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门

    ——乌克兰2000年史

    [美]浦洛基 著

    曾毅 译目录

    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第一卷 黑海边境

    第1章 世界的边缘

    第2章 斯拉夫人的到来

    第3章 第聂伯河上的维京人

    第4章 北方拜占庭

    第5章 基辅的钥匙

    第6章 蒙古治下的和平

    第二卷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

    第7章 乌克兰的诞生

    第8章 哥萨克人

    第9章 东方的变革

    第10章 大叛乱

    第11章 分裂

    第12章 波尔塔瓦的裁决

    第三卷 帝国之间

    第13章 新的边界

    第14章 起源之书

    第15章 多孔的国界

    第16章 前进

    第17章 未完成的革命

    第四卷 世界大战

    第18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第19章 破灭的梦想

    第20章 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第21章 斯大林的堡垒

    第22章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第23章 胜利者

    第五卷 独立之路

    第24章 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第25章 再见，列宁

    第26章 独立广场

    第27章 自由的代价

    结语 历史的意义

    致谢

    附录A 大事年表

    附录B 乌克兰主要历史人物表

    术语表

    延伸阅读献给

    乌克兰人民导言

    关于乌克兰历史的综述

    苏格兰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常常夸耀哪些书籍肯定了他们对塑造人类历史做出

    的贡献，乌克兰人也许同样有理由为自己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而自豪。1991年12

    月，乌克兰公民纷纷涌向投票站，选择了独立。那时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在世界

    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也确实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乌克兰公投之后一个星期，强

    大的苏联就解体了，美国总统乔治·H. W.布什随之宣布西方在漫长而艰难的冷战

    中取得了最后胜利。

    乌克兰下一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是2004年。这一年，身着橙色衣

    衫、情绪高昂的群众挤满了基辅的广场与街道，要求举行公平的选举。他们最终

    达到了目的。由于这次“橙色革命” [1]

    ，从塞尔维亚到黎巴嫩，从格鲁吉亚到吉

    尔吉斯斯坦，诸多国家发生的撼动威权统治的革命都被称为“颜色革命”。颜色革

    命并未改变后苏联时代的世界，但它们留下了遗产，也留下了终将改变的希望。

    接下来，乌克兰人又在2013年的11月到12月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再次

    走上基辅的大街，支持国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此时正值欧盟各成员国对

    联盟的热情降至低点，乌克兰人却不顾零摄氏度以下的气温，日复一日、月复一

    月地在街上游行、坚守，令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公民们感到震惊和鼓舞。

    2014年年初，乌克兰国内形势出现了意外而悲剧性的转折。抗议者与政府部

    队之间发生了暴力对抗，将先前抗议中那种热烈得近乎街头狂欢的气氛一扫而

    空。2014年2月，就在电视台摄像机镜头的全程记录下，防暴警察和当局的狙击

    手向抗议者开枪，导致数十名亲欧盟抗议者死伤。这样的画面震惊了世界。同样

    令人目瞪口呆的还有2014年3月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企图，以及同年春末莫

    斯科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 [2]

    地区策动的混合战。这一年7月，亲俄的分离主义者

    更是将这场俄乌冲突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国际冲突。乌克兰局势的发展对欧洲和国

    际事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致政客们开始谈论“为欧洲的未来而战”和回到冷战

    的话题，而在1991年，这里正是冷战宣告落幕之地。

    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是什么？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到底应该属于谁？为何乌克

    兰采取的行动会造成巨大的国际震动？近年来，这些问题被一再提出，理应得到

    全面的解答。要理解当今乌克兰局势及其对世界的冲击背后的各种趋势，我们需

    要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考察。粗略地说，这就是这本书的主要任务。我写作这

    本书，正是希望历史能为我们提供对当下的洞见，进而影响未来。无论是预测当

    今乌克兰危机的结局及其长远影响，还是预测作为一个国家的乌克兰的将来，即

    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在历史中漫游仍有助于我们从每日

    新闻的密集轰炸中找到意义所在，并能让我们在面对事件时深思熟虑，从而改变

    事件的后果。

    本书在“长时段” [3]

    尺度上呈现乌克兰历史，内容起自希罗多德 [4]

    时代，终于苏联的解体和当下的俄乌冲突。乌克兰和法国国土面积差不多大小，现拥有

    接近4 600万人口，其历史上的过客更是数以亿计。如何才能将它超过千年的历史

    浓缩到短短数百页的篇幅之内？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所取舍，这也是历史

    学家的一贯做法。然而历史学家们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现代乌克兰史学的奠基

    者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 [5]

    是本书中将会出现的一个人物。哈佛大学的乌克兰

    历史教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赫鲁舍夫斯基将他的研究主题视为一个起自渺茫远

    古并历经繁荣、衰落和复兴的民族的历史，其复兴的顶点则是乌克兰国家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的创生。

    乌克兰历史在赫鲁舍夫斯基的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然而他的许多

    批评者和继承者对他的方法提出了疑问。赫鲁舍夫斯基的学生们侧重乌克兰国家

    的历史；苏联历史学家将乌克兰历史描述为一部阶级斗争史；一些西方作者强调

    乌克兰的多族群特征；而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则转向了跨民族研究。这些

    后起写作潮流对乌克兰和其他民族历史的处理方式对我的历史叙事有所影响。晚

    近史学中的文化转向以及身份认同史研究也为我提供了养分。我所提出的问题都

    是当代主义的，对此我并不避讳，但我也力争不用现代的身份认同、归属、观

    念、动机和情感等概念来曲解过去的历史。

    本书书名中的“欧洲之门”当然是一个隐喻，但这样的命名并非无关紧要，也

    不应被视为一种营销的手段。欧洲在乌克兰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乌克兰在

    欧洲历史上同样如此。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的西缘，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

    欧洲的门户。在某些时代，战争和冲突会导致“门户”的关闭，此时乌克兰就是阻

    挡东来或西来侵略者的一道屏障。而在乌克兰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门户是开放的，此时的乌克兰就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促进着民族、商品和思想的

    交流。在漫长的岁月中，乌克兰也充当了各大帝国——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

    国，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谈判地点(以及战场)。在18世纪，乌克兰被圣彼得堡、维也纳、华沙和伊斯坦布尔轮流统治。到了19世纪，乌克兰

    的统治者就只剩下了前两个。20世纪上半叶，莫斯科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上唯

    一的最高统治者。每个帝国都对乌克兰的土地和财富提出要求，在这片土地和这

    里的人群特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时也帮助塑造了乌克兰独特的边境身份

    和民族气质。

    民族概念是本书的重要分析范畴和叙事要素，却并非全部。它与变动不居的

    欧洲概念一起界定了这一叙事的性质。本书讲述的乌克兰历史的地理边界是由19

    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志学者和地图绘制者确定的，常与当今乌克兰国家

    的边界重合，但并非一直如此。从中世纪基辅人国家(在史学界被称为“基辅罗

    斯” [6])直到现代民族主义兴起，各种观念和身份概念将这些土地联系在一起。

    本书追随这些观念和概念的发展脉络，解释现代乌克兰国家及其政治民族的起

    源。在这一过程中，本书将乌克兰族视为乌克兰人口构成中最大的民族，也将之

    视为现代乌克兰民族和国家创生的主要驱动力，但也没有忽视乌克兰的少数族

    群，尤其是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并认为多族群、多文化的现代乌克兰民

    族尚在形成之中。乌克兰文化向来都与其他文化共享生存空间，在其早期更是

    在“他者”的夹缝中生存。乌克兰社会拥有跨越内部及外部边界并获取这些边界所

    创造的身份的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本书所呈现的乌克兰历史的主要特征。

    外部和内部的政治过程可以为历史叙述提供一个很方便的框架，然而在本书

    的写作中，我发现地理、生态和文化是更为持久的元素，因此就长期而言有更大

    的影响。从“长时段”文化趋势的角度来看，当代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相互

    作用的产物。一条边界由欧亚大草原和东欧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确定，另一条则由

    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确定。第一条边界还是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

    间的分界线，并最终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分隔开来。第二条则要回溯到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对罗马帝国的分裂，是存续至今的欧洲东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

    异的标志。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两条边界的移动中产

    生，并成为当代乌克兰身份的基础。

    不讲述乌克兰各地区的故事，就无法讲述整个乌克兰的历史。边界移动造成

    的文化与社会空间从来不是同质化的。作为国家与帝国的疆界在由乌克兰族群边界所确定的土地上移动。各不相同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移动中被创造出来，成为

    乌克兰各地区的基础。这些地区包括被匈牙利人统治过的外喀尔巴阡 [7]

    、历史

    上曾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 [8]

    、曾被波兰占领的波多里亚 [9]

    和沃里尼亚 [10]

    、第聂伯河的哥萨克左岸 [11]

    及下游、斯洛博达乌克兰 [12]

    ，以及俄罗斯帝国

    开拓的殖民地——黑海沿岸地区和顿涅茨盆地 [13]。与之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我不会尝试将乌克兰各个地区——如曾经的俄罗斯统治区和奥地利统治区——的

    历史在不同的章节各自讲述，而是会将它们视为一体，为它们在特定时期的变化

    提供一个比较视角。

    最后，我要就术语的使用说上几句。现代乌克兰人的先辈曾在数十个前现代

    的或现代的公国、王国和帝国治下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

    名称和身份。他们用以界定自己这片土地的两个关键词是“罗斯”和“乌克兰”。

    (“罗斯”的西里尔字母拼写是Русь，其中最后一个符号是软音符号，表示对其之

    前的辅音进行腭音化。)在9世纪至10世纪间，基辅罗斯人将维京王公和战士们

    招揽来，并将他们斯拉夫化。“罗斯”一词即由维京人传播到这片地区，并被基辅

    罗斯人吸收。今天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使用的“罗斯”包括

    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化的“Rus’”和希腊化的“Rossiia”等不同形式。到了18世纪，莫斯科沙皇国 [14]

    采用了后者，将其作为国家和帝国的官方名称。

    根据他们所处的地区和时代的不同，乌克兰人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他们在

    波兰被称为卢森人(Rusyns)，在哈布斯堡王朝被称为罗塞尼亚人

    (Ruthenians)，在俄罗斯帝国则被称为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s)。到了19

    世纪，乌克兰民族的缔造者们决定放弃“罗斯”这个名字，以终结这种混乱，并将

    他们与其他东斯拉夫世界居民，尤其是俄罗斯人，区别开来。在俄罗斯帝国和奥

    匈帝国，他们都选择采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这两个词来定义他们的土地和族

    群。“乌克兰”一词起源于中世纪，在近现代被用来表示第聂伯乌克兰 [15]

    地区的

    哥萨克国。在这些19世纪社会活动家的集体心理中，大部分哥萨克人都起源于本

    地，是最纯粹的乌克兰人。为了将“罗斯的”过去与“乌克兰的”将来连接起来，米

    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把自己的十卷本巨著命名为“乌克兰-罗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 )。事实上，今天任何讲述乌克兰历史的作者都必须使用两个或更

    多的名词来定义现代乌克兰人的祖先。

    在本书中，我在涉及中世纪时期时，大部分时候会使用“罗斯人”一词(但并

    非全部如此)；在涉及近现代时，我会使用“罗塞尼亚人”；在涉及现代时，我则会使用“乌克兰人”。从1991年独立乌克兰国家的建立开始，这个国家的公民，不

    管其族群背景，都被称为“乌克兰人”。这一用法反映了当下历史学界的惯例。虽

    然这会造成一些麻烦，但我希望它还不至于让人误解。

    “来吧，你会看见。”现代乌克兰史学奠基之一《罗斯史》 [16]

    的佚名作者在

    其作品前言的结尾写道。我无法想出比这句话更好的邀请来作为本书前言的结

    语。

    [1] Orange Revolution，指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引发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橙色革命”从2004年11月

    持续到2005年1月，以反对派的胜利告终。(本书中的脚注若非特别注明，均为中译者注。)

    [2] Donbas，亦作Donbass，即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盆地，包括顿涅茨克州中部、北部和卢甘斯克州南部。

    [3] longue durée，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历史研究层次。布罗代

    尔认为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对历史学家更为重要。

    [4] 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著有《历史》一书。他打破了荷马史诗的传统，采用系统性和

    批判性的方法来搜集历史材料，并用史学叙事的方法来组织它们，被誉为“历史之父”。

    [5] Mykhailo Hrushevsky(1866—1934)，乌克兰政治家、历史学家。他是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复兴中

    的重要人物，曾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任乌克兰革命议会“中央拉达”主席。

    [6] Kyivan Rus’，由维京人奥列赫建立、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存在于882年至1240年间，以基辅为

    首都，正式名称为罗斯，被认为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三个东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前身。后文中有时使

    用“基辅”来代指基辅罗斯。

    [7] Transcarpathia，乌克兰最西部的一个州，曾属奥匈帝国，1945年被纳入苏联，苏联解体后归属乌克兰。

    [8] Galicia，历史地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属于奥匈帝国，今分属乌克兰和波兰。

    [9] Podolia，历史地名，今主要位于乌克兰中西部与西南部，还包括摩尔多瓦北部的部分地区。

    [10] Volhynia，历史地名，今分属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11] Cossack Left Bank，历史地名，位于乌克兰北部的第聂伯河东岸，在17世纪至18世纪间曾为沙皇俄国境

    内的哥萨克国。

    [12] Sloboda Ukraine，历史地名，今分属俄罗斯和乌克兰。“斯洛博达”(俄语слободá)一词意为“自治地

    区”。

    [13] Donets basin，亦作顿涅茨盆地，即顿巴斯。

    [14] Muscovy，即The Grand Duchy of Moscow，多译作莫斯科公国或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

    1547年后自称沙皇，并将国号改为俄罗斯沙皇国(Tsardomof Russia，亦译作沙俄、莫斯科沙皇国)，直至1721

    年彼得一世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但本书作者仍将这段时期的俄罗斯称之为Muscovy。考虑到与原文的一致性，本书中凡出现于1547年至1721年之间的Muscovy一词均译作“莫斯科沙皇国”。

    [15] Dnieper Ukraine，历史地名，范围包括第聂伯河中游地区。

    [16] History of the Rus’，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一部由佚名作者创作的历史，以俄语出版于1846年，主要讲述

    从古代到1769年间罗塞尼亚人及其国家小俄罗斯的历史。第一卷

    黑海边境

    ON

    THE PONTIC

    FRONTIER第1章

    世界的边缘

    第一位记录乌克兰的历史学家正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通常，只有地中海

    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才有资格得到这位“历史之父”的书写。乌克兰是一片由草原、山地和森林组成的地区，位于被古希腊人称为Pontos euxeinos (意为“好客之

    海”，罗马人用拉丁文写作Pontus euxinus )的黑海之北，正是当时地中海世界的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的重要性又与众不同。希罗多德的世界以古希腊各城邦为

    中心，向南延伸到埃及，向北延伸到克里米亚和黑海大草原 [1]。如果说埃及是

    上古文化和哲学的王国，值得研究和模仿的话，那么今日乌克兰所在的这片土地

    则是典型的边境地带，是希腊文明与其野蛮对立面的碰撞之地。这里是后来被称

    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圈的第一道边界，是西方借以定义自身和他者的起始界

    线。

    希罗多德在希腊语中被称为Herodotos。他来自位于今日土耳其境内的希腊城

    市哈利卡纳索斯 [2]。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生活、写作和朗诵他的《历

    史》的年代——他的出生地还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他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在雅

    典度过，曾经在意大利南部居住，也曾在地中海世界和中东世界穿梭往来，到访

    过的地方包括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他是希腊式民主的崇拜者，用希腊语的爱奥尼

    亚方言写作。然而就他身处的年代而言，他的关注已经包罗了当时已知的世界。

    他的《历史》被后人分为九卷，讨论了希波战争的起源问题。希波战争开始于公

    元前499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有很长一段与这段时

    期重合。战争于公元前449年结束后，他又花了30年时间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

    他将这一系列冲突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史诗般的斗争——希腊代表自由，而波

    斯代表奴役。虽然他的写作不免掺入了他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立场，但他仍然希望

    从双方的角度来呈现这段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在于“将希腊人和野蛮

    人双方的伟大成就都记录下来，以保存过去的记忆”。

    正是由于对“野蛮人”一方的兴趣，希罗多德把目光投向了黑海大草原。公元

    前512年，即希波战争开始前13年，波斯帝国最强大的统治者大流士大帝 [3]

    为了报复曾经捉弄过他的斯基泰人 [4]

    ，入侵了这片地区。斯基泰王统治着黑海以北

    的广大地区。这些游牧民族首领的军队十分机动灵活，曾经让大流士从多瑙河追

    击到顿河，却找不到任何交战的机会。这对这位十多年后将成为希腊世界最大威

    胁的君主而言，无疑是可耻的失败。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不遗余力讲述了他

    所知道和听说过的关于斯基泰人的土地、风俗和社会等的一切。他虽然周游列

    国，却从未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因此似乎不得不依赖别人讲述的故事。然而他对

    斯基泰人统治下的土地和人民的描述备极详尽，让他不仅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

    的历史学家，也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公元前45000年左右，捕猎猛犸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成为黑海以北地

    区最早的人类定居者。对他们的住所遗迹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

    考古证据表明，大约3 000年以后，迁入黑海大草原的人类驯化了马。在公元前

    5000年左右，库库特尼-特里波里文化 [5]

    的先民们在多瑙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林

    草混交带定居，饲养家畜，耕种农田，修建了大规模的定居点，用黏土制造塑

    像，并烧制彩陶。

    大多数希腊人对黑海以北地区一无所知，直到希罗多德开始在雅典的公共节

    日上朗诵他的作品段落。在这之前，他们把那片土地想象成蛮族的领地和诸神的

    游戏场。一些人相信，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的主角阿喀琉斯

    (Achilles)就长眠在多瑙河或第聂伯河河口的某个岛屿上；而亚马逊人 [6]

    ——

    希腊神话中那些为了让张弓更稳而切掉了右乳的女战士——也生活在那片地区，就在顿河附近。他们还相信那里的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即希腊人称之为陶里卡

