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Diplomacy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inois，U.S.A.

    ·1951，1979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4 by George F.Kennan

    Introduction?201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目录 ?

    序言

    前言，1985

    前言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

    讲集

    1 美西战争

    2 贺璧理先生与门户开放政策

    3 美国与东方

    4 第一次世界大战

    5 第二次世界大战

    6 现代世界的外交

    第二部分 苏联行为的根源

    1 苏联行为的根源

    2 美国与俄国的未来

    第三部分 格林内尔(Grinnell)演讲集

    1 对沃尔格林演讲的反思

    2 美国外交与军事序言

    约翰·J.米尔斯海默[1]

    乔治·凯南将会作为“遏制政策之父”而青史留名，遏制战略是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应对苏联威胁所采用的战略。乔治·凯南是冷战早

    期一位关键的政策制定者。1947年4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让乔治·凯南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该机构随后成为美国国务院的长期智库。在制定美国外交政

    策方面，马歇尔非常倚重凯南的建议。确实，凯南在制订马歇尔计划

    中起了核心作用。除此之外，在建立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an)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

    秘密行动指挥部中，凯南也起了核心作用。

    1926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一年后，凯南以外交官身份开始了其

    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凯南被派往多个欧洲国家，其中包

    括三次去德国和苏联游历。他近距离地目睹了希特勒(Hitler)的崛

    起和斯大林(Stalin)的统治。因此，在20世纪，凯南对这两个最强

    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国家所知甚多。在那些年里，对塑造美国外交

    政策来说，这两个国家理所当然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重要。

    但是，凯南不仅仅是一名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他还是位一流的

    战略思想家，具有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重大和重要问题的天赋。例

    如，当着手建立政策规划司时，他担负着“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的角

    度”考虑各种问题的重任。他希望确定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概

    念”(《前言》，第1页)。[2]

    他对弄清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如何与

    其他国家互动特别感兴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战后苏联崛起为欧

    洲最强大的国家，凯南对什么是应对苏联的最好战略这一问题进行了

    长期而艰苦的思考。

    此外，凯南还是一位富有创造性和有条理的思想家。对涉及他的

    问题，他会提出清晰而大胆的答案，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他挑战传统观点以及提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的无畏精神。他几乎总是

    以他的理解道出真相。但是，他也自然倾向于对国际政治，尤其是美

    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归纳总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以探

    寻“理论基础”来解释美国过去的外交政策，并希望弄清在未来美国

    领导人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前言》，第1页)。总之，凯南具有一流

    的分析能力以及综观全局的嗜好。

    1950年，凯南离开政府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间除短暂

    出任苏联(1952年)和南斯拉夫(1961～1963年)大使外，他的余生

    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在这里，凯南使自己成为一流的学者

    和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凯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两部同

    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Pulitzer Prizes)和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s)。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参与公共事务。例如，1980

    年他认为美国应当对其核武器采取“不首先使用”政策；当近100岁高

    龄时，他仍然反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大外交》是凯南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用他的话说，这就

    是为什么此书一直受到“持久关注”的原因(《前言，1985》，第1

    页)。本书最前面的五篇摘选文章是他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沃尔格

    林基金会的演讲。第六篇摘选文章是他194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

    发表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凯南阐明了遏制苏联的理由。第七

    篇摘选文章是另一篇《外交事务》上的文章(1951年)，这篇文章论

    及美国应当如何思考苏联内部的变化。最后两篇摘选文章是1984年凯

    南在格林内尔学院的演讲。其中，凯南回顾了沃尔格林的演讲并为听

    众提供了新经验。

    在芝加哥首场演讲的开始，凯南就阐明了贯穿《美国大外交》一

    书的中心难题。凯南相信，在1990年，美国非常安全，但五十年之

    后，美国会非常不安全。他写道：“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

    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

    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

    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3)。”凯南的目标是要弄清：“什么引

    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

    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

    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没有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4)”

    在设法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关于美国的安全是如何直接受到亚

    洲和欧洲权力均衡的影响这一问题，凯南提出了很多明智的观点。尤其是凯南阐明了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外交政策如何受到欧洲权力均

    势变化的影响。自然，他的叙述包括在二战后遏制政策的采用。而

    且，关于军事力量和国际法的局限以及在其他国家试图实施社会工程

    的危险，《美国大外交》一书提供了聪明的见解。凯南为追求谦逊而

    非傲慢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这些议题都与当代美国有

    关。

    最后，《美国大外交》用大量篇幅描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的冲突。两者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是学者和美国外交政策实践者之间关

    键的知识鸿沟。凯南是现实主义者，正如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现实主

    义者——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学者汉斯·摩根

    索(Hans Morgenthau)和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凯南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义思

    想驱动的，而自由主义思想通常会使美国陷入困境。事实上，凯南断

    言，自由主义(凯南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条文主义和道德主义)要为

    1950年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负主要责任。

    虽然每一个认真的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都应当接触凯南的观点，但是他们没有必要认同凯南所有的观点。实际上我认为凯南的一些观

    点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一断言：20世纪上半叶，美国无视强权政治而去追求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凯南认为，像美国

    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其行为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截然不同。美国在国

    际政治的严酷世界中处于劣势。我认为凯南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我

    认为《美国大外交》一书有大量的证据支持我的观点。然而，这些问

    题与这本经典著作中丰富的深刻见解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地缘政治与美国安全

    凯南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货币，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他们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权力均势。对

    美国而言，理想的境况就是欧洲“均衡”，或是我所说的平衡的多级

    体系。[3]

    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应当有少数几个大国，任何一个大国

    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支配其他国家。英国地处欧洲但不在欧洲大

    陆，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换言之，当需要遏制一个国家因过

    分自大而试图引起不均衡时，英国应当在欧洲大陆使用军事力量。凯

    南认为，平衡的多极化有利于欧洲的和平并使美国安全。因为没有欧

    洲大国能威胁欧洲的稳定和美国的安全(99)。对欧洲和平和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是地区霸权，即一个特别强大

    的大陆国家能够支配整个欧洲。凯南写道：“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

    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和英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

    的推论直截了当：欧洲霸权应当“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

    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

    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亚欧大陆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

    的”(6)。相反，如果欧洲存在均衡，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强国都很难

    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驰骋——尤其是在西半球——因为它会整天担心其

    邻国会在美国后院制造麻烦。

    凯南认为，美国依赖于英国维持欧洲权力均势，英国在几个世纪

    以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结果就是，美国“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

    陆外交背后”，以得天独厚的位置安全且容易地行事(6)。实际上，伦敦和华盛顿都对确保没有一个大陆强国能够控制欧洲这一问题十分

    关注。但是，由于英国在地理上接近欧洲大陆，美国能够袖手旁观，让英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有抱负的欧洲霸权。简而言之，美国可

    以把责任推卸给英国，英国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

    然而，如果英国陷入麻烦，不能完成任务，美国就不得不插手，帮助遏制潜在的霸权。凯南说，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威尔逊政府在

    一战中，甚至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前就对英国提供援助。凯南写

    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这样的前景，无疑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

    的事情：意识到协约国(Eetente powers)失败的危险，并意识到作

    为世界强国的英国被淘汰出局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带来的损害……其结

    果就是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情绪。”尽管美国“由于一个中立问

    题”参战，然而，一旦它与德国交手，就很快意识到“避免英国战败

    的危险”和遏制德意志帝国是当务之急(92)。

    同样的地缘政治逻辑也能够解释美国在参加二战前后的行动。

    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罗斯福政府深感担忧，如果战胜苏联，纳粹德

    国可能会将英国淘汰出局，最后占领全欧洲。因此，早在1941年12月

    参战以前，美国就支持英国。实际上，罗斯福总统竭尽全力使美国参

    战以确保英国的生存和纳粹德国的毁灭。[4]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二战后欧洲形成了新的不平衡。这有助于

    解释为什么凯南对1950年美国的地位如此失望，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

    提出了遏制战略。苏联从巨大的冲突中脱颖而出，成为欧洲最强大的

    国家。苏联实际上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没有哪些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均势联盟以遏制它。德国被摧垮并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被苏联军队

    占领。英国和法国被战争严重削弱，并且二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守卫的

    帝国。这使英法将注意力和资源从欧洲转移出来。尽管美国最终将获

    得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帮助，但只有美国有能力遏制苏联。

    《美国大外交》一书包含一个关于二战末苏联如何能够占据这样

    一个支配地位的深刻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

    家就是纳粹德国和苏联。二者是死对头，并都具有扩张主义的目标。

    虽然下定决心在欧洲建立德国霸权的希特勒无疑比斯大林更具侵略

    性，但是这个苏联的领导人也决意扩张到东欧。西方民主国家——英

    国和法国——与两个独裁者关系不好，因此无法与莫斯科合作来遏制

    德国。如果必要，也不能与德国合作来遏制苏联。因此，到了1939

    年，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

    但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两个“极权大国”结成联盟，那么民主国家既不能打败纳粹德国，也不能打败苏联。即使美国参

    战，情况也依然如此。英国和法国打败德国或苏联的唯一办法就是它

    们与苏联或德国中的一方结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与英法协作

    的极权大国”最终会占领欧洲大陆的东半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极权国家将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得多。欧洲将不会有均势。实

    际上，西方民主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经典的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毫无疑问，它们支持苏联对抗德国，“凭借着军事行动的

    磅礴气势”，在二战结束之际，红军到达了欧洲的心脏地带(108)。

    那时，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扮作最终的平衡手，驻守欧洲对抗苏联。正

    是在这种背景下，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遏制

    的文章。

    不必惊讶，凯南思考亚洲权力均势的方式与思考欧洲权力均势的

    方式如出一辙，尽管在凯南时代，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较

    小。20世纪上半叶，亚洲有两个大国：日本和俄国。俄国于1917年成

    为苏联。凯南不无赞赏地指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Poosevelt)总统意识到美国在日本和俄国之间保持权力均势符合美国

    的利益。所以，用罗斯福的话说，“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

    的行动”(61)。凯南认为，俄国作为亚洲的大陆强国，是更大的威

    胁。而日本作为岛国，与英国很像，可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遏制

    莫斯科。因此，在《美国大外交》一书中，凯南倾向于对日本持非常

    同情的态度(59～76)。随着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亚洲再没有美国可以依靠以遏制莫斯科

    的大国，这意味着与欧洲一样，美国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正如

    1951年凯南告诉芝加哥的听众，“我们现在继承了日本在朝鲜—满洲

    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对和忍受的问题与责任”(74)。

    也许有人会认为，凯南的地缘政治模板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没多

    大关系，但这是错误的。它对理解美国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中的地位而

    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南。特别是自1989年以来，美国处于一个理想

    的战略环境中。因为亚洲和欧洲都没有一个强国强大到足以控制其中

    一个或两个地区。均衡成为那个时代的秩序，正如凯南所指出的，这

    一事态对美国有利。另外，华盛顿在这两个地区都驻有军事力量以帮

    助维持和平。

    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均势在可见的将来会消失。有可能成为当

    代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德国在未来几年将会失去权力，因为德国人口正

    在减少。在欧洲大陆，没有其他国家在实质上有可能比它的邻国更强

    大。因此，传统上在欧洲扮演离岸平衡手的美国，很可能会从该地区

    撤军，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的不安全。

    然而，由于中国的崛起，亚洲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中国经济在未

    来几十年以最近几十年的方式继续增长，那么中国会成为亚洲迄今为

    止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无疑会谋求以美国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控制亚

    洲。如果凯南还健在，他会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国时发挥核心作用，正

    如他希望东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亚洲的野心一样。不幸的是，即使是与

    中国的亚洲邻国联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因此，美国将不

    得不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国的均势联盟方面发挥带

    头作用，正如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凯南会对这一前景深感忧虑，正如他被1950年美国的战略形势所困扰一样。

    考虑到凯南的声望与他的遏制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

    到美国会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更为认真地考察凯南1947年

    文章中关于这一战略的所说内容是有意义的。

    “X”文章

    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关于遏制的文章或许是所有关于美

    国外交政策文章中最著名的一篇。文章发表时，作者署名为“X”。因

    为凯南是一名有影响的政府官员，他不希望读者认为文章代表了官方政策。然而，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发表后不久，凯南就被认定

    为文章的作者。该文章实际上是“长电报”(Long Telegram)的精华

    版。千字电报是1946年2月凯南在莫斯科工作时写给华盛顿官方的一份

    更为综合的关于遏制的文章。“长电报”让凯南在美国政府内声名鹊

    起，而“X”文章则为他赢得了即时的公众声望。

    在20世纪40年代末，甚至他的余生，凯南撰写和讲述了许多其他

    有关遏制的著作。毫不奇怪的是，当遏制战略开始在杜鲁门政府成型

    时，有很多关于凯南在冷战早期关于遏制政策准确想法的争论。但

    是，我将关注凯南在“X”文章中所说的内容，而不是努力推测他可能

    想说的内容。我也不会试图解析他在其他情况下所说的不同的内容。

    有几个很好的理由解释我为何只关注“X”文章。首先，该文章被

    广泛阅读并对西方许多人如何思考苏联威胁和遏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请记住，这篇文章发表于历史上高度不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大多数

    美国人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苏联这个二战期间美国重要的盟友。其次，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遵循了凯南该文章中的很多药方。最后，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苏联有导致其自身灭亡的很深的弱

    点。其实，他对冷战何以结束作出了预言。

    凯南对遏制的思考基于这样一个假定：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强

    国，是美国一个危险的威胁。按照他的估计，华盛顿“应继续将苏联

    视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174)。他把应对苏联比作“应对诸如拿破

    仑和希特勒这样极富侵略性的领导人”，并得出结论：应对苏联“立

    刻变得更简单也更困难了”。有利的新情况是，苏联更加谨慎和灵

    活，“不会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退却而内疚”(164)。不

    利的新情况是，苏联在其野心勃勃的追求中更为冷酷无情，因此美国

    遏制起来尤为困难(158)。姑且不论凯南的评论是否正确，他所说的

    是，苏联能与拿破仑一世的法国和纳粹德国这两个现代史上最野心勃

    勃的国家等量齐观。

    没有证据表明，在“X”文章中，凯南认为苏联对西欧来说是一个

    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凯南知道苏联刚刚遭受纳粹德国的战争破坏，无法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他写道：“战争使俄国付

    出更大代价，破坏严重，伤亡巨大，人民疲惫不堪。由于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国人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人民群众感到失

    望，心有疑虑，不再像以前那样易受影响。如果说苏联政权对国外的

    追随者还有神奇魅力的话，在国内已不如往昔了(167～168)。”凯南也意识到在冷战后期，苏联的经济状况很糟。鉴于所有这些问题，凯南总结道：“虽然俄国总体上敌视西方世界，但是显然它仍然是比

    较弱小的一方(174)。”

    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凯南认为，苏联的扩张主义倾向在很

    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领导人被教育说，“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固有的对立”，资本主义是给社会主义找碴儿的邪恶

