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特蕾莎修女的默想祷文

    第一章 人类瘟疫的起源与惩罚

    起源

    惊人的死亡数字

    麻风与天花：两种与文明相伴的最古老瘟疫

    耶稣的预言：你们不能离开耕作的土地

    寻找和处死“应该受到惩罚的罪人”

    第二章 瘟疫终结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战争中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

    人们一头扎入水里

    可怕的瘟疫一直折磨着雅典人

    没人知道是什么在惩罚雅典人

    君士坦丁堡大瘟疫

    瘟疫摧毁古罗马文明

    第三章 黑死病横扫欧罗巴大陆

    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瘟疫

    人们始终没料到是老鼠和跳蚤传递屠刀

    恐惧中的隔离、苦行、掩埋和动乱

    “鞭笞者”——14世纪的另一场“瘟疫”

    悲惨的、恐怖的、毁灭性的……

    第四章 神秘热病及伦敦大瘟疫

    轮番袭击的神秘“出汗病”

    解释与谜团

    天罚，可怕的天罚

    第五章 恐惧中的隔离与绝望中的治疗

    监视与隔离

    绝望和恐惧中的治疗

    第六章 殖民时期的交互屠杀

    西班牙人的入侵

    西班牙人的致命武器——天花

    印第安人成片成片倒下

    颠覆美洲古文明

    白人的坟墓

    第七章 肆虐全球的恒河大霍乱

    起源于恒河三角洲

    全面的恐慌

    “雪医生”的观点

    霍乱影响都市文明

    第八章 黑死病复辟与多种瘟疫间歇爆发

    古老的杀手乘船来到新大陆

    政府坚持说:没有瘟疫

    疟疾：一种普遍存在的瘟疫

    人类活动助长了疟疾的蔓延

    第九章 大流感在一九一八

    一战阴云里的空前大灾难

    流感传染了约55万美国人

    流感、瘟疫、战争

    第十章 对病毒的发现与抗争

    微生物之路巴斯德的发现

    巴斯德的发现让人们盲目乐观起来

    弗莱明偶然发现“盘尼西林”

    第十一章 走出非洲的各种病毒

    嗜睡病吞噬乌干达

    马尔堡热

    拉沙热

    埃博拉病毒

    大规模流行

    至今仍未能找到埃博拉病毒的宿主

    走出非洲

    第十二章 “千年瘟疫”艾滋病

    起源之谜

    道德陷落的副产品

    没有人能“使相爱的人胆怯”

    艾滋病的未来前景

    第十三章 人们已经把瘟疫当武器

    国家行为与瘟疫

    研制瘟疫武器成为战争致胜的法码

    暗淡的前景

    第十四章 环境正在严厉地惩罚人类

    厄尔尼诺与有机氯

    环境污染的后果

    全球升温，瘟疫北上

    新老瘟疫轮番登台

    第十五章 瘟疫与人类生活和艺术

    饥荒、干旱、洪水与瘟疫

    贸易与瘟疫

    战争与瘟疫

    城市越大，危险越大

    艺术作品里描绘的瘟疫

    第十六章 良好的愿望未必带来期望的结果

    细小的行为带来严重的后果

    公共工程的破坏力

    良好的愿望常常导致更坏的结果

    在金钱面前人们无法住手

    人们今天仍在重复中世纪的错误

    病毒的行动比人类更迅速

    抗生素逐渐失效

    滥用抗生素带来了严重后果

    附 录 SARS:拯救和启示

    人成为禽畜和动物的最后一链

    可以适度选择隔离

    我们还将与死神赛跑下去特蕾莎修女的默想祷文

    特蕾莎修女的默想祷文

    一颗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

    在饥饿的人中

    在赤身露体的人中

    在无家可归的人中

    在寂寞的人中

    在没有人要的人中

    在没有人爱的人中

    在麻疯病病人中

    在酗酒的人中

    在躺在街上的乞丐中

    穷人饿了

    不仅只希望有一块面包

    更希望有人爱他

    穷人赤身露体

    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

    更希望有人能给他应有的尊严

    穷人病了不仅希望有一间小屋可以栖身

    而且也希望再也没有人遗弃他忘了他对他漠不关心第一章

    人类瘟疫的起源与惩罚后现代艺术作品。装置、行为和摄影的混合表现形式，充分表达了生命的脆弱性。人、蛇和兔象征的生命体系，即使置身于卫生条件极佳的空间里，仍然不得不与像鸡蛋一样

    排列有序的病毒相处，这是自然安排的宿命，是新形式的食物链，人是其中最脆弱的终

    端承受者，无论物质和科技发达到何种程度都是如此。起源

    人们可以在宗教上相信人类的精神与神灵存在某种秘密的联系，并倾

    向于确立人在生物圈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徒认为上帝用粘土创造了

    亚当；佛教徒把人类的存在和繁衍归结为无穷的精神轮回；其他宗教把人

    看作是神的神奇造物，等等——但事实上，无论人们信奉怎样的理念，精

    神之外的身体却只能与物质的细胞和病毒相伴。数百万年的进化使人类拥

    有了非凡的技艺，但人们仍然无法摆脱外在物质世界对身体的侵蚀，随时

    都在与无穷种类和数量的细菌或病毒进行抗争，以维持生命的有限存在。

    假如某种细菌或病毒攻击了某一个活着的躯体，并使这个躯体承担生命受

    损的病苦，这就是个体疾病。这样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办公室打

    一个喷嚏，或在驾车时忍受发烧——这样的疾病人们通常都能承受，当

    然，也有很多人因为个体疾病而死去，或在某些细小的症状下发生意外。

    然而，当某些残忍而狡猾的细菌或病毒攻击人类后，却可以将疾病演化为

    一场群体性的伤害和死亡，并在很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这样，个体疾病

    就变成了令人恐惧的瘟疫。弄蛇女郎，油画，原始艺术家卢梭的作品

    人和自然最诗意的相处只能存在于艺术作品中，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神秘的气氛所笼罩。

    然而，生物间的残杀也是真实的，瘟疫就是最小的病毒生命体对人类和动物的集体绞

    杀。

    人类看待自然的眼光是如此原始，远没学会和自然合谐相处的正确方法，某些沉睡了1万

    年的病毒，都可能被当今人类的能力唤醒。自有生命体以来，生物间的相互屠杀就从未间断过，瘟疫就是细小的

    病毒对动物或人类的集体屠杀，科学家已经在一块距今9000万年的鸟类化

    石中找到了传染病的证据。从人类刀耕火种以来，瘟疫始终卧于文明之床

    的榻侧，并随时随地突然苏醒过来，将其剧烈的繁衍活动侵入到人类的躯

    体中，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一轮又一轮的灾难。约在1万年前，游牧

    民族开始定居下来并驯服一些动物：猪、马、牛、羊，这些动物为人类带

    来了新的病毒；农业的发展和人类的活动开始产生新的群体性疾病；耕

    作、迁徙和战争等活动，又将土地和森林中的病毒引向了人类生活圈，为

    瘟疫的起源打下基础。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肺结核所形成的瘟疫已

    经在北非和欧洲十分流行，而最早记载大规模瘟疫发生的，则是4000多年

    前的尼罗河岸边的埃伯斯纸草书，里面对一场可怕的瘟疫有着十分详尽的

    细节描述。因此，我们就瘟疫起源惟一可说的就是：瘟疫，就是病菌在与

    人类躯体一同进化的过程中，随时可能对人类进行集体屠杀而形成的可怕

    灾难。这张羊皮画是苏美尔人征服两河流域的农耕方式的证明，当人类有能力群聚在一起大规

    模改造自然时，最大的敌人就只有疾病和衰老了。

    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无法改变这一状况。繁茂的热带雨林中藏有大量

    的病毒，人们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环境的改变使它们奔涌而出。飞机旅行、砍伐森林和全球变暖，正使新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一直在尝

    试将灵长目动物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上。当人体器官的互相移植取得常规成

    功后，对人体器官的需要大大增加，医学界日益面临着寻找可靠动物世纪

    中叶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面临的

    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在不断地加剧——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今

    天的世界仍然延续着瘟疫的起源过程，并且已经使病毒进入其演化的黄金

    时期。惊人的死亡数字

    瘟疫屠杀人类的数目是惊人的，它超过了其他一切灾难的总和。在中

    世纪以前，这些数目是无法确知的，但仅在1351年黑死病消退时，已有大

    约3000万欧洲人死亡，14到13的人被消灭。据估计，这一时期伦敦原有

    的6万居民损失了35000人，而在莫斯科以南的斯摩棱斯克，仅有5人幸存。

    最可怕的是人们死亡的速度。在中世纪黑死病时期的巴黎，每天有800

    人死去，维也纳是600人，而法兰西的吉弗里每天死亡1500人。在欧洲的主

    要大城市中，惟有米兰幸免于难。在南地中海和黎凡特，死亡人数相近：

    编年史家报告说，1347年至1349年间埃及和叙利亚损失了大约13的人口，直到20世纪中叶，埃及的灾难仍在循环发生。往东，它蹂躏了中国，仅在

    1353~1354年一年间，就毁掉了中国几百万的人口。

    在人类历史上，黑死病、霍乱、天花等瘟疫都留下了惊人的死亡数

    字。据估计，人类文明史上所有死于瘟疫的人口至少占到总人口的20%，而

    新型的瘟疫——如艾滋病，也在加剧这一数目的增长。

    1986年，伦敦中性医院的安妮·约翰逊医生和迈克尔·阿德勒医生在

    分析得出数据后预言，到1992年，英国将有3万人被HTV感染，累计死亡人

    数为9千人。而事实上，1986年至1992年间统计的新感染HTV的总人数为

    14119人，而到1995年底为止，也“只有”7346人死于艾滋病。

    霍乱将众多尸体抛在大街上，处理这些尸体是对人类情感的巨大考验。死神从空中呼啸而过，人类成了病毒滋生、变化和扩散的基地。想完全消灭一种病毒一

    般来说是不可能的。瘟疫对人类来说根本不是新事物，病毒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是

    人类必须面对的巨大阴影。

    1986年6月，美国卫生部曾经预测，5年内美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

    将以10倍的速度增长，而当年实际死亡数目为12000人，到了1991年，也就

    是5年后，死亡数目上升为36242人。同时，这种计算还显然存在问题——

    也许一部分的原因是1986年艾滋病死亡人数几乎是1985年的两倍，而艾滋

    病发病人数从1982年到1985年则逐年翻番，例如，从1985年至1986年，该

    数字从11843人跃升为19149人。另一方面，这些预测没有考虑到公众教育

    的效果，以及疾病在高风险人群中的自我限定性。同性恋社区的人有时也

    会勇敢地劝说他们的同伴小心病毒的威胁。这些因素都使艾滋病发病和死

    亡率没有达到预测的高度。教育努力已取得一定的成功。在1996年12月

    《时代》杂志对美国成年人所做的调查中，已有90%的人同意“艾滋病是每

    个人都需要忧虑的事情”。1992年至1996年间，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的HTV和艾滋病感染率分别以13%和14%的比率下降，而在欧洲只增长了2%。

    在美国，1996年内新的HTV感染绝大部分(83%)来自同性恋和静脉注射的

    吸毒者。

    预测疾病扩散和统计瘟疫死亡数字，最困难的一个方面是了解它们曾

    使哪些人死亡、哪些人活下来，以及为什么。

    在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间野火一般蔓延，因为这些

    人中大多数人的免疫系统已被连续的性传播疾病所损坏，而抗生素疗法又

    使事态更加恶化。由于相似的原因，艾滋病也可能在今日的中非和南亚肆

    虐起来。这些地区的人不断地遭受有害菌、病毒和寄生虫的侵扰，而那里

    没有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标准，清洁的饮水也十分稀少或者根

    本没有——人们的身体都已到达可以承受的边缘——这种状况实际上也符

    合人类史上所有的瘟疫。麻风与天花：两种与文明相伴的最古老瘟疫

    古罗马人将麻风称为“Zarrath”，《圣经》中称为“Lepra”，后者

    是现在已经通行的名称。此病在世界上流行的历史十分悠久，传播广泛，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五大洲的各国、各地区都有麻风病人存在。

    在公元前2400年的埃及纸草书中，“set”一词可能就是指麻风。公元

    前1350年，由苏丹及达法来的黑人奴隶中已有麻风病人，而到了雷姆赛斯

    二世时，麻风病已经开始流行。约荚记述说，在埃及第四代法老的王宫遗

    址内发现的陶罐上，有类似瘤型麻风“狮面”的刻绘，经考证陶罐的年代

    确认，该时期相当于公元前1411～前1314年。

    教堂壁画作品。描绘了1352年的瘟疫，感染者被裹得严严实实，向神求助。古埃及人向胡狼和丹嘴鹭求助，希望这些陪伴奥里西斯的神物能够消灭瘟疫。

    根据穆尔等学者的记述，在公元前1400年时的梵文纪典《吠陀》

    中，“Kushtha”一词也是指麻风，印度学者据此认为麻风在印度流行至少

    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达门德拉虽然也提及了此项记载，但他认为在公元前600年的《Sushruta Samhita》中，才有了关于麻风可靠的、写得很好的

    临床与治疗的记录。

    在古巴比伦王国尼尼微城的亚述巴尼拔皇宫(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遗

    址中，人们发掘出很多刻有楔形文字的瓦片，上面已有令麻风病人远离城

    市的法律条文。这说明，在当时亚洲西部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

    一带，麻风已经十分流行。

    这幅细密画表现的是神职人员对麻风病人指证他们的原罪和上帝的惩罚。当疾病难以治

    愈时，它就会在社会和文化特性方面显示出更深层暗喻。对疾病的恐惧造成的心理伤

    害，决不比病毒本身造成的伤害更轻。当神职人员告诉某人染上瘟疫时，他立即就能看

    见那个人的灵魂在瞬间被死神摄走一般的恐惧。

    中国古代书籍《战国策》引用了殷商时(公元前1066年)箕子漆身以

    避杀身之祸的史料，这可能是中国有关麻风最早的记录。《论语》中也

    有“伯牛有子冉伯牛”(公元前544~前477年)的记录。一个叫“伯牛”的

    人患了“大疾”，据认为这种病就是麻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11

    年)有关麻风的记载大量增多，例如，有一个叫豫让的刺客，就曾经化装

    成麻风病人对另一个诸侯国的国王行刺。

    古代细密画中描绘的天花患者，除了在抑郁的心境中等待死神的降临之外，惟一的心理

    安慰来自神职人员的祈祷。天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巨大的情感疤痕，像死神的脚印难

    以抹去。除麻风病外，另一种最古老的瘟疫就是天花，其危害人类的历史要比

    鼠疫等瘟疫久远得多。此病大约在3000多年前起源于印度或埃及。从古埃

    及法老拉米西斯五世等人的木乃伊上，人们已经可以发现天花留下的疤

    痕。在纪元前的古代世界，大约60%的人口受到了天花的威胁，14的感染

    者会死亡，大多数幸存者会失明或留下疤痕。幸运的是，天花已被人类彻

    底消灭，成了第一种、也是至今惟一一种被消灭的瘟疫。耶稣的预言：你们不能离开耕作的土地

    瘟疫给人类造成的恐怖，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于超自然的力量。

    事实上，在古老的瘟疫史上，人们无一例外地到宗教中寻求神明的庇护，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已经无能为力。《圣经》中就有一个耶稣救赎麻风病

    人的故事，它体现了一切宗教共同的精神抚慰模式——人们不能在背叛土

    地和自私心中寻求到神明的庇护。

    在以色列之城撒玛利亚被亚兰军队包围后，撒玛利亚城中逐渐变得凄

    惨，最终到了煮孩子吃的境地。此时，神的先知以利沙说 ：“明日这时

    候，撒玛利亚城会从饥荒中逃脱出来的。”国王却认为，怎么会有那样的

    事情呢？就这样忽视了以利沙的话语。但是神通过撒玛利亚城外的四个麻

    风病人应验了那话语。原来，麻风病人不能在城里生活，他们住在城外山

    沟里，吃城中装在筐里坠下来的食物。撒玛利亚城里的人已到了要饿死的

    处境，给麻风病人的食物早就断绝了。

    对于一直依靠撒玛利亚城生活过来的麻风病人来说，城市再不是希望

    之城了，他们所依靠所盼望的都断绝了。“我们去亚兰军队吧，那里是一

    次也没有去过的地方，而这里是令人惧怕的地方，离开这座城，向着那地

    方去吧。”那里有粮食在等待他们。

    “他们若留我们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反正，在这里

    也是死……”四个患有麻风病的人，带着那样的心情向亚兰军队走去。他

    们的腿已经烂得不完整，所以，他们一瘸一拐地往前走着，有时倒下去，随后又站起来互相搀扶着向亚兰人的军营继续走去。在他们的脚步上，神

    做了惊人的工作，把麻风病人的脚步声变为大军的声音，使亚兰军队觉得

    很多军队在向自己靠近，因此，亚兰军队吓得魂飞魄散，只顾四处逃命。

    四个麻风病人到亚兰军营里一看，不见一人，只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和金银

    财宝，一旦藏起来，子子孙孙都够用了，他们吃饱之后，就想起了城里的

    人。“我的家属，我的亲戚，都在撒玛利亚城里快要饿死了……”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种植方式和地点不断地变化，人类不断地挺进荒山野林，这使人类