    (Taurica)的半岛]上生活着凶残的陶里安人(Taurians)；如果有不幸的旅人为

    躲避黑海的风浪来到群山林立的克里米亚海岸，便会遭到陶里安女王伊菲革涅亚

    [7]

    的毒手，被她献祭给女神阿耳忒弥斯 [8]

    ，因为伊菲革涅亚的父亲阿伽门农

    (Agamemnon)要将她献祭，是阿耳忒弥斯将她从祭台上救走的。很少有人愿意

    涉足如“好客之海”周边那样危险的地区。黑海虽名为“好客之海”，航行起来却十

    分艰难，以常常毫无预兆地出现巨大的风暴而闻名。

    希腊人从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口中首次听说黑海以北的土地和人民。

    辛梅里安人是一个由战士组成的部族，在公元前8世纪被斯基泰人从黑海大草原

    驱逐，来到安纳托利亚 [9]。游牧的辛梅里安人首先迁移到高加索地区，随后又

    转移到小亚细亚，在这里遭遇了地中海诸文化，接触到他们悠久的定居生活和文化成就。辛梅里安人在地中海地区被视为典型的蛮族，其声名在《圣经》中也有

    记录。先知耶利米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施怜悯。他们的

    声音，像海浪砰訇。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 [10]

    辛梅

    里安人的野蛮战士形象甚至进入了现代流行文化。在1982年的热门电影《野蛮人

    柯南》(Conan the Barbarian )中，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曾扮演辛梅里安国王柯

    南。这是作家罗伯特·E.霍华德 [11]

    于1923年虚构的一个人物。

    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辛梅里安人被迫离开故土之后，克里米亚和黑海

    北岸海滨地区就进入了希腊人的视野。希腊殖民地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建立这

    些殖民地的定居者大部分来自米利都 [12]

    ，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之一。米利都

    人建于黑海南岸的锡诺普(Sinope)以其自身的地位，成了其他一些殖民地的母

    体。建于黑海北岸的殖民地则有潘提卡彭(Panticapaeum)，距离今天的刻赤

    [13]

    不远，有位于今天的费奥多西亚 [14]

    的忒奥多西亚(Theodosiia)，还有位

    于现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 [15]

    附近的克森尼索斯 [16]。这三个殖民地都位于克

    里米亚。然而最有名的米利都殖民地莫过于位于南布赫(波赫)河 [17]

    河口的奥

    尔比亚(Olbia)。南布赫河在此地汇入比它更大的第聂伯河(Dnieper)的入海

    口，然后共同注入黑海。奥尔比亚拥有石砌的城墙，有一座卫城，还有一座德尔

    斐的阿波罗 [18]

    神庙。根据考古发现，奥尔比亚在其全盛时期占地超过120英亩

    (约48.6公顷)，约有1万居民。奥尔比亚人实行民主政治，并以契约方式处理与

    其母城米利都之间的关系。

    同其他希腊城市和恩波里亚(市集) [19]

    的繁荣一样，奥尔比亚的繁荣有赖

    于与黑海大草原当地居民的良好关系。从这座城市初建，直到其整个鼎盛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当地的居民恰好都是斯基泰人——一个起源于伊朗人

    [20]

    的部落混合体。奥尔比亚的希腊人不仅与他们的邻居一起生活，来往贸易，还相互通婚。大量拥有希腊和“蛮族”双重血统的混血人口随之出现。他们同时沿

    袭希腊的和当地的风俗。奥尔比亚的商人和海员们把谷物、干鱼和奴隶运往米利

    都和其他希腊地区，并带回酒、橄榄油和包括织物与金属制品在内的手工制品，在当地市场出售。从对斯基泰首领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当地也有用黄金

    制成的奢侈品。这些坟墓遍布乌克兰南部草原，如今大部分都风化成小丘，在乌

    克兰语中被称为“库尔巴尼”(kurbany)。在斯基泰金器文物中，有一件三层胸饰令人尤为惊叹。这件金器于1971年出

    土于乌克兰南部，如今藏于基辅乌克兰历史珍宝博物馆。这件胸饰的年代约在公

    元前4世纪，曾为某位斯基泰王所佩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斯基泰人社会和

    经济结构的视角。它的中央部分刻画了两个下跪的蓄须斯基泰男子，手中捧着一

    件羊皮外套。考虑到整件胸饰由黄金制成，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阿耳戈英雄

    (Argonauts) [21]

    夺取金羊毛的故事，而金羊毛乃权威和君主身份的象征。在

    中央场景的右边和左边是一些家畜的图案，有马、母牛、绵羊和山羊。金饰上还

    有斯基泰奴隶的形象，其中一人为一头母牛挤奶，另一人则为一头母羊挤奶。这

    件胸饰清楚地显示，斯基泰社会的主体由草原战士构成，男性在其中占统治地

    位，其经济则有赖于畜牧业。

    如果说这些人物和家畜的形象让我们得以一窥斯基泰世界的内部，胸饰上的

    野生动物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了希腊人对他们眼中的世界边缘的想象，而非黑海大

    草原上真实情况的反映。狮子和豹子追逐野猪和鹿，长着翅膀的狮鹫(希腊神话

    中最强大的怪兽，鹰首狮身)猎杀马匹，而后者是斯基泰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动

    物。这件胸饰不仅是希腊文化传播的最好证明，也是黑海大草原上希腊世界和斯

    基泰世界相互影响的最好证明。

    各种文化的交织让希罗多德得以搜集考古挖掘无法得到的有关斯基泰人的信

    息。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就是一例。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写道：“根据斯基

    泰人自己的讲述，他们是所有民族中最年轻的。”据称塔尔吉陶斯(Targitaus)有

    三个儿子，斯基泰人就是他的后裔。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进行了复

    述：“在他们 [22]

    统治这片土地的时候，天空中落下了四样器具：一把犁、一副

    轭、一把战斧，还有一只酒杯，全都是黄金制成。”两个哥哥伸手去拿这天降的宝

    物时，宝物就开始燃烧，只有最年轻的弟弟拿到了宝物，成为它们的主人。两个

    哥哥立刻尊弟弟为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一个斯基泰部落由此兴起。他们保有

    从天而降的神器，并统治着黑海大草原，被称为“斯基泰王族”。斯基泰人显然自

    视为黑海大草原上的原生种族，否则不会声称他们的始祖塔尔吉陶斯是主神宙斯

    和包律司忒涅斯河河神之女的血脉——包律司忒涅斯河即今天我们所知的第聂伯

    河，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河流。这个神话还表明，尽管斯基泰人的统治阶层是游

    牧者，但他们同时也自视为农耕种族，因为天降的神器中不仅有轭，还有犁，都

    是明显的农耕文化符号。

    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描述中，斯基泰人也分为牧人和农夫两个群体。在黑海北岸，这两个群体各自从事与环境相符的产业。如果我们在第聂伯河上向南航

    行，我们在右岸会看到希腊殖民地奥尔比亚。希罗多德关于这一地区的主要知识

    都从奥尔比亚的公民和旅人那里得来。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可知，奥尔比亚北面

    的邻居是卡里皮达伊(Callipedae)部落，他们可能是希腊人和当地斯基泰人通婚

    的后裔。再往北，在德涅斯特河 [23]

    两岸和斯基泰王族控制的草原北面，是阿拉

    佐尼安人(Alazonians)，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与斯基泰人有相似的风俗，却播种

    和食用谷物、洋葱、大蒜、扁豆和小米”。在阿拉佐尼安人以北，生活在第聂伯河

    右岸的人们被希罗多德称为耕田的斯基泰人(Scythian plowmen)，他们生产谷

    物用来出售。而居住在第聂伯河左岸的人们则被他称为农业斯基泰人(Scythian

    agriculturalists)，或包律司忒尼人(Borysthenites)。希罗多德认为，这些部落与

    居住在南方黑海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有很大的不同。

    希罗多德发现，第聂伯河两岸是全世界最丰饶的土地之一：

    就我看来，作为斯基泰诸河中的第二大河，包律司忒涅斯河不仅在此地

    诸河流中最有价值、最为富饶，在全世界也是如此，仅次于那独一无二的尼

    罗河。它带来了最丰美的草地以及无论数量和品质都远超其他河流的鱼群，还有最甘美的饮水——它的河水清澈晶亮，而此地其他河流的水却甚是污

    浊。包律司忒涅斯河两岸种植的作物别处无可比拟，而在这里还没有开垦的

    地方，则生长着全世界最好的青草。

    这的确是恰切的描述。第聂伯河盆地的黑土至今仍被视为全球最肥沃的土地

    之一，为乌克兰赢得了“欧洲面包篮”的称号。

    农耕族群定居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还不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尽头。此地往

    北仍有人类的踪迹。希腊殖民者或各行各业的斯基泰人即使对这些人有所了解，也所知甚少。这些人的居住地区才是最远的边境。在第聂伯河右岸，这些人被称

    为涅乌里人(Neuri)，在其左岸更往东和往北的地方，则被直接称为“食人族”。

    希罗多德对这些人没有太多了解，然而涅乌里人所居住的普里皮亚季 [24]

    沼泽位

    于今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恰与古斯拉夫人的一个可能起源地重合。

    在此地尚能发现乌克兰方言中最古老的一些变种。

    如果希罗多德和他的资料来源可信，那么斯基泰王国应该是一个多族群、多

    文化的集团，集团内部各族群在社会形态和劳动分工上的位置由地理和生态决定。希腊人和希腊化斯基泰人占据了海滨地区，成为地中海希腊世界与内陆地区

    的贸易和文化桥梁。主要的贸易商品——谷物、干鱼，还有奴隶——来自稀树草

    原或林草混交带。这些商品，尤其是谷物和奴隶，要抵达黑海港口，必须取道斯

    基泰王族所在的草原地区。斯基泰王族控制着贸易，将大部分收入收归己有，并

    将他们的部分黄金宝藏留在了这一地区的许多小丘里。希罗多德描述的海岸、草

    原和森林地带之间的区分将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乌克兰历史中的主要区分方法之

    一。

    《历史》所刻画的层次丰富的斯基泰世界在公元前3世纪终结。当罗马人在

    公元前1世纪夺取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并将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时，他们需

    要面对的草原之主已经不再是斯基泰人。

    新的一群游牧者——萨尔马提亚人 [25]

    ——来自东方。他们击败了控制着农

    耕地区与希腊殖民地之间商路的斯基泰牧人，并将他们赶走，取代了其位置。新

    来者同斯基泰人一样，也是伊朗人。希罗多德认为萨尔马提亚人居住在顿河以

    东，并记述了一个传说：萨尔马提亚人是逃脱希腊囚笼的斯基泰人和亚马逊女战

    士的后裔。类似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也由不同的部落组成，并统治着许多族

    群，比如洛克索拉人 [26]

    、阿兰人 [27]

    和雅济格人 [28]。萨尔马提亚人统治黑

    海大草原长达500年之久，直至公元4世纪。在其鼎盛时期，萨尔马提亚人控制着

    东至伏尔加河、西至多瑙河的全部地区，并渗入了中欧，直至维斯瓦河 [29]。

    较之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的强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

    要远远少于对斯基泰人的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希腊殖民地与乌克兰内陆之间的

    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交流)在斯基泰人统治时期繁盛一时，在萨尔马提亚

    人到来之后却几乎完全中断。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斯基泰人被萨尔玛提亚人驱赶

    到克里米亚，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国——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控

    制着克里米亚半岛、半岛以北紧邻的草原，以及各希腊殖民地。萨尔马提亚人拥

    有黑海大草原剩下的全部土地，却与希腊殖民地隔绝开来。斯基泰人则失去了对

    整个草原和内陆地区的掌握。大草原新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损害了当地的贸易，并逐渐威胁到各希腊殖民地的安全。(斯基泰人和其他游牧者一样，无论贸易状

    况好坏，都会向殖民者索取金钱或财物。)此外，另一个因素同样有力地削弱了

    当地贸易——地中海市场有了新的农产品供应者。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和罗

    马帝国的兴起，从埃及和中东通往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岸的商路得到了保护，谷物随之源源而来。

    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的势力延伸到了黑海北岸，为此时处于罗马监护下的

    希腊殖民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让从前的贸易得以复活。然而这次复兴在最

    乐观者的眼中也是一场苦战。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修斯·纳索) [30]

    在公元

    8年被奥古斯都大帝放逐到黑海岸边的托米斯(今属罗马尼亚) [31]

    ，10年后在

    那里去世。他为我们留下一份记录，形象地描述了公元初年左右一个希腊沿海殖

    民地日常面临的重重危险：

    数不清的部落环布四周，以残酷的战争相威胁，认为不靠掠夺的生存是一种耻辱。

    城外没有一寸地方安全：山丘的防护全靠

    薄弱的围墙，以及巧妙的选址……

    要塞给我们提供的保护极为有限：甚至连

    城内与希腊人混处的野蛮人也令人心生恐惧，因为这些野蛮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毫无分隔，还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房舍。

    这种与“野蛮”邻居之间的敌意和安全感的缺失所造成的状态，让本地一度繁

    荣的殖民地的情况变得越发糟糕。希腊演说家和哲学家狄奥·赫里索斯托姆 [32]

    自称曾在公元1世纪末期拜访过奥尔比亚(在他的年代，这座城市被外人称作包

    律司忒涅斯)，并留下了一份关于这个衰落中的殖民地的生动记录：

    包律司忒涅斯城的规模与其古代的声名并不相称。这是因为它曾多次遭

    遇战争，并多次陷落。长久以来这座城市都身处蛮族的围困之中，而且这些

    蛮族差不多还是最爱打仗的族群，因此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正其如此，此

    地希腊人的财富事实上已经萎缩到极低的水平，以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再结

    合成城市，而其他人也仅仅能勉强结成群落生存。加入他们群落中的大多数

    也都是蛮族。以上就是罗马人来到这里一百多年之后这些希腊殖民地的状况。这片地区再

    也没能恢复其在希罗多德时代的繁荣、贸易以及与内陆地区的联系。殖民者要么

    与当地部族处于战争状态，要么就是处于对战争的担忧之中，因此对他们的邻居

    也知之甚少。“远方是博斯普鲁斯 [33]

    、顿河，还有斯基泰泽地，”从流放地托米

    斯向东方和北方远望的奥维德写道，“只是几乎无人踏足的土地上的几个名字。比

    那里更远的，只有人类无法居住的严寒。啊，我与世界尽头已近在咫尺。”

    与奥维德同时代的斯特拉波 [34]

    著有受人称道的《地理志》，比那位鼎鼎大

    名的罗马流放者对黑海大草原有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得以知道萨尔马提亚人各部

    落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各地区的名称。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雅济格人和洛克索拉

    人是“住在大车上的人”，也就是游牧部落。不过，关于第聂伯河地区林草混交带

    的定居民族的状况，这位闻名的地理学家没有提供一点信息，更不用说更北方森

    林地带的情况。然而，与奥维德不同，斯特拉波并没有在这里的居民中生活，他

    的信息提供者也不如希罗多德的——他们对“北方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这种“关

    于接下来更北方一些的居民的状况”的普遍无知，斯特拉波表达了不满：“我既不

    了解巴斯塔尔人 [35]

    ，也不了解萨乌洛马特人 [36]

    ，简而言之，对居住在本都

    [37]

    以北的所有居民都毫无认识。我既不知道他们到大西洋的距离，也不知道他

    们的国土是否濒临着它。”

    斯特拉波的信息提供者来自这片地区的一个殖民地。如果说希罗多德曾多次

    提到第聂伯河的话，斯特拉波却似乎对顿河更加熟悉。他的信息源更可能来自位

    于顿河河口、属于博斯普鲁斯王国 [38]

    的希腊殖民地塔纳伊斯 [39]。博斯普鲁

    斯王国是随着罗马人到来而复兴的希腊殖民地联盟中的最强大者。对斯特拉波而

    言，顿河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欧罗巴最东部的边界。(“欧罗巴”这个词被爱琴

    海本土的希腊人用以描述希腊在外部世界的整个存在范围。)顿河以西是欧罗

    巴，从顿河以东开始则是亚细亚。

    因此，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开端，当罗马人来到黑海沿岸殖民地时，乌克

    兰大地再次变成那个将被称为西方文明的世界的边缘。希腊化世界的北部边界如

    今成为欧洲的东部界线。乌克兰在接下来近2 000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这个边缘地

    位，直到18世纪俄罗斯帝国兴起——俄国将重新绘制欧洲地图，把它的东部边界

    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

    在罗马人统治的年代，黑海大草原被分成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这件事并没有太多意义。斯特拉波曾提到散布在顿河左岸和右岸的萨尔马提亚人，而他的后继

    者之一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更提到过两个萨尔马提亚，一个位于欧洲，另一个位

    于亚洲。在接下来的15个世纪里，这种划分将在欧洲地理学家的著作中频繁出

    现。比这种想象性的欧洲东部边界更重要的，是黑海北岸地中海殖民地与黑海大

    草原游牧部落之间那个真正文明化的边界。与那些用高墙坚垒包围起来的希腊殖

    民地不同，这个边界从来不用石块将自己限定于一地，而是为殖民者和当地居民

    创造了一片宽广的交流地带。语言、宗教和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产生新的文化

    和社会现实。

    那条位于草原游牧部落与林草混交带定居者之间的边界至关重要。希罗多德

    对之有所了解，斯特拉波却不曾留意。我们很难断言它是完全消失了，还是仅仅

    不为地中海的作者们所知。地理和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然而人口构成很可能

    已与从前不同。我们将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期希腊学者的作品中再次见到关于

    这一边界地带的描述。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它并非一成不变(更d书f享

    搜索雅 书.YabooK)。

    [1] Pontic steppes，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干草原，属于欧亚大草原的西部，也称钦察草原。Pontic一词来

    自希腊语Π?ντο?(拉丁字母转写为pontos)，意为海。

    [2] Halicarnassus，古希腊城市，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的博德鲁姆。