    势力(159)。实际上，这意味着，“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最终推翻境

    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责任”(155)。毫无疑问，苏联人并不仅仅决

    心在其他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他们承诺在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

    但是，凯南并不认为仅靠意识形态就能解释为何苏联对大多数国

    家持敌对态度。他还认为，莫斯科在从事社会帝国主义。面临国内动

    乱的统治精英会故意引起外交政策危机，团结公众并用爱国主义激励

    公众，从而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特别是，凯南认为苏联领导者强

    调“来自外部世界的对苏联的威胁”，因为这是一个为“保留独裁政

    权”辩护的好方法(156)。

    非常重要的是，凯南也确信地缘政治的考虑驱使苏联扩张边界。

    以同样的方式，他们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世纪就努力追求扩张性的俄

    国外交政策。这一主题在“长电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写

    道：“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从根本上源于俄国人

    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全感。”[5]

    这一战略观点在“X”文章中也有所表

    述。[6]

    简言之，凯南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帝国主义，与“俄国的历史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促使苏联领导人对外部世界采

    取了野心勃勃的姿态(155)。

    尽管惧怕苏联，但凯南坚信，共产主义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包含

    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实际上，他相信，这些种子的发育进展顺利，美

    国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耐心和坚定地实施遏制政策(174)。然而，与

    此同时，他认为，华盛顿应当“对苏联政策运作施加极大的压力……

    以这种方式导致苏联政权最终垮台或逐渐软化”(176)。这些评论表

    明，当论及对付苏联时，“X”文章的作者凯南是“鹰派”，而不

    是“鸽派”。

    通过凯南对遏制应该是什么的观点，人们能够发现凯南作为“鹰

    派”人物的更多的证据。凯南主张，美国应当在全世界与苏联竞争，每当克里姆林宫领导者表现出侵略性，就对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他主张，遏制政策应当被设计为，在俄国表现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

    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改变的反击力量来对抗(174)。他认

    为，苏联人能够“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着的地理和政治点上”制造麻

    烦。这意味着美国及盟友在“使用反击力量”时应当保持“灵活而警

    惕”(166)。

    《苏联行为的根源》发表后不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撰写了一系列报纸文章挑战凯南关于遏制的观点。李普曼

    的主要批评是，在全世界对苏联做出回应——正如凯南所要求的——

    会给莫斯科以主动性，“使我们面临一系列无穷无尽的不可解决的困

    境”，这一切我们都没有资源或耐心去处理。[7]

    李普曼倾向于关注关

    键的战略利益而非细枝末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这一遏制政策的替代方式称为“周边防御”和“要点防

    御”。[8]

    尽管凯南同意李普曼要点防御具有优势的观点，但这不是他

    在“X”文章中要论述的政策。在“X”文章中，凯南为周边防御政策

    进行了辩护，这一政策是美国在冷战期间遵循的政策。

    至少在两个方面，凯南以后关于遏制的思考与《外交事务》的文

    章存在分歧。1984年，在格林内尔演讲集中，他认为美国领导人犯了

    错误，将苏联领导人其实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归给他们，匆忙得出结

    论说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其同伙一样(240)。虽然这种回顾性的

    评价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说服美国精英相信苏联是一个与纳粹德国

    一样危险的扩张主义的势力方面，凯南的“X”文章还是起了关键作

    用。

    在格林内尔演讲中，凯南还对冷战的军事化感到惋惜。尽管他

    《外交事务》中的文章并没有认为苏联正打算进攻西欧，但仍将苏联

    描述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凯南要求无论莫斯科在什

    么地方试图扩张，就要对其实施以“不可改变的反作用”为基础的遏

    制政策的原因。这样的言辞会不由自主地促成美苏竞争的军事化。因

    此，对于遏制的军事化形式，凯南至少要付一部分责任。

    20世纪40年代末期，甚至整个冷战时期，关于如何对付苏联的争

    论不仅仅是围绕着如何使遏制政策起作用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两个遏

    制战略的替代方案——“接触”和“击退”——这提醒我们遏制政策

    的采用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因此，为了替遏制政策辩护，凯南也

    驳斥这两个不同的战略。接触战略假定苏联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建议杜鲁门政府以友好

    的方式与苏联互动，避免力图遏制苏联而产生的代价和风险。这一战

    略与政治左派产生了共鸣，在二战后吸引了很多美国人。因为他们将

    苏联当作是二战中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凯南在“长电报”和“X”文章

    中对苏联意图严酷的描述目的在于防止将苏联视为合作者，而不是对

    手。简言之，这就是为什么那篇著名的文章如此强硬的原因。

    第二个选择是击退，这一策略要求美国超越遏制政策，寻找机会

    进攻莫斯科及其盟友。这一战略与政治右派产生了共鸣。但这一战略

    在美国政府内部从未获得多少支持。尽管当1950年美国军队越过“三

    八线”进入共产主义朝鲜时，该战略曾被严肃认真地试用过一次。但

    是，这一尝试导致了灾难，因为中国随后参战，并将战争拖延至1953

    年7月。当时，双方恢复原状，在“三八线”两端互相对峙。毫不奇怪

    的是，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凯南帮助组织了CIA的秘密行动以暗中

    破坏苏联对西欧的控制，但是凯南反对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然而，随后凯南说这一提议是“我所犯过的最大错误”。[9]

    在其他场合，凯

    南是遏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美国一直在贯彻

    遏制政策。

    所有这些与遏制有关的问题并不仅对理解冷战史来说是重要的，它们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中国继续令人瞩目地崛起，在未来几年这

    些情况将很有可能重现。实际上，美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已经在讨论

    美国是要遏制还是要接触中国。最终会有政治右派谈论击退。遏制政

    策的支持者无疑会讨论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一战略。如果有关于周边防

    御和重点防御优势的争论，以及中国主要是一个军事威胁还是一个政

    治威胁的争论，这并不奇怪。由于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共产主义

    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希望听到这一观点：由于中国依然执著于共产主

    义意识形态，因而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一言以蔽之，遏制政策是

    凯南生活的中心，对遏制政策的争论具有永恒的品质。

    谦逊的美德

    《美国大外交》也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该书用大量笔墨论述

    了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更加谦逊。美国人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视他

    们的国家为例外的——如同山巅之城——因此完全有资格领导世界，使其变成一个更加安全和美好的地方。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这

    种沾沾自喜的傲慢达到了顶峰。或许这种傲慢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国

    务卿玛德莱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2月的一次评论。她评论道：“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

    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比其他国家看得远，在这

    里我们看到了我们所有的危险。”[10]

    凯南不赞同这种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的方式，呼

    吁“更为谦逊”的国家观(252)。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简单

    的事实，即他不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优越。美国或许比其他国家更强

    大，但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其他国家更有道德。他认为，美国人遭

    受着“优越幻觉”(146)之苦。因此，“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以

    别人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像我们一样来评判别人”，这对凯南来说毫无

    意义(186)。

    凯南也支持谦逊，因为他意识到，美国为改善世界而做的努力具

    有显著的缺陷。作为遏制理论的创始人，凯南充分意识到军事力量的

    局限性。和很多现实主义者一样，凯南意识到战争是治国之道的合法

    手段。然而，战争也是一项毁灭性和残忍的事业。有时战争是弊大于

    利，偶尔还会导致国家灭亡。对凯南而言，即使当你认为战争的理由

    是正义的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利也是有限的。“因为战争只能意

    味着相对程度的不幸。”他继续说道，“即使是最辉煌的军事胜利除

    了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和卑微之外，也不会给我们以任何勇气直

    面未来的权利”(199)。

    此外，凯南认为，在其他国家进行社会工程是一项尤为困难的工

    作，美国应避免占领其他国家并进行国家建设。在他的第一个芝加哥

    演讲(该演讲主要论述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灾难)中，他写道，“美

    国应当当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对任何人的任何类型的

    家长式的责任。比如有人要求我们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我们能避免这

    种情况，我们应极力避免；或者，占领时间不要超过绝对必要时

    间。”(26)。

    凯南反对干涉别国政治有两个理由。首先，他认为很难知道在其

    他国家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因此很难知道如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

    响事态。对凯南而言，“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

    理解的全部”(146)。凯南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反映在《美国与俄国

    的未来》一文中。该文章1951年4月发表于《外交事务》。谈论到苏联

    前进方向问题，凯南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重要变革。但是，他强

    调“那些变革将如何发生是不能被预见的”(207)。关于俄国未来的

    政府，他写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就像‘透过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进行观察。……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208)。考虑到

    这种极度无知，凯南认为美国不应卷入苏联内政。相反，“让他们以

    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吧(187)”。

    其次，凯南认为，在任何社会，内部因素最终会推动变革，外部

    作用者——即使他们知道在做什么(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仅能以

    微弱的力量影响事态。他写道，政体主要由实践的烈火锻造而成，而

    非源自空洞的理论。它们是对民族性格和国家现实的反映(186)。他

    自然地认为这一逻辑适用于俄国：“我们能够肯定的一件事是：在俄

    国政府的精神与实践方面，没有一个主要是通过外国的启示与建议而

    发生的伟大而又持久的变革”(209)。鉴于我们影响力和知识的局

    限，凯南对任何试图按照自身形象改变世界的美国计划都不抱太大希

    望。

    “9·11”事件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及其助理人员开始确信，美国应当在整个中东地区使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社会工程。当

    时，华盛顿并不缺少傲慢，尤其是2011年深秋美国军队似乎要在阿富

    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布什主义形成于2002年，为2003年3月美国

    入侵伊拉克奠定了基础。布什主义与凯南关于美国要重新安排世界

    (尤其是通过武力)的局限性的观点正相反。因此，凯南反对伊拉克

    战争就不足为怪了。

    萨达姆倒台后不久，对伊拉克的征服就向南推进了。几年后，阿

    富汗垮台。布什主义被扔进了历史的废纸堆。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入侵

    其他国家和进行社会工程的计划。2011年2月，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Robert Gates)在西点军校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他说，“依我之

    见，未来任何一位建议总统再次将大规模的美国陆战部队送往亚洲、中东或非洲的国防部长都应当‘检查一下脑子是否正常’，正如麦克

    阿瑟(MacArthur)将军机智地说”。[11]

    结果是：凯南是正确的，布什

    及其顾问是错误的。

    虽然在十到二十年里，美国有可能追求一个更为谦逊的外交政

    策，但是傲慢的诱惑一定会以严肃认真的方式重来。在此期间，如果

    大量的美国人读了凯南的书并认识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强调谦逊优于傲

    慢，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得到很好的维护。

    然而，很多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不需要追求更为谦逊的外交

    政策。因为他们相信，美国这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可以通过更多地依靠国际制度，尤其是国际法来统治世界。他们批评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

    过分强调“大棒外交”，没有给全球规则和惯例以足够的重视。但

    是，凯南不认为国际法会给美国外交带来多少希望。实际上，凯南认

    为美国犯了“过度守法主义”的错误，这种倾向是美国外交政策无穷

    麻烦的根源(《前言，1985》，第3页)。

    然而，凯南并不认为国际法毫不相干或百无一用。他认为国际法

    是虽然有益但作用有限的外交工具，可以行使“国家自我利益的温和

    的教化者”的职责(76)。换言之，国际法有助于磨掉美国外交政策

    的棱角，稍微使国际政策显得不那么残酷。因此，无需惊讶的是，凯

    南在1985年评论道，“近年来，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在我们关于

    什么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点道德，比现在更多关注我们关于什么是道

    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前言，1985》，第4页)。

    美国的致命弱点(Achilles Heel)：自由民主？

    让我们回到贯穿凯南芝加哥演讲的核心问题：为什么1950年美国

    与外部世界的麻烦要比1900年更多？具体地说，为什么美国全神贯注

    于在全球遏制苏联，而五十年前美国却根本不用担心大国政治？

    当然，凯南认为，这种令人惋惜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半

    个世纪以来欧洲权力均衡发生的根本变化。1900年欧洲是多极的，没

    有大陆强国有能力成为地区霸权。与之相比，1950年，苏联显然是欧

    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没有能力联合起来遏制

    苏联。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这么做。

    然而，凯南希望挖掘深层原因以弄清是什么引起了欧洲权力均势

    这种令人烦恼的变革。他提出的答案是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

    当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凯南并不重视民主。他告诉他的芝加

    哥听众，“有时，我怀疑民主是否很像一种史前怪物，他们的身体有

    这间屋子这么长而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94)。他认为，自由

    民主的问题是按照与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相悖的原则行事，这导致他

    们采用了愚蠢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凯南认为民主与关于国际法和正

    义有关的事情紧密相连。

    凯南认为，美国人是“国际法与道德观念的奴隶”(76)。在他

    看来，美国人痴迷于一种“解决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方法就像一束红线贯穿于我们的外交政策

    中”(136)。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对法律和道德的迷恋会促使民

    主国家在战争中赞成无条件的投降，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之间的冲

    突转变为完全或绝对的战争。这意味着它们不得不决定性地击败对手

    并运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按照这一逻辑，民主

    国家几乎不能发动有限的战争。

    对凯南来说，无条件投降是国际政治的头等大罪，正是美国这样

    的民主国家要求如此的。“没有比完全胜利更危险的幻想，过去，没

    有比完全胜利观念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了；未来，没有比完全胜利的

    观念威胁将给我们以更大的伤害。我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待

    国际事务的(美国)方式的基本错误(145)。”他主张，问题的根源

    是，当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自由理想基础之上时，它会

    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认为“国家行为是一个适合道德判断的对

    象”(143)。一旦这种现象发生，那么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这样思

    考：“为了理性的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情的和难

    以确定合理限度的目的而使用武力”(120)。

    读者们或许想知道凯南是如何将自己关于民主和完全胜利的观点

    与1900～1950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的转变联系起来的。他实际上告诉

    了我们一个一战期间的简单事实，对凯南而言这也是现代的中心事

    件：“我们在西半球安全的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

    结果”(80)。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都是为民主世界的安全

    而战”，它们自然地“变得仅仅对完全战胜德国感兴趣：国耻的胜

    利、吞并的胜利、压倒性赔款的胜利”(89)。它们于1918年取得了

    胜利，但是这粉碎了欧洲的均衡并反过来导致了二战和其后的冷战。

    但是，对凯南而言，问题并不是一战后德国发生了什么，而是欧

    洲其他大国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德国受到羞辱并因“战败而感到

    痛心”，但是，“德国却成了中欧唯一强大的统一的国家”。另一方

    面，俄国已被削弱，不能作为一个“有可能依靠的盟友”，与此同

    时，法国和英国“遭受的伤害远比它们自己意识到的严重。它们的男

    子气概消失了，世界地位产生了动摇”。此外，“奥匈帝国消亡

    了”，取而代之的是“东欧和中欧那些可怜的新兴国家”(97～

    98)。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最终摆脱了《凡尔赛和约》

    (Versailles Treaty)的枷锁，德国变得强大且愤怒，难以被其衰弱

    的邻国遏制。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后，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凯南认为，如果同盟国追求对德国的有限的胜利，那么就有可能

