通过了《授权法》(Enabling Act)，规定

    内阁可以不经过国会和总统，直接依靠命令行使权力。此法和《国会

    纵火案法令》(Reichstag Fire Decree)一起为建立独裁制度提供了

    法律基础。只有社民党的94位代表投票表示反对该法。

    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社民党和共产党一共获得了221个席

    位，纳粹党有196席，纳粹党的同盟国家人民党有51席。

    不过，社民党和共产党完全无法阻止纳粹党夺权，两党之间存有

    深刻的矛盾。共产党在莫斯科斯大林的命令下给社民党扣上“社会法

    西斯主义”的帽子，还说社民党比纳粹党更糟糕。社民党认为共产党

    不够光明正大，缺乏对基本道德准则的信仰，不愿与他们合作。

    两党的准军事组织在街头和纳粹分子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当军方

    于1933年支持希特勒政府后，他们便不是对手了。他们的人也远没有

    纳粹冲锋队的人多，褐衫军的规模在1933年2月已经超过75万。

    社民党避免流血，坚持遵守法律。而共产党则认为，希特勒政府

    是垂死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大道就在前方，没

    有必要发动起义。后来，德国国内的失业率攀升至35% 时，再想发动

    大罢工已经不可能了。罢工的工人迅速被拼命想使自己和家人摆脱贫

    困的失业者取代。

    在取得工会主要领导人同意之后，戈培尔决定设立一个新的全国

    性节日。工会长久以来的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从此以后，5月1日成

    了全国劳动者的节日。在那一天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在德国各个

    公共广场，在纳粹卐字标志之下聆听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的广播演

    讲。但就在戈培尔做出决定之后的第二天，全国的纳粹冲锋队员展开

    行动，突击了工会和社民党的办公室和基地，洗劫财物，掳走资金，然后将其统统关闭。几周之内，大量工会和社民党领导人被捕，许多

    人在临时搭建的集中营内受尽殴打和酷刑。抓捕行动挫败了工人运动

    的精神。其他党派也轮番成为纳粹政权清洗的目标。在选举纠纷中分裂为几个小团体的一些自由主义小党游走在政治边缘，后来被强制自

    行解散。一些流言蜚语开始瞄准希特勒的同盟即国家人民党，同时伴

    随着对国家人民党官员和代表的骚扰和逮捕。希特勒主要的国家人民

    党盟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被迫从内阁辞

    职。该党在国会的领导人被发现死在办公室，死因可疑。胡根贝格提

    出抗议，却遭遇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爆发。希特勒威胁道，如果国家人

    民党再敢反抗，就让它血流成河。到了6月末，国家人民党宣布解散。

    剩下的唯一独立大党中央党的命运与之相仿。纳粹当局威胁要解雇天

    主教文职人员，并关闭其世俗机构。这时教宗正苦于共产主义的威

    胁，于是罗马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只要中央党同意自行解散，纳粹

    政权保证会兑现《授权法》通过时已经达成的协议。按照设想，这应

    该能够保证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完整性，包括其财产和组织机构。时间

    最终证明，这项协议就是废纸一张，但同时中央党却和其他党一样消

    失于无形。1933年7月中旬，德国在法律上已经成为一个一党制国家，因为纳粹政府的一纸法律查禁了除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所有政党。

    遭受厄运的不只是政党和工会。纳粹党对现存的各种机构也展开

    了攻击，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每一个州政府，德国联邦政治体系之下

    的每一个州议会，每一个镇、地区和地方委员会都遭到了无情清洗。

    《国会纵火案法令》和《授权法》被用来镇压所谓的国家公敌，当然

    其实就是纳粹仇敌。所有全国性的志愿组织和地方俱乐部都被置于纳

    粹集团的控制之下，包括工农业利益集团、体育协会、足球俱乐部、男声唱诗班和妇女组织，不一而足。简单来说，所有的组织生活都被

    纳粹化了。带有政治倾向的竞争性组织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纳粹组

    织。志愿组织的时任领导人要么被粗暴地直接驱逐，要么被警告要向

    党靠拢。许多组织驱逐了内部的左派和自由派成员，并宣誓要效忠于

    新的国家和政府机构。纳粹党将这整个过程称为“整合”，从1933年3

    月一直持续到6月。最后留下来的非纳粹组织只有军队和天主教会及其

    世俗组织。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对文官系统展开清

    洗。德国的文官系统十分庞大，其中包括学校老师、大学职员、法官

    等在别的国家不归政府控制的职业。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派、相当

    数量的天主教人士和保守派也被驱逐。当时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

    保住工作，160万人在1933年1月30日到5月1日之间加入了纳粹党，直

    至党的领导层下令禁止更多人加入，而褐衫军人数在1933年夏天已经

    增长到超过200万。

    文职人员、法官等群体中真正因为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其实很少。很多人被解雇是因为种族问题。1933年4月7日纳粹政权通过的

    《文官系统法》(Civil Service Law)允许解雇犹太裔文职官员，不

    过兴登堡在其中加入的一个条款保住了犹太裔士兵和德皇在1914年之

    前任命的犹太裔文员的工作。希特勒宣称，犹太人爱搞破坏，是必须

    被消灭的寄生虫。但实际上多数犹太人都是中产阶级，如果他们有政

    治倾向，那也都是常见的自由派或保守派。然而希特勒却相信这些人

    曾经在一战中预谋颠覆德国，并制造了魏玛革命。的确有一些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是犹太人，但多数其实不是。不过这对纳粹集团

    来 说 没 有 区 别 。 3 月 选 举 过 后 ， 纳 粹 冲 锋 队 在 选 帝 侯 大 街

    (Kurfürstendamm)施暴，追捕这条商业街上的犹太人，对他们拳打

    脚踢。犹太人集会也遇到袭击。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褐衫军冲进法院

    把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拽出来，用橡皮警棍殴打他们，让他们滚出德

    国。如果一个被抓的犹太人同时是社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那他将会受

    到更加残酷的折磨。截至6月末，超过40名犹太人被冲锋队杀害。

    国外通讯社对类似事件做了大量报道。以此为借口，希特勒、戈

    培尔和纳粹领导层实行了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一次针对犹太人店铺

    和商业的全国性抵制运动。1933年4月1日，冲锋队队员站在犹太人商

    店前，警告人们不得入内。许多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都照办了，但没有

    表现出任何热情。而犹太大公司由于对税收贡献巨大，政府暂时没有

    动它们。戈培尔意识到大众对抵制运动热情不高，几天之后便取消了

    行动。但是，暴力、殴打和抵制对德国犹太人群体造成了很大影响，截至年末已经有3.7万人选择移民。纳粹当局定义“犹太人”并非根据

    宗教信仰，而是根据种族标准。他们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对德国的科

    学、文化和艺术事业造成了十分显著的负面影响。犹太裔指挥家和音

    乐家，比如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和奥托·克伦佩雷尔

    (Otto Klemperer)，很快就被解雇或者被禁止演出。电影业和广播

    业中的犹太人和在政治上反纳粹的人很快便遭到清洗。一些和纳粹当

    局持不同立场的报纸要么被关闭，要么被置于纳粹组织的控制之下。

    记者联盟和报业协会都接受了纳粹统治。贝托尔特·布雷希特

    (Bertolt Brecht)、托马斯·曼等众多左翼和自由主义作家被禁止

    发表作品；许多人选择离开德国。此外，希特勒对包括保罗·克利

    (Paul Klee)，马克斯·贝克曼，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和瓦西

    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在内的许多现代艺术家敌意浓

    厚。1914年之前，希特勒曾经计划在维也纳艺术学院求学但最终被

    拒，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具象派建筑绘画被认为毫无新意。在魏玛时

    期，许多抽象派和表现主义风格的艺术家名利双收，但是希特勒认为

    他们的作品是毫无意义的乱涂乱画，丑陋无比。他在演讲中大骂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负责人纷纷遭到解雇，代之以积极把现代主

    义作品移出展览的人。许多在国有教育机构任职的现代艺术家和音乐

    家，比如克利和勋伯格(ArnoldS ch?nberg)，都被解职。

    在1933年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大约有2,000名活跃于艺术领域

    的人选择从德国移民。这些人几乎都享有国际声誉。另外，纳粹政权

    的反智倾向在大学表现尤甚。所有领域的犹太裔教授都被解雇。许多

    人，包括爱因斯坦、赫兹、薛定谔，马克斯·波恩(MaxBorn)和其他

    20名曾经或将要获得诺奖的人，都离开了德国。到1934年，5,000名大

    学老师中大约有1,600人被迫离职，其中13是由于他们的犹太人身

    份，其他人则是因为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16% 的物理学教授及其

    助手选择移民。在大学里面，学生和小部分纳粹教授——比如哲学家

    海德格尔——是实施迫害的主力军，他们通过暴力示威游行强迫犹太

    裔教授和左翼教授离职。1933年5月10日，德国大学生在19座大学城的

    主广场上举行集会，将大量犹太人和左翼作者的书堆起来烧掉。纳粹

    集团试图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一举清除异质文化的影响，让德国精神

    重生。异质文化以犹太人文化为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现代主

    义文化。德国人不能只是默认第三帝国的统治地位，他们必须用心和

    灵魂来支持它。约瑟夫·戈培尔建立的宣传部迅速控制了文化和艺术

    领域，它是纳粹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但是，纳粹主义在很多方

    面都是一个彻底的现代现象，它利用最新技术、最新武器和最科学的

    方法按自己的意愿重塑德国社会。在纳粹分子看来，种族是一个科学

    概念。纳粹分子把种族作为所有政策的基础，按照自己所谓的科学方

    法改造人类社会。无论是宗教信仰、伦理考量还是长期称颂的传统，都必须为这次革命让路。不过在1933年夏天，希特勒觉得必须要告诉

    自己的追随者们，是时候停止革命了，德国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本

    书就是从这里开始讲起，这时候魏玛共和国的残骸已被彻底肃清，第

    三帝国终于掌握了权力。

    注释

    Ⅰ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德文名为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通用英语译名为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Nationalist Party是作者采用的英语译法。——编注。第一章 警察国家

    第一节“长刀之夜”

    Ⅰ

    1933年7月6日，希特勒召集纳粹党主要领导人对局势进行盘点。

    希特勒告诉他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权力掌握在

    他们手上，而且只属于他们。他说，现在到了稳固政权的时候了。有

    关二次革命的讨论应该停止了。所谓二次革命指的是身着褐衫的纳粹

    准军事组织冲锋队中某些老资格成员经常挂在嘴上的“夺权”之后

    的“二次革命”：

    没有永恒不断的革命，革命也绝不能永远进行下去。革命潮流虽

    然不可阻挡，但必须置于安全的发展轨道之上……当然，只要国内的

    某些政治立场仍旧可能成为反革命势力的聚集点，那么二次革命就完

    全必要。但是我们确信，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已经被彻底扑灭。毫无疑

    问，如果反革命势力再次出现，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尝到血的教训。但

    现在要明确的一点是，二次革命只会和第一次革命形成矛盾。[1]

    在接下来几周时间之内，纳粹其他领导人相继发表了大量的类似

    声明，但没有像希特勒那样赤裸裸地进行威胁。德国司法部和内政部

    一齐施压，要求处理肆无忌惮的暴行。经济部担心，如果混乱持续下

    去，会让国际金融机构认为德国局势不稳，拒绝投资，妨碍德国的经

    济复苏。内政部抱怨文职人员被捕，司法部则抱怨律师被捕。褐衫军

    的暴力行动不断在整个德国蔓延。1933年6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科佩尼

    克喋血周事件(K?penick blood-week)。事件起于一群正在到处搞破

    坏的冲锋队员，他们在柏林郊区遇到了一位年轻社民党人的抵抗。这位社民党人射杀了三名冲锋队员。随后褐衫军全面出动，抓捕了500名

    当地人，将其中91人残忍地殴打致死，死者包括许多著名的社民党政

    治家，比如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州政府前总理约翰内斯·施特

    林(Johannes Stelling)。[2]很明显，这种赤裸裸的暴行必须制止：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通过殴打反对派来建立一个一党制国家了。不过希

    特勒的担心不止于此。随着冲锋队疯狂扩张，其领导人恩斯特·罗姆

    (Ernst R?hm)的权力也在逐渐增大。1933年5月30日，罗姆宣布，国

    家社会主义革命“还远未结束”。罗姆说，“像养蜂人或保龄球俱乐

    部这种‘整合’组织每天是否宣示自己忠于革命并不重要，给城市街

    道重新取名字也不重要。”他强调，其他人或许可以庆祝国家社会主

    义的胜利，但是作为曾经为之战斗过的政治士兵，褐衫军有责任站出

    来将革命继续下去。[3]

