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问题的重心

    “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不时出现于众人笔下和口语之中。可是

    要给这名词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不仅各种书刊作者坚持己见，即

    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旁人

    顿生误解。这问题若不得澄清，则可能成为社会上思想冲突的根源，亦

    可能影响到各个人的人生观，使我们对世事惶惑而觉得没有主宰。

    以一个常用名词而会产生如此多问题，大概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牵涉

    的地区广泛，历时久远，迄今尚未停顿，且又与现代生活发生了密切的

    关系。近世纪中主要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动乱，通常都与它有着直接或间

    接的关系。资本主义，既可以当作快乐与新生命之原动力，也可以视为

    许多失望与灾害的渊薮，因而我们无法在理智上或情绪上漠然视之。

    虽然一般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一种经济生活的现象，首先在13至14世

    纪之间出现于意大利半岛，可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却产生

    在几百年后。纵然如此，从开始使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以今日世事

    变化之剧之速，也可以算得“曾经沧海”。对西方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前，因为1929年经济恐慌的记忆犹新，各界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字很

    多，组织工会，防制托拉斯，提出社会福利的立法，亦与当日提倡资本

    主义者的立场相反。直到东西冷战之后，才有人以在资本主义的旗帜下

    自豪，才有人倡说它与西方社会中之自由不可分割。可见得历史上的资

    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

    资本主义——名目之由来

    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研究资本主义多年，他的考证

    如下：

    资本主义为这三个名词(其他两个名词为“资本”[Cap-ita]及“资本

    家”[capitalist])之中最带激动性的一个，曾经促使历史学家及辞典专家

    拚命追究而尚无定论。据陶查特(Dauzat)说，此字眼曾见于1753年之

    《百科全书》，它并赋予奇特的意义：“富裕之人的景况。”这种说法可

    能不正确；因为此一文句迄今未为后人觅得，仅见于1842年黎察(J. B.

    Richard)所著《新法文广义》(Enrichissements de la languefrancaise)

    一书中。可能是由于布兰(Louis Blanc)与巴斯夏(Bastiat)的争辩；

    才赋予这名词新意义。他在1850年写着：“我所谓之资本主义乃是有些人拨用资本，不让旁人介入。”当时“资本主义”这字眼仍不常见。普鲁

    东(Proud-hon)间或使用。他的说法亦算正确：“土地仍是资本主义之

    堡垒。”这也是他的主要论题之一。普鲁东给这个名词下了很好的定

    义：“一种经济与社会之体制，当中劳工以劳力使资本产生作用，使之

    成为收入之来源，而此资本并不隶属于这些劳工。”可是六年之后

    (1867)马克思仍不知有此名目。

    事实上要到20世纪之初，“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才在政治论坛的争辩中，轰轰烈烈的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反面。宋巴特(Werner Sombart)爆炸性

    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opitalismus，初版，1902)，更将之引进学术界。在很自然的情况下，这个马克思从未使用的名词，却被归并于马氏的规范之中。自此，奴隶社会、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被视为《资本论》作者的三阶段之演进。

    这名词在出现过程中的含糊不清，可能是由于它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名

    目。20世纪初年，经济学家长期的拒绝使用，如纪德(Charles

    Gide)、康瓦斯(Canwas)、马歇尔(Marshall)、西利格门

    (Seligman)、卡萨尔(Cassel)。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后，才在《政治

    学辞典》(Dictionai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中出现；《大英百科全

    书》迟至1926年版才赋予一篇解释。《法国研究院辞典》则迟至1936年

    才加以介绍并给它一个啼笑皆非的定义：“资本主义：资本家之整

    体。”这书至1958年仍未有显著的改进：“一种经济体制，内中生产的品

    物属于私人或私家行店。”——为什么不径称“生产工具”？

    事实上自20世纪初年以来，资本主义即被重重推压着不同的意义，而尤

    以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更盛，曾使很多人感到尴尬。有声望之历史家如

    希亚通(Herbert Heaton)曾提议将之废弃不用。他曾说：“在各种主义

    之中，最扰乱听闻的乃是资本主义。这字眼有了如此五花八门的解释与

    定义，任何人都可以说，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似。”费伯微(Lucien

    Febvre)认为它既然被过度滥用，实应自此放弃。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放

    弃，又必立刻感到怅然若失。南非德(Andrew Shonfield)说得好：“还

    在继续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最严峻的批评者

    在内，得提出个较好的字来代替。”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名词之发生问

    题，其来有自。

    陶蒲的三种学派

    前剑桥大学讲师陶蒲(Maurice Dobb)分析当代有关资本主义之论文，归纳为三派。一种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

    卖劳动力，此后对制成品无法过问。这也就是马克思学派。陶蒲自称属

    于此掀。第二派着重资本主义的精神，亦即新时代的资本家将存积资本

    当作一种高尚的事业，并且赋予以虔诚的宗教性。还有一派则重视自然

    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之特征，组织上本就预备对付遥

    远的市场，于是批发商出资垫买商品，因之也干预着零售商及生产者的

    业务。

    但在现有的著作中，没有一派的理论可供我们全部观摩借用。因为许多

    理论并不合于我们所处的时间及地点，对一般读者说来，沉缅于这些理

    论可能始终不得要领，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例如陶蒲提及工业资本之形成时，承袭马克思的说法，指出有两种方

    式：一种是匠工扩大了本身行业的制造。他们阶手胝足挣积了资本成为

    资本家，开始雇用劳工，创造新局面，通常是前进的。另一种方式则是

    将商业资本投入制造，压制生产，使物以稀为贵，而大规模的赚钱。他

    们也不愿意高度的分工合作，于是避免了大量的投资，总之就是反动。

    作者根据英国在16、17世纪间不同的行业，提出无数例证。但是在初期

    存积资本的过程中，工可以为商，商也可以为工。即算作者所举例证全

    部确凿，在数百年后的今日，前进的工匠与顽固反动的商人皆经过市场

    的测验和时代的淘汰，有的歇业破产，有的臻荣日上。今日尚待开发的

    国家，百事待举，亟需将廉价的劳工投入国际市场以便存积资本。资金

    的辗转则已国际化，不借贷则眼看着旁人占先，并使自己坐失机宜。虽

    说任何国家都要尽量保护本身和劳动者的利益，可是现在已不是计量企

    业家的家庭环境背景和阶级出身的时候了。对已开发的国家来说，刻下

    的问题早已逾越多个世纪以前的范畴。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对同业的竞

    争外，更需防备的是职业性的“公司突击者”(corporation raiders)。他

    们靠游说为资，先向银行家和证券交易人取得“垃圾证券”(junk

    bonds)，将若干大公司的股票成批买去，然后接收对方，裁道其经理

    人员，再将其经营的事业撤离合并，有的出卖，有的加强，只顾刻下的

    效率，忽视长期惨淡经营的需要。先进国家的工商业人士既要对付诸如

    此类的大问题，因为所牵涉的资金动辄十亿、百亿，被接收的公司的雇

    员也以万计，使整个社会已无力去顾及初期存积资本时其成员的积极性

    与消极性了。就像一个商店今日之盈亏每年逾百万，已无暇去考证几十

    年前账簿上一个小数点后面之数字是否确实可靠了。

    韦伯(Max Weber)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的著作将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与现代资本主义并为一谈。作者一方面提

    出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唤(calling，亦即天命，对每个人不同)与加尔

    文之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一样有个人主义的趋向，因为天主教徒

    过去崇信带有集体性格之良心，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已代之以匹夫匹妇

    个人为主义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为获救的阶梯，各人之

    生计行业仍不能与信仰无关。路德尚只消极的以各尽所能乃系上天谛

    命。加尔文则鼓励各信徒设想本身已被选拔获救，于是事业上的成功乃

    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积极进取。另一方面韦伯也根据富兰克林及

    英国非国教(non-comformist)牧师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言行

    证实英美资本主义之兴起与清教徒之间有密切关系。中国读者特别有兴

    趣的则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里有一卷专论中国不能产生

    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述及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patriarchial

    authority)的氏族(sib)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

    他各种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道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种魔术，它

    本身也逐渐减轻入世的行动。佛教在中国也同样被排斥。韦伯指出佛教

    因对女人情绪有特别感召的力量，以致成为宫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

    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领导社会之力量。

    韦伯引用中国资料常有错误及误解之处，可是整体来说，他这种比较式

    的观察尚称得体。他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

    针见血。但韦伯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其作品可视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论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细腻，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

    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有如资本主义者，则不

    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

    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

    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

    系。这种组织与体系，以“资本主义”称之。其中又以加尔文教派为盛，并以其战斗力量与旧有力量周旋。所以历史上提到“新教伦理”和“资本

    主义精神”，必有其互相衔接之处。但是若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概

    括全部除旧布新的运动，或可以推测以后社会新组织的全貌，则不免过

    度将问题简化。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威尼斯时并无新教渗入。以后相继推及于法国及比

    利时，这些国家至今皈依天主教。荷兰独立战争之领导者“威廉寡言”(William the Silent)原奉天主教，在革命过程中先入路德教派，后

    又改信加尔文派(详第三章)，所以到底是新教伦理发生了领导的力

    量？抑或它不过是革命战争中被利用而为一种工具？这种种问题，就使

    韦伯的理论发生了罅隙。

    韦伯也体会到新教伦理不能凭空存在。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

    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

    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可是作者亦以为现代商业法律也是由新教

    思想体系孕育而成，则不免张冠李戴。事实上现代商法虽可以追溯到罗

    马法的根源上，但主要的仍是在中世纪经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实用而产

    生。要等到西欧各国商业展开，法治基础成熟，逐渐抄袭沿用。是故民

    法、商法和法治理论并不会因某种精神而产生，却会因物质生活的推广

    而增进。由此也可以看出韦伯等过度强调理想主义的弊病。

    韦伯亦了解他自己的理论施用起来必有限度。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基于新教伦理即使在金钱堆中仍有硬干苦干，顶天立地，道德升华的观

    感。在他看来只有如是才算合理(rational)。他也提到：“当然这种观

    念不仅曾在资本主义之条件下存在。我们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追

    溯到它的根源。我们更不能说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各个人包括企业家及

    劳工仍在自信的保持着这些伦理信条。今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一个

    庞大的宇宙，各个人出生于其中，它将许多不能更变的事物交付给他，他只能与之共存。当各个人牵涉到市场关系的时候，他只能就范于资本

    主义的条规。要是制造者长久违反着这些成例，他必在经济生活之中被

    淘汰，有如工人不使自己迁就于这些成例，则必会失业而踯躅于街

    头。”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作者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全是两回

    事，它们虽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异途而同归，却不见得会共存亡。我们企

    图以最经济的眼光来了解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展开的全貌时，若跟随

    韦伯则很难找到适切的途径，很可能因为他的唯心主义而被带入歧途。

    与韦伯同时而同出于德国唯心主义之门下者，有前述之宋巴特。韦伯认

    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自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宋巴特则认为出自犹太教，与韦伯所述清教徒相轩轾。他说及犹太人在15世纪末叶被逐出西班牙

    后，于16世纪初来到荷兰，凭着他们的资本及信用证据扶助资本主义的

    发展，并且通过安特卫普(Antwerp，今属比利时)将这精神带到英

    国。“可是犹太教自始至终没有产生一种固穷的理想(poverty ideal)”。

    宋巴特总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是比较纯洁的，各人以自己为标准，去衡量外界的事物。一旦接受资本主义就本末颠倒，采取一种数量

    上的计算(quantitative calculation)，所有精力用于算计如何获得财

    物，“用武力、用魔术、用计谋、用新发明和用金钱去获得财物”。可是

    另一方面，他也说及每一个欧洲的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能力，只有

    程度上的不同。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每一个国家都有两种力量出现，一是对金子的贪婪，一是创设企业的精神，不久这两种力量凝结一气。

    可是宋巴特讲资本主义的弱点，没有时间的程序，也没有空间的限制。

    甚至穿绸、吃糖、生活带色情都可以归咎于资本主义。

    唯心主义者有时将本人之爱憎当作善恶，更将这种标准施用到历史中重

    大的事故上，结果可能相当危险。韦伯在《新教伦理》说到西方之特长

    时，已有种族主义(racism)的趋向(详第五章)。可是他提及纵使个

    人相信生理及遗传的关系，刻下的科学发展尚不容他作定论。宋巴特则

    将“英雄性格”与“贸易民族”等称号，分派到不同的民族头上去。他又提

    出一个“血缘资本主义”(germ-capitalism)的名目(详第五章)。这也

    难怪宋巴特末年会参加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但这些枝节更使我们不得不

    在学理研究时存有戒心。

    说到这里，我也要顺带提及一位也用宗教思想作线索去追究资本主义之

    形成的陶尼教授(R. H. Tawney)。不过他并不高度夸张意识形态，他

    将思想的成分与土地占有、银行业务之展开，相提并论，互为表里。他

    又说：“中古时代的思想，以为一切价值都可以排列在一种有次序的层

    级上去，经济事宜也包括在内，而其最上端则为宗教。”这样一来，作

    者的态度比较客观，本书也在不少的地方，尤以考虑到资本主义在英国

    展开的时候，多次参考着陶尼的论说。

    在陶蒲的三种学派分类中，凡不属于马充思学派和德国唯心主义学派之

    作者，都有被归纳于第三派之可能。我们对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同意

    的。本书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也可算作陶蒲所谓的第三派之一。可是

    作者所谓自然经济蜕变而为金融经济，则解释过于松懈，而且用于了解

    中国的情形，极易生误解。原来中国近代经济史内缺乏西方那种规模宏

    大结构健全的体制而足以称为资本主义者。可是另一方面，在近代之前

    中国的商业组织及内河商业之范围却曾多次突出于西方；主要的原因乃

    系在西方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下，土地不得买卖，社会上的分

    工合作在极小圈范内根据成例施行，金钱之用处极为有限，而中国自先

    秦之后即无此历史经验。所以中国之商业长期在西方两个极端(即封建

    制度下的极端封闭和资本主义下之极端展开)之间。如果说商业以远距离之姿态行之，批发商能干预零售及制造即能算资本主义，则中国有许

    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即曾在明末

    清初出现，可是这样的发展没有普及成一般现象，其间不上不下的情形

    只赢得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因而局面更为尴尬。世界上竟有何

    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可见得两方社会

    组织有根本不同之处，作者没有将资本主义之定义规划清楚，于是削足

    适履，产生一个非驴非马之称呼，此点下节将再论及之。

    由于对这样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阶段缺乏实切的定义，故成为研究西方

    历史的累赘。以布罗代尔教授为例：他的《世界文明与资本主义》(此

    书原名《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了中译本——编注)有三巨册，洋洋百万多字，引

    证举例之丰富可谓空前。只是其著书之宗旨，乃“撰写一部一般的经济

    史”，呈现其“品类、模型和规范”。在此前提之下，他将材料纵横曲折

    容纳于一炉。例如说及初期的证券市场则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一齐

    叙述，通过跨世纪的沿革，不仅交易所在的建筑物和地图了如指掌，而

    且喊卖股票的口语和零售咖啡童子的插嘴也记入书中。于是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南针。毛