    [3] Darius the Great，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大流士一世(？—前485)。

    [4] Scythians，希腊古典时期活动于欧洲东北部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古波斯人称之为塞克人。

    [5] Cucuteni-Trypilian culture，公元前6000至前3500年左右活动在东欧地区的新石器—铜石时期古文化。

    [6] Amazons，亦译作阿玛宗人，意为“无乳”。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全部由尚武善战的女战士构成的民族。

    [7] Iphigenia，希腊神话人物，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女。在神话中，她在被阿伽门农献祭时，被女

    神阿耳忒弥斯转送到陶里斯，成为当地的神庙祭司。

    [8] Artemis，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与狩猎女神。

    [9] Anatolia，即小亚细亚半岛。

    [10] 《耶利米书》6：23，译文据和合本。

    [11] Robert Ervin Howard(1906—1936)，美国恐怖小说、冒险小说和奇幻小说作家。

    [12] Miletus，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的古希腊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并建立了许多

    殖民地。米利都拥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世称“米利都学派”。

    [13] Kerch，克里米亚城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侧，是刻赤海峡中最重要的港口。

    [14] Feodosiia，克里米亚东部城市，旧称卡法(Caffa)。

    [15] Sevastopol，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海港。[16] Chersonesus，位于克里米亚西南部，最早是希腊殖民地，公元前2世纪晚期属于希腊殖民地联盟博斯普

    鲁斯王国，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属于拜占庭帝国。

    [17] Southern Buh(或Boh)，乌克兰河流，一般按俄语发音译作南布格河，发源于乌克兰西部波多里亚高

    地，注入黑海，全长806千米。

    [18] Apollo Delphinios，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既是太阳神，也是德尔斐(Delphi)的守护神，故被称为德

    尔斐的阿波罗。

    [19] Emporia，希腊语emporion和拉丁语emporium的复数形式，意为“市集”。

    [20] Iranians，指印欧语系中说伊朗语支语言的种族。他们曾遍布亚欧大陆各地，非指今天的伊朗人。后

    同。

    [21] 阿尔戈英雄，指希腊神话中追随伊阿宋，乘坐快船“阿耳戈号”前往科尔喀斯(今格鲁吉亚境内)寻找

    金羊毛的英雄们。

    [22] 这里的“他们”指塔尔吉陶斯的儿子们，即里波克塞斯(Lipoxais)、阿尔波克塞斯(Arpoxais)和克拉

    克塞斯(Colaxais)。

    [23] Dniester，欧洲东部的一条河流，起源于喀尔巴阡山脉，注入黑海，全长1 362千米。

    [24] Prypiat，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位于乌克兰北部近白俄罗斯边界，因处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疏

    散区而被废弃。

    [25] Sarmatians，起源于中亚的一个伊朗人部落联盟，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间达到鼎盛。

    [26] Roxolani，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公元前2世纪左右居住在黑海东岸草原地区。

    [27] Alani，即Alans，伊朗人游牧部族之一(Alan为“雅利安”的一种伊朗方言发音)。公元1世纪波斯和罗

    马的资料记载了阿兰人在黑海大草原上的活动。

    [28] Iazyges，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公元前200年左右从中亚地区迁入黑海大草原。

    [29] Vistula，欧洲中部河流，位于今波兰境内，在格但斯克湾注入波罗的海，全长1 047千米。

    [30] Ovid(公元前43—约公元18)，本名普布利乌斯·奥维修斯·纳索(Publius Ovidius Naso)，古罗马著名

    诗人，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等。

    [31] Tomis，即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Constan?a)。

    [32] Dio Chrysostom(约公元40—约115)，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演说家、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33] Bosphorus，此处指黑海东北部的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horus)，即连接黑海与亚速海

    的刻赤海峡两岸，而非今天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一词来自古希腊语中的

    Β?σπορο?(Bosporos)一词，意为“运牛的通道”。

    [34] Strabo(公元前64 63—公元23)，古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著有《地理志》17卷。

    [35] Bastarnae，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左右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第聂伯河之间的一个部族。

    [36] Sauromatae，即萨尔马提亚人。

    [37] Pontus，本都王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的一个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希腊化国家，势力曾遍及

    黑海沿岸。

    [38] Bosporan Kingdom，又称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王国，位于刻赤海峡两岸，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

    世纪，在公元前16年成为罗马的附庸国。

    [39] Tanais，位于顿河三角洲的一座古希腊城市，建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在公元5世纪被遗弃。第2章

    斯拉夫人的到来

    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古希腊人与乌克兰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很大

    程度上由贸易和文化交流决定，然而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除了贸易与战争双管齐

    下之外别无选择。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在旧史学中被称为“蛮族入侵”、在现代被

    称为“迁徙时期”的时代到来，罗马人与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更近乎战争

    状态。在这个时代里，来自亚欧大陆和东欧地区的人口和部族大规模流向欧洲中

    部和西部，最终在5世纪下半叶让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压力下崩溃。虽然受到削

    弱，但史称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仍在草原游牧部落和随之而来的北方农耕民族的

    攻击下得以幸存，直到15世纪中叶。

    乌克兰在戏剧性的迁徙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场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

    的入侵的一些关键参与者曾在这里生活或从这里经过，其中有哥特人和匈人 [1]

    ，后者由他们的君主“匈王”阿提拉率领。迁徙浪潮终结了包括斯基泰人和萨尔马

    提亚人在内的伊朗游牧部族长久以来对黑海大草原的控制。哥特人拥有日耳曼血

    统，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匈人发源于蒙古大草原。随着匈人一起来到这片地区的，还有许多中亚部落。到了6世纪中叶，匈人已经被一些说突厥方言的部落取代，消失无踪。

    以上提到的迁徙浪潮的参与者都到过乌克兰，一度停留下来统治这里的草

    原，最终也都离开了。然而另一个被迁徙浪潮的涌动推到前台的族群却拒绝离

    开。这是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被定义为斯拉夫人的部落集团，各自拥有不同的政

    治组织方式。斯拉夫语言的印欧语系根源说明他们在公元前7000年到前3000年之

    间从东方进入欧洲，并在东欧定居下来，远远早于希罗多德第一次对这个地区及

    其居民做出描述的时间。他们把黑海大草原以北的森林地带视为自己的家园，在

    其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地中海学者们所知。

    斯拉夫人第一次引起广泛注意是在6世纪初。他们出现在已被哥特人和匈人

    削弱的拜占庭帝国的边界上，随后迁入巴尔干地区。拥有哥特血统的6世纪拜占庭学者约达尼斯 [2]

    将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主要群体。“尽管他们因部落

    和地域的不同而拥有各种各样的名字，”约达尼斯写道，“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被称

    为斯科拉文人 [3]

    和安特人 [4]。”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的区域定位在多瑙河与

    德涅斯特河之间，而将安特人的区域定位于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在本

    都海 [5]

    的蜿蜒海岸上。”语言学资料显示斯拉夫人的故土位于第聂伯河与维斯瓦

    河之间的森林地带和林草混交带，主要是今天乌克兰的沃里尼亚与普里皮亚季沼

    泽地区。到了约达尼斯写作的年代，斯拉夫人必然已经从他们藏身的森林地带来

    到了草原上，并给查士丁尼大帝 [6]

    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查士丁尼大帝在527年至565年间统治着拜占庭帝国。他雄心勃勃，曾尝试恢

    复包括东西两部分在内的整个罗马帝国。在多瑙河地区的边境上，当地部落无休

    无止地攻击着拜占庭人。查士丁尼大帝决定在这里采取攻势。6世纪拜占庭学者

    普洛科皮乌斯 [7]

    为查士丁尼大帝的战争留下了详尽的记载。他曾提到皇帝的近

    臣、军事统帅奇里布迪乌斯 [8]

    在6世纪30年代早期被派往多瑙河以北作战。奇里

    布迪乌斯在对安特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让查士丁尼大帝得以将“安提库

    斯”(意为安特人征服者)加入自己的帝号。然而胜利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三年

    后，奇里布迪乌斯战死，查士丁尼大帝放弃了越过多瑙河的尝试，重拾多瑙河沿

    岸边界的防御政策。

    查士丁尼大帝恢复了罗马帝国古老的“分而治之”策略。到了6世纪30年代末

    期，安特人已经在对斯科拉文人作战，其中不无拜占庭人的鼓励和诱导，而拜占

    庭的将军们也同时从这两个族群中为帝国军队招募兵员。即便如此，来自斯拉夫

    人的袭扰仍没有停止。在与斯科拉文人作战的同时，安特人还是设法入侵了拜占

    庭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行省 [9]。他们在这里展开掠夺，掳走大量奴

    隶，将他们带回多瑙河左岸。在展示了他们的破坏能力之后，安特人才向帝国输

    诚。查士丁尼大帝将安特人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把多瑙河以北被废弃的希腊城

    市图里斯(Turris)划拨给他们作为都城。

    与拜占庭帝国的众多其他敌人一样，安特人为了从帝国国库得到定期的报

    酬，也成了帝国的守护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安特人声称他们俘虏了皇帝最

    优秀的将军奇里布迪乌斯，并打算将他奉为自己的领袖。由于奇里布迪乌斯曾被

    查士丁尼大帝授予“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 )——该地区所有帝国军队的

    指挥官——的称号，安特人的这一举动就会让他们成为帝国的合法公民，而不仅仅是帝国的看门人。这条诡计没有奏效。真正的奇里布迪乌斯当然早就死了。冒

    充者被抓了起来，送到查士丁尼大帝面前。安特人也只好接受“同盟部族” [10]

    的

    地位，成为这个大帝国的盟友而不是公民。

    拜占庭帝国的这些新盟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外貌？以何种方式

    战斗？拥有何种信仰？普洛科皮乌斯曾不止一次提到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拥有共

    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那些有关斯拉夫人生活方式的详尽

    描述适用于这两个群体。根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说法，斯拉夫人是一个半游牧族

    群，住在“简陋而彼此相隔很远的棚屋里”。他们经常改变居住地。斯拉夫战士都

    是“个头很高、身体粗壮的男子”。关于他们的长相，普洛科皮乌斯有如下描

    述：“从皮肤和毛发看，他们算不上金发的白人，却也不完全是黝黑的类型，而是

    每个人的皮肤都略微呈现红色。”斯拉夫人“生活艰苦，从不在意身体的舒适……

    身上总是覆满污垢。从各个方面来讲，他们都不卑鄙，也不作恶，然而他们仍保

    留着匈人的所有质朴特征”。

    尽管满身都是污垢，斯拉夫人却以其民主制为历史所知。“因为这些民

    族，”普洛科皮乌斯写道，“这些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不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

    他们长久以来就生活在民主之中，其结果是有关他们利益的任何事情，不论是好

    是坏，都由民众来决定。”他们在战场上喜欢赤裸上半身，却与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 )中那些中世纪苏格兰人不同

    ——斯拉夫人对暴露私处的态度更为得体。“当他们身处战场时，”普洛科皮乌斯

    说，“大多数人会徒步向敌人发起攻击。他们手持小盾牌和投枪，却从来不穿胸

    甲。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汗衫和斗篷也不穿，只是将裤子提到私处的

    高度，就投入与敌人的战斗之中。”

    其他关于斯拉夫人战斗方式的信息见诸拜占庭的《战略》(Strategikon )一

    书。这本书著于公元600年左右，常被认为是拜占庭皇帝莫里西乌斯 [11]

    的作

    品。作者对渡过多瑙河来到巴尔干地区定居的斯拉夫人做出了一些细节描述。他

    发现这些斯拉夫人对旅人甚为友善，但过于自由散漫，不愿遵守条约，也不愿服

    从多数的意见。在他们位于多瑙河以北的故乡，斯拉夫人将居处或建在森林中的

    河岸上，或建在沼泽地带，以免让入侵者轻易找到。他们最喜欢伏击战术，尽量

    避免在开阔地带作战，对常规军事队列也毫无兴趣。他们以短矛、木弓和短箭作

    为武器，在部分箭头上涂抹毒药。他们强迫俘虏做他们的奴隶，但会把奴役期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关于斯拉夫人的宗教，普洛科皮乌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斯拉夫人完全

    不是一神论者。“他们相信一位神祇——闪电的制造者——独为万物之主，并向他

    献上家畜和其他各种牺牲。”普洛科皮乌斯写道。然而，尽管只崇拜一个主神，斯

    拉夫人却完全没有放弃古老的自然崇拜习俗，并且同样祭祀其他神明。正如普洛

    科皮乌斯所述：“他们崇拜……河流、水妖以及其他各种精灵，向它们个个都献上

    祭品，并将他们的卜筮与这些献祭联系起来。”让这位拜占庭作者震惊的并非斯拉

    夫人向诸神献祭的习俗，毕竟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传统，而是他们

    对改宗基督教的排斥，这一点不同于帝国其他那些早已改宗的臣属。“他们对它

    [12]

    既不了解，也决不肯承认它对人拥有任何力量。”普洛科皮乌斯对此表示了

    惊愕，如果不是失望的话，“但当他们面临死亡——比如生病或开始作战时，他们

    会发誓说，如果自己能够生还，就立刻向神明献上祭品，以抵偿自己的生命。而

    当他们真的生还时，他们也会信守诺言，献上他们承诺的祭品，并相信这些祭品

    已经换回了他们的安全。”

    普洛科皮乌斯和其他拜占庭作者对斯拉夫人的描述在乌克兰的考古资料中得

    到了一些印证。人们通常把安特人与考古学上的彭基乌卡 [13]

    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个文化遗址以乌克兰的一个城镇的名字命名。彭基乌卡文化的创造者在6世

    纪、7世纪和8世纪早期生活在乌克兰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并在第聂伯河两岸定居。这片地区包括了约达尼斯所认定的安特人区域。与普洛

    科皮乌斯所描述的安特人和斯科拉文人一样，彭基乌卡部落成员也栖居在泥地上

    挖出的简陋住所里。他们同样会经常改变居住地。定居点时而有人居住，时而被

    遗弃，时而又被重新启用，这表明这些居民过着一种流动的农耕生活。考古发现

    还揭示了一个普洛科皮乌斯没有告诉我们的事实：彭基乌卡部落拥有设防的城

    镇，并把它们当作地方统治者的根据地、行政中心和军事力量中心。

    到了7世纪初，随着阿瓦尔人 [14]

    的入侵，斯拉夫人在这片地区唱独角戏的

    时代结束了。阿瓦尔人来自北方的里海草原，是一个说突厥语的部落集团。他们

    摧毁了安特人的社会结构。

    阿瓦尔人在这片地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其中一部分流传到11世纪和12世

    纪，被当时正在写作一部历史书的基辅基督教修士记录下来。这部记录后来被称为《古编年史》或《古史纪年》 [15]

    ，其第一部分掺杂了本地传说和来自拜占庭

    的资料。根据《古编年史》，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发动战争，并侵袭杜勒比人

    [16]

    ，后者也是斯拉夫人”。这里提到的杜勒比人是一个居住在布赫河沿岸的斯

    拉夫部落。“他们甚至对杜勒比女子施以暴行，”编年史的作者记述道，“一个阿瓦

    尔人要旅行时，他的车上不套马也不套牛，而是下令给三个、四个或五个女人戴

    上轭具，强迫她们拉他的车。”这种行径受到了天谴。“阿瓦尔人体格魁梧，性格

    傲慢，上帝最终消灭了他们，”作者继续讲述，“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阿瓦尔人

    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有一句罗斯谚语：‘他们像阿瓦尔人一样死了个精光。’”

    首先从阿瓦尔人手中接过黑海大草原统治地位的是保加尔人 [17]

    ，之后是哈

    扎尔人 [18]。哈扎尔人终结了迁徙时期，于7世纪末在这里建立起相对的和平。

    先前阿瓦尔人在乌克兰草原上的臣民对哈扎尔人的记忆要好得多。“随后，当他们

    居住在山林中时，哈扎尔人来到他们中间，”一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要求

    他们纳贡。”根据这位作者的记述，这些当地人之前臣服于被称为德列夫里安人

    (林中人) [19]

    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的贡品是剑，这是一个有反抗意味的举动，也是将来复仇的誓言。不过，除了讲述这个故事，为同意向哈扎尔人纳贡的基辅

    人辩护之外，这些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入侵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恨意。

    哈扎尔人对林草混交带的控制力相当有限。第聂伯河多多少少把他们的统治

    区域限制在森林地带。哈扎尔人中拥有突厥血统的精英集团对和平和贸易更感兴

    趣，对外界的影响持开放态度。他们曾欢迎一个基督教传教团的到来，甚至接受

    了犹太教，这导致了哈扎尔人起源于东欧犹太人的传说的兴起。哈扎尔人创建的

    政治体的核心地带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地区，以伏尔加河河畔的伊的尔 [20]

    和

    顿河河畔的萨克尔 [21]

    为主要中心。哈扎尔精英集团通过控制商路集聚他们的财

    富。这些路线中，通往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地区的伏尔加河通道的地位远远高于其

    余，最初甚至令通往拜占庭帝国的第聂伯河通道相形失色。

    哈扎尔人在7世纪20年代与拜占庭帝国缔结了和约。此时拜占庭已经在黑海

    北岸地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4世纪时落入哥特人之手的奥尔比亚已经湮灭

    无踪，但拜占庭的指挥官们在克里米亚南端海岸地区占据了一片土地。山脉将这

    片土地同半岛上的草原地区隔离开来。拜占庭人在这里的克森尼索斯建立起其克

    里米亚属地的政治中心。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这一带的主要城镇都有军队驻

    守。哥特人从这里西迁之后，先是到了中欧，最后一直抵达伊比利亚半岛。然而有一小股哥特人在同胞离开后仍然留在这里。帝国军队将这些哥特人征召入伍以

    保卫帝国的领土，并派工程师帮助他们加固克里米亚山中高处的洞穴村镇。哈扎

    尔人成为拜占庭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盟友，希望能维持通往全世界最富有的

    市场君士坦丁堡的商路。

    在哈扎尔人控制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地区时，我们对这里的斯拉夫人的了解情

    况如何？比这之前要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好多少。我们主要的信息源，有时甚至

    是唯一的信息源，是比他们晚很多的基辅编年史作者的记载。考古发现告诉我

    们：后来成为哈扎尔人地区最西部前哨的基辅大约建立于6世纪前的某个时期。

    但向我们解释了基辅为何如此重要，为何被选中成为定居点的，是那部编年史。

    当地的一个传说将基辅的建立与附近的一条河流联系在一起。这里的居民们认

    为，这座城市由他们的统治者基建立，基辅的山丘得名自基的两个兄弟，而流经

    基辅注入第聂伯河的那条河流则得名自他的妹妹利比德。 [22]

