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中文版序 中国是突然崛起的吗

    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第1章 注意错觉——“看见”不等于“看到”

    第2章 记忆错觉——“记得”不等于“记得准”

    第3章 自信错觉——“自信”不代表“能力强”

    第4章 知识错觉——“知道”不代表“明白”

    第5章 因果错觉——“相关”并不是“因果”

    第6章 潜能错觉——“潜力”并不是“无限的”

    结语 直觉，只是一个传说——避免错觉的方法

    译者后记

    本书纸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

    (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看不见的大猩猩：无处不在的6大错觉

    著者：(美)查布里斯，西蒙斯 著

    字数：161000

    电子书定价：23.99美元

    THE INVISIBLE GORILLA: and other ways our intutions deceive us

    by Christopher F. Chabris and Daniel J. Simons Copyright ? 2010 by

    Christorpher F. Chabris and Daniel J. Simons目录

    中文版序 中国是突然崛起的吗

    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第1章 注意错觉——“看见”不等于“看到”

    第2章 记忆错觉——“记得”不等于“记得准”

    第3章 自信错觉——“自信”不代表“能力强”

    第4章 知识错觉——“知道”不代表“明白”

    第5章 因果错觉——“相关”并不是“因果”

    第6章 潜能错觉——“潜力”并不是“无限的”

    结语 直觉，只是一个传说——避免错觉的方法

    译者后记中文版序

    中国是突然崛起的吗

    人类的智慧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但有趣的是，我们至今还不是非常清

    楚智慧到底是如何为我们服务的，我们经常还会产生一些误会，并习以为常地认为

    大脑会用特定的方式去认知世界，但事实往往不是那样。《看不见的大猩猩》一书

    将会为我们澄清这些误会。通过一些故事和实验，我们将会看到人类认知世界还存

    在的局限性。由于未能深刻理解这些局限性，才使我们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认识，这

    些错误的认识又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行为与决定，所以我们称之为“日常错觉”。

    在第2章中，我们会介绍一种叫做“变化视盲”的错觉，这属于一种知觉上的局

    限性。我们一直认为身边事物的变化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但事实上，我们经常未能

    注意到那些变化，而错过这些变化就会产生一系列戏剧性的误会，令我们难以置信

    自己引以为傲的大脑是如此的不可靠。

    关于变化视盲，还有一个有趣的实验未能在本书中进行介绍。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的教授罗纳德·伦辛克(Ronald Rensink)是一名致力于视觉研究的学者，他

    曾经设计了一项关于变化视盲的实验。伦辛克利用图像编辑软件修改了一张图片

    ——把一个在飞机上处于显著位置的引擎去掉了，然后，他把修改前后的两张图片

    在电脑屏幕上连续呈现给被试。两张图片中间用空白屏幕做间隔，以使被试明显感

    觉到屏幕发生了一次“闪烁”。尽管被试被告知两张图片具有一定的差别，但面对

    存在又消失了的引擎，被试还是很难注意到。只有在分部排查的情况下，被试才恍

    然大悟地发现，引擎消失了。

    这个“引擎闪烁”实验同本书中其他实验一样，被试均来自美国或者欧洲，但

    最近已经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例如如果在实验中选取亚洲被

    试，就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西方文化使人们更趋向于观察场景中一两个中心

    的、重要的事物，而处于亚洲文化的人则喜欢把注意力分散于前景与背景的各个细

    节部分。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通过一个类

    似“引擎闪烁”实验的研究发现，亚洲被试确实对于图片中的细节部分格外敏感。

    也就是说，变化视盲确实存在于人类的认知系统中，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则表现

    出了不同的形式。由于本书最早以英语出版，使我们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关注。有些读者

    指出，在第3章中所介绍的有关幽默感评定的实验中，我们忽视了文化背景因素所起

    到的作用。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需要对30个笑话的好笑程度进行评分，然后把他们

    的成绩与职业喜剧编剧所评定的成绩做对比，以确定他们是否具有幽默感。其中的

    那些职业喜剧编剧认为最具幽默水平的笑话，很多读者认为一点儿都不好笑。实际

    上，没有哪一个笑话能赢得所有人的认可，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个研究。诚

    然，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少数几

    个笑话的争论只不过是增加了实验数据结果的干扰，并不会影响我们得出相应的结

    论。

    现在让我们回到变化视盲。在第2章中，我们只讨论了有关变化视盲的视觉与听

    觉现象，其实，在更高级、更广泛的认知领域内，都会涉及变化视盲现象。我们经

    常忽视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变化，直到发现时还在疑惑为什么自己

    会对翻天覆地的变化视而不见。即使那些精明的企业家也是如此，尽管他们每天都

    在研究着市场与竞争对手的动向，可是直到一个里程碑式的企业矗立在所有人面前

    时，整个行业还经常在惊叹：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冒出来的？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美国人才开始逐渐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其实，中国的经济在近

    20年来一直在稳定、快速地增长，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

    在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

    我们希望中文版的《看不到的大猩猩》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在具

    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我们想知道人类认知方式的局限性还有哪些表现。欢迎中

    国的读者访问www.theinvisiblegorilla.com与我们进行交流。引言

    看不见的大猩猩

    “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本杰明 · 富兰克林，《穷理查年鉴》大约在12年前，我们在哈佛大学的心理学课堂上与学生共同完成了一个简单的

    实验。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实验迅速成为有史以来最受关注的心理学实验之一。

    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版本的心理学导论教材都会介绍这个实验。不只是在学

    术界，媒体与公众也对这个实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新闻周刊》与NBC(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都对这个实验进行了专题报道，旧金山的探索科学博物馆甚至把这个实

    验列为其展览项目。

    其实，实验阐述的道理很简单，它通过幽默的方式告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预料之外的事物经常是看不见的。

    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会详细地介绍这个实验。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还会

    相继介绍注意错觉、记忆错觉、自信错觉、知识错觉、因果错觉与潜能错觉。

    虽然这6种错觉在生活中极为常见，但是直觉总是告诉人们，自己的所见与感受

    都是真实的，这就使人们无法发现这些错觉，甚至无法相信这些错觉的存在。我们

    会详细为读者介绍这些错觉现象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与决定的。同时，我们还会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以便让读者了解如何避免这些错觉的出现或是把这些

    错觉的影响降到最小。通过介绍这些错觉产生的机制与对人们的负面影响，我们相

    信，读者将会逐渐清楚大脑加工处理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会了解很多心理学的知识

    与常识。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所介绍的这些错觉非常顽固，即使充分了解其产

    生机制，认识到直觉与信念有时是错误的，也仍然无法完全把它们从生活中赶走。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日常错觉”的原因，一方面是人们会对它有一点儿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它们每一天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每当人们在驾车时拿起手中的电话，人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注意力资

    源会出现分配不足的状况，人们陷入了错觉；当有人错误地回忆了某件事时，人们总会认为他在说谎，人们陷入了

    错觉；

    那些表现得最有自信的人总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陷入了错觉；

    当人们精心制作了一份计划并认为绝对能够按时完成时，还是陷入了

    错觉。

    实际上，这些错觉可以进入人们生活中的任何领域，使人们不得不随时与它们

    打交道。

    在读完整本书了解了日常错觉后，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会从全新

    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你的观点也会更敏锐。你不但可以了解到这些错觉是如何影响

    你自己的，也能清楚周围人的行为与决定是如何受到日常错觉影响的，你还会意识

    到，不同职业的人是如何利用日常错觉去影响他人的。在这种全新视角的重新审视

    下，你得到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认识，还会有很多乐趣。第1章

    注意错觉——

    “看见”不等于“看到”

    1995年1月25日，凌晨两点，波士顿。天空阴云密

    布，阴冷无比，一家汉堡包店门前发生了一起枪击案，4

    名嫌疑犯驾车匆匆逃离……疯狂的追逐场面持续了20分钟

    左右，最终，在一个死胡同里，嫌疑犯弃车逃逸。犯罪嫌疑人之一——罗伯特·布朗，24岁，黑人，穿着黑色皮夹克，从车的后

    门逃出并全力冲向了死胡同尽头的围栏。这时，警察迈克尔·考克斯驾驶一辆无警用

    标识的汽车停在了嫌疑犯的车子旁边。他也下了车，紧紧追赶着布朗。

    考克斯是一名便衣警察，他就在这附近长大，也是一名黑人。

    这天，考克斯依旧便衣，穿着黑色带帽的大衣，追着布朗来到了围栏前。布朗

    正在试图翻越这个围栏，但是他的衣服被围栏顶端的金属卡住了，考克斯上前想把

    布朗从围栏上拉下来，但布朗还是成功地挣脱并翻了过去。就在考克斯也准备翻过

    围栏继续追捕时，他的脑袋被类似警棍或者是手电筒之类的坚硬物体击中，翻落在

    了地上。其他参加追捕行动的警察误认为翻落在地的考克斯就是嫌疑犯，他们一拥

    而上开始围殴倒在地上的考克斯。不一会儿，有人发现了这是一场误会，并大声叫

    喊：“住手!他是警察!他是警察!”众人一哄而散，没有人理会考克斯，全部逃

    跑。躺在地上的考克斯已经失去了意识，轻微脑震荡，面部有很多伤口，肾部也受

    了伤。

    就在此时，越来越多的警察加入了追捕行动，其中就包括肯尼·康利。康利是一

    名来自南波士顿的小伙子，在高中毕业后不久就进了警局，到现在已经4年了。就在

    众多警察围殴考克斯的时候，他也正在追捕布朗。康利把车停到了距离嫌疑犯车子

    40英尺1

    远的地方，他刚好看到布朗翻越围栏逃跑了。康利也翻过了围栏，并最终成

    功追捕到了布朗。康利并没有参与殴打考克斯，但是就在他翻过围栏时，殴打却正

    在进行中。

    尽管其他犯罪嫌疑人最终均被抓获并绳之以法，但殴打考克斯一案却始终没有

    定论。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警察局的内部调查一直没有停止，大陪审团也要求追查

    到水落石出。到底是谁袭击了考克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考克斯？他们仅仅是把考

    克斯误会成了在逃的嫌疑犯吗？如果只是误会，那么他们为什么最后全部逃跑，而

    不是紧急呼叫进行医疗救护？这个案子一点儿进展也没有，直到1997年，地方检察

    官把案件移交给了联邦政府，才获取了更多调查波士顿警局内部相关情况的权利。

    考克斯指认了三个在那天夜里对他进行殴打的警察，但是，三人都拒绝承认并

    表示对殴打一事一无所知。很多警察在向警局提交的报告中却说，考克斯因为踩在

    冰上不小心滑倒才受了伤。有近60名在现场的警察应该目睹了一切，但所有人都否认了解任何相关信息。同样，康利也表示对围殴一事一无所知。以下是康利在宣誓

    后关于此案的证言。

    问：你说在你看到布朗翻过围栏以后也跟着翻过了围栏，而且只用了几秒

    钟而已？

    答：是的。

    问：就在同时，你并没有看到其他黑人便衣警察也在追捕布朗？

    答：我没有看到。

    问：根据你的证词，根本就没有黑人便衣警察在追捕布朗？

    答：是的，当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黑人便衣警察。

    问：如果有人在追捕布朗，你是否能够看到？

    答：如果有，我应该可以看到。

    问：如果他在围栏的顶端拉住了布朗，你是否能够看得见？

    答：我想我应该看得见。

    即使直接询问康利是否看到考克斯与布朗在围栏上的纠缠，他的回答依旧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他应该看得见。虽然康利的证词简短，但他是殴打一案中最重

    要的证人，因为他是参与追捕行动的警察之中可以看到殴打全过程位置最好的人。

    然而，康利拒绝承认他看到过什么，这使联邦检察官无法控告那些参与殴打考克斯

    的警察，也导致了没有任何人对袭击案承担责任。

    唯一能够被确认与此事有所关联的康利只好对此事负责。1997年，康利被指控

    作伪证与妨碍司法公正。联邦检察官无法相信，康利居然没有看到发生在近在咫尺

    的事情，认为这就是伪证。记者迪克·莱尔(Dick Lehr)在文章中写道：“考克斯丑闻简直就是警界道德的沉默，他们内部在互相保护的时候居然表现得如此团

    结。”

    尽管康利坚持他的证言，但是殴打一案还是进入了审判。布朗证实，康利就是

    当时逮捕他的警察，而且他还提供证词说，就在他翻越围栏后还向后看了看，发现

    有一个高大的白人警察就在围殴现场的旁边，另外一名警察也证实康利当时就在现

    场。最终，法庭宣判康利有罪。陪审团认为，康利跑向围栏居然没有看到围殴现

    场，甚至没有看到考克斯，这实在令人无法置信。审判过后，一位陪审员解释

    说：“我无法相信，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他居然什么都没看见。”另一位陪审员

    称，陪审团中的一名成员告诉他说，他的叔叔曾经当过警察，警察需要被训练得很

    敏感，善于洞察细小的事情，他们绝对职业。

    直到2001年夏天，报道考克斯一案的记者迪克·莱尔才第一次见到了康利。经过

    这次会面，莱尔开始怀疑康利并没有作伪证，于是他把康利带到了哈佛大学的心理

    学实验室。你看见了吗

    10年前，丹和克里斯2

    就相识了。当时，丹刚刚来到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做助理教

    授，而克里斯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由于我们对人类的感觉、知觉、注意等认知

    方式都特别感兴趣，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就在康利的案件处于胶着状态时，丹正在为本科生上一门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课

    程，克里斯是他的助教。就在这门课上，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这

    个实验是基于先锋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Ulric Neisser)教授于20世纪70

    年代，在进行视知觉与注意研究时所设计的一个非常精妙的实验范式。

    心理学实验

    在学生的协助下，我们利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学大楼制作了一个

    简短的电影。在短片中有两队运动员，其中一队穿白色运动服，另一队穿

    黑色运动服，所有运动员都在不断地移动并且互相传接篮球。

    影片拍好后，我们便开始在哈佛大学内招募志愿者进行实验。志愿者

    需要观看影片，并计算身着白色球衣队员传球的次数，同时可以完全忽略

    穿黑色球衣队员的传球次数(无论是空中传球还是击地传球都要被算做传

    球)。3

    影片持续不到一分钟。观看结束后，我们会立即询问前来参加实验的

    志愿者到底有多少次传球。答案也许是34次，也可能是35次，其实这并不

    重要。我们要求被试记住传球次数，是想把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到屏幕上，而不是关注他们的计数能力。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其他目的——在影片

    中，除了穿白色与黑色球衣的运动员外，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把自己伪装成

    大猩猩的人，这个“大猩猩”走过人群并稍作停顿，还对着镜头敲打自己

    的胸膛，然后走开，整个过程在屏幕上不超过9秒钟。除了询问志愿者传球

    的次数外，我们还要探查一些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

    问：在你数传球次数时，你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

    答：没有。

    问：除了运动员，你还看到什么了吗？

    答：我看到了这里还有电梯，还有就是墙上有S形标志，可是我实在不知道

    S代表什么意思。

    问：除了运动员，你还看到其他人了吗？

    答：没有。

    问：你看到大猩猩了吗？

    答：大猩猩？没有。

    在这项实验中，大约有一半被试没有看见大猩猩。当他们重新观看录

    像而不需要计数时，他们都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人群中的大猩猩。很多志愿

    者都惊讶地表示“我居然没有看到”。NBC的制作人也重复了这个实验，其

    中的一个志愿者坚决不承认影片中有大猩猩出现，甚至认为他前后两次观

    看的影片根本就不是相同的版本。无论怎样，这个实验在不同国家、不同

    人群中重复了若干次，结果基本一致——有大约一半的人没有发现人群中

    的大猩猩。

    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么多人看不见人群中的大猩猩？其实这属于注意错误

    (illusion of attention)范畴，在心理学领域内，我们称之为无意视盲

    (inattentional blindness)，它与视盲是有本质区别的。“视盲”是由于视觉

    系统存在物理性损伤造成的，在这里，很多人没有看见大猩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眼

    睛或是大脑出现了损伤性的问题，而只是由于无意视盲。当人们把自己全部的视觉

    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区域或物体时，他们会忽略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尽管有

    时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是很明显的。我们并不是想介绍无意视盲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更不想介绍关于大猩猩实验的

    最新研究进展，我们只是想让读者知道：人们真正体验到的世界远远少于人们所感

    知到的世界，如果人们能认识到这种认知局限性，某些错误的感知可能就会消失。

    我们与美国一家调查公司合作，从成年人中抽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样本，调查

    他们对人类大脑如何工作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发现，75%的人其实已经发现了无意视

    盲现象的存在，人们在注意力过于集中时确实会忽略一些重要的事情。

    一切尽在掌握？除了预料之外。人们每天都亲身感受着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有

    些事物甚至还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这么丰富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让人们产生