    1933年8月2日，出于对类似声明的担心，时任普鲁士总理赫尔曼

    ·戈林下令废除2月份的一道命令，停止招募褐衫军作为辅警加入普鲁

    士警察局。其他各州随后跟进。现存的警察系统遂得以腾出手来对付

    过火的冲锋队。普鲁士司法部设立了一个中央公诉人办公室，负责处

    理集中营内发生的谋杀案等严重犯罪案件。不过，它同时也下令终止

    对党卫队(Schutzstaffel)和冲锋队暴徒进行起诉，已经判刑的也得

    到了赦免。办公室颁布了严格的管制条例，详细规定了哪些人能够实

    施保护性拘留和拘留必须遵守的程序。1934年4月颁布的管制条例中的

    某些禁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司法实践：不得以任何个人原因

    (造谣、解雇员工、曾经担任日后入狱者的法律代表、在法庭上表示

    异议)对人进行保护性拘留。冲锋队再也不能在纳粹运动的街头斗

    殴、酒馆打架中施展拳脚，同时再不能控制许多小型临时监狱和酷刑

    中心，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权势。[4]

    由于选举中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冲锋队再也没有机会像30

    年代初那样在选举季招摇过市，去打断反对派的会议了。冲锋队内部

    开始出现幻灭情绪。1933年春，冲锋队规模大幅扩张，支持冲锋队理

    念的人与机会主义者一起如潮水般争相加入冲锋队。1933年3月，罗姆

    宣布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都可以加入。这是因为5月份纳粹党

    的领导层做出决定，暂时停止招收新党员，因为他们担心有太多机会

    主义者加入进来，使纳粹运动中充满并不会真正为运动献身的人。于

    是，很多人只能选择加入褐衫军，致使党和它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

    系被削弱。在1933年下半年，成员数量惊人的老兵组织“钢盔”加入

    了褐衫军，使冲锋队人数进一步暴涨。1934年初，褐衫军人数已经是一年前的4倍，高达300万；如果把钢盔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算上，一共

    有450万。如此庞大的规模使德国陆军相形见绌：那时候由于《凡尔赛

    和约》的限制，陆军规模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当然，尽管有《和

    约》限制，陆军的装备和战斗力仍要比褐衫军强太多。1933年初爆发

    内战的不祥之兆似乎又出现了。[5]

    许多冲锋队员之所以心怀不满，不仅是因为嫉妒陆军，或者对

    1933年6月之后日渐稳定的政局缺乏耐心。许多老资格成员讨厌1933年

    初搭上纳粹运动便车的新人，他们和前钢盔成员关系尤其紧张。这一

    矛盾愈演愈烈，1934年最初几个月斗殴和混战事件大量增加。因为一

    位冲锋队领导人被一个前钢盔组织成员杀害，波美拉尼亚

    (Pomerania)警方查禁了一些以前属于钢盔的组织(那时叫国家社会

    主义前线战士联盟)。[6]褐衫军老成员的不满不止于此。消灭反对派

    之后，许多人曾经希望能够获得丰厚回报，可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

    望，倒是和纳粹党合作的一些地方政治家和保守派得到了最好的差

    事。一个出生于1897年的褐衫军活跃分子在1934年写道：

    夺权之后，一切都大变样了。那些一向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对我

    另眼相看。以前我经常和家里人以及亲戚争吵，但现在我成了老大。

    我的冲锋支队规模不断扩大，1933年1月还只有250人，到了10月我已

    经有2200人。我因此在圣诞节时被提拔为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不过这

    些庸俗鼠辈越是称赞我，我越怀疑这些混蛋是不是在心里认为已经把

    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钢盔”们来了之后，一切都完了。我跟

    这些残余保守势力对着干，这些人总是暗地里使手段，让我在我的上

    级面前出丑，在冲锋队办公室和警方那里说我的坏话……终于，我成

    功当上了某市市长……现在该对付那些高高在上的庸俗鼠辈和旧时代

    的反动残余了，我要拧断这些混蛋的脖子。[7]

    这种感觉在很多冲锋队老兵身上更为强烈，因为他们未能像上面

    这个人那样手握权力。

    一些褐衫军年轻成员无法在政治上为暴力冲动找到发泄口，便不

    断卷入国内的各种打架斗殴事件之中，其中很多都没有明显的政治动

    机。成群结队的冲锋队员喝得烂醉，在深夜里喧哗闹事，殴打无辜路

    人，如果警察前来制止，还公然袭警。令局势变得更糟的是，1933年

    12月，罗姆剥夺了警察局和法院对冲锋队的司法权。队员们被告知，从此以后，冲锋队的纪律问题要内部处理。尽管检察机关还在继续起

    诉冲锋队员，但这却给了司法机关不作为的借口。但是不久之后，罗姆发现要给冲锋队单独建立一个新的司法系统有更多的麻烦，因为新

    系统首先必须追溯处理截至1934年5月将被起诉至法庭的党卫队和冲锋

    队。这些各类起诉多数都是从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开始的，有超过

    4000例。此外还有很多起诉遭到驳回，更多的犯罪行为则从未被起

    诉。即便如此，要处理的案子也很多。而且，由于军方有自己的军事

    法庭，如果罗姆在冲锋队内部建立了类似机构，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

    冲锋队能够与军方平起平坐。1933年7月，罗姆曾在私下里说，如果一

    个冲锋队员被杀，负责审判的冲锋队领导人将有权对最多12名“制造

    谋杀案的敌对组织”成员判处死刑。这足以显示出罗姆想要建立的冲

    锋队法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8]显然，冲锋队的能量严重过剩，纳

    粹领导层必须将其用到需要的地方去。但是，冲锋队领导层却使形势

    不断恶化，想把激进暴力行动发展成一场新的革命。一个名叫埃德蒙

    ·海内斯(EdmundHeines)的德国东部冲锋队地区领导人甚至公开鼓

    吹“德国革命的继续”。[9]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1934年头几个月

    也多次在各种集会和游行中发表演说，强调纳粹主义的革命本质。他

    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层，尤其将矛头对准军方，指责军方高级官员在

    1932年奉当时的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命令暂时查禁了褐衫

    军。罗姆还宣布要让冲锋队成为一支新型国民军的基石，绕开甚至最

    后完全取代军方，这番话引起了军方的高度警觉。1933年12月，希特

    勒想在内阁为罗姆安排一个虚职，以此来搪塞他。不过那时候内阁已

    经非常臃肿，入阁已无多少实际意义，满足不了罗姆的野心。罗姆真

    正想要的是国防部长一职，当时担任此职的是陆军代表维尔纳·冯·

    布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将军。[10]

    在被驱逐出权力核心之后，罗姆开始在冲锋队内部营造针对自己

    的领袖崇拜，并继续宣讲不断革命的必要性。[11]1934年1月，一群冲

    锋队员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激进立场。他们冲进柏林恺撒霍夫酒

    店(Hotel Kaiserhof)，打断了一些军官为已经退位的德皇举行的生

    日庆典。[12]第二天，罗姆给布隆贝格发去了一份备忘录。据布隆贝格

    所言(当然不排除他有意夸张)，罗姆在备忘录中要求冲锋队取代军

    方成为德国主要的军事力量，传统军队只应该用来训练冲锋队员。[13]

    这时对军方领导层来说，冲锋队已日益成为主要威胁。从1933年夏天

    开始，布隆贝格麾下的军队不再保持过去的政治中立态度，而是不断

    公开表达对新政权的支持。布隆贝格一伙人被希特勒的许诺吸引：希

    特勒保证说，德国将恢复义务兵役制，军事实力会大幅提升。希特勒

    还承诺，德国将采取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力图收复失地，并发动战争

    占领东欧。这一承诺令布隆贝格等人十分动心，为作表示，他经常夸张地表达自己对第三帝国的忠诚，还在军中实施了“雅利安人条

    款”(Aryan Paragraph)，禁止犹太人为陆军效力。此外，军方还将

    纳粹卐字标志加到军事勋章之中。尽管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其实在

    兴登堡总统坚持下，犹太人老兵并没有被清洗，而且也仅仅只有七十

    来个士兵被辞退——但这仍然象征着军方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妥协，表

    明军方正在适应德国新的政治秩序。[14]

    实际上陆军离纳粹化还很遥远。军方幸运地保持了相对独立，其

    原因在于时任德国总统、名义上还担任德军总司令的保罗·冯·兴登

    堡的支持。在反纳粹的保守派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Kurt von

    Hammerstein)退休之后，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和布隆贝格选择的、符合纳粹集团利益的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her von Reichenau)

    担任军队首脑。兴登堡力排众议，任命了维尔纳·冯·弗里奇

    (Werner von Fritsch)将军。弗里奇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参谋军官，保守主义思想浓厚，严格遵守清教徒式的生活观念，热爱骑术。他未

    婚，是个工作狂，爱从军事角度看待一切问题。所以，弗里奇有着普

    鲁士军官常见的对纳粹粗俗行为的蔑视。他的保守主义立场得到了部

    队处主任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将军的支持。贝克1933年末

    走马上任，为人谨慎内向，喜欢独处，是一个热爱骑术的鳏夫。像弗

    里奇和贝克这样的人在陆军领导层中占据高位，这决定了军方不可能

    向冲锋队妥协。1934年2月28日布隆贝格和希特勒、冲锋队与党卫队领

    导人会面。会上罗姆被迫签署了协定，承诺他不会试图用褐衫军取代

    军队。希特勒强调，德国未来的主要军事力量仍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职

    业军队，褐衫军只能起辅助作用。当军方将领离开之后，罗姆说自己

    绝不会服从这些“可笑的无名小卒”，还放话要让希特勒去“休

    假”。这些反叛言论不是没被察觉。事实上，希特勒察觉到了罗姆的

    态度，早已派警察对其进行监视。[15]

    为和冲锋队竞争，布隆贝格和军方领导层从多个方面讨取希特勒

    的欢心。军方曾经把冲锋队当作潜在的兵源，但是他们也担心冲锋队

    对陆军进行政治渗透，而且他们非常瞧不起冲锋队，因为冲锋队领导

    层中有一些人曾在陆军效力，但因为不光彩的行为被赶了出去。因

    此，陆军更倾向于恢复征兵。1933年12月，贝克将征兵列入自己的一

    个计划之中。当年2月，希特勒和军方领袖就已进行了一次谈判，许诺

    支持陆军征兵。他还曾告诉英国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称允许“第二支军队”存在是个错误。他将牢牢掌控冲锋

    队，并将其非军事化以打消国外疑虑。[16]尽管如此，褐衫军领导人仍然预言一个“冲锋队国家”和“长刀之夜”即将来临。马克斯·海德

    布雷克(Max Heydebreck)是鲁梅尔斯堡(Rummelsburg)冲锋队领导

    人，据人报告他曾经说：“有些陆军军官就是蠢猪，里面好多老家伙

    应该给年轻人腾位置。等他们的兴登堡爸爸死了之后，我们就起来收

    拾他们。10万士兵和我们冲锋队比起来算得了什么？”[17]同时，冲锋

    队开始拦截陆军补给，没收军方武器。但总的来说，类似事件仅仅在

    某些地方零星地发生过，没有统一组织。罗姆从未有过任何完整的计

    划。他并非如希特勒指责的那样想要直接发动一场政变。而且，1933

    年6月初，罗姆宣布自己将听从医生的建议前去慕尼黑附近的巴特维塞

    (Bad Wiessee)疗养。而这意味着褐衫军整个7月都会放假。[18]

    Ⅱ

    局势持续动荡，激进言辞横飞，军方领导人深感不安。不只如

    此，内阁中的部分保守派成员也忧心忡忡。在《授权法》通过之前，内阁定期举行会议，通过要送到总统那里的法令草案。然而从3月末开

    始，德国总理希特勒和某些部长选择绕开内阁办事。希特勒不喜欢内

    阁讨论，因为讨论一般十分冗长，有时还带有浓重的批判色彩。他更

    喜欢在部长全体会议之前尽可能完整地把法令制定出来。这样一来，内阁开始慢慢变成橡皮图章，只负责同意已经提前做好的决定。直到

    1933年的夏季休会期，内阁还坚持每个月开会4到5次，9月和10月也仍

    在相对频繁地开会。不过1933年11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内阁在11月只开了1次会，12月3次，1934年1月1次，2月和3月各2次。

    4月内阁没有开会，5月开了1次，6月完全没有开会。其实那时候内阁

    (即使是在人数上)已经不被保守派主导，因为纳粹宣传部长官约瑟

    夫·戈培尔在1933年3月以德国宣传部长的身份加入内阁，随后鲁道夫

    ·赫斯与恩斯特·罗姆在12月1日也加入进来，1934年5月1日又来了一

    个纳粹党人：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国家人

    民党员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于1933年6月29日辞职，他的农业部长位

    置被纳粹党人里夏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取

    代。兴登堡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的内阁中只有三个纳粹党人，希特勒

    自己、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以及不管部长赫尔曼

    ·戈林。可是到了1934年5月，内阁中的17个部长已经有9个是纳粹党

    老党员。纳粹分子在内阁中占了多数。现在，连政治嗅觉一向迟钝，善于自我欺骗的德国副总理、保守主义者弗朗茨·冯·巴本也已经明白保守主义者们入阁时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不是他们在操控纳粹分

    子，而是纳粹分子在操控、恐吓和欺压他们。[19]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巴本并没有放弃他在1932年担任德国总28理