    接触到了以前难以遭遇的病毒，那些被自然隔离在丛林深处的恶魔将被人类的破坏力唤

    醒。麻风病人像疯子一样跑进城里，呼喊说亚兰营里一个军人也没

    有。“没有亚兰军人，你们所惧怕的军队已经消失了。” 神派遣4个麻风

    病人，叫他们见证亚兰军队已经没有的事实，然而撒玛利亚城里没有人相

    信麻风病人说的话。神在城外为人们预备了丰盛的粮食，但人们却只想在

    城里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只能过着烦闷而困苦的生活，并随时可能承受

    瘟疫所带来的灾难。

    这是一个预言性的宗教故事，它一方面表明，在古代人们的认知中，瘟疫的灾难来源于人的罪行；另一方面，它也对人类的未来作出了预言：

    背叛土地和自私心，只能使人类得到更多的惩罚。正如历史学家罗依·波

    特教授所言，在前工业社会，瘟疫被普遍视为来自外界的非偶然袭击，是

    某种意味深长的生命事件，关系到承受者的全部存在、精神、道德、生理

    和生活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人类的早期岁月里，生活是极不安

    全的，死亡通常在生命的全盛期发动袭击，而拯救永恒的灵魂是最重要

    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必须细察每种瘟疫背后的警告和含义，总之，它总会倾向于被解释成带有道德和精神的宗教信息，以及被理解为上帝向

    人类揭示其意愿的主要方式。寻找和处死“应该受到惩罚的罪人”

    除了将瘟疫归咎于人的罪行外，鞭笞者们还鼓励他们的基督徒去寻找

    更为明显的罪人：犹太人。他们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因而人们一有机会

    便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在历史上，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到处发生，这个

    过程通常由疯狂的牧师开始，例如，巴塞尔市民就曾经投票决定杀死所有

    的犹太人，捣毁他们的家，将他们放逐200年。在德国美因茨，1.2万名犹

    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1.6万名犹太人被谋杀，这种有组织的杀

    戮，到了1940年纳粹征服欧洲后又再次出现。

    这只浑身流脓的瘟疫巨兽，像一具绞肉机，成批地生产着尸体。某些动物是病毒发生突

    变的高效孵化器，它们可以同时感染多种瘟疫病毒，这些病毒相互交换遗传密码，进行

    新的组合，结果就产生了突变。病毒是非常原始的生物，它们复制遗传基因的机制也很

    原始，这个机制经常出错，一般情况下会造成某种缺陷，使病毒无法存活。但是，突变

    也可能增强病毒的杀伤力，扼杀更多人类生命。

    对欧洲犹太人错误的复仇狂欢，是人们面临不可想象的恐怖时理性与

    社会秩序崩溃的集中表现。历史学家阿诺·卡伦写道：“灾难时期的编年

    史与日记仍在挑战着人的想象力。婴儿吮着他们死去的母亲的乳房，孤独的幸存者穿着长袍戴着珠宝，在空洞洞的领地中无目的地游荡，在街上赤

    裸地狂欢。幽灵载满尸体在海上漂浮。”

    每当瘟疫发生时，西方人便祈祷神的保护，希望神能将瘟神阻挡在家门之外，至于别人

    的死活，就不那么重要了。西方人的迷信也染上了极强的自私观念，这也是西方人心灵

    深处的遗传基因，并严重影响了医疗的进步。

    瘟疫是上天加诸人类的惩罚，没有什么能够或应该阻止瘟疫的发生。人类只能坐以待

    毙。这是宗教观念导致的顺从宿命。

    瘟疫拉大了不同宗教观念间的差异。比较偏执的宗教预言家说，每一

    个死于瘟疫的都是殉道者(于是也是圣恩的领受者)，而瘟疫是“上帝加

    诸人们的惩罚，但他会给予执信者以一些仁慈”。预言者的话是偏执宗教

    传统的一个有力部分，清楚地说明了没有什么能够或应该阻止瘟疫的发

    生。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评论中世纪的偏执宗教狂时说，那时的人们

    坚决反对任何逃避上帝意愿的努力，这出色地表现在法国诺曼底公国的国

    王对平民使者各项请求的反应上……那使者请求准许他迁居，因为在他的

    家中爆发了瘟疫，国王回答他：“灾难不也在我的宫殿中爆发了吗，我还没有想过搬家呢!”国王以强硬的鄙视态度对待平民的保健措施，因此也

    使自己蒙受了比他们的平民邻居更大的损失。

    在巴尔干半岛，理性主义的基督徒开始有了比较合理的希望，他们最

    初对穆斯林的抛弃是在1821年的希腊，但在那时之后，巴尔干的历史便开

    始因为他们企图打破伊斯兰的统治而陷入一片混乱。

    群居生活推动了人类的破坏力，无情地摧毁了阻隔疾病的生态屏障，使病毒更容易跨越

    物种界限。

    在中国，瘟疫的不断爆发还促进了宿命论佛教在那里的传播；但在日

    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来自韩国的佛教传教士却促进了一种严重的流行

    病——也许是天花，它是在公元552年随传教士流入日本的。佛教和基督教

    一样，都教导人们说，死亡是从悲惨的尘世中获得解脱，因而，这两种宗

    教都将不可控制的致命瘟疫的随机性、不公正和莫名其妙，纳入一个可理

    解的格局中。

    上帝以凡人所不可理解的神秘方式运行，但基督徒至少能感觉到痛

    苦。一方面，这是对罪的惩罚，另一方面，是一种祝福的解脱。迦太基主

    教西普里安在公元251年摧毁他的城市的一场瘟疫后写道：“这种必死性对

    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的敌人是一种灾难；对于上帝的仆人它是有益的分

    离……正直者被唤去更新，邪恶者被带去受苦；更快地给予诚信者以护

    佑；惩罚加诸不信者。”

    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瘟疫中的人们，这种简单的信念也许能够解

    释为什么当14世纪“大死亡”最终结束时，欧洲社会没有崩溃到无政府状

    态。中国民间美术作品。表现了中原地带瘟疫流行时的恐慌和混乱。最大的恐惧来自瘟疫的

    传染性。任何经历过瘟疫的人的大脑中都会有恐惧的记忆和相应的激烈反应机制。像所

    有情感一样，恐惧是同时作用于身体和灵魂的，恐惧记忆有时会改变一个种族的特性和

    习惯。在面对瘟疫这个无形的捕杀者时，人类会作出许多有违人性的激烈选择。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一书中强调：“鼠疫是怎么回事呢？也不过

    就是生活罢了。”很明显，这不是一种常态的生活。身临其境的人会产生

    非常态情感，它造成的心理伤害才是最恐惧的后果。即使王公贵胄也无力

    抵抗瘟疫的袭击，他们地等待死神。雅典城在瘟疫横行的高峰时期，失去

    了宗教和道德的控制力量，陷入了历史上罕见的纵欲和享乐之中，一方面

    是不断倒下的尸体，一方面是肉体的疯狂，形成了一种变态的末日景观。第二章

    瘟疫终结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战争中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

    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是古希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雅典

    在政治、艺术、哲学等诸多领域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这些成就至今仍

    左右着我们对文明社会的理解。

    然而，在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雅典人虽然在这场世

    纪的战争中取得预期的胜利，但是却没能预见到一场灾难性的瘟疫。瘟疫

    吞噬了雅典14到13的人口，并且摧毁了雅典的整个社会结构。

    雅典人明白在陆地上自己不是伯罗奔尼撒人的对手，只有在海上才能

    称雄，于是，伯里克利决定放弃阿提卡城郊，让那里的居民都躲进阿提卡

    城里。当时的激战主要在春夏季，雅典人躲在城里，有一条长4英里、宽

    550英尺的防御长廊连接着雅典和比里亚斯海港，雅典舰队则守候在伯罗奔

    尼撒的海岸线上伺机出动。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的塑像。他可能死于瘟疫。

    战争的第一年，一切如雅典人预期的那样顺利而振奋人心。

    当公元前430年又一个战季来临时，阿提卡的农民们再次前往雅典寻求

    避难。那些城里有亲戚的便搬去一起住，很快，每栋房子都变得十分拥

    挤。那些找不到住处的人只好露天搭窝棚，准备熬过可能长达6周或更久的

    战争。

    当伯罗奔尼撒人在远离故土的雅典城郊肆意焚烧、践踏时，伯里克利

    趁机率领远征军，在埃庇道拉斯城向强大的斯巴达联军发起进攻。

    瘟疫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摧毁了雅典文明。

    然而，伯里克利还没有起航——事实上，是伯罗奔尼撒人到达阿提卡

    还没几天——一场大瘟疫就侵袭了希腊。瘟疫可能源自埃塞俄比亚，并经

    过埃及、利比亚和波斯，以可怕的速度传播到希腊。第一例疫情在比里亚

    斯被发现，之后，瘟疫像野火般蔓延到拥挤过度的雅典。瘟疫中幸存下来

    的修西得底斯(Thucydises)记下一份流传数世纪的医学报告，以悲惨的

    笔调记述了这场瘟疫：

    “健康的人们突然感到头部灼痛；眼睛变红，好像着了火；嘴里有从

    喉部和舌头上流出来的污血，呼吸也开始急促。接下来的症状就是无休止的喷嚏，并且声音变得嘶哑。不久，胸部开始剧痛，还伴有咳嗽。然后，胃也开始绞疼，并呕吐胆汁——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多数情况

    下，是干呕和可怕的痉挛……体表不是很烫，也没有任何苍白：事实是，皮肤相当地红，并长出恶臭的脓疱和溃疡，像烫伤一样的灼痛。人们甚至

    不能忍受最轻微的衣物摩擦，而只能赤裸着身体。很多人不顾一切地跳进

    冰冷的水里，然而无论多少水也无法减轻瘟疫病人的燥热。”人们一头扎入水里

    瘟疫的初期症状是令人狂躁的失眠，以及“无法平静下来的绝望，这

    只是病发的第一周”，修西得底斯报告道，“一些强壮的人即使捱到第

    七、第八天，也会因发烧而死去。”而那些捱过第八天的人，则因过度溃

    疡和痢疾导致的虚弱而死。

    那些活下来的人一般会获得对瘟疫的免疫力，但许多人也变得恐惧不

    堪。瘟疫“感染了人们的生殖器官、手指和脚趾，人们即使能活下来也无

    法再运用这些器官了”。有的幸存者瞎了；有的则变得健忘，“不知道他

    们自己是谁，也不能认出自己的朋友”。这幅石版画刻画了雅典城的居民在瘟疫横行时的悲惨生活。当时的雅典仿佛地狱。所有

    这些尸体堆积着，活着的人竟没有余力去处理，只好任其腐烂在街头。人类至今不能确

    认导致这场瘟疫的具体的病毒是什么。它是突然消失的，它会突然再次现身吗？

    没有什么药物有效。“一些治疗对某些人有益，对另一些人却有害。

    体质好的人也并不比弱的人更有抵抗力。瘟疫对所有人都一样，哪怕是那

    些生活条件和饮食优良的人。”医生们努力照看患病的人(“人们像羔羊

    一样”,修西得底斯说)，但人们都害怕接近瘟疫患者，住在整栋房子里的

    很多人因为缺少照看而无声地腐烂。

    外有敌军，内有瘟疫，雅典仿佛可怕的地狱。特别拥挤在城里的农民

    们，“他们没有房子，仍像以往的炎热季节一样，住在通风差的窝棚里，最后像苍蝇一样死去。一具尸体摞着另一具尸体，奄奄一息的人在大街上

    游荡，或因焦渴难耐而聚集在喷泉周围。”甚至觅食的鸟和狗也被传染，它们的尸体也堆在了人的尸体中，而所有这些尸体也几乎没有人进行焚烧

    或掩埋。

    伯里克利虽袭击了伯罗奔尼撒，却没能取胜于埃塞俄比亚，当他返回

    家园时，发现雅典被困在了瘟疫中，而此时的伯罗奔尼撒军队已撤离了阿

    提卡——据说是被瘟疫吓退了，尽管修西得底斯指出此次侵略持续的时间

    比任何一次都长。可怕的瘟疫一直折磨着雅典人

    希腊陶罐上描绘着当时的医师治病的形象。

    因害怕瘟疫，伯罗奔尼撒人取消了公元前429年夏季的进攻，但在第二

    年夏天瘟疫有所减轻时，他们又回到阿提卡。然而，疫情的缓和并没有持

    续多久，到了公元前427年冬天，死神再次全面袭击了雅典，并笼罩了雅典

    城一年多，直到最后退去。

    在此次瘟疫中死亡的准确人数一直是个未知数。据修西得底斯记载，在雅典约15500名重装备步兵中，约有4400人在瘟疫中丧生；1000，以及算

    上军队里28%到30%的死亡率，那么，这场瘟疫带走了雅典的无数个生命。

    说到瘟疫的起因，“我将把它留给其他作者思考……”修西得底斯写

    道，“我只记录瘟疫的现象、病症，以及如果瘟疫再次爆发时应该如何识

    别它。”修西得底斯的记录，毫无疑问地表明它对雅典社会的颠覆性作

    用。一开始，人们把瘟疫归咎于人为因素，并盛传是伯罗奔尼撒人在比里

    亚斯的蓄水池里放了毒，但是当死亡在雅典城蔓延开后——敌人已经无法

    接近自己的水井——这种猜测被否定了。既然没有什么人为因素，那剩下

    的就是：受到了神的指责。人们想起了一道神谕般的预言：每当与伯罗奔

    尼撒人作战时，都会有一场大瘟疫降临。人所共知的是，斯巴达人每次在

    战前都要向特尔菲的阿波罗神祈求佑护，神答应要帮助他们。雅典人认

    定：神灵的护佑帮助了敌人，这就是为什么雅典人要遭受瘟疫的折磨，而

    伯罗奔尼撒人却能远远避开的原因。这幅细密画表现的是古代的医师在教导他的学生调配药物的场面。当瘟疫降临时，医的

    对象，因为一般性的治疗不再起作用，滥用药物的结果是加速了更多人的死亡。

    但是，随着疫情的扩散，宗教的力量也完全消失，人们感到责备神已

    无助于事。尸体越摞越高，死亡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绝望渐渐控制了整

    个城市。修西得底斯写道，人们“开始对宗教或法律变得漠然”。葬礼被

    忽略，要么草草了事。尸体被随便地扔到柴堆上，或遗弃在神庙里，而这

    些亵渎神灵的行为在数周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空前的混乱状况

    下”，及时行乐和自我放纵开始盛行。

    愤怒而沮丧的雅典人随后迁怒于伯里克利，并试图推翻他。公元前430

    年夏，伯里克利在雅典集会上作了著名的演说，重新获得了人们的支持。

    但是，由于反对的呼声太高，伯里克利最终被解职，尽管在公元前429年伯

    里克利又恢复了他原有的权力——雅典人很快便发现没人能代替他的统治

    ——瘟疫已经夺去了他姐姐和两个儿子的生命，甚至他自己也可能染上了

    瘟疫。在同年的秋天，伯里克利死了。伯里克利的离去使雅典变得混乱不

    堪，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04年征服了雅典。伯里克利之死宣告了雅典，甚至

    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黄金时代的终结。因为瘟疫盛行，战争的胜利者不敢将健康的俘虏留下来做奴隶，只能将他们全部杀死。没人知道是什么在惩罚雅典人