    病在什么地方呢？但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者真有如马克思及恩格斯所言，出现于一个“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与封建社会相埒，当中

    无所不包，不能仅以“经济史”名目概括之。今日我们首要知道的，是其

    组织形成的经过，注重其动态，而不在其已成定规后之品类及模型。

    当然布教授并不是不知道此事。他自己曾说：“实际上，每个根据旧式

    组织之社会一开货币之门，迟早必失去其需要之平衡，从没有适当控制

    的力量中放出来。新的交换方式产生动摇的力量，是对少数人有利，而

    对其他人不利，每一个社会受此冲击，都会出现‘历史性的’新页。”他也

    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若

    是如此，则其不单仅为经济史，更兼为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

    史。当中“翻出新页”的情形，有过于新系统的规范。

    本书著稿之前，作者亦曾翻阅时下流行以资本主义为衔面之书籍20余

    种。虽说开卷有益，总有启发借用之处，但是对我们刻下应当注意的问

    题，关系却不深。一般的通病，只对刻下资本主义的“好”“坏”提出意

    见，缺乏历史之纵深。根据上述布罗代尔之意见，资本主义之展开既在

    各国产生剧烈变化，则研究资本主义之专书应当根据其冲突的情形分国

    论列。可是迄今这样的书籍被吾人触目者尚只一部，而其出版至今已60年。又布氏见解，我们无法认为不正确，但马克思著作之整体也可以算

    是对布罗代尔教授提出之冲突的一种指责。如何才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

    生理家？除了以上韦伯在他书中偶然提及法制之重要外，其他重视法律

    与资本主义展开关系的专书，也只有一部而且叙述简单，只有理论的大

    纲，缺乏事例之引证。

    所以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希望对资本主义作一个概略的回顾与前瞻。

    这个重要的工作，仍落我们自己手中。

    以中国为本位的考虑

    今日中国的读者面临资本主义这一名目，还必须考虑到：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

    仍可及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

    品？

    答复第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划时代的组织与运

    动，牵涉范围极为广泛，所以其定义必相当狭窄(看来这也是一种似非

    而是的说法。因为其牵涉极广，所以在人类历史中亘世纪而跨海洋的产

    生，只此一次。其定义也必包括其专一独特的情形，而不能广泛笼统的

    与寻常所见的事体并论，才能表现其为一种知识和一种运动)。资本主

    义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可以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成效

    来看。一位专家的研究，迄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英、美、加拿大、瑞士及荷兰)平均每人一年收入达美金200元(1952至

    1954年间的价值)或略高的程度。又全欧洲及全北美洲合计，其平均不

    可能比150美元超过甚多，亦即与今日一般穷国相去不远。今昔相比，何等悬殊!马克思虽未用“资本主义”这名词，他和恩格斯亦承认“资本

    家时代”之来临对欧洲封建社会带有革命成分。并且他在《资本论》第

    三卷里说起，在“资本家生产方式”之下，资本家继续存积资本，必导致

    生产时投入厂房机器之成本比例较工资部分为多，长期以后必导致利润

    下跌，工人实际工资增加。这种情形也与前述工商业先进国家人民生活

    程度提高的情形符合，可见得资本主义使人类生活的质量发生改变，它

    必曾在历史上产生大规模环境之突破，而且不可逆转，亦即突破之后，至今尚未能主动的或被动的卷回到以前的形势里去。

    从这种特殊的情形看来，资本主义不可谓曾在中国生根，追论萌芽，更

    谈不上开花结果了。第一，称中国尚未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前之体制为“封建”，即与事实不

    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西方市民阶级社会

    (bourgeois society)是由封建社会中萌芽(sprout-ed from the ruins of

    feudal society)。将feudal译作中文的“封建”，并不能完全吻合，但大致

    无碍，并不是此间争论的症结。根据专家考订，西方的feudal system确

    与中国之封建共有以下特点：(一)威权粉碎(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既为封建则必裂土封茅，而公仆不能将大块疆域全部控制

    于本人手中，势必执行“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使被封者长久为

    藩篱，结果是地方上的警察权与财政权日渐雄厚，终集地方分权之大

    成。(二)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public affair becomingprivate

    domains)。因为封邑透过遗传永为子孙承继，势不能买卖。否则一任

    金钱接触，流动性大，则封建体制瓦解。同时这组织也只能任行政系统

    托身于私人之从属关系，如此一来，政府无异私人法庭，抽税与纳租相

    提并论，地方向中央的缴解即为进贡。欧洲封建领主所辖之碉堡即为其

    政府，地下层即为监狱。(三)武士传统(warrior tradition)：在这种

    局面下不能文武分途，整个政府势必为世袭之军政府。

    可是像明清这样的大帝国重文轻武、中央集权，所有的法制全国一律，皇帝向全民抽税，凡有职能的官位不能遗传，除了皇位之外，能遗传之

    爵级则无实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这种种特色正与上

    列封建情形完全相反。欧洲的封建起于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以其特有的

    部落组织与罗马帝国残余的传统合并而成为一种实用的系统。惟其组织

    结构简单，缺乏弹性及可折冲之处，故无法担承变态，才在人口增加、交通发达、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被新潮流扫荡无余。中国的专制政府官

    僚系统自有它的缺点，然而在不开司法独立之门，不让商人过度抬头的

    条件下，应付内部之变态，仍绰有余裕。即使遇着大规模之民变及异族

    入侵，最差的结果不过是改换朝代，一切重来，用不着经常在社会上作

    本质的更革。由此可见东西体制之不同有如霄壤，无从并为一途。

    第二，《共产党宣言》里面说及“交换工具与商品的增加”(the increase

    in means of exchange and in commodities)也算是促成市民阶级社会的条

    件之一。站在欧洲的立场，其所谓“交换工具”势必包括信用证件如汇

    票、提货单、保险单、取款凭据等，也势必待到信用高度展开，海上的

    贸易与海事法庭的组织已有条理，才能普遍有效。中国社会既没有将私

    人财产权固定(详下节)，就不能与马恩所叙相提并论。

    不少中国作家将“商品经济”和“金融经济”对调使用，并且在使用这些名目时，强调中国在同一时期内国民经济已现代化。可是读者务必认清：

    中国之使用货币，历来较西欧为先。但其货币是以贱金属为之，不以大

    宗商业及远距离的商业作经营之对象，与欧洲贵金属的货币实为两大系

    统。中国之行使纸币尤较西欧为前。但是经过政府历代之滥发(亦即不

    顾私人财产权利，也为阻塞资本主义之展开的一种障碍)，以致信用紧

    缩，不能鼓励其普及化。中国在明末以来普遍使用碎银，但白银供应有

    限，一般人复用以造器皿，作装饰，因之商业上的银根极紧，加以法制

    未备，已存积之资本亦无从继续开放与扩充。又受血缘关系的累赘(详

    下节)，其情形也未可乐观。在这种种限制之下，所谓中国的“商品经

    济”及“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与“自然经济”实在分画不出明显界限，也无从与欧洲现代经济史里产生此种名目时相提并论。彼方一般农业的

    比重小，“交换工具与商品之增加”有如马思所言，已开始运转乾坤，而

    能在相当于中国明清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产生变动，中国则因特殊背景，迄19世纪尚未感受到此种经济压力。

    第三，“萌芽”一词也出现于马恩笔下，前已言及。但资本主义确已在西

    方落地生根开花结实，这暗喻(metaphor)才讲得通。中国在最近几十

    年内尚未能展开高度的商品经济，一般国民的收入也还停留在几个世纪

    以前的情形，若要勉强赋予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只能逼着中国

    一般的学者到处寻觅历史证据。英国与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今日

    之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若干小市镇)在16世纪前后已有所谓“外放

    分工办法”(参考上节)，由企业家将毛织品原料挨门逐户的去分配予

    各织工，在家庭内制造，不设工厂，到时再挨户收集制成品。这可以视

    为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象征。最近几十年，已有不少学者搜寻中国

    明清之间棉织业发展的资料，尤以纺纱所有类似的安排，即认为这正是

    中国资本主义早在西方力量凌驾之前，已有“萌芽”趋向的证据。殊不知

    西欧在中世纪以来各城镇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其商品完全照“封建社会

    的生产方式”制造，一切都依成例而一成不变。同业公会厘定店主和工

    人的资格、学徒的限制，于是每一行业的成员尽入其规划。公会也确定

    制造的程序和标准，其所定的价格，为一般认为的“公平”，亦即除了原

    料之成本和必需之工资及经理费用之外，并无例外之盈亏。各行业人员

    不得额外的制造、闭卖居奇，或者在货物行销时加工，不景气时歇业。

    至于扩大门面、加强资本、介绍新产品等作法，更不可能出现。所以现

    在资本主义所谓“利润挂帅”，令供求关系决定市场行情，由企业家的冒

    险精神打开局面，在中世纪都不曾发生。外放分工办法为同业公会统治

    所不及，构成旧式门面及新式企业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才符合所谓资

    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也在历史学上发生前后衔接的意义。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未有如此严格的限制，其所遭遇的最大阻碍乃私人财产权缺乏司法

    的保障，因之纵有外放分工办法，也不能在历史上发生同样的作用。

    第四，说不待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也会缓慢的树立本身独创的资本

    主义，纯系臆度之辞。这尚未发生的情况，是无法预知的。若参照布罗

    代尔观察所得，即可知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体制，必经过某种突破

    (breakthrough)。亦即国民经济生活承受内外压力，曾经作过空前的

    调整，以致不可逆转。本书以下各章所述，无不如此，总之，与所说资

    本主义不受外界影响、自然发生、缓慢的进展程序相反。

    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更凸显法治的

    重要。资本家或其代言人务必取得立法权，于是法律上的条文才能保障

    所存积的资本。也要有司法的协助，才能根据立法精神将企业继续展开

    扩大。以上诸项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倘非如

    此，纵然在特殊情形下，某人“田连郡县”，某家“积资钜万”，孤立之财

    富无从引导群众参加，更不可能改造社会。而称此等例外及昙花一现之

    事迹为资本主义，只有淆乱听闻，纵收宣传之功效，亦不能在历史上长

    期站得住脚。

    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之原委

    我们既说资本主义不曾在中国产生，但我们也无法全部缕列不能产生的

    原因。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

    以“没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释。以下提到两方法制之不同，与其说是概括

    了不能产生的原因，勿宁说是在其重点上暴露着双方组织与结构的差

    异，作为不能产生的证据。

    诺兹及汤姆斯著有《西方世界之兴起》(详上注释)，书中说及资本主

    义的推行，必使债务被尊重，合同必须强迫执行。他们也说：“不论主

    权谁属，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

    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他们不仅一再声明私人财产权之重要，而且财产权还要“有效率”(effi-cient)。即是行使起来费力少而收效

    大，不致到处被留难，到处被阻滞而增加额外费用。

    这样一个条件如何能够成为事实？光是立法详尽还不够。因为一项法律

    行得通，必有“社会上之强迫力量”(social com-pulsion)为之作张本。

    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够而且愿意照立法的条文行事。其条文

    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国人常说合乎情理)。所以法官若开庭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发出传

    票，贴封条，强制执行，才没有困难。倘使立法与社会情形及人民向背

    全部相违，理想与现实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产生距离，一般民众读其条文

    有如念外国文，则行不通(inoperative)。如英国剑桥的街道依中世纪

    的规模，既窄狭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车只能每小时15英里。纵有一位维

    新的市政专家，要在街头竖立一种时速70英里的限制，吾人可谓之自欺

    欺人。反过来说，要在美国高速公路上树立一个时速15英里的限制，哪

    怕有天大的本领，也确实的掌握着了警察权，亦不见得能将如此不顾客

    观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这与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组成有何相干？

    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隐约指出社会的下层机构里

    有各种经济因素，已到达了一个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程度，因之这样的

    一个国家才能全部用数字管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国家已进入了资本主

    义的境界。这一方面有如两位作家所说，是私人资本能继续不断增集，从另方面说来，其所以如此，不仅法律之条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

    及生活习惯也已接受这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此种情形在传统的中国

    社会里迄未发生。分析内中原委，属于本书结论之范围。现在我们开卷

    时即要说明，这种“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之原则，历来不为中国法制所

    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释的《四书》，是为以后各朝代开科取士

    的标准。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时曾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一篇公告。

    内中提及“照对礼经，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表

    面看来，此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

    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俗之淳厚”。但骨子里即暴露了传统官僚组织以道

    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我们再看明末模范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审问民事案件的方针：“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

    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

    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两人之间

    相去约400年，彼此都不顾及内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亦即在官

    僚面前，原告与被告本来在人身上的不平等，因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及

    道德品质而互有上下。官僚重要的是保存这梯级的社会价值，而可忽视

    诉讼之性质及提出诉讼之动机。换言之，法庭审案原不是为民服务，可

    以置案情的经济性格于不顾，而只着意保全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朱熹与海瑞同为传统的好官，可见得他们看来离奇的态度，出于一种千百年

    以来已成为风俗的思想与信仰，不是单纯的司法问题。

    归根结底，西方的封建社会，下端缘始于部落组织，法治

    (jurisprudence)之传统注重实事之需要，在细微末节之中造成成例，积之而为传统私人财产权自始即受重视。中国则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

    救灾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构成庞大的官僚组织，注重意识形态

    的一致，各种职掌也强调其一般性，成员才能互相对调。而下层组织又

    历来由官厅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长制(邻、里、党)、北宋时之保

    甲。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税，历来各朝代都有“均田”办法，造成

    大数量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之基础。政府不顾坐视财富之集中，遂致生产单位分割至小，税收杂碎零星，如此一来，小民固然请不起律

    师，官僚组织也无力创制复杂之法制理论。所以中国社会不能在数目字

    上管理，由来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

    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作分量减轻，一

    方面则阻塞低层社会里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因为只有最原

    始型的交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繁复的契

    约关系，即无社会之保证)。这和诺兹及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

    权，直是南辕北辙。

    有了以上历史之背景，我们再回头提出这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

    资本主义”，就不难解释了。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

    殊需要而产生。即是西欧的国家亦要通过一段艰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

    成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见第四章)。亚当·斯密曾谓有两种“系

    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的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的系统。

    他接着又说，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此即资本主义，因为别无他

    物符合其所形容。克拉克指出，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概括现代经济制度

    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发明的办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

    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新

    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视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亦可当作在它羽翼