    利比德河河畔有一

    座这四位基辅创建者的塑像，如今已成为乌克兰首都的主要地标之一。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提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12个斯拉夫部落。他们的定居

    点分布向北最远直至拉多加湖 [23]

    ，离今天的圣彼得堡不远；向东直至伏尔加河

    上游和奥卡河 [24]；向南则到德涅斯特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这些斯拉夫

    人是今天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语言学家根据从6世纪开始

    发展的方言差异，将他们定义为东斯拉夫人，与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区别开

    来。西斯拉夫人是今天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的祖先，而南斯拉夫人的后

    裔则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其他斯拉夫民

    族。

    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载的这12个部落中，有7个居住在今天乌克兰境内的第

    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布赫河、普里皮亚季河 [25]

    、杰斯纳河 [26]

    和索日河

    [27]

    沿岸。这些部落中只有一部分处于哈扎尔人的统治之下。虽然统治者和政治

    结构不同，他们在风俗和其他方面却与邻居们相同，或者是非常接近。这至少是

    基辅编年史作者传达给我们的印象。这位作者碰巧还是一名基督教修士。他将自

    己同胞之外的所有部落都视为野蛮人。“他们像野兽一样住在森林里，吃各种不洁

    净的东西。”这位蔑视自己异教祖先和当代同胞的编年史作者写道。

    考古学家的发现证明东斯拉夫人更有定居倾向。他们居住在用原木搭建的房

    屋里，每30到40座房屋组成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又聚成群落。斯拉夫人在每个群落的中心建起一座堡垒，当作遇袭时的军事指挥部。他们从事农耕，饲养家畜，还有自己的酋长。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实行军事民主，与普洛科皮乌斯描述的那些

    斯拉夫人一样。此外，他们和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一样将雷霆之神视为主神，并

    称他为佩伦 [28]。

    与普洛科皮乌斯笔下的斯拉夫人相比，这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所描述的斯拉

    夫人在个人卫生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假托那位据称将基督教传播到基辅的使徒圣

    安德鲁 [29]

    之口，这位作者讲了下面的故事：“我看见斯拉夫人的土地。当我来

    到他们中间，我留意到他们用木头搭建的浴室。他们会先将自己熏到极热，然后

    脱去衣衫。往身上涂抹一种酸性液体之后，他们会用嫩枝抽打身体。他们的抽打

    十分猛烈，简直要将自己活活抽死。”

    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住在基辅附近，很可能也在这里长大。他在嘲讽北方

    地区(今天的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居民常用的沐浴步骤时不吝讽刺。至

    于他的同胞中那些前基督教时代的古老风俗，他将之视为野蛮人的习惯，更是毫

    不留情。“德列夫里安人，”他在对基辅的前统治者的描述中说，“活得就像野兽和

    牲口一样。他们自相残杀，吃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些人没有婚姻的传统，到处

    掳掠少女。”根据这位作者的描述，其他斯拉夫人部落也有同样的罪过。“他们不

    结婚，”他写道，“只有各个村庄之间的节庆。他们在节日中聚在一起游戏、跳

    舞，还参加其他各种邪恶的娱乐。男人们在这样的场合随便抢夺女人当作自己的

    妻子。只要征得她们的同意，每个人都可以夺走任何女子。实际上，每个人甚至

    可以拥有两名或者三名妻子。”如果我们将这位编年史作者对斯拉夫人婚俗的描述

    (更准确地说是他关于斯拉夫人不结婚的看法)当作一种常态而非异常，那就是

    谬以千里了。基辅的这位编年史作者是后世的一名狂热教徒。毫不奇怪他会向一

    切违反基督教道德的行为开火，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悖婚姻体制的年轻人节庆行

    为上。来自科尔多瓦 [30]

    、拥有犹太血统的摩尔人 [31]

    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

    [32]

    曾在10世纪中期到访过西斯拉夫人的土地。他发现斯拉夫人有稳固的婚姻，而嫁妆还是他们积攒财富的主要方式之一。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年轻的斯拉夫

    男性和女性在婚前通常就有性经验。“他们的女子一旦结婚，就不会通奸。”伊本·

    雅各布写道，“但如果少女爱上了某个男子，就会委身于他，以满足自己的欲火。

    如果丈夫娶到妻子之后发现她还是处女，他会对她说：‘但凡你有一些长处，就会

    有男人想要你，而你也肯定能找到一个人向他献上贞操。’然后他会把她从自己身

    边赶走，送回娘家。”关于10世纪到11世纪之前定居在乌克兰的那些斯拉夫人的情况，我们所知极

    为有限。大体上，我们了解的情况要么来自这些人的拜占庭或哥特仇敌，要么来

    自上百年之后的狂热基督徒，如那位在斯拉夫人身上只看到异教迷信的基辅编年

    史作者。两方面的记载都将他们视为与基督教帝国或基督教教条仪轨为敌的蛮

    族。他们是如何从部分位于今天乌克兰西北地区的故土出发，以大体和平的方式

    对东欧进行殖民，深入南方的巴尔干地区，西渡维斯瓦河直到奥得河 [33]

    ，北至

    波罗的海，东至伏尔加河和奥卡河的？由于编年史作者的无视，这个过程基本不

    为我们所知。斯拉夫人是游牧部落入侵之后来到这里的农耕民族，因为除了用来

    放牧畜群的草原外，“创造历史”的游牧民族通常不知道如何利用土地。斯拉夫人

    的殖民浪潮过程缓慢，方式基本平和，也造成了绵延久远的影响。

    [1] Hun，在公元4世纪西迁进入欧洲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公元5世纪时达到极盛，在领袖阿提拉(Attila，406—453)的率领下多次入侵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迅速瓦解消失。

    [2] Jordanes，6世纪拜占庭帝国官员、史学家，曾著有《罗马史》和《哥特史》。

    [3] Sclaveni，中世纪早期入侵并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集团。

    [4] Antes，6世纪时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北岸地区的斯拉夫人集团。

    [5] The sea of Pontus，即黑海。

    [6] 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即查士丁尼一世，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

    [7] Procopius(约500—约565)，东罗马帝国重要的史学家，其著作包括《战争史》《建筑》和《秘史》

    等，是研究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历史的一手资料。

    [8] Chilibudius(？—533)，拜占庭帝国将军，其事迹见于普洛科皮乌斯的作品。

    [9] Thrace，东欧历史地理概念，今包括保加利亚南部、希腊北部和土耳其欧洲部分。

    [10] Foederati，Foederatus的复数形式，表示罗马帝国与蛮族根据条约保持的同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罗

    马在帝国内为蛮族提供居住地，蛮族则与罗马军队共同作战。这是一种雇佣关系，罗马方面提供酬劳，而蛮族

    依约不侵扰罗马领土。

    [11] Mauricius(539—602)，拜占庭帝国皇帝(582—602年在位)。

    [12] 见普洛科皮乌斯的《战争史》第七卷第十四章第23节，此处的“它”是指“命运”。

    [13] Penkivka，今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州城镇。

    [14] Avars，在6世纪左右迁徙到欧洲中部和东部的一个游牧部族。

    [15] Primary Chronicle，亦作Tale of Bygone Years，是中世纪基辅罗斯的一部描述东斯拉夫人早期历史的著

    作，根据拜占庭的编年史、西斯拉夫和东斯拉夫的文学作品、官方文件及口头文学等资料汇编而成。

    [16] Dulebians，早期东斯拉夫人部落联盟，可能存在于6世纪至10世纪之间。

    [17] Bulgars，起源于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游牧民族，拥有突厥特征，7世纪时期活跃在黑海—里海草原地

    带，成为半游牧民族，被认为是伏尔加鞑靼人、楚瓦什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祖先。[18] Khazars，一个半游牧化的突厥民族。他们建立了存在于7世纪至10世纪间的哈扎尔汗国。

    [19] Derevlianians，或作Drevlians，6世纪至12世纪间居住在今乌克兰波利西亚(Polesia)和右岸乌克兰地

    区(Right-Bank Ukraine，第聂伯河以西部分地区的历史称呼)一带的东斯拉夫人部落。

    [20] Itil，亦作阿的尔、阿得(Atil)，意为“大河”，8世纪中至10世纪末为哈扎尔汗国的都城。

    [21] Sarkel，9世纪30年代哈扎尔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修起的砖石要塞，位于顿河下游今俄罗斯罗斯托

    夫州境内。

    [22] 基(Kyi)、谢克(Shchek)、霍里夫(Khoryv)和利比德(Lybid)，传说中基辅的四位建城者。基

    辅市中心的谢卡维奇亚山丘和霍列维奇亚山丘即得名自基的兄弟谢克和霍里夫。

    [23] Lake Ladoga，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卡累利阿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的湖泊，面积约1.8万平方千米，是欧洲

    最大的湖泊。

    [24] Oka River，位于俄罗斯境内，是伏尔加河最大的支流，全长1 500千米。

    [25] Prypiat River，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长约710千米。

    [26] Desna River，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基辅以北注入第聂伯河，全长1 130千

    米。

    [27] Sozh River，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流经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长648千米。

    [28] Perun，斯拉夫神话中的最高神，除了是雷霆之神外，还是火焰、山岳、风、橡树、鸢尾花、雄鹰、车

    马、武器和战争之神。

    [29] St. Andrew，亦作圣安得烈，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位门徒，被普世教会称为首召者。据传他曾在小亚细亚

    沿黑海传道。

    [30] Cordoba，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一座城市。

    [31] Moor，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西里岛、马耳他、北非和西非等地区的穆斯

    林。

    [32] Ibrahim ibn Ya’qub，10世纪时期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名旅行家。根据史籍和他自己的作品，人们通

    常将他视为一名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15世纪前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

    他是有犹太血统的穆斯林。

    [33] The Oder，东欧河流，发源于捷克，流经波兰西部，成为波兰和德国的界河，注入波罗的海，全长854

    千米。第3章

    第聂伯河上的维京人

    在乌克兰，与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迁徙时期或“蛮族入侵”最后都让位

    给了维京时代。维京时代从8世纪末一直延续到11世纪下半叶。我们很容易想

    到，“蛮族入侵”的结束并非侵略行为本身的终结。新的入侵者来自今天的瑞典、挪威和丹麦，也就是维京人。他们在西欧被称为诺斯人(Norsemen)或诺曼人

    (Normans)，在东欧被称为瓦良格人(Varangians)。无论是整个还是部分的国

    家，都是他们劫掠、征服和统治的对象。维京人为已有的社会形态带来了改变，并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关于不列颠岛上的维京时代，我们知道一个确

    切的日期——793年6月8日。这一天，可能来自挪威的维京海盗们进攻并洗劫了

    英格兰海岸附近林迪斯法恩岛 [1]

    上的一个基督教修道院。他们将一些修士扔进

    海里溺毙，将另一些人掳为奴隶，然后带着修道院的财宝登上他们的长船，消失

    无踪。差不多在同一个十年里，维京人或诺曼人(后来的诺曼底省即得名于此)

    还出现在法国海岸附近。维京时代到来了。

    拜占庭宫廷与维京人的首次接触不晚于838年。这一年，代表罗斯(Rus’

    Rhos)国王的使节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向帝国表达和平与友好的愿望。他们来自

    北方，却因担心遭遇敌对的部落，不愿沿原路返回，于是皇帝让他们绕道日耳曼

    尼亚 [2]

    回国。在查理大帝之子、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 [3]

    的宫廷里，维京

    人则被称为瑞典人或诺斯人，并被怀疑是间谍。实际上，他们可能有各种身份，但唯独不是间谍。他们也有足够理由担心在回北欧的路上遭到攻击。攻击者可能

    是斯拉夫人部落，更可能是黑海大草原上的游牧者。

    拜占庭与维京人初遇时的甜美和平很快被对立取代。859年 [4]

    ，一支小规模

    维京舰队在地中海上昭示了它的存在。第二年，另一群维京人沿第聂伯河南下，横渡黑海，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攻击了君士坦丁堡。与林迪斯法恩受到的进

    攻一样，这一次维京人对强大的拜占庭帝国首都的进攻也有确切的日期——860

    年6月8日。君士坦丁堡和整个帝国都对此感到猝不及防。帝国皇帝米哈伊尔 [5]此时正身先士卒，在小亚细亚作战，而他的舰队也远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上，保护

    帝国不受阿拉伯人和前一年出现在这里的维京人的进攻。没有人想到维京人也能

    从北方到来。

    入侵者的装备不足以支持一场长期的围城战，也无法突破城墙，但他们对郊

    区发动攻击，洗劫教堂和庄园，淹死任何敢于抵抗的人，并恐吓平民。之后他们

    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在帝都附近的王子群岛 [6]

    上继续劫掠。

    牧首佛提乌 [7]

    ——此时城中最高的教会领袖和帝国长官——在布道和祈祷中祈

    求神的护佑。他在一次讲道中描述了居民们面对入侵者时的无助：“敌船从城外经

    过，船上的人亮出刀剑，似用屠刀恐吓这座城市。一切人性的希望从人们心中一

    点点流走。城市已孤立无援，只能向神呼救。”入侵者在8月4日离开。佛提乌将君

    士坦丁堡奇迹般的幸存归功于圣母的保佑。这个解释逐渐流传，成为后来天主之

    母神圣保护节或波克洛瓦节 [8]

    的起源。有趣的是，这个节日并没有在拜占庭发

    扬光大，倒是在维京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所途经的地区——乌克兰、俄罗斯和白

    俄罗斯——格外流行。

    佛提乌和他的同代人对860年夏天进攻拜占庭首都的维京人并非一无所知。

    这位牧首将入侵者称为“罗斯人”，与838年那个罗斯使团的成员一样。他甚至声称

    这些人是拜占庭的臣属，却把细节留给他之后一代又一代学者去探寻。这些人到

    底是谁？在过去两个半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寻求答案。多数当代

    学者认为“罗斯”(Rus’)一词有其斯堪的纳维亚根源。主要用希腊语写作的拜占

    庭学者们很可能是从斯拉夫人那里借用了这个词，而斯拉夫人则是从芬兰人那里

    学来的。芬兰人将瑞典人称为“Ruotsi”。在瑞典语中，Ruotsi的意思是“划船的

    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划着船，先是渡过波罗的海进入芬兰湾，然后取道

    拉多加湖、伊尔门湖 [9]

    和白湖城 [10]

    来到伏尔加河上游。这条河流当时是通往

    里海和阿拉伯国家的萨拉森(穆斯林) [11]

    通道的重要一段，日后将成为俄罗斯

    的象征。

    罗斯维京人是由来自挪威、瑞典或许还有芬兰的诺斯人组成的集团。他们最

    开始进入东欧时是作为贸易者而非征服者，因为这一带的森林中没有什么值得劫

    掠的东西，中东才是真正的财富之地。对于将他们与中东隔开的这片土地，他们

    需要的只是通行权。但就我们对维京人的了解而言，他们从不认为贸易和战争

    ——或者不如说贸易与暴力——不能相容。毕竟，当地部落并不欢迎他们的出现，他们也不得不一路保护自己。他们从事的贸易也有强迫的色彩，因为他们的

    贸易品不光是毛皮和蜂蜜这样的森林产品，还包括奴隶。为了得到这些东西，维

    京人必须建立起某种对当地部落的控制，从他们那里收取可以通过萨拉森通道进

    行交易的贡赋。他们在里海周边的市场上用这些产品交换阿拉伯的迪拉姆 [12]

    银

    币。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这种银币窖藏。它们成为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和里

    海的维京贸易通道上的一个个标记点。

    问题是，维京人并非这种贸易模式的第一个发明者，他们还面临着来自哈扎

    尔人的竞争。哈扎尔人控制着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贸易，同样从当地部落那里收取

    贡赋，此外他们还是拜占庭的盟友。部分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哈扎尔人在拜占庭

    帝国的帮助下修筑了萨克尔要塞，罗斯人才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报复性的攻击。

    萨克尔位于顿河左岸，让哈扎尔人得以完全掌握亚速海上的贸易。哈扎尔人在第

    聂伯河商路上还有一座位于基辅的前哨，但他们的统治没有延伸到第聂伯河西岸

    的森林地带，并且很快就失去了对基辅的控制。

    作为我们了解这段时期的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古编年史》讲述了882年多

    个维京人群体之间爆发的对基辅的争夺。被编年史作者称为“奥列赫”的赫尔吉

    [13]

    杀死了另两名首领阿斯科尔德 [14]

    和迪尔(Dir，今天在基辅仍能看到前者

    的墓地)，夺取了这座城市。据称赫尔吉代表着罗里克(《编年史》将之称为“留

    里克”)家族。 [15]