    一种错误的认识：人们掌握了所有发生在自己身边事情的信息。

    人们的确感受着真实的世界，但是对注意力之外的事物也是缺乏了解的。人们

    以为特别的事情会迅速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就会牢牢掌握身边所有的信息，可

    是大家真的错了。就像大猩猩实验那样，尽管大猩猩是那么栩栩如生，尽管它在人

    群中是那么与众不同，但是，人们真的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

    大猩猩实验于1999年发表在学术期刊《知觉》(Perception)上，题目就叫做

    《我们中间的大猩猩》(Gorillas in Our Midst)。不但在心理学领域引起了热

    烈讨论，我们还因此获得2004年度的搞笑诺贝尔奖4

    ，美国超长寿命的电视连续剧

    《犯罪现场调查》(CSI)也在单独一集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康利的大猩猩

    莱尔在听说了关于大猩猩的实验后，把康利带到了丹的实验室，他想

    知道如果康利参与这个实验，那么结果将会如何。在实验室里，我们第一

    次见到了康利，他是一个很严肃而且沉默寡言的人，莱尔几乎成了他的代

    言人。其实我们也不确定康利到底能不能看到人群中的大猩猩，况且，是

    否能看到大猩猩与6年前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考克斯被殴打也没有绝对的必然

    联系。不过，我们很想知道，在康利知道这个实验的科学解释后会怎么

    想。

    就在康利计数的时候，他发现了人群中的大猩猩。尽管丹向他解释了

    有关人类注意力的理论，但是他还是像其他发现大猩猩的被试一样，无法

    相信有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大猩猩。

    为什么看见大猩猩的康利，却没有看见围殴现场？正因为人们对于自己感知世

    界方式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无法相信自己会忽略那么多重要的事物，所以，考克斯一案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会出现这么多质疑康利的声音。

    在康利的上诉证词中，康利的律师试图说明康利绝对不在殴打案发的现场，其

    他警察关于康利的证言是不准确的。康利是不是在现场与康利是否看到殴打的场

    面，被人为地联系并锁死在一起。不过，如果我们对照大猩猩那个实验就会发现，案件的关键在于：康利在案发现场有没有看到那个“大猩猩”，而不是康利是否在

    现场出现过。

    在案发的当时，康利看到布朗要翻过围栏，在他眼里全世界只有在逃的嫌疑犯

    一个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单通道视觉”(tunnel vision)。检察官当然不会相

    信单通道视觉的存在，而是认为康利不过是在自己记忆里把当时的场面重新“编

    辑”了一下，从而剪切掉了那些对自己不利场面的片段。然而，如果康利在全神贯

    注地追捕布朗，就像实验中我们的被试必须集中所有注意力来计算传球次数一样，康利就完全有可能没有看到围殴考克斯的场面。

    不过，康利的证词使他在案发现场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再加上人们主观判断康利不会忽略那么明显的事情，两者共同作用，使检察官认定康利在作伪证并妨碍司

    法公正，其目的无非是保护自己的警察同伴。

    2005年7月，康利终于赢得了撤销之前判决的审判结果，考克斯一案以康利胜诉

    告终。

    “视而不见”引发的冤案。时至今日，科学已经为人们解开了无数谜团：星系

    是如何形成的；DNA是如何控制生命的繁衍的；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认知世界的，等

    等。但是，人们更希望这些理论能够解释生活中每一个特定的个案。遗憾的是，人

    们没有条件对每天发生的那些错觉分别加以分析，然后去证明这是由于人类大脑某

    方面的机制所决定的。

    就好像考克斯一案，我们无法确定康利是否由于无意视盲而没有看见殴打场

    面。如果进行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就必须全面而真实地恢复当时所有的影响因素

    (夜晚，追赶试图翻越围栏的疑犯，不熟悉的环境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评估康

    利的真实情况，但这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能为

    力，至少我们明白那些一味谴责康利的人走错了方向。案件调查人员、检察官、陪

    审员，都没有能够考虑到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康利根本就没有说谎，那天晚上他

    可能出现了无意视盲。

    接下来，我们还要讲述很多类似考克斯案件这样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你将会

    看到错觉对生活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将要深

    入介绍人类大脑产生错觉的机制，可这并不代表你在读后就可以完全对这些错觉产

    生免疫力。我们想告诉你的是，在生活中，错觉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判断，还会

    干扰人们的决定，甚至是行为，它的的确确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所有人都

    需要正确认识它、对待它。美国核潜艇与日本钓鱼船

    2001年2月9日，下午1点40分，格林维尔号核潜艇船长斯科特·沃德尔

    (Scott Waddle)带领着他的全体船员行驶在夏威夷海域附近。

    在沃德尔船长发出潜艇下沉的命令后，潜艇开始驶向更深的水域。不

    幸的是，潜艇出现了意外，高气压迫使海水涌向船体之外，潜艇不得不开

    始急速上浮。就在格林维尔号的船头浮出水面的同时，全体船员听到了一

    声巨响，沃德尔船长也惊恐万分，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在格林维尔号高速浮出水面的同时，撞到了来自日本的爱媛号

    钓鱼船，格林维尔号的船舵划过了渔船的整个船身。要知道，格林维尔号

    的船舵是用特殊材质制作的，以便在北极破冰，所以结果可想而知。汽油

    不断地从渔船中泻出，渔船在短短几分钟后就朝船尾的方向沉了下去，渔

    船上的人们纷纷跑向船头大声呼救。最终，大部分人利用救生船得以生

    还，但是，仍有9人在这次事故中不幸丧生。格林维尔号只是受到了一点儿

    轻伤，船上的船员无人受伤。

    现代潜艇为何对正在咫尺的渔船“视而不见”？一艘如此现代的高科技潜艇，配备了诸多技术领先的装置，并由一名经验丰富的船长带领，居然没有探测到仅仅

    200英尺之外的渔船。

    为了调查此次碰撞事件的原因，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做了整整59页的报告，竭

    尽全力地阐释各种潜在的可能原因：格林维尔号的船员并没有完全严格按照程序操

    作；船上的游客观光团可能影响了全体船员的注意力；没有实现对爱媛号钓鱼船的

    精准定位更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因素。另外，并没有证据显示船员出现醉酒、药

    物过敏、精神失常、疲劳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紧张等情况。然而令我们感兴趣的

    是，这个报告并没有提及沃德尔船长及其船员在通过潜望镜观察时，是否也没看到

    爱媛号钓鱼船，而这有可能是了解相撞原因的关键问题。

    一般来说，无论潜水艇是下沉还是上浮，工作人员都必须要通过潜望镜确认是

    否有其他船只在潜水艇的航行路线出现。而且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只要沃德尔船长通过潜望镜观察，是应该能够看到渔船的。但从事后其他工作人员的报告来看，沃

    德尔船长并没有违反任何操作规范，他借助潜望镜仔细地观察了周边的情况，可是

    为什么他却没有看到爱媛号钓鱼船呢？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了沃德尔船长是按照操作规范通过潜望

    镜观察了周边的情况，但观察时间很短暂。对此，NBC的记者斯通·菲利普斯(Stone

    Phillips)质疑：“没有人怀疑沃德尔船长的专业能力与经验，他也确实没有违反

    潜望镜操作规范，但是在用潜望镜观察这个环节上，他是否分配了足够的时

    间？”官方、媒体都对此事做了大量的调查，也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但是却没有

    人探究过沃德尔船长没有看到渔船的真实原因，就连沃德尔船长自己也想不通，为

    什么当时居然没有看到渔船。

    受到关于大猩猩的实验的启发，我们可以马上想到，也许经验丰富的沃德尔船

    长并不是没有“看到”渔船，他只是没有“看见”而已，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称

    为“视而不见”(looking without seeing)。正如沃德尔船长自己所说的那

    样，“我通过潜望镜观察，但是我并没有盼望会有意外情况出现，我只是观察是否

    有异常状况，而不可能主动寻找异常物体。”

    “看到”不等于“看见”其实，潜水艇撞到水面上的船是极不常见的，自然大

    可不必为没日没夜地盯着望远镜而失眠。但是，这种“我看到了，但是我没看

    见”的事故在陆地交通中可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可能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路边停车时，突然发现在自己行驶的路线上

    有其他车辆出现，于是不得不紧急刹车。之前已经观察了周围的情况，为什么没有

    发现还有其他车辆呢？如果有司机不幸地碰到了其他车辆，他的反应一般都

    是：“我已经看了四周的情况，不知道这车是哪里冒出来的，我真的没有看见。”

    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涉及人类大脑的认知过程，至少包括注意与知觉两个方

    面。通常来说，人们都会认为，应该可以看见在自己面前的一切，但事实是，大脑

    只能处理来自视觉世界的一小部分信息。“视而不见”是符合大脑的工作机制的，大家对于“视而不见”的不承认、不接受会导致人们疏于小心谨慎或是做出过于自

    信的判断。在说到“看到”时，就像之前谈论“视而不见”时提到的“看到”，实际是目

    光停留在某个物体的“看到”，这就是一种感觉过程。但是我们更想说明的是，事

    物映入眼帘并不能保证就能“看见”它们，或者说，知觉过程并没有对其中的一部

    分信息进行有效地加工与整合。也许有很多人会怀疑这样的论断，因为至少有一点

    还需要证明，大猩猩实验中的被试、追赶嫌犯的警官还有沃德尔船长是否真的“看

    到”过那些他们不会期盼出现的事物。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还是得回到实验室来。

    在认知心理学实验室，经常要用到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装置。利用眼动仪，可以追踪到被试在任何时间目光停留的位置以及目光移动形成的眼动轨迹。德国海

    德堡大学从事体育研究的学者丹尼尔·美尔特(Daniel Memmert)，在重复著名的

    大猩猩实验时加入了眼动仪，以便追踪被试的眼动轨迹。他发现，那些声称没有看

    见大猩猩的被试，把目光停留在大猩猩身上的时间平均有足足一秒钟，但是他们却

    没有看见大猩猩，而那些看见大猩猩的被试目光停留的平均时间同样也没有超过一

    秒钟。橄榄球手的车祸

    2006年2月，23岁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本·罗瑟斯伯格，已经在全美橄榄球

    大联盟经过了两年的历练，成为大联盟历史上赢得超级碗5

    的最年轻的四分

    卫。

    就在这年的6月12日，他驾驶着摩托车行驶在市中心，准备离开城区。

    当罗瑟斯伯格行驶到一个交叉口时发生了意外，一辆迎面而来的轿车撞倒

    了他。

    当时，玛莎·弗莱什曼驾驶她的轿车左转，刚好撞到对面直行的罗瑟斯

    伯格。根据目击证人的回忆，两个人在进入交叉路口时都是绿灯，没有人

    违反交通规则。相撞后，罗瑟斯伯格的身体飞向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又撞向

    旁边的树干，最后跌落在地。罗瑟斯伯格的颚与鼻子受到了严重损伤，牙

    齿也磕掉很多，背部与头部出现了明显的裂口，其他小的伤口更是不计其

    数。弗莱什曼拥有良好的驾驶记录，唯一的一次违章驾驶是超速，但那已

    经是9年前的事情了。不过，弗莱什曼还是曾因为没有给其他车辆让路而被

    传讯过。罗瑟斯伯格经过7个小时的紧急抢救脱离了危险，最终痊愈，并且

    以完全健康的身体开始准备当年9月份新赛季的比赛。

    为什么汽车司机在转弯时看不到摩托车呢？其实，像这种事故是不多见的，但

    是在与摩托车有关的事故中有一半以上却是与其他汽车相撞，这其中65%都如同罗瑟

    斯伯格事故一样，汽车在向左转弯时撞到了迎面驶来的摩托车(在左侧行驶的国

    家，事故多为汽车向右转弯时撞到迎面行驶的摩托车)。

    在这种事故中，经常会听到肇事司机这样说：“我在转弯前就开启了指示灯，而且我也观察了周围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我突然就感觉到什么东西撞到

    了我的车，然后就看见那个家伙和他的摩托车倒在地上。我从来就没看到他

    们。”而被撞的摩托车手却会说：“突然间就有一辆汽车冲到了我的面前，那个司

    机一直在盯着我。”这样就会经常导致摩托车手起诉汽车司机故意肇事，因为摩托

    车手认为汽车司机明明看到了他们，却不减速。合理的解释是：源于人类脑机制的注意错觉。由于汽车司机在开车左转弯的时

    候最需要注意的是迎面开来的汽车，而没有故意寻找周围的摩托车，才使得他们没

    有看见摩托车。说得更确切些，无论是摩托车还是自行车或是马车，都属于在左转

    弯过程中不常见的车辆，没有人会时刻考虑这些非常规因素。这就好像在大猩猩实

    验中的那些被试一样，汽车司机一方面全神贯注地寻找其他汽车，另一方面又从来

    没有预料过会有摩托车出现，所以就对预料之外的摩托车“视而不见”了。更可怕

    的是，人们经常认为自己会注意到视野范围内的一切事物，而事实是，那些意料之

    外的事物是经常看不见的。

    安全措施有效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寻找补救措施就成了当务之急。摩托

    车安全的支持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没有一条能发挥行之

    有效的作用。

    例如，有人认为应该树立写有“注意摩托车”一类标语的警示牌。但实际上，这种办法的效果微乎其微。试想，当这样的标语映入司机眼帘的时候，他们会开始

    注意四周是否会有摩托车出现，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摩托车并没有出现，他们的

    认知方式又会回到原有的轨道上来，继续寻找汽车等大型车辆，摩托车重新成为预

    料之外的车辆。这种为了摩托车安全而发起的标语运动其实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

    基础上的，即人们的主观想法与客观信息可以影响人们固有的注意机制。而实际情

    况是，由于人们的认知方式是固定的，因此这种标语运动最终注定会成为注意错觉

    的牺牲品。

    假设我们在某一天的早晨告诉被试“请注意看大猩猩”，但是在一个星期以后

    在同样的地点进行那个著名的大猩猩实验，那么一周前的那个提醒当然就不会有任

    何作用了。因为在这一周里，被试的认知方式会很快调整为原有状态。除非在实验

    开始前很短的时间里提醒被试，被试才会在数传球次数的同时看见那只大猩猩。

    另一项增强摩托车安全性的措施是，呼吁摩托车驾驶者应该穿着明亮的衣服，而不是传统上我们记忆里那种典型的摩托车者的服装——夹克衫、黑裤子还有靴

    子。乍看之下似乎有些道理，穿上类似运动员一样的亮丽服装会更容易引起他人的

    注意。但是，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看到”与“看见”并不是相同的概

    念，“看到”是“看见”的前提，但“看到”并不能保证一定“看见”。也许那件神奇的衣服会增加汽车司机“看到”摩托车的概率，但能否增加“看见”的概率就

    是不确定的事情了。一个关于大猩猩实验更深入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即使摩托车

    手换上亮丽的衣服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心理学实验

    与丹同一实验室的史蒂夫·莫斯特(Steve Most)与布雷恩·肖勒

    (Brain Scholl)把大猩猩实验符号化，然后利用程序重新设计成可以在

    电脑屏幕前操作的实验。具体点儿说，就是大猩猩实验录像中的运动员在

    程序中成变成了白色和黑色字母，而用一个红色的加号(+)代替大猩猩。

    被试的任务是记住所有白色字母击中屏幕上某一窗口的次数，同时忽略所

    有黑色字母。

    就算是经常重复大猩猩实验的研究者也没有预料到，没看见唯一带有

    颜色的红色加号直线穿过整个屏幕的被试竟然达到了30%。之前我们也思考

    过，黑色的大猩猩与黑色运动服在颜色上比较相近，所以很多被试在高度

    集中的状态下就忽略了大猩猩。但是这个实验更进一步地证明：预料之外

    的事物，无论它的特点多鲜明，还是容易被人们忽略而看不见的。

    唯一的避免方法：让自己成为大多数。到目前为止，已知的减小无意视盲影响

    的方法只能是：在预料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复杂情况。彼得·雅克布森

    (Peter Jacobsen)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公共健康咨询专家，他在2000年抽取了

    加利福尼亚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城市专门研究汽车与自行车或是行人相撞的事故。雅

    克布森收集并计算在每一个城市中，每公里内发生行人或是自行车的事故概率，结

    果令我们感到意外：在这些城市中，采用步行或是自行车出行方式的人越多，发生

    事故的概率就越低；采用步行或是自行车出行方式的人越少，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

    高。

    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如果说伦敦的街头经常人头攒动，那么汽车司机当然会对此习以为常，他们在平时的驾驶中也会更多地把行人纳入他

    们的预料范围之内；在洛杉矶，汽车司机习惯于宽阔的马路和秀丽的风景，他们很少会看到路旁的行人，所以也很难经常在意识里有这样的准备：“我要小心旁边可

    能出现的行人。”所以说，行人与自行车比较多的城市，由于司机已经习惯于对行

    人分配更多的注意力，所以发生事故的概率反而很低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大

    了人们的预判范围，从而减小无意视盲对人们的影响。

    心理学实验

    “红色大猩猩”实验的发起者之一史蒂夫·莫斯特和罗伯特·亚斯图

    (Robert Astur)领导了一项实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莫斯

    特与亚斯图首先设计了一种能够模拟人类的场景的实验装置，他们称之

    为“驾驶模拟器”。被试坐进驾驶模拟器，模拟操作驾车并根据蓝色箭头

    的指示前进，同时忽略偶而出现的黄色箭头。当被试模拟开车到交叉路口

    时，一辆摩托车会突然进入被试驾车的行驶路线。如果这辆摩托车和指示

    箭头同样都是蓝色的，那么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能看见并及时停车。但是，如果把摩托车换成黄色，那么36%的被试会在模拟程序中撞到摩托车，其中

    的两个被试甚至根本没有踩刹车。由于摩托车与指引箭头同是蓝色，至少

    在特点上与被试需要预判的事物相近，所以大家都很轻松地看见了。从这

    点上说，蓝色摩托车就已经成功被纳入被试的注意范围之内了，从而也改

    变了无意视盲对人们的影响。

    艰难的着陆

    理查德·海恩斯(Richard Haines)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中心的一名科