    时公开表达的愿望，他希望依靠获得大众支持的纳粹党实施一次保守

    主义复辟。巴本演讲的撰稿人埃德加·容(Edgar Jung)到了1933年

    夏天仍旧认为，未来的“德国革命”可以使“大众去政治化，阻止他

    们治理国家”。在巴本看来，冲锋队猖狂的民粹主义是实现他所期望

    的反民主和精英政权的严重阻碍。在巴本副总理周围聚集起一群持相

    同观点的青年保守主义者。同时，巴本开始收到大量针对纳粹分子暴

    力行为的投诉，这使巴本和他的幕僚们对他们一直在支持的“民族革

    命”渐渐心怀不满，他和他的团队成了各种反对声音的汇集地。 [20]1934年5月，戈培尔在日记里称有谣言讲兴登堡死后巴本有意角逐

    总统一职。其他保守主义者也没有逃过戈培尔的指责(“事情很快就

    见分晓”，戈培尔写道)。[21]巴本的团队已经受到警察监视，但收拾

    巴本可能要冒风险，那就是巴本可能会和军方合作。实际上，巴本的

    媒体秘书赫伯特·冯·博泽(Herbert vonBose)已经在和对纳粹政权

    持批判态度、担心冲锋队活动的将领和高级军官联系。1934年4月，在

    军方、保守派和纳粹执政党之间起缓冲作用的兴登堡总统生了重病，医生很快确认，总统的病已经无药可医。6月份，兴登堡回到自己的庄

    园，等待死神降临。兴登堡的死肯定会造成一次危机，当局必须拿出

    应对之策。[22]

    但当局面临的严峻形势远不止如此。很多人已经意识到，1933年

    热火朝天的“民族革命”在一年后已经退潮。冲锋队并不是唯一对现

    状不满的组织。社民党留在德国的特工向流亡布拉格的党中央汇报，称国内民心渐冷，怨声四起，无休无止地讲关于纳粹领导层的政治笑

    话。纳粹会议已无多少人参加。尽管希特勒仍然广受崇拜，但已有人

    开始直接批评他。纳粹政权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兑现，人们仍然担心通

    胀或者战争会再次爆发。于是，在某些地方有人开始抢购、储存食

    物。受教育阶层害怕冲锋队引起的社会混乱可能会引发动荡甚至布尔

    什维主义革命。[23]纳粹领导层知道，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这些暗

    地里的窃窃私语仍可能为人察觉。在回答美国记者路易斯·P. 洛克纳

    (Louis P. Lochner)的提问时，希特勒重点强调他需要部下无条件

    的忠诚。[24]局势已是箭在弦上。1933年4月20日，曾是冲锋队领导人之一的普

    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同意把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控制权交给海因里

    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这位野心勃勃的党卫队年轻领导

    人当时已掌控了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警察系统，因此得以将警察机构

    集中在自己手中。尽管党卫队名义上还是冲锋队的一部分，但显然冲

    锋队现在已经成了实现希姆莱野心的障碍了。[25]4月中旬希特勒、布

    隆贝克和一些高级军官乘坐海军战船“德意志号”前往挪威巡航，在

    行程中他们达成一致，决定要清洗冲锋队。[26]但整个5月和6月上半月

    希特勒都没有展开行动。这已经不是戈培尔第一次对希特勒的犹豫不

    决感到灰心丧气了。到了6月下旬，他在日记中写道：“形势严峻，元

    首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对方的反击我们将难以承受。”[27]

    希特勒终于开始行动了!1934年6月17日，巴本在马堡大学

    (Marburg University)发表公开演讲，他警告“二次革命”的危

    险，并攻击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个人崇拜。他称纳粹革命造成的动荡

    应该有个了断了。巴本的顾问埃德加·容撰写了演讲稿，他严厉抨击

    了这一次“德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私、随大流、虚伪、缺乏骑士精

    神、傲慢”。演讲收获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不久之后，巴本出现在

    汉堡举行的马术比赛聚会上，又得到了人群“马堡万岁”的喝彩和尖

    叫。[28]那时候希特勒刚从威尼斯回来，他和墨索里尼举行了一场并不

    愉快的谈判。结果他甚至还没有听到演讲内容，就对巴本的做法大发

    脾气。在格拉(Gera)对纳粹忠诚党徒发表的一个演讲中，希特勒攻

    击了那些想要阻断纳粹思想胜利步伐的“侏儒们”。“太荒谬了，一

    只小蠕虫居然想阻遏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这个小侏儒居然认为

    靠空洞的言辞就能够打断这次伟大的复兴，真是可笑。”

    希特勒威胁道，人民紧握的拳头将“粉碎任何企图搞破坏的人，哪怕是最微小的企图”。[29]副总理巴本对希特勒表达了不满，并以辞

    职相威胁，希特勒答应他会终结冲锋队“二次革命”。同时，他还建

    议应该挑个时候在病恹恹的兴登堡总统面前讨论当前局势。[30]这早就

    不是巴本第一次被愚弄了。他相信了希特勒的虚假承诺，并错误地认

    为兴登堡仍可发挥影响。希特勒马上动身去和兴登堡商量。6月21日，希特勒来到诺伊德克(Neudeck)，他首先要对付的是布隆贝格。布隆

    贝格刚和兴登堡总统讨论完巴本的演讲，明确告诉希特勒，如果纳粹

    党不立即阻止褐衫军的行动，兴登堡将宣布军管，把政府置于军队的

    掌控之下。[31]这时希特勒已经别无选择。他开始谋划如何除掉罗姆。

    政治警察系统与希姆莱和他的副手同时也是党卫队保安处负责人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展开合作，开始“寻找”证

    据，指控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在策划一场全国性叛乱。6月24日，“证

    据”被呈递给党卫队高级成员，这些人也得到了如何处理这场“政

    变”的指示。希姆莱等人还炮制了一份“政治不可靠人士”名单，召

    集党卫队地方领导人，要他们在6月30日开展行动时杀掉名单上的人，特别是胆敢反抗的。由于可能发生严重冲突，陆军决定将自己的资源

    借给党卫队使用。[32]鲁道夫·赫斯在6月25日的一个广播节目中警

    告，有些人要背叛元首，自下往上发动叛乱，这些人要倒霉了。[33]

    6月27日，希特勒会见了布隆贝格和赖歇瑙，以确保陆军支持。两

    人在第二天将罗姆驱逐出德国军官联盟，并让陆军处于最高警戒状

    态。布隆贝格6月29日在纳粹集团的主要刊物《种族观察家》

    (V?lkischer Beobachter)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军方对新政权的绝对

    支持。同时，希特勒似乎知道兴登堡将在6月30日会见巴本，正好在那

    一天纳粹政权也要对冲锋队展开行动。这让纳粹领导层更为确信，这

    次既要对付冲锋队，也要教训保守派。[34]希特勒当时非常紧张，为消

    除外界怀疑，他决定去埃森(Essen)参加一场婚礼。他致电罗姆的副

    手要求冲锋队领导层在6月30日早上去巴特维塞的度假旅馆见他。之后

    希特勒和戈培尔以及希特勒在党卫队的个人保镖泽普·迪特里希

    (Sepp Dietrich)于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急匆匆地召

    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希特勒告诉戈培尔他准备在第二天对付罗姆。

    这使戈培尔大吃一惊，因为他以为只是要处理“反动分子”，在此之

    前他一直被蒙在鼓里。[35]戈林被派去柏林，负责当地的行动。此时谣

    言四起，冲锋队也提高了警惕。6月29日晚，3000名冲锋队员在慕尼黑

    街头横冲直撞，叫嚣着他们要粉碎任何背叛冲锋队的企图，并公开谴

    责“元首”和军方。最终是慕尼黑的地方领导人阿道夫·瓦格纳

    (Adolf Wagner)使事态平静了下来。除了慕尼黑之外，其他地方也

    发生了类似游行。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早上4点30分飞抵慕尼黑

    机场时，他获知了这些游行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不再等冲锋队领导

    层来开会的时候再清洗他们，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生死之间，一

    分一秒的迟疑都会造成致命后果。[36]

    Ⅲ

    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首先开车到巴伐利亚内政部，在那里遇到了

    前一天晚上组织游行的带头人。希特勒大怒，大叫着要枪毙他们。随后他亲手扯掉了他们的肩章。这些冲锋队员被关进了施塔德海姆

    (Stadelheim)的慕尼黑州监狱。随后，希特勒聚集了一帮党卫队保

    镖和警察，在一支车队的护卫下前往巴特维塞。他们径直闯入了汉塞

    尔鲍尔酒店(Hanselbauer Hotel)。在首席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

    (Julius Schreck)和一队武装警探的陪同下，希特勒冲上了酒店二

    楼。褐衫军们昨天痛饮了一夜，当时还在呼呼大睡。开车载希特勒到

    巴特维塞的埃里克·肯普卡(Erich Kempka)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

    切：

    希特勒没有理我，他进了冲锋队上级集团领袖海内斯的房间。我

    听到他大叫：“海内斯，如果你5分钟内不穿好衣服，我就毙了

    你!”我后退了几步，一个警官偷偷告诉我，昨晚海内斯和一个18岁

    的冲锋队高级部队领导睡在一起。终于，海内斯走出了房间，一个18

    岁浅色头发的男孩快步走在他前面。“跟他们一起滚到洗衣房

    去!”施雷克命令。之后，罗姆也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他穿着一身

    蓝色制服，嘴角叼着一支雪茄。希特勒用可怕的眼神盯着他，但不置

    一词。两个警探带罗姆去了酒店前厅，罗姆瘫在了扶手椅里，向酒保

    点了咖啡。我站在走廊墙边，是一个警探告诉了我罗姆被捕的细节。

    希特勒带着一根鞭子进了罗姆的卧室。在他身后跟着两个警探，带着

    已经上膛的手枪。希特勒嘴里吐出了几个字：“罗姆，你被捕

    了。”罗姆睡眼惺忪，抬起头来：“元首好。”“你被捕了”，希特

    勒再次大叫，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当时，楼上的走廊非常热闹。冲

    锋队领导人走出他们的房间，然后统统被捕。希特勒挨个儿向他们大

    叫：“你参与了罗姆的阴谋吗？”当然没有一个人说参与了，但是这

    没用。希特勒自己也知道答案；他还不时转向戈培尔和卢策(Viktor

    Lutze)问话。最后他下令：“都抓了!”[37]

    褐衫军们最初被锁在酒店存放被单毛巾的橱柜间里，不久之后就

    被带到施塔德海姆。希特勒等人也跟着他们回到慕尼黑。前来参加会

    议的褐衫军领导人还在途中，但他们一到慕尼黑中央火车站就被党卫

    队逮捕。[38]

    回到慕尼黑之后，希特勒直接杀到纳粹党总部。此前他已经让常

    规部队封锁总部。抵达之后，希特勒大骂罗姆和褐衫军领导层，宣布

    要把他们全部撤职，然后枪决。希特勒说，“不守纪律的叛徒，反社

    会的病态元素”都将被消灭。新的冲锋队领导人由卢策担任。他是褐

    衫军高级成员，长期负责监视罗姆，并跟着希特勒前往巴特维塞酒店

    参与了抓捕行动。希特勒大吼道，罗姆拿了法国人的钱；他是个叛徒，阴谋颠覆国家。那些听着他破口大骂的纳粹忠诚党徒都大叫着表

    示同意。鲁道夫·赫斯大献殷勤，主动请缨亲自去击毙叛徒。其实就

    希特勒个人而言，他并不想将长期为自己效力的罗姆置于死地；最后

    在7月1日，希特勒给罗姆送去口信，说他可以用左轮手枪自我了结。

    但罗姆拒绝自杀，于是希特勒派达豪(Dachau)集中营的负责人特奥

    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和一个集中营党卫队军官前往施塔德海

    姆。到了罗姆的囚室后，这两个党卫队军官给了他一把上膛的布朗

    宁，让他马上自杀，如果他不照办，他们将在10分钟后返回，亲手结

    果他。10分钟之后他们返回了囚室，发现罗姆站在那里，袒露胸膛，摆出了一个夸张的姿势，显示自己的荣耀和忠诚。两个军官二话不

    说，直接近距离将其射杀。此外，希特勒还下令枪毙西里西亚褐衫军

    成员埃德蒙·海内斯。1932年，海内斯曾经在柏林组织过一次反纳粹

    起义。和他一同被枪毙的还有慕尼黑游行的组织者。另外还有三个人

    也没有逃过纳粹当局的魔爪。其他冲锋队员则被送进达豪的集中营，遭到党卫队警卫的疯狂殴打。傍晚6点，希特勒飞赴柏林，接管首都事

    务。希特勒不在柏林的期间，由赫尔曼·戈林坐镇指挥。他一改广为

    人知的温和面孔，露出了深藏已久的残酷一面。[39]

    戈林要对付的不仅是褐衫军领导人。据一位亲历其事的警察后来

    讲，他的办公室气氛嗜血而邪恶。他、海德里希、希姆莱三人关在办

    公室里，大叫着发出命令，要杀掉政治不可靠人士名单上的某些人

    (“枪毙他们……枪毙……立即枪毙”)，并在得知谋杀令已经执行

    后和同僚们一起狂笑。他穿着白色上衣、灰蓝裤子和白色靴子，一边

    在屋里踱步，一边下令扫荡副总理办公室。盖世太保带着一队全副武

    装的党卫队前去执行任务，他们在现场直接击毙了巴本的秘书赫伯特

    ·冯·博泽。副总理巴本的文胆埃德加·容于6月25日被捕，随后也被

    枪毙。这些刽子手没有为他举行任何葬礼，还把他的尸体扔在了一个

    阴沟里。巴本自己逃过一劫，毕竟他名望太高，当局还不敢直接将他

    射杀在血泊之中。不过送他的两个最亲密助手上路已经是足够的警

    告。在这之后，巴本暂时处于监视居住状态，由希特勒考虑如何处理

    他。[40]