    这个家族当时已经统治着今天俄罗斯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大

    诺夫哥罗德) [16]。尽管人们能够也有理由对故事的许多细节提出疑问，比如其

    年表的不可靠(编年史作者根据后来拜占庭的资料对年表进行了大量修订)，但

    这个传说很可能反映了某个维京人群体在今天大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之间的东欧森

    林地区巩固其权力的真实过程。

    现存的大部分文献都将这片地区称为“瓦良格—希腊”商路沿线，但最近的研

    究表明，即使这样一条商路真的存在，其投入使用的年代也不会早于10世纪下半

    叶，而且它的某些路段比其余路段更繁忙。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它改称为“第聂伯

    河-黑海”通道。就算维京人不是这条较短的“第聂伯河-黑海”通道的最早使用者，至少也让它重新恢复了活力，这是因为他们在伏尔加河沿岸的萨拉森通道遇到了

    越来越多的麻烦。在此前一个世纪里，哈扎尔汗国的内乱已经让伏尔加河通道变

    得不再安全。大约在同一时期，阿拉伯人挺进地中海地区，影响到拜占庭帝国与

    欧洲南部的贸易。哈扎尔人试图帮助其拜占庭盟友(也为帮助自己)，充当了君

    士坦丁堡与中东地区贸易的中间人，使它改道黑海和亚速海。此时北方贸易路线对希腊人而言有了与从前不同的重要性，变得也许比希罗多德时代之后任何时期

    都有分量。在这个时代，向南方输送的主要产品不再是乌克兰林草混交带出产的

    谷物，而是得自更北方森林地带的奴隶、蜂蜜、蜡和毛皮。维京人从南方带回的

    商品中最珍贵的则是丝绸。罗斯维京人与拜占庭在911年和944年两次缔结条约，以确保其贸易特权。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 [17]

    在950年左右创作了《帝国行

    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此前不久，他们刚与维京人第二次缔约。

    他在书中解释说这些商品来自受维京人控制的斯拉夫部落。“每年11月初，”他写

    道，“他们的酋长们就会带上所有罗斯人一起离开基辅，开始poliuddia 。这个词

    的意思是‘巡回’，也就是到维尔维亚人 [18]

    、德拉戈维奇人 [19]

    、克里维奇人

    [20]

    、谢维里亚人 [21]

    和其他所有向罗斯人纳贡的斯拉夫人地区去。”一些部落

    会俯首纳贡，另一些却会抗争。德列夫里安人生活在第聂伯河右岸，曾经占领过

    基辅。他们每个人要向维京人进贡一张貂皮。但是随着进贡数额一年年提高，德

    列夫里安人最终进行了反抗。

    《古编年史》对德列夫里安人反抗及随后被镇压的过程进行了描述，让我们

    得以早早一窥10世纪维京王公统治下基辅世界的面貌。

    根据《古编年史》，德列夫里安叛军对赫尔吉的继承者英格瓦一世(基辅的

    编年史作者称他为伊赫尔) [22]

    发动了攻击并将他杀死。“德列夫里安人听说他

    即将……到来，就和他们的王公玛尔(Mal)商议说：‘如果一头狼来到羊群中，除非消灭它，否则它会把羊一只接一只地吃掉，直到把一整群羊都吃光。如果我

    们现在不动手把他除掉，就会被他毁灭。’”编年史作者这样解释反叛的起因。德

    列夫里安人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杀死了英格瓦，接下来做出了更加鲁莽的举

    动：反叛的首脑、德列夫里安王公玛尔向英格瓦一世的遗孀赫尔加 [23]

    求婚。考

    虑到赫尔加在斯拉夫尤其是乌克兰历史传统上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改用她名字的

    乌克兰语读法，即奥丽哈(Olha)——俄语读作奥丽加(Olga)。编年史作者对

    玛尔的提议做出了解释：他试图以此控制英格瓦年幼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 [24]

    ——斯堪的纳维亚语作斯文纳尔德(Sveinald)。

    这个故事向我们暗示：维京人统治集团与本地斯拉夫人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

    不仅是因为纳贡的问题，也因为维京人对贸易和整个地区的控制。很明显，玛尔希望取代英格瓦一世的统治者地位，而不仅仅是成为奥丽哈的丈夫。然而，奥丽

    哈用计骗过玛尔，邀请他和他的部下到她位于基辅的城堡来，把他们活活烧死。

    一种说法是她将德列夫里安人烧死在他们来时乘坐的船上。随后她又从德列夫里

    安人精英中邀请来第二群提亲者，同样把他们杀死。这一次是在浴室里——奥丽

    哈告诉客人：他们必须沐浴之后才能觐见她。显然，德列夫里安人对斯堪的纳维

    亚人的蒸汽浴室一无所知。浴室的温度急剧升高，把客人们全部烫死。

    船和浴室是诺斯文化里的重要元素，这向我们透露了这个传说的斯堪的纳维

    亚根源。罗斯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葬礼中都有将死者在船上火葬的内容。然而

    故事同样向我们暗示了维京人在基辅统治力的脆弱。在烧死玛尔之前，奥丽哈似

    乎已经确保基辅人站在她一边。在她的建议下，毫不起疑的玛尔和他的部众拒绝

    骑马或步行前往奥丽哈的城堡，而是要求当地人用船将他们载去。这令基辅人感

    到不安。根据编年史中的说法，基辅人发出哀叹：“沦为奴隶将是我们的命

    运。”在奥丽哈走上战场面对德列夫里安人的军队之前，她一共用计谋消灭了三批

    德列夫里安领袖。即便如此，她仍不能击败剩下的部落军队，也无法夺取他们的

    要塞。于是她再一次运用诡计，将敌人的要塞付之一炬。如果维京人在基辅占据

    压倒性多数的话，她这么做就毫无必要。

    大公夫人奥丽哈之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是第一位我们对其外貌有所了解的基辅

    统治者。(基辅的编年史作者称奥丽哈不仅足智多谋，也非常美丽，但没有关于

    她的具体描述留存下来。)这位基辅王公在10世纪60年代初从他母亲手中接过权

    柄。拜占庭的编年史作者执事列奥 [25]

    曾亲眼见过他，并做出了描述。根据列奥

    的记述，斯维亚托斯拉夫身材中等，肩膀宽阔，不留颌须，却有浓密的唇髭。他

    的头顶也剃过，只留下一绺头发表明他高贵的身世。这位王公的眼睛是蓝色的，鼻子短而宽。他身着朴素的白衣，浑身上下只有那枚嵌着一颗红宝石和两粒珍珠

    的金耳环透露出他的尊贵地位。这次会见发生在971年7月，当时列奥正陪同皇帝

    约翰·齐米斯基斯 [26]

    在保加利亚参加一次战役。

    斯维亚托斯拉夫与拜占庭皇帝的会面并非其军事生涯的巅峰，反倒是一次低

    谷。他的军事生涯始于他母亲奥丽哈对德列夫里安人发动的战争。当奥丽哈终于

    在战场上与叛乱部落正面对决时，斯维亚托斯拉夫有幸成为战斗的发起者。“双方

    军队都已准备好战斗，”编年史作者写道，“斯维亚托斯拉夫向德列夫里安人投出

    他的矛，但这支矛连马头都没有飞过，落在了他自己的腿上，因为王子此时还是

    个小孩子。然后奥丽哈军队的维京统帅斯文纳尔德 [27]

    和阿斯蒙德(Asmund)说：‘王子已经发起了战斗!诸位大人，跟随王子，向前冲锋!’”斯维亚托斯拉夫

    最终成长为一名战士。他在其军事生涯中与部下同甘共苦，在战场上把马鞍当作

    枕头。执事列奥曾目睹他和部下一起划船，要不是他的衣衫更干净，几乎难以将

    他从部下中辨认出来。

    斯维亚托斯拉夫在10世纪60年代初亲政，在972年战死。在其短暂的统治期

    间，他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胜利。一些学者认为，10世纪下半叶的罗斯维京

    人从贸易转向战争，是为了挽回他们的损失：被开采多年之后，中亚地区的银矿

    枯竭了，不再产出白银，由中亚银币驱动的东欧贸易随之走向终点。在其生涯最

    早的战役中，斯维亚托斯拉夫夺取了最后一批附属于哈扎尔人的东斯拉夫部落的

    控制权。这些部落被称为维亚季奇人(Viatichians)，生活在奥卡河流域。他们

    居住的区域包括今天莫斯科的周边地区。达到这个目的后，斯维亚托斯拉夫转而

    向哈扎尔人发起进攻。经过一系列战役，他夺取了哈扎尔人在顿河地区的要塞萨

    克尔，将其变成罗斯人的前哨。随后他又洗劫了哈扎尔汗国位于伏尔加河河岸的

    都城伊的尔，并击败了哈扎尔人的封臣伏尔加保加利亚人 [28]。哈扎尔汗国灰飞

    烟灭，哈扎尔人与维京人对斯拉夫部落控制权的争夺也基本结束。现在这些部落

    都承认基辅的统治地位。

    然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很少待在他的都城里。他其实有迁都到多瑙河地区的想

    法，并且在10世纪60年代晚期对拜占庭作战时就萌生了这个念头。编年史作者认

    为斯维亚托斯拉夫希望迁都到多瑙河，是因为他的土地上出产的大部分商品都通

    过多瑙河运输。他并非只是对土地贪得无厌，更可能是希望将这个时期最主要的

    贸易线路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之前的两位基辅大公——赫尔吉(奥列赫)和英格

    瓦一世——已经在富有的拜占庭市场为罗斯商人们取得了有利的贸易待遇。传说

    赫尔吉甚至成功地将他的盾牌钉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上。他没有夺取这座城市，但据称让拜占庭皇帝做出了宝贵的贸易让步(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 。

    拜占庭人向斯维亚托斯拉夫支付酬金，让他进攻拜占庭的敌人巴尔干保加利

    亚人 [29]

    ，斯维亚托斯拉夫因此涉足巴尔干地区。他消灭了保加利亚军队，占领

    了他们的大片国土。拜占庭人以为他会将获得的土地转交给他们，但是斯维亚托

    斯拉夫拒绝这么做。于是拜占庭人收买了黑海大草原上新出现的游牧部落佩切涅

    格人 [30]

    ，让他们进攻基辅。斯维亚托斯拉夫不得不回师对付佩切涅格人，然而

    969年他又回到了保加利亚。第二年，他围困了距君士坦丁堡不到150英里(约

    241千米)的拜占庭城市阿德里安堡 [31]

    ，也就是今天的埃迪尔内。帝国宫廷一片恐慌，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派出他最优秀的将军之一前去解围，然后自己很快

    率军前往保加利亚，包围了斯维亚托斯拉夫留在那里的军队。斯维亚托斯拉夫只

    得撤退。

    执事列奥见证了斯维亚托斯拉夫与约翰·齐米斯基斯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会见。斯维亚托斯拉夫承诺不再对帝国作战，离开保加利亚，并放弃他对克里米

    亚南部土地的任何要求。作为回报，皇帝保证斯维亚托斯拉夫和他的人马平安回

    国。这是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他死在回基辅的路上，就在他

    和部下在第聂伯河险滩附近弃船登岸时。这段险滩长40英里(约64千米)，河床

    上满布悬崖，曾被视为航行的畏途。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修起一座大坝，险滩

    才被淹没在水下。旅行者们别无选择，只能登岸绕过其中最湍急的一些河段。“如

    果罗斯人乘船来到拦河的峭壁前，他们只能将船从水里拉上来扛在肩上，从陆路

    绕行才能通过。此时佩切涅格人发动袭击的话，罗斯人一身不能二用，就会被轻

    松击溃，剁成碎片。” [32]

    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写下这些话之后不到四

    分之一个世纪，斯维亚托斯拉夫就送了命。

    可能正是因为在险滩附近必须下船，才让佩切涅格骑兵得以发动攻击，杀死

    斯维亚托斯拉夫。据称佩切涅格人的首领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颅骨制成了一只酒

    杯。另有传言称是约翰·齐米斯基斯向佩切涅格人透露消息，推动了这次袭击。然

    而斯维亚托斯拉夫死在第聂伯河河畔的草原地带，这已经说明了一个他和他的前

    任都没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尽管他们在基辅及其北方的广袤森林地带聚集起巨大

    的权力，他们仍然未能完全控制草原地带，甚至没能建立穿过草原的安全通道。

    这使得基辅的统治者无法掌握黑海北岸地区，也无法完全利用地中海世界提供的

    种种经济和文化机遇。仅仅是击败哈扎尔人尚不足以打开通向大海的道路。

    历史学家们将斯维亚托斯拉夫视为“最后的维京人”。的确如此——他的军事

    远征，还有他抛弃基辅迁往新都以控制拜占庭帝国与中欧城市之间贸易的想法，都说明一点：统治这片由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前任们建立、由他自己在征战中扩大

    的国土，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去世标志着乌克兰维京时代

    的终结。尽管瓦良格人部属将继续在基辅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斯维亚托斯拉

    夫的继承者们却会开始尝试减少对这些外族战士的依赖。他们将专注于统治自己

    已经拥有的这片土地，而非到别处去开疆拓土。

    [1] Lindisfarne，位于今英格兰东北诺森伯兰郡海岸的一个潮汐岛，是中世纪凯尔特基督教的圣地。[2] 原文为Germany，即今德国。此处根据中世纪罗马人和希腊人对日耳曼人居住地区的称呼，译作日耳曼

    尼亚(拉丁语Germania)。

    [3] Louis the Pious(778—840)，法兰克王国国王和皇帝(814—840年在位)，查理大帝(Charlemagne)

    的儿子与继承者。

    [4] 原文作959年，有误。

    [5] Michael，指米哈伊尔三世(840—867)，拜占庭帝国皇帝(842—867年在位)。

    [6] Prince Islands，位于马尔马拉海中，在今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20千米处，由9个岛屿组成。

    [7] Patriach Photius(约810—893)，也称圣佛提乌或佛提乌一世，9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858—

    867、877—886年在位)。

    [8] Pokrova，乌克兰语，意为“保护”，俄语作Pokrov(Покровъ)，东正教节日之一，如今在每年10月14日

    (儒略历十月一日)庆祝。

    [9] Ilmen，位于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州，在历史上是瓦良格人和希腊人的贸易通道。

    [10] Beloozero，俄罗斯城市别洛焦尔斯克(Berlozersky)的旧称，位于别洛耶湖(Lake Beloye，又译作白

    海、白湖)南岸。

    [11] Saracen，源自阿拉伯语，意为“东方人”，在西方历史文献中常被用于泛指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

    [12] Dirham，古代及当前流通于阿拉伯地区的货币单位，其名得自希腊货币单位德拉克马(Drachma)。

    [13] 即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912)，在古诺斯语中被称为赫尔吉(Helgi)，乌克兰语中称为奥列赫

    (Oleh)，俄语中称为奥列格(Oleg)。他是古罗斯人(瓦良格人)王公，诺夫哥罗德的第二位大公，也被视

    为基辅的第一位大公。

    [14] Askold，基辅王公，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第一个东斯拉夫人国家的奠基者。他被认为是基辅建立者基的

    后裔和基辅第一位基督徒王公。

    [15] House of Rorik Rurik，半传说人物瓦良格王公留里克的家族。据称862年左右留里克在今俄罗斯大诺夫

    哥罗德建立了留里克王朝。他被认为是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位大公。

    [16] Velikii Novgorod，今俄罗斯西北部诺夫哥罗德州首府，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于859年。

    [17] Porphyrogenitus(905—959)，拜占庭皇帝(912—959年在位)。波菲洛吉尼都斯为其外号，意为“生

    于紫室者”，表示其血统尊贵。他热心学术，著有《帝国行政论》《典仪论》等。

    [18] Vervians，即前文中的德列夫里亚人。

    [19] Dregovichians，从6世纪起居住在今白俄罗斯南部的一个斯拉夫人部落。

    [20] Krivichians，从6世纪起居住在今白俄罗斯北部和俄罗斯西部的一个东斯拉夫人部落联盟。

    [21] Severians，第聂伯河中游以东地区的一个早期东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

    [22] Ingvar I(？—945)，英格瓦一世(古诺斯语)，古斯拉夫语称伊戈尔一世(Igor I)。他继奥列格

    (赫尔吉)为诺夫哥罗德王公、基辅大公。

    [23] Helga(约890—969)，赫尔加(古诺斯语)，基辅大公伊戈尔一世的妻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

    奇大公的母亲和摄政，俄罗斯东正教会最早追认的圣人之一。

    [24] Sviatoslav，即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约942—972)、伊戈尔一世和奥丽加之子、基辅大公。他在10世

    纪60年代末进攻并消灭了哈扎尔汗国。

    [25] Leo the Deacon(约950—？)，拜占庭历史学家、编年史作者，他著书记载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二世至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的历史，尤其以对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第一手记载著称。

    [26] John Tzimisces(925—976)，即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969—976年在位)。他在对阿拉伯帝国和基辅

    罗斯的战争中功勋卓著。

    [27] Sveinald，瓦良格人，半传说的留里克王朝军事首领。古诺斯语中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同名。

    [28] Volga Bulgars，伏尔加保加利亚的居民。伏尔加保加利亚是7世纪至13世纪期间存在于伏尔加河与卡马

    河交汇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国家。

    [29] 指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存在于681年至1018年间。

    [30] Pechenegs，西突厥人的一支，在10世纪来到顿河和多瑙河下游。

    [31] Adrianople，即今土耳其的埃迪尔内(Edirne)，旧称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由罗马帝国皇帝哈

    德良建造。阿德里安堡在1365年至1453年间曾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32] 这是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国行政论》中关于为何罗斯人必须与佩切涅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论述。第4章

    北方拜占庭

    在关于第聂伯河地区罗斯王公们的最早记载中，我们就了解到他们对拜占庭

    帝国的兴趣。将维京商人和战士引向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和曾将匈人和哥

    特人引向罗马的是同一种东西：世俗的财富，外加权力和地位。维京人从未尝试

    推翻拜占庭，但他们竭尽所能地接近这个帝国和它的首都，并为夺取君士坦丁堡

    发动了多次远征。

    斯维亚托斯拉夫在972年的死亡标志着罗斯历史和罗斯与其南方强邻关系上

    一个重要时代的终结。接下来两代基辅统治者同样强烈希望与君士坦丁堡发生联

    系，并不亚于斯维亚托斯拉夫，但这些继承者关心的不光是财富和商业，他们还

    渴慕君士坦丁堡辐射出的权力、地位和精致文化。他们没有像其先辈们一样尝试

    征服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君士坦丁堡，而是决定在第聂伯河上复制这座城市。罗

    斯人与拜占庭希腊人之间关系的这一转折，以及基辅王公们的新想法，在斯维亚

    托斯拉夫之子弗拉基米尔 [1]