    学家，他的研究项目几乎全部围绕空间学与航空学，还曾因为试图记录UFO

    而声名大噪。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恩斯与他的同事伊迪丝·费希尔(Edith

    Fischer)、托尼·普赖斯(Toni Price)，使用飞行模拟装置在飞行员信

    息显示技术领域引领了一项先锋研究。之所以要在这里再次介绍他们的研

    究，是因为这是“视而不见”的又一重要证据。

    海恩斯和他的同事把研究对象集中在商业航线中驾驶波音727的飞行员

    上。当时，商业航线的飞行员通常是最有飞行经验的而且绝对称得上

    是“飞行专家”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其中飞

    行技能最出色的人才能被选中驾驶大型的商业客机。海恩斯选择的被试都

    是驾驶波音727航行超过1000小时以上的大副或是机长。

    在实验中，所有飞行员首先必须接受训练，以熟悉借助一种头盔显示

    器模拟驾驶飞机。这个装置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头盔显示器可以模拟飞

    行操作的仪表盘显示飞行员在驾驶飞机时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例如高度、速度、燃料等。飞行员通过训练课程，学习利用飞行模拟装置在不同的天

    气情况下着陆。在飞行员熟练操控这种飞行模拟装置后，海恩斯会在着陆

    程序中安排一些意外情况，例如在着陆的跑道上放置大型飞机来干扰飞行

    员的正常着陆。但是实验的结果却显示，这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经常看不

    见跑道上的海恩斯设置的障碍物。

    为什么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仍然事故频发？飞机在着陆过程中与跑道上的其他物

    体相撞是非常常见的飞机事故，海恩斯称之为“跑道入侵”(runway

    incursions)。根据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跑道入侵”属于飞行员的过失。这种跑

    道入侵事故之前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好像格林维尔号潜艇碰撞到爱媛号钓鱼船一

    样，完全是一种意外。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记录显示，美国在2007年共发生了370起跑道入侵事故，其

    中只有24起事故是由于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导致的。从2004年到2007年的4年中，美

    国发生了1353起跑道入侵事故，有112起事故后来被定性为严重事故。历史上，最

    严重的跑道入侵事故发生在1977年，在西班牙的金丝雀群岛，荷兰皇家航空有限公

    司的4805次客机在着陆时与美国泛美航空的1736次客机相撞，两架客机同为波音

    747，有583人在此次事故中丧生。

    尽管与其他飞行事故相比，跑道入侵相对来说属于多发事件，但是大多人还是

    不能理解跑道入侵发生的频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在去年的2500万次飞行之中，跑道

    入侵事故发生了8起。平均计算，就相当于在3000年的时间里每天只有一个航班，而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跑道入侵事件只发生了一次。这看上去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

    相对其他飞行事故来说，跑道入侵属于多发事件。

    海恩斯对实验中两名没能安全着陆的飞行员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在飞

    行员离开云层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他们就应该可以看到着陆跑道上的

    飞机了，而后他们还有充足的7秒钟时间来决定是否应该放弃着陆。

    这两名飞行员在飞行模拟装置的训练课程中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在

    问到他们当时是否看到跑道上的飞机时，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当海恩

    斯把当时模拟飞行着陆的录像播放给这两位飞行员时，他们都非常惊讶，因为他们居然没有看见阻挡在着陆跑道上的飞机，而这个飞机又是这么的

    明显。其中一位飞行员说道：“如果不是我事后看了录像，我实在无法相

    信当时我犯了那么大的一个错误。可是我当时确实没有看见那架飞机，这

    实在令人无法置信。”其实，跑道上的飞机和爱媛号钓鱼船一样，预料之

    外的事物是很难被看见的。

    海恩斯设计的飞行模拟装置及头盔式显示器并没有人为地加入影响飞行员对跑

    道情况的判断的干扰因素。为了能够更方便、安全地操作，飞行员在使用飞行模拟

    装置着陆的同时，还可以检测飞行数据与观察地面情况。飞行模拟装置极大地简化

    了真实的操作程序，使得飞行员在模拟装置上获得相关信息的速度要比真实情况更

    快，做出各种判断所需的时间也更短。也就是说，就算是对于普通飞行员来说，在飞行模拟装置上的表现也应该远远好于真实驾驶飞机的情况。但是，这种更为简单

    的操作任务并没能帮助这些优秀的飞行精英们“看见”那些预料之外的事物。

    为什么人类每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观察周围的事物，但还是有那么多重要的

    信息被“视而不见”地错过？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澄清人们对大脑认知

    的错误认识。

    就飞机着陆来说，飞行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全神贯注地注意各种仪表上的数

    据，同时还要不断地与地面通讯台联络以确定降落位置，对于跑道上可能出现的障

    碍物体，他们是没有心理准备的，尽管那个物体是那么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

    里。

    飞行员的任务是以正确的操作程序驾驶飞机，跑道上的意外情况应该早就被地

    面指挥系统清除掉了，那实在不是他们需要担心的事情。他们习惯于完全信任地面

    指挥系统，所以地面上哪怕是出现很小的意外情况也在他们的预料之外。简言之，这种情境中存在着使飞行员“视而不见”的条件。同时，这种“视而不见”也是人

    类脑机制的一部分，是客观存在的。

    很多人都一直无法真正接受“视而不见”，还没有认识到这属于人们正常的注

    意系统的运行机制。只有认识到对“视而不见”的误解，才能真正地了解“视而不

    见”并接受它的存在。在接下来，将继续深入地讨论。来电话，请接听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经过一天劳累的工作，你拖着疲倦的身体驾车回

    家。虽然是在驶向回家的路上，但是你的大脑还在飞速旋转，想着今天没

    完成的工作，尤其是一想到还有很多家务需要做，更是感到头疼。就在这

    种类似精神挣扎的状态下，你左转进入了另一条路。而就在这时，一个小

    孩踢着皮球闯到你驾驶的路线上，你是否能够及时刹车？如果你不是在思

    考问题，而是在接一个电话，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是否还能够及时停车？

    也许大多人都确信自己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因为人们相信，只要眼

    睛注意着路面的情况，手里握着方向盘，就都能自如地应对各种突发状

    况。

    为什么驾车时不能接听电话？尽管在驾车的同时接打电话有时是一件无法拒绝

    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绝对是危险的事情。广泛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开车的时候使用电话是很危险的事情，它造成事故的影响绝不亚于醉酒驾车。

    在开车的同时使用电话使得司机对周围情况信息的掌握减少了，无论是对交通

    信号灯还是对其他意外情况的反应都会变慢。试想，如果出现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例如，突然出现在马路上的小孩，由于你在使用电话而使刹车慢了一点点，那

    将是一种什么后果。

    一场反对驾驶时使用电话的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兴起，纽约是第一个就此事立

    法的城市。纽约法律明文禁止在驾驶的时候使用电话，因为纽约立法委员会的智囊

    团相信，这样做将确保司机的眼睛盯在马路上，手放在方向盘上，避免了让他们分

    心。同时，纽约立法委员会也以多数票通过，暂时搁置禁止在驾车时使用非手持耳

    机式电话的讨论。这样的结果无疑触动了电话公司的神经，他们灵敏的嗅觉已经找

    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大力推动这项立法的同时还借助舆论工具。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就宣称“使用非手持耳机式电话能够解放司机的双

    手，从而提高驾驶的安全性”。诺基亚公司也迅速将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推荐为他们的十大安全产品之一。在这种宣传攻势下，大家迅速认识了非手持耳机式电话，并

    对它的安全性达成了共识。

    在一次调查中，有77%的美国人认为非手持耳机式电话的安全性要远远高于手持

    电话。无论是立法委员会对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暧昧的态度，还是电话公司不遗余力

    的推荐，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当司机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而目视前方时，无论是

    多么出人意料的事物，都可以被司机察觉到。鉴于读者对大猩猩实验的了解，想必

    你已经能够想到我们接下来要说些什么了吧。

    为什么用耳机接听也很危险？每个人都可以把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很自如地驾

    车，也可以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使用电话，这件事与手和眼本身无关。实际

    上，无论在做什么——开车、使用电话，都需要耗费大脑的认知资源(cognitive

    capacity)。

    认知资源对于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人们的认知加工过程是并列的还是

    平行的。例如，对于人们来说，在一条笔直的路上行走的同时和朋友交谈是很容易

    的，因为行走过程与语言过程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如果突然遇到一片充满水坑的

    人行道，而要选择一条行走线路时，可能就不得不停止讲话了。现在的行走过程需

    要额外的资源来计划，使得语言过程即刻被挤了出去。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关键的

    结论就是：人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实际上，注意的功能之一就是如何有效地分配这些资源。认知资源是人类进行

    各种活动的一个界限，一旦某种复杂活动超过认知容量的最大限度，人们就无法完

    成原有任务。行动的结果本质上取决于认知资源消耗的多少——耗费的越多，任务

    完成的质量就越差。

    再来重新审视手持电话与那个神奇的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无论是用哪种电话，都是同时进行驾车和讲电话两个活动，耗费认知资源——更确切地说是注意资源

    ——是相同的。从这点上说，两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异。

    在大猩猩实验中，我们为了探讨认知资源的作用，还发展出了一个任务更为复

    杂的实验。在此实验中，并不是简单地让被试数白色球衣运动员的传球次数，而是

    要求被试分别记住白色球衣运动员击地传球的次数与空中传球的次数。由于提高了任务的复杂性，使得没有看见大猩猩的人数的比率提高了20%。任务更复杂了，意味

    着被试需要提取更多的注意资源，使得很多被试都没有足够的注意资源去发现大猩

    猩。随着任务复杂性的提升，能够看见大猩猩的人也随之减少。

    请重新思考驾车时使用电话的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不是用一只手拿住电话就

    影响了安全驾驶，而是在于讲话本身——说话是一件耗费认知资源的事情，无论使

    用的是何种电话机。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更多的人还不知道认知容量的存在，使得

    很多地方的法律只禁止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持电话，反倒增强了公众对非手持电话

    的信心，也使大众对此事的误解越来越深。

    心理学实验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大猩猩实验怎么能与真实的驾车场景相提并

    论？就算将其精准地抽象化，计数任务又怎能与说话相比呢？对于如何比

    较两种活动的认知难度，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做实验。

    肖勒与他的学生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项实验，目的是探索说话到底能

    够耗费多少认知资源。肖勒仍然采用“红色大猩猩”的实验程序，不同的

    是他把被试分成了两组：一组仍像以前一样进行计数任务；另一组被试需

    要在计数的同时打电话与别人聊天。连肖勒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实验会得出

    这样的结果：计数任务组有30%的人没有看到红色加号，而另一组居然有

    90%的人没有看到——是计数任务组的三倍。

    此外，实验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组在计数的同时打电话的

    被试的计数成绩与前一组相差无几。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计数时打电话并

    没有影响计数成绩，那么开车时使用电话也应该不会对开车本身造成影

    响。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90%这个数字。也许开车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

    对预料之外的物体出现的敏感度会严重降低，这就意味着潜在的威胁安全

    的因素在增加。

    与同在车里的人聊天也是危险的事情吗？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与开车时打电话聊天相比，仅仅与同车的人说话对安全的影响要小得多。原因在于：首先，与同

    车的人聊天可以更容易听见他人说话的声音，也更容易理解说话的内容，这要比打

    电话轻松得多；其次，车里的同行者本身也提供了一双可以观察周围其他情况的眼

    睛，其提供的安全系数要远远高于电话另一边的那个人；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原

    因，来自于很多学者所说的“社交需求”(social demands of

    conversations)。当你驾驶到一个情况很复杂的路面时，反而没有迫使你继续谈

    话的“社交需求”的压力，你的同伴很有可能会停止聊天并保持安静，帮助你观察

    周围的环境。但是，如果你当时在打电话，“社交需求”就会迫使你不能终止谈

    话。

    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就有理由相信，单纯的讲话与用电话聊天对驾车的影响

    是不同的。贝尔，你在为谁而奏

    贝尔出生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在他仅仅4岁的时候，身为心理学家的父

    母发现了贝尔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就极力挖掘贝尔的音乐潜力。在贝尔17

    岁时，他已经登上了卡耐基音乐厅的舞台。从此以后，贝尔的成就愈发辉

    煌。

    他不断获得前人没有获得的艺术成就，登上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拿

    到的奖项更是不计其数。他的官方网站上写道：“贝尔得到了全世界的注

    意，这使和他同时代的小提琴演奏家黯然失色。”

    在某个星期五早上的上班高峰时段，贝尔拿着他的价值300万美元的史

    特拉第瓦里小提琴6

    来到了华盛顿市的一个地铁站。他站在了地铁站入口与

    扶梯之间，在地上摆了一个集钱罐子，开始演奏美妙的古典音乐片段。在

    43分钟的时间里，超过1000个行人从贝尔身边经过，却只有7个人停留下

    来聆听这天籁之音，而贝尔的那个集钱罐子也只收到了不到50美元。

    为什么一票难求的演奏被行人“听而不闻？”到目前为止，我们讲述了波士顿

    的考克斯案件、美国核潜艇与日本钓鱼船相撞事故、橄榄球运动员的车祸以及关于

    飞行员的实验研究进展，通过这些故事，你应该不断认识了“无意视盲”这个概

    念，了解了“视而不见”，但是这些在注意错觉领域里还只是涉及了视觉而已。刚

    才讲述的这个故事，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无意失聪”的故事。

    2008年，吉恩·温加滕(Gene Weingarten)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专题写作奖，这

    要归功于他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发表的一篇封面故事文

    章。这篇文章介绍了温加滕与小提琴艺术大师乔舒亚·贝尔(Joshua Bell)共同完

    成的社会学“实验”，以上提到的情景就是他们的实验过程。

    温加滕在他的文章中哀叹了现在社会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对美与艺术的漠视，还

    抒发了他对那些匆匆经过的人们的失望。这一切被隐藏在角落里的摄像机完整地记

    录了下来。当我们快进观看这段录像时，好像在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无声新闻

    短片，行人都是那么匆忙，有的手里拿着咖啡，有的还打电话和别人说着什么，还有的连歪歪扭扭地夹在领带上的工作卡都懒得整理一下。

    这样的情景完全出乎《华盛顿邮报》工作人员的意料，在他们脑中勾画的完全

    是另一番景象：有人最开始认出了贝尔，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蜂拥的人潮会

    造成交通堵塞，甚至会让警察不得不借助橡胶子弹、催泪弹等武器来驱散人群。不

    只是工作人员，就连著名的指挥家伦纳德·斯拉特金(Leonard Slatkin)也大跌眼

    镜。这位国家管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家曾经预测：至少会有75～100人停下来欣赏

    音乐。可实际的人数还不及他预测的110，这么几个人根本就不用麻烦警察跑一趟

    了。

    温加滕、斯拉特金，恐怕还有普利策奖的评选委员会，都掉入了注意错觉的陷

    阱，连贝尔在观看录像后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还有点儿恼火地说：“难道我弄

    出来的都是噪音吗？”

    包括贝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完全错误地预测了结果。在读过关于大猩猩实验以

    后，就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此事了。谁也不能否认贝尔精湛的演奏技艺，可是

    行人并不是在寻找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是匆忙走在上班途中的过客。一位驻足者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们都在上班途中，既要注意前方——因为马上就要进入扶

    梯了，又要在脑中思考着恼人的工作，所以很容易就会把贝尔错过去。”

    在温加滕所设计的场景中，行人并没有足够的注意力资源去发现他们身旁的艺

    术大师，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就已经注定了最后这样的结果。温加滕认

    为：“如果我们不能抽出一点点时间来聆听一下这个世界上最棒的艺术家所演奏的

    音乐，如果现代生活把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那么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们将

    失去多少欣赏这个世界上美好东西的机会。”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与不懂得欣赏艺术无关，只能说明人们在匆忙的上班途中

    很难听见路旁的音乐。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注意力资源——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

    听觉上的注意力资源，只要集中在某种任务上(例如行走在上班的途中)就很难注

    意到那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当然也包括伟大的小提琴艺术家。

    马路表演的精彩。如果真的想知道华盛顿人是否愿意驻足欣赏美妙的音乐，就

    至少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保证有足够的行人能够听到音乐的声音，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一位普通的小提琴演奏者进行表演，然后再在相同的条件下邀请贝尔

    闪亮登场，这样才可以做出比较、得出结论。

    我想，如果温加滕把贝尔安排在嘈杂的工地旁边，那么他是不可能获得普利策

    奖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对贝尔吸引不到行人而感到奇怪，无论是多么动

    听的声音都会淹没在嘈杂的噪声中的。在这个实验中，温加滕把贝尔安排在早上上

    班高峰期的地铁站口，这在本质上与嘈杂的工地是没有区别的。也许行人确实可以

    听到贝尔的琴声，但他们的注意力早就分配给了其他事情，使得“听到”不等

    于“听见”，他们正在受到“无意失聪”的干扰。

    也有人对出现这样的结果给出了其他解释：是不是由于贝尔演奏的音乐旋律大

    多人实在不够熟悉？如果他表演的曲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曲目，结果是否就会不一

    样了？如果真的这样做，可能都不能确定一个入门级小提琴演奏者和贝尔谁能在路

    边赚的更多了。

    当丹还住在波士顿时，他经常去市中心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至少每去两次

    就能遇到一名手风琴手。那名手风琴手经常站在路旁的一个封闭通道里，这个通道

    紧临着意大利餐馆，绝对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对马路艺术家来说，地点就意味着一

    切。这位手风琴手只演奏一个曲子，就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曲。无论是丹进入餐

    馆还是离开餐馆，他的手风琴永远都是那一个旋律。对于丹这样的餐馆老主顾，他

    几乎都是认识的，有时还会边演奏边与丹点头示意。这位手风琴手实在太高明了，可能就是由于他的职业，他才如此了解马路表演的精髓。

    如果贝尔的演奏时间改在星期六的下午，地点改在大家等车的站台上，当然可

    以吸引更多的行人。如果贝尔也演奏电影《教父》的主题曲，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情。谁能看见大猩猩