    其他几个保守派就没这么好运了。希特勒之前的德国总理冯·施

    莱歇将军曾说希特勒不适合执政，结果他和妻子一起被党卫队射杀于

    家中。他并不是唯一被杀的军官。库尔特·冯·布雷多(Kurt von

    Bredow)少将也在家里被杀害，他被认为曾经在境外媒体发表批评纳

    粹政权的文章。德国报道称，警方以他是罗姆的秘密同伙为由要逮捕他，他因为拒捕被杀。这些谋杀是对军方领导层的明确警告：如果不

    服从纳粹领导，他们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警察总局前任局长、天主

    教行动(Catholic Action)的前任领导人、交通部的现任高官埃里克

    ·克劳泽纳(Erich Klausener)被海德里希下令杀害。此举意在警告

    德国前任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不过布吕宁提前得知了纳粹政权的

    清洗计划，已经离开了德国。克劳泽纳的死也是对天主教的警告，纳

    粹不会容忍它独立自主地参加政治运动。纳粹领导人后来说这些人都

    参与了罗姆的“叛乱”，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里面的大多数人都

    曾被埃德加·容列为未来政府的可能成员，但是他们并未表示同意，有的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多数人之所以送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名字

    出现在了这个名单上。[41]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也被盯上了。如果保守派势力重新执掌政

    权，他可能会成为代表纳粹党的傀儡。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

    总理之前，施特拉塞尔一直是纳粹党的行政主管和各个主要机构的设

    计者。因为希特勒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施特拉塞尔深感失望，遂从党

    内辞职。施特拉塞尔曾和施莱歇磋商，有谣言称他在1932年晚些时候

    曾受邀加入施莱歇的内阁。虽然施特拉塞尔辞职之后一直处于退休状

    态，但在纳粹现任领导层看来，他仍然可能与保守主义者合作，对纳

    粹统治造成威胁。此外，施特拉塞尔和希姆莱与戈林积怨已久，且在

    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之后也没有减少对二人的批评。戈林后来把施特

    拉塞尔抓了起来，送到警察总部，在那里枪毙了他。施特拉塞尔的朋

    友和合作人保罗·舒尔茨(Paul Schulz)曾经是冲锋队的高层官员。

    戈林的密使也抓了他，并把他带到森林里准备枪决。舒尔茨拔腿逃

    跑，被子弹击中，但只受了轻伤。他佯装已死，趁那些人回车里去拿

    裹尸体的毛毯时成功逃走。后来舒尔茨和希特勒进行了私下磋商，获

    准流亡国外。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也成为攻击目标。他是

    1920年自由军团发动卡普政变(Kapp putsch)时的领导人，并曾在

    1923年帮过希特勒。当警察闯进他家时，埃尔哈特已经逃走，最后成

    功穿越国界线进入了奥地利。[42]

    柏林的行动和慕尼黑有所不同。在慕尼黑，全国各地的冲锋队领

    导人接到希特勒命令前来开会。在那里褐衫军是主要的打击对象。而

    在柏林则是保守派。纳粹党提前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布雷斯劳

    (Breslau)的党卫队保安处主管恩斯特·米勒(Ernst Müller)于6

    月29日在柏林得到一封密信，接着戈林动用私人飞机将他送回家中。6

    月30日早晨，海德里希来电命令他打开密信；里面有必须铲除的褐衫军领导人名单，并指示他占领警察总部，然后召集冲锋队领导层前去

    开会。其他命令还包括拿下冲锋队的武器库、保障机场和通信设备安

    全、占领褐衫军基地。他执行了所有命令。到了那天傍晚早些时候，不仅布雷斯劳的警察监狱已经满员，还有很多其他房间也塞满了迷惑

    不解的褐衫军囚犯。海德里希不断致电米勒，要求杀掉名单上没在慕

    尼黑被处理掉的人。最后这些人被带到党卫队总部。首先有人扯掉了

    他们的肩章，然后他们被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森林，最终于后半夜遭到

    杀害。[43]

    第二天即7月1日早上又有一批人被捕，其中一些被直接枪决。在

    这种暴力的气氛下，希特勒和他的部下借机算起旧账，铲除36私敌。

    当然，有的人因为地位太高而不能碰，比如埃里克·鲁登道夫将军。

    鲁登道夫极右的政治立场和反对共济会的运动让盖世太保有些头疼。

    最后，这位德国的一战英雄保住了性命，在1937年12月20日平静死

    去。纳粹政权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巴伐利亚前总理古斯塔夫·

    里特·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就没这么走运了，被党

    卫队乱刀分尸。他的主要“罪责”是在镇压1923年希特勒政变中扮演

    了关键角色。音乐评论家威廉·爱德华·施密德(Wilhelm Eduard

    Schmid)也被杀害，因为他被误认为是路德维希·施米特(Ludwig

    Schmitt)，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持激进立场的兄弟奥托以前的支持

    者。由于坚持自己的革命观点，奥托被迫从党内辞职出国。后来因为

    流亡国外相对安全，奥托对希特勒进行了密集攻击。巴伐利亚的保守

    派政治家奥托·巴勒施泰特(Otto Ballerstedt)在一次政治会议上

    讲话时被希特勒打断，他因此起诉希特勒，让这位日后的纳粹领袖在

    施塔德海姆蹲了一个月监狱。他也被纳粹政权逮捕，于7月1日被杀害

    于达豪集中营。还有很多人借纳粹清洗活动打击私敌。一个叫埃里克

    ·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的

    党卫队高级官员趁此机会除掉了一个自己非常痛恨的人——党卫队骑

    兵领导人安东·巴伦·冯·霍贝格·翁德·布赫瓦尔德(Anton Baron

    von Hohberg und Buchwald)，将他枪杀于家中。在西里西亚，该地

    的党卫队地方领导人乌多·冯·沃伊尔施(Udo von Woyrsch)杀害了

    自己之前的对手埃米尔·森巴赫(Emil Sembach)，尽管在此之前他

    已经答应希姆莱要把森巴赫送到柏林处理。纳粹政权的暴力行动也波

    及了其他一些不相干的领域。在希尔施贝格(Hirschberg)，四个犹

    太人被捕，他们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在格洛高(Glogau)地

    区，当地犹太人老兵联盟的领导人也被带到树林中杀害。[44]尽管这些暴行很多明显是出于个人动机，但纳粹分子并没有放弃

    宣传，为这些杀人行动辩护。第二天戈培尔就在广播里花了很多时间

    介绍平叛行动。他声称罗姆和施莱歇正在互相勾结，密谋二次革命。

    戈培尔说，二次革命会让德国陷入混乱。“每一个举起来反对元首和

    政权的拳头，”戈培尔将举起拳头这一动作等同于和纳粹主义对抗，警告道，“最后都会被压下去，如有必要还要使用暴力。”[45]虽然有

    宣传遮丑，希特勒仍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对军方他必须有

    所交代，毕竟一下子杀了两名高级将领。7月3日，37希特勒在内阁发

    言，声称罗姆正在和施莱歇、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以及法国政府计

    划推翻政府，密谋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他是被迫采取行动，因为密谋

    者计划在6月30日发动政变。有人援引法律对希特勒的行动提出异议，希特勒回答说，在那种状况下走法律程序不太现实。“如果在船上发

    生了一次暴动，那么船长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立马镇压暴动。”因为

    平叛行动中的违法行为不会受到追究，只需要事后颁布一项追溯性的

    法律，将之合法化即可。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Franz Gürtner)对希

    特勒的做法表示支持。“他举的例子值得未来借鉴。他巩固了德国政

    府的权威地位。”[46]在媒体上，戈培尔强调这次行动获得了人民的鼎

    力支持。他的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平叛行动恢复而非颠覆了社会秩

    序。布隆贝格和兴登堡的正式感谢信被刊登在头版头条，其他版面也

    充斥着各式各样“来自全德国的效忠誓言”以及“对元首的尊敬和崇

    拜”。平叛行动总体上被描绘成是为了扫除纳粹运动中的危险和堕落

    元素。有报道称，一些褐衫军领导人有“恋童癖”，其中一人“被惊

    醒时的状况让人极度恶心”。[47]

    7月13日国会开会时，希特勒在演讲中把那些所谓的阴谋又讲了一

    遍，演讲通过广播转播，整个德国的客栈、酒吧以及广场都能听见。

    在头戴钢盔的党卫队层层保护之下，希特勒对听众详细讲述了精心编

    织的天方夜谭：罗姆党徒是如何准备颠覆第三帝国的。他说，一共有

    四股对政权心怀不满的势力参与政变：渗透进冲锋队的共产主义街头

    流氓；不愿将1933年1月30日当做革命终点的政治头目；相信永久革

    命、不愿安定下来的人；最后还有上层社会无所事事的寄生虫。他们

    想用绯闻、谎言和阴谋来填补空虚的心灵。希特勒说，因为整个冲锋

    队都在搞颠覆，政府已经无法单单只剪除其表现出格的部分。希特勒

    认为自己不得不在没有诉诸法律的情况下直接动手：

    如果有人指责和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正常法律程序进行审

    判，我只能回答：在那个时候，我必须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命运负责，因此我也是德意志人民的最高执法者!……我下令消灭叛乱集

    团……任何势力都不能威胁德意志民族的存在——我们民族的存在由

    内在的法律和秩序保证——所有叛乱都要受到惩罚!任何人每时每刻

    都应该铭记在心，如果他举起手来反对国家，那么他的最后下场就一

    定是死亡。[48]

    希特勒公开承认自己的行为非法，但司法机关对此却没有提出任

    何批评。相反，国会还热烈欢迎希特勒的自我辩护，并通过了一个感

    谢希特勒的决议。总统办公室主任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以

    病危总统兴登堡的名义发送了一份电报，表达了总统对行动的支持。

    一部法律迅速得到通过，赋予之前的行动以合法性。[49]根据社民党特

    工的报告，这些事件一开始让大众非常困惑。任何公开批评行动的人

    都立即被捕。按照媒体报道，警方发布了“言辞激烈的告示，警告叛

    乱分子和邪恶的煽动家”。“散布谣言、恶意诽谤纳粹运动和元首的

    人”都遭到威胁，“要送他们进集中营”。当局的高压政策一直持续

    到8月上旬，人们对未来惴惴不安，害怕自己被捕。很多人还怀疑，除

    了6月30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无从知晓的内幕。地

    方警察当局报告称，民间到处是谣言、想象、“牢骚”和“抱怨”。

    宣传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警告，“毫无根据的谣言正在四处流

    传。”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未能消除这些谣言。纳粹集团的这次内斗

    令社民党和国家人民党的前成员对前途变得乐观起来，“看来希特勒

    很快就会倒台。”[50]不过，因为希特勒对“褐衫军大佬”采取了行

    动，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冲锋队员成天在街头醉酒闹事，多数民众其实

    都松了一口气。[51]

    汉堡的一位保守派的中学老师路易丝·索尔米茨的反应较为典

    型。1933年的波茨坦日和联合内阁的组建原本让她颇感振奋(“伟39

    大的、令人难忘的、美好的德国节日!”)，当政府开始没收阿尔伯

    特·爱因斯坦等知名犹太移民的财产时，她担心起政权的社会主义倾

    向(“他们不能那样做。别搞不清楚什么是财产权；有其实无其名的

    布尔什维主义”)。和很多人一样，她把1934年6月30日当作“我们所

    有人从心底里被打垮的一天”。她对被处决的人有“道德问题”

    的说法半信半疑(“让整个德国蒙羞”)。她花时间和朋友交换

    各种谣言，在朋友家里屏息收听广播中的最新消息。随着许多细节被

    逐渐披露，她慢慢对希特勒的行为产生了崇拜。“他在慕尼黑表现出

    来的勇气、决断以及果敢简直独一无二。”她把希特勒和普鲁士腓特

    烈大帝与拿破仑相提并论。她在日记里讲，“没有审讯、没有军事法庭参与”这一事实只是加深了她的崇拜。她深信罗姆和施莱歇确实准

    备一起发动政变。

    索尔米茨说，这是饱受质疑的前总理(指施莱歇)最后一次政治

    冒险。索尔米茨的轻信和自我安慰是德国中产阶级在初期困惑之后的

    典型反应。他们以前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在1933年中期让街头恢复

    了秩序，使国内政局稳定下来，这次他又做到了。平叛之后的第二

    天，总理府和宣传部门前聚集了一群人，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

    歌》(Horst-Wessel-Lied)，表达对元首的忠诚。不过，到底是热

    情、紧张还是自我安慰在驱使他们这么做还值得商榷。希特勒动作迅

    速、行动果敢，这使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和纳粹党之前在人

    们心中混乱激进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52]有一些人，比如前社民党人

    约亨·克莱珀(Jochen Klepper)，对施莱歇的妻子遇害深感震惊，因为她不可能参加任何所谓叛乱，就连怀疑她都是不可思议的。[53]只

    有对纳粹统治不满的人尖酸地评论道，这次清洗最大的遗憾在于被消

    灭的纳粹分子太少了。[54]