    下，这种新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无所不包，牵连甚广，诚如马

    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创造新时代的气魄(他们未直

    接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但提到“资本家时代”已是异途同归)。我们

    再问：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其答复则是“一只走兽，除非脱

    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

    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

    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到鸦片战争战败后她仍不愿放弃中国本位。此种观

    点要到康梁百日维新之后才有剧烈更变。所以冯友兰著《中国哲学

    史》，谓韩子至淮南王时代为“子学时化”。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其间约

    2000年，则全为“经学时代”。

    三种学派之令人失望

    中国在20世纪亟须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重新彻底改造，已不待争辩。这

    当中也需要使整个组织进入数目字的管理。

    这问题无疑的牵涉到资本主义。抗日战争展开前夕，日本由广田弘毅提

    出中国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为经济提携，二为共同防共，三为承认满

    洲国。前两个条件是要求中国生存于日本资本主义呼吸之下。其实日本

    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满洲国的目的也在掌握大陆之资源，因此所谓广田

    三原则全有浓重之经济意义。而强邻压境逼入堂奥，即幸有国际正义的

    支持，亦无法拯救中国于极端危窘的境界。其症结仍在中国农业社会的

    架构不能与新型商业社会的组织相抗衡，不仅军备与后勤瞠乎其后，人

    事组织亦捉襟见肘。仓卒之间动员一个军令统一为数几百万的大军，和

    强敌作战数年，不仅为中国历史之空前未有，而且官方与民间至少尚需

    准备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面对这种状况。总而言之，中国下层各种经

    济因素尚未造成一种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情势。所以征兵筹饷全靠由

    上向下施加压力，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则不能脱离垄断、包办、奉

    承、哄骗各种旧社会恶习(因为过去经理问题简单，只较注重妥协迁

    就，并未向全民交代，社会之结构如是，无法突然改向)。最下层的数

    字既不能复实，中上层之经理亦受影响，所谓各种黑暗与腐败，并非全

    系道德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存在。

    今日中国趋向现代化，必须彻底解决此根本技术问题。前段已经提及陶

    蒲所谓研究资本主义的三种学派。此时我们若根据刻下中国之需要，再

    度在三种学说中寻觅可资引用之处，则只有更感到失望。

    马克思对中国之出路并无具体指示，《共产党宣言》内提及中国市场之

    开放，为促进欧洲资本家时代来临的条件之一。《资本论》三卷之中，提及中国10次，可是每一次都以欧美为主体，无一次以中国为讨论之对

    象。而且内中7次是将中国与印度并列，即针对殖民地性格的市场而

    言。不仅如此，陶蒲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的专书洋洋400多

    页，也仅提到中国3次，前后只是表彰中国次殖民地的地位。一个尚待

    开发的国家徘徊于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之外，应当如何决策？马克思始

    终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韦伯所著《中国之宗教》包括广泛，书名如是，其内容亦涉及法律、税

    收、货币、乡村组织等。可是作者每次都将具体事物概括成抽象的观念

    和心理状态。读者如果仔细揣摩其结论，则可看出作者认为中国之儒家

    因为有对传统道德的许托，已参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工作，所以虽是个人，其人格已带有集体性格，所以不像现代的西方人，用不

    着罪愆(sin)观念，并将“获救”这一观念惹起的紧张性降低，换言之，因其修养上不会“心猿意马”，而到了一种“知足常乐”的境界。清教徒则

    以为个人对“超世俗之神”各有义务，必须照神之安排，不断的在伦理的

    纪律下尽力将所被支配的工作做好，使神之光荣现实化。这种义务超过

    人世间任何关系，也容纳着一个“进步”的观念。站在宗教中立的地位来

    看，我们只能说以上两种心理状态都有其吸引力。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很难决定何去何从，或可兼取，也可能同一人因心境不同，而出入

    两者之间。如是看来，东西两方信仰之不同，很不可能是由于个人自行

    其是而来。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

    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并非先有不同的信仰而使一方只能产生

    官僚组织的一元经理，另一方则产生资本主义之多元社会。于是韦伯的

    理论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况且一个待开发的国家要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也势必牵动群众。韦伯铺陈叙说以精英分子(elite)为前提，也更减低

    其书在今日的用场。

    前已道及布罗代尔教授的著作，简单而直接的观察，胜于大幅连篇之铺

    陈。这一点他的立场可谓与韦伯相反。布氏对中国的了解不深，才将湖

    南误认为一个滨海的省份，又以为中国曾在1644年被“蒙古征服”。虽说

    技术上的错误不一定会推翻整个观察结果，可是从此也可窥见，布氏提

    倡“全面历史”(totalhistory)的观念，即先将材料无限制的收入，以缺

    乏可供证实的假说为主宰作领导，仍是值得批判的。

    布罗代尔提到中国商业，他剀切的指出，其欧洲的分析并不适用于西方

    以外的体系。他说：“其中最离开正道的乃是中国，其帝国的管制阻碍

    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的作业。”

    布氏对中国经济史的了解，大部得自前匈牙利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sz)及最近曾将中日两国传统组织作过一段比较的杰可浦斯

    (Norman Jacobs)，两人均强调中国的官僚制度妨碍商业展开。布教授

    就此指出中国在分裂时，两大部分需要对方的物产，于是大型商业从此

    出现，有如宋朝。可是一旦统一，有如明清之大帝国，其“窗户及瞭望

    台”(windows andlookout pists)只存在于边疆，旨在对付夷人，而且或

    开或闭。即广州十三行之贸易，也在如斯条件下举行，于是贸易有季节

    性的变化，而不是经常开放。因此中国有效率和有组织的商场与市集，在统一帝国主持之下不复存在。

    商业虽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非一物。本章前已提及中国官

    僚组织阻塞了两者的展开，但这仍不是一切的解答，只能算是一个多面

    体的一面。事实证明，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止，大清帝国也于1911年垮

    台，而中国并未能因此种障碍废除而可以根据资本主义的原则改组。布

    罗代尔著作中最大的缺陷，是他详尽搜集资料时未能将他自己所发现有

    关资本主义的原则容纳进去。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每

    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的动态，亦即经过某种突破，而使情势不

    可逆转(详上注释[14])。只有这类经验，才能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

    问题获得更切实的解释。

    与现代化不可区分

    检讨旁人的错误，通常比察觉自己的容易。以上说及诸子百家对资本主

    义的解释，一般视界太窄，注意力只及于局部。针对20世纪末期的世

    界，尤其要附带解决中国组织上的问题，我们势必对这名词赋予新的看

    法。首先必需承认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详上注释[18])，更要看

    清它的展开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表，于是它才能慢慢累积其成果。

    如此一来，资本主义才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

    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

    所谓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

    1.资金广泛的流通(wide extension of credit)，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

    款方式，彼此往来。

    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如交通

    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

    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

    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

    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

    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ownership)及雇佣关系

    (employment)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

    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

    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

    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

    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

    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

    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研究韦伯的学者应从此点着手)。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必在

    当初各国都在“农业的系统”管制的局面里发生冲击作用(布罗代尔已经

    指出)。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

    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infrastructure)，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

    (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

    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

    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

    理。

    这样说来，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和这个国家的“维新”和“现代

    化”有何区别？在实用的角度说来，如果两种运动凝聚为一，将无法分

    拆。这也缘于资本主义体制与传统农业体制相去过远，非经过内外煎

    逼，不会平白的被采用。即使在涉及维新与现代化的运动时，最初总以

    民权问题、民族成见、国家利益等争端发难，经过一段剧烈冲突迄至和

    平重现后，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不一定会十分明显。可是有了历史的纵

    深，吾人即可领悟：既有全面的动乱，不可能与财富问题无关。而且最

    后解决的方案，亦必具有处置经济事宜的能力。我们纵不能说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统一旨在提倡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内实因以上

    变动而有眉目。

    本书为历史读物，叙事时大致根据这些国家产生以上大变动时着手。作

    者从事搜集资料之前，尚不敢确定这种方法必无舛误。之后看到一位法

    国名历史家在书中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

    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见第七章注[1])，又看到一位德国

    历史家描写俾斯麦敢作敢为的情形，归究于“资本主义推拥他上马”(第

    六章注[101])。可见类似的看法早已卷入先进作者之眼帘，本书不过将

    此类资料前后连缀订正而已。又以下三章，分别包括威尼斯、荷兰及英

    国，亦在布局之后发觉马克思曾在《资本论》内提及，最初国际资本之

    转借与开发，确曾通过上述威、荷、英而至美国之次序。更可见资本主

    义在国际间之发展前后连贯已早被人注意。

    倘是如此，我们注重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展开，取得立法权，将资本

    主义之组织方针通行全国，而至于不可逆转。在此种枢纽之前，如果还

    有若干资本主义因素，如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证券交易所已有60多年的

    历史，苏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军需工业尚由私人主持，军火的购集尚要

    注意资本家的利润，又如何处置？难道排斥之以为不算数？我们的答案

    则是它们仍是资本主义因素，只是，注意这些零星情事，和我们企图综

    合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的着眼不同。希望不因此中的混淆，颠倒黑白或无中生有。除此之外，我们并无意做字典后面的名学家去计

    量当中的是非。第二章 威尼斯

    我读书和教书的一段经验，是在成人教育的范围中，要提出有关历史的

    新题材时，与其循规蹈矩的从疆域沿革世系制度说起，不如先引导出一

    件非常的事迹。在叙述这事迹时，自然会牵涉到相关的背景。表面看

    来，这种作法好像缺乏系统。实际这才是将读者或听众亟要知道的情事

    直接盘出，既有示范功用，追叙也有重点。所牺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

    程序，所获得的则是时间上的经济与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读书的时候，在西洋史里只注重英国、法国、德国和帝俄的发展，很少提及意大利。只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

    市，却没听过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管理这城市内3

    8的面积，又据克里特岛(Crete)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军不仅在地

    中海，在世界上也占数一数二的地位，达几个世纪之久。过去我们对这

    些事迹漠不关心，今日则应广为宣扬，这是因为世界的历史业已改变，中国的历史也在改变。抚今追昔，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从

    前在学校里认为世界史里屈指可数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

    麦的功业，固已失去煊赫的地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有别于朝

    代的国家(dynastic states)的兴起，也难再于20世纪的末期被视为令人

    胸怀激动的历史新闻。而今天一般读者亟要知道的，则是何以其中有些

    国家富强，有些贫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则成为后起之秀。

    威尼斯称霸于地中海之日，大略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间，和

    中国之宋(960～1279)、元(1271～1368)两朝及明朝(1368～

    1644)的前期同时。在这500年的前端，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全未登

    场。即到后端，英国与法国虽有现代国家的雏形，也未成熟。而德国与

    意国之出现，尚在中国清朝之咸丰同治年间，还是几个世纪以后之事。

    这也是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每一个国家当作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单位，从

    它的疆域沿革上着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现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迹发生于西元1355年。这年4月，威尼斯的

    统领华立罗(Marino Faliero)被36人组成的法庭裁决犯有叛国罪，处以

    死刑。这事情不仅成为历史家反复研究不能完全定夺的一件疑案，也是

    以后文学家和艺术家籍以发挥自己情绪的一种题材。19世纪初年，欧

    洲“浪漫主义”(romanti-cism)大兴。画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

    画渲染历史上的惊险情事著名。他有一幅“华立罗之死刑”证实被枭首的

    统领阴谋发动政变，企图做独裁者，实系国民公敌。所以画上犯人的尸体僵仆在统领官邸的石梯之前。监刑的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即

    威城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之一站在阳台上，一手抓着行刑所用的剑，上

    面尚是鲜血淋漓，当众宣布，统领叛国依然罪有应得，很有孟子所

    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诗人拜伦(Lord Byron)与德拉克洛瓦同时，对此事有完全

    不同的解释。拜伦费时三个月，作成一部五幕剧，据他自己说，他考虑

    作此剧已有数年，内中情节以尽量接近历史为原则。他笔下的华立罗不

    仅是英明的国家领袖，也是大众英雄。他替威城作战，历经几十年，在

    血泪星霜中，战功赫赫，而且他又关心民瘼。和当时威城的贵族骄奢淫

    佚，不把小民看在眼里，极尽盘剥凌辱之事，明显对比。华立罗希望唤

    起下层民众，尤以政府管辖的造船厂(在威尼斯称arsenal)的员工，推

    翻现在的统治阶级，组织民主化的政府。事虽不成，这悲剧式的英雄在

    临刑前慷慨的宣扬他高尚的宗旨，仍使残害他的人为之低头。

    为什么这两人的借题发挥会如此南辕北辙？我们且看历史的记载：

    华立罗事件开始于1355年的Giovedi Grasso节日，圣马可广场内有各项

    竞技和杂耍。事后统领依成例在官邸(即在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之侧，今

    日仍在)设宴。一时威城权要麇集。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斯东诺

    (Michele Steno)半疯半醉地对与会的一位女宾表示热情，超出常情之

    所能容，华立罗命令将他逐出邸外。但是不知如何斯东诺竟又跑到邸内

    的会议室，在统领所常坐的椅背上涂写了两句韵文，意思是华立罗的妻

    子，貌美年轻，不幸已有外遇。

    在华立罗控告之下，斯东诺被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Forty，有司法

    权，详下)审判，但是只被判禁足两月。以他冒犯统领情节之重，而处

    罚如此之轻，华立罗已在冒火。事有凑巧，当时又有一个管造船厂的平

    民管理员，叫做伊沙内罗(Bertuc-cio Isarello)，来向统领诉苦：只为

    拒绝雇用一位贵族引荐来的船工，被这贵族殴打。统领回答，这城市里

    的特权阶级跋扈，他自己尚受制于人，也无能为力。伊沙内罗就说只要

    统领有决心，现况不难改变，如是他们已经有了发生政变的机谋。

    造船厂的工人早已对现状不满，他们又依成例间常充任统领的卫队，所

    以组织他们造反，是合于逻辑的。经过华立罗的同意，伊沙内罗协通了

    20个同谋者，每人又召集40个下属。对这些下属却没有讲明白阴谋的动

    机和目的。当年威尼斯正和热那亚(Genoa)作战，鸣钟即是传告敌舰

    已入海沼内侵，根据规定，城中的贵族也要到广场集合。华立罗预定4月15日晚上，在圣马可广场鸣警报，趁这慌乱之中，参与阴谋的800人

    即不难将这些贵族或杀或擒，可望一网打尽。然后华立罗宣布改组政

    府。

    可是事机不密，参加的员工中有人透露出消息，亲友开始互相警告，不

    要在此时此刻进入广场，以免祸及。十人委员会闻讯开始调查，首先他

    们在一座寺院里秘密开会，以决定统领本人是否与闻阴谋。既获悉华立

    罗确系主犯，即开始在统领官邸，实际也是威城的政府衙门内公开审

    讯。十人委员会依成例扩大为36人的特别法庭。华立罗被判有罪。4月

    16日黄昏，伊沙内罗被绞死。17日清晨华立罗受刑。刑毕官邸的大门开

    放，让群众观视，当晚尸体送到一个荒岛上埋葬，不设墓碑。

    在官方的记录里，这案件只用两个字写出(non scribtur)，可译为“不

    书”，意谓：“我们就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吧!”官邸的会议室，向来有历

    任统领的画像。在华立罗的位置处，则用黑纱盖着，上书“在此者为华

    立罗，因犯罪而被斩首”。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后，还有人看到

    4月16日威尼斯举行纪念仪式，在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捧出带血污的花

    缎，仍称是1355行刑的遗迹。

    经过历史家的考证，以上所说华立罗之妻的艳闻外遇，没有实际的根

    据。大概因为官方记录不提及华立罗谋反的详情，其中出诸道听途说的

    细节也渗入正式历史之内。譬如说华立罗受刑之日，他已76岁，他的妻

    子才45岁。她的名字也在各书之中写成两样。扰事的斯东诺则确有其

    人，他后来也成为威尼斯的统领，在位期间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

    年，为历史上有能力的领袖之一。在1355年，他还太年轻，很难被邀请

    到统领一年一度的宴会里去。如果他真有在华立罗面前放肆闯下大祸的

    轻佻情节，照理也不该再有各种机缘，循威尼斯的正规途径，由海军军

    官，而后任省长，最后被推举为统领。

    只是华立罗阴谋之动机，还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无子嗣(拜伦的

    剧本里替他添了一个侄子，但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自己出身于威尼

    斯最有声望的贵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许多部门服务，也曾带兵作战，现任的统领一职，是终身制，他半年之前当选时，获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亚威农(Avignon，法国境内，是教皇驻跸之处)作外交上