    克里斯在某一个学期的课程中，向他的学生展示了著名的大猩猩实验。一

    个星期以后，其中一个学生告诉克里斯，她把实验用的录像资料带回了

    家，在她的家庭成员中简单地重复了实验，结果她的父母都没有看到大猩

    猩，倒是她的姐姐看到了。于是她的姐姐就自豪地向其他人宣布，她是家

    里最聪明的一员。丹也经常收到一些电子邮件，询问“为什么自己看不到

    大猩猩，而自己的孩子却能看到”，或者“是不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看到

    大猩猩”。一位基金经理在知道了我们这个实验后，也开始在他的员工中

    进行实验，他仔细研究实验结果并找到丹，希望探讨关于此事的一系列问

    题。

    很多参与过大猩猩实验的被试都把此实验看做智商或者人格之类的测试，或是

    认为人类性格某方面的特点决定了被试是否能看见大猩猩。丹在帮助NBC制作有关大

    猩猩实验的节目时，此节目的制作人就曾经预测，那些从事对细节要求很高的职业

    的人应该更有可能看见大猩猩，于是便在重复实验之前要求被试填写职业相关信

    息。

    其实，能否看见大猩猩的最有可能的决定因素还是来自个体差异。如果能找到

    那些在实验中经常看到大猩猩的人，就可以找到他们为什么会对无意视盲“免

    疫”，从而找到更深层次原因，最终使那些看不见大猩猩的被试变成能够看见的

    人。

    对所有人来说，单任务才是最简单的。至今为止，我们对无意视盲中出现个体

    差异的原因还不确定。理论上说，每个人的注意资源应该是不同的，拥有更多注意

    资源的人就应该更有可能在完成计数任务的同时看见大猩猩。同时，我们也不得不

    承认，注意资源是与智商高度正相关的。但是从众多重复实验的结果中，我们并不

    能看出高智商人群的成绩比一般人群的好。例如，在我们认为是精英人群的哈佛大

    学，这里的学生的实验结果与其他普通大学生的实验结果就没有差别。

    根据诺基亚公司的一项网上在线调查结果，60%的男性与女性调查者都认为，女性对多重任务工作更在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女性就应该更有可能在实验中看

    见大猩猩，但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却并不支持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没有人对多重

    任务工作更在行，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单任务工作才是最简单的。

    有一种推测应该更合理：人类在认知上确实存在个体差异，而且这个差异也是

    完成任务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其他因素——例如智商、受教育程度等，并不是影响

    因素，更不是决定因素。

    丹和他的学生最近通过一项实验来验证这个假设。丹首先利用“红色大猩

    猩”实验的程序进行实验，然后要求被试对实验任务的难度进行评定。丹发现，那

    些认为实验任务比较简单的被试发现大猩猩的概率并没有更高。很明显，发现预料

    之外事物的能力与注意资源的多寡无关。也就是说，训练人们注意能力并不能提高

    看见预料之外事物的概率。如果是没有被预料出现的，人们就很有可能看不见，无

    论他们有多么好的注意能力。

    那到底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看到大猩猩？我们非常确信，没有人能够总是看见那

    些预料之外的事物，也没有哪个人会一直受到注意错觉的困扰。也就是说，在不同

    的环境和背景中，就算是同样的人的表现的结果也是各异的。

    上千个行人中只有7个人停下来欣赏贝尔的音乐，他们驻足的原因是各异的：其

    中一个人刚好在一周以前听过贝尔的独奏音乐会；还有两个人也同样是小提琴演奏

    家。这三个人都具有非常好的音乐素养，这能帮助他们在匆忙、嘈杂的环境下发现

    贝尔美妙的音乐。其他4个人能够听见贝尔的琴声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

    其实，已经有很多实验支持这样的推测了。在最早的大猩猩实验中，篮球运动

    员或是经常参加篮球运动的被试就比其他人更容易看见大猩猩。虽然手球运动员在

    理论上讲需要比篮球运动员拥有更高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但是他们看见大猩猩的

    比例却还是明显低于篮球运动员。专业知识与技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

    避免注意错觉，但前提是背景与环境要和专业相关。同时也可以发现，专业知识对

    注意错觉也不是绝对免疫的。医生的疏忽

    一位女士由于大出血被救护车紧急送进了急诊室，医生马上决定首先

    通过插入静脉输液管的方式为她进行治疗。由于情况特殊，需要首先放置

    一个导管，在输液管放入成功后再立即把这个导管移出。虽然导管被成功

    地放置，但是由于疏忽，医生却忘记把它拿出来。为了抑制她的失血，护

    士开始为她输液，但是病人却由于肺栓塞而出现了呼吸困难。急诊医生与

    放射线医生进行了会诊，并用胸部X光射线检查呼吸系统是否存在异常问

    题，他们认为原有的诊断与治疗方案是正确的，但是所有医生都没有发现

    那个导管的存在。经过几天的治疗，病人脱离了危险期，被转入了普通病

    房，但是她始终存在呼吸困难的问题。为了明确诊断，她又接受了两次X光

    射线检测与一次CT扫描检测，可是医生对她的呼吸困难一事还是一筹莫

    展。直到她住院的第15天，一位医生才偶然发现了那个导管，病人很快就

    得到了痊愈。

    为什么专业医生也会“视而不见”？放射线医生在其职业生涯的每一天中都几

    乎要与图像打交道。在美国，想要成为一名放射线科医生首先要经过4年医学专业知

    识的学习，然后在教学医院经过5年的实践锻炼。最后，他们还要经过一到两年特定

    领域的专业训练。总计，他们要经过10年以上的学习与实践。在此期间，伴随他们

    的是每天不计其数的医学影像图片。尽管这样，放射线科医生还是偶尔会忽略影像

    图片上一些很重要的小细节。

    在检查影像图片时，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试图找到那些特定的问题(例如骨

    折、肿瘤等)，所以当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需要调用专业知识的特定问题时，他

    们就如同大猩猩实验中正在计数的被试。由于受注意资源的制约，他们很难看见预

    料之外的事物——那个导管就属于预料之外的物体。但是绝大多人都会认为，无论

    出现了什么问题，医生都应该在影像图片上准确地判断出来，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属

    于常规性问题。如果要求医生在X光成像图片上寻找是否存在医用导管，他们就应该

    运用熟练的专业知识轻而易举地说出正确的结果。

    对于预料之外，医生也无能为力。不幸的是，人们经常混淆“看见”与“视而不见”这两个概念。在医院里，放射线科医生对于图像的检查是有固定而又严格的

    程序的，虽然操作程序严谨，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医生会受到注意错觉的干扰。医生

    认为，运用他们强大的知识背景，在严格的操作程序下，他们应该可以发现一切问

    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多么的不寻常。其实，为了减少注意错觉的影响，医生可以强

    制自己重新检查影像图片，寻找那些特别出人意料之外的问题，这样做至少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无意视盲。

    在大猩猩实验中，一旦被试知道在实验中会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他们就可以

    100%地看见大猩猩，因为无论将要发生什么，他们都在注意搜寻着出乎预料的事

    物。但是，提前开始注意预料之外的事物的办法并不是万能药，人们的注意资源是

    有限的，过多地分配出预留资源将严重影响首要任务活动的完成质量。

    没有人会要求医生将注意资源预留出一部分，分配给可能出现的预料之外的事

    物，也没有人会这样问：“医生，您确定在病人体内没有其他异常的物体了

    吗？”最可行的方法就是找到另外一名对病人之前的病情与诊断一无所知的医生，由他重新检查影像图片，以确定病人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

    现在，就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专家仍然摆脱不了

    注意错觉的困扰。尽管放射线科医生在对医学影像图片的检验上要远远高于普通

    人，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无意视盲还是无法避免的。虽然他们拥有知识与技能，能

    够帮助他们解决专业领域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注意资源与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对

    于预料之外的事情，他们还是无能为力。如何应对

    意外如此普遍，人类是如何存活下来的？不全面地说，注意错觉及其产物无意

    视盲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尽管人类的祖先也存在注意资源有限的限制，但是在那个

    遥远的年代，祖先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需要认知的事物实在是太少

    了，需要立即做出紧急判断的情况就更少了。与现代社会相比，在先进的科学技术

    带来便捷生活的同时，还要求人们认知大量的信息并保证足够的注意资源。不仅如

    此，需要人们决断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但要求做出决断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如果说

    人类的神经系统是为了适应步行那样的速度而建立的，那么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就是

    汽车这样的速度了。举例来说，在人们步行时，一个不经意的意外事情也许不会造

    成太大的伤害，而在驾驶汽车时出现的意外就有可能成为大麻烦了，注意错觉的负

    面效果会在高速度中被无限放大。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注意错觉是常见的错觉之一，人们每一天都

    要和它打交道，无论谁都离不开它。随着大猩猩实验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不同领

    域的人都在学习重复类似的实验范式，为人们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注意错觉，而不仅

    仅是局限于类似大猩猩实验中所涉及的视觉注意系统。以下是一些实例：

    一名司机利用实验让人们看到，司机在驾车时完全可能忽视就在其眼

    前的交通警示牌；

    一名哈佛大学教授利用实验让人们明白，几乎所有人都在工作场合存

    在无意识的歧视心态；

    反恐专家向人们解释，澳大利亚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怎样在自己的

    领土上使恐怖组织成员逃脱的；一个减肥组织以看不见的大猩猩与没有计划地吃零食作对比，从而解

    释随便吃零食为什么会破坏人们正常的饮食；

    超自然学派的支持者迪安·雷丁(Dean Radin)通过研究在大猩猩实

    验中出现无意视盲的被试，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会在实验研究中忽略

    某些事实而最终导致研究失败；

    一所高中的校长用无意视盲来解释为什么很多老师会忽略一些学生仗

    势欺人的行为。

    除非重写大脑，否则人们是无法消除无意视盲的。而且，无意视盲并不是绝对

    有害的，它没有人们原本想象的那么可怕。在现实世界中，绝大部分司机都行走在

    自己的路线上而不与其他车辆或行人相撞，医生也绝对不会经常把医用导管留在病

    人体内，钓鱼船更不会经常被潜水艇顶翻，警察同样不会经常被自己的同事误会而

    遭到群殴，能够在地铁站欣赏到艺术大师的表演那也绝对是百年难遇，大猩猩跳到

    篮球场只有在实验中才能够遇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都是很少发生的事情，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忽略那些预料之外的事情对人们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一些关于注意的错误信念却是非常危险的。无法同时看见眼前所有的事

    物并不是什么麻烦事，但是如果认为可以看见眼前所有的事物可就不妙了。在机

    场，人们可能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危险物品都逃不过安检人员的眼睛，因为他们拥

    有先进的扫描设备。可是他们有时确实放过了危险物品，因为他们相信眼前的一切

    都是可以看见的。

    同样的，人们认为泳池旁边的救生员会密切注意所有人，以防止有人会溺水，但是还是上了注意错觉的当。对于救生员来说，在注意这么大的水池的同时还要警

    惕有人溺水等小概率事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救生员的工作难度本身是很大的，因为前来游泳的人会有很多动作疑似溺水但却不是，例如潜入水下游泳或是躺在水

    面上等。尽管救生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自己的警觉，但是还是无法挣脱注意资源的限制，更无法战胜导致无意视盲的注意错觉。最可怕的是，救生员无法关照到泳池里的所有人，而人们却自以为他能。

    错过不该错过的。克服注意错觉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它、正确对待它，这样才

    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过不该错过的事物。除此之外，虽然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时也有

    帮助，但是却不是万灵药，有的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车载GPS导航系统能够使人们

    轻易地找到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但是就在享受GPS导航的同时，人们却经常忽略眼前

    的路况信息。

    在英国最普遍的问题是卡车司机经常严格遵守GPS导航的命令，但却使自己的卡

    车塞在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以至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倒退，最后只能找更大的拖

    车把卡车拖出来。虽然GPS导航系统对路况了如指掌，但它本身并不会计算机车的大

    小，使得这样尴尬的事故频频发生。

    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英国的拉克顿。2006年4月，由于河水上涨使艾

    芬河一处浅滩暂时不能通过了，当地的人们在道路两边竖起牌子，警示过往的司机

    这里不能通行了，可是平均每个星期还是至少会有一辆车冲进河里。很明显，这些

    司机都把注意力放在导航仪的屏幕上，当然就看不见路边的警示牌了。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你了解到：

    ◎“看到”不等于“看见”；

    ◎人们对于预料之外的事物经常是看不见的；

    ◎在开车的时候使用电话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在下一章中会讨论一个这样的问题：人们在亲身经历过某事后是否真

    的会记住它？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会说“是”，但是我们将会告诉读者：不

    完全是这样，人们的记忆有时候真的是错误的，或许可以称之为“记忆错

    觉”。

    第2章

    记忆错觉——

    “记得”不等于“记得准”

    博比·奈特，曾带领过有“飞人乔丹”在内的“梦之

    队”，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非凡的成绩。众多奈特曾执

    教过的队员在提起他时都赞不绝口，但是，他却在2000

    年被印第安纳大学篮球队解雇。原因是在一位队员向他

    喊了一句“嘿，奈特，怎么了”后，他抓住了这个学生

    的胳膊，大声训斥其行为实在太不礼貌了。如果说奈特仅仅是因为训斥学生行为的不礼貌而被解雇，这实在有点儿不近情

    理。然而，尽管奈特所执教队伍的队员以温文尔雅著称，但奈特自己的火爆脾气与

    粗鲁行为就有点儿臭名昭著了。他不但对球员与媒体记者充满了攻击性，还经常指

    责裁判，为了表达抗议，他甚至曾把椅子扔进球场内。在公众场合，奈特也从来没

    有掩饰过自己的粗鲁行为，在参加一期脱口秀节目中，他作为嘉宾向正在对弈的一

    方大喊大叫。与奈特职业生涯的种种不良记录相比，“嘿，奈特，怎么了”事件实

    在是小菜一碟。然而，由于印第安纳大学实在无法容忍奈特一惯的野蛮行为，就对

    其采取了零容忍政策，致使奈特不得不因一次小小的事件就进入失业队伍。

    2000年3月，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报道了众多新球员一起退出印第安纳大学篮球队的事件。报道以尼

    尔·里德的叙述为线索，讲述了奈特与里德之间的一段恩怨。

    当里德还在读高中时，他在篮球队的表现就已经很优异了，之后效力于奈特所

    执教的印第安纳大学篮球队，成绩同样出色。1997年，在一次训练课中，由于里德

    在传球的时候没有按照奈特的要求呼喊同伴的名字而遭到了奈特的斥责。面对愤怒

    的奈特，里德不但没有退缩，还向奈特申辩他已经大声呼喊队友的名字了。根据里

    德的叙述，奈特立即对他做出了带有暴力性的攻击动作：

    “我站在距离奈特不远的地方，他突然向我扑了过来。由于我们的距

    离太近，我实在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奈特用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另一

    只手紧紧地掐住了我的喉咙，我甚至说不出话来。我用双手抓住了他的腕

    子并不断地向后退，这时大家都冲了上来想把我们分开，那情形就像是小

    学生在操场打架。最后，还是助理教练丹把奈特拽走了。”

    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多记者的兴趣，相关报道很快就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印第安

    纳大学不得不应付报道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强令教练组暂时采用最温和的策略来管

    理队员。

    考虑到奈特之前的种种劣迹，没有人怀疑里德栩栩如生的叙述。但是《体育画报》的记者却发现，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叙述的事情经过与里德的口述完全不同。

    奈特的前助理教练丹说：“我从来没有上前将他们分开，绝对没有。”

    队中另一位在场的队员说：“我根本没有看见奈特去掐里德的喉咙。”

    印第安纳大学的副主席克里斯托弗·辛普森经常参加球队的训练课，他说

    道：“一名队员对我说，绝对没有发生过掐喉咙这样的事，他愿意在测谎仪前作

    证。”

    奈特本人说：“我只是用手抓住了他脖子的后边，但是从来没有去掐他的喉

    咙，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他早就进医院了。”

    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但是他们对记忆的叙述却是矛盾

    的。记忆可靠吗

    在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请先来读一列

    词：“bed,rest,awake,tired,dream,wake,snooze,blanket,doze,slumber,snore,nap,peace,yawn,drowsy”。

    过一会儿，还会用到这些词。

    人们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忘记了放钥匙的地方；在回家的路上忘

    记去取干洗店里的衣服；碰到一个朋友却忘记了他的姓名。

    对于15位以上的数字，人们一般是不会去尝试将它记住的，因为人们

    很清楚，自己几乎记不住这么长的数字。如果人们能够清楚自己的记忆不

    是万能的，对于复杂、大量的信息有时候会无能为力，对于简单的信息也

    会将它遗忘，那么这实在是一件好事情，这样就可以接着探讨为什么同一

    个故事会有不同的版本了。

    2009年，全美一项对1500人的调查试图研究一般美国人对人类记忆的认识情

    况。结果表明：有47%的受访者认为，一旦亲身经历某事并对此形成记忆，记忆就永

    远不会再改变了；63%的人甚至认为，人类的记忆就像一台摄像机，可以精准地记录

    所有的视觉与听觉信息，然后人们就可以在记忆中自由地提取这些信息了。

    “记得”不代表“记得全”。绝大部分的被访者都认为，人类的大脑可以永久

    储存记忆信息，而且储存的信息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想要精确地证明这种想法

    是错误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很多信息的确是被完好无损地储存在大脑内，但这并不

    能代表所有信息都以这种方式存储。很多记忆领域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大脑不会

    记录所有传入的视觉、听觉信息，至少有很多细节信息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更谈不

    上存储了。

    人们原以为自己可以看见眼前所有的事物，但是无意视盲的发现证明了人们的

    固有观念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同样的，人们对记忆的认识与记忆的真实工作情况

    也是存在巨大差别的。本章将为读者阐述，为什么大众对记忆的认识普遍是错误

    的，以及这种错误认识又是如何误导人们的。注意错觉帮助人们澄清了很多误会，记忆错觉同样会帮助人们解决困扰人们很久的问题。现在，请回忆刚才所读过的那列词，在继续阅读下文之前，把它们写在一张纸