    纳粹党这一次清洗规模很大。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本人向国会

    宣称一共有74人被杀，而戈林单方面就逮捕了上千人。至少有85人在

    没有任何法律授权、未经任何程序的情况下被当场杀害。[55]死者中有

    12人是国会代表。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和冲锋队成员至死都被蒙在鼓

    里；他们在死前仍认为是军方逮捕并最终枪毙了他们，还宣誓要永远

    忠于领袖。随后的几周内，抓捕和撤职仍在进行，特别是针对褐衫军

    中最无赖和最腐败的那部分人。严重酗酒、同性恋、盗窃公款、聚众

    闹事，这些在前几个月使褐衫军恶名远播的行为通通被无情清算。清

    洗过后，有些冲锋队员仍会酗酒闹事，但其规模和危险程度远不及

    1934年6月30日之前的那几个月。幻想破灭、失势无助的冲锋队员开始

    大批退出组织。1934年8月到9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大约有10万名冲

    锋队员离开了组织。1934年褐衫军有290万人，到了1935年10月降至

    160万，1938年4月又降到了120万。这里面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准入条

    件变严，组织人数受到限制。同时从1935年开始，失业率下降，军队

    开始重新募兵，这些因素都分走了大量可能加入的年轻人。[56]

    尽管褐衫军再也不能威胁军方和政府，但是成员的暴力倾向却保

    留了下来。某冲锋队领导人的一份报告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描述了

    1934年纽伦堡纳粹集会时的某个夜晚发生在褐衫军营地的事情。根据

    他的记录，所有人都喝醉了，两个区的人在凌晨1点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好几人受了刀伤。在返回营地的过程中，冲锋队员袭击汽车，向

    车玻璃扔瓶子和石头，还殴打驾驶员。整个纽伦堡的警力都被动员起

    来阻止冲锋队继续伤人。一个队员由于醉得不省人事掉进了厕所沟

    里，虽然被人拖了出来，但不久之后便死于氯气中毒。直到凌晨4点，营地才安静下来，当时已经有6人被杀，30人受伤。另外还有20人因为

    别的原因负伤，有的是跳上或跳下汽车(或卡车)时受伤，有的是挂

    在边上掉下来，有的是车子启动时从后面掉下来。这些意外此后仍层

    出不穷。褐衫军吃了教训，人数降低，自主权被剥夺——纳粹领导层

    宣称——内部最极端、暴力以及腐化的元素被清除了，但是在政府需

    要之际它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暴力本色，甚至即使政府不需要它，它

    的暴力本性有时也会迸发出来。[57]

    军方松了一口气。布隆贝格向希特勒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并保证

    军队会绝对忠诚。他对希特勒处理“叛徒和杀人犯时战士般的决

    心”表示祝贺。冯·赖歇瑙将军迅速找了个借口把针对库尔特·冯·

    施莱歇将军的血腥谋杀行动糊弄了过去。施莱歇这位军内资格最老和

    最具公共知名度的将军在官方公报中被描述为叛徒。公报说他和罗姆

    以及境外势力合作，阴谋颠覆国家政权，在被抓时武装拒捕，被当场

    击毙。冯·赖歇瑙对一起被击毙的施莱歇妻子是否同谋语焉不详。在

    庆祝活动中，军官们开了很多香槟酒，现场一片狼藉。年纪轻轻但对

    政 治 充 满 热 情 的 克 劳 斯 · 冯 · 施 陶 芬 贝 格 ( Claus von

    Stauffenberg)中尉称赞这次行动是“拔出脓疮”，而高级军官埃尔

    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少将说想亲眼看着罗姆被

    枪毙。所有的人都兴奋到了极点，连布隆贝格都觉得有失体面。只有

    一个人认为军队高兴得不是时候。退役军官、德国总理府前高级文职

    官员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告诉冯·弗里奇将军：“如果

    你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总有一天厄运也会降临到你的头上。”[58]第二节 镇压和反抗

    Ⅰ

    当这些事发生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身体状态正每况愈下。8月1

    日，希特勒前往诺伊德克拜访了国家领袖和德军一战时的军事统帅。

    兴登堡居然称希特勒“陛下”!显然他认为自己是在跟德皇说话。[59]

    兴登堡的迷糊生动展现了过去八个月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权力转

    移。兴登堡的医生告诉希特勒，就目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来看，这位

    老人只有24小时可活了。飞回柏林之后，希特勒在当天晚上下令召开

    内阁会议。还没等老人死去，内阁便决定将总统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

    合并，将总统的所有权力移交给总理。命令将在兴登堡死去的那一刻

    生效。希特勒没有等多久。1934年8月2日早晨9点，兴登堡总统离世。

    许多德国保守派人士认为，一个时代终结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

    记里面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从无怨言的人。他将他

    的、我们的时代一起带进了坟墓。”随兴登堡进坟墓的还有他的职

    位。希特勒宣布，“德国总统的头衔将永远和逝者相伴。”这一头衔

    不适合继续使用。此后，希特勒将被称作“德国总理和元首”。这一

    头衔由一部法律确保生效，并经由8月19日的全民公投获得合法性。 [60]

    于是，希特勒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元首。这一职位最重要的特

    征是军队要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1934年8月2日，德国全境军队集结

    宣誓，冯·赖歇瑙将军在没有和希特勒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发明了

    一套新誓词。老誓词中宣誓效忠的对象是魏玛宪法和一个不具名的总

    统。然而新誓词却完全不同：“我向上帝起誓，我将无条件效忠于德

    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元首、三军最高指挥官，阿道夫·希特勒。

    作为一名勇敢的战士，我随时准备好以生命捍卫誓言。”[61]这一誓词

    绝非徒具形式。对德国军人而言，宣誓的意义远比对其他国家的军人

    重大。誓词贯穿于德国的训练和教育之中，强调责任、荣誉，以及不

    守誓言的种种后果。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新誓词中加入

    了“无条件”效忠希特勒。这意味着不管希特勒的命令合法与否，都必须效忠于他。之前誓词要求的只是向宪法效忠，军队将忠于能够代

    表德国的“合法权威”。[62]

    一些军官完全清楚新誓词意味着什么，有人对此抱有疑虑。就在

    宣誓第二天傍晚，出身中产阶级、工作勤奋努力、刚刚在1934年晋升

    为部队处(1935年改名为陆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的保守主义炮兵军

    官路德维希·贝克少将把8月2日称为“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不过

    多数人要么表示支持——因为希特勒达成了军队八个月以来的希望

    ——要么并没有意识到新誓词的严重性。但是希特勒肯定意识到了。

    1934年8月20日，希特勒通过了一项法律保证誓词的法律效力。之后他

    向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写了一封肉麻的感谢信，向军方表

    达了自己的感激，承诺军队的忠诚一定会得到回报。布隆贝格投桃报

    李，命令军队现在要称希特勒为“我的元首”，而非之前的非军事称

    谓“希特勒先生”。[63]军方的誓词给之后文职官员的誓词提供了样

    板。8月2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文官系统和军队一样，要效忠的对象

    是“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元首”。这是一个在任何宪法章程中都不存

    在的职位，它的权威不属于德国政府，而是希特勒的私人之物。[64]

    这些事件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袖权威。一位名叫恩斯特·鲁

    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的年轻宪法律师在1939年给出

    解释，元首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集体意

    志”：

    元首权威浑然一体，无所不包：国家能利用的所有资源都汇集其

    中。它包括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向元首效忠的德意志共同体

    的所有成员。元首的权威不受任何监督或控制；在它面前，没有任何

    所谓不可保留的、多由相互猜疑引起的个人私权；元首的权威独立自

    由、凌驾一切、毫无限制。

    胡贝尔的书《大德意志帝国宪法》后来成了纳粹红宝书。他在其

    中写道，希特勒的意见代表了人民的客观意志。在这个基础之上，元

    首可以纠正“被误导的公共意见”，并且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曾在

    1931年博克斯海姆事件(Boxheim affair)扮演中心角色的纳粹知识

    分子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写道，希特勒的话就是法律，凌

    驾于现存的其他一切法律之上。他的权力不是来自国家授权，而是来

    自历史。后来果如贝斯特所言，那个宪法授予、无关紧要的称谓“德

    国总理”被希特勒悄然抛弃了。[65]其实不只是希特勒个人，整个纳粹运动都普遍认为法律条文和国

    家宪法一文不值。纳粹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按法律行事。即使是在放

    弃直接靠政变夺权的想法之后，他们也依然如此。对纳粹分子来说，子弹和投票箱都是权力的辅助工具，两者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投票

    和选举被他们视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人民意志不是通过公共意

    见的自由发表，而是通过希特勒个人和象征着德国人民历史命运的纳

    粹运动来表达。即使德国人民自己都不同意，但纳粹运动依然坚称自

    己代表了他们。一些普遍的法律原则——比如不能杀人、避免暴力、不要搞破坏和偷窃等——从一开始就被纳粹分子抛在一边，因为他们

    相信历史和日耳曼(雅利安)种族的利益使得德国在一战战败后采取

    的各种极端措施都变得合理。[66]

    不过与此同时，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初期，不能随意废弃或者无视

    国家的官僚机器，如司法、警察、刑罚和社会福利体系等。这套统治

    机器继承于魏玛共和国，大部分源于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按照流亡国

    外的政治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的说法，当时的

    德国是所谓“二元国家”。1941年弗伦克尔在美国出版了《二元国家

    论》(The Dual State)。他认为，一方面德国存在一个“常规国

    家”(normative state)，其中有规则、程序、法律和习俗，也有总

    理府、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等一系列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德国还有一

    个“特权国家”(prerogative state)，一个本质上凌驾于法律之上

    的系统，其合法性完全来自超越法律的元首权威。[67]胡贝尔一类的政

    治理论家十分仔细地从概念上区分了“国家的权威”和“元首的权

    威”，他明确指出，在德国后者先于前者。这样一来，那些从纸面上

    看并不合法的行动——比如“长刀之夜”的那些谋杀——就因获得了

    元首的许可在事实上变得合法。相关的逮捕、监禁以及谋杀行动都由

    党卫队完成，并不通过警察和常规执法机构，事后再由“常规国

    家”的有关机构赋予合法性。这些事实形象地表明，在纳粹德

    国，“常规国家”和“特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减少。前者越

    来越服从于后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愈发被后者腐蚀；“常规国

    家”的规则日益松弛，律法不彰，后来连仅剩的犹豫和怀疑都抛弃

    了。早在1933年7月初，身为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的汉斯·海因里希·拉

    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已经开始在信中签上“希特勒万

    岁”(Hail, Hitler)。[68]7月末所有的文职人员——其中包括大学

    老师、律师及其他政府职员——都被要求在处理公务时使用所谓“德

    式问候”。从这一刻开始，在必需的场合不说“希特勒万岁”或不行纳粹礼将被视作公开表达异议。[69]这些都还只是顺从纳粹统治的外在

    表现，纳粹统治稳固之后，这种顺从日益严重。

    弗朗茨·居特纳是希特勒上台之前两届内阁的司法部长，在第三

    帝国治下他仍然保持了以前的权力。以居特纳为代表的一些政府部长

    做出了“艰苦”努力，试图在法律上为元首的独断权力背书。于是，为了让希特勒的命令在事后看起来符合现存法律规范，他们开始不断

    发明新的词汇和概念。而在如“长刀之夜”一类的事件中，背书还意

    味着以追溯立法的方式为政府最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擦屁股。1933年

    12月1日，“特权国家”优先于“常规国家”这一点在法律上获得正式

    确认。新法《保证党国一体化法》(Law for Guarantees of the

    Unity of Party and State)在形式上保证了党和国家一体，但是里

    面的一些用语意思含糊，在现实层面没有可操作性。实际上，党的机

    构和国家机构小摩擦不断。从地方当局往上，各级纳粹领导人都在干

    涉政府政策和行政决定。希特勒在1934年还特别要求纳粹地方领导人

    和党的官员减少对行政事务的干涉，因为胡乱干涉在某些地区已经破

    坏了地方经济政策。希特勒发出声明称，因为现在国家已经在纳粹党

    手上，党应该成为一个宣传工具，不要干涉国家事务。但是这个声明

    收效甚微。[70]

    希特勒也曾推出大量措施，提升党的工作效率。格雷戈尔·施特

    拉塞尔在1932年末辞职后，党的权力开始分散，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党内派系和权力斗争不断，一些手腕灵活的政府文官借此设法削弱纳