    维持欧洲平衡的多极化，那么二战和冷战就永远不会发生。这一结果

    不仅有助于欧洲的和平，也有益于美国的安全。但是，美国由于在一

    战中奋力争取对德国的完全胜利而破坏了自己的安全。“当时，我们

    在决心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我们应当为完全胜利而血战到

    底”(95)。

    对凯南而言，美国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法律—道德主义

    的思维方式已经根植于美国的基因里。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理

    所当然地认为，不同的民族之间没有很深的敌意，几乎每个人都渴

    望“一个不受国际暴力困扰的有序的世界”。他们也无法理解，“为

    什么其他人不能接受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加入我们，就像我们在运

    动竞赛中接受规则一样”(138)。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解决危机

    通常包括找到正确的“制度框架”来应对(138)。那些不以这种方式

    看世界反而追求侵略政策的离经叛道者很显然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

    应当被杀死——不只是被惩罚——以便公正与和平的国际秩序得以建

    立。

    然而，该问题还有另一个维度，即公众舆论。当涉及理解外交政

    策时，凯南对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他认为他的大多数同胞

    单纯且容易操纵，尤其是当精英们利用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来影响他

    们的时候。他警告说，公众“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

    途。这使其成为国家行动蹩脚的和不够格的向导”(133)。正如人们

    所想，他认为每当美国开战时，美国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无条件投

    降，这会破坏权力平衡、破坏他们自己的安全，正如一战中所发生的

    一样。

    凯南说，使事情更糟糕的是，公众也很善变。他写道：“这无疑

    是民主的一种奇怪特性，这种在一夜之间改变思想态度的神奇能力，取决于它认为自己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之中”(93)。领导者则是坚

    持努力回应公众的幻想。他认为，“我们的很多麻烦似乎都来自行政

    部门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的短期趋势负有义务的程度，来

    自我们所谓的对外交政策问题公众反应的古怪和主观的特

    性”(133)。

    结果就是，凯南认为像他这样的职业外交家应当制定美国的外交

    政策。“我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

    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通过待之以尊重……我们可以大

    大地帮助自己”(134)。这些高水平的外交官，像好的现实主义者那

    样行动，仅会追求有限的胜利，这有助于维持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均

    势，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这是凯南的希望，但是凯南意识到美国民主已经扎下根来，美国不会改变其行为方式。“在我们的公众心里有太多强烈的偏见和

    成见”。“因此，或许我们注定要继续几乎完全依赖我们所谓的‘业

    余外交’”(134)。无论如何，他最后在《美国大外交》中说，他宁

    愿生活在弊病诸多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另一种政治制度下。“我们将

    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105)。在

    凯南的叙述中，在未来很多年里，或许是永远，美国注定要对外部世

    界继续实行被误导的政策。

    现实主义对自由民主的胜利

    凯南关于1900～1950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叙述是有缺陷的。不

    仅他的论证中有逻辑错误，而且他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出的论据与

    他关于美国应在世界各地如何行动的主要主张相矛盾。虽然毫无疑

    问，领导者通常会运用自由主义的言辞来描述一些特殊的政策，但是

    这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行为的一种掩护。与凯南认为的正好相反，美

    国政策的制定者非常关心欧洲和亚洲权力的均势，几乎不受强烈的道

    德主义或守法主义驱动。

    这并不是否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与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方法是

    协调的。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对纳粹德国作战，以及在这场破坏性的

    冲突后帮助西欧重建。但是，在这些情况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华

    盛顿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与权力均势有关的预测而驱动的。碰巧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逻辑都指向了相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

    国很容易会遵循权力政治的命令，不过会给自己的行为披上自由主义

    言辞的外衣。但是，当两种逻辑相冲突时，美国领导者不可避免地会

    将现实主义置于自由主义之上。例如，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希望与

    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刽子手——

    紧密合作以打败纳粹德国。

    凯南关于民主对美国外交的不利影响的论点有两个逻辑错误。首

    先，民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常数；在1900年和1950年，美国显然是

    民主国家。正如凯南断言，如果民主总是产生被误导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在1950年遇到的麻烦应当与1900年一样多。但是，这并不是他

    叙述的，相反，他强调在那五十年里，美国的世界地位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然而这不能言之成理，虽然一个因素恒久存在——在这个案例

    中是民主——不能解释任何形式的行为的变化，包括外交政策的制

    定。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凯南关于民主的局限的论点只有在美国进行

    大国战争时才会适用。因此直到1917年4月参加一战，美国的麻烦才开

    始。他没有明确作出这一论断。但是即使做出了，这场冲突也早在美

    国参战之前就变成了全面战争。有人或许会用这一主张来反驳这一观

    点，即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冲突之中，它们应当

    为把战争转变为殊死搏斗负责。但是，这种反驳也是失败的。因为民

    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德国与俄国)的战争目的没有本质区别。由于

    下面讨论的原因，所有的大国都决心要赢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简言

    之，民主不能解释为什么一战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其次，凯南认为，华盛顿不可能有明智的外交，因为公共舆论束

    缚了决策者的手脚。但是请记住，在凯南的叙述中，公众是很容易被

    操纵的，所以美国领导者说服他们的同胞接受某些特殊的政策应该不

    是什么大问题。公众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一点从凯南对公众变化

    无常的讨论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写道，“我们公众舆论很容易被引

    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意味着公众会受到鼓动从而轻松

    地接受自由主义的政策(133)。但是必须有人操纵公众，这个人应当

    是美国精英，虽然他从未这样说。简言之，如果公众是反复无常的并

    且容易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影响，那么公众舆论就不是做出英明决策的

    一个严重障碍。

    凯南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理想为指

    导的。凯南自己的论据也与这一主张不符。细想一下他对门户开放政

    策的讨论以及在那个时期美国是如何与亚洲的权力均势联系起来的，就会知道。

    “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

    有”(29)，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和1900年提出门户

    开放政策照会。美国清楚而响亮地说，他决心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主

    权的完整，阻止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当然，海约翰是将该政策作为美国支持国际正义的一个案例而兜

    售的，因为“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错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时，它们

    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了彻底的

    外交胜利”(45)。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正如凯南清楚指明

    的一样，因为欧洲各国和美国都没有在亚洲遵循门户开放政策(46～

    53)。

    但是，这些原始事实对大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听起来高尚的

    政策不起什么作用。正如凯南指出，“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

    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的观念……即这是对美国原则在国际社会

    取得胜利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52)。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努力确保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够控制亚太

    地区。凯南没有忽视这一点，他指出，“早在1905年”，西奥多·罗

    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就认为在日本和俄国之间维持权力

    均势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60)。考虑到当时俄国是控制那一地区的

    更大的威胁，“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建立

    优势”(62)。然而，每当日本威胁要破坏亚洲均势时，美国就采取

    行动遏制日本。例如，一战后，美国插手，“剥夺日本根据它在大陆

    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参与对德作战而设想的成果”(69)。当然，在20

    世纪40年代早期，罗斯福政府就采取行动阻止日本帝国控制亚洲。

    美国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在亚洲的现实主义行为披上自由主义言辞

    的外衣。这促使凯南写道：“通过引诱其他政府签署含有高尚的道德

    和法律原则的声明来达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倾向，在我们的外交

    实践中似乎具有伟大和持久的生命力(65)。”他继续说，“一次又

    一次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国家间共同体的印象，这种前景其实

    根本不存在”(65)。实际上，凯南怀疑，这种实践与言辞之间的明

    显脱节必然会在“外交观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怀疑和担

    心”(66)。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国家的领导者意识到美国领导者

    善于给他们精明的行为披上理想主义言辞的外衣。简言之，贯穿1900

    ～1950年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红线”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国际政治的

    法律—道德主义方法。

    人们可以指出另外一些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的证据也不支持凯南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受到民主意见影响的主张。例如，凯南指责罗斯福

    政府在二战中的行为，大意是说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理解上更

    深的错误以及对我们整个社会从事的军事冒险的态度”。他接着说，“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

    源自于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126)。

    尽管罗斯福不是一个完美的统帅，但是他在二战中的行为几乎没

    有任何重大错误。很难想象有人会做得更好，实际上，凯南并没有攻

    击罗斯福。例如，他意识到，“苏联在西欧建立军事力量”并不是罗

    斯福在雅尔塔(Yalta)以及其他任何与斯大林的会议上行为的结

    果。“是战争结束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果。除了率先到达那里之外(在

    当时他们不可能这么做)，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俄国人进

    入这些地区”(121)。

    凯南似乎认为，在1944年仲夏之后，很显然当时希特勒已经被彻

    底压倒了，罗斯福本该对斯大林更为强硬一点。他建议，总统应当停

    止对苏联的租借。但是，他随后承认，“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在

    租借或战时会议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么欧洲军事事件的结果会变得

    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大不同”(125)。凯南的评价是正确的。

    公众舆论对罗斯福如何参与二战有什么影响？凯南不能证明，在

    像希特勒这样的怪物面前追求无条件的投降要归因于美国的民主。他

    说他宁愿少谈论这个话题。但是，他承认：“实际上，没有充满希望

    的其他选择，只有追求这种悲惨的斗争直到其痛苦地终结”(125)。

    二战期间，公众舆论确实在一个例子中起过作用，但是凯南对此

    关注很少。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年，美国社会存在大量的孤立主义情

    绪，束缚了罗斯福对付纳粹德国的手脚。总统极度渴望地想让美国参

    与战争，但是就是无法在美国没有受到大规模攻击的条件下获得足够

    的人民支持介入战争。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公众情况并没有像凯南

    的逻辑所暗示的那样受法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影响。如果有什么区别

    的话，在1941年12月之前美国公众不愿意参与对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

    日本的战争正反映了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的冷漠和自私的观点。

    总之，凯南没有提供多少证据表明，民主阻碍了美国在二战中以

    及1900～195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点中的表现。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些

    岁月里美国偶尔也犯错误。因此无须惊讶的是，凯南1984年在他的第

    二次格林内尔演讲中评论道，“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236)。与1900年相比，1950年美国在一个更为困难的战略环境中运转，这是因为美国对欧洲权力均势的变化没有任何控制力。[12]

    1870～1945

    年德国的崛起是1900年以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消失的首要原因，它也

    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德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人口和

    财富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崛起——这主要是斯大林经济政策

    的结果——以及1941～1945年苏联红军在打败纳粹战争机器中起了关

    键作用的事实，解释了二战及冷战后没有权力均衡的原因。

    当凯南认为在欧洲或亚洲存在潜在霸权对美国不利时，凯南是正

    确的。但是，公众舆论——他的眼中钉——和精明的美国外交都没有

    能力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欧洲的权力结构。因此，即使是在整个

    20世纪上半叶，由凯南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在1950年也会以大致

    同样的战略环境而告终。外交会起作用，但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比

    凯南想象的要小。

    有人或许会认为，我没有理解凯南的要点：正是因为两次世界大

    战都是全面战争才导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深刻的变化。是民主，尤其

    是美国民主要对将一战——对凯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冲突——推向极

    限负责。

    然而，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都深刻地改变了欧洲权力均势。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面战争的事实与民主没有多大关系，而与民族主

    义有很大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主义是这个星球上最强有力

    的意识形态。但是，凯南很少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及民族主义。

    在18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在欧洲登场之前，大国战争在范围和手段

    上都是有限的。这些冲突，包括当时的王朝国家，是凯南喜欢的战争

    类型。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在民族国

    家，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数公民愿意参军甚

    至是在极端紧急时刻做出最大的牺牲。这种愿意为国效劳的意愿意味

    着各国军队往往规模较大，并拥有充足的耐力。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非

    常适合发动全面战争。而且，当大规模军队相互冲突时，正如卡尔·

    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结果就是“原始的暴

    力、仇恨和敌意”。[13]

    这种敌意几乎可以确保每一方都对另一方勃然

    大怒，以至于它将要求绝对的胜利，拒绝协商解决。

    这一事态由于这一事实而变得更糟，即政府通常不得不动员其公

    众为赢得大国战争的胜利而做出巨大牺牲。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公民必须被说服去参军并有可能为国家而牺牲。领导者激励民众进行现代

    战争的一个方法就是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邪恶的象征而且是一个致命

    的威胁。应当指出，这种行为并不仅限于凯南所设想的民主国家。然

    而，这样做使通过谈判来结束一场没有获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变得几乎

    不可能。毕竟，一个人怎么可能与一个被认为是魔鬼化身的对手谈判

    呢？竭尽全力果断地击败对手并使对手无条件投降，这才是更有意义

    的事情。当然，双方都会得出这一结论，这将排除任何协商妥协的希

    望。

    凯南认为，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全面战争。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具有全面战争的特点。美

    国对这些重大冲突的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曾与拿破仑军队交战的

    克劳塞维茨写道：“如果不是我们亲眼看到战争取得的这种绝对完美

    的状态，人们或许会怀疑战争的绝对性质这一概念中是否有任何真理

    可言。”他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实际上是试图“掌握现代绝对战争

    的所有破坏力的思想”。[14]

    实际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

    以其他方式的继续”的主要目的是使文职领导人相信：当战争具有良

    好的政治意义时，他们应当尽最大努力限制战争。与此同时认识到在

    民族主义时代，战争的自然倾向就是将战争本身升级到绝对或完全的

    形式。[15]

    同样的因素在一战中再次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这场冲突

    的所有大国——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都决心战斗到自己崩溃，或是希望对方首先崩溃。总之，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激起了现代

    国家追求决定性胜利和无条件投降的愿望。抱负使在相互竞争的大国

    之间限制战争变得困难。

    结论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沃尔格林演讲和冷战早期的《外交事务》

    的两篇文章中，几乎没有谈到任何关于核武器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自1945年以来对美国外交的深远影响，这是非常值得

    注意的。什么能够解释这种显著的遗漏？

    凯南讨厌核武器，认为核武器没有可取的价值。虽然他没有明确

    这样说，但是似乎他对美国1950年战略环境的悲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这一事实，即美国拥有核武器库，苏联正打算有一个。因此，人们希望在凯南当时的公开评论中会论述核问题。但是，他没有。“因为在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天真地，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

    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

    器的基础上，并且顾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恐怖屋就在

    我们前方隐约可见。”他继续说，“我本来希望看到‘原子弹’被抛

    弃，这种装置太可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

    器”(《前言，1985》，第2页)。平心而论，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

    凯南忽视民族主义和核武器——两个对当代国际政治最强有力的

    影响力——的事实表明，凯南在何种程度上对现代世界都不再抱有幻

    想。他更喜欢回到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大国相互之间进行有限的

    战争。在那里，外交家有更大的空间去操纵，与民族国家的世界相

    比，外交家对事件的过程有更大的影响力。凯南渴望的是外交这个词

    在“最古老意义上的那种外交”(141)。

    然而，旧秩序一去不复返。不管怎样，民族主义和核武器是现在

    所要说的。没有理由认为，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消

    失。

    虽然凯南没有抓住这种强大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提供了关于美

    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以及国际政治更为普遍的本质的非凡洞见。关

    于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影响世界各地的事件的限度，他也有一些明智

    的见解。对于任何认真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现状以及在未来数十年美国

    外交政策应该怎样的人来说，《美国大外交》仍然是一本具有持久相

    关性的著作。有人怀疑，该书在近年并没有被广泛阅读——当然也没

    有被我们近期的外交政策灾难的任何一个创造者所阅读。但是，人们

    希望这个新版本会纠正现状，使凯南持久的洞见再次为美国外交政策

    的争论提供思考。

    [1] 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美国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芝加哥

    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政治学教

    授。

    [2] George F. Kennan ， American Diplomacy ： Sixtieth-Anniversary Expanded

    Edition(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本文所引页码为这一版

    本。

    [3]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

    Norton，2001)，45.