    上。

    还有什么事情比记住一列词更简单呢？正是这么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就能

    为你展示信息在记忆中是如何被扭曲的。也许，绝大部分读者可能都不会把15个词

    全部回忆出来。

    我们曾经在学校的课堂上进行过实验，所有学生都不能写出全部，所能回忆出

    来的基本上是这列词的开头部分与结尾部分，中间那部分词很少有人能够想出来。

    平均每个人只能记住一半，也就是7个或者8个词。7

    这列词无非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词，在你读这列词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吧!同样的，回忆的时候也没

    有时间上的制约。20世纪50年代，人类发明的第一台电脑已经可以存储15个以上的

    单词了，可是发明电脑的人脑，却不能记住这短短的15个单词。

    这15个词最神奇之处在于，大约有40%的人在回忆这列词的时候都

    把“sleep”列入其中。你是否也非常确信在这列词中见过“sleep”这个词呢？事

    实并不是这样。

    设计这列词的初衷就是使人产生记忆错觉，由此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记忆是如何

    被“篡改”的。在这列词中，几乎所有词都与“sleep”有关，使得人们在回忆的时

    候就会不自觉地重构记忆，就让“sleep”有机会成为回忆产品。

    实际上，人们的记忆信息并不是现实的复制品，每次回忆都是一个信息重新整

    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还要受到个体主观意识的制约。记忆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可

    靠。当事人的回忆为何如此不同

    在奈特与里德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时，一卷录像带出现了，这卷录像

    带完整地记录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

    里德准确地记住了奈特掐他的喉咙，至少有一瞬间抓住了他脖子的前

    部，但是，他之后的记忆并不准确了。可能是记忆发生了扭曲，也可能是

    他把记忆的细节重新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总之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

    ——助理教练丹没有像里德说的那样将他们分开。虽然里德的记忆发生了

    变化，但却不是没有规律地、任意地改变，而是至少遵循了他固有的思维

    方式和原有的知识经验。在看到那卷录像带以后，里德说道：

    “我清楚地记得发生了什么，这卷的录像带也证明了发生了什么。我

    想，这样的场面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有20岁的学生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直

    到现在我仍不认为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大家从录像带中已经看到了，我并没有撒谎。当大家都过来拉开我们时，丹就站在离我5英尺的地方，所

    以我记得是丹把奈特拉开了。”

    为什么争执双方各执一词？客观地说，奈特与里德的记忆都是不准确的，他们

    的记忆信息都是经过各自大脑加工再处理过的。在这卷录像带出现之前，奈特在接

    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没有对里德有过什么粗暴的行为，正如同他从来没有对其

    他队员做出粗暴行为一样。对于奈特来说，这个事件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

    类似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奈特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在奈特看来，训练课上有

    一些身体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如果某个球员的站位不合理，他就需要把这个

    球员从一个地方拽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是技术姿势不对，就更需要手把手地教。所

    以，这个事件被奈特大脑的认知系统处理成和平常训练课一样的，不可能引起暴力

    冲突的事情。

    然而，这件事对于里德来说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像里德说的那样，他只是一

    个20岁的小伙子，这件事会在他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里德没有经历过类似的

    事情，奈特突如其来的行为被里德的大脑认知系统记录成奈特故意掐住他的脖子，这对他来说实在是痛苦而难忘的。虽然奈特与里德的记忆相悖情有可原，但是在“掐脖子事件”中，其他在场的

    当事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就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了。其实，这并不是最极端的例子，请看下面的故事。

    2002年的夏天，莱斯利与狄西夫妇在吃过晚饭后驾车回家。狄西开

    车，他的妻子莱斯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他们等待信号灯的时候，莱斯

    利发现右手边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前进方向与他们相同。突然不知道从

    哪里窜出另一个人，上前把骑自行车的男人从自行车上拽了下来，并用一

    把小刀猛刺他。莱斯利听到了一声声惨叫，她马上拿起了自己的手机报

    警，却被通知所有线路都在进行通话，需要等待。

    当接线员接听莱斯利电话时，已经是一分钟以后的事情了，那个凶手

    也已经逃之夭夭了。此时，交通信号灯变成了绿色，他们继续前进，莱斯

    利在电话里描述她所看到的一切。受害人是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他在遇

    袭时骑着自行车，凶手则是穿着一条牛仔裤。然而，在莱斯利向接线员描

    述凶手特征时，她却与狄西发生了争执，原来是因为他们对凶手的身高、衣服的样式等特征的描述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很快，他们发现唯一能够统

    一的就是凶手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作案凶器是一把小刀。其他方面，他们各执一词，使得接线员感到有点儿无所适从了。

    两个人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角度共同看到了一件事情的发生，而后又经过同

    样的相隔时间来回忆，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多见的。为什么狄西与莱斯利的观察地点

    完全相同，对凶手特征的回忆却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这个问题，本章稍后的部分将

    对此进行解释。谁修好了挡风玻璃

    在电影《风月俏佳人》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片段，茱莉亚·罗伯茨与理查·

    基尔在酒店的房间里共进早餐。当罗伯茨拿起一块羊角面包后，放在嘴里

    的却成了一块薄饼。

    电影《刀锋边缘》更是夸张，格伦·克洛斯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场景居

    然变换了三次外衣。

    在电影《教父》中，桑尼的汽车上的挡风玻璃被子弹击中而出现了裂

    纹，但是几秒钟过后，玻璃居然神奇地复原了。

    请回忆，你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是否发现了这些穿帮镜头？电影中出现穿帮镜

    头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与电影的拍摄方法有很大关系。电影并不是按照观众

    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播放顺序拍摄的，导演要根据演员的档期、场景的变换以及天

    气、工作人员的安排等众多因素来安排摄制顺序。每一个场景都需要从不同角度进

    行拍摄，最后再重新进行剪辑才可以在电影院里公映。

    为什么花费不裴的大制作，依然会有穿帮戏？在影视剧的拍摄过程中，有专门

    负责每一个场景的连续性的人，即脚本管理员。脚本管理员要负责管理所有细节上

    琐碎的事情：演员应该穿什么、站在哪里，甚至是哪只脚迈在前面、哪只手放在裤

    兜里、演员早餐吃的是羊角面包还是薄饼，以及汽车的挡风玻璃是应该有裂纹还是

    完好无损等。如果脚本管理员犯了错误，那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制片人会因考虑

    制作成本而拒绝重新拍摄，只能依靠剪辑人员的后期处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

    如此，影视作品中的穿帮镜头还是屡见不鲜。哪怕是在电影《斯巴达》这样的大制

    作中，也还是能看到王宫里的奴隶戴着手表。

    目前，有很多出版物与网站致力于统计影视剧中的穿帮镜头，仅《教父》这部

    电影，某网站就罗列出42处前后不一致的错误，这还不包括其他错误。很多人热衷

    于寻找穿帮镜头，他们认为这是铁证：好莱坞拍摄电影动辄花费上亿美元，但产品

    却让观众这么轻易地找出明显的错误，这是制片人与导演对电影本身的不尊重，更

    是对观众的不尊重。几年前，NBC的日界线栏目制作了一期关于电影中穿帮镜头的专题节目。节目中

    所涉及的电影都是诸如《莎翁情史》、《拯救大兵瑞恩》等著名的获奖影片。

    节目的制作人乔希·曼凯维奇(Josh Mankiewicz)向人们展示了电影《拯救大

    兵瑞恩》的一个穿帮镜头：8位士兵一起出现在了一个电影场景中，可是其中的一位

    士兵在一分钟前就已经牺牲了，这个场景应该是7个人才对。

    曼凯维奇对这种大制作电影中出现如此错误表示难以理解，他说道：“这可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斯皮尔伯格的杰作，怎么会出现如此的错误？难道斯皮尔

    伯格在电影上映前没有仔细地看过几遍他的得意作品吗？他真的没有发现那些穿帮

    镜头吗？如果说导演真的是在尽心尽职地工作，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能被观众轻易

    地就发现的错误？”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了，完美地向人们展示了记忆错觉是如何影响人类正常工

    作的。曼凯维奇认为人类的记忆总是准确无误的，可是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关于穿帮的心理实验

    丹与好朋友丹尼尔·莱文一起对电影的穿帮镜头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做了一系列

    系统实验。

    在他们的第一个实验研究中，他们首先制作了一个短片。在短片中，一对好朋

    友萨比娜与安德烈娅谈论着她们共同的朋友杰罗姆。当安德烈娅进入镜头的时候，萨比娜正坐在桌子的旁边，当她们开始聊天的时候，镜头开始频繁变换，有时集中

    在一个人身上，有时两个人同时进入摄录画面，大约一分钟后，聊天结束，短片也

    随之结束。

    现在请你想象，你就是这个实验的被试。在进入实验室后，主试告诉

    你需要先看一个短片，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看，然后回答一些关于短

    片中的细节问题。短片播放结束后，你就要回答问题了：你是否注意到了

    影片中前后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例如物体位置是否变换了，两位主角的衣

    服是否改变了等。

    为什么我们注意不到细小变化？如果你参加了这个实验，那么你也许会像其他

    参加过实验的被试一样，无法回答上述问题。你会感觉你所看到的是一个再自然不

    过的影片了，但是，丹与莱文在这部短片中故意安排了8处错误。这些错误类似于人

    们经常热议的穿帮镜头，包括桌子上的盘子变了颜色、窗帘在莫名其妙消失以后又

    再次出现。这些错误要比曼凯维奇在日界线栏目中所不屑的那些穿帮镜头还要明

    显。在我们告知被试这些错误后，让他们重新观看影片，平均每个人也只能找出两

    处错误。

    我们将这种在短时间内物体表面特征明显改变但人类却无法察觉的现象，称

    为“变化视盲”(change blindness)。

    变化视盲现象与前一章所讨论的无意视盲有关，但并不相同。无意视盲的实质

    是视而不见，因为不在预料范围之内，例如大猩猩，虽然看到了，却看不见。而变

    化视盲是因为未能成功察觉物体在很短的时间内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物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不会连续地发生变化，人类大脑

    的认知系统不需要随时准备察觉这些变化，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将是对大脑有限

    资源的严重浪费。

    逃过你我双眼的变化。比变化视盲更糟的是错误的认识，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自

    己可以发现预料之外的物体所发生的微小变化，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截然相反。

    心理学实验

    莱文在他授课的课堂上描述了萨比娜与安德烈娅的短片实验，并配合

    一张剧照指出了他是如何设计这些穿帮镜头的。然后，他询问学生，如果

    他们作为被试参加了这个实验，是否能够察觉这些穿帮镜头。结果，有70%

    的学生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过了一段时间，莱文把这些学生聚集在

    一起重复了这个实验。在窗帘发生变换的那个地方，居然有90%的学生没有

    发现。

    在另一项实验中，被试同样被要求仔细观看一段无声短片。短片中一

    个人坐在书桌旁，然后起身向镜头走来。这时，场景马上切换到门厅，一

    个接听电话的人正在关门，他把电话放在耳边超过5秒钟，随后也向镜头走

    来。接着，短片结束。被试在观看过后需要立即写下在短片中所观察到的

    任何细节。

    读到这里，也许有很多读者会认为在这个短片中，丹与莱文安排了很

    多细节上的改变，使得被试难以察觉。其实，在这个短片中，改变的不仅

    仅是细节，当镜头从演员走向门然后切到进入门厅场景时，原来的演员已

    经换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无论是发型，还是眼镜的样式，都与之前的那个

    人完全不同。

    以下是两名被试在看过影片后写下的描述。

    被试1：一个头发稍长的男人带着一副大大的眼镜，他开始时坐在书桌

    旁边的椅子上，后来他走到门厅里，拿起电话和别人聊了起来，眼睛还看

    着镜头。被试2：一个家伙戴着一副大眼镜坐在书桌旁……他的穿着不是很利

    落，但还算整洁。他看着镜头，然后站了起来，走出了镜头，进入了门

    厅，他又拿起了电话和别人说起了什么，但是他肯定没有先说“Hello”。

    没有发现短片中发生重大变化的被试可不仅仅是一个人，就算是提示

    他们“你没有看到影片中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也没有人能够看出

    演员已经有所更换，甚至连服装都换了。

    在另一个独立的实验中，被试观看同样的短片，但是会提前提醒他们

    注意演员的变化，结果绝大部分被试都发现了其中的变化。

    如果人们提前知道事物也许会有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对人们来说通常都是很明

    显的，但是如果这种变化完全在预料之外，人们就很有可能会完全忽视这种变化。

    在日常的生活中，认知系统不会给人们任何有关变化视盲的反馈信息，人们只

    能够意识到那些已经察觉到的变化，而对于没有察觉到的还是一无所知。这样，人

    们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借助自己所拥有的敏锐辨察力，除了那些微乎其

    微的变化，其他的变化都逃不出自己的双眼。

    专业找茬人能注意到吗？

    脚本管理员作为职业查找错误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查找变化的人，是否会

    对变化视盲免疫呢？就算他们不能完全免疫，他们这方面的能力是不是也应该超出

    人们的平均水平呢？

    特鲁迪·拉米雷斯在好莱坞从事脚本管理员工作已经接近30年了。在她的职业生

    涯中，从商业片到纪录片，拉米雷斯为众多类型的电影担当过脚本管理员的工作。

    其中，人们所熟知的电影就包括《宇宙威龙》、《本能》、《终结者2》，《蜘蛛侠

    3》。

    当丹找到拉米雷斯时，她正在为《钢铁侠2》剧组担当脚本管理员，她对丹

    说：“经过长时间工作的锻炼，我的视觉系统特别敏锐，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经

    常做很多记录，这有助于我能够更好地记住那些最该记住的事情。”拉米雷斯说：“对于一名脚本管理员而言，最关键的并不是记住所有的事情，而是细节。在每一个场景中，我都知道对于这场戏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不但知

    道可能会出现什么错误，还知道该如何安排并避免它们，更知道什么样的镜头有可

    能会被最终切掉，这样我便可以在工作时更合理地分配我的精力，避免在无关的信

    息上花费太多时间。尽管这样，我还是会偶尔犯一些错误，这就造成了观众看到的

    所谓‘穿帮镜头’，但是，这种错误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因为出现错误也是成功积

    累经验的重要步骤。”

    这样看来，脚本管理员对于变化视盲并不是完全免疫的，但是脚本管理员可以

    得到直接反馈并证实哪些变化没有被注意到，而且他们的经验还形成了一套相对有

    效的工作方法，使他们对变化更加敏感。尽管这样，脚本管理员还是同普通人一

    样，无法挣脱大脑认知系统运行的固有机制。

    拉米雷斯说：“我的工作也使我认识到，我的记忆系统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

    不堪一击。不只是我，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

    只有从事过这样的工作，才能对自身的记忆系统恍然大悟，原来它是如此的不

    可靠。在这里可以看出，拉米雷斯已经认识到模糊的变化视盲概念，发现了人类认

    知系统的局限性。

    拉米雷斯还说道：“当我也被电影的情节所吸引的时候，我的角色也会从工作

    者变成了旁观者，进而就会有很多错误从我的眼中相继溜走。我入戏越深，放过的

    错误就会越多，那样的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

    不难想象，如果电影不那么吸引人，出现的错误就会格外显眼，观众的注意力

    甚至可能会转移到找错误上来。反过来，如果一部电影拍得引人入胜，观众就会全

    神贯注地关注情节的发展，偶尔出现的错误就有可能被受变化视盲影响的观众所忽

    略掉——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为了找错误而反复观看的人。

    其实，正是因为变化视盲的存在，才使人类在拍电影时不可能完全避免错误的

    出现，也才能保证那些“找碴儿”的书与网站一直存活下去。刚才和你聊天的是谁

    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你正在校园里散步，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男

    人，他拿着地图走向你并询问去图书馆的路线。你接过地图开始辨别方

    向，这时两个人大声说道“请让道”，他们抬着一扇大木头门便从你和那

    个向你问路的人之间走过。这两个人走过以后，你也找到了方向，你会发

    现你旁边的这个问路人已经换成其他人了吗？如果你亲身参与到这个场景

    中，对于这么大的改变，特别是前后的人要是在身高、服装上存在巨大差

    异时，你也许会发现这个变化，这也是奈瑟教授的初衷。

    当丹与莱文进行问卷调查时，95%的学生认为他们不可能没有发现问路

    人换成了其他人，但是，他们都错了。在真实操作这个实验时，50%的人都

    没有发现这个变化，成为了记忆错觉的牺牲品。

    在这个实验之后的某一天，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教授

    在哈佛大学给心理学系的学生举办了一个讲座，并在讲座上提到了这

    个“抬门换人”实验。在讲座结束后，科斯林教授无意听到几个学生说

    道“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换了人还不知道，我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于