    雅典，那时正处在它光荣的顶峰，而从此次死神光顾之后再也没有真

    正恢复过来。在此之前，雅典是在与对手斯巴达的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斯

    巴达的侵略势力把村民们从自已的土地上驱赶到雅典寻求避难，大约有20

    万人挤在城墙后面和附近的比里亚斯港口，疾病便发源于此，并迅速蔓延

    到雅典。

    没有什么惩罚对人类具有如此强烈的破坏性，修西得底斯继续写

    道，“至于神，”他评论说，“似乎都是同样的东西，无论人是否崇拜他

    们，你看到的好人和坏人，他们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死去。”然而，尽管有

    修西得底斯详尽的描述，现代科学家们仍无法识别雅典瘟疫究竟是哪一种

    病。

    一半以上的居民和14城邦军队死去，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有指头、脚

    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雅典的社会结构崩溃了。没有哪个罪犯希望

    活到受处罚的那一天，同时一并流行的还有盗窃、谋杀和抢劫。从任何意

    义上讲，雅典人的道德已经彻底败坏。当雅典之王伯里克利也在公元前429

    年第二次瘟疫高峰时死在海边时，随之灭亡的还有拥有4000名士兵的雅典

    舰队。在以后的数年中，雅典人的最高权力机构始终没有恢复。与斯巴达

    的战争本应短期结束但却拖延了30年，这使他们的国力迅速衰竭，最后以

    失败告终，雅典的政治势力也萎缩了，其黄金时代成了历史印迹。没有人能够确定是什么导致了雅典的灾难。修西得底斯说，灾难起初

    是从“埃塞俄比亚的港口开始的，从那里进入埃及、利比亚以及波斯大部

    分地区”。在希腊，它只毁灭了雅典和“居民最多的其他城镇”，5年后灾

    难完全消失了。

    人们一度以为这场瘟疫可能是天花、黑死病、猩红热、麻疹、斑疹、伤寒、里夫特袭谷热等等，但又有种种看法予以否定。很可能，修西得底

    斯所描写的那种瘟疫已不存在，而是转变成毒性较小的疾病，像麻疹。历

    史学家阿诺·卡伦推测：“这可能是麻疹、腥红热、天花、伤寒或某种不

    再存在的疾病在欧洲的初次登场。”另一种猜测是，这次瘟疫可能是一种

    流感或类似的疾病因葡萄球菌感染而复化了的中毒性并发症，并相互助长

    着引发了剧毒性瘟疫——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肯定。

    1996年，圣迭弋医疗中心的帕特里克·奥尔森博士在《正在出现的感

    染性疾病》论文中指出，在雅典灾难背后存在着的是埃博拉病毒。他注意

    到修西得底斯的陈述与1995年扎伊尔埃博拉热病爆发的报告之间有着某种

    相似性。《新科学家》杂志则指出了另一种关联的存在——雅典附近岛屿

    上的古代壁画中所描绘的绿色猴子——科学家们怀疑，是它们把埃博拉病

    毒传给了扎伊尔人。恺文·德孔克，伦敦学派的卫生学与热带疾病医学

    家，没有受奥尔森博士的影响，他评论道，埃博拉的一个主要症状是大量

    的出血，而这个特点在修西得底斯的陈述中完全没有被提及。恐惧是这样产生的：体质好的人并不比体质弱的人更有抵抗力，瘟疫对所有人都一样，哪怕是那些生活条件和饮食都很优良的人，也不例外。瘟疫是死神的盛宴，是死神的狂欢。君士坦丁堡大瘟疫

    大量人口的丧生使得一个又一个城邦陷入停滞。

    公元542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朱斯蒂尼在位15周年之际，一场大瘟疫袭

    击了这个拜占庭帝国的中枢——君士坦丁堡。从春天到夏季，这场令人毛

    骨悚然的灾难持续了整整4个月，大量人口的丧生使得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停

    滞状态；在疫情高峰期，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10000多人，就连59岁的皇帝

    也不幸染疾。

    不过，这种瘟疫在公元541年时曾在埃及一个海港城市出现过，并随即

    蔓延到亚历山大(埃及北部的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端的地中海沿

    岸。于公元前332年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并向北延伸至巴勒斯坦和叙利

    亚。普罗科匹厄斯(朱斯蒂尼一世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写了关于

    波斯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战争史书、著作和秘史，以攻击朱斯蒂尼)

    说：“这场灾难蔓延到整个世界，全人类面临着灭顶之灾。”

    我们对这场瘟疫的了解大多来自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当瘟疫爆发

    时，他正在君士坦丁堡。他详细记录了瘟疫的进程和人们所遭受的巨大苦

    痛：染疾者在最初通常会出现突然的高烧(有的人是在睡觉时出现，有的

    人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发烧)，并感到极度的乏力，但没人觉得这会是死亡

    的征兆。然而，患者很快便会在腹部下面、腋窝、股间和耳朵周围出现肿

    胀。通常在这个时候，病痛会稍微缓和一些，但仍然没人可以预见其结

    果，有些患者突然就一命呜呼了，但还有一些患者则必须经受更长久的折

    磨。“有些人陷入了严重的昏迷状态，有些人出现了严重的谵妄症。昏迷

    状态中的病人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看上去好像是在沉睡；而谵妄症患者

    往往会失眠，并陷入狂乱的幻觉中——他们总感到好像有人冲过来袭击自

    己，并因此而歇斯底里地大声呼叫。”这种时候，巫师们的驱邪术也无济

    于事了。

    最悲惨的是那些神智清醒的患者，他们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并随

    着肿瘤的恶化而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病痛直至死亡。在有些病例中，患者病

    处流脓并似乎有好转的迹象；而在另一些病例中，患者的肿胀消失了但没

    有活下来。在生还者中，有一些完全康复了，另一些则出现了语言功能障

    碍。

    纯粹地运用智力并不能促使瘟疫离开，一些贵妇突然热衷于动用巫术，她们自己扮演巫

    师，组织仪式，像演戏一样登上了名望的高峰，但却促使更多的人染上瘟疫而死亡。

    那些照顾患者的人也被病者的病情折磨得精疲力尽。“有时候病人从

    床上掉下来，满地打滚 ；有时候病人发疯似地要从屋里冲出去。这种时

    候，他们都必须费尽气力才能帮助控制住病人。”随着疫情的扩大，死者

    越来越多，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人和地方来安葬这些尸体。“因为已经没有

    多余的墓地了，人们便在城里到处挖地来掩埋尸体。但这样的办法也没能

    长久，因为每天死亡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于是人们又爬上城墙的塔楼，掀开塔顶，把尸体一股脑儿地往里扔，直到塔楼里尸满为患了，他们再把塔

    顶放回去。”

    古罗马帝国的衰亡原因，主要是因为生活腐化和政治腐败造成的。瘟疫则从外部发力，造成了生态方面的困境，加速了一个帝国的灭亡。人类理性遭到致命打击，占星术借瘟

    疫成为民族思想，神秘主义的偏见阻碍了有利于国家的优秀人物的产生。瘟疫摧毁古罗马文明

    尽管疫情已经如此严重，君士坦丁堡的人们 还是在竭力维持着他们的

    生活秩序。他们显示出惊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巨大的集体力量。志愿者们处

    理着成千上万的腐尸，粮食和钱币也被散发给灾民。教堂照常开放，人们

    祈祷的次数甚至比太平时期还要频繁。社交活动并没有停止，达官贵人们

    依旧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西奥多拉皇后也扔下了病榻上的丈夫，频繁出

    现在社交场合。

    这场瘟疫给了古罗马帝国一次致命的打击。8月将近，疫情在发尽淫威

    后也似乎开始衰竭，并在冬天来临时结束了它的侵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

    已经被完全征服。当14世纪瘟疫卷土重来时，它又造成了一次巨大的恐

    慌，并得到了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称 ：黑死病。

    试图重振罗马雄风的执政官朱斯蒂尼及其夫人的壁画像。据英国和意大利的三位天体生物学家提出的最新理论认为，摧毁古罗马帝国的大瘟疫可

    能是太空病毒。这三位科学家说，这一构想来自古罗马考古方面收集到一份古墓空气样

    本。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份样本中的某些微生物与他们从平流层收集到空气样本中包含的

    某些微生物有类似之处。他们认为医学史上有很多类似古罗马瘟疫的恶性传染病都可能

    是太空病毒。

    野心勃勃的朱斯蒂尼皇帝本来准备征服旧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包括

    它们周围的剩余地区。他已经占领了西西里和部分西班牙地区，但黑死病

    让君士坦丁堡人度过了痛苦不堪的4个月，在入冬时病状变得更加致命并转

    成了传染性肺炎。瘟疫消退后，城中40%的居民已经死去。在接下来的6年

    中，瘟疫延伸到了爱尔兰和丹麦等地，使其他很多城市也遭受到同样严重

    的打击，直到公元590年左右它仍不时地间歇性发作(有时3、4年一次)，到了公元600年，依据某些估计，黑死病已使一半的欧洲人丧生。公元610

    年，它蔓延到了中国。

    瘟疫粉碎了朱斯蒂尼几近实现的野心，古罗马帝国从此衰败，它对欧

    洲文明的影响也最终丧失，这预示了一个以“黑暗时代”闻名的政治混乱

    与文化衰落时期的开始；大不列颠的命运被改变，因为凯尔特人无力抵抗

    来自萨克逊人的入侵。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伊斯兰人“顺利征服了如此

    多的土地，因为灾难已经在生理上、心理上和文化上击垮了对手”，这一

    切对随后时代所造成的后果，一直波及到我们今天。在中国，黑死病戏剧

    般地给佛教这样一个外来宗教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的确，瘟疫改变了从欧

    洲到亚洲的人类历史。第三章

    黑死病横扫欧罗巴大陆死神在社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瘟疫之后发生的普遍混乱，摧毁了中世纪的封建制

    度。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瘟疫

    最广为人知也最为悲惨的黑死病(即鼠疫)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它

    是由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的“生物武器”引发的。1346年，西征的蒙古军

    队包围了黑海港口城市克法(今费奥多西亚，属乌克兰)，用投石机把患

    鼠疫死亡的死尸射入城内，城里鼠疫由此开始流行。城里的热那亚居民逃

    离了此城，黑死病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随后导致了欧洲13到12的

    人口死亡。在这之后的300多年间，黑死病在欧洲仍反复爆发，直到17世纪

    末18世纪初才逐步平息。病因的不明，更加重了黑死病的神秘、恐怖色

    彩。许多无辜者被指控为传播黑死病的人而被恐慌的民众处死。

    1347年10月，热那亚商船队的12艘货轮穿过意大利最南面的默西那海

    峡，停靠在西西里岛的默西那港口。它们从东方驶来，极有可能是从黑海

    而来——他们和往常一样，在那里同亚洲的商人们进行香料和蚕丝的贸

    易，但他们却带来了最可怕的东西。据当时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船上的水

    手们被“附着到每一块骨头上的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几天之后，默西

    那的人们开始呕吐、生病，直至死亡。人们惊悸而又恐惧地把这些灾难之

    船赶回海里。但是，致命的种子已经种下了，这种瘟疫迅速席卷了整个默西那：先

    是一阵突然的、可怕的高烧，然后是好几天的剧痛，最后就是死亡。人们

    纷纷逃往乡下，当然也带上了附着于他们身上的瘟疫。默西那的居民乞求

    把邻港卡塔尼亚的圣·阿加莎遗体搬过来，但那里的人们强烈反对他们的

    大主教应承此事。于是，大主教就盛了一杯浸泡着圣体的圣水，并把它带

    到了默西那。在那里，他碰见了“化成狂犬的魔鬼，它正把让人难过的伤

    害加到人们的身上”。这位牧师在回到卡塔尼亚的几天之后，也死于此种

    瘟疫。至此，这种瘟疫已经像幽灵一般蔓延到了西西里岛的南部和西部。中世纪黑死病在欧洲版图上的分布和流行路线

    极差的卫生条件是瘟疫爆发的温床，一口被污染的水井可以摧毁一座城市。

    热那亚和威尼斯——它们同佛罗伦萨和巴黎一起，是当时欧洲四座最

    大的城市——也在1348年1月被以同样的方式感染了。从克法驶来的船只已

    经遭到瘟疫袭击，它们在停靠到热那亚港后迅速传播了瘟疫。克法是黑海

    地区的一个设有军事防御的贸易前哨，当时已经被一支塔塔尔军队包围，但致命瘟疫的突然发作，导致塔塔尔士兵大批大批地死亡，这就迫使他们

    不得不立刻放弃对该岛的包围，而他们撤退后并没有把堡垒上、壕沟中横

    七竖八的尸体处理掉，因此，瘟疫在守城者中迅速传播开来，一些没有在

    瘟疫中倒下的人重又爬上了他们的船，把潜伏在他们体内的病毒带到了地

    中海。

    但是，当到达热那亚之时，这些倒霉的船只又被当地人的火箭击退

    ——没有人愿意与他们接触，因为默西那的灾难就是前车之鉴。这些船只

    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船就只能沿着地中海挣扎着向西航行，又把瘟疫带到

    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港口。同时，意大利的中部城市比萨也被迅速地感染上。从这里，瘟疫向着意大利北部和欧洲腹地蔓延开去。佛罗伦萨，这个

    有着1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几个星期后就发生了疫情，完全是因为瘟疫在

    热那亚的登陆。

    乔瓦尼·薄伽丘是佛罗伦萨瘟疫的见证人之一，他在后来那本著名的

    《十日谈》中记录了许多有关的故事。人们猜测，这些故事都是当年瘟疫

    泛滥时躲避在山间别墅里的那些年轻贵族后来讲述的。“一开始，不论男

    人还是女人，腹股沟和腋窝会出现某种肿块；它们会长到差不多像一个苹

    果或者鸡蛋那么大，通常被称作瘤；这些瘤将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上面提到

    的两处向全身扩展；之后症状就开始发生变化，手臂上以及其他部位会出

    现青一块紫一块的斑纹，有时是一大块一大块，有时又是一小点一小点。

    这些斑纹是死亡的某种征兆，就像最初出现的现在仍然存在的瘤一

    样。”这是他报告的发病全过程。

    至于城内的恐慌，薄伽丘写道：“对这场导致人们家破人亡、背井离

    乡的大灾难的恐惧，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心。兄弟姐妹、叔侄相互离弃，甚至夫妻也经常遗弃对方；最让人痛心和不可思议的是，父母不愿再要自

    己的孩子，好像那不是他们亲生的一样。”关于瘟疫中的死亡程度，他写

    道：“死尸堆满了各个角落。大多数都是被尚且活着的人以同样的方式处

    理掉的，但人们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慈悲才这样做，而只是希望尽早摆脱

    这些正在腐烂的尸首。在搬运夫的帮助下，尸体被拖出房间(如果他们够

    得着的话)，扔在门口。这样，每天早晨，人们就可以看见堆积如山的尸

    体。”

    教堂墓地很快就被死尸堆满了。一个锡耶纳的市民记录了这一恶梦般

    的后果：“没有人会为了钱或者友谊而去帮忙埋葬死者……锡耶纳的许多

    地方都挖出了又大又深的土坑，数不胜数的尸体被胡乱地扔进坑里……而

    我，阿格诺罗·德·图拉，人称‘胖子’，亲手埋掉了我的5个孩子……许

    多没有埋严实的尸体，被狗拖了出来，撕裂，吞食。”

    瘟疫在佛罗伦萨肆虐了4个月，留下了65000多具尸体。在接下来的3年

    里，这样的恶梦仍在整个欧洲不断地重演。人死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许

    多城镇中尸体(当然，经常也有许多奄奄一息的人)只是被简单地堆在街

    头，等待那些愿意为了足够高的酬金而去处理尸体的人运走。人们始终没料到是老鼠和跳蚤传递屠刀

    老鼠与人们的生活如此亲近，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它们大批出没

    于城镇和乡村的房宅，在木质或粘土质的建筑中寻找着理想的生活条件。

    它们加入了乡下小动物的行列，与它们一起分享农民们的寓所。在黑死病

    发起攻击之前，这些老鼠本该大批死亡，这在城里应该更加明显，但它们

    的存在与灭亡是那样的悄然无声，就像时间一样。

    法国的一位编年史家记录了每一个残酷的细节：“从他们身上排出的

    每一种东西都散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汗，粪便，唾沫以及呼出的空

    气，统统奇臭无比，让人恶心；飞液浑浊、浓烈，或黑或红。”

    薄伽丘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人所描述的这些症状，都是淋巴腺鼠疫的特

    点，也就是黑死病：淋巴结肿大，且通常是在腹股沟和腋窝处。这种疾病

    的病源是一种叫作“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的病菌，这种杆状菌寄生在某些

    啮齿动物身上，通过跳蚤之类的动物进行传播。有时候这些肿块会自动破

    裂，患者于是得以痊愈。但是，对于众多的14世纪的80%以上患者来说，谁

    得了这种瘟疫，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如果淋巴腺鼠疫发展到急性肺炎的时候，将会出现一种更为可怕的瘟

    疫：传染型肺炎。这种病将会给每一个与其接触到的人带来致命的危险，而且它直接通过空气中的水气传播，从染病的第二天开始，两个星期以

    内，将在身体各处展开它那致命的攻击。正是由于此病有着超强的不可见

    的传播能力，许多人甚至相信仅仅看一眼患者也将是致命的。

    第三种类型是败血病，这是一种恶性的而又隐蔽的血液传染病。患者

    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但睡到一半的时候就死去了；或者，他们在早上起床时还完全正常，但中午在街上走着走着就摔倒、死亡。

    老鼠始终是鼠疫病毒的载体，它具有可怕的进化能力，足以适应人类的进步步伐。科学

    家已经证实，现在的老鼠的DNA完全不同，旧的遗传特征已完全消失。如果鼠疫病毒伴随

    这种进化能力而飞速变异，人类仍然不是鼠疫的对手。

    但是，中世纪的人们对所有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今天所熟知

    的“黑死病”(这个名称是两百年后提出的)，起源于中亚一个偏远荒芜

    的地区。那里距俄罗斯境内的伊西库尔湖不远。人们在当地的一种蒙古土

    拔鼠——一种类似于松鼠的啮齿动物，也叫“塔巴根(tarbagan)”——

    身上发现了耶尔森氏鼠疫杆菌，没有人知道，洪水、人口膨胀或者其他一

    些因素是否增加了这种疾病的携带者，并让疾病从那些偏僻地方蔓延出

    来。无论如何，携带病源的跳蚤把疾病传染给了黑老鼠，黑老鼠又把疾病

    带到人类文明的主要通道中。有证据显示，14世纪30年代末在亚洲出现的

    这种传染病，向西行进至克里米亚；从那里，瘟疫开始了它通向欧洲的可

    怕旅程。当时的医学界对瘟疫作出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是强调预防，包括用焚香来净