    的交涉。据他向朋友道说，他从未企求或运动这职位。然则何以几月之

    后，冒此大险，以致身败名裂？

    斯东诺的导火线虽没有根据，华立罗与造船厂头目伊沙内罗及其他员工的来往却是证据确凿，所以后来判死刑的不只他们两人，而有10余人之

    多。这些情形引起拜伦将他自己在19世纪初期的阶级斗争思想写进华立

    罗的头脑与口中。可是华立罗从未表示他要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这种运

    动放在14世纪中叶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远，欧

    洲人口一时大减，劳动力缺乏，已经引起工资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着

    促成暴动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代表着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市民阶级企求自由的精

    神。他们所反抗的暴君乃是旧体制(ancienregime)的遗物，亦即是贵

    族、僧侣的领导人。以这种题材，加之于华立罗和威尼斯，则又不免张

    冠李戴。华立罗很可能的有做威权皇子(authoritative prince)的决心。

    他很可能认为威尼斯的统领应有实权，不当受城中贵族层层节制。有些

    历史家认为他是主战派，他之发动政变乃是希望与热那亚作战到底，不

    为和议派的压力所转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剧并没有浪漫画家笔下牵涉

    之深。只能当作一种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有片面的历史意义。

    今日我们检阅陈迹，去华立罗企图发动政变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诗人

    与画家的笔下宣扬也超过一个半世纪。我们与其跟着拜伦和德拉克洛瓦

    去猜测这悲剧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质问何以他的心情会引起后人如斯的

    注意。这题材既为舞台上的脚本，又是沙龙中的名画，则作剧作画的已

    经准备将此情此景永远保留，吟咏观摩。难道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

    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则是引人入胜的不仅在于当时一段事实，而是牵涉着这事实的

    背景。拜伦说得好：“统领华立罗的阴谋，是现代历史中一个最奇特的

    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鉴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着他又说：“凡

    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像一段传

    奇。”

    关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两位现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间无

    匹。有理智的人不会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时至今日，这城市内历

    史上有名的建筑物，都有继续沉浸在水中的危险。国际间援救的组织，正设法将软泥注入这些建筑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来就不是计划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后，几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岛，此城乃在仓卒之中创设。一部

    19世纪的历史如是说：“他们都是难民，为数四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

    出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他们(仍然)在此创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谓黎多原来泛指威尼斯各岛，今日则为两个主岛之一，在西边，与东

    边的圣马可(San Marco)毗邻，中间只有一条大运河分隔。历来的安

    排，商场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众的广场则在圣马可。此外尚有环绕

    的诸岛，已属次要。这威尼斯城处亚德里亚(Adriatic)海之北端，也

    算是东西海岸的分歧点。两岛去大陆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部分

    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却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识，所以易于

    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历史中，威尼斯曾数度濒于被侵犯的危险，可是

    直到1797年拿破仑将她拨给奥国之前，未曾为外国军队占领，其受大陆

    农业的影响也至微。

    拜伦所说，威尼斯的历史可以当作一段传奇看待，虽然容易体会，却无

    法直接的形容，现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释：

    过去约2000年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体都是君权政府。君权

    的根据，总是“君权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义，也有道德上的附带条

    件。要是神启示于人，作之君，当然责成他率领臣民为善，否则就没有

    逻辑上的意义了。我们尚在它阴影之下，不容易遽尔体会到这种观念的

    源远流长。中国到20世纪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国在17世纪初年詹

    姆士一世也还在提倡君权神授，他自己著书不算，还一再口授政教合一

    的宗旨，曾亲自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no bishop，no King)其

    要义也就是要不让他派出僧侣管制臣民的心灵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

    做国家之首长。

    在这时候如果有人出面说：我偏不信你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

    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更憧憬于权力与幻想

    间的各种欲念，只要我能达到目的，也不关你事。至于我的善恶，也有

    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关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干预。

    这种意见，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的原始思想。说来容易，做去却行不

    通。即杨朱为我(第一章)也有这种倾向，已经被孟子与墨翟一并骂

    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示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着“自由的构

    造”(free 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东西的哲学家能够提出上述意

    见时，各种权力的组织早已画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干净。社会制度也与

    这权力的系统为表里。又直到最近代，经济的展开也非常的迟缓，更不

    容各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人设想他们的私人财富可以继续扩充，终身没有限制。

    威尼斯则在这不可能的条件内产生了一段例外，无须将上述意见特别标

    榜，却已经在事实上证明，“自由的构造”事属可行。她最起初的历史，约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威尼斯对意大利大陆上

    的政争，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态度。可是当初的

    40000难民经过几个世纪的移民和繁殖达到10万左右，早已超过“不足为

    外人道”的打算。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Po River)及亚德里亚

    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牛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

    织，全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wide

    extension of credit)、经理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术上的

    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 of servicefacilities)的原则，使所有权

    (ownership)与雇佣(employ-ment)结为一元(详第一章)。其国家

    势力既膨胀，个人活动的范围也扩大，有野心和志气的年轻人，起先在

    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参加海外旅行，开始带货，次之参加股

    份贸易(col-leganza)，将资本愈积愈大，以后在海外建农场，在大陆

    造别墅，和在大运河河岸盖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军将领的地位，常为贵族垄断。但是13

    世纪之前社会流动性大。直到1323年后，才规定贵族及其家属(经常

    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会议”(Grand Council)的会

    员，而威尼斯的贵族仍只有少数拥有地产，大多数还是城中绅商。同时

    贵族只是一种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绅商却也不一定是贵族。

    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赚钱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这个城市国家人

    口一经固定在10万左右，经商给了他们一个共通的目的，而且紧凑的居

    住在海岛上，他们也感到休戚相关。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几个世纪不断

    的发展，在这经济生活中，经常产生一种生活上的动态，富于打破环境

    的经验，与众不同。和欧洲中世纪大部分尚在一成不变的情形下比较，愈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动活泼。所以拜伦一方面嫉视威尼斯的贵族，一方面仍觉得威尼斯传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寻味之处。

    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

    意投机。”他又认为“欺骗”也是因素之一。“这竞赛的规则乃是发明一种

    新规则——去针对市场的现行规律和手段，使它做不同的运转。”为什

    么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书里强调“浮士德眼界”(Faustian

    outlook)(浮士德是一位传奇人物，可算作不安本分，一心要打开现局的代表)，是现代经济的哲学基础？得陇望蜀乃人之常情。目前的问题

    既已解决，则企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单调的目的既已达成，则开始制

    造繁复的问题。以前不合法不敢尝试的事项现在则使之合法且毅然尝

    试。这种突出环境进入新领域的精神使威尼斯的历史成为一段传奇。人

    家能如是想，只有此城能如此做。

    威尼斯和她10万左右人口，有似中国明朝的偏僻小县。她在1000多年的

    历史中，也做过一些不仁不义之事。可是她的成功并不是使全部公民都

    成市侩。她曾防止土耳其人势力西侵，成为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她的

    建筑和几个世纪以来收集的美术品，至今仍是传世之宝。她的印刷业，也一度是西欧文物的先驱。而她在商业组织与造船业的成就，当然更在

    世界历史里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威尼斯之成为一座自由城市，大部分由于历史上各种因素的不期汇集。

    她紧靠着意大利半岛，原属西罗马帝国。自从日耳曼民族在5世纪席卷

    意大利半岛之后，东罗马帝国(国都在君士坦丁堡，也称拜占庭帝国，实系希腊人经营的一个王朝)的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曾于6世纪中

    叶一度派兵恢复半岛上的大部疆土。可是日耳曼民族的问题还未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又伸张，查士丁尼死后，拜占庭帝国仅能保持意大利半岛

    靴形的疆域中的靴尖及足跟的小部分。威尼斯及今日之南斯拉夫海岸，名义上仍为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实际上则为独立。

    意大利半岛也迭经其他民族与王朝的侵占。西元800年教皇李奥三世

    (Leo III)加冕于查理曼，使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在名

    义上恢复西方帝国的办法。其实查理曼所控制的土地在北方，其居民以

    操德法语的为多。此例一开，只引起以后近1000年教皇与查理曼之继承

    人在各处争权。神圣罗马帝国始终在今日之德奥，但是她的势力又侵入

    意大利。威尼斯除了极少数情形之下，对各方都不得罪，只保持她实质

    上的独立。同时她以外交手腕，获得各处通商和免税减税的权利。

    威尼斯扩张的经过，可以最简单的几个整数日期概况之：西元1000年

    前，她的经营大致不出波河两岸及附近沿海。1000年后才伸张到亚德里

    亚海里去，并且参加近东(Levent)的贸易。1200年后经过第四次十字

    军东征，威城大为扩张海外殖民地，连接一连串的领土、港湾和重要城

    市里的居留地造成一座商业王国。1400年后，才在意大利大陆拓土，可

    是这“朝西的发展”也象征着朝东及海外的发展已趋尽头。1500年后她虽

    然以精力和财富对文艺复兴有实质上的贡献，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则大不

    如前，虽想保持几百年来经营的海上王国，事实上已不可能。如此粗线条的纲要不免为专家所笑，在此却符合我们的需要。

    初期资本主义的成功，端在专利，专利则要消灭竞争者。威尼斯首先制

    盐，她又有船只，通行附近各口岸，于是早期即为波河各处食盐的供给

    者。但是威城自己所产的食盐不够供应，即由政府出面，定购其他产盐

    处的全部生产，同时也向消费的城镇订约，供应他们全部需要。虽然有

    时也通融产盐的市镇，少量的直接供给邻近的地区，但是一般的原则，不让买方和卖方直接碰头，威尼斯做中间人。这种办法也为其他市镇所

    乐于接受，因为这些城镇也有他们自己的食盐专利，批发的来源和出路

    一固定，这些市镇也可以对民间专买或专卖。同时威尼斯也派有警卫和

    船只巡行波河。

    从食盐的供应推广到食粮。小麦的供应不能全部管制，无法专利。但是

    威尼斯首先鼓励各处剩余的食粮发送到她城中发卖。在一定时间之内，她担保最低价格，如果找不到主顾，由本地政府承包收买，逐渐的指定

    威尼斯为亚德里亚海的特定市场(staple city)。她派船只将亚德里亚海

    的海盗肃清，勒令所有的运粮船一律都要到威尼斯卸货。威尼斯商人私

    自将粮食直接运往其他港口将遭严罚。各处来港购粮的船只当然也不是

    全部空舱而来，于是木材、蔬菜、猪肉、薪炭，都集中于威城海沼之

    中。在今日之南斯拉夫沿岸的两个港口城市，一为查拉(Zara)，一为

    拉固沙(Ragusa)，也有相当多的船舶，想在商业上出头。威尼斯派兵

    占领这地区，于是土人不服，叛变的情事在历史连亘的发生。可见得自

    始至终威尼斯的政府要不是商人的发言人和主持人，就是他们的武装和

    后盾。

    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对威尼斯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作家汤