    及后者之子雅罗斯拉夫 [2]

    的时代开始浮现。这两

    位大公统治基辅的国土半个多世纪，常被认为是两位改造者，将基辅罗斯变成了

    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国家——一个拥有相对确定的国土，拥有行政体系，最后但同

    样重要的是，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最后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拜占庭。

    作为一名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不像他父亲那样好战

    和雄心勃勃，但在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上更胜一筹。他父亲死在第聂伯河险滩

    时，弗拉基米尔只有15岁。他的兄弟们同样希望将大公宝座据为己有。新一批斯

    堪的纳维亚人的到来为他的登基铺平了道路。在从他一位兄弟手中夺得宝座之

    前，弗拉基米尔曾在家族故土斯堪的纳维亚避难超过5年。随后他率领一支新的

    维京军队返回了罗斯。基辅的编年史作者记述说：弗拉基米尔夺取基辅之后，他

    的士兵们曾向他索取酬劳。弗拉基米尔答应将本地部落送来的贡赋发给他们，却

    没能兑现。于是他将维京指挥官们封为他在草原前线建立的要塞的长官，并同意

    这支军队的其他人参加对拜占庭的远征。他又命令他的子民不得同意这支军队进

    入他们的城镇，并要阻止他们返回。弗拉基米尔继位之后，维京人部队仍是他军队中的核心力量。但根据《古编

    年史》的记载，他统治时期的一大特点即是他与部属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维京

    人的“第二次到来”，与上一次完全不同。现在他们的身份不是商人，也不是统治

    者，而是一位统治者的雇佣兵。这位统治者同样拥有维京人血统，但他主要的忠

    诚对象是自己的公国领土。弗拉基米尔对第聂伯河地区的资源足够满意，不曾梦

    想将都城迁到多瑙河。他不仅将逐渐削弱自己麾下部众拥有的巨大权力，也将削

    弱各部落精英集团的影响力。为了制衡这些人，他将自己的儿子和家族成员分封

    到帝国的不同地区进行管理，为将来那些依附于基辅的公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维京时代终于在罗斯这片得名于维京人的土地上结束了。这一变化在《古编

    年史》中也有所体现。编年史作者通常会将王公的部属组成归纳为维京人、本地

    斯拉夫人和乌戈尔芬兰人 [3]

    ，前两个群体共同被称为“罗斯”。然而，随着时间

    流逝，“罗斯”先是成为王公部属的统称，后来又成为他全部子民的统称，最后变

    成了他统治的国土的名字。“罗斯”和“斯拉夫”这两个名词在10世纪和11世纪期间

    开始变得可以互换。从《古编年史》和拜占庭人对这一时代的记载中，我们都可

    以得到这种印象。

    弗拉基米尔在980年登基。在他统治期的第一个十年里，他的主要精力用在

    了战争上，确保他的先辈创建的国家不致分崩离析。追随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脚

    步，他再次击败了哈扎尔人和伏尔加保加利亚人，重新取得对奥卡河流域的维亚

    季奇人的统治权，并向西推进到喀尔巴阡山，从波兰人手中夺取了许多要塞，包

    括位于今天波兰-乌克兰边界上的普热梅希尔(波兰语Przemy?l) [4]。不过弗拉

    基米尔的主要注意力却集中在南疆。罗斯人在那里的定居点长期受到佩切涅格人

    和其他游牧部落的攻击。为了加强边防，弗拉基米尔沿着苏拉河 [5]

    和特鲁比日

    河 [6]

    等当地河流修筑要塞，然后将战俘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臣民安置在这一带。

    罗斯是一个在征战中诞生的国家，如今它追求稳定的手段却变成了防守自己的边

    界，而非进犯其他国家的边界。

    在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基辅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他与他

    那些基辅大公宝座上的先辈不同。据传赫尔吉曾发兵拜占庭，以谋取贸易优待。

    斯维亚托斯拉夫也有同样的举动，其目的则是在巴尔干地区开辟疆土。弗拉基米

    尔在989年春天入侵了克里米亚，却是为了争取联姻(如果不是为了爱情)。他

    将拜占庭城市克森尼索斯团团围住，要求得到皇帝巴西尔二世 [7]

    的妹妹安娜 [8]。此前数年，巴西尔二世曾向弗拉基米尔请求军事援助，并许诺将安娜嫁给他。

    弗拉基米尔派出了援军，巴西尔二世却丝毫不着急兑现他的承诺。受到这样的羞

    辱，弗拉基米尔不能忍气吞声，转而开始进攻拜占庭。他的策略奏效了。巴西尔

    二世被克森尼索斯陷落的消息震动，立刻把妹妹安娜送往克里米亚。她的随行人

    员包括许多基督教传教士。

    拜占庭人满足了弗拉基米尔的联姻要求，其回报则是这位蛮族酋长(这是基

    辅统治者在君士坦丁堡眼中的形象)保证改宗基督教。弗拉基米尔履行了承诺。

    他的受洗开启了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也为这片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

    页。迎亲的队伍刚刚回到基辅，弗拉基米尔就从一座俯瞰第聂伯河的山丘上移除

    了异教的万神殿——最强大的雷神佩伦也未能幸免——并让基督教传教士为所有

    基辅人施洗。罗斯的基督教化从此开始，但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几个世

    纪后才得以完成。

    关于罗斯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基辅的编年史作者。根

    据他的记述，保加利亚穆斯林、信犹太教的哈扎尔人、信基督教并代表罗马教廷

    的日耳曼人和一名为拜占庭基督教(弗拉基米尔最终的选择)代言的希腊学者都

    曾对弗拉基米尔纠缠不休。自然，《古编年史》对这次信仰抉择的记述在许多方

    面都过于天真，但它的确反映了这位基辅统治者当时面对的各种选择，而弗拉基

    米尔也确实进行了挑拣。他最后选择了这个地区最强大国家的宗教。在这个国家

    里，皇帝在教会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普世牧首，事实上还要更高。通过选择基督

    教，他获得了皇族姻亲的身份，这立刻提高了他的家族和国家的地位。弗拉基米

    尔对其教名的选择让我们对他接受基督教的理由有了更多认识：他的选择是那位

    皇帝的名字——巴西尔。这表明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在基辅进行模仿的政治和宗教

    样板。一代人之后，伊拉里翁都主教 [9]

    等基辅学者将会把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

    丁一世相比，并把他推动罗斯皈依基督教与君士坦丁一世承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

    的合法地位 [10]

    相提并论。

    诚然，拜占庭的政治和教会高层帮助弗拉基米尔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

    并不喜欢这桩联姻，但对罗斯的皈依则十分欢迎。860年罗斯维京人进攻君士坦

    丁堡之后不久，拜占庭就开始向罗斯派出传教团。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

    乌，也就是为我们描述了维京人的进攻的那一位牧首，派出他最好的学生——塞

    萨洛尼卡 [11]

    的西里尔 [12]

    ——前往克里米亚和哈扎尔汗国。西里尔和他的兄

    弟美多德共同创造了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 alphabet)，以便将基督教经文转写为斯拉夫语言。兄弟二人在后世被视为“斯拉夫人的传道者”，并受封圣人。让

    基辅统治者皈依基督教的努力在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有其祖母

    奥丽哈的故事为证。奥丽哈是我们所知的基辅第一位基督徒统治者，也是基辅第

    一位以海伦为教名的女基督徒。除了宣传基督教外，拜占庭精英阶层还逐渐取得

    了对这些“蛮族”统治者及其民众的影响力。这些“蛮族”没有华丽的家世，也没有

    精致的文化，却拥有巨大的破坏力。

    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之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创建了罗斯都主教区。这是少

    数几个以其居民而非以主教或都主教所在城市命名的教区之一。牧首把任命罗斯

    教会都主教的权力留在了自己手中。这些都主教大多是希腊人。都主教掌握着其

    下属主教(多出自本地精英阶层)的任命权。第一批修道院在基辅建立起来，使

    用的还是拜占庭的教会法规。在初期，教会斯拉夫语 [13]

    是让本地精英能够理解

    希腊经文的主要翻译工具，它也成为基辅罗斯最早的书面语言。弗拉基米尔颁布

    了新的法规，确定教士阶层的权利和待遇，并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

    基督教从基辅罗斯顶层开始，沿着社会阶梯慢慢向下传播，沿着河流和商路从中

    心地区向边缘地带扩散。在一些偏远地区，尤其是罗斯的东北部，异教祭司们在

    接下来几个世纪中仍坚持抗争，拒绝接受这种新宗教。直至12世纪，前往这些地

    区的基辅传教士仍会送命。

    弗拉基米尔的选择将对他的国家和整个东欧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罗斯

    政治体不再与拜占庭开战，转而与罗马帝国仅存的部分及其继承者结成联盟，并

    由此向来自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敞开大门。弗拉基米尔不仅将罗斯带进

    了基督教世界，也让它成为东方基督教的一部分，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举动。它造

    成的许多后果不仅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之初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天也同样如

    此。

    弗拉基米尔把基督教带到了罗斯。然而决定这一事件将对罗斯的政治、文化

    和外交带来什么影响，并在拜占庭皇帝领导的基督教世界中为罗斯争得一席之地

    的，是他的后继者们。在这些决策过程中，弗拉基米尔之子雅罗斯拉夫比其他继

    承者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雅罗斯拉夫的祖父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历史上被称为“勇

    者”，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获得了“大帝”的称号，而雅罗斯拉夫自己则有“智者”之

    名。此外他还被称为“立法者”或“建造者”，表明他在远超四分之一世纪(1019—

    1054)的统治期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非来自战场，而是来自和平的领域，来自对文化、国家和民族的构建。

    雅罗斯拉夫影响深远的遗产之一是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雅罗斯拉夫建起了基

    辅大城堡，城堡附近矗立着金门 [14]。”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在被考古学家

    称为雅罗斯拉夫城的区域周边，这位王公下令建起一圈新的城墙，金门则是城墙

    上的大门。人们很难不注意到雅罗斯拉夫的金门与君士坦丁堡金门的相似之处，而后者是一座凯旋门，也是帝国首都的正式入口。基辅的金门系石头砌成(部分

    环绕城堡的城墙同样如此)，地基至今可见。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在这些地

    基上建起了老金门的复制品。

    城墙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雅罗斯拉夫的建设成就中最惊人的作品。这座杰

    出的建筑拥有5座主殿、5座半圆形后殿 [15]

    、3条长廊和13个穹顶。教堂的墙体

    系花岗岩和石英石砌成，并间以成列的砖块，内墙和天花板则以壁画和镶嵌画装

    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完工日期不晚于1037年。学界一致认为：雅罗斯拉夫不仅

    借用了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名字和主要设计元素，还从拜占庭帝国请来

    了那座教堂的建筑师、工程师和石匠。他不只是在建造城墙和教堂，而是在为他

    的国家营造一座首都。这座首都模仿的对象是罗斯人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最强大的

    城市——君士坦丁堡。

    除修建教堂和支持基督教之外，被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归功于雅罗斯拉夫的还

    有对教育和学术的扶持。“他专注于阅读，焚膏继晷。”《古编年史》如此描

    述，“又召集了许多抄写员，并让人将希腊文翻译成斯拉夫文。他还写作并收集了

    大量书籍，让虔信者得享宗教启迪，并受到教益。”雅罗斯拉夫统治期是基辅罗斯

    人掌握读写能力的开端。基辅罗斯接受了教会斯拉夫语。这种语言使用圣西里尔

    和美多德特意为斯拉夫人设计、用来翻译希腊文本的字母。保加利亚人比基辅王

    公们更早接受基督教，于是教师、典籍和语言本身从保加利亚开始流向罗斯。

    根据《古编年史》作者的说法，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期间，基辅人不仅阅读典

    籍，还从事翻译。原创的作品很快也涌现出来。雅罗斯拉夫任命的都主教伊拉里

    翁在1037年至1054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写出了《律法与神恩训》 [16]

    ，这是基辅人

    原创作品最早的例证之一。如前所述，这篇布道词将弗拉基米尔大公与君士坦丁

    大帝相提并论，帮助刚刚基督教化不久的罗斯进入了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另一

    个重要的进步是历史写作在基辅的开始。大多数学者相信基辅的第一部编年史创

    作于11世纪30年代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地点可能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过了一段时间，编年史写作的地点才转移到基辅洞穴修道院 [17]。这座修道院模仿拜占

    庭的修道院建成，并将其源头上溯至雅罗斯拉夫统治末期。

    如果说基辅模仿了君士坦丁堡，那么这个公国的其他城市则模仿了基辅。这

    正是波拉茨克 [18]

    和诺夫哥罗德都开始兴建新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来由(诺夫哥

    罗德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从前一座同名木质教堂之上)，也是罗斯东北部的弗拉

    基米尔城 [19]

    在后来兴建它自己的金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读写能力和知识也

    传播到这些地区中心，打破了早期基辅对典籍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垄断。以基辅编

    撰的编年史为基础，诺夫哥罗德的文人很快也开始了历史写作。正是通过诺夫哥

    罗德的一位编年史作者，我们才知道“智者”雅罗斯拉夫不光是一位爱书人、一位

    城堡和教堂的建造者，也是一位立法者。

    雅罗斯拉夫曾作为其父弗拉基米尔的代表成为诺夫哥罗德王公。他在基辅登

    基后，作为奖赏，给予诺夫哥罗德此前它不曾享有的自由。这表明了他对自己在

    争夺基辅大公宝座时从诺夫哥罗德所获支持的感激。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作者将

    这份特权和优待与雅罗斯拉夫修撰法典《罗斯正义》 [20]

    联系在一起。《罗斯正

    义》是一部习惯法汇编，对基辅罗斯及其后继公国的法律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

    《罗斯正义》是否真的由雅罗斯拉夫主持修撰，我们不得而知。这项工作有可能

    更晚一些在他的后继者手上才得以完成。但可以确信的是，它不可能在雅罗斯拉

    夫之前完成，因为在那之前，根本没有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受教育群体。

    追随君士坦丁堡，以拜占庭皇帝为榜样，这不仅意味着要取得某种程度上的

    合法性，也意味着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后者注定会得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

    人。我们知道雅罗斯拉夫至少有两次曾直面帝国展示他的独立地位，并没有退

    让。第一次，他将罗斯本土出生的伊拉里翁——那位声名赫赫的《律法与神恩

    训》作者——提升为罗斯都主教，而没有选择一名由君士坦丁堡派遣的高级教

    士。在这次事件上，雅罗斯拉夫模仿了拜占庭皇帝在其教会中的角色，但他的决

    定同样也构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挑战：后者将罗斯都主教的任命权视为禁

    脔。伊拉里翁的升职在罗斯教会内部同样产生了分歧。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去世

    后，基辅回到了从前的道路上，伊拉里翁的继任者仍由君士坦丁堡派往罗斯首

    都。

    雅罗斯拉夫另一次直接挑战君士坦丁堡是在1043年。这一年他的一个儿子率

    领的小型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以发动攻击相威胁，向君士坦丁堡索求金钱。这是回到了维京人与君士坦丁堡打交道的做法，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

    知。难道雅罗斯拉夫在基辅复制君士坦丁堡的尝试过于靡费，耗光了他的财富？

    我们只能猜测而已。这也许是对拜占庭人的行为表示不满的信号，也许是让对方

    不可轻忽罗斯力量的提醒。无论如何，希腊人拒绝付钱，选择了战斗。罗斯舰队

    击败了拜占庭舰队，却险些被一场风暴摧毁，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基辅。维京人

    的行事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罗斯在860年攻击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人立刻开始了使罗斯基督教化的尝

    试。如果我们将这种努力视为拜占庭与野蛮的罗斯保持和平、终结其攻击行为的

    方法，它无疑在雅罗斯拉夫时代达到了目的。与他的先辈们不同，雅罗斯拉夫总

    体上与拜占庭保持了和平甚至友善的关系。然而很难说宗教是这位基辅王公与拜

    占庭保持大体和平的主要原因。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扩张已经不再是罗斯王

    公们的主要目标，如何保有并治理已有的疆域才是他们首要的任务。这种情况

    下，把拜占庭作为盟友以及知识和威望的来源，比将与它为敌要划算得多。

    在雅罗斯拉夫治下，罗斯成为基督教国家群体中的正式成员。后世历史学家

    将他称为“欧洲的岳父”，因为他将自己的妹妹和女儿们嫁给欧洲各国统治者。他

    父亲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以及随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影响来到罗斯是这一进展的

    重要前提。雅罗斯拉夫没有像其父一样迎娶某位拜占庭公主，但他的儿子弗谢沃

    洛德 [21]

    则仿效祖父，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洛马科斯 [22]

    的一个女儿

    成了婚。雅罗斯拉夫本人迎娶了瑞典国王奥拉夫·埃里克松 [23]

    的女儿，这也反

    映出其王朝的维京起源。他的女儿伊丽萨维塔(伊丽莎白) [24]

    嫁给了挪威国王

    哈拉尔·哈德拉达 [25]。他的另一个儿子伊贾斯拉夫 [26]

    娶了波兰国王卡齐米日

    [27]

    的妹妹，而卡齐米日本人又是雅罗斯拉夫一个妹妹的丈夫。雅罗斯拉夫另一

    个女儿阿纳斯塔西娅 [28]

    嫁给了匈牙利国王“白色的安德烈” [29]

    ，还有一个女

    儿安娜 [30]

    则成为法国国王亨利一世 [31]

    的妻子。

    无论这些婚姻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单就文化而论，这些欧洲君主从婚姻

    中比基辅王公们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安娜的婚姻就是最好的例子。与其夫不同，安娜能够阅读，并能签字，这也说明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雅罗斯拉夫爱好读书和

    提倡教育的颂扬不无道理。安娜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她的新家“屋宇昏暗，教堂简

    陋，习俗令人厌恶，是一片蛮荒之地”。亨利一世治下的巴黎自然不能与君士坦丁

    堡比肩，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安娜的眼中它甚至无法与基辅相提并论。[1] Volodymyr(约958—1015)，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980—1015年在位)。他击