    化空气，以芦荟丸畅通大便，以醋抵御腐质物。其次是治疗，方法不多，且效果不佳，主要有放血法和排便法。这幅表现的是划痕法制疗鼠疫肿块。另外，医学学会还认为沐

    浴是危险的，性交足以致命，当时的很多男女为了各自保命，都把对方的情欲当作鼠疫

    来抵制。

    一旦发动起来，病毒就向所有人类提供了方便渠道的地方蔓延开去。

    它们坐船到达了欧洲南部，走进尚未被疫病侵犯的人群，然后通过商业通

    路走遍欧洲。躲在装满谷物的货箱里的老鼠和寄生在它们身上的跳蚤，把

    耶尔森氏鼠疫杆菌从一个乡镇带到另一个乡镇，又把其他地方的老鼠都给

    感染了。已感染的跳蚤在离开它们的寄主之后还能在装载着羊毛和布料的

    货物箱里存活好几个星期，它们会在卸载的地方，如商店和仓库等，找到

    新的老鼠。莫斯科的感染不是通过直接接触克里米亚人，而是在瘟疫晚期

    与欧洲北部的一些国家进行贸易活动时感染上的。瘟疫跨过君士坦丁堡和

    其他一些重要海港，袭击了中东，又越过了西西里，扫荡了北非。另有资

    料说，一艘漂浮在北海中的轮船(船上的全体船员都已经死亡)最后将瘟

    疫带到了挪威。事实上，以上这些事实是在19世纪后期细菌学创立后才逐渐明朗的。

    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在香港调查鼠疫时，发现其病原体是一种细

    菌，这种细菌后来就被命名为耶尔森氏杆菌。1898年，另一位法国人西蒙

    德确定了鼠疫的传播途径是跳蚤把病菌从老鼠传播给人。到了20世纪中

    叶，抗菌素的发明使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而公共卫生和居住环境的

    改善也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现在鼠疫已非常罕见，但并没有完全消

    失，因为它仍然会在鼠类之中传播，一有机会还会传播给人。在20世纪80

    年代，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发生鼠疫的报告。1996年印度爆发的

    鼠疫还成了世界的重大新闻。目前，每年大约有1000到2000人感染鼠疫。

    即使在美国，平均每年也会有10多人从野外鼠类感染鼠疫，17的患者死

    亡。尽管鼠疫在今天已非不治之症，也容易控制，但是历史在人们心中留

    下的阴影难以消除，它仍然被许多人视为最恐怖的瘟疫。冷漠的街面场景。这种画面在当时的欧洲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人们相信这种疾病可以通

    过衣服来传染。一位著名的大学教师主张禁止结婚，极力反对谈论政治，性欲更是不允

    许的，他自己身体力行，使他在一次手淫之后因悔恨交加而自杀。死神的猎物是一串天使，而人类仍然困在恶梦的城里，制造着更新的死神。恐惧中的隔离、苦行、掩埋和动乱

    这场从南到北扫荡欧洲的灾难，却不可思议地饶恕了一些小地区——

    一块是现在的比利时，另一块在法国南部；同时，波希米亚的一大片土地

    也幸免于难。而在米兰，一发现瘟疫，政府就立刻下令：把染上瘟疫的房

    子用砖墙围砌起来，患者和很像患者的人只能呆在里头，活活等死。这种

    残酷的措施看起来并不能解救这座城市，但米兰确实逃过了致命的浩劫，成为欧洲最主要的大都市当中惟一的幸运儿。

    治瘟疫的医生。当时的医生穿着奇怪的长袍，可以遮盖全身，戴大手套和大海绵面具，海绵吸满防毒的混有丁香和肉桂粉的醋。他们在病房内行动缓慢，以为这样可以少吸病

    房内的浊气。他们已经知道，必须保持病房里空气流通，白天尽量敞开门窗，夜间至少

    通风一次。到了3月，瘟疫基本上被控制在阿维尼翁——在14世纪前半叶的大多数

    时间里，它一直是罗马教皇的首府。瘟疫在那里猖獗了数月，夺取了该城

    近半数居民(大约50000人)的性命，随后达到顶峰。人们付出了如此沉重

    的生命代价，于是教皇宣布莱茵河为神圣之河，下令将尸体抛入河中，以

    清洗他们的灵魂。到了6月，瘟疫又抵达了巴黎，疯狂地掠夺生命，将这座

    昔日生机勃勃的首都变成了巨大的、死气沉沉的停尸房。城中剩下的要么

    是死尸，要么是不能或者不愿离开的绝望者。

    瘟疫抵达了农村。那里居住着欧洲绝大多数的人，他们为贵族或教会

    耕种田地。起初，瘟疫在这里的出现看起来像是游客讲的一个关于外省

    (可能是瘟疫下一步将要袭击的任意一个省)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神甫在

    布道坛上讲的。但故事很快变成了现实，它开始从一个村庄扩散到另一个

    村庄，进入农夫的家中：一个倒下了，接着又是另一个，然后是一批一批

    地往下倒。瘟疫过去之后，许多房子都已经空空荡荡。牲畜无人看管，在

    外游荡；主人们的尸体开始在田地里腐烂。

    瘟疫把恐惧带到了每一个灶台前。“真正让人感到恐慌的是瘟疫的传

    染性。”一位佛兰德牧师写道，“因为一旦有人感染致命，那么所有看见

    他生病的人，拜访过他的人，同他做过生意的人，还有亲手把他送进坟墓

    的人，统统随他而去。没有任何已知的防预措施。”

    蛋白石与流行病的传说蛋白石是藏在火山岩缝隙中的天然沉积物，由于光彩夺目，变化无

    穷，历来受人珍视。蛋白石最初被视作能医百病的护身符。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相信戴着蛋白石可以未卜先知。古罗马人则把蛋白石看作地位和

    权力的象征。到了中世纪，蛋白石仍旧受人喜爱，那时的人相信蛋白石能防治眼病、心脏病、霍乱等。14世纪，欧洲鼠疫猖獗，患黑死病死亡的人

    成千上万，蛋白石不祥之说更大行其道。意大利宝石匠很喜欢以蛋白石镶

    制饰物，当时鼠疫为害最烈的地方正是威尼斯。威尼斯人发现，一旦染上

    鼠疫，身上戴着的蛋白石就光彩有加，病人死后，宝石随之黯然失色。蛋

    白石从此与死亡扯上关系，人人避之不迭。当然，那时候的人并不知道，蛋白石对温度十分敏感，光泽变化其实是人体温度升降所引起的。19世纪

    西班牙王室遭逢不幸，蛋白石更加不受欢迎。阿丰索十二世与默西迪丝公

    主结婚，前度情妇送他一枚蛋白石戒指，他转送新娘，新娘几个月后就去

    世了。此后凡戴上这枚戒指的，不久即身故，阿丰索本人也不例外。其

    实，把这些凶事归咎于蛋白石的人是忘记了当时西班牙正流行霍乱，光是

    1885年夏秋雨季，死于霍乱的就超过10万人，王室丧事连连，又何足为怪

    呢!

    人们架起柴堆焚烧染病而死者的尸体。尸体在晚上运来，但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

    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肯头破血流，也不肯

    抛弃亲人的尸体。燃烧的柴堆发出臭哄哄的浓烟，火把的搏斗使火星四溅，生者和死者

    在夜幕中都不得安宁。瘟疫所到之处，人们都痛苦地看着——也许不能理解——周围发生的

    一切。人们拼命地逃亡，就像薄伽丘《十日谈》里说的那些故事一样，从

    城市逃到乡镇，再从乡镇逃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医务职业者也无能为力，他们对某些普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但他们依然过多地把对疾病的

    基本理解归结到占卜上去，而不是就事论事，让人信服。

    圭亚·德·乔利亚克——罗马教庭的一个内科医生——详细地写

    道：“这种疾病是医生的耻辱，他们只能袖手旁观；尤其可鄙的是，他们

    由于怕被感染，竟然不愿给病人看病!”无可厚非，他们的恐惧有充分的

    理由：所有照料过此种瘟疫患者的医生最后都一命呜乎。一些医生建议采

    取隔离的措施，最好要避风、防风，尤其是南风；同时也要远离海滨和沼

    泽这些水气密集的地方。

    有人认为，对于那些不得不呆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把某些木料和粉末

    放入壁炉里燃烧而产生浓烈香味(或者用琥珀片和一种被称作“香苹

    果”的混合蜡也行)，会有助于化解空气中的有毒气体。也有观点认为，恶臭对于防止感染有独特的效果，于是，许多人天天跑进公共厕所，以吸

    收臭气。少活动则是人们最乐于采用的方式，因为运动将增加人体对外界

    空气的消耗量。

    那个罗马教庭的内科医生——不管他对其他医生作如何评价——为他

    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注入了一股新的科学精神。他对瘟疫做了精确的观察分

    析，找出两种不同的患病形式，最终认清了淋巴腺鼠疫不过是死神开的一

    个玩笑。他开了一个成功的处方给他的首要病人克莱门特六世——他的处

    方是，把皇帝限制在皇宫里，让他在两团熊熊燃烧的火中间一直呆着，直

    到死亡的阴影散去(所有的欧洲帝王都幸免于难，除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他与他的军队在直布罗佗遭到了瘟疫的袭击，他的将士大批死去，他自己

    也未能逃脱厄运)。而在阿维尼翁的450名教会元老中，也只有94人丧生

    ——这可是一个非常低的死亡率。

    人们开始公开讨论瘟疫的根源，但基督教徒从未放弃他们的解释：这

    是神对这个充满罪恶的时代的惩罚。1348年10月，也就是瘟疫登陆欧洲整

    整一年的时候，曼彻斯特的大主教威廉姆斯·埃丁顿给他的教士们写了一

    封信：“罗马传来了哀怨之声；在全世界众多国家的土地上，我们都能听

    见痛苦的哭喊声……而现在，这场我们能够听见的瘟疫，已经开始在英格

    兰各片海滩上进行它不一般的活动。”他还得出一个看起来似乎是必然的

    结论：“人类的纵欲是多么可怕……如今它更加变本加厉，这理所当然地

    要激起神的愤怒。这场灾难就是神明对人类这众多罪恶的惩罚。”

    然而瘟疫并不理会什么宗教的虔诚。这个神职人员不久之后开始发

    病，成为英格兰最早的受害者之一。英格兰的宗教资料记录了瘟疫在那里疯狂进发的脚步，比如当疫情出现在一个修道院之时，所有的神职人员几

    乎都无法逃脱厄运。

    公墓流行的桑巫托斯舞。当时的欧洲，很少有医生对疾病及其原因有正确的知识。迷信

    和巫术在民间大为流行，宗教失去了约束力。对于这次鼠疫的成因，当时最吸引人的说

    法认为是1345年3月24日土星、木星和火星的汇合造成的，这使星相学极度盛行。这幅木

    刻作品中描绘的舞蹈就是向土星、木星和火星表达敬意的。

    欧洲的教堂几乎被清洗一空，但这并非仅仅是死亡所导致的——许多

    牧师都遵循了他们强大的求生本能，纷纷逃离他们垂死的教会。1349年1

    月，巴思和威尔士的主教分别写信给他们教区内的神甫，要求他们积极引

    导和保护教区的居民，“特别是那些本身已经染病，或很有可能在不久后

    染病的神甫，如果他们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无法继续他们的神圣职业，那他们就必须公开承认自己的病情。”“鞭笞者”——14世纪的另一场“瘟疫”

    由于各种流行病的侵扰造成了可怕的灾难，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动荡不安，精神错乱现象

    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教会导致了最极端的精神错乱：鞭笞派教徒，成群结队的男人和

    女人，袒露着胸脯和乳房，互相用鞭子抽打，在城镇中走来走去。另一种精神错乱现象

    是儿童十字军，3万多儿童被组织起来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途中，没有

    一个抵达目的地。

    在德国，逐步深入人心的恐惧壮大了被称作“十字架兄弟”或者“鞭

    笞者”运动的队伍。参加这些运动的人，尤其是本身就奉行苦修甚至自我

    鞭笞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极端的修行来抚平神怒。欧洲最早出现这些苦修

    制欲的鞭笞者，应该追溯到11世纪意大利的一些修道院里。两个世纪以

    后，又是在意大利，由于灾难接连不断，虔诚的人们又聚集到了一起，每

    人手执一鞭，用力地鞭打自己，而到了14世纪，黑死病的出现使这种运动

    更加声势浩大。

    这种苦修行动在德国达到顶峰(当然是非常迅速地)，在这里，“鞭笞

    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紧密而严格的组织。无论谁想加入，都必须坦白自己

    所有的罪恶，并且承诺鞭打自己33天(其中一天是基督训世日)，每日至少3

    次，此外还需交纳足够的经费，以支持苦修期间的食物供给。所有新的加

    入者必须服从首领的命令，33天内不许更换衣物，不许洗澡，不许剃须，不许睡在床上，更不许悖逆神道抱有任何性幻想及从事任何性行为。

    这些组织通常是几百人一组，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有时也数

    以千计。他们穿着简单的长袍，上面佩有红十字架；他们戴着面具，两个

    两个地跟在首领及他的两个副手后面。两个副手负责打起金黄或紫红的旗

    帜。当他们每到一个小镇或者一个村庄时，就举行一次仪式：“兄弟”们

    脱去上衣，围成一圈，躺在地上，首领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时而停在那

    些做出了象征某种罪恶的动作的成员旁边，拿出皮鞭用力地鞭打他们，然

    后，朝圣者通通站立起来，用皮制的、末端镶着小铁条的鞭子再一次狠狠地鞭打自己。在整个残酷的修行过程中，“兄弟”们一直高唱着圣歌，到

    最后简直是嘶吼，而众多的围观者也止不住呜咽、落泪。

    在1349年中期，“十字架兄弟”活跃于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等地。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恐惧的升级，这个原本为了信仰而集结起来的组织逐渐偏

    离了轨失去了控制。首领们要求重新享有接待忏悔的权利，声称他们拥有

    驱除邪恶灵魂的神力。但这依然不能阻止死亡人数的攀升，最后，在1349

    年10月，克莱门特六世颁布了教皇敕书，下令镇压“兄弟”组织。克莱门特六世列举了对“鞭笞者”的一系列指控，其中有一条是“屠

    杀犹太人，而犹太人是被基督教会接受并且支持的人种”。这一条完全属

    实，“鞭笞者”那热火朝天的干劲说明了一切。但这些并不全都是他们所

    为。当瘟疫横扫欧洲之时，人们总要找些什么人出来责备。有人责怪麻风

    病患者，有人认为是外邦人带来了祸害，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发现，他们被

    打上了“瘟疫携带者”的标签。

    1348年春天，法国南部展开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瑞士举行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审判。这场审判戏剧般地增加了人们对犹太人的憎恨和厌

    恶。在夏兰地区，犹太人被指控“在井里投毒”。在严刑拷打之下，11个

    犹太人供认了“犯罪事实”，使得这一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遭到牵连。这些

    罪犯被押送到附近各地，游行示众，人们趁机对犹太人展开了更加疯狂的

    迫害。在欧洲进行的这种残酷迫害，与瘟疫有着可悲的相似之处。在瑞士

    巴塞尔，人们把犹太人锁在木质的房子里，点火焚烧；在德国斯佩耶，被

    迫害致死的犹太人的尸体被扔到巨大的木桶中，再抛进莱茵河；1349年2

    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仅仅一天内就有20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3月，这场杀戮之风看起来似乎就要平静下来，然而到了6月，“鞭笞者”在法兰

    克福重新现身，他们直接冲进了犹太人的总部，并在那里掀起了新一轮的

    屠杀。而在布鲁塞尔，人们只要一听说“鞭笞者”要到来，就足以导致一

    场疯狂的屠杀。瘟疫在欧洲偃旗息鼓的时候——恰恰也是屠杀停止之时，整个西欧只剩下零零星星的一些犹太群体。

    除非穿着特制的衣服，病人不得随意外出。当他从街上走过时，他必须摇铃，提醒路人

    注意他可能正伴随着死神。悲惨的、恐怖的、毁灭性的……

    1350年，在英格兰奥斯沃的圣·玛丽娅教堂的围墙内，有人拟定了一

    份报告。正是这份报告，使这一年变成“悲惨的、恐怖的、毁灭性的一

    年”。这份报告对瘟疫年代做了痛苦的总结记录：大约有200万条性命，也

    就是欧洲总人口的13，被瘟疫残酷地夺走。惊魂未定的欧洲人开始四处

    重建家园，虽然整个欧洲显得那样杂乱无章，用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话

    来说，“巨大而可怕的孤独”像一张裹尸布一样罩在所有幸存者身

    上。“啊，快乐的子孙们，”他写道，提请人们展望美好的未来，“你们

    再也不会经历这种无尽的悲伤；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事，对于你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梦。”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预言过于乐观。因为10年