    [4] Marc Trachtenberg ， 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 A Guide to

    Metho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4.[5] Kenneth M.Jensen，ed.，Origins of the Cold War：The Novikov，Kennan，and

    Roberts ‘Long Telegrams’ of 1946，rev.ed.(Washington，D.C.：U.S.Institute of

    Peace，1993)，20.

    [6] 1917～1989年的苏联外交政策实际上主要受其对相对实力的算计的推动，而非受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决定于1939年8月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

    侵犯协定上——不光彩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参阅 Mearsheimer，Tragedy，47-

    48，190-202。

    [7] 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1947)，23.

    [8] 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57-58.

    [9] Tim Weiner and Barbara Crossette，“George F.Kennan Dies at 101；Leading

    Strategist of Cold War，” New York Times，March 18，2005.

    [10]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Albright，Interview on NBC-TV The Today

    Show with Matt Lauer，Columbus，Ohio，February 19，1998，U.S.Department of State，Office of the Spokesman ， http ： secretary.

    state.govwwwstatements1998980219a.html.

    [11]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Gates，Speech delivered a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Y，Friday，February 25，2011，U.S.Department of

    Defense ，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 Public Affairs )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539.

    [12]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Chaps.5-7.

    [13]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and ed.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89.

    [14] Clausewitz，On War，580，584.

    [15] Clausewitz，On War，88.前言，1985

    1950年冬天，当邀请我去芝加哥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的邀请函寄

    到我面前时，我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学术演讲。我曾经以小组为单

    位作过一系列非正式的演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最后证明确实是

    一个机会)，可以就美国外交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来自二

    十年的实际外交经验。事实证明这个机会是一个远比我的想象更大的

    挑战。这不仅从直接意义(学生的注意)上来说是真的，从随后几十

    年演讲继续受到持久关注这个角度来看，这更是真的。这种持久的关

    注就是该书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的原因。

    我强调“以增订版的形式”这个措辞。因为最后两个演讲是最近

    在格林内尔学院发表的，它们作为第三部分最后加入此书中的。这两

    部分收入此书是有其目的。这两部分论述(至少是部分地)的问题很

    早以来就是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并不是(确实也不能)1950年

    要讨论的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由核竞赛引发的问题，以及朝鲜半

    岛冲突期间及其后与冷战的出现有关的问题。

    芝加哥演讲中没有讨论核武器问题。因为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

    (天真地希望，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

    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器的基础上，并且鼓励其他人也

    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恐怖屋就在我们前方隐约可见。我本来希望看

    到“原子弹”(正如人们对它当时的叫法)被抛弃，这种装置太可

    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因而被弃之不

    理。就我们的核武器政策而言，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不想鼓励对这

    一问题的推测。我认为最好是在无核环境中帮助人们找到问题的答

    案。这问题本身已经足够困难了。就冷战的政治方面而言，朝鲜战争

    (Korean War)当然属于此类，但是它是新事物。朝鲜战争的结局仍

    然难以预料，我们与之有关的政策也是难以预料的。朝鲜战争的经验

    教训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后斯大林时代还是不可预见。因为我在芝加哥所谈论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外交，这时的美

    国外交处于核武器出现前和1945年前的环境中。只有最后一个演讲涉

    及二战。这个演讲仅仅是详述了二战的起因，解释了二战的历史意

    义，没有涉及二战的结果。

    构成本书第二部分的两个文件(两篇文章都是为《外交事务》而

    写)，它们被添加到芝加哥演讲集最初发表的版本中。其中一篇写的

    较早，当时战后问题的框架还不很明显；另一篇，与芝加哥演讲集几

    乎同时间写成，与芝加哥演讲一样受到了同样的限制。

    格林内尔演讲旨在论及一小部分差距，并仅仅讨论自1950年以来

    困扰美国决策者的特定(在很多方面来看也是新的)问题的有限方

    面。然而，这些方面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我们在远东面临

    的问题有关的问题——与芝加哥演讲集中论述的问题有特殊的关系。

    因此，把它们列入这本书应该是合适的。

    过度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问题，曾在最初的演讲中论述过。在

    今天看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历史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当符合

    我们的目的时，我们仍然倾向于求助于这两个极端的方法。但是，冷

    战的困惑产生了奇怪的结果。近年来，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在我

    们关于什么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点道德，比现在更多关注我们关于什

    么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或许，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外交以及我

    们对自1950年以来困扰我们的完全不同的问题的反应，都显示出比我

    们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特定反应都更为深刻的现实。换句话说，缺乏将

    军事力量与政治政策联系起来的任何可接受的、持久的政策、为了满

    足我们自己讨人喜欢的形象(而不是获得真实的、迫切需要的形象)

    而改变我们自己的政策的持续的倾向，导致了我们与别国的关系。或

    许本书将有助于将这些缺陷带到我们国民意识之中。

    乔治·凯南前言

    在美国驻外事务处供职多年之后，我开始负责二战后的困难年月

    中构想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负责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这个机构并在其建立之初的几年里领导它——这是国务院第一

    个常规办公机构。其职能是在我们的时代里，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

    (而不是从一个单一的部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这个组织机构中

    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意识到：在政府内外，对于构成美国对外关系行为

    的基本概念，我们缺乏任何普遍的共识。

    正是意识到缺乏被充分论述和广泛接受的支持我们对外关系行为

    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我的好奇：近年来我们的政治家都受什么观念来

    指导。毕竟，我们被迫应对的那些新奇的和严重的问题似乎在很大程

    度上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结局的产物。国际事件的节奏是这样的：考察

    美国外交以及美国外交与两大暴力周期的关系，世纪之交似乎是一个

    合适的起点。从美西战争结束和发出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到一战

    爆发，十五年过去了。按照国际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衡量，这是一段体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怀有决心并持续不断地施加

    影响，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就能够明显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两

    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也出现了完全一样的情况。到1900年，我们

    普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力量具有世界意义，我们能够受到遥远的事

    件的影响；从那时起，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利益就不断地以重

    要的方式被牵涉到这些事件中去了。

    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我们的政治家们是被什么观念所激励呢？

    关于我们国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基本概念，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假定？

    他们认为他们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回顾起来，这些概念是合适

    和有效的吗？它们反映出对美国民主与世界环境的关系的更深层次的

    理解吗？——这些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了，但是应当重新使用再次将

    它们作为我们行为的基础？还是它们自始至终就是不充分的和肤浅

    的？正是这些问题将我的好奇心吸引到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外交活动的

    档案上来。随着不断出现的个人回忆录、文章，以及研究和分析这种

    材料的美国学者的卓越努力，这一档案变得日益丰富。作为外交史领

    域的新手，我不奢望能够有助于这项研究工作，我甚至也不奢望对所

    有与这一论题有关的二手材料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因此，本书中的演

    讲仅代表尝试运用一个门外汉阅读的主要出版材料——受上面所说的

    好奇心的鼓舞——去解决手头的问题并揭示答案。

    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想法使我对这一问题

    有了特殊的兴趣。第一个是认识到，自美西战争到二战结束，美国外

    交政策的规划占去了大量杰出的美国人士的精力和贡献——这些人才

    智超群，受过高等教育，对他们诚实的品质和生命的历练表示深深的

    敬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基本上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人选。如

    果他们的对外关系哲学的方法是不恰当的，那么美国对自己与外部世

    界关系的理解的缺陷，以及美国对塑造这一关系的兴趣都深深地根植

    于国民意识。任何的改变确实都很困难。

    与此相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安

    全，或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的安全极大降低了。在1900年，这个国家没

    有想到其财产和生活方式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威胁。到1950

    年，这个国家似乎除了考虑这一危险之外别无选择。

    对这一情况作何解释？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如果在

    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那么是什么错了——观念还是实践？在

    一定程度上说这或许是我们影响力范围以外的事情的结果，这些事情

    是什么？这些事情预示着什么？这些事情依旧是可实施的吗？它们将

    把我们带往何处？即使有人认为他有了答案，六个演讲也不能详尽无

    遗地回答所有问题。因此，本书中的六个演讲试图根据这些问题讨论

    个别事件和情况，希望这一不系统的模式能够比将我自己对手头这些

    材料的反应直接呈现出来的表达效果更好。只有在最后一个演讲中，我才努力进行了概括。我可以确信，面对经验丰富的外交历史学家的

    批判性意见，本书在细节方面容易受到批评。本书指出的结论一定会

    受到广泛地质疑。如果本书能够促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促

    使智慧的和更有学问的人更好的努力，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采用的是美国二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苏美

    关系问题不直接相关。苏美问题在我们时代的公众舆论中引起了深刻

    的争论。因此，让每个人充分认清它们与当前问题的关系或许并不容易。因此，在本书中加入两篇关于苏美关系的文章是恰当的。这两篇

    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对将理性的方法运用到当前问题上的一个反应。

    这里，我要对支持研究美国的机构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

    的官员表示感谢，该基金会资助了这六次演讲；对《外交事务》的编

    辑表示感谢，本书的两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此。

    乔治·F.凯南

    普林斯顿，新泽西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1 美西战争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六个演讲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源自对历

    史的抽象兴趣，而是源自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专注。

    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

    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

    ——目前，我们的国民意识被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统治，这种不安

    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欧国家的人都要强烈。这些西欧国家离我们关心的

    主要源头更近，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现在，其中大部分的改变或

    许是，无疑是主观的——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即在1900年，我们夸

    大了我们所处位置的安全性，并且对我们处理问题的力量和能力有一

    种过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们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并有一种低估我

    们实际能力的倾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改变客观上也是真实的；

    在1900年，政治和军事现实正是这样，当时，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

    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

    险和棘手。

    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

    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

    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

    换句话说，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对外关系的记录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是什么？正如我们，1951年的一代，被无数麻烦和危险所压迫和包

    围，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们灭亡，另一部分或

    者对我们自己或者对它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对二者都是失去了信

    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是这些问题使我去回顾这五十年来国家政

    策中的一些决定。我当然不能使你抱有这样的期望：这一系列演讲能

    回答所有的问题，或是能以没有争议的方式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希望的是：它将有助于我们再次回到这一

    时期国家政策的一些主要阶段上去，以回顾什么是它们的选择及其结

    果的观点再次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不仅现在对

    我们来说是可见的事情，在仅仅十年前对人们来说就是不可见的事

    情，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赋予这一探究以一种新的严肃性——这种严

    肃性是由我们对巨大破坏的回忆以及我们有生之年目睹的牺牲所引起

    的。比起两次悲惨的世界大战前的日子，这种严肃性更加深思熟虑，更加令人痛心。

    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西战争。

    今天，站在这半个世纪之末而不是之初，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

    一些基本元素，我们怀疑，美国安全就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

    的。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的安全都依赖于英

    国的地位；对我们国家和英帝国的友好关系来说，加拿大尤其是一个

    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人质。英国的地位，反过来依赖于欧洲大陆权力

    均势的维持。因此，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英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利益在于在内陆国

    家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的均势。其目的在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

    都不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征服，攻取广袤土地的航海边界，既是海上强

    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

    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欧洲和亚欧内部

    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看到这些，我们就能理解，欧洲和亚洲周边大

    国的繁荣和独立与我们利害攸关：那些国家的目光投向外部，跨越海

    洋，而不是向内征服陆地大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或是认为我们明白了。但是它们对1898

    年的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一百

    多年前的祖先所知道的很多东西。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他们的安全，以至于他们已经忘记了其安全在我们的大陆以外还有任何基础。他们

    将我们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的得天独厚的位置，误认为

    是避免干涉东半球(Old World)肮脏的分歧的优越的美国智慧和美德

    的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

    里，这些变化注定会打破安全的模式。当然也有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或许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更加接近某种关于未来有什么

    在等待着我们的知识分子的预感。[1]

    但是即使是他也只抓住了问题的

    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国日益增长的脆弱性——英国经济地位的日益增

    长的“离心率”(他这样叫它)，英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依赖——反

    之，美国日益增长的对英国的战略依赖。他觉察到海军强国和陆军强

    国之间区别的极端重要性。他隐约认识到俄国、德国与中国政治合作

    的危险性。但是他的思想被当时的物质主义所扭曲：高估作为人类活

    动因素的经济和贸易，以及相应的低估作为事件原动力的心理和政治

    反应——恐惧、野心、不安全感、妒忌，甚至是无聊之类的事情。

    当时马汉也在分析国际现实中绘制新路径——这一路径会对美国

    安全的根源进行更深刻的评价。还有其他人或许会被提到。但是他们

    总共仅仅组成了一个很小的团体。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的

    努力甚至没有被继承。那些努力可谓悬浮在历史的半空中——在美国

    外交事务思维普遍麻木和沾沾自喜的背景下，这些都是智力活动的孤

    立的努力。他们所有人——所有这些世纪之交较为深刻和敏锐的思想

    ——终止了对欧洲大陆竞争战场的探究。巧合的是，欧洲大陆是对美

    国安全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注定要发生的地方。在欧洲大陆，我们迫切

    需要对美国利益的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和仔细的辨别。

    因此，很显然，我今天所谈论的事件——我们1898年与西班牙的

    短暂战争——发生在这一背景下：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思考中没有

    任何关于美国安全全球框架的重大意识。既然如此，幸运的是，从重

    要性上来说，战争发生的环境以及事件和战争自身的结果在很大程度

    上来说都是局部的和国内的。随着我以后的几次演讲，并进而谈到20

    世纪的情况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困境和行动的全球性影响，它们

    随着年华的流逝飞速增长。直到二战，它们肯定是压倒性的。但是在

    美西战争期间，它们几乎不存在——夺取菲律宾是我们离它们最近的

    地方。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一场如此无趣的战争值得在今天

    下午讨论，那是因为它是审视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序言，是我们某些国家反应和行事方式的简单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例证。如

    果我们要成为大国，有能力处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那么美西战争就

    揭示了我们注定还要走的路程。

    我们与西班牙的战争，你们还会记得，源自古巴的一种情况。那

    些可怕的、悲惨的、绝望的情况中的一个似乎标志着殖民关系的衰落

    和枯竭。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见过其他类似的情况，其中一些就在不久前发生。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受到古巴起义者的挑战。古巴起义者