    败其兄亚罗波尔克一世后成为基辅大公。东正教在他统治时期成为基辅罗斯的唯一宗教。

    [2] Yaroslav(约978—1054)，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世弗拉基米罗维奇(1019—1054年在位)。他击败其

    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世后成为基辅大公，被称为“智者”雅罗斯拉夫。

    [3] Ugro-Finns，使用芬兰—乌戈尔语族语言的民族。这一语族属于乌拉尔语系，而非印欧语系。多数语言

    学家认为芬兰语、匈牙利语和爱沙尼亚语都包含在此语族中。

    [4] Premyshl，今波兰东南部城市。

    [5] Sula River，位于今乌克兰境内，属第聂伯河的左支流，注入克列缅丘格水库，全长365千米。

    [6] Trubizh River，位于今乌克兰境内，属第聂伯河的右支流，全长113千米。

    [7] Basil II(958—1025)，拜占庭皇帝(976—1025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消灭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被称

    为“保加利亚屠夫”。

    [8] Anna Porphyrogenita(963—1011)，巴西尔二世之妹。她在989年嫁给弗拉基米尔，成为基辅大公夫

    人。

    [9] Metropolitan Ilarion，11世纪基辅罗斯都主教、学者。他是基辅罗斯第一位非希腊血统的都主教。

    [10]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274—337)在313年承认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曾大力推动基督教的发

    展，也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但基督教在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东罗马皇帝)和格

    拉提安(Flavius Gratianus，西罗马皇帝)时期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11] Thessalonica，即今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

    [12] Cyril of Thessalonica(826—869)，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神学家、传教士。他和他的兄弟美多德

    (Methodius，？—885)为了向斯拉夫人传教，创造了西里尔字母的前身格拉哥里字母。兄弟二人后来被东正

    教会授予“斯拉夫人的传道者”称号，并被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封为圣人，称“圣西里尔和美多德”。

    [13] Church Slavonic，此处应指古教会斯拉夫语(主要应用于9—11世纪间)，是斯拉夫语族最早的书面

    语，在斯拉夫语言历史上有重要作用，后演化为教会斯拉夫语。

    [14] Golden Gate，11世纪基辅城堡的大门，建于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其名得自君士坦丁堡的金门。基辅

    金门在中世纪被拆除，在1982年由苏联政府复建。

    [15] Apse，拥有半球形拱顶的半圆形建筑，对于罗马、拜占庭和哥特式教堂而言，多指东端主楼的所有半

    圆形或多角形末端。

    [16] Sermon on Law and Grace，基辅都主教伊拉里翁写作的布道词，是存世的最早斯拉夫语文本之一。它对

    基辅罗斯文学的风格和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 Kyivan Cave Monastery，建于1051年。自中世纪到近代，这座修道院都对乌克兰的宗教、教育和学术有

    巨大影响。

    [18] Polatzk，即今白俄罗斯波洛茨克。

    [19] Vladimir，今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首府，位于莫斯科东北190千米处，曾是东北罗斯的中心。在基辅罗

    斯被蒙古人击溃之后，东北罗斯的中心才从弗拉基米尔转移到莫斯科。

    [20] Rus’ Justice，又称《罗斯法典》或《雅罗斯拉夫法典》，是一部集习惯法、王公法令和司法判例的汇

    编，也是古罗斯最重要的法律文献。

    [21] Vsevolod(1030—1093)，即基辅大公弗谢沃洛德一世(10771078—1093年在位)。[22]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约1000—1055，1042—1055年在位)，他是拜占庭女皇佐伊一世(Zoe

    I，约978—1050，1028—1050年在位)的第三任丈夫和共治皇帝。

    [23] Olaf Ericsson(约980—1022)，即瑞典国王奥洛夫·斯科特康农(Olof Sk?tkonung，995—1022年在

    位)，他将自己的女儿因格戈尔德(Ingegerd，1001—1050，又称伊雷妮、圣安娜)嫁给了雅罗斯拉夫。

    [24] Yelyzaveta(1025—约1067)，挪威语称Ellisif。

    [25] Harald Hardrada(约1015—1066)，挪威国王(1046—1066年在位)，其名字意为“无情者哈拉尔”。

    [26] Iziaslav(1024—1078)，基辅大公伊贾斯拉夫一世(1054—1068、1069—1073、1076—1078年在

    位)，雅罗斯拉夫的长子。

    [27] Casimir(1016—1058)，波兰国王(1039—1058年在位)，被称为“复兴者”。

    [28] Anastasia(约1023—10741096)，雅罗斯拉夫的长女。

    [29] Andrew the White(？—1060)，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国王安德烈一世(1046—1060年在位)，被称

    为“白色的安德烈”或“天主教徒安德烈”。

    [30] Anna(约1030—1075)，法语作Anne，法国国王亨利一世之妻，曾担任其子腓力一世的摄政。

    [31] Henry I(1008—1060)，法兰西王国卡佩王朝国王(1031—1060年在位)。第5章

    基辅的钥匙

    正如“拜占庭”一样，“基辅罗斯”是后世的称谓，不为当时这些国土上的人民

    所用。19世纪的学者们创造了“基辅罗斯”这个名字。今天这个词用来表示一个存

    在于10世纪到13世纪中叶、以基辅为中心的政治体。13世纪中叶之后，这个政治

    体在蒙古人的攻击下解体。

    谁是基辅罗斯的正统继承者？谁掌握着人们常说的“基辅的钥匙”？过去250年

    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成为许多罗斯历史著作关注的焦点。最开始，争论主要集

    中在罗斯王公们的血统上：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斯拉夫人？从19世纪中

    叶开始，人们的关注范围开始扩大，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竞

    争成为其中一部分。20世纪中，“智者”雅罗斯拉夫(我们在上一章用大量篇幅对

    他的统治期进行了讨论)的遗骨也成为争论的对象，这充分显示了这场争论的激

    烈程度。

    雅罗斯拉夫在1054年2月28日去世，被安葬在他主持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

    堂。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一具白色大理石制成的石棺中，石棺外壁上雕刻着基督教

    的十字架和各种地中海地区的植物作为装饰，其中甚至有棕榈树——这根本不是

    基辅罗斯本地的植物。一种观点是：这具石棺是拜占庭文化帝国主义的石质象

    征，曾经是某位拜占庭显贵的安息之所，经四处劫掠的维京人或冒险的希腊人之

    手运到基辅。石棺至今仍保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然而“智者”雅罗斯拉夫的遗骨

    却在1944年德国占领时期从基辅消失了。根据某些说法，它落入了侨居在美国的

    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之手，并曾在战后现身于曼哈顿。有人认为遗骨现在可能存

    放在布鲁克林的圣三一教堂。

    为何雅罗斯拉夫大公的遗骨会被人转移到远至西半球？这并非美国的文化帝

    国主义作祟，而是与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继承者地位的主张紧密相关。逃离祖国的

    乌克兰大主教带走了遗骨，以免它落入正在逼近的苏联军队之手。为何那座布鲁

    克林教堂一直拒绝与乌克兰政府代表就雅罗斯拉夫遗骨问题进行商谈？对遗骨一

    旦回到基辅就可能被俄罗斯获得的担忧足以对此给出解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声称“智者”雅罗斯拉夫是他们的国家在中世纪时的杰

    出统治者。他的头像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纸币上。在乌克兰纸币上，雅罗斯

    拉夫留着乌克兰式的唇髭，符合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及乌克兰哥萨克人的那种传

    统样式。在俄国，他是雅罗斯拉夫尔城 [1]

    传说中的建城者——他去世17年后，一部编年史上首次提及这座城市。因此俄国纸币上有一座献给这位建城者的纪念

    碑。此外，这张纸币上的雅罗斯拉夫留着和伊凡雷帝 [2]

    及其同时代俄国沙皇们

    一样的大胡子。

    雅罗斯拉夫到底是一名俄罗斯统治者，还是乌克兰统治者？或者，如果二者

    皆非，那他和他臣民的“真正”身份还能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最

    好是把精力集中到他去世后几十年间的历史上。雅罗斯拉夫的去世是基辅罗斯历

    史上统一国家时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基辅罗斯

    走上了加洛林帝国 [3]

    曾经走过的道路。查理大帝在814年去世后不到100年，他

    的帝国就分裂成了好几个国家。这两个帝国的衰落和瓦解的原因并无太大差别，其中包括长期存在的君位继承权问题、统治王朝内部的争斗、地方政治和经济中

    心的兴起，以及对外来威胁和干涉的应对无能。长期而论，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常

    被视为现代国家雏形的政治体的兴起：加洛林帝国的崩溃造就了法国和德国，而

    基辅罗斯的崩溃则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

    作为一位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预见到了他的家族在自己去世后会遇到的麻

    烦。他也许还记得自己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有多么漫长和血腥。这一过程从他父

    亲弗拉基米尔在1015年去世开始，一直延续了20多年，直到1036年他的兄弟姆斯

    季斯拉夫 [4]

    死去——姆斯季斯拉夫曾迫使雅罗斯拉夫与之分治国土。在这两人

    去世之间的岁月里发生了许多次战斗和冲突，以雅罗斯拉夫众多兄弟的死亡为标

    志。其中两人——鲍里斯和赫里布 [5]

    ——没能得到基辅的君位，却获得了圣徒

    的地位，至今仍作为殉难的王子被人们纪念。部分历史学家怀疑是雅罗斯拉夫谋

    划了他们的遇害事件。无论如何，在接近其生命终点之时，雅罗斯拉夫显然希望

    他的儿子们能避免这种自相残杀。

    根据《古编年史》，雅罗斯拉夫留下一份遗嘱，将其国土分封给他的儿子

    们，每个儿子得到一个公国。根据遗嘱，长子将继承基辅大公之位，除了拥有基

    辅和诺夫哥罗德的土地之外，还凌驾于其他王公之上。其他儿子则在长子的保护

    和监督下治理各自的公国。一般认为这份遗嘱要求大公之位在兄弟之间依长幼之序传承，直到这一代王公全部去世，再从下一代开始循环——从上一代长子的长

    子重新开始。许多学者质疑雅罗斯拉夫遗嘱的真实性，但无论它是否存在，那些

    据称出自这份遗嘱的文字正反映了雅罗斯拉夫死后发生的情况。

    雅罗斯拉夫去世时有5个儿子在世。“遗嘱”中提及了其中4人，然而只有3人在

    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得到过最高权力。在世儿子中的最年长者伊贾斯拉夫获得了大

    公之位，但他与两个弟弟 [6]

    分享了权力。两个弟弟分别统治着切尔尼戈夫 [7]

    和佩列亚斯拉夫 [8]

    ，两座城市离基辅都不远。他们组成了某种非正式的三头政

    治，共同做出的决定对其他留里克(Rurikid，留里克是基辅统治王朝的名字，源

    自传说人物留里克)王公具有相当的约束力。三人镇压了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将

    波洛茨克(位于今白俄罗斯境内)王公 [9]

    ——他们兄弟中的一个——抓了起

    来。在各种罗斯编年史中，他们各自的都城成为“罗斯国土”(Rus’ Land)的三个

    中心。

    “罗斯国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伊拉里翁都主教的《律法与神恩

    训》中就曾出现过，因此可以被认为来自“智者”雅罗斯拉夫的时代。这个词在11

    世纪晚期和12世纪初变得空前流行。此时三巨头已经谢幕，而他们的子侄们一边

    忙于处理家族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矛盾，一边还要抵抗来自南方的侵略。弗拉基

    米尔·莫诺马赫 [10]

    ——“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孙子和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

    诺马科斯(Constantine IX Monomachus)的外孙——在其一生中都在宣示并证明

    自己对罗斯国土的忠诚。作为三巨头之一的儿子，他成为佩列亚斯拉夫王公，统

    治着从南方的边境草原绵延到东北方莫斯科周边森林的广袤土地。此时在东北方

    森林地带生活着的是叛乱的维亚季奇部落。

    维亚季奇人抗拒基督教化，经常杀死基辅人派去向他们传教的修士，然而莫

    诺马赫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们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于公国南疆越来越频繁的

    游牧部族活动。罗斯王公们刚刚削弱了佩切涅格人(雅罗斯拉夫在1036年击败了

    他们)，更具侵略性的新部落就出现在基辅的边界上。这些人被称为波罗维茨人

    或库曼人 [11]。在11世纪末，他们占据着欧亚大草原的大片土地，东至额尔齐斯

    河，西至多瑙河。各罗斯公国无力独自对抗波罗维茨人的攻击，他们必须联合起

    来。没有人比佩列亚斯拉夫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更坚持这一立场的了。一部

    编年史称他组织了多次针对波罗维茨人的远征。

    作为罗斯国土统一化的伟大推动者，莫诺马赫提出了对王公继承制度的改革。1097年，在莫诺马赫的推动下，罗斯王公们在柳别奇 [12]

    召开了一次会议。

    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废除“智者”雅罗斯拉夫建立的平行(横向)继承制度，因

    为它过于僵化，容易引起冲突。与其让三巨头的子孙们轮流占据王公之位，并个

    个都努力争取最终成为基辅大公，不如让他们各自统治自己的疆域，只有雅罗斯

    拉夫长子伊贾斯拉夫的后代才可以继承基辅大公的宝座。然而这个新制度没能付

    诸实施。莫诺马赫自己也没有遵守它，在1113年成为基辅大公。他的继承者们同

    样如此。从1132年到1169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就有18位统治者轮流入主基

    辅，比基辅大公国此前历史上的全部君主数量还要多4位。

    基辅宝座上的新面孔大多数都是通过政变或恶意夺权上台的。每个人似乎都

    觊觎着基辅，只要有一丝机会就会试试运气。然而这个模式在1169年被打破了。

    这一年，位于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 [13]

    的王公安德烈·博

    戈柳布斯基 [14]

    ——罗斯王公中最强大也最野心勃勃者之一 ——派出大军夺取

    了基辅。他本人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派他的儿子领军作战。胜利者攻下基辅之

    后，在城中连续大掠三天。这位王公拒绝迁往基辅，也拒绝将之作为自己的都

    城。

    博戈柳布斯基的选择是他自己的都城——克利亚济马河 [15]

    上的弗拉基米

    尔。这反映了12世纪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发生着的某种变化。在基辅和第聂

    伯河中游地区深陷无尽纷争的同时，基辅世界外缘的主要公国正在变得更富有，更强大。在君士坦丁堡的支持下，喀尔巴阡山脉脚下的哈利奇公国 [16]

    (位于今

    天的乌克兰西部)沿着多瑙河与巴尔干人展开了贸易。哈利奇王公们不需要第聂

    伯河通道来发展自己。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博戈柳布斯基成功地挑战了

    保加利亚人对伏尔加河贸易的垄断。西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则从波罗的海贸易中获

    得财富。基辅和第聂伯河通道依然存在，而且虽然波罗维茨人虎视眈眈，这里的

    贸易量仍在增长。但它已经不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经济生命线，甚至连主要的

    都算不上了。

    随着各地王公们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富有，他们开始谋求自治权，甚至完全从

    基辅统治下独立出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从父辈和祖辈手中继承来的土地作为

    自己主要的忠诚对象，而非那片以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为中心被神

    化了的罗斯国土。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就是第一批有如此想法的王公之一。他在

    1169年对基辅的洗劫给基辅人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而他的其他一些行为同样让他想成为独立统治者的企图昭然若揭。这一切从安德烈离开基辅附近的维什戈罗德

    [17]

    迁往东北方(这一举动违背了他父亲尤里·多尔戈鲁基 [18]

    的心愿)时就开

    始了。在1147年建立了莫斯科的尤里是老一代思维的代表。他是莫诺马赫之子，将苏兹达尔公国从莫诺马赫的遗产中独立出来，并着手将之变得更大更强，然而

    他的最高目标仍是基辅的大公之位，并作为苏兹达尔王公以自己的力量得到了

    它。尤里最终在大公任上死去，并被安葬在基辅的一座教堂里。

    多尔戈鲁基叛逆的儿子对基辅毫无兴趣。他将自己公国的都城从苏兹达尔迁

    至弗拉基米尔，并尽一切力量将其变成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基辅。安德烈离开维什

    戈罗德时并非两手空空，而是带走了当地的圣母(希腊语Theotokos)像——这幅

    圣像后来以弗拉基米尔圣母像 [19]

    之名闻名于世。将一件圣物从基辅地区移往弗

    拉基米尔，这是博戈柳布斯基将罗斯首都的权力的象征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最好

    隐喻，因为基辅的重要性得益于其全罗斯都主教驻地的地位。安德烈从未将自己

    的公国视为罗斯国土的一部分——他希望拥有自己的都主教区。1162年左右，即

    他洗劫基辅之前7年，他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团，请求拜占庭批准他提名的新任

    都主教。君士坦丁堡断然拒绝了他，这对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是一次巨大的打

    击，因为他已经做好了成立都主教区的所有必要准备。为了迎来一位都主教，他

    新建了一座金顶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与基辅的金顶圣米迦勒大教堂几无二致

    ——最后却只能让它容纳一位主教。

    安德烈还建起了一座金门，这无疑是另一个源自基辅的工程。教堂和金门至

    今尚在，成为这位弗拉基米尔王公雄心的证据。与他的先辈“智者”雅罗斯拉夫一

    样，安德烈复制了现有的帝国都城，以证明自己独立于它的地位。有趣的是，安

    德烈的模仿比雅罗斯拉夫走得更远：他不仅将圣像、观念和建筑的名字从基辅搬

    到弗拉基米尔，还用基辅的地名为本地地标命名。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周边的河流

    ——利比德河(Lybid)、波察伊拿河(Pochaina)和伊尔平河(Irpin)——都得

    名自其基辅原型的由来。

    “智者”雅罗斯拉夫和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同为罗斯王公，很可能也有类似的

    族群文化身份，然而从他们的建筑工程可以看出，在罗斯国土的问题上，这两位

    王公有不同的忠诚对象。雅罗斯拉夫的忠诚明显属于基辅和从基辅一直延伸到诺

    夫哥罗德的广大国土，这令他与斯维亚托斯拉夫区别开来——斯维亚托斯拉夫并

    无这样的眷恋，也令他与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不同——莫诺马赫的忠诚主要献给

    了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周边的“罗斯国土”。安德烈的情感则仅系于大罗斯内部他个人继承的部分，这使他与先辈们都不相同。多种多样的罗斯身份