    粹党对政府的影响力。希特勒急切地想要加强党内集权，同时不想把

    权力交给潜在的对手。于是，他首先让一直忠心耿耿的鲁道夫·赫斯

    当上了党的副元首，但并不给他控制党组织的实际权力。1933年12月1

    日，希特勒让赫斯入阁。1934年7月27日，希特勒下令政府各部提议的

    法令都必须由赫斯的部门经手。1935年，赫斯又获得了审批文官任命

    和升迁的权力。这些举措增强了党对政府的影响力。赫斯本人并没有

    能力用好这些权力。他没有什么野心，只想遵守希特勒的命令。不

    过，赫斯的巨大权力却越来越多地被另一个人利用，他就是马丁·博

    尔曼(Martin Bormann)。博尔曼野心十足，从1933年7月1日开始担

    任赫斯的办公室主任。博尔曼精心打造了一支“副元首幕僚团”，将

    他们安插到不同部门，任职者均为纳粹忠实信徒。这些人和博尔曼一

    样，对党的重新集权表示热烈支持。他们想借此机会系统制定政策，并在政府文官系统中实施。1935年，博尔曼开始负责打理希特勒在巴

    伐利亚上萨尔茨堡乡村的总部。他作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权力已经大到能够决定哪些人可以接近希特勒。这是第三帝国运作的典型模

    式：博尔曼的机构现在和高级文职官员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负责

    的总理办公室平起平坐。当希特勒在柏林时，拉默斯可以和希特勒有

    更多接触，从而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希特勒待在上萨尔茨

    堡的时间越来越长，博尔曼可以直接拒绝拉默斯面见希特勒的要求。 [71]

    这种二元性遍布第三帝国的各个层级。1933年上半年，权力斗争

    引发的混乱逐渐消失，第三帝国内部留下了大量存在竞争关系的机

    构。帝国总督、各部长以及地方党领导人竞相争夺中央政府的主导

    权，还和地方政府领导争夺占了德国一半领土的普鲁士。1933年4月，帝国将各联邦州的纳粹地方领导任命为该州总督，使上述纠纷得到了

    部分解决。1934年1月30日又有新措施出台，在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

    主政的内政部的压力之下，一项新法废除了自普鲁士以下所有州的政

    府和议会，将其辖下各部门并入帝国的相应部门之下。这样，已经主

    导了德国政治长达一千年的联邦制在第三帝国被废止(1945年后才恢

    复)。但是，部分联邦元素得到了保留，制年度并未完全解体。另

    外，由于党的地方领导人同时兼任州总督，再加上他们在党的官僚层

    级中占据高位，所以他们在地方上权力巨大。地图1 第三帝国纳粹党统治区分布(1935年)

    1935年的《帝国地方政府法》(Reich Local Government Law)

    废除了地方选举，任命市长的权利落到了内政部手中。这激起了纳粹

    地方领导人的敌意，他们经常凭借法律赋予的地方参政权任命官员，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并不合适的岗位，从而干涉地方事务。[72]

    这些内斗自然并非是在反对纳粹统治和它的各种政策。在1933年

    的清洗行动之后，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要么自己本身就是纳粹党员，要

    么对纳粹运动持支持立场。柏林几个要害部门的部长就是如此。他们

    的地位因运动领袖戈林强力阻止了本应发生在普鲁士的大量行政变革

    而得到巩固。实际上，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抵制使改革从来没有达到内

    政部预期的效果。在其名义上的自主性——特别是代议机构——被废

    除之后，德国各个联邦州仍然保留了完整的行政架构。[73]所以，第三

    帝国的行政从来都不曾真正实现井然有序，纳粹彻底实现了中央集

    权、统治畅通无阻的说法早已被历史学家抛弃。相反，大量互相竞争

    的机构和各种冲突使“常规国家”难以有效抵制“特权国家”的恣意

    干预，其权力和自主性注定会逐渐消亡。

    在1934年夏天和早秋的乱象之后，希特勒为防自己发生意外无法

    继续担任元首或者被迫下台，迅速做了一系列安排。被委以重任的不

    是在“长刀之夜”扮演关键角色的赫斯，也不是希姆莱，而是冷酷无

    情、行事果断的赫尔曼·戈林。1934年12月7日，希特勒发布命令：当

    希特勒无法行使职权时，戈林就是“他的副手，可总揽一切政务”。

    几天后，戈林第三帝国二号人物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12月13日新法通过，希特勒提名戈林为他的接班人，并指示文官

    系统、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在自己去世之后立即向戈林效忠。在接

    下来的几年内，戈林将利用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权势建立起一个国中之

    国。希特勒指定他作为副手和接班人表明，在兴登堡去世之后，第三

    帝国内部的实际权力和形式权力分配开始取决于个人意志，而非宪政

    规则。这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独裁政体，元首能够做他想做的一

    切，包括在没有征求其他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指定接班人。[74]

    Ⅱ希特勒的个人权威在党卫队崛起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党卫队原本是希特勒的私人保镖和亲卫队，只对希特勒效忠，不遵守

    除自身规定之外的任何法律。海因里希·希姆莱从1929年起担任党卫

    队领导人，在他治下党卫队迅猛发展，到了1933年春已成为一支超过5

    万人的武装力量。1933年9月，希特勒在这5万人基础上又挑选了一批

    精英，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卫队，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亲卫

    队”。党卫队的其他精英组织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特别行动队，随时供

    希特勒差遣去执行特殊任务，其中包括维持秩序、制造恐怖以及参

    加“长刀之夜”一类的行动。[75]早在1934年，希姆莱就对党卫队寄予

    了更高的期望。他不仅希望党卫队是随时可供希特勒差遣的一支可靠

    队伍，还想将它打造成纳粹新种族秩序下的核心精英力量。希姆莱有

    意使党卫队和不守秩序的流氓褐衫军划清界限，他认为自己的党卫队

    成员应该像清教徒一样生活，纪律严明、种族纯粹、绝对驯服。在他

    眼里这些都是日耳曼种族的最优秀品质。他一点点地将老一代党卫队

    成员淘汰掉，这些人都有暴行历史，多可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初期横行

    街头的自由军团时代，他们被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军官所取代。[76]

    希姆莱的党卫队内部等级细密森严，每一级都有装腔作势的头

    衔 ， 如 上 级 集 团 领 袖 ( Obergruppenführer ) 、 旗 队 领 袖

    (Standartenführer)等。成员级别由佩戴在军装上的徽章显示，这

    些经过重新设计的制服不仅保留了先前的银色骷髅头，还添加了两个

    模仿古代北欧文字的字母“SS”，像两道闪电一样在制服上锃锃发

    亮。不久，党卫队的打字机专门增加了一个用来打出这个标志的按

    键，方便在官方通信和备忘录中使用。后来还有更多的等级划分和各

    种标记。希姆莱甚至还通过颁发“赞助会员”等类似荣誉头衔为组织

    募集资金。工业家、银行家和商人则积极向党卫队捐款。党卫队有一

    个资助组织叫“德国党卫队之友”，成员包括银行家弗里德里希·弗

    利克(Friedrich Flick)、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负责

    人海因里希·布特费希(Heinrich Bütefisch)，以及其他各类企业

    代表。相关的企业包括西门子—舒克特(SiemensSchückert)、德意

    志银行(Deutsche Bank)、莱茵冶金—柏西格(Rheinmetall-

    Borsig)和汉堡—美国航运。很多人被授予党卫队荣誉头衔作为回

    报。他们当然知道，党卫队给的可不仅是一个空洞的头衔，他们和党

    卫队的关系能够保护他们的生意免遭狂热分子破坏。在这些人的影响

    下，希姆莱为该组织创办的杂志在1939年9月的发行量高达36.5万，而“朋友”每年给党卫队贡献的资金达到50万到100万马克。[77]不过这些东西有可能削弱党卫队的凝聚力和精英色彩，所以希姆

    莱在1933—1935年间从已经有些臃肿的组织中裁掉了6万余人。他特别

    开除了同性恋、酗酒者以及出于机会主义而非对纳粹主义的信仰加入

    组织的人。尤其是从1935年开始，希姆莱要求党卫队成员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是纯种雅利安人。普通成员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追溯到1800

    年，而军官是1750年。野心勃勃的现役党卫队成员开始积极查阅带有

    相关信息的教区记录，还有人花钱请专业谱系学家帮忙。党卫队成员

    加入组织之前还必须接受体检，证明他们有雅利安人的特征。希姆莱

    认为，经过进化上的适当引导，时间将筛选出金发碧眼的男性。早在

    1931年，希姆莱就规定所有党卫队成员结婚都必须经他本人或他的办

    公室特别批准，而只有配偶符合种族要求才能获得许可。[78]不过这些

    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预期实在相差太远。比如，1932—1940年间申

    请结婚的党卫队成员有106304人，只有958人被拒，但满足全部条件的

    只有7518人。几百名因为违反了结婚规定而被开除的人之后都官复原

    职。显然，所谓新种族精英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出来。[79]

    党卫队精英没有发展成希姆莱预期的种族精英，但却逐渐形成了

    另一种特征。党卫队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很高，这一点和褐衫军形成鲜

    明对比。[80]其中某些成员比如维尔纳·贝斯特，奥托·奥兰多夫

    (Otto Ohlendorf)，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以

    及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博士。他们

    出生在一战爆发前夕，由于年龄太小不能前往前线战斗。德国战败之

    后，这些年轻人沾染上流行于20年代德国大学的一种带有复仇倾向的

    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于动荡时期成年，那个时候政治局势不稳，货币(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严重贬值，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职业。这

    使得年轻人们丧失了道德准则，当然他们也可能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

    可言。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纳粹运动才能提供坚实的认同感、道德

    的确定性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奥托·奥兰多夫是这一代人中的典型。

    1907年，奥兰多夫出生在一个家境良好的新教农民家庭，其家族持保

    守派和民族主义立场。奥兰多夫早在1925年上中学时就加入了褐衫

    军。1927年，他被调整到党卫队，同年加入纳粹党。从1928年到1931

    年，他在莱比锡(Leipzig)和哥廷根(G?ttingen)的大学学习法律

    和政治，之后又花了一年时间在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

    学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些学习让他对“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的希望破灭，并转而关注起经济学。尽管奥兰多夫学习认真，不过最终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没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从1936年

    开始，他集中精力在党卫队内部发展自己的思想，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的负责人。奥兰多夫批评纳粹经济体制伤害了中产阶级的利

    益。尽管这让他陷入麻烦，不过同时也使他赢得了“脑子好

    使”和“有决心”的赞誉。也许是因为乐于消化和阐明不易理解的真

    理，奥兰多夫在1939年9月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在整个德语区的负

    责人。[81]

    成立党卫队保安处的动因是1931年早期的一些报告，报告称纳粹

    党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希姆莱成立了保安处来调查这些说法，并让赖

    因哈德·海德里希负责。海德里希后来成了也许是纳粹政权中最让人

    恐惧和厌恶的领导人，很多人发自内心地仇视他。1904年，海德里希

    出生于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歌剧歌唱家，母亲是演员，海德里希自己也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小提琴手。按照同代

    人的说法，这位小提琴手演奏时充满感情，经常泪流满面。海德里希

    一头金发，身材高瘦，脸很窄，眼睛小得几乎快要合上，这副长相让

    人觉得美中不足。海德里希还是个击剑高手。他在16岁时参加了自由

    军团，之后作为海军院校学生当上了海军军官。1928年，海德里希晋

    升中尉，在信号部门服役。他的一生似乎将在军队度过。[82]但海德里

    希的问题在于他四处树敌。海军士兵讨厌他鲁莽又专横的作风，嘲笑

    他高得近乎假声的嗓音。他和女人理不清的纠葛也给自己带来了麻

    烦。他其中一个女朋友的父亲是法本公司的主管、海军上将雷德的朋

    友。他的女儿怀上了海德里希的孩子，这让他心怀不满。在为海军荣

    誉法庭召开的听证会上，海德里希想把怀孕的责任推给女方，这让海

    军军官们也非常讨厌他，致使他于1931年4月被海军开除。后来海德里

    希娶了他的新女朋友莉娜·冯·奥斯滕(Lina von Osten)。莉娜信

    仰纳粹主义，和慕尼黑党卫队领导人卡尔·巴朗·冯·埃贝斯泰因

    (Karl Baron vonEberstein)有亲戚关系。于是海德里希在党卫队东

    山再起，刚一入职便投入到清除内奸的行动之中。他干得十分卖力，还说服希姆莱扩大组织的活动范围，令党卫队成为德国警察和监控新

    力量的核心。海德里希的僭越行为惹恼了大量纳粹老党员，其中包括

    哈勒—梅泽堡的地方领导人。该领导人对海德里希进行了恶毒攻击，说他有犹太人血统。当时的纳粹党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曾

    对此展开调查，最后发现海德里希并不是犹太人。不过这一指控纠缠

    了他一生，在他死后还冒出来过。[83]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海德里希在党卫队内部火箭般的蹿升。他为人

    冷酷无情、办事高效、渴望权力，极端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

    段”，凭借为党卫队和保安处打造的宏伟蓝图，他迅速赢得了希姆莱的赏识。在这幅蓝图之中，党卫队和保安处最终将包揽警务和监视控

    制任务。早在1933年3月9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便接管了巴伐利亚警

    察系统，将警察系统内部的政治部门独立出来，并派党卫队保安处人

    士占据了关键岗位。接下来他们一个州一个州地接管警察系统，这些

    行动获得了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的支持。不过就在此时，他们建立

    全国性的统一政治警察体系的计划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同样位高权重

    的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11月30日为普鲁士建立了一个

    独立的警察系统。普鲁士的警察系统出自柏林警察常务委员会的政治

    警察部门，这个组织曾在魏玛时期负责搜集共产党情报，由职业警官

    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领导的职业警察组成。戈林新建的

    独立警察力量叫国家秘密警察局(Geheime Staatspolizei)，简称盖

    世太保(Gestapo)。[84]