    普森说：“只要看地图，我们也可一目了然，威尼斯是距欧洲中心点最

    近的港口。日耳曼的商人在此地先与海岸接触，中东的商人也是由此地

    将他们的货物资运到距市场最近的地方。”其实此优势还不限于直线上

    的短距离。意大利半岛的北端与大陆的主体相接之处，只有几个为数不

    多的要隘。在东部与德奥相通的为布仑纳隘道(Brenner Pass)，从这

    高地到海上是一段没有障碍的大斜坡，直达威尼斯。西部则以圣伯纳隘

    道(St. Bernard Pass)通日内瓦及法国之香槟省(Cham-pagne)，后者

    在中世纪的市集经常引起国际商人注意。而当地的货物一经圣伯纳南运

    之后，也可以循波河东流而入海，与威尼斯也是近在咫尺。

    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的另外一个好处，则是避免了海上的侵犯者。意大

    利曾被称为“世界上被外人侵占最厉害的国家”。我们剔除陆上的来犯者不说，海上的来犯者，通常来自西南海岸，如法国之诺曼人

    (Normans)、西班牙之亚拉冈(Aragons)、北非之撒拉生

    (Saracens)等是，而不及于北岸。这样威尼斯将达尔马希亚

    (Dalmatia)(即前述之南斯拉夫海岸)控制之后，比其他自由城市有

    了最初几百年没有被间断发展的优势。而达尔马希亚之森林，也成为威

    尼斯日后造船不可少的材料。

    威尼斯的船只向地中海东部发展之际，十字军东征应时而发生。初期的

    东征采取陆路，但是不能缺乏海运的支援，同时十字军既在中东获得立

    足之地，跟随着军人的各色商人也向圣地进发，而天主教徒对圣地的膜

    拜，更支持一种新生的旅游业。而这些事情的背景则有西欧的经济，经

    过漫长迟缓的发展，在11世纪后表现突然开朗起来。于是对威尼斯经商

    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她向东方输出之货品有毛巾、木材、金属，内中

    尤以铜、银在中东最受欢迎。从东方输入的物资包括丝绸、食糖、香

    水、木棉和调味香料。后者包括胡椒、肉桂、豆蔻等，来自远东，通常

    容积小，不多占船舱位置，所以每一容积内价格高，为冷冻尚未发明之

    前储制肉食之必需品，西方又无其他来源，所以最为重要。

    谷物的供应也是威尼斯商业中重要的一环。迄至15世纪之前，威尼斯无

    意作食物之生产者。她的食粮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

    亚细亚及黑海之滨。威尼斯宁愿做食粮的转口商，乘着各处气候不同、收成有盈短、粮价有波动时赢利，而不愿自己经营农业。这和中国官僚

    处处筹谋食物之自给自足，不鼓励各地专业发展其所长，忽视分配与运

    输的组织有绝大的不同。威尼斯的态度影响西方的社会心理至大。

    贩卖奴隶是初期商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威尼斯参与其事，视作当

    然，也没有在各种记录中留下在良心上责备的痕迹。基督教徒的一个观

    念，则是信徒不使同教人做奴隶(因为根据他们的信念，一个人要受洗

    礼，才真是神前的苍生赤子，否则仍是野蛮人，让他们服役于无酬给的

    劳动，也不为过)。即算这种信条，也是规避的办法，例如拜占庭帝国

    的人民属于希腊正教，名义上属于天主教之威尼斯即可以强辞的说他们

    都是异教徒。俘虏只是奴隶来源之一，大部分奴隶出于本地人之绑架，在希腊境内尚有特别组织的公司专营此业，他们将捕获的人口贩卖与他

    种人。再有则中世纪以来，海军、海商与海盗，难有实质上的区别。有

    些武装商船突然出现于无防备的海岸，掳获女人和幼童亦常有之。非洲

    的黑人可以北运，斯拉夫人可以南运，希腊人和鞑靼人可以西运，并没

    有一定的型式，也没有一贯的主持人。奴隶在意大利多为家中仆婢，有的也为妾媵。在中东有的为宦官，在埃及收入军队里。土耳其各部落的

    习惯则专门收集年幼的奴隶，训练成为特种干部，储备为日后的高级将

    领。看样子也是当时奴隶来源充裕，于是土耳其人利用这种环境，使这

    些没有家庭关系的年轻人为他们舍死亡命，日后也收到种族通婚的成

    效。不过，大多数的奴隶则被发放于克里特及塞浦路斯(Cyprus)岛种

    田割甘蔗。迄至1000年左右，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至1366年

    威城才禁止公开拍卖人口。不过零星贩卖奴隶之事，仍常有之。这类事

    情以及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发展之经过，只显示资本主义国家之初兴起

    时其积存资本不择手段，有时难以避免中国人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

    富”之说法。

    十字军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宗教上的虔诚混为一谈。参与

    者固然是和回教徒作战奋不顾身，一方面也在趁火打劫，顺便侵略拜占

    庭帝国，觊觎希腊人在中东的属地，包括今日在叙利亚及以色列沿海各

    城镇。意大利沿海的三个城市国家，即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

    (Pisa)，又经常内哄。他们的争执，尚牵涉到爱琴海及黑海各处之发

    展与在拜占庭帝国经商的优先权。简略言之，即是在地中海制海权这题

    目上争霸。

    这些事迹已经很复杂。而内中情节之传奇性接近荒唐者，无过于十字军

    之第四次东征。其荒诞不经，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可耻的光

    荣”(shameful glory)。

    第四次东征之领导者为香槟之元帅威哈陶因(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香槟省的伯爵，同时为英国、法国两国王之侄子，所

    以由他发动组织第四次东征，欧洲各地的武士响应热烈。威哈陶因与威

    尼斯的统领丹多罗(Enrico Dandolo)签定合同，预定参与东征的有骑

    士4500人，侍骑9000人及所有的马匹、步卒20000人，于1202年6月24日

    在威尼斯集合，后者供备船只筹备给养一年，为价84000银马克。威尼

    斯本身再配备武装船只50艘，无代价，但是东征获得领士，威城得分享

    其一半。

    在预定集合之前，这种协定已有相当的蹊跷。参加十字军的人物鉴于前

    次的经验，认为要彻底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只有继续南进，彻底打击埃

    及。而威尼斯则因为商业的利益，和埃及订有密约，不打算南犯。威尼

    斯的眼光针对北方，并且怀疑拜占庭帝国和回教徒也有秘密的协议，而

    事实也确如此，他们已经在背面接头。可是在表面上讲威尼斯已经履行了她的合约，在1202年各事都已准备妥

    当。运输船舰200多艘，有的尚系特别新造，船头有舱门专供马匹上

    下。此外武装船只之蜈蚣船，因一船有100多名划桨手，当船桨伸出时

    状似多足的爬虫，其所谓武装，则系近敌时，此100多名桨手都可以投

    入战斗。威尼斯整备蜈蚣船50只，最低限度即需划桨手6000人，虽说部

    分可以在亚德里亚海北岸斯拉夫人的地区招募，以一座只有10万人口的

    城市国家，如时完成这样的整奋，也可谓已经竭尽其力。

    可是威哈陶因不能履行他的合约。东征人马预定33500，届时只有10000

    人凑集停当，同时他们没有办法筹集84000银马克之供应费。领导人再

    三请赞助人捐输，也只凑得50000银马克。威尼斯则坚持合同里的条

    款，不能减半的或部分的执行。这10000远征军驻扎于威尼斯一座外围

    岛上，进退不得。

    统领丹多罗年已80多岁，双目失明，在各种记录之中，也是一位传奇人

    物，有些历史家臆度他早已预料威哈陶因无法履约，于是胸有成竹。然

    而这时的查拉，在匈牙利国王援助与怂恿之下，又叛变威尼斯，势为一

    个新对头，也可能为亚德里亚海商业间的竞争者。况且地处于威尼斯船

    舰往东途中，也是今后安全的威胁。

    丹多罗即建议，如果东征的武士会同他剿灭查拉的叛变，获得的战利品

    不难抵作合同内的供应费计算。西欧的武士无意将对土耳其人及埃及人

    作战的计划用在斯拉夫人身上，同时这一改变计划要他们攻击基督教徒

    的同教人，只是船只与供养都在威尼斯人手里，他们驻地和威尼斯也有

    海沼之隔，总之无可奈何，只好听丹多罗摆布。

    十字军不费气力的攻占查拉，已是1202年的11月，而且这地方一被占

    领，拉丁的武士即与威尼斯海军队伍因争夺战利品发生冲突，双方经过

    制压之下，没有酿成大变，但是严冬快要降临，于是决定在查拉过冬，明春再向圣地进发。

    此时即有所谓阿鲁修士皇子(Young Alexius)出现。阿鲁修士皇子是现

    下拜占庭皇帝阿鲁修士三世的侄子。据他称叔父篡位，并且又对十字军

    的运动毫无贡献。如果威哈陶因的10000人和威尼斯的海军帮他进军君

    士坦丁堡，赶走篡位的叔父，他自己登上拜占庭大宝之后，当立即打开

    国库，尽量的支援东征，甚至还派兵10000人参加战役。十字军的武士

    既已在查拉有了一次的改变路线，再迂回一次，也无碍大局，况且他们

    也早闻名于君士坦丁堡之富裕，所以除少数的武士不同意而中途退出，大部分船舰人马，放弃了东征的路线，而移戈北向。

    经过一场战斗，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但是在纷乱期间阿鲁修士三

    世出走之前，已将国库金银及珍宝携走一空。阿鲁修士皇子虽登极为阿

    鲁修士四世，他的政令还不能奉行，他颁布的新税也为人民反抗。他自

    己率兵企图擒获在逃的叔父，也没有结果。此时十字军已退出城外驻

    扎，他们向阿鲁修士四世讨账，从夏至冬毫无结果，有一次还几乎为拜

    占庭人设伏所害。

    1204年年初拜占庭帝国里的希腊人发生政变，他们将阿鲁修士四世处

    死，又立了一个新皇帝，称阿鲁修士五世。新皇帝对西方联军毫无负担

    债务的表示，却一心着手修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于是丹多罗和威

    哈陶因商量，决心推翻整个拜占庭希腊人的政府，另推选西方来的一个

    贵族作皇帝，也另派一个威尼斯人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事成之后新皇

    帝管辖国都与国境14的地方，其余34，由威尼斯和十字军的统率人

    对分。这就是日后威尼斯占领君士坦丁堡38面积的由来。

    第二次攻城战发动于1204年4月，以威尼斯战舰出力最多，这些战舰上

    面装设着攻城工具如掷石机和云梯。其桅杆上则装有平台，当船舰行驶

    至靠海的城墙边上时，平台上的战士缘着绳索跳上女墙，又再援引其他

    的战士登城。第一座碉堡被占领，其他的工事也望风瓦解。城破之后战

    胜者执行传统的奸淫掳掠三日。联军统帅命令所有的物品缴纳集中均

    分，据称财物值40万银马克，又有甲胄一万副。十字军人的回忆录都认

    为威尼斯统领丹多罗为全部经过之主宰。他的筹谋不见诸文字。很可能

    他认为契约与债务必须严格信守，如果国家的首长不负责，可以责成全

    民负责。

    可是如此一来，十字军恢复圣地的目的全部置之脑后。将希腊瓜分只能

    在纸面上为之，然则事实上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西方的武士也在重要

    区域及据点布置了不少的藩属地带。而以威城占领的地区最为广泛。在

    君士坦丁堡，所辖包括码头和港口。她又付出一部分现金，获得克里特

    岛全岛的所有权。在爱琴海则取得一座叫黑桥(Negroponte)的港口，在希腊半岛的东南则又控制了莫登(Modon)及柯仑(Coron)。这些

    据点再加以威尼斯原已控制的查拉和拉固沙，和中东海岸基督教徒原已

    据有的亚魁(Acre)，内中也有威尼斯的居留地，就造成了地中海上商

    业王国的立足点，与近代英国之控制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亚力山大港

    及苏伊士的情形类似，只是威尼斯先动手了600年。同时她又与拜占庭

    的拉丁皇帝订有条约，凡与威尼斯作战国之人民不得来帝国经商。直到1261年拉丁皇帝被推翻，威尼斯实际上独霸着东地中海的领海权56年。

    但是东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被分割的殖民地，有些历史家认为是不出200

    年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先声。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充分的了解威尼斯的政府不是我们平常心目中的政

    府。它凡事都以威城商业兴趣为转移。有人曾说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

    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

    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

    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虽过于简化事实，却给一般读者一段直接

    的概念。

    从丹多罗的事迹看来，威尼斯的统领出将入相，可能掌握相当的权力，不过这权力逐渐地被检束，否则一个半世纪之后，华立罗就用不着采取

    兵变方式夺取政权了。这后面的背景，也是人文发达，商业组织趋繁

    复，大凡有技术性的问题，委员会的处置比寡头政治来得有效。在此条

    件下，威尼斯的贵族逐渐抬头，他们一方面凌驾于一般平民之上，一方

    面也就减缩统领的职权。

    威尼斯的统领系终身制。最初的统领由拜占庭帝国任命，从11世纪以

    来，都由本地人士选举产生。自西元726年至威尼斯1797年灭亡，全部

    统领的名单仍在，共119人，所以在1071年的历史里，平均任期为九

    年。这统领的职务也是世界上依选举制而产生之最久者。

    统领名单也表现威尼斯初期政治中大家巨阀的力量显著。例如西元811

    年至942年之131年中，帕底西巴扎(Participazio)家任统领的7人，西

    元887年至979年之92年中堪定诺(Can-diano)家任统领者5人。自1096

    年至1172年之76年间，有62年之内统领的职务不出于麦其尔(Michiel)