    组织涣散、纪律不严，但是在各个地方按照游击队的经典原则行事，享有游击队在本土对抗不受欢迎的外国敌人的所有优势。西班牙镇压

    反叛的努力无效而残酷，只取得部分成功。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几十

    年来一直在零星地发展。二十年前，1875年，总统格兰特(Grant)在

    一项总统咨文中将其总结得非常好：

    每一方似乎都完全有能力对其他人施加重大的伤害和损害，也能够对依赖于这个

    岛上和平的关系和利益以重大的伤害；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能力达成和解。双方迄今都未

    能取得任何成功，从而一方拥有和控制古巴，将另一方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其他

    一些机构，或是通过调停，或是通过干涉，似乎迟早是终止冲突的唯一选择。[2]

    可以肯定的是，在1875～1895的二十年间，情况有一些改善。但

    是以后几年，叛乱再次爆发，这次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血腥和悲惨

    的规模爆发。1896年和1897年，叛乱给我们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公众

    带来了日渐增长的担忧和失望。

    当然，严格来说，我们有可能这样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应当让

    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正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没

    有受到威胁。但是，美国的财产利益却受到损害。代表叛乱者利益的

    美国议员和军火销售商的行为给我们的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最重要

    的是，美国公众舆论对古巴的暴力和悲惨深感震惊。我们的情感对20

    世纪巨大的惨状和残忍的行为尚未厌倦。古巴人民的遭遇震撼了我们

    的情感，激起了我们的愤慨。他们使美国政治家们深信：从长远来

    看，古巴的这种状况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如果西班牙不

    能成功结束这种局面，我们就应当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介入。

    1897年秋天，情况有些好转。在西班牙，一个新的、更为温和的

    政府上台执政。与之前的政府相比，这个政府在解决这些不幸的问题

    上表现出了更为强硬的倾向。1897年12月，麦金莱(McKinley)总统

    在国情咨文中注意到了这一改进，并建议我们给新的西班牙政府一个

    机会。他说：“我不怀疑它的诚意，也不会不耐烦地阻碍它所承担的

    任务。”他说，一些困难已经解决了；有理由希望：有我们的耐心以

    及西班牙政府持久的诚意，还会有进一步的进展。因此，1898年以一

    个新的希望开始：古巴人民的困境或许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不幸的是，冬天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局势。首先，西班牙公

    使在华盛顿写了一封轻率的信，信中对麦金莱总统语出轻蔑，称他

    是“群众崇拜的投标人”，“一个冒充的政治家……试图在自己身后敞开谈判的大门，与此同时与党内的沙文主义者保持良好关系”。[3]

    这封信泄露出去，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愤慨和怨恨。

    几天之后，听说军舰“缅因号”(Maine)在哈瓦那(Havana)港沉

    没，266名美国人死亡，美国公众深感震惊。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件就其本身而言似乎都不是导致战争的充

    分理由。西班牙政府不能避免公使的轻率——即使是外交官也经常会

    举止轻率，这类事情在最优秀的家族也会发生。他很快被解除职务，并否认他有攻击性的言论。就“缅因号”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西班牙政府与军舰的沉没有关系；或是西班牙政府本来会有些关系但

    却因它应该有些关系的暗示而感到震惊。西班牙当局，包括我们自己

    在哈瓦那的总领事，都恳请我们当时不要把军舰送到那里，其原因恰

    恰是他们害怕此举或许会导致麻烦。西班牙政府尽其所能减轻灾难的

    影响，接受调查并最终将整个事件的责任交给国际仲裁——一个我们

    绝不能接受的提议。

    然而，这或许是历史的判决：这两个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美国

    的舆论，以至于随着“缅因号”的沉没，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从那时

    起，美国政府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一点非常重要

    和不幸，因为在“缅因号”沉没到正式开战之间进行干预的九个星期

    中，西班牙政府在满足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方面走得太远。西班牙政府

    走得太远，以至于到4月10日(开战前11天)，我们在马德里

    (Madrid)的公使——一个明智和温和的人，竭尽全力以阻止战争的

    爆发——能够宣布：如果总统能够从国会获得权力自行处理此事，那

    么他就能在8月1日之前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以下列某

    一因素为基础：反叛者能接受的自治、独立，或是割让给美国。同一

    天，西班牙女王命令完全停战。在华盛顿的西班牙公使承诺美国政府

    尽早颁布自治制度，“这样就不会给任何声称更加完备的措施留下动

    机和借口”。[4]

    在两国政府漫长而曲折的通信过程中当然也有孤立的片段。我引

    证这些只是为了表明，至少在名义上，1898年4月初，西班牙政府很快

    就接受了我们要求他们的那种态度和行动。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

    明，美国政府在任何方面受到这些最后关头的让步的影响。它没有采

    取行动阻止国会的情绪和行动沿着明确走向战争早期爆发的方向发

    展。正如人们当时所看到的，西班牙的很多让步确实来得太迟，并不

    完全可靠。这个时候，叛乱者没有心情、没有纪律以任何方式与西班

    牙当局合作，这也是真的。但是，人们并没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些事

    情就是对我们政府决定开战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事情。这一决定似乎更

    应当归因于美国舆论的状态，归因于国会选举年的事实，归因于一部

    分美国媒体的厚脸皮和极其不可思议的好战，归因于来自各个政治方

    面的自由而坦率地施加给总统的政治压力(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有

    趣的事实，即金融和商业圈，所谓的战争的煽动者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们通常不赞同我们参与战争的观点)。

    如你所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4月20日，国会正式决定，“美国

    有责任要求西班牙政府立刻在古巴岛放弃权威和统治权，从古巴及古

    巴水域撤走陆军和海军。美国政府确实也据此这样要求”。这规定和

    允许总统“使用美国全部的陆军和海军……在必要的范围内”来强制

    执行这一需求。我们给了西班牙人整整三天的最后通牒来接受这一决

    议。我们知道他们不愿也不能接受。第二天一早，还没有等到最后通

    牒发出，西班牙人就声称这一决议“等同于宣战”，并断绝两国关

    系。同一天，美国政府开战。因此，伴随着国会和民众的赞誉，我们

    的政府在除战争以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远没有用尽的情况下对其他国

    家发动了战争。

    关于战争的起源就谈这么多。现在谈谈有关战争的方式，尤其是

    对菲律宾的占领。你一定还记得，我刚刚引用的国会决议的措辞仅仅

    提到了古巴岛。决议中没有表明：国会对除古巴以外的领土没有任何

    兴趣；或是总统有权为了与西班牙撤出古巴无直接关系的任何目标使

    用武力。现在，该决议于1898年4月20日通过。然而，仅仅11天后，海

    军上将杜威(Dewey)在清晨驶入马尼拉海湾(Manila Bay)，在此进

    攻并摧毁了西班牙舰队。仅仅几天之后，总统麦金莱(McKinley)批

    准为派遣占领军做准备。这支陆军的任务就是跟进杜威的胜利，“在

    那一地区减少西班牙的势力”，“在美国占领该地区的同时赋予该地

    区以秩序和安全”。[5]

    该部队向菲律宾进发并在那里投入战斗。到了8

    月，该部队发起猛攻并占领了马尼拉。随后，在我们从西班牙手中夺

    取该地区并将它置于美国的完全控制下的最终决定中，这次行动的影

    响是最重要的，或许是决定性的考虑。因为这次行动粉碎了西班牙在

    该地区的统治，使我们不可能将该地区留给西班牙。正如不久后我们

    将看到的，我们除了自己占领以外没有其他令人满意的办法。现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在与西班牙战争的初期没有对

    菲律宾作战的正当理由，那么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

    我们在1895年5月做这些事情，以至于后来我们几乎不可能不吞并一个

    大的南太平洋群岛？而在此之前，我们在南太平洋的利益几乎为零。

    我并不是将这一问题作为当时美国政治家的道德判断之一而提出的，而是将之作为可以激发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以及美国政府做事情的方式

    而提出来的。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不并不知晓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我们

    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年轻的海军助理秘书西奥多·罗斯福

    (Thedodore Roosevelt)一直觉得我们应当占领菲律宾。我们知道罗

    斯福设法任命杜威为亚洲舰队的总司令。我们知道罗斯福和杜威都想

    要战争。我们知道罗斯福与杜威具有某种优先的默契，指出无论战争

    起源的环境或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杜威都会进攻马尼拉。我们知道，后来，在详述杜威的行动时，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参与其中，麦金莱总

    统表现出非常贫乏的理解力，并且自称相信许多并不真实的战略前

    提。麦金莱指出：在马尼拉战争期间，他没有想过要占领菲律宾。杜

    威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摧毁西班牙舰队，将它作为战争的一个因素而根

    除。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关于为什么麦金莱在杜威胜利后几天

    内就允许派遣占领军到该岛屿上，我们仍感到困惑。我们不能确定我

    们真的知道在战争前华盛顿政府和杜威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

    能说，在这种情况下，看上去似乎美国政府的行动主要是依据一个非

    常有能力和保密的阴谋，这一阴谋是由少数战略性地安置在华盛顿的

    人决定的。由于战争的狂热氛围，这种阴谋受到了赦免、宽恕和某种

    公众祝福——对美国公众来说杜威的胜利是如此的激动人心和令人愉

    快——但是，一旦结果相反，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严厉的和十分

    令人不快的国会调查。

    因此，关于我们战争行为背后的决定就谈这么多。与战争有关的

    更为广泛的政治决策是怎样的——这一决策不仅导致菲律宾的最终被

    吞并，而且也导致了对波多黎各、关岛和夏威夷群岛的最终吞并？从

    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决策。在我看来，在美国

    政治体系的整体观念中，这代表了一个转折点。1898年对这些领土的

    夺取代表了美国主权向北美大陆边界以外的重要领土的第一次扩张，除非我们在萨摩亚(Samoa)的统治能够证实这种描述。它们代表了大

    量人口被我们所统治的第一个实例，这些人没有广泛期待他们能被国

    家所接纳。在此之前，我们的领土的获取都是相对空旷的土地，人口

    分布太过稀少以至于没有资格立刻成为一个国家。对他们来说，领土地位被视为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在于使他们渡过苦难时期，直到他们

    中间充满了我们的人并做好准备进入联盟为止。

    但是1898年，在这里，第一次，领土的获得不再是期望获得国家

    地位，而是宁愿无期限地停留在殖民从属的状态中。在这一点上，扩

    张的主要倡导者们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中最为深思熟虑和善于表达的

    人之一，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经常表达他的担忧，唯恐人

    们会将新的领土视为美国州候选者，因为他知道，如果是这样，人们

    就不大愿意接纳它们。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扩张主

    义的反对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攻击里德，“由于你反对将所有这些岛

    屿作为州接纳，你将遭到驱赶”，他说，“你不得不一个不落地接纳

    它们”。[6]

    因此，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被视作是一个不打算给予

    联邦州地位的领土承认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冗长而啰唆。其中大部分内容与合法性有

    关。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权宜之计和智慧。扩

    张主义的支持者们提出了许多观点。一些人说获取这些领土是我们的

    宿命。其他一些人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此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有义务改造他们

    的无知，使这些误入歧途的居民获得新生。另一个论据是，对保卫我

    们的大陆领土来说，它们是必要的。最后，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称，我

    们必须占领它们(尤其是夏威夷和菲律宾)以确保我们自己成为与东

    方国家伟大的未来贸易的组成部分。

    扩张主义的反对者们在很大程度上用法律词汇进行论证，挑战这

    种安排的合宪性。但是，他们最强有力的观点是：以政府的正当权力

    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论点为基础，美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我

    们美国人有什么权利假设帝国的权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将他们作为

    臣民而不是公民纳入我们的体系中，而不顾他们的感受如何。在关于

    同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的争论过程中，马萨诸塞州议员霍尔(Hoar)

    说道，吞并国外领土并未经本国人民同意而统治他们是与《独立宣

    言》的神圣原则完全相悖的，并且是不合宪法的。因为它不促进宪法

    的任何目的。该议员说，开国者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被这些神

    圣的和令人敬畏的事实所欺骗，穿着被遗弃的冒牌皇帝和傀儡国王的

    衣服高视阔步；他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因火药的味道和一次胜利

    的枪声而兴奋，就像一个小男孩因国庆日早上的鞭炮而兴奋”。[7]帝国主义者的最强有力的观点实际上都不是我所提到的那些，而

    是有时被称为偶然中的必然性的观点——除非我们自己占领，否则其

    他人也会占领这些领土，这将是更加糟糕的。就波多黎各和夏威夷来

    说，这一观点对我来说似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干涉

    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我们自己的安全来说，波多黎各可以很安全地留

    给西班牙，或是像古巴那样让它独立。就菲律宾来说，这个问题是一

    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旦我们在岛屿上打败西班牙军队并占领马尼

    拉，一旦我们打碎了西班牙的统治，那么就不存在将它们还给西班牙

    的问题了。即使它们是有机会被其他大国放任不管(这是不存在

    的)，这些居民也很难适应自治，这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占领它们

    的一个替代方案或许就是英国和德国之间因为所有权问题而争执。这

    种争执有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即会最终达成某种临时协议和领土划

    分。日本迟早会成为所有权的竞争者。从西南太平洋后来发展的观点

    来，这是否是不幸的，我还不敢说。在这种推测性的问题面前，历史

    学家的力量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非常不利于美国

    的利益这种可能性，那么我怀疑当时的人们自己能够看得很清楚。如

    果他们未能看清，他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需要彻底摧毁西班牙在

    该岛屿的统治？

    俄国作家、医生安东·契科夫(Anton Chekhov)曾评论道，当大

    量的治疗方法被用于同一种疾病时，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意味

    着它们都没有任何用处，该疾病是无法医治的。与此类似，当人们注

    意到扩张主义者为1898年夺取领土提出了大量的根据，给人的印象是

    它们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在其深处都应藏着一些深层次的、难以言

    表的东西。这些深层次的、难以言表的东西或许是这一事实：当时的

    美国人，或至少是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发言人仅仅是喜欢帝国的气息，有一种游走于当时殖民强国的冲动，看到我们的国旗飘扬在遥远的热

    带群岛，去感受国外冒险的影响力带来的激动，沐浴在被认为是世界

    上伟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的阳光中。但是，通过回顾，反扩张主义

    者警告的力量和真诚以及他们争论的逻辑(从未真正被驳倒)都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逻辑是：一个将自己的政治哲学追溯至社会契

    约概念的国家，没有必要为在社会契约概念中没有地位的人以及应该

    以臣民而不是公民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人负责。国王能够拥有臣

    民，问题是一个共和国是否应该拥有臣民。

    人们会特别记起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古金(Frederick

    Gookin)的言论：“这个国家的人民要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如

    果允许帝国主义政策建立，该政策将会对我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8]