    认同逐渐出现在罗斯诸编年史和法律文献中。我们应当将罗斯王公们忠诚对象的

    变化置于这些认同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

    《古编年史》的作者们(记录事件并进行评论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在一代又

    一代修士中传承)不得不在他们的叙事中调和三种不同的历史身份：基辅斯堪的

    纳维亚统治者的罗斯身份、受教育精英阶层的斯拉夫身份，以及本地部族身份。

    尽管基辅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接受了罗斯这个名字，但他们自我认同的基础是

    与这个名字发生联系的斯拉夫身份，而非斯堪的纳维亚身份。留里克王公们在斯

    拉夫腹地统治他们的国土，他们的臣民大多数也是斯拉夫人。更重要的是，斯拉

    夫身份认同向基辅地区之外的流布与以下两点密不可分：第一，对拜占庭基督教

    的接受；第二，教会斯拉夫语成为罗斯祷文、布道词和知识分子对话使用的语

    言。在基辅疆域中的斯拉夫区域和非斯拉夫部分，基督教都以斯拉夫语言和斯拉

    夫文化的外观出现。罗斯越是基督教化，也就越会斯拉夫化。基辅的编年史作者

    们将本地历史纳入了巴尔干斯拉夫文化发展的大语境，并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将之

    纳入了拜占庭和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在地方层面，部族认同缓慢却又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对本地公国，对那些与基

    辅联系在一起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的认同。编年史在叙事中开始用那些

    以诸王公都城为中心的地区来代替土著部族。正因如此，编年史作者才会说1169

    年洗劫基辅的军队成员来自斯摩棱斯克，而不将他们称为拉迪米奇人 [20]。维亚

    季奇人或马里亚人 [21]

    被改称为苏兹达尔居民，西维利亚人 [22]

    也被改称为切

    尔尼戈夫人。这种做法蕴含着基辅君主治下全部土地的统一感。尽管留里克王公

    之间有大大小小的冲突，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仍被他们视为“我们的”，而不是外国

    人或异教徒。关键在于承认罗斯王公们的权威。当一些突厥草原部落承认这种权

    威时，他们也开始被称为“我们的异教徒”。

    多样化的部落地区在政治和行政上统一起来，导致它们的社会结构也开始标

    准化。占据着金字塔顶端的是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们，更准确地说是“智者”雅罗斯

    拉夫的后裔们。他们之下是王公部属。这一团体最早由维京人组成，但是其中的

    斯拉夫人越来越多。他们与本地部落精英共同组成被称为“波雅尔” [23]

    的贵族阶

    层。这些人是战士，但在和平时期也管理国家。波雅尔是主要的地主阶层。根据

    公国的不同，波雅尔们对王公行为的影响力或大或小。教会大主教和他们的仆从同样属于特权阶层。

    剩下的社会成员需要向王公纳税。包括商人和工匠在内的市民阶层拥有一定

    的政治权力，可以在市民会议上决定一些地方治理事务。本地王公的继承问题也

    会受到此类会议影响——这种情况在基辅偶有发生，在诺夫哥罗德则更为经常。

    占人口大部分的是没有丝毫政治权力的农民，分为自由农民和半自由的农奴两

    种。后者可能失去自由，原因往往是负债。债务还清或一段时间过后，他们也能

    重获自由。接下来还有奴隶，多为在战争中被俘虏的战士或农民。被俘战士的奴

    隶生涯可以限于一定时间，而被俘农民却要终身为奴。

    在法典《罗斯正义》对不同罪行的惩罚条款中，基辅罗斯社会的阶层结构得

    到了最好的证明。立法者希望能禁止或限制血亲复仇，同时又希望让王公的钱袋

    变得充实，于是他们引入了罚金制度，对杀死不同阶层成员的行为进行罚款，所

    得归于王公的金库。杀死一名王公部属或亲族(波雅尔)的罚款是80赫里夫尼亚

    [24]；杀死一名为王公服务的自由民的代价是40赫里夫尼亚；一名商人的命价为

    12赫里夫尼亚；一名农奴或奴隶则只值5赫里夫尼亚。然而，如果一名奴隶打了

    自由民，杀死这名奴隶则被视为合法行为。基辅罗斯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惯

    法，因此一部共同法典的引入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同质化，正如基督教和教会斯拉

    夫语文化自基辅向外辐射所产生的效果。看起来，在同质化不断扩散的同时，基

    辅疆域内的政治碎片化却几乎不可避免。希望拥有自己公国的留里克王公数量的

    爆炸式增长、基辅疆域的广大，以及其境内各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多样

    化，都在动摇着这个一度统一了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土地的政治体。

    从“智者”雅罗斯拉夫到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基辅王公们地缘政治目标的变

    化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忠诚下降的过程：先是从整个基辅罗斯下降到由“罗斯国

    土”界定的几个公国，最终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下降到足以挑战基辅的外围强大

    公国。历史学家在这些基于公国的身份认同中寻找现代东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弗

    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被视为早期近代莫斯科大公国的雏形，并进而成为近代俄

    罗斯的前身。白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波洛茨克公国寻找他们的根源，乌克兰历史学

    家则通过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 [25]

    的研究来挖掘乌克兰民族建构运动的基

    础。然而，所有这些身份最终都要归于基辅，这令乌克兰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

    势：他们根本不用离开首都就可以对自己的根源展开寻找。[1] Yaroslavl，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州首府，位于伏尔加河与科托罗斯尔河交汇处，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

    [2] Ivan the Terrible(1530—1584)，即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常被称为“伊凡雷帝”或“恐怖的伊凡”。他

    是莫斯科大公(1533—1547年在位)，并在加冕后将国号改为俄罗斯沙皇国，成为第一位全俄沙皇(1547—

    1584年在位)。

    [3] Carolingian Empire，即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一世(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在

    罗马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前身)，故加洛林王朝有时被称为帝国。

    [4] Mstyslav(978—1036)，切尔尼戈夫王公(基辅罗斯王公之一)。雅罗斯拉夫虽然在1019年成为基辅大

    公，但一直未能制伏姆斯季斯拉夫，并在1026年与之划分了势力范围。

    [5] Boris and Hlib，弗拉基米尔一世的两个儿子，在1015年至1019年间被其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世杀害，并

    在1071年被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圣人。

    [6] 指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二世(1073—1076年在位)和弗谢沃洛德一世(见本书第4章译者注)。

    [7] Chernihiv，乌克兰北部古城，今切尔尼戈夫州首府。

    [8] Pereiaslav，即今乌克兰基辅以南95千米处的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

    [9] 此处应指波洛茨克王公弗谢斯拉夫二世布里亚奇斯拉维奇(Vseslav II Bryachislavich，约1039—

    1101)。他是弗拉基米尔一世的重孙，因此是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们的远房侄子。原文疑有误。他在1067年被监

    禁，但在1068年基辅市民起义中被释放，并被推举为基辅大公(1068—1069年在位)。

    [10] Volodymyr Monomakh(1053—1125)，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1113—1125年在位)，弗谢弗洛德

    一世之子。莫诺马赫是他的称号，来自其外祖父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科斯，意为“单独战斗者”。

    [11] Polovtsians or Cumans，中亚地区的一个突厥语游牧民族，是库曼—钦察游牧同盟的一部分。

    [12] Liubech，乌克兰古城，位于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

    [13] Vladimir-Suzdal，基辅罗斯诸侯国之一，存在于1168年至1389年间，都城在今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

    [14] Andrei Bogoliubsky(约1111—1174)，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1157—1174年在位)。在他统治时

    期，弗拉基米尔取代基辅成为罗斯的政治中心。

    [15] Kliazma River，今俄罗斯境内河流，属奥卡河的左支流，流经莫斯科州、下诺夫哥罗德州、伊万诺沃

    州和弗拉基米尔州，全长686千米。

    [16] Halych，又作Halychyna(哈利奇纳)，拉丁语转写后为Galicia(加利西亚)，基辅罗斯诸侯国之一，存在于1124年至1199年间，都城在今乌克兰西部城市哈利奇附近。

    [17] Vyshhorod，今乌克兰城市，位于第聂伯河右岸，距基辅18千米。博戈柳布斯基幼年即被封为维什戈罗

    德公爵，但他于1155年在自己的出生地苏兹达尔建立了政权，并将府邸设在弗拉基米尔。

    [18] Yurii Dolgoruky(约1099—1157)，苏兹达尔王公、基辅大公(1149—1151、1155—1157年在位)。他

    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奠基人。

    [19] 此为著名的东正教圣像，据传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送给其外孙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礼物，今

    陈列在莫斯科的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

    [20] Radimichians，11世纪前居住在第聂伯河上游支流索日河两岸的一个斯拉夫部落。他们在984年试图脱

    离基辅罗斯，但被弗拉基米尔一世击败，此后逐渐与周边部族融合，其土地最终成为切尔尼戈夫公国和斯摩棱

    斯克公国的一部分。[21] Meria or Mari，今俄罗斯境内的一个乌戈尔—芬兰民族，历史上居住在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卡马河一带。

    [22] Siverians or Severians，历史上居住在第聂伯河中游东岸的一支东斯拉夫人部落或部落联盟。

    [23] Boyar，指封建时代的保加利亚、莫斯科公国、基辅罗斯、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等地区仅次于王公和沙

    皇的贵族阶层成员。

    [24] Hryvnia，11世纪时基辅罗斯的货币单位。今乌克兰的现行流通货币也叫赫里夫尼亚。

    [25] Galicia-Volhynia，1199年至1349年间罗塞尼亚人在加利西亚(哈利奇)和沃里尼亚地区建立的公国，亦称罗塞尼亚王国，是基辅罗斯的后继国家之一，领土包括今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及波兰和匈牙利东部部分地

    区。第6章

    蒙古治下的和平

    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基辅罗斯并无公认的诞生时间，其末日却精确到日，即

    1240年12月7日。这一天，蒙古人，又一群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侵略者，攻陷了基

    辅城。

    从许多方面而言，蒙古人对罗斯的入侵标志着草原政治体重新成为这一地区

    政治、经济乃至(某种程度上)文化的主导力量。它终结了基辅罗斯境内各个基

    于森林地带并一度统一的政治体及社会的独立地位，也终结了它们与黑海沿岸

    (主要是克里米亚)和更大的地中海世界保持联系的能力。蒙古人将时钟调回到

    哈扎尔人、匈人、萨尔马提亚人和斯基泰人的时代，即草原政治体控制内陆并从

    通往黑海诸港的商路中获益的时代。然而蒙古人是一支远比他们之前任何草原民

    族更为可怕的军事力量。在蒙古人之前，草原民族最多只能统治欧亚大草原的西

    部，通常东起伏尔加河流域，西至多瑙河河口。蒙古人则控制了整个欧亚大草

    原，囊括了东至阿姆河和蒙古高原、西至多瑙河和匈牙利平原之间的土地——至

    少在其初兴时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建立起“蒙古治下的和平” [1]

    ，即一个由蒙古

    人掌握、由众多属国和半属国组成的政治复合体。罗斯地区在这个复合体中处于

    外围，同时又是其重要的一环。

    蒙古人的到来打碎了基辅罗斯国家政治统一的迷梦，也终结了罗斯地区真实

    存在的宗教统一。蒙古人承认了罗斯地区王公统治的两大中心，即位于今俄罗斯

    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和今乌克兰中西部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

    拜占庭人效法蒙古人，将罗斯都主教区也分为两部分。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土

    上的政治和宗教统一从此瓦解。加利西亚王公和弗拉基米尔王公开始集中力量在

    自己的领土上建设自己的罗斯国家。虽然这两个公国都声称拥有“罗斯”这个名

    字，它们的地缘政治轨迹却已分道扬镳。双方的王朝传承都来自基辅，也从基辅

    继承了他们各自的罗斯法律、文学语言以及宗教和文化传统。双方也都屈从于陌

    生的蒙古统治之下。然而他们对蒙古人的依附性质却不相同。

    蒙古人在弗拉基米尔统治着今天属于俄罗斯的土地，直到15世纪末。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鞑靼之轭”，得名自蒙古军队中说突厥语的部落。数量并不多的蒙

    古人离开之后，鞑靼人仍留在这里。将蒙古人的统治描述得极为漫长而严酷是传

    统俄罗斯历史学界的特点之一，并一直影响着人们对这一时期整个东欧历史的理

    解。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俄罗斯历史书写中欧亚学派的支持者向这种关于蒙

    古统治的负面看法提出了挑战。蒙古人在乌克兰地区的历史也为纠正传统的“鞑靼

    之轭”式批评提供了更多材料。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王公治下的乌克兰，蒙古人

    比在俄罗斯表现出更少的侵略性和压迫性，并且统治的时间也较短，事实上在14

    世纪中叶就结束了。这一差异将对两个地区及其人民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蒙古在世界舞台上的突然崛起始于蒙古草原地区，时间是1206年。当地一个

    部落的首领和军事指挥官铁木真在这一年将许多部落联盟统一起来，获得蒙古部

    落可汗的称号，并在去世后被称为“成吉思汗”。在成为蒙古最高统治者后的第一

    个十年里，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同中国北方人作战，并将他们的土地首先纳入其迅

    速膨胀的大帝国。他的下一个巨大的收获是中国以西、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

    到了1220年，布哈拉 [2]

    、撒马尔罕 [3]

    和喀布尔都已落入蒙古人之手。接下来

    他们在1223年击败了波罗维茨人和伏尔加保加利亚人(以及部分罗斯王公)。此

    时蒙古人也侵入了克里米亚，并夺取了这里的要塞苏达克 [4]

    ，它是波罗维茨人

    地区的丝绸之路贸易重镇之一。

    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之前，他将国土分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们。他的

    两个孙子 [5]

    获得了最西的部分，包括当时中亚和伏尔加河以东草原。两人中的

    拔都可汗对这份遗产并不满足，将其国土的边界向更西推进。这次推进即是人们

    熟知的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1237年，蒙古人围困并攻陷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

    公国东部边境上的梁赞 [6]。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在1238年2月初沦陷。弗拉基米

    尔的保卫者们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修建的圣母安息大教堂进行最后的抵抗，于

    是蒙古人放火焚烧了教堂。抵抗格外坚决的城镇都遭到屠城的下场。在坚持了几

    个星期之后才陷落的科泽利斯克 [7]

    就是一例。罗斯王公们尽了他们的最大力量

    来阻挡蒙古人的进攻，但由于各自为政，又缺乏组织性，他们根本不是高度机动

    又协调一致的蒙古骑兵的对手。

    蒙古人在1240年逼近基辅。他们的庞大军队令守军胆寒。一位编年史作者写

    道：“他那些大车的吱呀声、他(拔都)那些多到数不清的骆驼的叫声，加上他的

    马群的嘶鸣，盖过了一切声响。敌人已遍布罗斯的土地。”基辅人拒绝投降，于是拔都用投石机摧毁了基辅的城墙。那是建于“智者”雅罗斯拉夫时代、用原木和石

    块修筑的城墙。市民们涌向圣母安息大教堂，那是弗拉基米尔为庆祝自己受洗而

    修建的第一座石质教堂，然而教堂的墙因避难者和他们的行李太重而倒塌，将他

    们活埋。圣索菲亚大教堂得以幸存，但同城里其他教堂一样，其珍贵的圣像和器

    皿被洗劫一空。胜利者在城中大肆劫掠，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则满心恐惧，藏身在

    基辅的废墟中——这座辉煌一时的都城，曾令其统治者们梦想比肩君士坦丁堡。

    奉罗马教皇之命前往蒙古觐见大汗的使者若望·柏朗嘉宾 [8]

    在1246年2月经过基

    辅，对蒙古人攻打基辅地区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以下描述：“在穿越这片土地时，我

    们看见死者留下的数不清的骷髅和尸骸，遍布原野。”

    基辅遭到蒙古人致命重创，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没能恢复其昔日的地位和

    繁荣。然而基辅和佩列亚斯拉夫的居民们并未完全放弃这片土地，没有像一些19

    世纪俄罗斯学者以为的那样，迁往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流域。如果基辅居民不得不

    逃离草原边缘地带，他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在离家乡更近的普里皮亚季河和德

    斯纳河沿岸的乌克兰北部森林地区找到避难所。在普里皮亚季森林和喀尔巴阡山

    脉山麓丘陵一带能发现最古老的乌克兰方言并非偶然，因为这里的森林、沼泽和

    山地阻挡了游牧民族的攻击。

    基辅被蒙古人攻陷时，已不再是高居他人之上的统治者，而且自身也已落入

    外来者之手。负责基辅城防的指挥官名叫德米特罗(Dmytro)，听命于位于今乌

    克兰西部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君主丹尼洛(丹尼尔) [9]。丹尼洛王公在此

    前一年通过与基辅大公米哈伊洛 [10]

    的协商，将基辅这座罗斯都城纳入他的保护

    之下。米哈伊洛一开始曾经尝试抵抗蒙古人，却丢掉了自己的主要据点切尔尼戈

    夫城，之后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哈利奇的丹尼洛是罗斯政治世界中的一颗新星。与成吉思汗一样，他在幼年

    失怙。1205年他4岁时，他父亲，即被编年史作者称为“罗斯君王”的罗曼 [11]

    ，在与波兰人的战斗中身亡。此前数年，继承了沃里尼亚公国的罗曼取得了邻国加

    利西亚的权力，成为基辅以西全部罗斯国土的统治者。丹尼洛和他的弟弟瓦西里

    科 [12]

    继承了父亲的头衔，却没能得到他的遗产。这些土地成了敌对的罗斯王

    公、加利西亚的波雅尔们，还有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争夺的对象。直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