    及其女婿之家里。以后遗传的力量仍是雄厚，例如康大黎尼

    (Contarini)家有统领8人，摩洛西尼(Morosini)家出统领4人，即丹

    多罗家也有4人任统领。不过同一家的统领，不集中于一段紧凑的时间

    内，表示威尼斯这些有声望的家庭始终在岛上保持他们的门第，只是最

    高的权力不为任何一家垄断而已。

    统领虽为终身制，但被弹劾的情事亦经常有之，像华立罗被判死刑虽算

    特殊，但是威尼斯的统领被暗杀、被罢免和被流放者重见叠出，不足为

    奇。吊诡(paradox)的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威尼斯政局只历经极短时

    间的颠簸，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像华立罗事件之迅速而有决定性的处

    理，即未产生任何余波，其后面之背景是：威尼斯之贵族(大约200家)，代表着1000多人的大会议，始终不放弃对局势之掌握。

    防制统领大权独揽，威尼斯采取种种办法，有些甚为离奇。

    统领之选择以秘密投票方式由41个选举人决定之。但是这41个选举人自

    身却经过一个极为复杂而又琐碎的办法产生。自1268年之后，首先在扩

    大会议有资格的会员内抽签而产生30人，次在此30人内抽签淘汰而为9

    人，此9人即开始选举40人。此40人又不是选举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

    汰为12人，此12人又选举25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至9人，此9人再选

    举45人。此45人经过第三次抽签淘汰为11人，这11人才选举出来上述的

    41个统领选举人。全部程序一共抽签5次，提名投票4次，有如“三跪九

    叩首”，还只产生了41个选举人。

    另外一个防制统领擅权的办法，叫做“统领的誓辞”(promissione)。这

    种誓辞由来已久。最初不过是一种形式，由就职的统领自己拟稿，表示

    他愿意尽力履行他的职责。可是后来越来越复杂，11世纪之后，新统领

    就职前，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誓辞，另外一个委员会检阅前任统领的

    记录，如果发现以前没有防范得周到，使前任统领得以自由行动的地

    方，可以在此时提醒草拟委员会注意，将防制的办法添入誓辞之内。于

    是誓辞等于一件合同。在1229年威尼斯责成统领翟波罗(Giacomo

    Tiepolo)的誓辞，新统领除了他的薪水和附近城市所进贡他份下所得苹

    果、樱桃和螃蟹之外不得在职务内有法外之收入，他主持自由捐款，尊

    重国家秘密。不能单独与教皇、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或其他国王有私人

    文书来往。他接收的礼物有极严格的限制。他不能提出统领的继承人。

    1275年统领康大黎尼(Jacopo Contarini)的誓辞，则禁止新统领(时年

    81岁)未得扩大会议同意与外国人结婚、他和他的儿辈不能在威尼斯所

    辖地域之外购买地产、不得承购政府的公债、他们在威尼斯殖民地内的

    地产限于统领就职一年内转让与人。他的儿辈除任驻外大使或船长外不

    得在政府内接受任何职务。

    威尼斯之成为一个城市国家，初时接受希腊罗马传统，最低限度在外表

    上，政府的权力由全民大会(general assembly)产生。全民大会本来就

    没有严格的形式，不过在产生新统领和宣布重要国策时，群众聚集于圣

    马可广场，有些则栖身船上。通常一声叱喝，算是在民意上获得表决。

    在社会进化、政府组织越趋向技术化的条件之下，扩大会议(great

    council，Maggior Con-siglio)在13世纪成为真正权力的基础。这会议囊

    括威尼斯所有重要的家庭，当初也包含着在大陆上领有土地，可追溯到

    以前家世的贵族和城中重要的绅商。可是其间的界限，越来越含糊。1297年后，扩大会议固定其会员资格，限于以前曾任会员。1323年会员

    之资格可以世袭。不久之后所有会员及其婚姻子孙记入“金谱”(Golden

    Book)。其中男性之成年人，通常1200人至2000余人，为扩大会议之会

    员，凡是威城政府之重要职务，无不被他们揽纳。因为扩大会议最重要

    的职务为选举，通过选举权，此机构也是全市权力的基础。我们所说威

    城的贵族，在13世纪之后，也纯粹指金谱上有名之人士，很多专靠祖先

    经商起家。不过这并没有完全截斩社会的流动性，金谱之世袭由父系决

    定，没有不能与平民结婚的限制。平民也仍能经商致富，超过金谱有名

    的人士。以后少数的贵族，有些沦落到极为穷困，目不识丁，靠救济金

    生活。亦间有平民也被升迁为贵族。例如1381年威尼斯击败热那亚来犯

    之后，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军功升为贵族。

    大会议人数太多，不能主持经常性的事务，于是授权于参议院

    (senate)及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forty)。这两个机构有司法及立

    法权，有时也合并开会，四十人委员会对刑事案件有复审权，有时像最

    高法院，有时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个委员会。此外统领也有统领

    委员会，似同内阁。前述的十人委员会，则完全是一个公安机构，所辖

    如国家保密局。不过威尼斯1000多年的历史内，这些机构的性质常有变

    动，并且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以幕后征集意见解决。各种临时委员会

    (zonta)也多得不可胜数，如判决华立罗死刑之法庭，即系一个临时委

    员会。通常一个带活动性的政客，同时兼摄好几处的职务，如海军高级

    将领也出席参议院的会议，舰队的司令官则由统领和四十人委员会的头

    目商询后委派。总之各种任务互相牵连重叠，没有一个机构能独行其

    是。一般各机构的任职为一年，连选得连任，被选人一定要服务，不许

    推辞。

    以今日看来，我们可以觉得威尼斯的体制，让人口内6%至7%的贵族去

    垄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无乃专制之甚。可是这在中世纪即算

    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开明。因为全民自治事实上不可想象。在几个

    小岛上，以一两千人主持国政，也包括了大致上应该缕列的人物。欧洲

    在中世纪趋向近代时，占有土地之贵族(landed nobility)和新兴的绅商

    常发生冲突。威尼斯没有封建的传统，也不设陆军，在大陆上作战通常

    以雇佣军(condottieri)为之，抽税则以间接税(如关税、货物转口

    税、食盐公卖等)为主。在这种条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冲突，即在15

    世纪之后，在大陆上拥有相当多的领土，威城人士经营的农场仍只以收

    入为主，其财富不特别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势力。威尼斯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约束，是另外一种独特的现

    象。威城有60个到70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神父由区内房产所有人推举，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高级的僧侣，由参议院提名后由统领通知

    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选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

    (patron saint)，此人即是圣马可，其意义有如中国之城隍。威尼斯圣

    马可教堂与统领之官邸毗连，等于统领的附属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

    宜也带有独立的气派，一般僧侣受贵族监视，有如各种文官组织。于是

    引起一位现代学者说：“威尼斯之处置教会事宜，好像罗马简直就不存

    在。”

    当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长期斗争之际，威尼斯能够在两方之间左右逢

    源，由来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身份邀请神圣罗马皇帝及教皇亚

    历山大三世在城中会面。中世纪以来，教廷与各处侯王及国王冲突时，教皇执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即是“开除教籍”，此处分加于国家首领及于

    全国全城。当施行时，对被处分者之从属关系及所作誓辞与契约及义

    务，一律取消无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为他们主持养生送死的仪式。

    凡婚姻关系遗产转让等之受教规决定者，也失去凭籍。被开除教籍的人

    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们的船只和货物也可以听由掠取

    没收。历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牵涉到神圣罗马帝国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约

    翰，均在这种处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开除教籍的处分不只

    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干涉费瓦瓦(Ferrara)王子之继承，而后

    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开除教籍。一时费瓦瓦附近的城镇联合抵抗

    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道歉赔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产生外

    界的困难，没有引发内部真正的危机，也仍归功于威尼斯之有力管制域

    内长老僧侣。

    自12世纪以来，在今日德国境内之王室贵族，分为两个党派，其影响所

    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罗马帝国之中央集

    权，其幕后多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

    (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

    (32)。这种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

    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入，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

    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水阶级之

    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大部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

    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体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

    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出诸清教徒，宋巴特谓之出诸犹太教

    (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出

    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高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

    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

    尼斯首先不顾这种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

    颁布了一些防制高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洞，放贷收息进

    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

    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种气氛与其追究于

    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性格。通过一种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

    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

    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

    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部驱

    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胸前要缝

    缀黄色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

    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

    斯社会上的商业性格，还是要追究于本身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色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

    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管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

    条件下，她处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

    口。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口死于黑死

    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

    资吸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

    向与动机了。

    威城本身没有农业人口，这城市里的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

    外，她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她出口的毛织品大部分来自西欧

    及意大利之路卡(Lucca)及米兰。16世纪之后她的纺织业曾一度抬

    头，以漂染丝织品为盛，其生产方式大部分依赖“外放分工办

    法”(putting-out system)，经理人将工作分派于海沼内外及大陆边缘各

    地，并无集中之工厂。其他如玻璃、镜子、肥皂、金属装饰品之制造，当日半属奢侈品，也无从大量的生产。造船和制币用人较多，则经过政

    府人员密切的监视。

    各种作业，另有他们的同业公会。威尼斯一共有百余家同业公会。同业公会除了维持制造的标准，厘定学徒的经历出身外，还有周济本行孤寡

    穷困的义务，会长由同业推举，并向政府特派的三位法官负责。威尼斯

    最大的行业是海员，但是海员不许组织公会。此外我们认为是自由职业

    者(profes-sionals)，如律师及公证人(notaries)，也没有公会。对外

    贸易的商人更无需组织公会，因为整个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们的一个大

    公会。

    威尼斯被历史家一致认为效率高、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部的结

    构，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商业并没有被少数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

    参与。即匠工寡妇，稍有储蓄，也可以参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

    资。此城市行征兵制。征兵的方法为预先将壮龄男子组成12人的集团，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时按次序征召入伍。但是征兵不作陆

    战之用(陆战用雇佣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军。在长期间内，威尼斯又常采取战时体制，商船组织护航队，有些尚为政府所有，因此

    商业舰队与海军之间，出入甚微。总之，他们的活动即为全城安全与生

    计之所在。这些条件都足以养成上下人心团结。专政的贵族，既没有留

    给一般平民必须生事造反之动机，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会，因之能造成

    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但是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饰威城强调特务政治的

    缺点。密探活动频繁，对劳工谋反的处置过度的严厉。也不能掩饰她的

    强硬对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点，局势不利的时候，便使自己陷于困

    窘。而特别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下，统治阶级猜疑满腹，也就在这种时

    期之中，可能发生华立罗事件之类疑案与阴谋。

    从上面的缕叙看来，我们认为威尼斯属于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不容疑

    义。可是这种论断，仍不能推翻当前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是19世纪创

    用的名词，我们将之施用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

    进之间，还没有把疑难之处解释得很清楚，却又产生了新的疑难和误

    解？

    这也就是缕叙至此，我们还不能决定何者是资本主义的共通性格，何者

    则是威尼斯岛国特殊的情形。除非将其他带有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或其

    代表作过一番类似详尽的缕叙，我们无法用归纳法将以往的事迹归并于

    现用名词之下，使之解答现有问题。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意大利，可以

    算为多数的学者和作家所公认。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为她

    的记录最详尽，局势最显然，发展不仅不遭挫折而且历时最长久。至于

    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情形也应该有一两段的概述，才能使读者相信威

    尼斯的发展已经一马当先，在初期资本主义形成时，确是个中翘楚。先说佛罗伦萨(Florence)：这城市跨越亚诺(Arno)河上，曾先后被

    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国占领，在12世纪成为一座自治的市镇。此间商

    人力量之雄厚，早有历史根据。有些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业公会可能远

    在1100年或稍后的期间已开始活动，虽说现存文献只能推证到1182年。

    佛罗伦萨以纺织业和银行业著名。这城市起先输入英国及法兰德斯

    (Flanders，比利时及法国荷兰之一部分)之毛织品，加工染色之后卖

    出，以后径自输入羊毛，自织自造。在14世纪初期，年产毛布80000

    匹，雇用劳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业中心之一。佛罗伦萨的银行

    业与路卡及塞纳(Siena)齐名。他们一部分的业务，是将各国的基督

    教徒什一捐汇给教会。其实各地早有包税人(tax farmers)包办，银行

    家接收他们的汇款后并不直接缴解。如英国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银行即

    通过他们大批收买羊毛，再转送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或意大利本国发卖。

    银行之总行则先垫款与教廷销账。于是出进之间获收大利。佛罗伦萨的

    银行以高利贷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风险之利息可至

    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账，银行关闭影响全城生计之事情。

    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由德国传入意大利，也使佛罗伦萨大受

    影响。1282年亲教皇派得势，立刻引起城中7个高级同业公会专政。这7

    个公会有两个代表毛织业(一个主持进口昵织品之加工，一个主持本地

    之织造)，一个主持丝织品，一个主持银行业，一个主持医药及制肉香

    料之进口，一个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证人，一个主持皮货之贩卖。其

    中前4个同业公会最为重要，他们挟有雄厚的资本，重要的公会，有私

    人组织的军队护送商业交往，在沿途设有栈居，能与外国当局协定关

    税，解决彼此争执，也备有法庭法警和监狱。

    原来前述保皇党和亲教皇派的冲突，所谓保皇党代表乡镇封建制度里遗

    下的贵族(欧洲的封建制度本来就是一种农业社会的组织)，亲教皇派

    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绅商，此为一种粗枝大叶的解释，实际情形各时各地

    不同。佛罗伦萨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腊的拜占庭帝国进攻后，神圣罗马

    帝国及教皇企图掌握这地方，两方都从封建制度的组织着手。当日风气

    败坏，主要的僧侣都私自成婚生子，于是也可能在各处拥有地产，遗传

    子孙。城市中的贵族则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获得不同的附属位置，所以

    也不算是白手起家。他们力量充实之后，就强迫近郊的骑士在城中备置

    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内，必有一部分时间居住于城市之内。这种低级

    贵族与城中绅商通婚的情形相当多。况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

    (corporation)的原则组成。有势力之豪族则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视下

    面的房舍。于是一段街市成为一座特别的塔垒社区(towerassociation)。

    1282年佛罗伦萨人口有45000。过去同业公会的情形很少提及，我们只

    知道她于西元1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城市如比萨及路卡发展商业，只因

    为据在亚诺河中游，又是陆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为工业中

    心。如果她的社会组织也算是资本主义体制，则此种体制也和封建制度

    结下不解缘，绅商与贵族不分。她的同业公会力量最充裕时，代表

    着“工业资本主义最紧张也最无忌惮的形式”。他们派出大批探员，对少

    数与他们作对的劳工，动辄拘捕，轻则不发工资、不给工作，稍重则放

    逐。而且工人常被这些公会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丧失生命，这时候

    政府对各公会的处置则一味支持。

    这7个高级同业公会觉得他们过于孤立，以后也曾邀请5个中级同业公会

    及其余的9个下级同业参加政府。其实这中下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他

    们都是小商店的老板，和工匠自己经营业务的小门户，包括屠户、泥水

    匠、面包烤户等等。有时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即对大多数纺织劳工，刻毒超过高级同业公会，并且他们自己蒙高级同业公会的青睐，也不便

    辜负他们的好意。参加政府的方式，通常只有象征的意义。佛罗伦萨的

    政府由几个市政代表叫做prior的主持，中下级公会可以好几个合推一个

    市政代表，或者轮流交接一个市政代表的职位。这些中下级的公会也参

    加市区里的民兵。佛罗伦萨的民兵组织为20个连。每个连有它一定的地

    区，各有不同的旗帜，后面都由同业公会主持。无产阶级则不准组织公

    会。凡是10个以上的工人集会就算违法。1345年，已经算是佛罗伦萨的

    民主时代(详下段)，有一个纺织工人叫做白兰定尼(Cinto Brandini)

    的企图组织工会，半夜从床上被抓出来，虽然激起同行工人罢工，此人

    终被判吊刑，不久绞死。

    资产阶级纵掌握全局，他们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济。读者务必明了佛罗伦

    萨之公会，所辖并非个人的会员，而是很多小单位。从这些小单位里又

    影响到很多家族间的恩怨。1301年后这城市里的亲教皇派又分

    成“黑”“白”两系，而且两方都从甘塞利黎(Can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

    现，很少人能了解黑白争执的原委，只知牵涉极为广泛，甚至同一家庭

    之内兄弟也为之生隙。

    从西元1343年到1382年约40年的时间，佛罗伦萨进入一段称为“民主

    化”的时期。原因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借贷给英国国王，被爱德华三世赖

    债，引起经济危机，同时黑死病使城中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

    了一段伸张的机会。但出头者仍是小资产阶级。城中的9个市政代表，高级公会只占2个，中级公会倒占了3个，下级公会也占了3个，其他一

    个则在三个等级里轮流充派。1378年佛罗伦萨城发生前所未有的市民运

    动，工人示威，政府为之垮台，以前不许组织公会之无产者，至此又组

    织了3个公会，将佛罗伦萨长期历史上的21个公会扩充为24个。他们并

    且对市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提出了很多过激的要求。这城市里的高层人

    士，也虚与周旋。直到下层民众的组织者以为目的已达而开始松懈时，资产阶级才开始全面反攻，以后反革命的潮流继续扩张，1378年的群众

    领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三年之后，连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

    被反革命的势力淹没无余，佛罗伦萨恢复以前资本家专政的形态。

    叙述如是之事迹时，历史家曾说佛罗伦萨是一个“政治上的试验管”。她

    经体验过“贵族主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

    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沙弗那罗拉(Savonarola)的政

    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麦迪奇(Medici)的独裁”。

    沙弗那罗拉是15世纪末期的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一面攻击教皇及佛罗伦

    萨上级人士的靡烂生活，一方面以预言和自创的奇迹吸引下层民众，一

    时整个城市被他领导，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主导者。不过他对信徒的要求

    过于严格，由于群众对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后于1498年为他的政

    敌所乘，被控倡导邪说，受绞刑后尸体焚毁。

    麦迪奇一家也是由银行业致富，他们在16世纪提倡自由主义，不明显地

    控制政府内任何固定的位置，只是用他们的财力和权势操纵佛罗伦萨的

    政治。在他们领导之下，佛罗伦萨的领域大为扩张，1569年后称突斯坎

    大公国(Grand Duchy of Tus-cany)，麦迪奇其家人相继为大公爵。

    米兰有很多地方与佛罗伦萨相似，也是纺织中心，所出锦缎及天鹅绒，驰名内外，也是国际贸易来往的孔道，与附近农业地域毗连，也是冶铁

    和制造兵器的重镇，因此受大陆政治的影响也愈浓厚。前述城中筑塔，公会与贵族相通的情形也发生于米兰。12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传遍于意