    人们主要是依据这个问题来思考我们后来与这些殖民地的经

    历。

    关于波多黎各，我不再说了。最近的事件无疑已经足够雄辩地使

    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深思熟虑过一个如此重要、蕴涵善恶两

    种可能性的关系的所有含义，正如我们国家与波多黎各人民之间的殖

    民关系。就夏威夷来说，我们认为决策的结果比较成功。但是，我有

    些担心，因为美国人的血统和生活方式能够完全主宰生活场景；因为

    本土的生活方式被淹没沦为旅游娱乐的无用的不体面行为，同我们美

    国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就菲律宾来说，我们回想起在菲律宾被吞并

    仅仅几年后，这次吞并的首要的和最热情的倡导者西奥多·罗斯福已

    经幻想破灭，已经对他的提议感到后悔并希望我们摆脱它们。最后，让我们记住，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决定给他们以自由。最近我们这

    样做了，但是实际上主要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主要不是因为我们

    对他们感到抱歉，或是认为他们做好了自由的准备并且认为我们有义

    务承认他们的自由——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

    微小的不便；因为经济上的亲密关系，它们以我们殖民地的地位存在

    会让美国国内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感到明显的不舒服。换言之，因为我

    们自己也没有准备长期忍受“白人的负担”这一词中所暗含的那些基

    本的牺牲。请记住我刚刚引用的古金的话：“问题是该政策将会对我

    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

    当一个人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想知道：作为一个国家，我

    们许多明显的政治失败是否并不在于我们在人民的主体和其他人或群

    体之间建立义务的政治联系的努力。是否是因为我们希望如此或是没

    有其他的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无法给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身份。对这

    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如果我们社会真能知晓的仅是被称

    作“公民”的人的人数这一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当它试图处理一定数

    量的被称作“臣民”的人的问题的时候，就败坏了它的根本，而且我

    们制度的潜力有限。另外我们的制度只能扩展到我们的同类——在独

    立和自治这些独特精神下成长起来的人，那些能够接受、享受和满足

    于我们制度的那些人。当此情势，统治遥远的人不是我们的拿手好

    戏。当此情势，我们美国人应当当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

    受对任何人的任何类型的家长式的责任。比如有人要求我们进行军事

    占领，如果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极力避免；或者，占领时间

    不要超过绝对必要时间。因此，这些就是当我们思考19世纪末与西班牙遥远的、独特的冲

    突时，令我们震惊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扼要概括一下这些内容。

    我们看到，在支配我们诉诸战争行为和决定我们军事行动的特点

    的诸多理由中，没有多少严肃认真的深思熟虑，没有多少对国家利益

    的谨慎有序的衡量。当涉及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时，大众情绪、政治

    压力、政府内部的阴谋都起决定作用。麦金莱不想要战争。但是，当

    面临严酷的现实，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对他们有利，没有迹

    象表明他或是他的国务卿认为有义务反对诉诸战争。出于主观的和情

    绪上的因素诉诸战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一些计划的基础上实施

    战争的。就我们所知，这些计划从未被认真地审查过，也没有经任何

    能胜任的官方机构的批准。这些计划只有政府部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知道并理解。这些计划无疑反映出与国会定义的对外宣称的战争目的

    不同的别有用心的动机。当源自这些计划的海军和军事行动的成功激

    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并引起外国领土获取的重要问题时，政府的行政部

    门很少参与讨论。政府行政部门没有做出认真努力，来控制对一位远

    方的受欢迎的指挥官的功绩的公众反应的影响。批准条约仅是参议院

    的责任，这引起了大量的问题，并且通过参议员的辩论引起公众的注

    意，像以前一样慎重和开明。

    依我之见，按照回顾的观点，那场争论得出的结论似乎不太可能

    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成为对我们祖先的指责，因为针对他们

    的磨难和困境，我们都是蹩脚的法官。让我们满足于这一纪录：在他

    们深思熟虑的过程中，他们偶然碰到的难题和问题对美国文明的兴旺

    发达来说至关重要。这些难题和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仍然需要解

    答。然而，1898年的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犯得起错，我们这一代人不

    能再抱如此奢望了。

    [1] “The Spanish War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World，” in American’s

    Economic Supremacy，by Brooks Adams.新版本有马奎斯·W.蔡尔兹的评价(Marquis

    W.Childs，New York，1947)。

    [2]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December 7，1875，[3] Letter from Deputy de Lome quoted by Charles S.Olcott in William

    McKinley(Boston and Nnew York，1916)，Ⅱ，9.

    [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8(Washington，1901)，747.

    [5] Olcott，in William McKinley(Boston and Nnew York，1916)，Ⅱ，166-167.[6] R.Cortissoz，Life of Whitelaw Reid(New York，1921)，Ⅱ，266.From a

    letter of January 22，1900，to Senator William E.Chandler.

    [7] Cited by Julius W.Pratt，Expansionists of 1898(Baltimore，1936)，347.

    [8] Frederick W.Gookin，A literary Catechysm(Chicago，1899)，17，as cited

    by A.K.Weinberg，Manifest Destiny(Baltimore，1935)，306.2 贺璧理先生与门户开放政策

    在这些演讲的第一个演讲中，我将美西战争作为20世纪上半叶外

    交的一个前言来谈论。现在，我希望讨论美国外交史中的另一个事

    件。在世纪之交的同一历史时期，这一事件也具有同样的前言性质：

    海约翰(John Hay)门户开放照会的发送。

    我想你们都会记得这一事件的基本性质，因为在美国，这一事件

    已经得到普遍的理解。事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当欧洲列强开始瓜

    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有的时候，美国国务卿猜到它

    们的目的，先发制人，通过发出照会部分地挫败了它们的计划。该照

    会要求它们在中国遵循门户开放原则——各国权利均等的原则——以

    及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原则。当时公众舆论对该事件的解释今天被载

    入教科书，马克·沙利文(Mark Sallivan)在其题为《我们的时代》

    (Our Times)的论文中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美国观念。该政策的提出与其他国家实行的势力范围政

    策形成对照……

    “门户开放”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值得称赞的事件之一，是善意的冲动与力量以及

    精明的谈判技巧相结合的一个范例。没有一个赞成海约翰政策的政治家和国家想要这样

    做。这就像要求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站出来——说谎者不得不第一个站起来。海约翰彻

    底看穿了他们；对人性的洞察是他的强项之一。[1]

    现在，请记住这个解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

    么。

    1897年底和1898年初，有一个真实而合理的担忧：中国会被瓜

    分。在那几个月里，俄国很明显地表露出要在满洲(Manchuria)拥有

    特殊地位的决心，包括在旅顺港(Port Arthur)的海军基地以及在现

    在的大连(Dairen)的商港，两个港口都由跨西伯利亚铁路连接；德

    国加强了对胶州湾(Kiaochow)的控制和对山东半岛的影响力，法国

    从南边和现在的印度支那赶过来，就港口开放、铁路特许、任命法国

    人为中国邮政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优惠成功地与中国政府进行谈

    判。这些偶发事件自然而然地在伦敦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此之前，英国是中国贸易的绝对统治者。它们拥有对中国80%的贸易；所有其他

    国家加起来，包括我们美国，只占20%。由于处于一个有利的竞争地

    位，英国商人总是支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就是说，消费商

    品进口的关税待遇、港口税等各国均等。现在，他们不能确定，随着

    其他大国获得了势力范围，所有这些如何才能实现。这会将英国贸易

    排除在外，还是不会？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此前，中国贸易中的主要困难是中国地

    方当局，而不是世界强国的行动。英国商人一直要求他们自己的政

    府，认为英国政府忽视外交礼仪、忽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要求英国

    政府直接进入中国内地，乘着它的炮舰，沿着大河前进，迫使顽固的

    官吏取消他们设置在商品运输道路上的障碍和苛捐杂税。如果这将是

    其他强国在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做的事，那么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情。或许英国甚至能够从中获利。但是，假设那些强国仅仅是开放内

    地进行贸易，并将内地据为己有。那么事情就会更糟。

    与英国商人不同，英国政府自身有其他一些担忧——这些担忧比

    英国商人圈的抱怨和愤怒更为严重。这些担忧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

    英国政治家们不喜欢俄国要在渤海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这一切将在

    哪里结束？这不会导致俄国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吗？在一封与沙皇政府

    的秘密通信中，英国外交部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它的担忧：

    一个与中国有4000多英里陆地边界(其中一部分边境离中国首都很近)的伟大的

    军事强国，绝不能不对中国地方当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女王政府认为以下情形是最为不

    幸的事情：俄国政府认为必须在渤海湾再控制一个港口，使海湾其他地区无关紧要地继

    续留在中国主权之下，俄国就控制了通往中国首都的水路，这将使俄国在海上获得与其

    在陆上已经获得的相同的战略优势。

    俄国人并不理会这个通讯，一往无前地实施他们的计划。在大量

    的担心和争论之后，1898年春天，英国政府从两个方面对这一情势作

    出了反应：表面上强调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性；私下里四

    处寻求与其他国家或是反对俄国战略入侵中国的国家签订某种特殊的

    协议。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还有第三条行动路线。当时他

    们有点不情愿采用这条路线。但是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强烈地催促他们

    采用这条路线。他们知道，如果其他方法都不奏效，他们就不得不采

    用这条路线——在长江流域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他们

    自己的贸易规模最大，在那里，他们能够对北京政府施加更为直接的影响。通过发展这样一个势力范围，至少他们能够确保自己不会被排

    除在中国最重要的部分之外。此外，或许还会有其他优势。

    正如我说的，1898年春天，他们依然希望他们不需要采用这条路

    线，但是他们不是很确定。中国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多年来作为英

    国政策基本原则的门户开放主义开始普遍地表现出局限性。过去，这

    仅仅是一个进口消费品为大众分配和出售的问题。对于这种贸易，门

    户开放政策明显适用，符合英国利益的要求。但是现在，外国对从中

    国政府获得铁路建设和采矿企业的特许权感兴趣。在这里，门户开放

    主义并不是真的适用。在战略上和政治上，这些特许权对于那些希望

    中国政府在批准这些特许权时仅受商业考虑引导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决定在中国的这些地区由这一个强国来修

    建铁路，在那些地区由另一个强国来修建铁路。让各列强的活动在地

    理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分散，而不是所有国家在一起毫无目的地打转，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如果英国想要参与特许权业务(他们也参与

    了)，他们就标出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他们的特许权是集中的，其他强国的特许权被排除在外。

    因此，除了列强本身的不道德之外，这些所谓的势力范围成长的

    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和必然性。门户开放主义——这一主义是如

    此的陈旧，以至于1898年英国议会将之称为“这个被引用和重复引用

    的著名短语几乎是令人生厌的(ad nauseam)”[2]

    ——与新情况并不

    完全相关。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谈论门户开放政策仍然是有用的，并在新闻界给予公开的承认。因为消费品的贸易，还有特许权仍然大

    量参与其中；他们不希望看到英国商人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斥；如果商

    业“开放”政策受到普遍的尊重，那么它可能会作为一种可靠的约束

    力量，来约束其他强国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98年3月(美西战争爆发前约一个

    月)，英国政府就门户开放主义问题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

    的接触。英国给总统麦金莱发了一封秘密信函，信中指出了其他强国

    或许会吞并中国的部分领土的危险性，或是以确保自己获得优厚待遇

    为条件出租这些领土的危险性。信中询问“他们是否能够依靠美国的

    合作，来反对列强的任何此类行为，万一意外情况发生，美国是否做

    好准备加入英国来反对这些措施”。[3]

    请注意，它们并不反对势力范

    围。它们只是反对以排除其他国家为条件吞并或出租领土。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外交部很重视这次接触，或是对其成功抱很大

    希望。英国外交官对同一时期他们设法应对的其他提案更加感兴趣

    ——针对日本和德国。我们的方法很显然是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催促的结果。张伯伦有一位美国妻子，他对

    英美政治合作给予很高的希望。他在国内政治方面很有权威，在实施

    外交政策的行动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我怀疑，他穿行于外交部以谋

    取美国在中国的合作。外交部给我们的政府发送照会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取悦他。甚至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个想法没什么；但这仅仅是一

    个猜测。

    无论如何，当时这件事毫无下文。华盛顿全神贯注于古巴问题。

    当时国务院甚至没有远东部门。国务卿老约翰·舍曼(John

    Sherman)不活跃，有些衰老，即将停止工作。实际上，美国政府

    说“不行”，英国政府也没有再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提出这件事。

    正如我所说的，人们不能确定英国外交部对这个回答特别失望。

    但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就是海约翰，我们驻伦敦的大使。当进行

    接触时，他不在伦敦，他与朋友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一起在

    埃及旅行。当他回来听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坐下来写信给国务

    卿，要求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但却被告知时间仍不合适。

    可以推知，仅仅是从我们与英国关系的角度出发，海约翰才对这

    一问题感兴趣的。海约翰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但是

    他认为我们不同情英国是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帮助他

    们，或许我们会借此建立某种我们日后也许会用得着的外交信誉。

    同年夏末，海约翰被任命为国务卿。毫无疑问，当他回国履职

    时，他将这件事记在心里。整个夏天，一些英国人，尤其是张伯伦，不时与他谈论此事。但实际上，英国政策本身开始悄悄地偏离门户开

    放主义。1898年到1899年冬天，这种偏离还在继续。英国政治家对门

    户开放原则仍然是口惠而实不至。但是，从他们自身利益的角度来

    看，他们意识到势力范围不会很容易地消除或摒弃。他们继续悄悄地

    采取一些他们自己的防御措施。为了平衡俄国对旅顺港的占据，他们

    在渤海的另一端租用了一个战略性的港口。他们大规模地从事铁路特

    许权生意，尤其是在长江流域。他们还做了一件尤其值得关注的事

    情，这件事情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关。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租用了

    九龙(Kowloon)。你会记得，他们已经将香港岛作为直辖殖民地占有。从香港出

    发，他们与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我担心，一定数量的贸易都是不规律

    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些贸易逃避中国海关关税；换句话说，就是走

    私。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是一个国际服务机构，被一个精力充沛的英国人赫德

    (Robert Hart)爵士管理着，他的管理注重诚信而有效率。赫德是如

    此正直，以至于他会像毫不犹豫地申斥任何一个不遵守海关规定的人

    一样粗暴地对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在他的不妥协和严格的管理下，已经获得了一些缉私船的海关总署环绕在香港岛，使香港岛与大陆之

    间的活动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应对这种

    情况，1898年6月，英国从香港手中获得了中国内地海峡两岸一部分领

    土的租赁权——这片领土被称作九龙。占有了九龙，商品就有可以不

    通过海关监管而从香港直接运往中国内地。这一点很重要，即在获得

    九龙之后，他们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关闭中国海关(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的税收所。对赫德爵士和海关总署来说，这自然

    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对德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迄今为止它们没有