    是科斯林就和这几个学生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邀请这几个学生去8楼进

    行一个问卷调查，发问卷的人与收问卷的人更换了，但是他们之中谁都没

    能发现。

    为什么没注意到换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学者才开始对变化视盲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证实。对于大众来说，记忆错觉还

    是很陌生的概念，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变化视盲的存在。只有能像脚本管理员那

    样，不断得到关于自己确实犯了错误的信息，才会逐渐开始认识到记忆错觉。

    变化视盲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记忆系统经常处于瘫痪状态，使得人们糊涂

    地生活，糊涂地工作。在讲解关于更换演员的短片实验时，我们还经常问这样的问

    题：如果演员由一个男人换成了女人，或者演员的肤色发生了变化会怎样？对于了

    解这个疑问的答案，最好的办法还是实验进行验证。丹与莱文重新拍摄了几个短

    片，包括更换演员的性别、肤色等重要特征，这次被试都能立即发现这些变化。丹与莱文还发现，如果发生变化的人在被试的社交圈之内，那么被试同样也很

    容易察觉。他们认为，在一个简短的会面场景中，人们所能储存面前这个陌生人的

    信息非常少，而且这些信息也是琐碎而不连贯的，这样就很难形成完整的记忆。但

    是，如果面对的是人们所认识的一个朋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请重新思考，与众多的变化视盲现象对比，狄西与莱斯利两人的证词有所

    不同就实在不是什么稀奇事了。人们对面前的陌生人的微小变化都有可能无法察

    觉，狄西与莱斯利的证词出现矛盾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的记忆都会有不准确的

    地方。记错了

    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因在电影《星际迷航》、《X战警》中分别饰演皮卡德

    舰长与泽维尔而成为好莱坞一线影星。我们的同事诺曼在剑桥的一家海鲜

    餐馆吃饭时，遇见了大名鼎鼎的皮卡德舰长。

    诺曼说，斯图尔特当时与一位漂亮的女士一同就餐。就在他们即将结

    束用餐时，两名厨师从厨房走了出来，希望能够与斯图尔特合影留念，斯

    图尔特很愉快地接受了。这时，餐厅的经理走了过来，他抱歉地对斯图尔

    特说，这家餐厅不允许客人与工作人员合影拍照，斯图尔特感到很尴尬，于是匆匆地离开了餐馆。

    也许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当时亲身经历这件

    事的人不是诺曼，而是克里斯。诺曼曾经听克里斯讲过这件事，并逐渐相

    信自己是主人公之一。诺曼自己早已不记得这件事是克里斯向他讲的，在

    克里斯面前，他依然栩栩如生地把整个过程详细描述一遍，就好像当时他

    真的目睹了这一切似的。但是，当克里斯指出其中的蹊跷时，诺曼立即又

    意识到这个记忆是错误的。

    为什么诺曼错的这么离谱？这则轶事展示了记忆错觉的另一方面，人们有时会

    错误地把他人的信息当成自己的经历并存储在记忆里。

    可能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记忆的准确性很有信心，殊不知很多记忆信息是完全不

    可靠的。人们的记忆信息受到了太多因素的影响，这种回忆过程绝不是由精确的记

    录仪器控制，更多的是依靠个体的即兴发挥。对于某些记忆信息，人们会错误地认

    为自己的记忆不但准确而且精确，其实这些信息早已在大脑中交织在一起，使人们

    连自己都难以分辨。就好像诺曼一样，明明是挪用了克里斯的故事，却还相信自己

    才是主角。这是一种典型的“记忆源错误”(failure of source memory)。诺

    曼忘记了这段记忆信息的来源，仅仅是因为事情的经过在脑海里似乎非常清晰，就

    相信自己曾经真的看见了皮卡德舰长。

    无意偷窃。我们认为，记忆源错误应该属于无意识剽窃，这和平时所说的“剽

    窃”是有本质区别的。例如，当教师要求学生交一篇论文时，有人就会去维基百科

    中搜索，整合后成为自己的文章，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剽窃。但是无意识剽窃就完

    全不同了，也许某个人把回忆事件进行了调包，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出现

    了偏差，甚至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最近，知名作家尼尔·唐纳德·沃尔什(Neale Donald Walsch)被指

    责抄袭坎迪·钱德(Candy Chand)8

    在博客上原创的一则小故事。

    这则故事是关于几个学生在为了冬季露天表演而制作海报时，错误地

    把“Christmas Love”中的字母“m”写颠倒了，结果就变成了“Christ

    was love”。

    沃尔什于2008年12月把这则故事发表在博客上，并说此故事来自于他

    的儿子尼古拉斯和他的同学们。但是钱德指出，这个故事来自于钱德的儿

    子，而且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沃尔什的儿子还没出生呢，而钱

    德的儿子也叫尼古拉斯。

    沃尔什承认了自己“严重的错误”，说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似乎在10年前就有人通过网络把这则故事告诉了我，我感觉确实非常

    有趣而且难以忘却。我当时就保存了这则故事，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

    向人讲起这件事，最后我真的以为这个故事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了。”

    沃尔什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很懊恼，同时也感觉很神奇，难道是上帝和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钱德也开始相信沃尔什并不是故

    意剽窃：“如果沃尔什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抄袭，那么他是绝对不会那

    样做的。”

    沃尔什的无奈与钱德的气愤也许都是记忆错觉惹的祸，因为他们都过于相信人

    类记忆对事实的忠诚度。

    我们不能确定沃尔什到底是故意剽窃还是无意为之，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存在这

    样的可能性：沃尔什在整合了非亲身经历的记忆信息后，又失去了这些信息的来源线索。

    其实，这种记忆源错误现象是很普遍的，就是在实验室中也可以看到。心理学

    家金伯利·韦德(Kimberly Wade)、玛丽安娜·加里(Mary-anne Garry)、唐·里

    德(Don Read)与斯蒂芬·林赛(Stephen Lindsay)共同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

    实验。他们通过电脑软件制做出前来参加实验的被试在儿时坐在热气球里的照片，然后把照片呈现给被试，并询问被试是否能够回忆出当时的情景。

    尽管被试中没有人有过曾经乘坐热气球的经历，但是照片却误导一部分人出现

    记忆错觉。有一半的被试创造了乘坐热气球的记忆，有些人的回忆甚至超出了照片

    所表达的信息。如果仅仅是一张照片就能引导人们创造如此生动的记忆，那么人们

    篡改以往的历史记忆信息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心理学实验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斯蒂芬妮·沙曼(Stefanie Sharman)及她的同事

    组织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被试首先会看到《宋飞正传》(Seinfeld)9

    中的一个著名情节：克雷默正在寻求帮助，身体上哪个器官可以放弃而继

    续生存。

    在短片过后，被试需要回答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被试不幸患了一

    种非常紧急的严重疾病，那么被试会选择哪种延续生命的治疗方式——风

    险较大的激进治疗方式，还是干脆靠输氧管以确保继续活下去的保守治疗

    方式？此外，参加此实验的被试还需要在12个月以后再一次回答相同的问

    题。

    23%的被试先后两次的回答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先后两次选择了

    完全相反的治疗方式。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能他们在这期间与其他

    人讨论过此问题而改变了态度，但出人意料的是，改变自己选择的人中有

    75%的人认为自己前后的选择是一致的，使得他们的记忆为了匹配他们现有

    的观念而被重写了。

    为什么记忆会前后不一？记忆错觉不仅仅涉及那些琐碎且并不重要的事件，对

    于生与死的抉择，记忆同样也会犯错误的。人们一直都存有这样的错误观念：自己

    的记忆、信念、行为不但互相联系而且稳定不变。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一项民意

    调查显示，有23的人宣称在三年前的大选中把选票投给了肯尼迪，但是实际情况是

    当时肯尼迪只得到了一半的选票。这说明，肯定是有一部分人修改了自己的记忆，并以此来怀念遇害的总统。当个体的信念、情感发生变化时，其记忆也很有可能随

    之改变。9月11日你在哪里

    请你回忆在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能很清晰

    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么请继续回忆：你是如何得知美国受到了恐怖袭击

    这个消息的？是谁告诉了你？你当时正在做什么？你接下又做了什么？

    克里斯记得，那天早晨他很晚才起床，而且是在有一架飞机撞向世贸

    大楼后才醒来的。克里斯首先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又打开电

    视关注相关的报道。接着，克里斯又给他的一位犹太人同事打了电话，在

    交换了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后，克里斯收到了一位住在布鲁克林的朋友发来

    的电子邮件，朋友说他在自己的屋顶目睹了整个过程，并向克里斯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

    丹回忆那天早晨他正在办公室里工作，这时他的一个研究生米特洛夫

    跑了进来，告诉他有一架飞机撞到了世贸大厦上。丹立即上网浏览相关信

    息，这时有人打开了实验室里的电视机，丹和他的三个研究生又在电视里

    目睹了又一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接着，丹打电话给他哥哥戴维的女朋

    友，因为当天戴维正要从纽约返回波士顿(当时戴维正在纽约的机场等待

    飞机的起飞)。丹记得当时他开始变得莫名的焦虑，并担心自己所在的大

    楼也会变成袭击的目标，于是，他到波士顿市中心接到了妻子后回到了家

    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都没有出门，只是静静地关注事态的发展。

    清晰的记忆一定准确吗？对于普通事件，人们是不会有如此生动的记忆的，但

    是像“9·11”事件这么重大的事，的确是卷入了太多的情绪与情感，以至于很多细

    节都可能在许久以后依然历历在目。有些涉及人生重大转变的事件也许会铭刻在人

    们的记忆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似乎都能那么清晰。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清晰并

    不等于准确。

    对于重要事件记忆的系统研究始于1899年，当时弗雷德里克·科尔格罗夫

    (Frederick Colgrove)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把对重要事件记忆作为

    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科尔格罗夫询问了179名中年人，在林肯总统被刺杀时他们在

    什么地方，并以此探索重要事件的记忆。科尔格罗夫发现，即使在问及30年以前的重要历史事件时，70%的人还是能够回忆出很多的细节。

    80年后，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与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把这种对重要事件的记忆定义为“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ies)。闪光灯记忆把对重要事件的记忆比做拍照，闪光灯一亮，场景信息就

    会立即被储存起来，无论是什么样的细节都会保存在照片中。不但清晰，而且寻找

    这些记忆信息就像翻照片一样的容易。

    在一项实验中，布朗与库利克向80名美国人(40名黑人与40名白人)发放了一

    份关于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调查问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涉及美国20世纪60至70

    年代的刺杀事件。布朗与库利克发现，对于像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政治刺杀

    事件，被试特别容易形成闪光灯记忆。回忆这些闪光灯记忆的信息非常容易，细节

    也非常充足，因此很多人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对于这部分的记忆也是绝对准确无

    误的。

    相互矛盾的回忆。为了配合本书，丹在写下关于“9·11”事件的回忆后，向他

    以前的学生发了电子邮件，希望他们也能写下关于那天的回忆以便对比。最先回信

    的是米特洛夫，现在他已经是一名教授了。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女朋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有一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于是

    我马上浏览了CNN的新闻，然后跑进了你的办公室，当时你正在和迈克尔聊

    天。我告诉了你这个消息后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办公室，用史蒂夫的电脑努

    力寻找现场的照片。当时你认为一定是一架小型飞机失去了控制才撞到了

    世贸大厦，但是当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清楚显示是一架大型商用客机

    时，你又认为这张图片一定是经过修改的。为了验证图片的真伪，我开始

    访问各大航空公司的网站，试图寻找是否有飞机被劫持的消息，这时我发

    现你的眼睛盯住了电视。我们好像是在电视上亲眼看到了世贸大厦的倒塌

    ——我对此事不是很确定了，不过我肯定我们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什么。

    之后我们似乎都失去了安全感，我和迈克尔在午饭前离开了。”

    丹的另外两名学生声称那个早晨他们并没有在实验室，所以他们当时不可能同丹在一起。米特洛夫还记得迈克尔当时也在实验室里，丹却不记得。于是丹给迈克

    尔发了电子邮件，请他也回忆当时的情况，迈克尔在回信中写道：

    “我当时在你的办公室里与你讨论问题，你书架上的收音机一直都没

    有关。这时我们听到米特洛夫在他的办公室大喊，说有飞机撞到了世贸大

    厦，于是我跑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个究竟，但是网页却迟迟打不开。最终，我们在另一个网站上看到了一架大型客机撞向世贸大厦的图片。我当时并

    不相信这张图片是真的，认为被修改过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想经常有小飞

    机飞过哈得孙河10

    ，世贸大厦那么高，如果撞到了也是有可能的。后来，我

    们在你的收音机里得知又有一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我们都开始感到不

    安。我马上拿起电话打给我的妻子，可能她也在打给我，电话没有接通。

    电视里也有了最新的画面，我们看到大楼轰然倒塌的过程。11点左右，你

    决定让我们所有人都回家。我先是陪米特洛夫去了他的公寓，然后我也回

    家了。”

    他们的叙述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的是：所有人都记得丹是从米特洛夫

    那里得知的消息；丹与米特洛夫都努力在互联网上寻找相关消息；他们都在电视里

    看到了现场的画面。不同的是：丹忘记了迈克尔当时也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且他还

    错误地认为他的另一名学生当时也在办公室；所有人都记得是米特洛夫跑进丹的办

    公室宣布了消息，但迈克尔却说米特洛夫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喊叫；对于互联网上

    的图片，丹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米特洛夫记得丹曾经认为图片是假的，迈克尔却

    回忆出当时他对米特洛夫说图片是假的。

    对于“9·11”事件当天的记忆，丹及其学生都有深刻的记忆，但是他们的记忆

    却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果人类的记忆能如同摄像机一样准确无误，那么所有人

    的记忆都应该是相符合的。

    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来确定谁的回忆是准确的，但是可以尝试的方法

    是比较几个人回忆中相同的部分，这些能够吻合的记忆内容最有可能是真实的。像

    里德与奈特冲突事件，在双方各执一词时，就可以尽量调查在场当事人对事件的描

    述，找到说法最统一的部分，以此作为参考标准来进行判断。布什记错了。布什总统也受到过这种记忆错觉的困扰，他对“9·11”事件的记

    忆信息也不是完全准确的。通过新闻录像可以看到在9月11日那天，布什总统正在佛

    罗里达州的一所小学的教室里读故事，这时他的秘书走了进来在他耳边耳语了几

    句，总统的脸上马上露出了极为夸张的表情，简直就像动画片里的卡通人物。这个

    时间刚好是第二架飞机撞向了世贸大厦，美国人开始真正意识到美国遭受到了攻

    击。在进入教室前，布什总统其实就已经得知有一架飞机撞到了世贸大厦，但是他

    当时认为这很有可能只是飞行员失误才导致的。

    至少在一两次的公开场合中，布什总统声称他在进入教室前就在电视上看到了

    第一架飞机撞向大楼的视频。例如在2001年12月4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道：“我在休息室里等待上课铃打响，这时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一架飞机撞向了双子

    塔。你们知道，我也会驾驶飞机，我当时认为这一定是由于驾驶员的操作失误而导

    致的。”

    问题是，9月11日当天，所有电视台所播放的视频的录像都是第二架飞机撞向大

    楼的情景。很明显，布什记错了，他记得他的秘书走进教室告诉他又有一架飞机撞

    向世贸大厦是正确的，但是他却把其他具体细节信息弄混了。

    我们认为，布什总统的错误记忆仅仅是由于所有人都会存在的记忆错觉所引起

    的，而与政治家的另有企图无关。然而，有些阴谋理论的支持者却认为，布什总统

    错误的记忆并不是他真的记错了，而其实是他说出了实情。他们认为，既然布什说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架飞机撞向双子塔，那么他一定真的看见了。如果他真的看

    见了，就一定有人提前知道这件事情并在那个时间用摄像机对准了世贸大厦，所以

    布什一定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将要发生。

    这些人为什么不考虑最有可能的记忆错觉因素呢？所谓的“阴谋理论”完全是

    一种猜想，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阴谋理论支持者的真正意图了。

    对于闪光灯记忆的准确性，布朗与库利克探索了一种实验范式：在某个重大的

    新闻事件过后，立即要求被试填写相关的问卷，数年之后再要求被试填写一次相同

    的问卷。心理学家奈瑟与尼科尔·哈施(Nicole Harsch)用类似的实验范式进行了

    一项实验研究。

    心理学实验

    1986年1月28日的早晨，航天飞船“挑战者号”在起飞不久后就发生

    了爆炸，奈瑟与尼科尔在第二天马上要求埃默里大学的一个班的学生描述

    他们是如何得知飞船爆炸这个消息的并填写一份问卷，问卷涉及众多细节

    问题，包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间、谁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得知这个消

    息时和谁在一起、他们当时的想法等。由于是填写前一天的记忆信息，因

    此这应当是对当时情况最准确的记录。

    两年半以后，奈瑟与尼科尔要求这些的学生再次填写一份相同的问

    卷，对比前后的两份问卷，结果竟然大相径庭。例如，一名被试在第一次

    答问卷时写道，他在中午11点30分下课后回到了寝室，然后就听到了走廊

    里的人们在讨论着关于挑战者号爆炸的消息，他还记得是一个叫做X的同学

    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并打开电视机和他一起看相关的新闻。但是，在第

    二次问卷中，他又回答说是一个叫做Y的瑞典学生告诉了他爆炸的消息，时

    间应该是下午1点30分，此时还有一个叫做Z的同学也在场。这只是记忆信

    息发生变化的一例，其他诸如时间、地点、人物发生变化的例子不胜枚

    举。

    时隔多年，这些被试依然对自己记忆信息的准确性非常有信心，因为

    这些信息在他们脑海中是这样的清晰，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记忆错觉在作

    祟。在第二次填写问卷结束后，奈瑟与尼科尔把保存的第一次问卷拿出来

    展示给所有被试，让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实在无法相信两次问卷的结

    果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

    闪光灯记忆

    克里斯的父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士兵，他至今还记得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那时他还在预备役)、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时他