    大利北部，不仅城市如此，即乡镇与村庄也纷纷出面组织类似地方自治

    的机构。米兰则因为利害冲突，出兵吞并邻近的地方，引起神圣罗马帝

    国的腓特烈一世干涉。1162年腓特烈围城9个月，攻陷米兰，将全城纵

    火焚毁。这城市重建之后又经过12世纪之后半期，及13世纪之前半期继

    续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独立的地位，同时成为北意大利许多市

    镇之盟主。

    米兰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组织的方式构成一种宗教式的会社，在13世纪开始露面，渐有能力推举城内的重要官吏，后来被少数贵族支持，成

    为亲教皇派。和他们相抗的，大概以低级贵族和大商人为主体，受城中

    大主教的支持，成为保皇党。其中情节之复杂，虽专家不敢作确切的论

    断。只是政争结果，保皇党获胜。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conti)

    一家即以此为本钱，起先取得米兰主政的地位，其次将之固定于家内世

    袭，在14世纪末期更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承诺，称米兰公爵(Duke of

    Milan)。15世纪威斯康堤一家断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

    (Sforza)又接着为米兰公爵。1535年此城及所辖地区为西班牙吞并。

    西班牙治理米兰几近200年，终在国际战争中转割与奥地利。

    热那亚与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

    持在10万左右，也以造船业和对外贸易著称。并且因为经营近东商业，和威尼斯长时间作对。她于1298年海战打败威尼斯，1380年又几乎大获

    全胜，舰队已经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后威尼斯东巡的舰队回航，才将她打败，热那亚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个海沼与大陆悬隔，热那亚背海的部分则三面环山。后者的

    权贵多在大陆接置地产，因之热那亚的政治不能脱离意大利大陆上保皇

    党及亲教皇派的纠纷。拥有地产的贵族在城中竞争失败被放逐，纵避居

    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随时卷土重来。因此热那亚的政治经常不稳

    定。商业的政治力量需要农业势力扶植，政争时两方都向外界乞援，成

    为长期以来的习惯。1396年乞援于法国，兹后法国在此地派有总督，热

    那亚实际上失去了她独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为第一流

    的城市国家。

    意大利历史向来以繁琐令人视为畏途，其中无数的末枝细节，无从一一

    缕列，也无法整理。可是从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立场，对其中的夹杂啰

    嗦却不难给予一个笼统的概说。当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现

    时，和封建制度没有一个可以一刀两断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张不用资本

    主义萌芽等字样，以免发生误解)。封建制度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威权

    粉碎、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和武士传统(详第一章)，在前述佛罗伦

    萨和米兰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兴的城市国家和同业公会相沿引用。不

    过封建制度发展的地盘在乡村，以农业为基础，新兴的工商业出现于大

    城市之间，以金钱为媒介而已。原来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权精神，对经济

    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资本主义旨在存积资本，不能与利润分离，而利

    润的由来，则是各地区间经济条件的不平衡。地方分权，才能使各地区

    充分发挥他们个别的优势条件。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对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一方面讲，具备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国家像佛罗伦萨、米兰和热内亚不能摒弃封建制度中内在的因

    素，因她不能维持一个社会中各种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换

    (interchangeable)之原则。资本主义的商业体制，其功能通过金钱，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另一

    方面，封建制度里的从属关系不便押赎转卖，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

    的义务与特权尤不能按时价调整。布罗代尔曾说：“任何一个依古代结

    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没有合适

    掌握着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人有利，对其他人则否，使各种事物处于淆乱状态。”这些城市里起先出现君主专制

    (despotism)，其次央请外强干涉，都是由于这种情形发生，内外的专

    制皇权以强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强就范。

    所以在这些城市国家内出现的新兴工业，虽有由“外放分工办法”转进到

    工厂制的趋势，其资本主义的体制不能算已成熟。马克思说及这些地区

    的“资本家生产方式”，只“或断或续的出现”(详注[42])，不为无因。

    给劳工低于生活费的工资，迫害劳工，值得有正义感的人士口诛笔伐，但是这种种不仁不义之事，只要它们没有使整个组织垮台，或其运动停

    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致命伤。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

    性的系统(rational system)，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

    下，不能没有国家法治的维持。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

    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米兰在西班牙统

    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在奥

    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政府收入增加，于

    是将以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

    回笼，但是这批资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城中虽

    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

    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

    工业资本是不够的。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在

    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

    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

    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parliamentarianism of limited

    franchise)(不过，用“议会”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

    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

    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

    时间和活动地区的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

    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可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

    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

    争。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迄至15世纪初年，威尼斯

    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各国

    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

    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

    珍宝首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

    毛病。1171年因为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公债、证券得以买卖。1262年又将所有公

    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

    行家兼财阀。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 di Rialto)和信用通汇

    银行(Banco Giro of 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

    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其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

    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而是转账。银行家持有大型的

    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于现款出进。照理

    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圆通周

    转的情事经常有之。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

    指可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

    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天主教不

    许高利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

    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

    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

    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

    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

    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14。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

    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富裕的商

    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

    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

    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

    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

    dei Mer-can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

    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

    弟，通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

    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

    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

    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

    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队的船舱，接受其

    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商业的

    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

    专利，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

    组织经营的财团(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

    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

    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

    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

    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

    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

    定它们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

    组织商船护航队。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

    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

    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

    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有了显著

    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为一个

    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

    船只带来生丝、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

    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

    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

    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

    繁荣和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

    算浓厚。这也就是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

    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

    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como 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

    纪前期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

    正。从时间上看，这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

    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

    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

    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

    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经用不着说了。像“海

    损”(averaging 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e claims)，“以船

    作抵押的借款”(bo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

    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

    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

    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

    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

    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

    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

    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

    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

    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

    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

    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

    量”(structural 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

    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calculable

    legal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

    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

    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

    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

    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

    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

    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

    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 di Petizion。

    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

    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

    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

    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

    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

    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

    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

    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

    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

    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

    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

    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

    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

    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

    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

    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

    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

    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

    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

    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

    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

    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

    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

    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

    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结成一

    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

    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

    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

    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

    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

    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

    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

    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在十字军东征时

    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

    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

    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

    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

    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

    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

    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

    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

    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

    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

    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

    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

    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

    效率或无效率(comparative efficiencyor deficiency)的一个原则。这样

    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

    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

    显。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

    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

    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

    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

    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下面两章介绍资本主

    义在荷兰和英国展开的经过，当中也不乏这些国家打破现状创造新局面

    的经验。第三章 荷兰

    我住的地方，隔赫德逊河不到10英里。大家都知道这条河流因17世纪探

    险家亨利·赫德逊(Henry Hudson)而得名，可是很少人知道当日赫德逊

    受荷兰东印度公司之聘，来纽约探险，其目的不是在北美洲拓土，而是

    希望找到一条“西北路线”进入远东与中国通商。原来17世纪初年，欧洲

    人的地理知识简陋，也不知道加拿大和太平洋的宽度与纵深，满以为循

    着西北路线不断前进，不久即可以到达中国。而当日中国也是众所传闻

    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17世纪初年，荷兰正为了独立而发动独立战

    争。此时南方的海洋又为很多国家竞争的区域，若反其道而行，可能会

    有意外的收获。荷兰已经发现不少富国强兵的秘诀，如果此道一通，定

    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用不着说，这个梦想没有成为事实。荷兰虽在赫德逊河畔开拓了一些土

    地，著名的荷兰人如罗斯福一家也在此落地生根。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

    之后，这一地区割予英国，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纽约，亦即新约克，以向

    约克公爵示敬(约克公爵以后承袭皇位，为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不孚

    人望，被驱逐失国，此是后话。在与荷兰作战时则为海上英雄，得到议

    会褒谢，是以今日世界最大的港口仍以约克名号，纪念其战功)。

    荷兰在西半球的发展，没有得到实际的效果。但是荷兰人绕非洲海岸进

    航远东，却收获甚丰，也曾一度占据台湾。了解中国并不如传闻中富

    庶，以后西欧国家宰割中国，荷人参与不深。荷兰在南洋开拓的殖民

    地，则为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也是世界上资源盈溢的地方。

    17世纪初年，荷兰人口不过150万，竟将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占据了好几

    百年。这殖民大帝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被重整，固然是新时代民族

    自决潮流的影响，而促进这潮流展开的一主要因素，则是中国抵抗日本

    之成功。所以荷兰之向外拓土，直接间接的仍与中国有相当关联。

    以上一段文字，概括了好几个世纪的事迹，提及了不少国家，也把本书

    编者、作者和读者所在的地区，牵扯在一起。骤看起来，好像这故事缺

    乏结构，内中各事的发生，全凭机遇，其过程既无从逆睹，当事人也只

    好各听命运之安排。可是我们把这些事迹重新综合起来，再度考虑，则

    可以看出因为交通通信的进步，东西两半球、新旧两世界业已结合为

    一。开始时，各方不平衡的因素必有一段冲突与摩擦，同时以强凌弱的

    形态也不可避免。长期发展之后，局面则趋于平衡。而最先使这庞大运

    动发轫的则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本书以上两章，已断断续续的提及资本主义的精神。荷兰人向外发展，即不能与这种精神分离。“唯利是图”的野心促使荷兰人敢作敢为。一方

    面也倚靠这精神，荷兰才胆敢以蕞尔小国，前后与西班牙、英国、法国

    和瑞典交战。荷兰人甩脱君权和神权的束缚，趋利务实，因之整个国家

    在资本主义领导下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这时候其主政者随着

    社会与经济之潮流，必多少倾向于唯物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否

    则无从产生上述的一种赌博与冒险性格。这种不受约束的性格，也终必

    与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结不解缘。以前荷兰人企图独占治肉香料的生

    产，不惜戕害东南亚土人，又在西半球大规模贩卖人口，亦仍就追

    随“唯利是图”的宗旨，不受人道主义约束之故。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就无法划出一定的界限，将资本主

    义说成一种孤立的和抽象的因素。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组织

    与一种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某些好与坏的事迹，就凭着这些事迹来臧否

    资本主义。

    站在20世纪的末期，我们承认资本主义是推进现代社会的一种工具，在

    这种发展之中，荷兰曾提供实质上的贡献。除非先站在技术的立场，将

    荷兰独立的沿革和背景作较详尽的叙述，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因素可以在

    长期历史之发展中算作资本主义之特质，而哪些因素只能算作个别和偶

    然的背景。

    我们今日泛称的荷兰，正式的国名应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她在16世纪独立时，则为尼德兰联邦(United

    Provinces)，或称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荷兰(Holland)不

    过是7个省(今则11省)当中之一。

    这个国家与比利时、卢森堡在中世纪统称“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其全部地区里虽有民族语言之不同，在荷兰独立之前却未

    曾在历史上以如上三个单位的政治体系出现。荷民过去也缺乏组织自主

    国家的经验。或因欧洲中世纪封建影响浓厚，各处地域成为公爵、伯爵

    世袭的产业及公主、郡主的嫁妆。其有效的政府，总在最下端。即在

    1500年前后，西欧之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只有英国、法国和西班

    牙算是粗具胚胎。以上各国疆域完整，界限明显，境内人民语言一致，历史上又为强有力的王室控制，才能规模粗具的表现一些现代国家的形

    态。但这种表现仍极有限度，因为过去政府功能简单，财政权与警察权

    多为下级威权所操纵(详第一章)。今后由于新时代的需要，王室准备

    向全国国民抽税，成立常备军，创设文官组织(bureaucracy)，厘定司法制度，势必与新兴的和旧有的势力发生龃龉。又因主教(bishop)权

    责涉及宗教与信仰，更容易引起全国的骚动。西欧近代史里的好几个世

    纪，都在这种冲突中度过。英国的内战、法国大革命，即是这种改组的

    高潮及尾声。本章要指出的是：低地国家历史上缺乏一个有力的王室，不能参照以上各国的情形，进入中央集权体制。此地刻不容缓地需要一

    个有效率的政府，在这种双重条件之下，才有荷兰共和国之登场。

    另外还有一个妨碍低地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的因素，则是其中市镇林立。

    根据中世纪的习惯，每个市镇，获得封建诸侯的特许状(charter)而有

    豁免权(immunity)，封建法律只行于乡间，城墙之内概不适用。自治

    的市民(burgher)有权自行立法，各诸侯不能直接向市民全面抽税，即

    使情势需要，封建诸侯向各市镇有所需求时，也要以磋商及自动捐助的

    名义承办。大批的市民当初多是穑夫(serf或villein，一般译为“农奴”易

    生误解，本书统称为穑夫)，或是穑夫之子孙。西欧一般的习惯法，只

    要在城市里居留一年零一天，即成为市民，有些地方只要101天。但是

    在低地国家里，有时只要40天即可以算数。

    地产的贬值，也是市民力量抬头、封建力量江河日下的一种象征及推动

    的力量。城镇之内虽然市民自治，其地产仍为封建领主所有，当初按裂

    土分茅(subinfeudation)的方式，由下层掌管不得买卖(如果可以自由

    买卖，则整个封建制度无法维持)。可是市民在地产上筑有房舍，他们

    向封建领主所付地租不能因时价而调整。所有房屋，根据习惯法为动

    产。所以在新时代货币流通物价大涨之际，地租已不复成为一个值得考

    虑的因素，房租则随着物价而高涨，市民拥有房屋者，逐渐漠视地主之

    存在，有喧宾夺主之势。

    低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拜地利之赐。阿姆斯特丹已北通波罗的海(其

    中通过丹麦与瑞典间之海峡路线为荷兰人首先创用)，这整个地区之内

    又有三条主要河流来自德、法之腹地，经此而入北海。内中斯克尔特河

    (Scheldt)与英国之泰晤士河隔英伦海峡正对，总管这河流入海之安特

    卫普(Antwerp)与布鲁日(Bruges)(今日同属比利时)同时成为中

    世纪以来欧洲之重要港口。低地国家内之法兰德斯(Flanders，今日大

    部分属比利时，各有一部分属于法国及荷兰)，13世纪以来已成为毛织

    品生产中心，其中无数市镇随着这种手工业之发展而繁荣。本地羊毛供

    应不及，则向英国输入，织成的毛布输出远近各地，南至地中海。同时

    传统的鱼盐之利也没有被忽视。14世纪以来，随时脑制鲱鱼的方法有了

    改进，能使北海的水产维持较长的时间，推销到远地。鱼船和鱼网的设计也全面革新，引起采捕运销之集中。低地国家北部今日称为荷兰地区

    的整个经济结构为之改观。

    此时整个低地国家分成10个内外的政治单位，布拉班特(Brabant)、格

    德司(Guelders)为公国(dukedoms)；荷兰与法兰德斯则为郡

    (counties)；尤特列克特(Utrecht)为主教区(bishopric)。因为社会

    经济的变化，各诸侯亲王提升一些贵族，使他们主持内部的经理，由此

    打破了封建的平衡，使贵族间发生纠葛，而使低地国家内部的政治复杂

    化。各诸侯最大的困难是入不敷出，所以又只好向各市镇让步，以便扩

    展财源。即如尤特列克特的主教，一方面在尤城加紧管制，一方面又在

    四郊支持新兴的市镇。此时各城镇所获得的特权，可以阿姆斯特丹1400

    年的新特许状作代表。这特许状承认市政理事会的理事可以各以选举选

    出他们的继任，如此当然增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

    本书根据欧洲历史学家的作法，概称以上各政治单位为“省”(provincial

    states)。14世纪一个重要的发展则是省议会(State assemblies)的抬

    头。这些省议会的来源仍是专家们争辩的一个题目，似乎无人能作定

    论，只是在各省享国的诸侯王子，因财政的需要，不得不时或召集下属

    的首长，自己的幕僚，和各市镇内炙手可热的人士，检讨内政外交政

    策，已成为13世纪以来的一种趋势。

    低地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引起四周王国觊觎。英、法、德(德国这时没

    有统一，但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代表德奥，成为一个较为松疏的组织，而且低地地区很多省名义上尚是帝国一部分)都曾有吞并这地区的野