    麻烦。德国人甚至邀请他们在中国胶州湾的港口设立海关，在此之前

    这里从未有过海关。但是，赫德对俄国未来将会做什么感到非常不

    安。如果英国要开创这类先例，取消九龙的海关，如果这一先例被他

    人所效仿，那么势力范围的建立必然导致所有的所谓的势力范围中海

    关的关闭，这会导致海关本身的崩溃，并导致中国政府的财政崩溃。

    当1898年末，海约翰接任国务卿时，他没有关于远东事务的顾

    问。因此，他把他的朋友W.W.柔克义(W.W.Rockhill)带回了华盛

    顿。柔克义当时是驻希腊的公使。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但是这个时

    候距离他在中国工作已经七年了，他有些不了解情况。尽管关于这一

    事实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假设海约翰让柔克义做

    的事情就是让他找到一些回应英国要求的办法。英国的要求就是让美

    国在中国问题上帮助他们。

    柔克义于1899年春天回到华盛顿，但是很显然，他不能马上根据

    以上的思路建议采取任何行动。有一些证据表明，总统仍然不愿采取

    任何此类的行动。1898年12月，在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总统传

    递的信息，好像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己解决。我们也有道理

    怀疑柔克义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实际上，英国没有重申他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要求，他们对此没有表

    现出什么兴趣。英国大使，遵循当时的古老习俗，去新港度假，不能

    进行磋商。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对中国的行动方面，英国政府在中国的行动迅速地偏离门户开放政策，并且当时英国政府或许

    不怎么愿意提及门户开放政策。

    因此，大事发生了。6月中旬，柔克义的一位好朋友从北京来到华

    盛顿：这个英国人名叫贺璧理(Hippisley)。他是中国海关的“二把

    手”，在赫德爵士之下。贺璧理正在休假，不在中国，在去英国的途

    中路经美国。他的妻子是巴尔的摩(Baltimore)女孩，也是柔克义先

    生的朋友。或许被英国在九龙的行动伤了感情，以及保持海关总税务

    司对中国进口物品的控制权的必要性，他竭力主张美国政府“竭尽所

    能针对中国的普通商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4]

    他说，利益范围是存

    在的，而且应当被视为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只要它们只适用于铁路和

    采矿特权，那就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人们开始将这一概念扩展至海

    关待遇，那么就将出现危险了。带着这个想法，他主张美国政府与其

    他欧洲列强接触，从它们每个国家得到保证：在它们的利益范围内，它们不会干涉条约口岸(也就是海关总税务司设有机构的口岸)；中

    国的条约关税应当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进入各自势力范围的商品。

    柔克义赞同这些想法。但是最初他认为，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

    看，这些想法都是难以实施的。海约翰也这样认为。海约翰当时在新

    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休假，但他就此事与柔克义一直保持通

    信联系。8月7日，海写信给柔克义，“我充分意识到你所说的事情的

    至关重要性”，“我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但是部分‘议会和人

    民’的无知的偏见迫使我们谨慎行动”。

    然而，不久之后，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某种原因，国内政

    治中对行动的阻力似乎已被克服。8月24日，海约翰授权柔克义去推进

    贺璧理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贺璧理起草的备忘

    录的基础上，柔克义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被呈交总统并得到了

    批准。以此文件为基础，依次起草了一系列照会，这些照会发给了很

    多在中国有利益的列强。海约翰从新罕布什尔州回来有足够的时间签

    署这些照会。这些照会被按时发送出去。海约翰返回新罕布什尔州度

    假。夏季的低迷再次笼罩着华盛顿。

    照会以对背景的讨论开始。讨论体现了贺璧理的一些想法，也包

    含了柔克义自己的一些想法。它包含美国政府完全拒绝承认势力范

    围，但是贺璧理说势力范围是客观存在的，挑战它们毫无用处。但

    是，照会的核心在于一个具体的“三点式”规则，措辞非常专业。这

    些规则几乎一字不差地出自贺璧理的备忘录。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给予这些原则以任何认真的批判性的研究，或是当用来衡量中国的

    事件时，美国政府做出任何努力来评价其本该具有的现实意义。考虑

    到它的起源和措辞，在我看来这有可能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份精

    心准备的关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愿望的总结。很有可能这份照会实际

    上主要是针对英国的。[5]

    通过获得政府的支持，贺璧理很显然找了一

    个便利的迂回的方式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英国政府以对中国海关

    利益威胁较小的方式行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柔克义或是海约翰

    意识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没有证据表明，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们

    知道贺璧理的规则在何种程度上会与英国的政策相冲突。他们怀疑英

    国稍微有些偏离循规蹈矩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似乎是可信的。但是，我怀疑，他们知道他们偏离了多远，以及该照会中所包含的规则对英

    国来说是多么的不愉快。

    退一步说，各国政府对照会的反应是冷淡的。英国没有表现出热

    情，针对在九龙使用这一原则争论了很久之后，英国最终表示有条件

    的赞同——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各国同意这些原则，那么我们也同

    意。由于其他各国都提出了相同的条件，因此看这些答复是否有效，就要看最薄弱的环节。最薄弱的环节显然是俄国。俄国答复中的语言

    是令人困惑和推诿的。我们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警告海约翰，俄国政

    府“根本不想回答你的提议。它最终很不情愿地给予答复”。[6]

    尽管

    有这样的警告——这样的警告让人想起很多后来来自美国驻莫斯科大

    使馆的警告，这些警告反对过于信任苏联政府的口头保证——1900年3

    月20日，海约翰仍然义无反顾地宣布他已从所有列强那里收到了令人

    满意的保证，他将这些保证视为是“最终的和可靠的”。[7]

    借此，他

    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坏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

    时，它们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

    了彻底的外交胜利。这种印象很快为美国公众所接受。

    顺便说一句，通过如此作为，海约翰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

    从那时起注定会折磨美国外交实践至少半个世纪，或许——就我所知

    ——仍将在另一个五十年里继续折磨美国外交。我们会在下一个演讲

    中看到这一先例的一些本质和重要性。

    门户开放照会的故事还没有完，还有一个结尾。海约翰宣布他从

    列强那里收到了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令人满意的保证，这碰巧与义和

    团运动(Boxer Rebellion)开始的时间几乎完全一致。你还会记得，这是一场暴力、狂热的排外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中国政府的

    默许。这场运动导致外国财产的大量破坏、大量外国人被杀、成千上万的人从内地逃走，导致对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的一次正式的军事攻

    击。这些公使馆被包围，被迫在几周内用武器自卫，直到救援队到达

    北京。

    这一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对北京公使馆的包围于6月20日开

    始，8月14日结束。6月19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在费城(Philadelphia)召开。7月4日，民主

    党政党大会(Democratic Convention)在堪萨斯城(Kansas City)

    召开。空气中充满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的声音，“帝国主

    义”一词源自美西战争期间的决定。政府不想过度卷入中国的军事冒

    险，不想在那个夏天受到外交政策上的任何更多的轰动性的事件的侵

    扰。7月3日，民主党政党大会召开前一天，海约翰向各大国发出另一

    份照会，这一次——在这次照会中显然倾向于使用流畅和没有争议的

    词汇——根据中国目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界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在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中，他提到保持中国完整的愿望，但是没有强

    调这一点。现在，在1900年7月3日的照会中，特别声明“美国政府的

    政策是为了寻求……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8]

    这次提及的中

    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对最初门户开放照会

    思想增添的一个新的注解，使政府致力于保护中国领土不受外国的侵

    犯。这的确是对门户开放照会的一个解释，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的大

    部分时间里被美国政府所遵循。因此，门户开放照会普遍被认为是

    1899年夏天发给各大国的照会，再加上第二年夏天在义和团运动期间

    发出的照会。

    实际上，没有一个照会有任何看得见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后一

    个照会在我们美国之外几乎根本没有被注意。没有什么理由指望事情

    会是另一个样子。义和团运动，伴随着外国军事干预，注定会导致在

    中国的外国政府权威的净增长，而不是降低。俄国人利用它来加强自

    己对满洲的控制。强加在中国政府身上的赔款迫使中国政府增加向一

    个或另一个列强借款，因此也增加了中国对它们的依赖。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起人们很快就对该政策感到失望。似乎在

    事件的进行过程中，门户开放政策几乎消失了。对贺璧理来说，义和

    团运动意味着中国的不可避免的崩溃，反过来意味着门户开放的终

    结。柔克义作为美国政府特派员前往北京，以帮助在叛乱后重组中国

    事务。据说在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出仅两年后，他写道：“我相

    信，在美国进入另一个这种性质的混乱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

    间。”[9]就海约翰本人而言，1900年12月，就在他宣布他将致力于支持中

    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仅五个月之后，他秘密命令我们驻北京

    公使设法为美国获得中国福建省三沙湾(Samsah)的一个海军装煤

    港。[10]

    但是，几个月后，因俄国加紧入侵满洲而感到忧虑，日本人礼

    貌地询问美国能否倾向于加入他们，使用武力来保证他们所宣称的原

    则得到遵守。海约翰答复道，美国“目前还不准备单独，或是与其他

    大国一起，以任何能够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在东方实施

    这些观点”。[11]

    完全有理由相信，日本人非常小心和谨慎地关注这一声明的重要

    性。当时，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真正的，而不是半心半意的军事联盟感

    兴趣。一年后，他们签署了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他们在未来多年内的安全都建立于此。三年后，他们拿起武器，把俄

    国人赶出了满洲南部地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既不指望我们的

    援助，也不害怕我们的反对。难道海约翰没有说过，我们关于中国的

    观点，不是那种我们能够以任何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来

    实施的观点？

    因此，这就是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时的环境。当你分析这些

    事件的时候，它们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它们就意味着如下的事

    情。

    1899年夏天，美国国务卿与很多大国接触，要求它们同意旨在管

    理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的国家政策的一套特定原则。

    这不是海约翰起草的原则，没有证据表明他完全理解了该政策的

    实践意义。可以这么说，他的一个助手在未经审核的情况下从一个英

    国人手中拿过来，这个英国人那年夏天恰好在华盛顿的附近。这或许

    是对英国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的一个回应。实际上，它不代表英国当时

    的政策，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政策冲突。它或许代表了面临

    一些威胁到未来的新情况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渴望。它不是一个

    新政策，而是一个老政策。它不是一个美国政策，而是一个英中关系

    中长期以来的政策。它总体上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政策，而是一个过

    时的、实际上部分地被发展所超越的政策。这不是一个美国给予足够

    的重视并以任何坚决的方式支持的政策，或是如果实施，这不是一个

    我们准备好为其结果承担特殊责任的政策。最后，正如事件很快表明

    的，它甚至不是一个我们在自己的殖民地倾向于遵守的政策。在我们

    获得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之后的几年里——尽管我们做出了相反的勇敢承诺——我们在这两个新获得的领土上设立了歧视性的制度，这些制

    度与门户开放原则冲突。

    没有证据表明，海约翰意识到了这些现实(就它们是当时的现实

    来说)，或是能够预见它们(就它们与未来有关来说)。或许没有理

    由假设他本能够如此。这个规则具有高尚的和理想主义的口气；它在

    国内听起来很动听；很显然它符合美国贸易的利益；英国支持该规则

    已为人所知——就他所知，依然支持——很难看到在其他大国那里运

    用会产生什么伤害。他这样做了，他收到了预期中的勉强的、尴尬

    的、推诿的答复。虽然他被警告这些答复缺乏实质内容，但是他找不

    到理由不去求助美国公众并且通过把这些答复描述成外交成功而好好

    地利用它。

    尽管如此，我不责怪他，也不想谴责他。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人

    ——一个有尊严的和敏感的人——一位伟大的美国绅士。他为创建一

    个政府架构而努力，但实际上这个政府架构并不适合一个大国外交事

    务的行动。他在尽力利用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环境。

    但是，我确实想强调的是(这是讨论的中心观点)，美国公众很

    容易就把这种行动视为一种重大的外交胜利。公众的想象力被点燃，公众的钦佩获得了胜利。在情感方面，海约翰被塑造为一个伟大的政

    治家。政府外交政策的受欢迎程度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得到了实

    质性的提高。

    当时，不仅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

    话注定在至少半个世纪里在美国思想中繁荣发展。不是明显缺少实际

    效果，也不是海约翰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醒悟，不是我们不愿以任何强

    制的方式支持该政策，不是我们自己随后偏离了该政策——所有这些

    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来的观念。在这里，在门户开放照会事件中，该事件是对美国政策在国际社会取得的胜利

    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

    [1] Mark Sullivan，Our Times：The Turn of the Coentury(New York，1926)，509.

    [2] Parlimentary Debates(4th ser.，1898)，LXIV，827(August 10：remarks of

    Balfour).[3] Cited in Alfred Vagts，Deutschland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n der

    Weltpolitik(New York，1935)，Ⅱ.1029.Vagts giv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rchives

    as the source.

    [4] 海约翰、柔克义和贺璧理就这一问题的通讯被大量引用于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New York，1938)，第二章中；本人演讲中所引

    用的通讯均来源于此著作。

    [5] 三点式原则中的头一条主要是和英国的势力范围有关。大清全国海关的分支机构大

    多数设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

    [6] Cited in Tyler Dennett，John Hay(New York，1934)，294.

    [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9(Washington，1901)，142.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Washington，1903)，299.

    [9]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New York，1938)，83.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Washiington，1924)，113-

    114.