    1934年头几个月党内的明争暗斗最后因戈林打压威胁不断增大的

    罗姆褐衫军的行动而告一段落。虽然迪尔斯在1933年期间对执行纳粹

    政策充满热情，但他的职业习惯却使他不适合参加针对褐衫军的斗

    争，因为他不会不择手段。1934年4月20日，戈林用希姆莱取代迪尔斯

    成为盖世太保的新任领导人。[85]这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挑拨戈

    林和弗里克互斗，且因为“长刀之夜”后党卫队与冲锋队正式分家而

    获得了大量的操作空间。戈林和弗里克不得不承认，虽然保留了名义

    上的指挥权，但他们已经无法控制盖世太保。戈林在1934年就放弃

    了，但弗里克和他的内政部并不愿意在权力斗争中迅速认输。局势最

    终倒向了希姆莱。2月10日新法通过，盖世太保正式脱离了司法体系，从此以后不受任何其他组织节制。6月17日希特勒下令，任命希姆莱为

    德国警察总长。希姆莱让海德里希负责盖世太保、刑事犯罪以及党卫

    队的安保工作，让另一位党卫队成员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负责传统警察力量。于是，党卫队和警察系统开始合流，大

    量传统职业警察加入了党卫队，党卫队成员也在警察系统内部占据了

    大量职位。这样，帝国的一个重要法律执行机关从“常规”向“特

    权”转变。1939年，党卫队保安处和安全警察被划归希姆莱和海德里

    希直接领导下的帝国安全总部，标志着这一转变正式完成。[86]

    Ⅲ

    第三帝国庞大复杂的警察系统和镇压机器首先的任务是抓捕和清

    洗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内部敌人。纳粹独裁统治建立之初，只有共产党和社民党曾进行有组织反抗。1932年11月，德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完全

    自由的政党选举，纳粹党获得了1170万张选票，左翼政党获得了1310

    万张。虽然左翼政党代表了相当数量的德国选民，但它们却无法有效

    应对纳粹集团的暴力行动。1933年头几个月，左翼政党的各类组织机

    构遭到无情镇压，镇压的对象还包括它们的一些附属军事组织，比如

    红色前线战士联盟和帝国旗帜(Reichbanner)，以及与它们合作的一

    些组织，比如工会。左翼政党的领导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流亡国

    外；它们的数百万党员和党的支持者回忆起忠于信念和理想的一生，感到孤立和迷茫。一些以前属于左翼政党的激进分子分别遭遇了永久

    监禁、跟踪、通信，对外联络受到监视。这些人内部四分五裂，互相

    敌视，震惊于纳粹党夺权行动之迅速与无情，一开始感到非常无助，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似乎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做出有效反抗。[87]

    但从某些方面看，相较于纳粹德国的其他组织，社民党和共产党

    更具备反抗的能力。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曾反复遭到禁止和镇

    压。19世纪初，梅特涅(Clemens Wenzel Lothar Metternich)曾经

    动用警力镇压工人运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后革命时期

    (指1848年革命之后)的德国政府也曾镇压过工人运动；最为人熟知

    的一次是1878—1890年间俾斯麦通过了《反社会主义法》(Anti-

    Socialist Law)打压工人运动。对社民党人来说从事地下活动并不新

    鲜。而且，《反社会主义法》时期的老社民党曾经建立过一套相当完

    善的秘密联系网络。到了纳粹时期，虽然老了40岁，但其中一些老党

    员依然十分活跃。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雄事迹鼓舞了许多青年社

    民党人，同时，魏玛共和国晚期社民党某些寻求妥协的做法也让年轻

    人感到失望，他们希望重新振兴社民党曾经的革命传统。他们认为，既然世界级政治家俾斯麦都不能置他们于死地，那么啤酒馆的那个小

    煽动家希特勒就更没有可能了。社民党活跃分子迅速展开行动，印制

    大字报、报纸和宣传单，秘密散发给社民党的支持者，试图加强他们

    抵制纳粹宣传的决心。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仍然深入人

    心，它让很多人坚信纳粹政权的灭亡指日可待。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

    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而纳粹政权只是资本主义为自保而进

    行的最后一次绝望抵抗。现在要做的就是团结起来等待第三帝国自我

    毁灭。社民党人坚信，能够让群众准确把握这一点，就有可能摧毁纳

    粹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并让大众做好消灭纳粹主义的准备。[88]

    德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工业中心——在工人运动方面有着长达

    数十年的深厚传统。在这些地区，一些秘密小组迅速组织起来展开行动。甚至在一些工人运动文化并不繁荣的危险地区，社民党也成功进

    行了重组，并在地下继续活动。比如在汉诺威(Hanover)，当时还很

    年轻、后来成为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维尔纳·布卢门贝格(Werner

    Blumenberg)建立了一个名叫“社会主义前线”(Socialist Front)

    的组织，拥有成员约250名。该组织有一份油印的新闻简报叫《社会主

    义简报》(Sozialistische Bl?tter)，在该地区的联络点一共发行

    了1500期。[89]规模更小的一些类似组织也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

    (Augsburg)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甚至纳粹运动的老巢慕尼黑

    建立起来。社会主义者趁夜在街上贴海报，号召人们在1934年8月19日

    的全民公投中投反对票。他们还在工作场所留下57传单，上面或是各

    种口号，或是一些简评指责纳粹宣传扭曲某些重要事件的真相。整个

    德国有数千名社民党活跃分子在从事着此类活动。他们尤其注重和流

    亡布拉格的党的领导层保持联系。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唤醒大众，还想

    把忠诚于党和工会的人组织起来，以图东山再起。许多人过着双面人

    生，表面上事事服从纳粹政权，暗地里利用空闲时间从事抵抗运动。

    一些人趁出国旅行时搜集流亡党组织印制的传单和报纸，如《新展

    望》(Neue Vorw?rts)，然后把它们偷运回国，分发给国内的党员；

    同时每月向流亡在外的领导层汇报德国国内的详细情况。这些报告冷

    静地评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发客观现

    实。[90]

    不过，这些行动连社民党最基本的目标——维持先前党员之间的

    团结——都没能实现，遑论将反抗者的消息带给大众。这里面有很多

    原因。首先，反抗者缺乏领导。多数知名社民党人已经流亡国外，即

    使想留在国内，也很难长时间不引起警察注意。比如，西里西亚的前

    国会代表奥托·布赫维茨(Otto Buchwitz)曾辗转德国各地，分发社

    民党非法刊物，多次死里逃生。不过，1933年8月他不得不屈服于形

    势，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协助下偷渡到丹麦。[91]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

    留在德国的社民党领导人不是在蹲监狱就是在集中营，不是已经被杀

    就是已经被噤声。其次，事实表明一个流亡在外的领导层并不能起到

    有效的领导作用。流亡领导层拒绝妥协，这已经疏远了很多1933年投

    票选择留在国内的同志。1934年1月，流亡领导层发表《布拉格宣言》

    (Prague Manifesto)，主张直接没收财产、希望在希特勒下台之后

    立马摧毁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的激进政策，使得形势雪上加霜。[92]

    《宣言》非但招致许多地方反抗组织的反对，也没有让其他人相信党

    的领导层已经摆脱了让党在1932—1933年间缺乏反抗意志的宿命论和

    被动性。[93]由于不满党的无力和弱小，一些立场更为激进的组织打着各种旗号开始独立行动，有的叫“国际社会主义者战斗联

    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Fighting League)，有的叫“德国

    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of Germany)，还

    有的叫“红色别动队”(the Red Shock-Troop)，一个局限于柏林地

    区的组织。结果导致这些组织在政策制定和策略选择上和其他忠于布

    拉格流亡党领导的地下组织争吵不断。[94]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唤醒大众对抗政府的想法——这是欧洲历

    史上地下运动的传统目标——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建立群众基础

    几乎绝无可能。在第三帝国治下，残存的工人运动传统十分薄弱且无

    足轻重。纳粹政权对地方上各式各样的组织和协会进行了彻底的“整

    合”。兔子繁殖协会、体操俱乐部等名称各异的组织本想挂羊头卖狗

    肉，去掉名字中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词，保持领导层和所有成员不

    变，但类似伎俩很快就被警察和当局识破，相关组织都被强行取缔。

    因此，社民党抵抗运动的规模始终无法扩大，只能由一群活跃分子组

    成的地方精英小组勉强维持。此外，纳粹政权不是梅特涅和俾斯麦的

    政权：梅特涅和俾斯麦代表了小部分威权精英，而纳粹政权一开始就

    声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动员人民支持一个会克服内部分歧的新国

    家，为全体日耳曼种族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一灰暗的现

    实，社民党活跃分子很快就会领教到。[95]

    在1934年和1935年，依法进行的工厂车间代表年度选举中出现了

    大量弃权票，这可能是因为工人们依然怀念并忠诚于以前那个倾向社

    会民主主义的工会。当时空白票和废票特别多，导致当局无法公布

    1934和1935年的选举结果。从此选举就再没举行过。[96]盖世太保抓捕

    了大量分发传单(传单呼吁在1934年8月19日的全民公投中投“否”)

    的马克思主义者，仅在莱茵—鲁尔区就有1200人。德国其他一些地区

    (比如汉堡)也拘捕了大量社民党人。1935年5月1日，社民党抵抗运

    动一期特殊的传单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抓捕行动。到了1935年末，社民

    党正式的地下反抗组织已被有效消灭。不过，社民党人数众多，它代

    表的文化传统长盛不衰，数十万老党员会继续在内心忠于党的基本价

    值。在第三帝国余下的时间里，一些和总部失去联系的非正式社民党

    松散组织保存下了这些价值和力量，尽管它们没有任何能力使其派上

    用场。[97]

    有一小部分激进的社民党人在1929年聚集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自称为“新开始”(Neu-Beginnen)。他们认为，争取抵抗运动的胜利，其首要条件在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再联合。他们相信，是社民党和

    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敞开了大门。新组织有约100名

    成员，支持者众多，他们做了大量努力，试图使两党重新联合。为

    此，他们向共产主义小组渗透，还想从社民党内部改变党的路线。领

    导人瓦尔特·勒文海姆(Walter Loewenheim)的一份宣言于1933年8

    月在卡尔斯巴德(Karlsbad)发行了1.2万册。宣言在德国秘密流传

    时，在抵抗运动内部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勒文海姆在1935年认为，联合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已经没有继续开展的必要。虽然其中一

    些成员——比如未来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卡斯滕(Francis

    Carsten)——想要继续，但是盖世太保掀起的抓捕浪潮迅速了消灭了

    残余势力。卡斯滕自己也不得不流亡国外，开始读一个研究普鲁士早

    期历史的博士学位。其他一些或流亡或留在国内的小规模抵抗组织下

    场也差不多，包括国际社会主义战斗联盟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Workers'Party of Germany)。工人党的其中一个领导

    人是年轻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他曾经流亡于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战后当上了西柏林的市长，后来官至西德总理。不过，这

    些组织都认为两个主要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会引发分歧，是过时之

    物，尽管它们也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98]

    共产党态度强硬，使联合战线很难组成。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

    始，德国共产党就一直在执行莫斯科的极左路线，将社民党人斥为社

    会法西斯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障碍。1933年和1934年发生的

    事情并没有使总路线发生改变。1933年5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重

    申了被第三国际誉为“党的绝对正确的政治路线”，继续坚持反社会

    法西斯主义者的立场。他们说，“尽管这些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被踢出

    了政府机关，尽管他们的组织和出版机构和我们一样受到了残酷镇

    压，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从未改变的事实：他们仍然

    是支持资本主义独裁制度的主要社会力量。”批评极左路线、主张和

    社民党人合作的共产党人，如赫尔曼·雷梅尔(Hermann Remmele)和

    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在1932年就已经被逐出党的领导

    层，留下一直以来信仰坚定的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lmann)作

    为共产党名义上的负责人，不过国会纵火案后他旋即被捕并被关进监

    狱，丧失了行动能力。共产党对社民党的指控根本缺乏证据支持，但

    是1933年末当时主要的共产党人弗里茨·黑克特(Fritz Heckert)依

    然在大声疾呼，“对工人阶级来说，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资

    产阶级法西斯和在背后支持它的主要社会力量：社会民主主义。”[99]德国共产党之所以持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观点并不仅是因为它无