    心。一则由于彼此间的嫉视，二则由于无人能满足低地国家内部的需

    要，此谋无法实现。其另外一种手段，则是这些王室支商经常与低地国

    家境内10余个省之诸侯亲王联姻。但所缔婚姻立有合同，清楚规定承继

    的各种情事。各省的有力人士，即在此时强调他们无意参加诸侯亲王间

    的朝代战争，也没有捐输支持这种战争的义务。这种局外中立的立场见

    诸文字。

    15世纪初年，低地国家之10余省，除了东北角之外，全部为勃艮第

    (Burgundy)所得，其发展极为曲折，也有浪漫史及传奇性的情调，至

    今尚有历史家称之为命运的安排。勃艮策公爵原为法国王室的支裔，所

    辖之勃艮给在今日法国东北。其获得低地国家的办法，首先由菲力普公

    爵与法兰德斯的继承人(后来成为女伯爵的玛伽莉达)联婚。他遗有三

    子一女，也透过联姻与这区域内的诸侯亲王结为姻亲。这些诸侯亲王本

    来就有不少借婚姻来维持彼此关系，而布拉班特的女公爵也是玛伽莉达的姑母，女公爵无后，故将所属地传于侄女，因之此地区也落入勃艮第

    手中。若照正常关系发展，此三子一女各立门户，以后也各有千秋，数

    代之后，与宗主的关系必日趋淡漠，各支裔与地方的关系加深。但勃艮

    第这四个房系之中有三个支裔各自向外发展，其继承人或死于英法百年

    战争，或死于法国内战，或在低地国家之内争中参与败方而被放逐，多

    绝嗣而无后，他们所承继的省份，透过兄终弟及的办法汇归勃艮第之正

    宗。

    所以菲力普之长子绰号为“约翰无畏”(John the Fear-less)及孙子并号

    为“菲力普好人”(Philip the Good)继承大统时，勃艮第已将低地国家

    内各诸侯亲王一扫而光(其中仍有一些统治不及的地区则在政治上并不

    重要)，尤特列克特及列日(Liege)主教区之主教则派亲戚家人充任

    (尤城主教大卫为菲力普好人之私生子)。这样一来，勃艮第的领域在

    瑞士至北海之间连成一片，有在今日德法之间造成第三个大王国的形

    势。

    菲力普好人之子“查理冒失”(Charles the Bold)于1466年嗣位。他们祖

    孙三代统治低地国家约50年，极力支持这地区经济的发展。14及15世

    纪，德国北部的自由城市联结而成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有垄

    断波罗的海至英伦海峡商业的趋势，并且以武力作商业的后盾。勃艮第

    的公爵支持荷兰及齐兰(Zeeland，与荷兰为邻的另一滨海省)的海

    员，鼓励他们向汉撒同盟的城市作战。勃艮第也竭力使安特卫普成为世

    界上第一流的港口与国际城市。如此一来低地国家国民实受其惠，也乐

    于有这样一个保障其安全的王室。

    勃艮第既开拓了一个纵长500英里横宽300英里的王国，即必须对全境的

    统御经理作筹谋一致的打算。于是在每一个省，派出总督(stadhouder

    或stadtholder)，以代替原来的诸侯皇子(后来荷兰独立时，其主政者

    仍用这官衔发难)。召开一个全国议会(states-general)，决定低地国

    家内的税收，以便支持勃艮策公爵的军费。这已经是超过前例，因为过

    去每省自为一单位，要募兵筹饷时也只临时磋商于各省。而查理冒失所

    创设的司法，与当地人提倡的地方自治有很大的抵触。在他督导之下，低地国家开设了一所最高法院，规定以后各地的公文全要用拉丁文或法

    文，而且法律是以罗马法为根据(因为低地国家的人民，尤其荷兰人，向来使用习惯法和不成文法)。这种政策一公布就引起普遍反对，列日

    农民反叛，打死境内的法官律师。荷兰的一个乡镇更自行创造一个条

    例，“凡有引用外国或冷僻法律名词而不译为通用荷兰文者”，一律罚款两镑。1476年全国议会否决了查理征税筹饷的要求。

    要是这种僵局继续下去，以后的发展将无法逆料，但是翌年(1477)查

    理冒失战死，继承者为20岁的女公爵玛丽。勃艮第公园在战后失掉了勃

    艮第(此地从此成为法国领土)，只成为低地国家的王室。一时各省重

    要人士聚会于更特(Ghent)，草拟一份文件叫做“大特权”(Groot

    Privilegie)。内中说明最高法院不能复核各地法庭本身足能解决的案

    件，各地产业所有人及市镇不能被传答复他们境域之外的问题，所有公

    文一律用低地国家内之语言；除非产业所有人同意，女公爵不得对外宣

    战、在境内抽税或铸币。所有官员都要由本地人充任，即是女公爵本人

    的婚姻，也要经过各市镇同意。

    当时低地国家正遭逢内部叛乱及法国入侵的威胁，玛丽迫于无奈，只好

    接受。“大特权”有如入宪章，本身无强迫执行的力量，只是彰显低地国

    家构成时的内向性格。此后1579年的尤特列克特联盟(Union of

    Utrecht)是荷兰独立的先声。盟内宣言即申明各省城镇原有的特权不因

    同盟而失效，同盟对重要事件的行动，必须获得所有各省全体一致同

    意。

    玛丽之婚姻使低地国家刚脱离勃艮策的掌握，又陷入哈布斯堡

    (Hapsburg)皇室彀中。玛丽与奥国大公爵麦西米林(Maximilian)联

    婚，原有低地国家人士赞助。15世纪末年法国强邻压境，有了一个德奥

    血统的皇子作驸马，也可以借此将力量稍微平衡。不料哈布斯堡朝也在

    利用联姻扩展地盘，较勃艮第更胜一筹。所并吞的不止是公国、郡国的

    小地盘，一来就并吞一个现代型欧洲国家。麦西米林本人则被选为神圣

    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日神圣罗马皇帝还由七个国王主教等推举，16世纪

    以后就由哈布斯堡家世袭)，至他孙子查理五世时，低地国家的首长不

    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且拥有奥地利。又通过奥地利掌握匈牙利

    和波希米亚(今日捷克)，同时还兼西班牙国王，更因后者的关系，控

    制了意大利半岛和美洲一些领域。哈布斯堡家族囊括半个欧洲，引起英

    国和法国的反应。尤以法国眼看自己的领域被哈布斯堡王朝三面包围，亟思抵制。于是以远交近攻的办法，纠结欧洲更外围的盟友如土耳其、苏格兰及瑞典、丹麦进行一种更大规模的反包围。

    低地国家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原来希望在一个国王之

    下，有一点安全保障，其立国之政策则为局外中立、地方分权，以便各

    城镇各自发展本身的经济利益。而此时(16世纪)眼看局势之发展与他

    们的愿望愈来愈远。16世纪也是宗教改革的时期。

    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公布他的“九十五条论题”，原来不过是由

    他自己良心的驱使，从神学的角度对当日宗教的设施发表一些意见。

    (他将95条论题钉在威腾堡[Wittemberg]教堂门上，符合当时行事的办

    法。因为他虽身为僧侣，仍在威腾堡大学拥有教授的职位，教堂大门则

    是神学系的公告牌。)此一行动在历史上掀动的大波澜，为其本人始料

    未及。欧洲社会经济条件本来已和中世纪所定制度相去甚远，宗教改革

    的呼声在这时候被提出，只有使其他各种需要改革的运动更能借题发

    挥，其范围也更扩大、趋向也更显明。事后看来，这也是必然之事。

    新教的宗旨在信教自由，“凡信徒即可以做长老”(priest-hood of

    believers)风气的倡导之下，西欧和北欧产生了很多宗派。其中路德派

    尚是其中较保守者，马丁·路德主张革除罗马教廷若干陋习，可是他对

    社会秩序仍保持传统的看法。因此路德派容易在德国被接收。很多诸侯

    亲王在支持路德后，就脱离罗马和维也纳的束缚，而他们在自己领域里

    的威权并未受减损。(德国这时为约300个单位组成，诸侯亲王和各主

    教的属区各百余，自由城市也约百余。)新教的“左翼”则可以再洗礼派

    (Anabaptists)为代表。此派无意在神学上和哲学上钻研。他们只希望

    将圣经上所叙述的基督教原始性格重现于人间。他们的教堂是一种受苦

    受难的组织。因之他们也创出一种不务家人生产事业，只在情绪上求发

    泄的趋向。以此作为标榜，他们容易打进下层社会，如荷兰的缝工和面

    包烤匠即成为再洗礼派的领袖。法兰德斯的织工也组织不少小单位。其

    中有些人走上无政府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道路。他们的弱点则是不能在

    体制上作为新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最后在低地国家内产生决定性影响

    的，仍是保守派与过激派之间的加尔文派(Calvinists)。

    加尔文，法国人，他的神学立场以“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为核心。

    简单的来说则是人不论贤愚不肖，将来或入天堂，或入地狱，早为神所

    预定。然则如此，命定论仍有各种问题，如：这种命定是一种绝对的、或相对的因素？难道人之为恶真是神之主谋，而不仅是他自己违背神的

    意旨？如果真有命定，则一个人要在是非可否之间下决心，又如何能确

    定他之选择即是神的安排？诸如此类问题，固可以逻辑答复，也可视作

    人类经验以外，非逻辑所能解释的一种神秘现象，本书以下各节还有机

    会叙及。其不坠入一个机械式的解说之中，反可以被多方接受，也使新

    时代高层社会的领袖及思想家对之感到兴趣。当赋命定论以坚定的解释

    时，则有“我个人之命运非人间其他威权可以左右”的气概，而抱持此种观念的人也有倾心于事业成功的趋向，如此才能证明他自己确有神佑。

    这些气概与趋向使命定论被公认为有助长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

    义的功效，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

    16世纪低地国家的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毛织工业以外放分工办法(详

    第一、二章)进出于今日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各小市镇和村庄，由于

    脱离了城市同业公会的束缚，范围日益广大，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性

    格。同时荷兰与齐兰的船舶也在扩充，至16世纪中期之后通过丹麦、瑞

    典海峡，出入波罗的海之船只12到23为低地国家所有，每年超过

    2000艘，其中大部分属于荷兰。这些船只每年以一半的时间捕鱼，其他

    时间为商船载货，北至波罗的海，南及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虽然仅

    出入于沿海无数的市镇与村庄，可是经营的资本浩大，背后财务之支持

    者多为大城市的商人，而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为主。

    低地国家之内，本已产生各种利害冲突，如经外放分工办法织成的毛布

    的价格低于城镇里同业公会所公订。有些地方寺院林立，僧侣持有某些

    商业税收的特权，又不免与信民冲突。乡间的士绅在城市势力发展后，否定僧侣有对他们抽税的权力，这些市镇出钱收买附郭封建领主的特

    权，包括路税、渔猎特权等，而用这些特权作基础，支持他们在经济上

    管制的力量。

    低地国家南北不同，也引起猜忌。北方荷语通行地区，不承认哈布斯堡

    属于日耳曼系统，此王朝与勃艮第的渊源，加上以布鲁塞尔(今日比利

    时首都)为政府中心，及引用很多律师法官造成官僚政治，使其“法国

    势力”和“外来因素”色彩较浓。低地国家的东北角，曾多年联合反抗查

    理五世，他们所用的东荷兰语和低地德语接近，再洗礼派因着语言的接

    近，很容易从德国渗透入这地区。至1543年查理五世将这地区全部占

    领，从此统率了低地国家的17个省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低

    地国家内的很多省区仍不承认他是国王，只不过是一个身兼领17个区域

    首长职务的亲王而已。所以他必须依照成例，以个别不同的方式在各该

    省区执行其权责。如果变更体制，各省区仍可拒绝承应。

    所以16世纪中期，低地国家享受短时间的和平和统一，各自享有境内五

    花八门的各种既得权益(vested interests)。查理五世本来可以实际领有

    这块领域，但因又分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忙于在德国应付马丁·

    路德，又要主持抵抗土耳其人及在意大利半岛的战事。他忙碌了半生，总希望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削平各种异端邪说而重新以天主教

    广布于他所管辖的领域与人民之间，但事与愿违，于1556年自愿退位。治下的帝国分为两部分：德奥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部分，传于皇弟斐迪

    南；西班牙王位及意大利半岛之领域及低地国家则传予其子菲力普二

    世。后者在位60年，也是低地国家变乱的开始，以后终于演发至荷兰独

    立。其中原因甚多，但是中世纪以来欧洲人所崇奉的价值以宗教为首要

    (最低限度在表面上要超过民族国家和社会经济地位)，所以1566年，约有300多个低级贵族在布鲁塞尔提出要求，请终止对宗教异端的迫

    害，荷兰独立战争因此而展开。

    荷兰之独立，肇始于1566年的请愿活动，其实哈布斯堡王室惩办异教

    徒，历来已久。1550年查理五世曾颁发严峻的命令。内称：凡印刷、抄

    写和传播路德、加尔文、兹文利(Zwingli)等离经叛道文件的人，一律

    处死。未经批准私阅圣经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下讲解圣经的也处死。如

    果触犯这罪条的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不忏悔的即绑在木

    桩上烧死。在查理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