    [11]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February 1 ， 1901 ， cited by Alfred

    L.Dennis in 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1928)，242.3 美国与东方

    在这些演讲的第二个演讲中，我考察了美国外交中的一个单独的

    事件——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之后我们远

    东政策中整个的一连串事件。

    在过去的这五十年里，美国远东外交政策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

    故事。只有一个非常博学的人才能说，他已经阅读并领会了与这一主

    题有关的资料的主要部分，或是在他的脑海中掌握了事件的全貌，以

    及这些事件所发生的环境的复杂框架的方方面面。

    我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声明。我本人并不熟悉世界的那一部分。我

    读的书并不比一个繁忙的人更多，我不是远东事务的专家。专家能够

    不顾其他兴趣和义务而阅读。如果是在一个非学术的，或许甚至是无

    用的学术环境中来考察这一主题，那么我只能说这确实就是大部分的

    华盛顿的决策者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将永远

    在于——他们为他们不是专家并且无法了解的领域塑造和实施政策。

    因此，我们今天要做的可以说就是分享他们的经验。

    门户开放事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事实：它引进了一种

    模式，这种模式注定在未来四十年成为美国外交的特征。在整个这一

    时期内，我们子孙的负担仍将是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保持中国领土和行

    政的完整。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其他大国公开承认它们遵守这

    些原则。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从它们那里收到勉强的、推诿的，或

    是合格的答复，提醒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原则，但是这都取决于

    如何解释这些原则。尽管这些答复是合格的，我们仍将会一次又一次

    地将这些答复呈现给我们自己的人民，将这些答复作为外交胜利：作

    为对我们的观念的正确性的承认、表达忏悔和愿意改革的证据。在任

    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承认，这种对在中国的其他大国事务的干涉会

    给我们带来任何特殊的责任，或是除了对我们自己的良心之外，使我

    们对任何人或事情负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准备使用武力

    强迫别人遵守这些原则，或是使用武力保护那些在别的国家不遵守门

    户开放原则时而它们依然遵守的国家。最后，就海约翰的照会来说，尽管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令人烦恼的，有时是令人不解的，但是我们经

    常回到这些观念上来不会真正有助于防止中国的利益冲突几乎按照列强自己的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必须实践。换句话说，它不会阻止

    其中大多数注定要发生的事件发生。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它距

    离一些大国的最核心的利益只有咫尺之遥，尤其是日本。这将促成在

    这些国家人民心中相应的情感态度的建立。这些情感态度对于我们国

    家的安全和财富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这就是我们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远东地区政策的

    基本模式，那么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它的某些组成要素。

    首先是原则。在第二个演讲中，我们注意到在世纪之交，“门户

    开放”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古老和陈腐的词。它主要被用于条约口岸。

    它的主要意义仅仅是：在那些在特殊保护体制下，外国人有居住、贸

    易、持有仓库和办公设备特权的港口，其贸易应当对所有外国的船舶

    和国民同等地开放。这里所涉及的是引进到中国销往内陆的一般消费

    品——尤其是纺织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与中国的开放中包含

    的新问题并不完全相关，比如修建铁路和矿产开发——这一过程是从

    世纪之交开始的。事实上，从1900年开始，中国的外国商业活动所处

    的环境是如此复杂、如此多变，在很多情况下是如此矛盾，以至于没

    有任何一两个词构成的规则或是符号有资格成为国际协议的标准，有

    可能作为一个规范，可以对大量的现实问题产生清晰和全面的效用。

    人们不定期地作出努力，来更加详细地定义这一原则，正如最初的门

    户开放照会，以及在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上谈判的

    《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但是，在西方语义学上，所有

    这些定义都不能真的包括像经济利益和列强在华活动那样如此分散、如此多方面、如此难以表达的概念。

    对“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表面上来

    看，这对西方观察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清晰和简单的原则。但是，这一

    观点假定：像在西方成长起来的国家一样，中国一直是一个具备民族

    国家所有必须条件的一个国家。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中国是

    一个对世界意义重大的政治实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无疑是一

    个国家——一个需要被西方强国重视、研究和应对的实体。但是，当

    18～19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演进发展的时候，在此国际背景下，在很

    多方面中国的特性与民族国家的清晰的模式并不一致。中国政府很

    晚，并且没有完全接受主权国家权力平等的原则。在这个王国的不同

    地区，其权威的性质在很多方面与国际法中西方的国家概念并不总是

    完全一致。因此，关于与西方国家签订契约，中国方面的执行责任问

    题，经常会有混乱。在地方政府想阻碍这些契约实现的地方，中国中央政府并不总是能够强迫其遵从。语言、观点和习俗的分歧加剧了这

    种混乱。对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标准和司法机构(尽管未

    必不如西方)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对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

    不可接受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要在特殊体制和外国人特权之

    间做出选择，或是在特殊体制和完全拒绝那些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和行

    动之间做出选择。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和行为

    (以不明智的，如果不是不公平的方式)无疑令中国政府担忧，但是

    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中国人或是鼓励和放纵，或是对此采取模棱两

    可的态度，使任何对最终道德判断和责备的探究变得没有价值。事实

    上到19世纪末，在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一套极其复杂和微妙的中国人与

    其他国家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关系——这套关系拒绝西方术语中的充分

    定义。如果在当时，有人被问到这些安排是否与“中国行政和领土完

    整”相一致，那人只能耸耸肩，反问道，名字有什么关系，这取决于

    你把什么叫做完整。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对满洲来说尤为真实，与实施这些原则有

    关的大部分争论将要解决。我们为了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的努力有

    朝一日会变得集中而重要。从历史上说，满洲不是古代中国的一部

    分，中国人通过满族人(Manchus)与其保持间接关系。世纪之交，满

    洲是一个中国和俄国都有利益关系的半开发的边境地区。从某种意义

    上说，中国对该地区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这块土地很快就充满了中国

    的先驱者和移民。但是它占据的地理位置对俄国来说无疑具有战略意

    义。一旦俄国人理解了这一点，正如19世纪90年代他们所做的，他们

    修建了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的铁路，俄国人在北满洲的利益就建立起

    来了。否认这种情况或希望其在西方主权观念和国际礼仪的顺从遵守

    之下自然消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的行政和技术能力不足以在北满洲修建铁路，也不足以为这

    个本来可能修建的铁路提供适当的行政保护机制。一旦中国同意俄国

    政府修建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由铁路带来的俄国

    在这一地区的显著的行政和战略影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北满洲获得这一地位自然为俄国将影响力投射至南满洲、朝鲜

    和中国北方提供了新的便利。1895年中日战争后的事件表明，俄国人

    不会反对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事件也表明，中国政府正如当时表现

    的那样，无力对俄国的这些企图采取有效的抵制，也不能阻止俄国控

    制这些边缘地区。当时在渤海，实际上唯一能替代俄国人的强权的是

    日本人的强权，而不是中国人的权力。英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

    1902年英日同盟缔结背后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也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原因。你还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日本人取代俄国人控

    制了南满和朝鲜，但是没有干涉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名义上的主权，并

    不比俄国在北满地区干涉的更多。这种安排，源自日俄战争的结果并

    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暂时粉碎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事实证明这种安排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这使人们得出结论，它必须

    与这个地区的权力现实和要求建立一种相当准确的关系。无论如何，没有可以带来更大稳定性的可见的和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我

    们反复重申自己致力于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行为，也经常被美国政

    治家偶尔承认此种安排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所打断。早在1905年，西

    奥多·罗斯福就认识到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一地区保持俄国与日本之

    间的一种均势。“这样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的行动”，[1]

    后来他说道：

    不对满洲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我们的特殊利益所在。对满洲采取行动会给日本人

    毫无理由地认为我们对他们怀有敌意提供口实，或是认为我们是他们利益的一个威胁

    ——无论程度多么小。……除非我们能够成功，否则我不主张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行

    动。就满洲来说，如果日本人选择遵循一个我们反对的行动路线，除非我们准备好进行

    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阻止他们，在满洲的一场成功的战争需要像英国那样好的舰队，加上像德国那样好的陆军。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我希望它在

    未来也将是一件好事，只要它能够被普遍的外交协议所维护；但是，满洲的整个历史已

    经表明俄国的统治和日本的统治并无二致。事实上，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决定不理会

    它，宁愿冒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意图，那么“门户开放”政策就会完全消

    失。[2]

    按照这些观点，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

    建立优势。无论1905年的桂太郎-塔夫脱协定(Taft-Katsura

    Agreement ) 以 及 1908 年 的 鲁 特 - 高 平 协 定 ( Root-Takahira

    Agreement)各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二者对日本人来说确实意味着对

    他们在满洲获得的地位的一种含蓄的承认。

    我认为，这些考虑足以说明，“门户开放”和“中国行政和领土

    完整”这两个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没有任何明确的适用性。在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它们表明了在中国的大国的所有特殊地位和利益的可

    行的和实际的替代方案。这并不是说这些原则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

    它们没有合理性的因素，或是说真理和正义都在另一边。毫无疑问，在这些外交立场地位中，很多是应受谴责的缘由；很多是从无助的中

    国人手中巧取豪夺的；很多(地位)对于外国人来说，不去谋求和获

    取才是更明智的。毫无疑问，中国还会有新的外交事业，对于这些事

    业，美国一定会关心地、不满地考虑。就其自身而言，他们拒绝与之

    有什么关系或是承担什么责任。但是，这不是关键，门户开放主义以及作为政治原则的中国的完整，这两者的问题仅仅是这些词语并不是

    那些能够有效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清晰准确的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陈词滥调，非常不准确。在它们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的联想中，它们是令人迷惑的。正是由于它们性质中的这一面，当受到我们的召

    唤而站起来，谈论他们对这些词的感受的时候，其他政府很难做其他

    任何事，只能回复道：“哎呀，是的，如果你们那样叙述它们，我们

    当然同意。”这些措辞包含太多积极的弦外之音，以至于不能被任何

    人安然地彻底拒绝。同意这些措辞要比试着解释它们更加容易。

    事实上，这些措辞具有的含义仅与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你必

    须在每一个案例中解释你所说的词是什么意思。不能说它们具有任何

    恰当的、实际的和普遍的含义。试图准确地和计划性地使用这些词的

    努力仅仅意味着完全拒绝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权以及活动——意味着

    一个与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政策，作为一种惩罚或是奖励(无论

    你如何看待它们)，由于中国固执地拒绝适应西方的国家体系。我们

    能相信，正如我倾向于去做的事，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无论如何，其最终的结果或许比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更好。但是，从任何西方国家

    的观点来看，在世纪之交之后的任何时候，这几乎不是一个实用性的

    建议。

    因此，关于我们的原则就说这么多。现在简单地说说它们的实

    施。

    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召唤其他国家宣称它们遵循这些原则时，有充足的理由解释它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做。但是，也有理由解释为

    什么它们的回复几乎总是谨慎的、合格的、有大量保留的答复。既然

    如此，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恳求这样的回复以及将它们作为确切的外

    交成就有多少用处。这样做的事例不计其数，以至于我不应该试图去

    列举它们。它们并不局限于远东事务。通过引诱其他政府签署含有高

    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声明来达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倾向，在我

    们的外交实践中似乎具有伟大和持久的生命力。这无疑与公众舆论有

    统治政府的力量这一坚定的美国信念有关。毫无疑问，这也与将法律

    概念从国内移植到国际领域的显著的美国趋势有关：相信国际社会能

    够——应当——在普遍的契约责任的基础上运作。由此重视口头承诺

    而不是政治利益的具体体现。但是，在远东领域，这种外交策略似乎

    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外交方法的地位。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质疑它的合理

    性和适用性。这注定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对国际现实的公众理解造

    成一定程度的滥用。一次又一次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国家间共同体的印象，这种前景其实根本不存在。但是，我认为，更严重的是

    它在外交观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怀疑和担忧。外国的政治家们强烈

    地意识到，这些普遍的提议作为任何可以实施的协议的定义，以及作

    为对特殊国际问题理解的定义的不足之处。正如他们一定会假定的，假定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让他们不去怀疑我们的政治家有所

    隐瞒，不去怀疑将这些抽象概念作为协议的标准强加在他们身上是别

    有用心的，这一定是很困难的。

    这将我引入第二个且更加重要的、我将提出的、与我们在远东的

    政策有关的保留意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意见特别适用于我

    们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是我们在那一地区外交压力和谴责的主

    要目标。这一保留意见涉及我们不愿意讨论特殊的安排和普遍的原

    则，尤其是，我们不愿意为我们反对的做法提出实用的替代方案——

    或是为之承担责任。请记住，我们外交行为的大多数都是旨在使其他

    国家，尤其是日本人，放弃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特殊路线的追求。对

    他们和中国来说，遵守我们的观念会有一种实际的严重的后果；它或

    许会引起新的问题和不便，甚至在那个区域使权力因素产生实际的不

    平衡；这或许会反过来给我们自己带来责任，给其他人要求我们在履

    行我们的责任的过程中做一些特殊事情的权利。但是这种情况似乎很

    少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我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证据中做出判断而言，美国政治家们假定：虽然这些原则适用到当前的情况是有问题的，虽

    然遵守这些原则的实际效果是极端的和深远的，但是，以道德和法律

    原则的名义说出或敦促的任何事情，就敦促这件事情的人来说，他并

    不承担具体责任。我们有权去劝告、去恳求、去阻碍、去困惑。如果

    其他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可以让他们在世界舆论面前以不雅的姿

    态出现。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注意到我们的敦促，他们也会这样做并

    且风险自负。我们不会感到必须要帮助他们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

    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行动。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年复一年的数十年里我们怀着这样一个不可

    动摇的信念：如果我们的原则是值得赞美的，那么它们的结果一定是

    幸福的和可接受的。因而对亚洲大陆上的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的

    观念大砍大删。但是我们很少会有兴趣进行一场关于大量现实问题的

    讨论：日本人口膨胀、中国政府的软弱，能够有效反制其他大国野心

    的方法。请记住，这触动了一些国家尤为敏感的神经。这些国家在亚

    洲大陆的利益，对它们而言，比我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我们自己而

    言，更为重要。没人喜欢接受来自别人的关于改变自己行为的建议，如果提出建议的人显然能从更改行为的结果中收获更多的话。在日本人和英国人心里，总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我们正在中国挥霍它们的

    外交优势，原因正在于我们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对我们而言比他们在中

    国的利害关系对他们而言要小得多。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也不会经常从日本国内事务的观点出

    发，考虑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大陆的日本政策失

    败的代价是东京的军事极端主义分子权力的最终防御，那么很显然从

    长远来看，这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美国政治家有时会努力调整政策，希望这些调整能够顺利地影响日本的局势。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会有

    重要的例外。但是，这些都是与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努力，不是美国政

    策的总体特征。如果我们向往的东西(desiderata)在特别敏感的方

    面触动了日本人的情感，那么这也没有什么不同。日本人的精神上已

    经带有伤痕：1894年中日战争后，日本被外部力量剥夺了胜利果实，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我们使我们自己以日本胜利的挫败者的身份

    (我们真的不是)再次出现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我们不会让我

    们自己感到担忧。在一战之后，我们不会让它再次干涉我们的加入

    ——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坚定行动的真正的领导者，剥夺日本根据它在

    大陆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参与对德作战而设想的成果。

    在整个漫长和悲惨的故事中，在我国特定的地区，我们的移民政

    策、对日本人和东方人的待遇反复地激怒和冒犯敏感的日本人。基于

    这一事实，这一切都没有得到改善。联邦政府准备恳求加利福尼亚以

    及其他地方的地方政府，承认这些不愉快的居留问题中的国家利益因

    素，承认土地所有权、承认邻国待遇。但是它并不准备用强力推进任

    何问题的解决。整个国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在创造外交政策的过程

    中，国家和地方政权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尤其同意：这些事件

    所产生的麻烦，使我们有理由在我们对日本的其他要求中表现得更加

    谨慎。

    现在，这些都是痛苦的反应，我不会使它们被误解。在二战前数

    十年里，在远东，事件的进展是一个巨大和夸张的过程，其中包括人

    类事务的非常强大的潮流，对于这些潮流我们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控制

    力和影响力。很容易就会高估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我们本该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夸大我们的政治家所享有的自主权也

    是很容易的——忘记他们运作其中的政治和心理框架、他们使用的手

    段的不足以及对其他更有希望的路线方针的国内障碍。我所说的并不

    是要对他们加以指责，因为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完全把自己放在他们的

    位置上。将他们作为个体去判断，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不能告诉你：如果我们受其他行为准则的指导，所有的这一切

    会变得完全不同。我不能说，如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对待日本人

    的态度更加谨慎，多考虑他们所处位置上的需求，更加愿意根据他们

    自己的情况与他们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那么珍珠港事件本不该发

    生。尤其是我不能指着美国政策中的任何一个单一的行动说道，就是

    这件事情造成的——这就是扭转未来局势的事件。在人类活动的结构

    中，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错误都是它

    之前的所有错误的结果，从这一事实中获得某种无限的宽恕。与此同

    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