    之后，黑死病再一次袭击了欧洲，而且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时有发生。它

    一会儿“消沉”，一会又儿“生机勃勃”，直到1720年马赛大洪水之后，才真正稳定下来。如此惨重的灾难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农民劳动力是封

    建社会的根基，但他们已在瘟疫中大批死亡，这就使得已经在走下城路的

    封建社会更加虚弱。幸存者们发现，他们的雇工提出了闻所未闻的高待遇

    要求。不过在许多地方也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这是由于那些失去

    了整个家族的幸存者，一夜之间继承了所有的财富，成为了阔佬，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宗教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这不仅仅是因为神甫们纷纷放

    弃了他们的信徒，而主要是由于宗教在血腥的死亡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

    力。一种新的怀疑论开始兴起，与此同时，宗教机构却没有足够的人手来

    重新掩埋尸体，于是这种怀疑论愈演愈烈，以至在后来的新教改革中达到

    顶点。“我，约翰·克林，圣芳济派男修道士们的兄弟，也是基尔肯尼女 修

    道士们的兄弟，在这本书里写下了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耸人听闻的事

    实。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或者至少是从值得信赖的人们那里听来

    的。”一个曾眼睁睁看着周围的人们死去的爱尔兰修道士在临终前这样写道，“为了避免这些书稿与它的作者一同腐烂，或者被劳工们抛弃，我把

    它写在了羊皮纸上，并留下了大量同样的羊皮纸，以期在这场瘟疫中幸免

    于难的亚当后代重新拾起这项由我开始的工作。”但最终，3个赫然大字道

    出了他所在的这个时代的全景：大灾难。

    原始的吸血疗法，是当时的人们采用得最多的治疗瘟疫的办法，效果并不明显。人们以

    为用水蛭吸取病人的血液，可以吸走疾病的邪气。光是伦敦圣巴塞洛琳医院一年就用了

    九万六千条水蛭，造成整个欧洲水蛭严重短缺。这幅套色版画将吸血疗法刻画得淋漓尽

    致。后现代行为艺术作品，在苍凉的背景之下，被抛弃的尸体只能与野花为伍。在鼠疫最猖

    獗时期，欧洲的卫生预防思想得到了强化，产生了许多强制性法规。关于死尸的处理规

    定得最具体：死者必须运到郊外处理，并禁止两个人以上参加殡仪，严禁咒骂以避免神

    的愤怒，禁止鸣丧钟，禁穿孝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死者被抛弃在荒野中，任由野草

    杂花从腐烂的尸骨上生长出来，人们已没有余力去掩埋他了。第四章

    神秘热病及伦敦大瘟疫瘟疫敲响了丧钟。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为我而鸣!!!轮番袭击的神秘“出汗病”

    15至17世纪，是令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倍感恐惧的时期。

    “距1485年8月7日后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击了我们的人民。

    随后，在整个9月，死亡的阴云密布。人们坐在开着窗户的室内或在与孩童

    在街道上嬉戏时离奇地丧生。有些人是在一个钟头内死的，更多的人则在

    挣扎了两个钟头后才死去，还有一些人刚刚用过晚餐后便猝然辞世。”

    这是盖阿斯写于1552年的《怎样抵御出汗病》一书的开头。1551年8

    月，在英格兰中西部的城市萨洛普，这位英格兰最杰出的内科医生还目睹

    过另一场同样骇人的瘟疫爆发。这次瘟疫一直扩散到东南部的海峡沿岸，随后一路北上直达苏格兰边境，最终于9月份销声匿迹。

    盖阿斯没有从此前的医学史上发现过关于这种出汗病的记载。1485

    年，玫瑰战争结束后，由亨利·都铎统帅的自波士华兹凯旋的军队似乎是

    引发这场瘟疫的根源。染疾的士兵们随即将瘟疫带到了伦敦。在3个礼拜的

    时间内，有两名市长、四名郡长、众多贵族和大量的平民丧生。亨利·都

    铎的加冕仪式(登基后为亨利七世)被迫延迟；牛津大学放假6周，教职工

    和学生们有的病死床榻，有的则逃往异乡以躲避这场恐怖的灾难。

    瘟疫在秋天快结束时突然消失。有人说是英格兰南部的一场风暴把疾

    病带到海里去了。但无论如何，感谢上帝，这场灾难总算到了尽头。

    但它并未真正停止。1508年夏，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魔鬼突然重现英

    伦。数名权贵罹疾身亡，亨利国王被迫不断迁移，四处寻找一个暂时的安

    康之地以避开疫病的魔爪。然而，令人费解的事又发生了。秋天过半后，发尽淫威的瘟疫再一次突然消失。红衣主教沃尔西作为瘟疫流行的见证人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

    国王的新宠安妮不幸染上瘟疫，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又过了8年，即1517年，疫病再次猛然来袭，并且带来了比前两次更为

    可怕的灾难。据亨利的权臣、红衣主教沃尔西称，这次瘟疫造成牛津大学

    的400多名学生丧生，并且伦敦每天的死亡人数居高不下。著名的政治家托

    马斯·莫尔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我敢说，没有哪一个战场比我们这座城

    市还要危险。”

    此次瘟疫最显著的特征是，它通常在悄然无声中发作。患者往往在夜

    晚或凌晨时突然感到全身异常寒冷，并出现严重的颤栗，随后出现头痛、背痛、干渴、厌食、呼吸困难和高烧等症状。病情的发作往往在短短数小

    时内达到顶峰，随后患者要么突然恢复正常，要么陷入致命的昏迷。这种疫病还有一个十分离奇的特征：它似乎偏向于在英国发生。虽然

    海峡两岸曾散播和复发过多种其他疾病，但这种出汗病却几乎只在英国人

    身上发生过。仅有一次例外：在1528年瘟疫爆发期间，这种病在英伦登陆

    后，于翌年扩散到了德国，并随后蔓延到欧洲的中北部。

    1528年6月，瘟疫第四次爆发。这一次，亨利国王的新宠和未婚妻安妮

    ·博林染上了此疾。她后来痊愈了，但为数众多的其他患者就没有这么幸

    运了。疫情传播的速度如此惊人，以致惶恐的世人将其称作“大灭绝”。又有几个死者抬上了死神的专车，又有谁知道下一个是谁？

    占星术图谱，人体器官对应的星座。神秘主义者认为，人体的各部位都是神的发生物，受各种魔鬼威胁，而这些魔鬼就是疾病的起因，必须用星相驱魔才能治病。人们在恐

    怖、焦虑和痛苦中向各方面寻求安全，科学和理性反而不受尊重了。解释与谜团

    人们还无法从科学上解释这种瘟疫，只能做出种种推测。盖阿斯认

    为“太阳炙烤大地所产生的邪恶雾气”可能是引发瘟疫的原因——这也许

    是通过占星术推断的结果。他进一步推测道，这种出汗病之所以多在英国

    人身上发生，是因为后者食肉太多，吃了太多变质的水果，并且精神生活

    过于繁杂——而那些生活奢侈的中年男性是最容易受到疫病传染的。

    事实上，穷人们对瘟疫的抵抗力似乎比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们更强，这

    也许跟他们早已习惯于脏乱的环境有关。但穷人也由于无力担负医疗费

    用，因此在染疾后的死亡率相对更高。当时有一种流行的医治方法：由一

    组人专门守在病人身旁，防止他睡着——因为病人往往是在熟睡或昏迷中

    死亡的。“往他们的鼻子里使劲吹风和灌浓醋，一刻别停地和他们说

    话。”一篇专题论文如是写道。

    当时的英国贵族中流行即兴的健身活动，试图用多流汗达到预防传染病的目的。

    1551年，瘟疫在伦敦最后一次出现，盖阿斯由此写出了那本著作。另

    外，许多人也开始致力于研究此种瘟疫并给出其相关的科学解释：它到底

    是什么？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过一段时期就复发？它每一次消失后是不

    是藏匿在什么地方了？为何几乎只有英国人才遭受它的威胁，而且男人染疾的几率往往比女人高？并且，为何它在1551年肆虐英伦后，便从人类的

    瘟疫史上消失了？

    这种瘟疫的症状与流行性感冒、猩红热、斑疹、伤寒和脑膜炎相似。

    同时，它似乎与回归热(一种传染性疾病，由附着在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

    身上的扁虱或白虱传播；病毒可以在人体内潜伏数年)有着某种关联，并

    因气候和环境的变迁、饮食状况的优劣、人口的流动状况和病毒本身的变

    异而爆发。

    在出汗病流行时期，富有的贵族阶层都主动放弃了娱乐和社交，幽居在家里躲避瘟疫。

    连王后都只能在自己家中独自盛装玩着权力游戏，身边没有弄臣。当时的牛津大学和剑

    桥大学损失了许多教师和学生，使英国在科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进步推迟了大半个世纪。

    出汗病最显著的特点是必须大量出汗才能逃脱死神。治疗也主要是用发汗的方法。

    不过，人们对这种瘟疫还难下定论，而只是停留在观察和推测的范围

    内。4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看来，在21世纪，这

    种恶疾给人类留下的疑难也丝毫不亚于它在16世纪时带给人类的困惑。天罚，可怕的天罚

    瘟疫宛若死神舞动的大镰刀， 即使英国人奋起抗争，仍然恶运不止。

    威利斯在他的著名医学书《热病》中写道：整个英国几乎成了一个大医院。

    “出汗病”过去大约1个世纪，可怕的惩罚再次降临伦敦。“天罚，可

    怕的天罚”，在英国的首都，另一种瘟疫又夺去了成千上万条性命。

    这一回，瘟疫是一步一步地凸显出它那狰狞的面容的。1664年，伦敦

    郊外的老教区圣伊莱斯，官方记录了第一例染病而死的患者；第二年2月，还是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一例。可以肯定，在这个冰冷的冬天里，还有

    许多不为人知的患者在伦敦城内外悄然死去。从14世纪的黑死病时期到此

    时，没有哪一年平平安安，总有一部分人染疾而亡；在严重的年头里，死

    亡的人数甚至达到好几千，而1665年则是最糟糕的一年。

    人口过多，城市脏乱，使得17世纪的伦敦极易染上瘟疫。经济繁荣使

    这座城市的人口在1665年增长到50多万。但在老伦敦城和它周边的一些地

    区，老鼠成群的贫民窟既缺乏新鲜水源，又没有基本的卫生设施。因此，在整整前半个世纪，这里频频爆发瘟疫。曼佐尼写的《婚约》一书中的木刻插图。该书详细地记叙了流行病的情况，刻画了死神

    对人们情感的伤害不亚于对身体的伤害。他不仅描写了瘟疫的可怕后果，还记录了当时

    的医疗办法，以及各种防治瘟疫的措施和方案。他感叹医生的无能，他们被占星术所支

    配，却无力阻止疫情蔓延。

    1665年的前几个月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冰冷的寒风，泰晤士河结了

    好几次冰。严寒使得瘟疫沉寂了一段时间，但4月份一升温，死亡人数便急

    剧攀升。1603年，曾有一份死亡名单——政府每个礼拜都把新的死亡情况

    及死亡原因公布出来——系统地记录了瘟疫的前期状况，虽然这并不那么

    可靠，但它与1665年瘟疫的发展情况惊人地相似。4月18日，名单上显示：

    2人，圣伊莱斯教区。5月的第一个星期：9人，圣伊莱斯教区3人，其他城

    外教区5人，还有1人死于伦敦城内!12日，查尔斯二世认识到了疫情的严

    重性，急忙组建了专门委员会，以“找出最有效的防止瘟疫扩散的方

    法”。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也就是瘟疫扫荡了所有教区的时候，名单上

    写着：17人……

    6月里滚滚而来的热浪预示着一个冗长、闷热、充满血腥的夏天。记

    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这个月第一个星期的两倍，是第二个星期的

    3倍多。塞缪尔·帕皮斯，一个海军将领，在他>那本著名的日记里生动地

    记录了这段灾难时期。那年6月7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事与愿违，我在

    特鲁里街看见了两三座门上刻着红十字架的房子，墙上还写着：‘仁慈的上帝，请保佑我们!’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一幕，它强烈地震撼了我的灵

    魂，永远也无法抹去。”

    那些让帕皮斯痛苦的红十字架和虔诚的祈祷是已被隔离的标志。早在5

    月4日，国王就无可奈何地下令隔离染病者及其房屋。6月19日，伦敦市市

    长又恢复了1646年的《瘟疫法》。这意味着，那些被怀疑染疫的家庭将迎

    来一个官方的“调查者”。这通常是一个穷疯了的老婆子，为了一笔少得

    可怜的佣金，跑去收拾残局。她负责检查病情、观察病症及确定病因，目

    的就是找出染疫者。如果发现有坚硬的肿块或紫色的斑纹之类的与疫病病

    症十分相似的患者，那么他的房屋将被挂上红十字架，全家人都将被锁在

    屋内，直到他们康复或者死亡(通常是后者)。命运更加悲惨的是那些被

    送进伦敦郊外五所医院之中的患者，他们被分组隔离，阴森的灰墙阻断了

    他们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只能望着那一张张被痛苦和死亡扭曲的陌生

    面孔，意识到自己离死不远了。有记录的病例远比真正的患者少，这一点

    也不奇怪，正是那种恐怖的下场使我们不得不隐瞒他们真实的厄运。

    模拟杀戮。后现代美术作品，合成照片。寓意无节制的性爱犹如抡起斧头劈杀自己的情

    人，无论性爱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如此。这个观念并不新颖，但却

    极富冲击力和刺激性。这跟1632年瘟疫时期的军队管理很相似，军方认为成千上万追随

    军营谋生的妓女就像瘟疫一样危险，她们的流动性很容易传染疾病，而妓女们则认为军

    队就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者。结果是两者都没能避开瘟疫的袭击，死者甚众。老鼠和跳蚤在把病菌传播到人体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19世纪

    还没有被完全弄清。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基本的知识，17世纪的伦敦人在瘟

    疫面前束手无策，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隔靴搔痒。狗和猫充当了替死

    鬼，它们被拖到街上，大批宰杀。人们认定了它们是病菌的传播者。而老

    鼠，这个真正的刽子手，却逍遥法外。同时，人们还认为瘟疫将通过空气

    传播，于是，火烛和散发着恶臭的罐壶纷纷被用来清除空气中的毒素。甚

    至大多数人都认为吸烟可以预防此病，据说，没有一个抽烟的人死于瘟

    疫。同以前一样，医疗护理越来越罕见，因为医生们不是染疫而死就是溜

    之大吉了。

    当时的伦敦人听取了3个世纪以前的外科名医乔利阿克的劝告，他说对付瘟疫的最好办法

    是“离开，远远地离开，不急着回来”。伦敦人纷纷逃离城市。

    正是由于人们不分是非轻重，伦敦的人口依然以极快的速度减少。富

    人们丢下金钱逃往乡下，寻找避风港；穷人们则只能呆在城中等待死神的

    光顾。帕皮斯在6月21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城内动乱不堪，一辆又

    一辆四轮马车，全都装满了人，浩浩荡荡地朝乡下驶去。”7月7日，绝望

    的伦敦人民得知：国王和议员们早已乔装成富商，混在下乡的大潮中逃离

    了首都。一些勇敢的公仆，就像帕皮斯，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城里，努力

    维持着政府的运作。7月份最后一个星期里，2000多伦敦人被逼到了死亡的门槛上。大马车

    整夜在街头乱窜，车夫们一边摇着大铃，一边大声叫喊：“把死人抬出

    来!”尸体被迅速拖到城墙外的公共墓穴，整车整车地往里倾倒，再盖上

    一层薄薄的细土就算完事。从墓地到墓穴，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

    臭。

    12月12日，瘟疫达到了顶峰，仅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7165

    人。此时的伦敦，是一片无法想象的荒芜景象。政府和商业活动事实上已

    经停滞；所有的大街通通阻塞，看不到一辆马车，行人无几；人们的房墙

    上刻着一个又一个血红的十字架；曾经兴盛一时的伦敦广场，现在已是荒

    草丛生。但是随着又一个夏天的来临，瘟疫开始消退。整个10月，死亡人

    数都在急速下降。到了11月底，帕皮斯欣喜地发现，瘟疫在这个星期仅仅

    夺去了600多条性命。新年的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几乎再没有一个

    人死于瘟疫。”虽然疫情在1666年再一次出现，但仅仅限于英国其他的一

    些省份，伦敦已经彻底“解放”。根据官方的统计，这场大瘟疫总共屠杀

    了68596名伦敦人。但是如果算上未经记录的死者的话，总死亡人数起码

    超过10万。当瘟疫盛行时，十字架表示此地又有人染病，已经被隔离。

    此后，那里的人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以防灾难卷土重来。但他们的

    准备再也没有派上用场。大多数人把灾难隐退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为1666年

    的大火。科学家指出，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逐步改善的卫生条件和后来

    的“换鼠大行动”——即用一种褐色老鼠代替原来的黑老鼠，而这些新的

    老鼠更喜欢离人们远远的，不像它的黑色兄弟。无论如何，黑死病成为伦

    敦最后一场大瘟疫。死亡寓言。 后现代行为和装置艺术品。很形象地描述了人类被垃圾和病毒击倒在地的场

    景。第五章

    恐惧中的隔离与绝望中的治疗

    监视与隔离隔离令必须由政府签发，它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目的是为了截断传染源，使更多的