    条件忠于莫斯科。它们也反映出1918年革命以来两个工人阶级政党之

    间的长期敌视。1918年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

    (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被受命于社

    民党的自由军团杀害。反过来，社民党人也知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

    权杀害了大量反对者，其中俄国的“社民党人”孟什维克首当其冲。

    后来出现的失业大潮对共产党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

    不和。1931—1934年间，社民党和共产党内部都不曾奢望两党能够联

    合行动。

    社民党人多势众。1933年初，社民党拥有超过100万党员，而共产

    党只有18万左右。相比共产党，社民党人对党的忠诚更为持久。不

    过，多年的外部迫害和持续不断的内部整肃使共产党纪律严明，坚定

    团结。此外，共产党还有进行秘密工作和组建机密组织的传统。与社

    民党比较，共产党这一传统成形时间更近，也更高效。在1933年头几

    个月之后，各种非法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德国迅速建立起来。讽刺的

    是，共产党人对时局缺乏现实考量这一点反而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

    狂热地相信，不只是纳粹政权，整个资本主义灭亡的日子都已不远，只消数月而已。因此，共产党人觉得有必要抛头颅、洒热血，冒着牺

    牲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斗争。[100]但是

    斗争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尽管1933年的纳粹宣传不断警告一场共产主

    义革命即将来临，但实际上刚刚重组的德国共产党比社民党强不到哪

    去。共产党搞了一些破坏活动，少数共产党人还试图为苏联窃取军事

    情报。然而数万名活跃于抵抗运动中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只能勉力

    把地下运动维持下去，等着纳粹主义和支持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一起垮

    台。他们组织秘密会议，散布境外的非法政治宣传，收党费，生产和

    散发一些制作粗糙的油印传单和新闻简报。这些传单和简报有时数量

    巨大，以便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激励人们起来反抗纳粹政权。

    他们建立了一些秘密网络分发杂志和传单，杂志和传单由境外的共产

    党组织提供，由情报员偷运回国。德国境内的共产主义抵抗运动还和

    国外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展开了广泛合作，比如由境外流亡者编辑、在

    国内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印刷的报纸《红旗》(Die Rote Fahne)。这

    些中心数量可观，索林根—欧利克斯(Solingen-Ohligs)就有一个非

    法出版社，每期杂志印1万本，每月印1到2次。五一劳动节时，一些地

    方的共产党还会举行秘密游行，他们在高层建筑上挂出红旗或者镰刀

    锤子旗，还在火车站涂口号。和社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在1934年8月19

    日全民公投时散发传单，鼓励德国人投否决票。[101]在第三帝国初期，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无疑表现得更活跃，也更

    有持久力。共产党人有更强的使命感，有些人会说这是狂热。他们得

    到流亡领导层的指导，尽可能维持共产党在德国境内的存在感。党的

    情报人员和特工往返于巴黎、布鲁塞尔、布拉格等境外活动中心，他

    们往往假冒身份，尽其所能维持抵抗运动或者恢复被破坏的运动。政

    府每组织一次突击，他们就散发一批传单，用欢快而肯定的语气揭露

    警察的残忍，表示纳粹政权未能摧毁抵抗运动。但是，这样的斗争方

    式却成了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因为传单让党既能被工人注意到，也能

    被盖世太保注意到。[102]党的科层结构和行为习惯也为警方辨识和追踪

    党支部的会计和秘书等成员提供了帮助，比如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的汉斯·普法伊费尔(Hans Pfeiffer)，在非常时期

    依然一丝不苟地保存信件、会议纪要、订阅记录和党员名单。后来这

    些“无价之宝”全部落入了警方手中。[103]困扰着社民党的问题同样让

    共产党犯难：和流亡领导层联系困难，工人运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被

    摧毁，最有经验和最有才能的领导人或是在外流亡，或是身陷囹圄，或是惨遭毒手。[104]

    尽管共产党以纪律严明著称，但是党的流亡领导层内部也很快出

    现了严重分歧。分歧的一方是占多数的极左派，主张继续攻击社民

    党；另一方是共产国际，他们意识到德共已经遭受重创，开始敦促党

    和社民党开展合作，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5年1月，共产国际公

    开谴责德共此前的政策是“宗派主义”，并开始收敛自己的革命言

    辞。德共内部由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

    (Wilhelm Pieck)领导的一小部分人察觉到了变化，选择和莫斯科的

    新政策站在一边。乌布利希以前是柏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皮克是

    国会代表，并曾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斯巴达起义”中被自由军

    团杀害前一直陪伴在二人身边。这次意识形态转向使德共改变了有利

    于盖世太保镇压运动的集中式架构，代之以松散的组织，赋予各部门

    较高的独立性。这似乎才是适合团结高效的工人阶级反纳粹抵抗运动

    的组织方式。[105]

    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来得太迟了。共产党地方领导层和普通党员

    与社民党争斗太久，积怨已深。1934年中，7000名埃森工人在一位死

    于监狱的共产党人墓前举行示威活动。当地的共产党领导层明确宣

    布，不欢迎社民党人参加示威，因为他们死去的同志一直在和社民党

    做斗争。此外，流亡巴黎的乌布利希受命组织由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

    组成的人民阵线，但他极易激怒他人。有的人认为他并不真心支持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所以有意挑衅，好把新政策失败的责任推给社民

    党。同时，由于盖世太保对德共情报人员的严密监视，很多德国境内

    的活跃共产党人不知道党已经有了新路线。社民党对人民阵线的提法

    满腹狐疑(它确实在法国和西班牙成功了)，这样的“联合阵线”在

    魏玛时期就有过，是共产党用来对付社民党的策略。两党在1919年到

    1923年之间凝聚的仇恨实在太深，不可能在德国内部形成真正的联

    合。[106]

    当人民阵线政策全面启动时，共产党和社民党的抵抗组织都已经

    遭到了盖世太保的沉重打击。1933年6—7月间的大规模抓捕行动迫使

    抵抗运动重组，但盖世太保迅速查到了重组组织的动向，再一次开始

    了抓捕。杜塞尔多夫共产党支部的非法抵抗历程也许是个典型。杜塞

    尔多夫是一个大的工业中心，有着激进主义的传统，是共产党的主要

    地盘。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在杜塞尔多夫获得了7.8万张

    选票，比纳粹党多了8000张，超过社民党2倍还多。1933年2月28日

    《国会纵火案法令》发布之后，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严重打击了当地共

    产党的基层组织，但在27岁的胡戈·保罗(Hugo Paul)的领导下，共

    产党迅速卷土重来，定期印发新闻传单，开展宣传攻势。然而在1933

    年6月，盖世太保查获了党的记录，在传单印刷者家中将保罗逮捕。一

    番严刑拷打后，其他活跃分子随即暴露，到7月末有超过90人被捕。柏

    林的共产党地下总部派出了好几批人接替保罗，频繁变动人员，以防

    被人发现。1934年春，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有约700名党员，开办了

    一份新闻简报，每期印发4000—5000份。他们在夜里把传单塞进人们

    的信箱，或者在火车站、银行、电影院以及旅馆等高层建筑顶上用一

    种叫“爆蛙”(knallfrosch)的装置分发传单。“长刀之夜”那天，党组织撰写了尖刻嘲讽的批评文章四处散发，视其为一次特别的胜

    利。

    然而，盖世太保成功策反了一位被捕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威

    廉·加特(Wilhelm Gather)，于1934年将他作为双重间谍安插至当

    地的共产党组织，紧接着便发起了逮捕行动。城市中心防卫区抓到了

    60个，腓特烈施塔特(Friedrichstadt)的工人阶级地区抓到了50

    个。其他被捕的共产党人也受到了严刑拷打，但他们宁肯自杀也不愿

    出卖同志。尽管遭受了这次重创，但是他们因为罗姆被杀的消息又重

    新乐观起来，认为纳粹统治即将从内部崩溃，党员人数也有实际增

    加，下莱茵河地区和鲁尔区的党员达到了4000人。上升趋势并没有维

    持多久。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领导下，盖世太保加强了集权，提高了

    效率，更多共产党人随即被捕。最致命的是，共产党在柏林的地下总部在1935年3月27日被一锅端，地方党组织从此失去了领导和前进方

    向。党员对自20年代以来一直执行的极左路线越来越失望，党内士气

    每况愈下。党员退党和后续的逮捕行动让下莱茵河地区和鲁尔区的地

    下党组织支离破碎。等到1935年6月新的地区领导人瓦尔德马·施密特

    (Waldemar Schmidt)上任时，共产党组织已经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小

    组。施密特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向党的流亡领导层汇报情况就很快被捕

    了。[107]这样的事情在德国遍地都是。比如在哈雷—梅泽堡(Halle-

    Merseburg)，一个警方卧底在1935年初领着盖世太保摸到了当地党组

    织领导会议的会场。被捕的人熬刑不过，泄露了其他党员的名字；党

    的文件被查获，更多人遭到抓捕和拷打，最后一共有超过700人被捕，当地共产党组织毁于一旦。少数幸存的党员士气全无。此时，党的干

    部之间互相怀疑(这种猜疑并非全无道理)，在政治上已经难有作

    为。[108]盖世太保通过细致的信息搜集和室内搜查，对嫌疑人施以酷刑

    审讯，利用间谍和告密者，在1934年末成功摧毁了共产党组织的抵抗

    运动，包括它的福利组织“红色救援”(RoteHilfe)。“红色救

    援”负责帮助身陷囹圄或者陷入其他困难的党员的家属。自此以后，只有小部分非正式组织的共产党人在继续活动，许多地方甚至连这种

    人都没有。[109]这时候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放弃了之前的要唤起群众的雄

    心壮志，转而专心等待纳粹统治最终垮台。在第三帝国初期所有抵抗

    纳粹主义的组织中，共产党最坚定也最无畏。相应地，他们为此付出

    了最为惨重的代价。[110]

    和留在德国的同志相比，那些在苏联寻求庇护、躲避镇压的共产

    党人同样命运悲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威胁不断升级，俄国和乌克兰

    农业集体化遭遇失败，强行工业化历经艰辛苦难，这些因素令苏联领

    导层日益偏执。1934年，当时苏联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年轻一代布尔

    什维克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遭到谋杀，这起谋杀

    很明显是一些布尔什维克高官共同策划的。案发后，苏联领导人斯大

    林展开清洗行动，大量逮捕党内官员，局势愈演愈烈。没过多久，遭

    到逮捕和枪决的苏共领导层官员就已达数千人之多，被捕者被押到作

    秀式的公审大会上，被逼承认“颠覆政权”和“阴谋叛乱”等莫须有

    的罪名。清洗迅速蔓延到普通党员之间，官员和普通党员争相检举党

    内疑似叛徒或颠覆破坏分子的人。截至20世纪30年代末，西伯利亚地

    区的劳改集中营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已经塞了数百万名

    囚犯。据估计，从斯大林在20年代末夺取最高权力一直到他在1953年

    死去，苏联一共有75万人被执行死刑，另有至少275万人死在了集中

    营。[111]在这种恐怖、惧怕和互相揭发的氛围下，任何非常之举都可能成

    为逮捕、监禁、酷刑和被杀的借口。和外国政府有联系，甚至曾经在

    国外居住都开始引起怀疑。不久，大清洗将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人也卷

    进了毁灭的漩涡。数千名在苏联寻求庇护的德国共产党人被捕，或是

    被送进劳改营：或是被流放西伯利亚。超过1100人被控以各种罪行，遭到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残酷折磨，被长时间囚禁在条件恶劣的劳改

    营中。不少人遭到杀害。死者包括数名德共政治局前任或现任委员，有海因茨·诺伊曼，他是前任宣传部长，曾在1932—1933年间主张暴

    力行动，但被强烈拒绝；有胡戈·埃伯莱因(Hugo Eberlein)，由于

    好友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埃伯莱因在苏联不受欢迎；还有赫

    尔曼·雷梅尔，他在1933年不小心说了一句什么纳粹夺权成功就等于

    工人阶级的失败之类的话。德共政治局在1920—1933年间总计有44名

    成员，其中死于斯大林迫害的比死在盖世太保和纳粹政权手上的还

    多。[112]第三节 “人民公敌”

    Ⅰ

    1933年2月27—28日柏林国会纵火案之后，年轻的荷兰无政府主义

    者马里纳斯·范德吕伯遭到关押，那时候他应当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

    活着走出监狱了。希特勒也是这么说的，他宣布囚犯会被绞死。但

    是，他的说法实际上于法理不通。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在那里绞刑

    确实是常见的死刑手段。但在德国，斩首作为执行死刑的唯一方法已

    经沿用了近一个世纪。此外，《帝国刑法》并未规定纵火罪罪犯可以

    被判处死刑，除非造成他人死亡。在范德吕伯的案子中，那把火没有

    烧死任何人。因此，帝国司法部的官员和法律顾问对判处范德吕伯死

    刑抱有疑虑。但是，内阁根本不理会这些人，说服兴登堡总统在1933

    年3月29日下令，把2月28日通过的《国会纵火案法令》中的死刑条款

    向前追溯到自1月31日(希特勒上任第一天)以来的纵火和叛乱等犯罪

    行为上。当时某些仍然敢言的新闻评论指出，总统令违背了一个基本

    的法律原则——“不溯及既往原则”，因为犯罪行为发生时罪犯并不

    知道这些后加的惩戒措施。

    就范德吕伯的例子而言，如果他放火时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死

    刑判决，他一开始可能就不会选择犯罪了。现在，没人能在犯罪前确

    定自己会面临何种惩罚了。[113]

    希特勒和戈林不仅坚持要处死范德吕伯，还想把脏水溅到德国共

    产党身上，指责共产党是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