    正在通过收音机关注一场比赛，突然插入的新闻播报使他知道了最新的情

    况)。

    我们询问了“9·11”事件当天他在做什么，克里斯的父亲说，那天他

    正准备从康涅狄格州去纽约，他离开家后不久便听到了飞机撞楼的消息，于是他决定改乘火车。可是又传来消息，由于发生紧急情况，使得任何火

    车都不许进入纽约。最终，他决定坐计程车回家。当时的司机正通过广播

    收听一个电话连线节目，但没有一个听众打电话来谈论这个突发事件。除

    此之外，他的回忆还涉及两个细节问题：当时他戴了一个类似于伊斯兰教

    徒的包头巾；司机是一名阿拉伯人。

    为什么人们对清晰的记忆有信心？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清晰的记忆信息更有自

    信心，而对那些已经有些残缺的模糊记忆则会认为不是很可靠。如果不是有克里斯

    在场，就没有人会去纠正诺曼的错误记忆，因为他对那个餐馆的记忆是那么清晰，也许他一辈子都会认为自己曾经见过皮卡德舰长。

    不过，这些很有欺骗性的记忆信息也为人们提供了重建真实记忆信息的线索。

    难道克里斯的父亲在“9·11”事件那天所乘坐的计程车的司机确实是一名阿拉伯

    人？当然有可能，但他也可能记混了，因为在那个地区见到阿拉伯司机不是什么新

    鲜事。

    无论真实与否，这些信息都是宝贵的，都能够成为找到正确记忆信息的基础，但是人们对于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寻找还不清楚，这将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请你回忆，在2001年9月11日你都做了什么。也许有人在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

    很多鲜活的记忆，那么在已经对记忆错觉有所了解的前提下，你还相信这些信息是

    准确的吗？可能绝大多数人还是很难说服自己这些信息并不是那么准确，尽管我们

    已经知道了那么多关于记忆错觉的实验。请看下面的这个关于闪光灯记忆的研究。

    珍妮弗·塔拉里科(Jennifer Talarico)与戴维·鲁宾(David Rubin)围

    绕“9·11”事件设计了一个实验。该实验的目的不同于以往闪光灯记忆的研究，他

    们希望将被试对于“9·11”事件的记忆与该事件发生当天对普通事件的记忆做对

    比，了解二者是否有所不同。

    心理学实验

    2001年9月12日，珍妮弗与鲁宾邀请杜克大学的一些学生来到实验室

    填写关于“9·11”事件的问卷，同时还要求被试描述发生在“9·11”事件以

    前的、他们仍然记忆深刻的事件。在填写问卷后的第1周、第6周、第32

    周，这些被试还需要再分别回答一次相同的问卷。珍妮弗与鲁宾发现，时

    间过得越久远，无论是关于“9·11”事件的记忆还是关于普通事件的记忆

    都变得越来越不准确。

    在实验中，珍妮弗与鲁宾还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他们要求被试

    对自己所回忆的内容的准确性进行自我评定。对于普通事件记忆的准确

    性，被试的自信心还是非常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信心逐渐地开

    始下降，这似乎说明对于普通事件的记忆并不存在记忆错觉。这可能是由

    于时间越久，人们所能提取的对普通事件记忆的细节信息也越少，直接导

    致人们对这些记忆信息不那么确定了。而对于“9·11”事件记忆信息的准

    确性判断就不同了，无论被试在接下来的问卷中的回忆信息是否发生改

    变，他们对此的信心都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对于重要事件的记忆，人们受到记忆错觉的影响较大。

    闪光灯记忆的信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但是这却使人们混淆了

    主观判断记忆是准确的以及记忆本身是准确的，这两个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记忆错

    觉使人们一直对闪光灯记忆信息坚信不疑。由于闪光灯记忆信息可以迅速被激活，因此很多学者形象地把这种机制称为“即时打印”。珍妮弗与鲁宾的实验揭示了一

    个更为重要的现象：人们不仅“即时打印”了闪光灯记忆信息，也“即时相信”了

    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惹祸的记忆

    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巴拉克·奥巴马与希拉里·克林顿激烈地争夺民主

    党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希拉里一向标榜自己善于处理国际事务，在华盛顿

    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她讲述了她在1996年出访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地区的

    一则轶事。

    希拉里说：“我认为下飞机以后应该有一个小规模的欢迎仪式，但是

    我听到的却是枪声，我确信那是狙击步枪。我无暇顾及周围的情况，一头

    钻进了汽车里直奔美军基地。”

    不幸的是，在《华盛顿邮报》听到她的这个故事后，马上刊登了一张

    当时的照片，没有狙击手，而是一个欢迎仪式，这位前第一夫人还吻了欢

    迎队伍里的一个女孩。之后众多媒体也都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没有

    人提到希拉里在波斯尼亚地区受到了安全威胁。电视台也播出了相关的新

    闻录像，人们看到的是希拉里从容地走下飞机开始她的访问。

    《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评论员撰写文章，这样分析“造假事

    件”：“对于希拉里的故事的解释大概有三种可能。一是她就是一名彻头

    彻尾的说谎者；二是她对当时的情况有所误解；三是她有点儿神经错

    乱。”

    著名的评论员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

    文章说：“我宁愿愿意相信希拉里在说谎。如果她没有说谎，我们就不得

    不重新评估美国人的安全状况了，因为实际情况远比我们预想的要糟。”

    事情越闹越大，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使得克林顿总统都不得不公开

    为他的妻子解释：“她已经接近60岁了，记忆能力不可能同从前一样，出

    现一些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希拉里会说谎？在生活中，人们对普通事件的记忆错觉是无关紧要的，并不影响正常的社会活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记忆错觉就会对人们造成极大的负

    面影响。更多的人是不了解记忆错觉的，他们甚至可能会认为被记忆错觉困扰的人居心叵测。

    我们认为，对于“造假事件”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希拉里受到了记忆错觉

    的困恼。也许在希拉里记忆中，对子弹满天飞的机场的记忆是深刻的，在读了关于

    闪光灯记忆的研究后你也应该知道，这种记忆的准确性是不可靠的。在总统选举

    中，希拉里最终败给了奥巴马，不得不说多少受到了这件事的负面影响。

    虽然记忆错觉是普遍现象，但是绝不能简单地把它应用到记忆的所有领域中。

    至今为止，将记忆错觉理论用来解释个人的？记忆最有效。个人记忆最容易唤起人

    们强烈的回忆体验，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回忆体验才使人们对其真实性坚信不疑。

    情绪加深记忆。人们之所以对很多事件的记忆栩栩如生，是因为情绪反应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一串数字，人们的情绪不会出现任何波动，可是对于类

    似“9·11”事件的事情，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一个实验中，被试需要看两种图片，一种是很中性的(例如田园风光)，另

    一种是能够强烈唤起被试情绪反应的(例如一支正对着被试的枪)。在被试看过图

    片后，会被问及哪些图片是他们似曾相识的。结果表明，那些容易强烈唤起人类情

    绪的反应的图片能够引起被试更多的回忆。这说明带有强烈情绪色彩参与的记忆信

    息会被人们更生动、更容易地记住，但这并不意味着记忆信息的准确性也会越高。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你了解到：

    ◎记忆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可靠；

    ◎人们很难发现预料之外的物体所发生的微小变化；

    ◎人们有时会错误地把他人的信息当成自己的经历并存储在记忆里；◎当人们的信念、情感发生变化时，记忆也可能会改变；

    ◎记忆并不是越清晰就越可靠。

    人们通常都会把记忆的清晰性与情绪性作为评判记忆准确性的重要标

    准，这也是人们信心的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信心就等于准确性，信心

    越强，人们就会认为准确度越高。由此就引出另外一种错觉——自信错

    觉，下一章将继续讨论。

    第3章

    自信错觉——

    “自信”不代表“能力强”

    克里斯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一个夏日的清晨，他突然感到一阵头痛。对此，克里斯并没有十分在意，因为他经常头疼。但是在这之后，克里斯感觉到全身都

    开始疼痛，疲惫无力，连去浴室冲凉都气喘吁吁。克里斯认为自己可能患了流感，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并没有伴随出现任何呼

    吸道感染症状，更何况7月份不是流感多发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克里斯的情况越来越糟，一点儿好转的迹象都没有，于是

    他来到了哈佛大学的医疗健康服务中心。医生在了解情况后认为克里斯应该是病毒

    感染，告诉他应该多休息、多喝水。

    第二天是星期日，克里斯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他感到浑身无力，哪怕是做一

    些很简单的动作都很费力。克里斯决定把腿泡在水里来放松身体，就在这时，他突

    然发现在他的小腿后侧出现了一片非常大的红疹，这甚至比他见过的由蚊虫叮咬引

    起的最大的红肿还大。

    带着这个新的发现，克里斯又来到了医疗健康服务中心。医生询问他是否被壁

    虱11

    叮咬过，刚开始克里斯坚决否认，因为他觉得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怎么可能会有

    壁虱。突然，克里斯想起在几个星期前，他曾经去纽约的城郊看望父母，克里斯还

    同他的妈妈在菜园里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那个菜园子里的确是有很多虱子的。

    医生拿出一本医学图书，书上有关于由包柔氏螺旋体、菌疏螺旋体感染所引起的莱

    姆病12

    的介绍。经过医生的讲解，克里斯仔细比对自己腿上的红疹与书上的图片，开

    始确信自己确实患上了莱姆病。

    如果没有对莱姆病进行提早诊断与治疗，情况就容易恶化，潜在的危险甚至会

    导致患者残疾。医生向克里斯详细地介绍了该疾病及治疗方案后，她又找出另一本

    书，并在书中仔细核对莱姆病的治疗方法，开具了21天剂量的抗生素类的强力霉

    素，交给了克里斯。

    克里斯着实有点儿不安。患上了莱姆病可不是什么好征兆，尤其是这个医生更

    让克里斯不放心。她在为克里斯看病的阶段，居然两次翻查书籍——一次是为了帮

    助诊断，一次是为了确定治疗方案。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莱姆病并不是什么罕见

    的疾病，医生怎么可能对此不熟悉呢？克里斯带着重重的疑问到药房取了药，却无

    法消除他心中的疑虑。

    如果是你遇到了这样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都需要不断翻查书籍的医生，可能也

    会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有自信心的医生才有可能是一名好医生，而凡事都不确定的医生其医术也一定不怎么高明。对于人们来说，最直接地展

    示一个人技能高低的表现就是他的自信心。

    在本章中你将会看到，人类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心，无论是在医疗诊断，还是庭

    上作证，都经常会使人们陷入错觉。我们都被低估了

    在费城的一家酒店的宴会厅里，正在举办美国年度国际象棋锦标赛。这项

    赛事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象棋公开赛之一。任何人，无论是新手还是职业

    棋手，只要交纳会费就可以参赛，赢取30万美元的奖金。

    赛场内的气氛极为紧张，只能听到选手按计时器的嘀嗒声。赛场外就

    不同了，选手们在热烈地讨论刚刚过去的比赛，互相交流着战术安排。其

    实，这些选手都是再普通不过的社会大众，有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还

    有一部分来自国外的棋手。

    本项赛事设计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选手评级系统，为每位参赛棋手提

    供一个分数作为其棋艺水平的参考指标，以便参赛选手评估自己与对手的

    水平。这个系统是这样的：只要棋手能够取得一场比赛胜利，他的评级分

    数就会增加，失利则会降低评级分数。击败一名评级分数远远高于自己的

    棋手，就可以大幅度地提升自己的评级分数。

    有了这个评级系统，选手在比赛前都会询问对手“你多少分”，正所

    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击败了1726”或者“我败给了1455”这样的话

    在赛场外不绝于耳，由此棋手也可以评估每场比赛的激烈程度。

    截止到1998年7月，参加此项赛事的27562名美国国际象棋协会会员的

    平均评级分数为1337，大师级选手的平均分数在2200以上。

    根据长时间跟踪比赛的结果来看，如果在评级分数上超过对手200以

    上，就有75%的可能性取得胜利，如果相差在400分以上，比赛就几乎是没

    有悬念的。

    评级分数确实是棋艺水平的客观反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比赛结果。由于

    国际象棋比赛本身的特点，相对于其他运动竞赛的排名表，本项赛事的评级分数预

    测的比赛结果准确性更高。克里斯在大学时就达到了2200，被他自称为是“里程碑式的成就”。而丹从高

    中开始就一直徘徊在1800左右。尽管丹从高中开始就参加比赛，而且评级分数始终

    高于赛会的平均水平，但是丹从来没有击败过大师级的棋手。虽然克里斯曾经达到

    过大师级的评级分数，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只击败过大师级选手一次。

    鉴于此，所有选手都非常关注对手评级分数。然而，对于自己的评级分数，选

    手们是怎么评价的呢？

    我们的朋友本杰明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我们同他一起完成了一项实

    验。

    心理学实验

    在费城举办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与在新泽西举办的美国业余棋手冠军赛

    中，我们邀请参加这项赛事的选手填写一张调查问卷，上面只有“你的评

    级分数是多少”与“你是否认为你的评级得分代表了你的真实棋艺水

    平”这两个问题。

    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棋手对于自己的评级分数都非常了解，至少有

    一半的选手精准地报告了他们的分数，其余人所报告分数的误差也只在很

    小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结果却是出人所料：只有21%的人

    认为自己的评级分数代表了自己真实的棋艺水平；4%的人认为自己被高估

    了；75%的人认为自己被低估了。这实在让人感到不解，评级得分系统本身

    设计得很科学，用它衡量一位选手的水平应该是很客观的，而且利用此系

    统预测比赛结果的成功率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得分相差悬殊的情况

    下。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认为自己被评级系统低估了呢？参加问卷调查选手的平均

    棋龄在20年左右，他们对国际象棋的了解与理解应该是相当深刻的，对评级系统也

    是很熟悉的，毕竟这个系统已经运行了13年。此外，这些选手中的大部分人都连续

    几年参加这两项赛事，并未远离赛场，可以说对国际象棋赛事并不陌生。这使我们很难从技术角度找到原因。

    会不会是棋手误解了我们设计问题的初衷呢？他们会不会认为第二个问题是在

    询问本次大赛过后，棋手的等级评分会变成多少呢？因为等级评分并不是每场比赛

    都会有所更新，只是随着锦标赛的结束才重新计算一次，并在之后的一两个月才能

    对外公布。对于一个参赛选手来说，如果在锦标赛上不断战胜高等级的棋手，他的

    等级评分就完全有可能快速提升。

    一年后，我们重新核对了棋手的等级评分，发现绝大多数棋手前后两次的等级

    评分几乎没有变化。恐怕棋手认为自己被低估并不是对未来他们自己进步空间的预

    期，而仅仅是一种过于自信，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自信错觉”(illusion of

    confidence)。

    自信错觉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于棋手来说，他们过高地评估自

    己的水平，尤其是在与他人进行比较时则更是如此；第二，就像在克里斯看病时所

    看到的那样，人们通常把自信心同能力联系在一起，高度的自信是能力强的重要表

    现。

    然而，自信与能力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依靠自信心的强弱进行相关的判

    断将使人们掉入陷阱，其结果将会不堪设想。越低能越无知

    达尔文发现，低能力的人更容易表现得比高能力的人高估自己。也就是说，技

    能不纯熟的人通常更加自信，也更容易受到自信错觉的影响。伍迪·艾伦的著名电影

    《傻瓜入狱记》就展示了这个道理。

    在电影中，艾伦饰演的弗吉尔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十几岁时

    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少年时代的弗吉尔谋划偷窃警车上的警灯，但是手

    却被卡住了，他只好把警灯的整个机械设备都抱起来跑了几条街。成年的

    弗吉尔开始密谋抢劫银行，没想到出纳员看不懂弗吉尔手上拿着的清单，直到警察赶到，弗吉尔被捕。在监狱中，弗吉尔又琢磨越狱，他把枪藏在

    肥皂泡沫中，却遇到大雨被狱警发现。弗吉尔总是自认为自己才能卓越，然而从电影中可以看到，他只是一个平庸的普通人。

    在一篇叫做《越低能越无知》的文章中，社会心理学家贾斯廷·克鲁格(Justin

    Kruger)与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讲述了一则有趣的故事。

    一个叫做惠勒的人于1995年在匹兹堡抢劫了一家银行。惠勒先生并没

    有进行任何蒙面伪装，摄像机清楚地拍摄了全过程。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反

    复播放这段录像的画面，并在当天晚上将他缉拿归案。当警察给他播放监

    视录像时，惠勒用充满惊讶的眼光自言自语道：“不可能啊，我记得我在

    脸上涂柠檬汁了13

    ，摄像机怎么会拍下我呢？”

    为什么并不聪明的人反而自信最高？克鲁格与邓宁发现，虽然惠勒先生的故事

    充满了戏剧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不聪明但却自信果敢行事的人不在少

    数。由于没有艾伦饰演的弗吉尔那么夸张，使得人们经常无法发现这种现象。为了

    探讨这个问题，克鲁格与邓宁展开了实验研究，并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切入点——幽默感(sense of humor)，来研究能力与自信的关系。他们首先需要做的