    人免于死亡。尽管隔离通常能有效保护公众不受传染病的危害，但它可能是一件双刃利

    器，一旦被滥用，它本身也会杀伤人类。在微生物技术成熟之前，人们对待瘟疫的惟一办法，就是将受难者隔

    离开，监视他们的生活，让神灵的惩罚减少威严。

    中世纪的普遍做法是：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

    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

    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

    死。在规定的那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里长本人从外

    面挨家挨户地锁门；他带走钥匙，交给区长；区长保管钥匙直到隔离期结

    束。每个家庭应备好口粮。但是沿街也设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制小通

    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面包和酒，同时又不与发放食物者和其

    他居民发生联系。肉、鱼和草药将用滑轮和篮子送进各家。如果人们必须

    离开住所，那就要实行轮流的办法，避免相遇。只有区长、里长和卫兵可

    以在街上走动，另外还有在被传染者的房子和尸体之间活动的“乌

    鸦”——后者是些人们不管其死活的人。这些“穷人搬运病人、埋葬死

    人、清除污物以及做许多其他的下贱工作”。这是一个被割裂的、静止冻

    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

    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死亡寓意。油画作品。这件作品准确了描绘了处于隔离状态下的人的精神焦虑。画幅中

    间这位病人正在消毒池中进行例行的消毒程序。紧闭的窗户外面是空寂的院落，另一座

    肃穆的楼房也体现出隔离的冷寂。隔离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意为“40”，是指14世纪

    从鼠疫区抵达威尼斯的商人和海员被强制关在圣拉撒路之家观察的天数，在被扣押40天

    之后，若这些人有鼠疫，则必死无疑，若没有鼠疫，他们自然会活着走出来。监督不停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机警的监视目光：“一支由可靠的军官

    和富人指挥的民兵队伍”，在各个出入口、市政厅和各个区进行警戒，以

    确保民众的服从和长官的绝对权威，“还严防一切混乱、偷盗和勒索”。

    每个城门设一个观察站，在每个街口设几个哨兵。区长巡视所负责的地

    区，了解里长是否履行了职责、居民是否有不满之处。他们应“监视他们

    (居民)的行动”。每天，里长也深入所负责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

    下，让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对院子方向的居民应分得一个面

    向街道的窗户，只有在他们可以露面时使用)。他呼喊每个人的名字，了

    解每个人的状况——“因有死刑的威胁，居民会被迫说出真实情况”。如

    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长应该追问原因，“这样，他会很容易发现是否

    有死人或病人被隐藏起来”。每一个锁在这种笼子中的人，每一个在各自

    窗口处的人，都要在回答点名和在追问时露面——这是对生者和死者的大

    检查。

    在城里，人们把瘟疫特别猖獗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隔离区

    的居民在心理上会蒙上恐惧的阴影，指望从彩色花窗里窥见自由的天堂。他们从来没意

    识到天堂离他们这样近，它就在旁边那未被隔离的区域里。反过来，未被隔离的人一想

    到被隔离者比自己还不自由，内心里会燃起一线生机，这有助于在瘟疫时期调节自己的

    心理。

    这种监视建立在一种不断的登记体制的基础上：里长向区长报告，区

    长向市长报告。从“锁门”之时起，每个城市居民的角色就被逐个确定

    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都被登记注册。不得拜访病人。这是

    为了“防止有人背着市政长官隐藏传染病人或与这种病人打交道”。病情记录应该不断地汇总。每个人的病情和死亡都要经过当局，经过他们所做

    的记录和决定。

    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

    都要离开。在每间屋子里，“家具和财物”都堆到高处或悬在空中。房间

    四周撒上香料。在用蜡把门窗乃至锁孔封好后，点燃香料。

    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

    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

    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

    地探视、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

    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

    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

    杂在一起时，瘟疫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

    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

    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

    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

    上。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

    疫。围绕着瘟疫形成了一批欢淫无度的文学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无，时间冻结，肉体不分贵贱地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揭去面具，抛弃了过去

    据以相互辨认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但是，也有

    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关于瘟疫的政治梦想：瘟疫期间不是集体的狂欢节，而是严格的隔离；非但法律没有遭到践踏，相反，通过确保权力毛细渗透

    功能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不存在

    戴上又摘掉的面具，只有对个人的“真实”姓名、“真实”位置、“真

    实”肉体、“真实”病情的排定。一般情况下，人一旦处于隔离状态，时光就停止了，他们宁愿什么都不干，静候着死神

    的到来，并且以为死神就在旁边跳着不祥的舞步。如果有人愿意倾听被隔离者说话，他

    们就大声倾诉自己的愤怒或恐惧，于是愿意倾听者便越来越少了。整个隔离营就会处于

    一种默不作声的可疑的静寂状态。几乎每个被隔离的人都是目光呆滞的。由于老是想到

    死，他们很容易丧失思考能力，丧失思考的兴趣，死神的幻觉因而会越来越清晰。

    如果说，麻风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大隔

    绝”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说，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

    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麻风病人被卷入一种

    排斥的实践，放逐和封闭的实践。他被遗弃在一片无须加以分解的混沌之

    中，等待毁灭。瘟疫患者则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这里，个人

    的区分是一种权力挤压的后果，这种权力自我扩展、自我衍生和连接。一

    方面是大隔绝，另一方面是规训。一方面是麻风病人及对他的隔离，另一

    方面是瘟疫及对它的分割。前者是被打上印记，后者是受到解析和分配。

    放逐麻风病人和制止瘟疫所伴随的政治梦想并不是一样的。前者是一个纯

    洁的共同体，后者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在行使统治人的权力、控制人际

    关系、清理有害的人员混杂方面，二者的方式不同。瘟疫流行的城镇，应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

    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这就是一个

    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瘟疫(至少被视为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在理想

    地确定规训权力运作的过程中的一个考验。为了使权利和法律能够完全按

    照理论运作，法学家陷于关于自然状态的想象；为了看到完美的纪律发挥

    作用的情况，统治者设想了瘟疫状态。作为规训方案的基础，瘟疫意象代

    表了一切混乱无序状态，正如被切断一切与人的接触的麻风病人的意象，构成各种排斥方案的基础。

    在基督教国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施行了隔离，接下来就是依圣经

    的训令处理麻风病人。第一个对来访船只实行隔离的是意大利的拉古萨，那是在1465年，接着是1485年的威尼斯，在随后的世纪，在地中海，隔离

    最终慢慢成了很平常的事。要求船只在一处孤绝之地抛锚停留40天，不许

    一个人上岸。不幸地是，孤绝的可以停泊之地并不常有，该项规则不能贯

    彻始终，而老鼠们带着它们的跳蚤，完全能游上岸来。在中世纪“大死

    亡”期间，被吓坏的公民偶尔会自己执行一种更为粗暴的隔离：他们简单

    地把染病者的家门钉起来，让他们在里面饿死。这件后现代美术作品，很准确地描绘了死神借时尚的名义如何与隔离者玩恐怖游戏的状

    态。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很容易进入突然的静止状态，从而在一个高难度动作中让身体变

    得僵硬，恍若死神真的已经来临。绝望和恐惧中的治疗

    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有数目庞大的医生进行日常的医疗活动。可是，在20世纪之

    前，医生害死人的可能性大于治好病的可能性，因为西医是建立在一套见鬼的理论学说

    上的。医生们的观念彼此相左，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差别巨大。下面这幅细密画描绘的

    是平民旁观医生治病时的恐惧表情，可见当时医术的野蛮。

    人们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来治愈或缓和令人丧胆的症状：通便剂和催

    吐剂，放血，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

    澡。一般来说有些努力在控制疾病传播上有基本的作用。

    1349年，爱德华三世命令伦敦总督“将街上的人粪和其他污物必须清

    理干净。所有恶劣气味必须清除，不至于更多的人死于这些气味”。意大

    利诗人博卡西奥哀悼1348年在佛罗伦萨肆虐的灾难，“尽管人们事先用尽

    了能避免它的筹划，诸如清扫城市中的不洁之物，拒绝有病的人进入城

    市，谦恭地祈祷上帝，但对病人覆盖物的任何接触似乎都会染上疾病。”

    德高望重的法国外科医师古依·德·乔利亚克建议，可以通过凝视受

    害者的简单方法来捉住疾病。巴黎大学的医生们宣称，1345年3月20日对宝

    瓶宫的土星、火星、金星的占星术仪式已经应验，说明在任何时代占星术

    的价值都与同时代的医疗效果同样重要。其他注定要遭遇的命运包括地

    震、慧星、猫狗(其肠道寄生虫被认为带有致命疾病)、麻风病、吉普赛

    和罪孽。德国及其邻近国家的狂热基督徒，相信个体的沉沦和集体的堕落

    带来了一位愤怒神明的惩罚，使震怒落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抽打，不断地哼唱着“我最有

    罪”。这种仪式对参与者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灾难。以托钵修士为楷模发展

    而来的这些鞭笞者，变成了强盗和行凶抢劫犯。克莱门特四世教皇起初因

    其无私的利他精神而予以祝福，但当他们逐渐公然地反对教堂和法律时，教皇不得不对他们加以刀剑。

    教堂自身对医学的态度是矛盾的。在许多宗教组织倡导在全欧洲建立

    医院时，一些神职人员拒绝接受打断传染进程这一想法。在12世纪，西多

    会创始人圣伯纳德坚持认为“买药，看医生，对宗教不利”。有几个世纪

    教堂禁止解剖，阻止发展任何解剖学知识。外科手术对相对较小的问题有

    足够的效果，由于医学知识有限，没有麻醉，也不知道消毒，结果是，如

    果病人能够承受住痛苦，手术本身没有感染，它会起作用。由“聪明的妇

    女”开出的草药和偏方，或者干脆就是普通常识的一部分，对一些小病有

    效果。例如，用蜘蛛网止住小伤口的流血，用天仙子止痛(偏方与古老宗

    教信仰和巫术的关联是早已存在的)。按规定，有的治疗对应于某种感应

    巫术系统。例如，一枚心形的叶子用于归属于心脏的疾病，把蜂蜜涂在蜂

    蜇之处的镇痛效果被认为是上帝仁爱的信号——而挨蜇则是一个人有罪的

    信号。导致西医落后、愚昧的罪名应算在中世纪教会的头上。教会禁止医生进行活体解剖，也

    禁止对尸体解剖，因为人体是神圣的，上帝的子民不应该碰触可耻的器官。这意味着，作为所有医学知识的基石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无法在实践中取得进步。医生们知道所有古希腊疾病的名称，也能据此将疾病归类，但就是不能治好疾病。这幅油画描绘的地狱惨

    景中有许多被肢解了的人体器官，这些器官是不准确的，因为画家缺乏解剖知识，另一

    方面，有两三处画面出现了当时的医疗器械，可以据此推之，得出医术如同地狱刑罚一

    样恐怖的一般知识。

    1685年2月2日，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二世“感到脑子里非常不舒服，不

    久便不会说话并发生惊厥”。他的医生们为他放出16盎司的血，之后马上

    让他服催吐剂，接着是“排体液”的丸剂，再用灌肠来“补充”回去，然

    后给国王剃光头施用起疱剂。第二天，国王又被抽去10盎司血。2月4日，国王服下40滴混在一盎司半糖水里的人脑精。两天后，每小时服2吩从一个

    波斯山羊胃中取出的胃石，但中午时国王还是死去了，享年53岁。

    被隔离者的最大不幸在于被人遗忘。过去熟识的人因为想别的事而把他忘了，这还可以

    理解，但爱他的人也会忘记了他，这就难以忍受了。因为爱他的人忙于把他搞出隔离

    营，而累得筋疲力尽，他们一心扑在活动上，反而把他本人忘了。最后人们发现，隔离

    状态将使感情化为虚无。当然，短暂的隔离反而可以强化感情，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样的“治疗”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人们相信莴苣能降低性欲，而吃无花果会“驱使男人发生性行为”。梅毒，第一种屈服于20世纪科学

    的瘟疫，首先于1494年在巴塞罗那爆发，尼古拉斯·斯奎拉西奥在致朋友

    的信中描述了它的症状。1495年2月，它出现在意大利的法王查理八世的军

    队中，他刚刚胜利地攻下拿波里。国王遣散他的5万名雇佣军时，士兵们返回他们的家乡瑞士、佛兰德斯、西班牙、法兰西和意大利，同时也将此种

    瘟疫在欧洲扩散开来。1498年梅毒到达印度，随巴斯孔·达·加马的远征

    队，从里斯本到达加尔各答，1509年从那里取道中国，1512年到达日本。

    精确地讲，即便梅毒不是瘟疫，它肯定也对欧洲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

    许覆盖面更广的是对性的态度。作为性病，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亚当和夏

    娃的原罪：神职人员总是宁愿把性和伊甸园中得来的知识这两者之间的鲜

    明差别加以模糊。正如生物学者克里斯托弗·威尔斯所言，梅毒“把一种

    新的恐惧和罪恶注入我们最基本的原欲之中”。

    在1529年审判卡迪纳尔·沃尔西这位英格兰大法官的反叛罪时，法庭

    断言他向国王的耳朵里吹气使亨利八世染上了梅毒——事实上，这也是中

    世纪的人们对待一切瘟疫共同的态度：在无助中滋生虚妄。

    伤寒玛丽的隔离传奇

    “伤寒玛丽”本名叫玛丽·梅伦。1906年夏天，纽约的银行家华伦带

    着全家去长岛消夏，雇玛丽做厨师。8月底，华伦的一个女儿最先感染了伤

    害。他们消夏的房子里住了11个人，有6个人患病。房主深为焦虑，他想方

    设法找到了有处理伤寒疫情经验的工程专家索柏。索柏将目标锁定在玛丽

    身上。他详细调查了玛丽换过7个工作地点，而每个工作地点都爆发过伤寒

    病，累计共有22个病例，其中1例死亡。索柏设法得到玛丽的血液、粪便样

    本，以验证自己的推断。医院检验结果证实了索柏的怀疑。玛丽被送入纽

    约附近一个名为“北边兄弟”的小岛上的传染病房。1910年2月，当地卫生部门与玛丽达成和解，解除对她的隔离，条件是玛丽同意不再做厨师。

    1915年，玛丽已经被解除隔离5年，大家差不多都把她忘了。这时，纽约一

    家妇产医院爆发了伤寒病，25人被感染，2人死亡。卫生部门很快在这家医

    院的厨房里找到了玛丽，公众对玛丽的同情心这次却消失了。玛丽自觉理

    亏，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小岛上。医生对隔离中的玛丽使用了可以冶疗伤寒

    病的所有药物，但伤寒病菌仍一直顽强地存在于她的体内。玛丽渐渐了解

    了一些传染病的知识，积极配合医院的工作，甚至成了医院实验室的义

    工。1932年，玛丽患中风，半身不遂，6年后去世。玛丽·梅伦以“伤寒玛

    丽”的绰号名留美国医学史。

    她是美国第一个伤寒病健康带菌者，造成47人感染，3人死亡，所有

    药物对她都不起作用。第六章

    殖民时期的交互屠杀

    西班牙人的殖民。壁画。廉价的印第安劳动力和美洲丰富的物产极富诱惑力，瘟疫也不

    能阻挡欧洲人的贪婪之心。西班牙人的入侵

    进入殖民时期后，人类瘟疫呈现出跨越新旧大陆并在殖民者与本地或

    土著居民间交互传播的特征。

    西班牙人来到墨西哥，随之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包括剑、步枪、大炮、铠甲和马匹等，而其中最厉害的武器莫过于天花。费尔南·柯特斯

    (Hernan Cortes)带领500多名探险者于1515年登上了墨西哥，在随后的3

    年内，据保守估计，大约有200万至350万人死于这种由西班牙人传入的瘟

    疫。

    在柯特斯率军队从古巴占领墨西哥的10多年前，阿兹特克人(墨西哥

    土著)已经看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天空中燃起了不明的火焰；护城河的

    水在一个平静的日子里突然沸腾起来。1517年，当遥远的尤卡坦半岛的玛

    雅人不断传来有白人入侵的消息时，阿兹特克的君主蒙特祖玛

    (Montezuma)十分惊慌，此时，外来的白人已与当地的居民发生了小规模

    的战斗。

    次年，一个税收官告诉蒙特祖玛，他已经看见那些带着能喷火的蓄

    须、白面的人，君主深信他们的羽蛇神快要来了。不久，阿兹特克人开始相信：蓄须、白面的羽蛇神已经出现；被黑夜

    赶到东方的羽蛇神发誓有一天会回来索要他应得的王位。萦绕在他们脑海

    的这种想法，使得柯特斯这群西班牙入侵者不费一枪一炮，甚至是以客人

    的身份长驱直入。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原始而又湿热，极适合病毒生长，来自欧洲的新病毒迅速蔓延开来。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比美洲殖民者的杀戮更具毁灭性的是瘟疫，来自欧洲的病毒杀害了