    就是，确定如何测量幽默感。

    虽然心理学长时间的研究与发展已经允许人们能够科学地对很多抽象概念进行

    测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也可以对类似幽默感这样的抽象概念进行简单的测量，从

    而轻易找出明确的操作定义和方法，如果真的是这样，所有人就都可以速成为幽默

    大师了。另外，类似幽默感这样的概念，每个人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而且在主观

    因素的作用下，甚至还会表现出个人的审美趋向与个性，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用统

    一标准进行衡量的。此种说法不无道理，尽管类似于幽默感这样的抽象概念存在个

    体差异与主观情感等众多不确定因素，但在人类的经验中，总体来说最后都会趋向

    于高度的统一。例如人类对女性美的认识，虽然环肥燕瘦各有所爱，但在大众心目

    中美女的人选总是集中于少数那几个人，这也可能解释为什么有人说好的演员与模

    特是天生的吧。

    心理学实验

    克鲁格与邓宁从一些著名的幽默电影中选出30个经典的笑话片段，然

    后发给8个职业喜剧编剧，要求他们对这些笑话进行评分。克鲁格与邓宁希

    望他们用1分到11分进行评定，对应非常无趣到非常有趣。下面是这30个笑

    话中的两个，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试着评分。

    问：什么可以和人类一样大却没有体重？回答：影子。

    如果有孩子问雨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想我可以回答说那是因为上帝

    在哭。如果他还要问上帝为什么会哭，我就会说那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

    人。

    总体来说，8位编剧的评分结果是比较吻合的，毕竟他们从事这样职

    业，能够把握观众的心理，是制作喜剧的权威，在评判什么样的笑料好笑

    时也同样是权威。你所看到的第一个笑话在30个笑话中得了最低分(平均

    得分1.3)，第二个得了最高分(平均得分9.6)。克鲁格与邓宁邀请康奈尔大学的大学生也对这30个笑话进行评分。他

    们认为，如果某个人的评定结果和编剧们一致，就说明他比较幽默，反之

    就说明他不具备幽默感。

    接下来，克鲁格与邓宁要求被试对自身的幽默感进行评价，更确切地

    说是同其他被试相比，自己是否更具有幽默感。结果有66%的人认为自己比

    其他人更幽默——很明显，至少有16%的人过于自信，因为总有50%的人要

    低于另外那一半吧。经过对问卷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者发现，在

    幽默感评分中得分后14的被试均认为自己更有幽默感。

    在对棋手的问卷测验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认为自己被低估的棋手

    的等级分数基本上处于总排行榜的后半部分，确切地说，排行榜后半部分

    的人认为自己的分数平均被低估了150，而排行榜前半部分的人认为自己的

    分数平均只被低估了50。如果说强手是过于自信，那么弱手就是严重地过

    于自信。

    过度的是从哪来的？无论是克鲁格与邓宁的幽默感测验，还是棋手等级自我评

    定调查，都提示着人们，“越低能越无知”的现象的是存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

    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像惠勒先生这样的人。恐怕摆在惠勒先生面前有两大障碍难

    以逾越：第一，他的自身能力就是很差，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第二，他从来没有意

    识到自己处于平均水平之下，所以从来没有打算付出努力来提高自己的能力。惠勒

    从来就没有意识到，作为一名银行劫犯，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任务对他

    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什么他不能认识到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呢？他从来

    没想过自己的抢劫计划幼稚可笑吗？他真的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能力吗？

    布赖恩·肖勒(Brian Scholl)，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曾经协助我们进行大

    猩猩实验，他讲述的一则轶事也许对理解自信错觉有所启发。

    布赖恩在读大学时，学会了一种极富挑战性的古老纸牌游戏，叫做“Go”。布赖恩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在他的朋友中已经没有对手

    了。在纽约旅游期间，布赖恩有幸遇到一位玩“Go”的顶级高手并切磋牌

    艺。就连布赖恩自己都没有想到，虽然结果是他没有悬念地输掉了比赛，但他仅以0.5分告负。自此以后，布赖恩的自信心剧增，他对“Go”表现出

    极度的自信，直到布赖恩遇见另一位“Go”高手，这种美妙的感觉才得到

    了终结。当布赖恩向这位高手夸夸其谈他是如何以0.5分输给那位知名顶级

    高手时，对方却说：“难道你不知道一名‘Go’高手在遇到一位实力非常

    弱的选手时，会选择尽可能地以最小的分差取胜来挑战自己吗？”

    布赖恩错误地把比赛结果完全归因于技术层面，才出现了天大的误会，其实这

    也反映出人们在面对积极信号时一种常见的自我解释：表现好是因为本身的实力

    强，表现不好是因为那只是偶尔的意外，或者只是因为一时的粗心大意，环境有时

    也实在不利于发挥。总之，人们经常会忽略能力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解决办法：提高能力。克鲁格与邓宁发现，在逻辑问答实验中，如果帮助那些

    不善于此任务的被试提高成绩，就会大大削减他们过度的自信心，也就是说，帮助

    被试提高完成任务的能力会使他们更准确地认识自己的能力。

    过低的能力导致过高的自信，能力与信心的发展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当人们

    开始学习一项新技能时，水平暂时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但这时的自信心却处于一

    个较高的水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过于自信”。当人们的技术水平得到长足进步

    时，自信心也会随之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没那么快。如果学习过程顺利，技术与

    自信心最终就会共同到达可以相匹配的高度。

    优于大多数？自信错觉并不是惠勒一个人的专利，每个人都会经常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自信错觉的困扰。一项全国调查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智商要高于平

    均水平。如果说男性对自己的智商更有自信，那么这没有什么好惊奇的，71%的男性

    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智商高于平均水平。女性也不示弱，57%的女性受访者认为自己的

    智商高于平均水平。如此自信的不只是美国人，70%的加拿大人也认为自己的智商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欣赏自己可不是现代人的特有标志，在我们翻

    阅历史资料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就已经表明，70%的人认为自己外貌要强于他人。

    自信错觉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出现的，在可以看到强有力的证

    据时，这种错觉就会烟消云散。布赖恩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他能够看清

    事实的本来面目时，过度的自信心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布赖恩坚持继续练

    习“Go”，他的技术水平就一定可以不断提高并且逐渐与他的自信心水平相平衡。

    能力的提升可以避免过度的自信，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对自己现有的水平有足够

    清醒的认识，才能让自信错觉的干扰减到最小。

    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关于自信错觉的故事的目的，并不是要谴责那些喜欢夸夸其

    谈地吹嘘、炫耀自己本事，甚至是通过过高地评估自己、自欺欺人的人。我们只是

    想告诉读者，自信错觉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也的确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

    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真正的“高手”是很少会受到自信心错觉的影响的。如果你能与那些

    由于在科研领域取得突破而刚刚晋升为教授的教师进行深入的交流，就会发现他们

    的谦逊之处，这些人经常会真诚地认为自己的水平完全没有他人所认知的那么高。

    在克鲁格与邓宁的幽默感实验中，幽默感得分靠前的那些人不但没有认识到自

    己多么的幽默，甚至还过低地评估了自己的幽默感。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过度的

    自信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觉，同样，这种低估自己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自信危机

    自信心对人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它的过度膨胀，而且如果把自信心用错了地方，那么后果也是非常糟糕的。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把自信心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认

    为没有自信就等于失去自我。

    吉米·卡特总统更是把自信放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在1979年7月

    电视直播的总统演讲中，卡特强调当前政策对社会与经济的影响，却出人

    意料地开具了一个“自信处方”：

    “我要说的是，美国的基础和人民民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

    是看不见的，方式也是非常规的，但是却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甚至是美

    国人的精神，也使美国人的意志受到了打击……这种威胁来自于我们自信的

    丧失，这会破坏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卡特总统的论断来自于“美国民众相信未来5年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已

    经过去的5年”。卡特总统还指出，过度消费与逐渐背离传统理念也拖累了

    经济的发展，并认为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才是明智有效的现实方法。

    这次演说在历史上非常著名，被称为“萎靡演说”，因为当时在提到

    这个讲演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都使用了“萎靡”这个词。虽然在卡特

    的演讲中确实找不到“萎靡”这个词，而且卡特也绝对没有用这个词，但

    是他却15次提到了“自信”这个词，因为他的核心思想是“自信才是带领

    美国走出困境的关键”。

    为什么人们总是相信高度自信的人？根据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报道，对于是否

    需要对伊拉克进行军事制裁，布什总统一直都是举棋不定的。在他不断地直接询问

    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萨达姆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武

    器”时，特尼特总是斩钉截铁地给出确定的回答。后来在媒体上也能看到白宫的发

    言人用“高度自信”这样的字眼向全世界宣布伊拉克隐藏的非法武器。但是直到现

    在，谁都没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国政府也被此事折磨得筋疲力尽，最后不得

    不宣布似乎根本就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直到今天，人类都一直在不自觉地相信他人的自信，因为在其他信息缺乏的情

    况下，这种外表上的自信会成为人们判断的重要参考。也许在其他新的认知方式出

    现之前，人们还只能继续把外表上的自信作为重要的评判指标。人多的力量并不大

    请想象这样的情景：你和另外三个互不相识的人(他们是简、埃米莉与梅

    甘)共同组成一个团队来解决GMAT考试114

    中的数学问题。既然互不相识，那么你对其他成员的数学水平也就一点儿都不了解，唯一可以参考的就是

    你对自己解决数学问题能力的了解。

    对于第一个问题，简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埃米莉也给出了她

    的答案。梅甘开始很安静，在所有人发表意见之后，她给出了正确答案并

    指出为什么其他人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接下来的几个问题的解决方式都与

    第一个问题如出一辙，梅甘迅速成了这个团队的领导者。

    在团队的配合中，我们认为的理想情况是这样的：每个成员都会贡献

    自己的知识、能力，整个团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终的方案。我们也相信

    这样的团队最终会取得成功。但是现实可并不是这样，而且正好与我们想

    的相反。

    为什么集体的力量未必大？克里斯曾经与美国政府情报部门的官员有过一次深

    入的交谈，当克里斯问及这名官员他们是如何达成团队共识时，这位官员的回答着

    实令人意外。他说例如当需要团队拿出一个评估数字时，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团队

    会坐在一起，按照长幼次序各自给出自己的评估数，最后的平均数就是答案。

    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团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有自己的特长，他们会对问题进行

    独立思考并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没

    有经过独立思考而直接进入集体讨论阶段，成员的观点就会相互影响，人格冲突、社会文化等因素都会成为左右最终决定的影响因素。

    如果你和几个人共同猜测一个罐子里有多少个豆子，你就可能会认为大家坐下

    来一起讨论，直到最后得出一个大家认同的数字是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你错

    了。最有优势的方法仍然是：大家不讨论，不交换自己的意见，仅仅是根据自己的

    判断写下评估的数目，最后对这些独立思考出来的数字求平均值。不可否认，团队的精诚合作在特殊情况下会给每个成员注入巨大的信心，也许

    这种信心已经过度膨胀了，但是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战场上，这种团队力

    量所带来的信心对那些紧张不安的士兵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毕竟他们是用生命捍卫

    胜利的，需要必胜的勇气与信心。但在生活中，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一个团队通

    过不断地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的方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团队的合力得到了最真

    实的体现，这使所有成员的自信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

    集体的自信错觉。

    心理学实验

    那个要求你想象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解决数学问题的情景，其实是卡

    梅隆·安德森(Cameron Anderson)与加文·基尔达夫(Gavin Kilduff)

    所组织的一项实验。

    安德森与基尔达夫认为，用数学问题作为本次实验的任务可以更客观

    地对比每名被试解决问题的成绩。同时，由于数学问题的特点，还能观察

    到每名成员提供了多少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安德森与基尔达夫用摄录机记录了所有小组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并依

    次寻找每个小组的领导人。另外，每名被试在实验后都要对他们认为谁是

    本组的领导人进行投票，投票的结果与安德森与基尔达夫观察的结果完全

    吻合。现在的问题是，安德森与基尔达夫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每个小组

    的领导人脱颖而出。

    也许结果有点儿出人意料：每个团队的领导者并不是数学成绩最好的

    人，而是那些人格力量更强的人。在实验前，每名被试都填写了一份问

    卷，用来测试被试是否具有统治力的人格特点，这些具有较强统治力人格

    的人在实验中都成为了团队的领导人。

    团队领袖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些数学能力不是最强，仅仅是拥有更具统治

    力的人格特点的人会成为团队的领导人呢？难道他们强行要求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吗？还是他们的性格使他们拥有更好的组织能力？

    都不是。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是第一个站出来提出自己的意见的人。

    94%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都是采用了第一个意见，而那些具有统治力的人格特

    点的人一般都会首先发言。

    这些具有统治力的人格特点的被试的自信心都会很强，这与他们的能力无关，哪怕是能力很低的人也会产生过高评估自己的自信心。他们的自信心会立即感染团

    队中的其他成员，使所有成员都会相信这个充满自信的家伙能力一定很强，并随之

    对其产生信任感。如果这些统治力强的人又恰好对数学很在行，那么他们就会带领

    这个团队取得优异的成绩。自信与性格

    心理学家用“特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并认为特质可以在很广

    泛的环境下影响人类的行为方式。但是，特质并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唯一因素，无

    论如何，人们所处的环境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如果一个外向的人对《星际迷航》一

    无所知，那么他在一个科学幻想小说的讨论中也会表现得有一点点“害羞”。

    在人格心理学领域，学者们在对人格的描述模式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即“人格的五大模式”，分别为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开放性、随和型、尽责性。

    人们发现，自信并不在大五人格理论范围之内。那么，自信到底是否属于人类的性

    格特点之一呢？

    弗兰克·阿巴奈尔(Frank Abagnale)的自信是与生俱来的，有关他

    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猫鼠游戏》

    (Catch me if you can)就是根据他的轶事改编的。

    阿巴奈尔从小就表现出了善于欺骗的非凡天赋，在中学时期，他假扮

    一名教师骗走了他父亲3400美元。在18岁那年，他假扮成泛美航空的飞行

    员，免费乘坐航空公司的航班。阿巴奈尔最擅长的就是伪造支票，银行为

    此损失了上百万的美元。阿巴奈尔被捕时只有21岁，那时的他已被12个国

    家通缉了。即使在监狱中，阿巴奈尔也没有浪费自己的天赋，利用伪装多

    次越狱。最终，阿巴奈尔同意将来会协助FBI侦破欺诈案，检察官才同意将

    他释放。

    自信会遗传。阿巴奈尔的欺骗技巧固然高明，然而他在行骗过程中表现出的自

    信才是他成功的关键，因为人们在他镇定自若的神情中通常无法相信那是一场骗

    局。克里斯想知道，阿巴奈尔的这种自信是不是人类的一种稳定的性格特质。为

    此，克里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被试需要在实验回答一系列是非题。在被试回

    答“是”或者“否”后，还需要对问题的回答正确的可能性从50%到100%进行评

    分。结果还是出现了被试过高评估自己的现象——问题回答的正确率只有60%，可是平均自信度却达到了75%。一个星期以后，这些被试重复这个实验，只是所需回答

    的问题进行了更换，但是难度不变。克里斯发现，被试在两次实验中表现出的自信

    基本保持一致。

    其他一些实验也出现了如果被试在某些操作性实验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那

    么在相似的实验中也会保持这种高度自信的现象。有些学者指出，遗传基因是影响

    人类自信度的因素之一，因为有些研究者发现，同卵双胞胎的自信心惊人的一致，但在异卵双胞胎中却没有发现类似的现象，这样就有理由相信遗传基因影响人类的

    自信度了。也许很难想象吧，阿巴奈尔的父亲同样也是一个大骗子。盲目自信的领导

    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在苏联解体后，一直谋求独立，并想

    与俄罗斯境内的北奥塞梯合并，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

    2008年8月，由于受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南奥塞梯内独立运动高涨，格

    鲁吉亚政府试图利用军队镇压，但是在俄罗斯军队的干涉下，格鲁吉亚的

    军队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被打得溃烂不堪，俄罗斯立即控制了该地区的局

    势。在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下，格鲁吉亚政府的领导人似乎有些头脑发

    热，幻想通过快速占领南奥塞梯来与俄罗斯抗衡。在发动军事行动之前，格鲁吉亚政府的官员面对西方媒体的采访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将会轻松控

    制南奥塞梯的形势，不给俄罗斯人留有任何机会。

    很明显，主动发动与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强国的军事摩擦，格鲁吉亚人

    过于自信了。刚过而立之年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缺乏军事经验，在接下来的4

    年中，他们不断地通过政治斗争，渐渐瓦解了国内亲俄罗斯派的势力，使

    得亲西方派的势力成为主要政治力量。虽然发动军事打击听上去不可思

    议，而且没有哪个格鲁吉亚人会对这种做法抱有任何信心，但是当格鲁吉

    亚作为一个整体时，这种集体自信心的膨胀就开始作祟，导致国家陷入错

    觉之中。

    集体自信是如何膨胀的？克里斯和他的同事试图在实验室里捕捉这种集体自信

    心膨胀的过程。克里斯重新组织了被试，并重新进行了前文中的是非题实验，同样

    要求被试对回答正确的可能性进行百分比评级(从50%到100%)。实验结果在意料

    之中，被试表现出了过度的自信——对问题回答的平均正确率为54%，而平均自信

    心达到了70%。

    在得出实验结果后，克里斯选出具有高度自信与低度自信的被试，然后把他们

    以三种分组方式组合(每组两人)：高度自信的人与高度自信的人；低度自信的人

    与低度自信的人；高度自信的人与低度自信的人。每组重新进入实验室，重新回答

    是非题(难度与之前完全相同)。但这次不同的是，每组的成员可以共同商讨、研究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