    更多的印第安人。

    从一开始，柯特斯就是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也是他自己创造的。在

    进军之前，为了表示决心，他破釜沉舟，烧掉了自己的战船。柯特斯带着

    他大约350人的队伍向泰勒兹南(Tenochtitlan)挺进，随行的还有他的翻

    译、顾问和一个女人，这个聪明、出身高贵的女人是一次同印第安人战斗

    的战利品，西班牙人叫她多娜·玛丽娜(Dona Marina)。在向泰勒兹南挺

    进的途中，玛丽娜帮助柯特斯同阿兹特克以及阿兹特克的敌人形成同盟。

    其中最重要的联盟是特拉卡南(Tlaxcalans)，他们一直在反抗阿兹特克

    人的统治。特拉卡南于1515年9月被柯特斯打败后转而归降，并在西班牙人

    的征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蒙特祖玛对柯特斯的进攻忧心忡忡，接连不断地派出使者带着金银珠

    宝去求和，请求西班牙人离开他的城池。

    但上天只垂青西班牙人，当柯特斯逼近阿兹特克人的首都时，蒙特祖

    玛准备接受他们。谈判在1519年11月8日举行，蒙特祖玛在千万臣民的众目

    睽睽之下，竟欢迎柯特斯来统治墨西哥。西班牙人住进了蒙特祖玛父亲堆

    满了珠宝的宫殿里，国王还带领西班牙人参观泰勒兹南这个16世纪最繁华

    的城市之一。西班牙人对他们的铸造业赞叹不已，但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

    阿兹特克人的神殿，神殿的墙壁上还滴着用来祭祀的人的鲜血。

    尽管蒙特祖玛表示了极大的合作态度，柯特斯还是不信任他。柯特斯

    也觉察到平民不满的呼声日益强大，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力量。西班牙人

    对金银的欲望以及对用人祭祀的反感，使得印第安人不再相信西班牙人是

    羽蛇神的化身。柯特斯倍感敌意，于是将蒙特祖玛扣为人质，但这样做不

    仅没有使阿兹特克人屈服，反而使人们对这一帝国的一丝希望也化为泡

    影。为了平息西班牙人的不满，同时也想让自己免遭囚禁，蒙特祖玛贡献

    了其父亲留给他的所有财宝，但是事与愿违，他这样做不仅没有使西班牙

    人感到满足，而且使自己更加脱离了民众。

    控制了蒙特祖玛之后，柯特斯转而集中精力对付另一股力量。为了控

    制柯特斯在墨西哥的势力，西班牙政府于1520年4月23日派遣了一支由纳瓦

    兹(Narvaez)率领的1500人的队伍，从古巴出发登上了墨西哥。但是，纳

    瓦兹远不及老谋深算的柯特斯。柯特斯很快挫败了纳瓦兹，并接管了他的

    军队，让阿圭拉多(Alvarado)接管了泰勒兹南。植物夫人。油画作品。表达了美洲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本质。西班牙人进入美洲之

    后，打破了这块土地的原始氛围，使许多原本与人类隔绝的丛林病毒进入了人类世界。西班牙人的致命武器——天花纳瓦兹除了给柯特斯提供了急需的增援之外，还给美洲大陆带来了非

    常厉害的瘟疫——天花。天花的病症是：剧痛，高烧，明显地出现皮疹，其传染性往往是致命的，特别是传到那些从未有过天花的地区，则更加厉

    害。1507年，天花已从西班牙传至美洲大陆，在海地加勒比海岛的印第安

    人中流行。第二次流行则是在1518年的海地岛，这次可能是由非洲奴隶传

    播的。至1519年5月，天花已经使这个岛上的人口减少了13，并随后传到

    了波多黎各和古巴，此时，正值纳瓦兹从古巴启程之际。据说，至少有一

    名纳瓦兹的人——一个叫作巴圭亚的非洲奴隶——在到达墨西哥时确有天

    花，作为柯特斯的增援部队，自然也将天花带到了泰勒兹南。

    在柯特斯离开墨西哥首府的时候，阿圭拉多命令当地成千上万的阿兹

    特克贵族参加一个西班牙人的节日，这激起了民愤，人们进攻西班牙人，并占领了宫殿要塞，蒙特祖玛试图平息局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局

    势。柯特斯回来后释放了被关押的士兵，泰勒兹南城里一片寂静。第二

    天，在蒙特祖玛的兄弟圭那哈克(Cuitlahac)的领导下，阿兹特克人对西

    班牙人进行了猛烈的进攻，并占据了优势。当蒙特祖玛站在城楼上再一次

    呼喊和平时，人们则以石块与弓箭相待，蒙特祖玛受伤，3天后死去。他究

    竟是死于西班牙人、或因受伤而死、或因忧郁而死，人们已经不知道了，但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了蒙特祖玛的保护，柯特斯将孤军一人。现在

    西班牙人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安全逃走，但这绝非易事。圭那哈克已将通往

    陆地的所有桥梁拆掉了，万般无奈之下，西班牙人只得设计木制的拱桥。

    1520年7月30日夜，历史上称之为“西班牙人的悲惨之夜”，柯特斯一行开

    始了他们的逃跑，在铠甲和快速奔跑的压力下，桥不断出现了裂缝，追兵

    从后面赶来，逃命的西班牙人纷纷将沉重的金银珠宝丢弃在桥上而阻塞了

    路面，结果纷纷落水，他们或被淹死，或成为阿兹特克人宰杀的对象。

    柯特斯的残部设法从泰勒兹南逃到了一个叫作德拉卡南(Tlaxcala)

    的安全之地，在“悲惨之夜”，柯特斯大约损失了23的兵力，这些人或

    被杀或被拉去祭祀，除此之外，他们还失去了大炮、马匹和不计其数的财

    宝。考古发现的印第安人木乃伊。科学家们从中发现了许多种瘟疫的痕迹。印第安人成片成片倒下

    天花原来只在“旧世界”(亚洲、欧洲和非洲)流行，在17、18世

    纪，它是西方最严重的瘟疫，但是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比不上黑死病，这可

    能是因为其受害者以儿童为主(约110的儿童因天花夭折)，活下来的成

    年人大多已有免疫力。

    但是当欧洲殖民者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登上新大陆的时候，情况就不

    同了。欧洲殖民者给新大陆原住民带去了多种从未遇到过、因而不具有任

    何免疫力的传染病，其中最致命的一种就是天花。为什么柯特斯率领300多

    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他们的“秘密武

    器”就是天花：阿兹特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不幸染上了天花。10年

    后，阿兹特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

    国就此消亡。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印加帝国(现秘鲁及周边国家)，也

    因为天花流行而被皮萨罗带领的180名西班牙殖民者轻而易举地征服。北美

    的殖民者则有意将天花传给印第安人——给他们送去天花患者用过的毯

    子。在天花的肆虐下，几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

    剩数千人或完全灭绝。在与殖民者接触之前，美洲原住居民大约有2千万

    至3千万人口，而到16世纪末，只剩下100万人。北美的殖民者则有意将天花传给印第安人——给他们送去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在天花

    的肆虐下，几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剩数千人或完全灭绝。

    对阿兹特克人来说，他们好像已经取得了胜利，但这一回柯特斯的运

    气又占了上风。在泰勒兹南死亡的人中至少有一个是感染了天花的。当阿

    兹特克人在争抢死人战利品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接触了天花病毒，两周

    内，印第安人纷纷倒下。患者发高烧，身上伴有脓疱，并且往往失去了走

    路的能力。他们不能动弹自己的身体，一动就会痛得忍不住大哭，而死者

    的尸体像个干瘪的谷粒。

    天花从泰勒兹南地区开始，很快向周围辐射开来，在许多地方杀死了

    超过半数的居民，留下堆积如山的尸体。在这些死者当中，许多人是饿死

    的，因为人们一旦得病，大家就彼此抛弃了。在墨西哥的任何地方，除了

    侵略者的营地之外，都有人因感染天花而不断地死亡，而柯特斯和他的军

    队可能像当时的欧洲人一样，小时候得过天花并且活了下来，因此具有免

    疫能力。这之后，柯特斯花了5个半月的时间重整军队，准备泰勒兹南城的

    最后一战。

    病毒展示的各种面目，都具有猎杀人类的能力。

    1520年12月28日，柯特斯带领了600名西班牙人和10000名德拉卡南

    人，向泰勒兹南发动了战争，并于1521年4月底重新夺回了这座城池。圭那

    哈克死于瘟疫后，他的军队也随之大批死亡。新的君主考特蒙克

    (Cuauhtemc)虽然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英勇抵抗，但终因瘟疫、饥饿的困

    扰，城池还是于1521年8月21日被攻陷了。西班牙人一攻进城，即将它夷为

    平地，首都被毁，国王被分尸。

    至16世纪早期，墨西哥人口只剩下了一半。从1525年到1527年，天花

    已波及整个印加帝国。天花是人感染天花病毒引起的，无药可治，但是人

    们一旦得过天花并生存下来，体内就有了对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力，不会再

    得天花。这一点很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了，在古代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人

    尝试利用这个特点预防天花：从天花病人的伤口采集疫苗接种到健康人身

    上。但是，由于技术手法的局限，这样做很容易引起严重的副作用乃至死

    亡。1798年，英国医生琴纳首创接种牛痘，但并没有得到大力推广，在种

    痘发明150年后，世界上每年仍然有约5000万人患上天花。直到1967年，世

    界卫生组织发起了消灭天花运动。1977年，最后一例自然发生的天花发生

    在索马里。1978年，英国实验室发生事故，两名工作人员染上天花——这

    是天花退出舞台之前的最后插曲。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布：天花

    被完全消灭，天花病毒在自然界已不存在，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还

    保存着样本。印第安人的遗址，据推测它是瘟疫爆发后被主动遗弃的。颠覆美洲古文明

    西班牙人似乎身体中有足够的抗体抵御传染，但阿兹特克人却只能在

    他们壮丽的首都成群死去。那时，城中的30万居民已经死亡过半，“除非

    你把靴子踩在一个红人的尸体上，否则你无法走路。”柯特斯这样描述。

    他们作为幸存者溜走了，随身携带着天花穿过墨西哥。在不到50年的时间

    里，这个地区的人口由原先的2500万骤减到300万。这里，瘟疫改变了历

    史，人的行为导入了种种痛苦，然后将其无限放大。

    1498年，梅毒也曾在哥伦布西印度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小殖民地中猖

    獗一时，但是，它是由发现者们于1494年从欧洲带来的，还是从土著人那

    里染上的，这是个问题，尤其这些土著人一点也不殷勤好客。美洲印第安

    人声称，在白人到达美洲之前，那种病还是个陌生之物。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得到启示，从瘟疫与人的关系入手，开始研

    究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他认为：西班牙人对阿兹特克人的征服完全得到了无意的、但毫不留情的同盟军——天花的帮助，其程度和力量无论怎

    样形容都不过分。

    繁荣的阿兹特克人的城市。如此拥挤的城市遭到瘟疫的袭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现代

    医学研究表明，是瘟疫阻挡了人们发现美洲的进程。比哥伦布早120年，格陵兰岛上就有

    一个村与美洲有过接触，然而，当时横行欧洲的鼠疫传到了这个村庄，村民全部死亡，推迟了发现美洲的时间。

    从天花开始，几乎在50年间，瘟疫铲除了阿兹特克人(从1518年约

    2500万人减少到1568年的约300万人)，之后向南进发，在美洲中部毁灭

    了玛雅和印加文明，又在16世纪20年代末期毁灭了秘鲁；然后是1530年至

    1531年的麻疹，接着是1546年的另一种欧洲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

    1558年至1559年，流感蹂躏整个美洲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美洲

    印第安人对这些旧世界来的瘟疫毫无抵抗力。1589年，一种仍未验明的瘟

    疫在秘鲁爆发，这种瘟疫的症状是：开始时伴有肾痛和头痛，不久便出现

    谵妄，而在病变恶化后，肌肉都能从身上掉下来，以至于面部皮肤、鼻子

    和嘴唇可能会剥落，露出白森森的骨头。此种瘟疫令人毛骨悚然的痛苦，最终蔓延到了智利，在那里屠杀了34的居民。随后一个世纪到来并敲响丧钟的是流行性腮腺炎、腥红热和白喉，以

    及范围更大的天花和麻疹。这些瘟疫不仅在都市化文明相对发达的阿兹特

    克、玛雅和印加等地区造成灾难，还迅速蔓延到相对分散的人口中，如猎

    人、林地居民和印第安土著部落，这里的社会也在猛烈的瘟疫中崩溃了。“印第安人这么容易死，”一位德国传教士在1699年写道，“西班牙

    人空洞的表情和气味就使他们放弃灵魂。”

    同样的事情也在北美的殖民土地上发生着——阿诺·卡伦对天花和麻

    疹如何毁灭北美土著人的描述令人战栗。

    像在拉丁美洲一样，从16世纪开始，天花和麻疹一轮接一轮地袭击北

    美大陆，从未停顿过20年或30年。美洲印第安人的村、镇或部落被一个个

    地消灭。在1550年到1600年间，瘟疫使密西西比河谷的印第安村镇减少了

    80%，由此结束了土墩建筑者的文明。到了1645年，天花杀死了一半的休伦

    人。1684年，幸存者们又与好战的易洛魁人进行了战斗，最终几乎因瘟疫

    而完全覆灭。1738年，天花杀死了查尔斯顿地区一半的切诺基人。在19世

    纪初，它毁灭了23的奥马哈人。1837~1838年，它又毁灭了几乎全部的曼

    丹人。像在拉丁美洲一样，它经常是先于白人探险者之前到达——1792

    年，当乔治·温哥华进入普盖特海峡时，他就遇见了长着麻子脸的印第安

    人，而海滩上则撒满了人骨。哥伦布发现美洲。达到的油画作品。无论哥伦布是以上帝的名义还是以圣母的名义发现

    了美洲，都不能预见到可怕的瘟疫将掠杀两大洲的众多生命。

    大约在17世纪中期，紧随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之后，非洲奴隶们把疟疾和黄热病带到了美洲。欧洲人甚至比美洲印第安人还容

    易感染疟疾和黄热病。清教传教士科顿·马瑟描述1693年在麻省波士顿爆

    发的一场黄热病，“最为恼人的高烧……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夺走了我的邻

    居，症状非常可怕，皮肤发黄、呕吐、七窍流血，然后死去(顺便提一

    句，马瑟是1721年最早提倡接种疫苗以对付天花的人之一)。”19世纪时

    人们普遍认为，疟疾是上帝施放的“瘴气”——从地下或污水中发出来的

    毒气。到了20世纪后，从南回归线直到加拿大北方大部分地区，黄热病和

    疟疾仍然惩罚着新大陆上的人们。

    西班牙人对落在美洲印第安人头上的瘟疫是免疫的。“古老的神祗似

    乎被放弃了。”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言，土著人种被迫变成了基督徒，西班牙人自身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加强。1548年，圣·多

    明戈的西班牙统治者导致了岛屿本地居民的毁灭，他们从原来的100万人少

    到仅剩500人，“上帝后悔创造了如此丑陋、卑鄙和罪恶累累的人。”

    在北美，近似的态度占了上风。在1630年的麻省，英国殖民者完全解

    除了撒戈斯特印第安人的敌意，依照“英国佬”马瑟(棉花之父)的说

    法，是因为“上帝把天花送给印第安人，然后使其灵魂屈服——一城接一

    城的印第安人被完全清除掉”。然而，300个殖民者中却没有一个死亡；证

    据足以表明哪些人蒙受了神恩。4年后，殖民者威廉·布拉德福德，描述印

    第安人“像腐烂的羊”一样死于天花，而“凭着非凡的美德和上帝的保

    佑，没有一个英国人染上这种疾病”。这种观念符合英国人喜欢寻找高等

    理念的悠久传统，瘟疫也因此被他们视为上帝与人类交流的形式之一。17和18世纪，在殖民者征服新大陆之后，西伯利亚、波利尼西亚、新

    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在欧洲细菌的攻击下不断崩溃，这些事实使

    殖民者更加确信他们正在“替天行道”、施行上帝的意志。但从18世纪

    起，人类对上帝造物工作的好奇，使自身的自然知识成几何级数增长，瘟

    疫也开始慢慢地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被视为对理性与科学的一种挑战。殖民船。油画。当代拉丁美洲最有震撼力的史诗性美术作品。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以这种方式横渡大洋，到美洲淘金。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将把欧洲

    的疾病传染到美洲，同样，美洲也为他们准备好了梅毒和黄热病。白人的坟墓

    与天花相反，黄热病则是土著居民刺向白人殖民者的致命武器。

    历史上三种最危险的瘟疫是黑死病、霍乱和黄热病，后一种对殖民者

    尤其不友好。西非之所以被称为“白人的坟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

    黄热病。黄热病最初发现地是新大陆，在非洲见识到它的真面目之前的几

    十年，人类甚至已经战胜了它。

    1648年，黄热病在美洲最先攻击了加勒比海的圣凯茨、巴巴多斯和马

    提尼克三岛，然后延伸到古巴和尤卡坦，穿过毫无防备的人群，将许多村

    镇夷为平地。1664年，它在圣露西亚再次爆发，一处驻扎有1500名士兵的

    要塞只有89人幸存。黄热病也叫黑呕病。开始的症状是寒颤和发烧，患者

    感到浑身虚弱、背痛、头痛、四肢酸痛，这些症状逐渐加重，最严重时会

    发生呕吐——呕吐物因胃出血而发黑，再经过两三天后，发烧、寒颤和疼

    痛逐渐消退。对于那些较为幸运的患者——大约占70%——疾病就此结束，并且幸存者从此终生免疫。对于另外的人，他们在发烧和吐黑水再次发作

    之前只有两三天的轻松，之后，鼻子和牙床开始渗血，当肝脏发生功能障

    碍时患者肤色会像得黄疸病一样发黄。他们精神失常，经常剧烈挣扎着要

    离开床铺——有少数人甚至在这最后的阶段也康复了，但大多数患者会坠

    入昏迷，直到惊厥和死亡结束痛苦。

    黄热病经常以瘟疫的面目出现，最糟糕的是它在船上爆发，没有地方

    可以避开这种肆虐的瘟疫。它以完全不可预料的方式在人群中传播，击倒

    一个又一个受害者。有时它从船的一侧开始流行然后再到另一侧，好像在

    铺位之间跳来跳去，有时它的扩散却是完全随机的。但仍有一些固定的模

    式。它似乎先是纠缠住特定的房间和船只，在那里发挥到极至，然后再去

    袭击下一组居住者。房屋的底层受害最重，城镇中海拔最低的房屋似乎更容易收容病毒。它是盛夏的一种季节性瘟疫，但在高温气候中爆发一两次

    后一般不会复发。

    虽然黄热病长期集中在西印度群岛，但1668年它还是延伸到了纽约，它在城中肆虐了整个一个夏天。此处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需要注意：它似乎

    是沿顺风方向传播的，随着纽约寒冷的冬季降临，它几乎和出现时一样迅

    速地消失了。1691年，黄热病进入波士顿，两年后袭击了费城。在18世

    纪，有35座美国城市遭受过黄热病的袭击。在19世纪的美国，差不多每年

    都会发生这种瘟疫。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53年的新奥尔良，此次病症如

    此可怕，手足无措的市府官员和传媒密谋，协力隐瞒瘟疫的真相，直到每

    天的死亡人数达到200人，总共有29020人染病，8101人死亡。黄热病在

    1878年的密西西比河谷造成了更大的灾难，感染者超过了12万人，至少有2

    万人死亡。

    像大多数瘟疫一样，黄热病对人类历史也有过直接的影响。1803年，法国皇帝波拿巴·拿破仑派遣一支3.3万人的军队，横渡大西洋去镇压海地

    起义，但这支军队在登陆后的短短数月中，便有90%的士兵死于黄热病；起

    义者们用武力击败了剩余的法军。拿破仑只好放弃了在新大陆进一步扩张

    的念头，并于同一年将广袤的路易斯安娜属地卖给了美国。1927年，科学家发现了黄热病毒的动物携带者：它们是卷尾猴和猕

    猴，于是，人们可以开始不使用人体试验来寻找疫苗了。大约在同一时

    间，医学家们认识到黄热病属于热带非洲的传染病，它也定居在那里的猴

    子身上。所以，远离发源地的加勒比海黄热病，极有可能是由奴隶船只带到西印度群岛的。1937年，在哈佛工作的南美微生物学家马克斯·泰勒培

    育出了病毒的一种突变体，它只对人类产生温和的症状反应，在被作为疫

    苗使用后，完全可以起到对黄热病的免疫作用。

    疫苗的发明对那些可以支付得起费用的人是某种安慰，但是，随着对

    病毒的深入了解，根除黄热病的念头再一次崩溃。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种

    类的蚊子也开始携带此种病毒。1949年，它又一次袭击了巴拿马，并在中

    美洲蔓延。10年后，在以前净化过的南美各地，这种瘟疫又开始出现。

    研究者们发现有两种类型的黄热病——一种是在城市中发现由伊蚊携

    带的，另一种是丛林中的变种，由几种不同的蚊子和猴子携带。1959年的

    黄热病以经典形式大规模爆发：农夫或伐木者在热带雨林边缘或进入林中

    工作，因此侵扰了病毒的自然栖息地。城市中的热病病毒及其昆虫携带

    者，可以用覆盖可能滋生蚊子的水面及大规模接种疫苗来控制，然而很清

    楚的是，人们不可能给雨林中的猴子接种疫苗，也不可能杀死那里的所有

    蚊子。

    我们今天的知识是：认为只有伊蚊虫携带城市型黄热病的想法，就像

    飞机起飞时一样令人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发现

    有不计其数的其他昆虫也加入了黄热病毒的行列，除此以外，很多新的传

    播途径又在不断产生。WHO人员发现，在尼日利亚，在市场和集市上公开为

    人“打针”的江湖医生也在传播黄热病。美洲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明显，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公共卫生机构仍无力监督贫民区的吸毒者共用注射

    器。如果两种黄热病之一或同时在拉丁美洲泛滥得无法控制，它就会沿高

    速公路或乘飞机向北而来，美国就要面对与一两个世纪以前一样严重的系

    列瘟疫。正如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夫·威尔斯所言：“黄热病可能是另一颗

    定时的瘟疫炸弹。”第七章

    肆虐全球的恒河大霍乱

    起源于恒河三角洲

    霍乱是瘟疫的典型代表，仅次于黑死病，其发病速度之快，后果之可

    怕曾令全人类畏惧。

    关于霍乱的集体记忆，在富裕的西方由来已久。自从17世纪起，黑死

    病似乎已不再是一种最严厉的瘟疫了，人们对霍乱的印象却变得逐渐深

    刻。1893年，人们发现了霍乱疫苗，距离欧洲首次爆发霍乱已有60多年，但20世纪90年代霍乱在南美洲、非洲和印度的爆发，仍然引起了西方的警

    惕。当英国人为自己的殖民功绩得意洋洋的时候，殖民的病源学后果正把病毒运送到这个国

    家。

    1817年，霍乱首次在恒河三角洲流域现身，并在加尔各答集中爆发。

    此时的加尔各答已是个热闹非凡而又污染不堪的城市。霍乱杀死了5000名

    驻扎在那里的英军，然后从这个外交、军事和贸易中心向四方扩散。6年

    后，第一次瘟疫平息了下去，但它已到达了亚洲、东非和阿拉伯半岛。

    1826年发生了第二次瘟疫，它向西北方向蔓延，穿过阿富汗，于1830年袭

    击了莫斯科，致使那里一半的感染者死去。

    桑德兰是一个位于英格兰东北部海岸的繁忙港口，1831年初秋，这里

    传言四起，凡从俄国或从德国以及波罗的海来的船只必须要经过15天的隔

    离检疫。人们说那是一种神秘的新疾病，叫作霍乱，是从印度传入欧洲

    的。患者先是腹泻，然后痉挛、剧痛、渴得厉害，血液凝稠得像柏油一

    样，身体收缩，变蓝，然后变冷而死亡。此瘟疫发展十分迅速，一个人可

    能在早晨还是健康的，到晚上就撒手人间了。霍乱早就传到了桑德兰，但好像没有人知道什么别的了。威廉·斯宝

    特(William Spraot)也一定听说过这种病，但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斯

    宝特是一个典型的纽约人，虽然已经60岁，但仍然充满活力，身体很健

    康，生活安逸。最近一星期，他的肠胃有些难受，10月19日星期三，斯宝

    特不得不请了一天的假，星期四情况更糟，但周五情况好像有些好转。

    周六下午，他开始痉挛，并伴有严重的腹泻。当地医生被召集起来，他们发现斯宝特脉搏微弱，身体冰凉，皮肤干燥，眼睛下沉，嘴唇发蓝，声音微弱。霍乱的传播路线图。上图是印度恒河的霍乱区域，下图为霍乱的全球走势，从它的运动

    方向可以看出来，海洋上的贸易航运是霍乱传播的主要途径。可以说，霍乱传播已具有

    全球化疾病的初级形式。又有两个医生被召来，他们的意见基本一致。数月以来，桑德兰人矢

    口否认这种亚洲霍乱已经在英格兰登陆，再加上几例误诊病例，此事日渐

    平息。而现在这的确已经毫无疑问。在第二个星期三，威廉·斯宝特死

    了，一天之内，他的儿子和外孙女也身染沉疴。此时，人们不得不承认：

    霍乱确已在英国登陆，现在正向桑德兰人袭来。

    霍乱对欧洲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它绝不是个新的瘟疫。早在公元4

    世纪，已有霍乱在西藏和印度次大陆出现的记录，其中所记载的状况与威

    廉·斯宝特的发病症状完全相符。这种“大病”一直仅限于在亚洲发作，直到致命的1817年，病情才开始向全球辐射，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霍乱

    已经传至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半岛，并延伸到波斯、叙利亚，最终向北传

    到欧洲的门户——里海，而传到欧洲时，正值1823~1824年的隆冬。到了1829年，霍乱又开始活跃起来，它沿着贸易和朝圣的路径不断地

    向四周辐射，一直逼向人口最密集的欧洲中心。国际医学委员会开始忧心

    忡忡：它会传染吗？它是怎样传播的？但这种瘟疫显然有违于平常的传染

    途径。一些看上去远离瘟疫的人往往也会被突然感染，而那些真正接触这

    些病的人却往往很少得病。这种病是不是在空气中传播呢？或者是跟气候

    与湿度有关呢？

    在1830年秋的时候，这种瘟疫还在莫斯科，但第二天春天它已经到达

    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

    这幅作品充分地描绘了霍乱的巨大杀伤力，即使是集中了体格最健壮的年轻人的军队，一旦染上霍乱，立即就会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从那里，它轻而易举地到达芬兰、波兰，并向南来到匈牙利，最后到

    达澳大利亚。至夏天，柏林也有报告说发生了疫情，随后，汉堡与荷兰受

    到了攻击。

    霍乱在穿过波兰进入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并抵达巴黎和伦敦时，在那

    里杀死7000人。然后，它从欧洲开始穿越大西洋袭击曼哈顿，杀死5万

    人。1933年春天，瘟疫再次消退，但又于1847年再次返回，在麦加杀死了

    1.5万名穆斯林和朝圣者，在伦敦杀死了5.3万人。1849年，它进入美国，夺去了圣路易斯110居民的性命。

    瘟疫在东欧被抑制住，而后于1853年再次爆发。8月末，在伦敦的苏荷

    区，瘟疫空前肆虐，在那个小小教区中两周内便死了700人，然后便停止

    了。这要归功于一名当时以麻醉术而闻名的医生约翰·斯诺——人们称他为“雪医生”，他劝说教区行政长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罗德大街上的民

    用水泵。因医学知识而深得人心的斯诺驳斥了瘟疫起源于土壤中一种有

    毒“瘴气”的说法。他得出的结论是：凶手是水中的某种生物。之后，人

    们在水泵周围建立了一条严格的隔离线，这样，瘟疫就无法在这个范围之

    外活动，除非有家庭主妇偶然去布罗德大街取水，从而把瘟疫带出这个区

    域。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在隔离线之外，凡有自给水源供应的住户和工

    厂都逃过了劫难。

    霍乱病人的现场速写。幸存者都瘦得皮包骨头。玄学诗人芬克认为霍乱是死神的创世

    纪，他按自己的形象把活人塑造成骷髅，以此向上帝挑战。全面的恐慌

    霍乱一经传播，英国的政界、医生、科学家与民众便开始发生恐慌。

    国王威廉三世在1831年6月21日的议会上公开说：我不得不提的是这种强大

    瘟疫的蔓延趋势，它已经在欧洲东部出现了，我们必须提防，不能让这种

    瘟疫进入我们的国家。

    人们对霍乱的了解仅限于它的发病症状和它惊人的杀伤力，而对它如

    何传播和治疗却一无所知。人们用蓖麻油冲洗肠胃，有的甚至用电击，或

    用炽热的铁片去烫身体的各个部位加以治疗，而霍乱仍然继续蔓延。到了

    1832年3月，它已经越过英格兰，到达爱尔兰，然后越过大西洋，抵达加拿

    大与美国。法国、比利时、挪威和荷兰也发生了疫情。那年春天，德国诗

    人海涅正好在巴黎，对此情况他有所描述：在3月29日，当霍乱到达巴黎的

    消息被宣布时，人们对此进行嘲笑、戏弄。当晚的舞会比平常更加拥挤，歇斯底里的笑声淹没了巨大的音乐声。突然，场上最轻松愉快的小丑突然

    感到自己的腿变凉了。他摘下了自己的面具，令在场的每个人惊讶的是，他的脸已经变蓝。

    小说插图。充分描绘了疾病带来的无助和惊恐。当年的卡通漫画。描绘了美国家庭妇女在瘟疫流行期间对医疗器械的偏爱。

    很显然，这不是在开玩笑。笑声没有了，马车把这些嗜酒者直接送到

    了中心医院，在医院里，这些还穿着化装服的人相继死去。在大西洋的另

    一端，美国也十分警惕。当瘟疫到达美洲时，美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每个医生都要对病情交换各自的看法。霍乱首先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登

    陆。在随后的6月26日，一个在纽约的爱尔兰工人伴有相同的症状死去。他

    的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子也在一周之内相继死去。美国人开始确信：这块大

    陆已经遭遇了霍乱。

    当局发布了严厉的检疫命令，商店关门，有关盗窃的报告激增。街上

    来回奔跑的灵车已赶不上死亡的速度，尸体被随意丢弃在排水沟里。纽约

    人开始四散逃避瘟疫，这样，随着人口的流动，霍乱也由纽约向四周扩

    散。“雪医生”的观点

    霍乱一开始的感觉是全身虚弱、盗汗和胃部颤动，随后是惊人的腹

    泻。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就变成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出现这种“米

    汤便”就可以确认是霍乱了。已经痛苦不堪的病人这时渴得要命，恶心与

    呕吐又使饮水变得极为困难。脱水带来了痉挛和四肢的剧痛，当身体排干

    了它的体液时，体重迅速下降，皮肤开始松弛地堆叠、起皱(在斯诺的时

    代，试图给病人放血的医生们发现，由于剧烈的脱水，病人的血变得又稠

    又黑)，肤色开始变蓝，最后几乎暗成了黑色。这之后便是昏迷和死亡。

    整个可怕的过程也许持续不超过24小时。

    霍乱在1848年再次回到了英国，1849年又整整肆虐了一年，夺去了约

    13万人的生命。那之前，雪医生已经对霍乱如何传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斯诺早已是使用醚和氯仿的专家，这两种药当时被公认为安全、有效的麻

    药。他指出，霍乱并不是通过呼吸传播的，而是由患者的排泄物污染了水

    源，从而传染给其他饮用水的人。就当时的环境卫生状况而言，这并不是

    危言耸听。雪医生几乎无法证实他自己的观点，除非再次爆发疫情。好在他的等

    待并不长，在1845年8月，伦敦出现了疫情，此时，他已准备好了一切来证

    实他的斯诺理论。

    剑桥的一个街角上有一口水井，住在附近的几百户居民都从这里汲

    水，斯诺抽取了水样，发现了水里有米粒状的颗粒物，那显然是霍乱患者

    的排泄物。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斯诺发现离水井不远的居民不断有人染上

    霍乱而死亡。证据一再验证雪医生理论——这口水井旁的一家啤酒厂的工

    人却无一人感染霍乱，因为该厂的工人可以饮用免费啤酒，或从自己工厂

    里的水井汲水。雪医生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建议市政当局关闭了这口

    水井，很快，霍乱便在这个地区销声匿迹了。然而，其他地区的疫情仍然

    是一浪接着一浪。1846~1862年间歇式的爆发让位于1864年的疫情，紧接

    着是1881~1899年的大爆发，这次爆发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直

    到1923年才逐渐平息下来。

    德国生物学家考克(左二)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成功发现霍乱病毒，为医学史写出动人的

    篇章。

    1883年，霍乱又在埃及发作了，然后是印度。德国的生物学家罗伯特

    ·考克最终分离和发现了引起霍乱的病毒，这是一种逗号形状的细菌。对

    考克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个人胜利，他早已因分离出炭疽与肺结核病毒

    而闻名于世。

    考克写道：“霍乱并非自发产生，患者是由于吞服了弧杆病菌才被感

    染的，这种病菌正如斯诺所发现的，并不能通过呼吸进行传播。这正可以

    解释为什么那些接触真正的霍乱患者的人往往安然无恙，而那些用清洗的

    治疗方法往往却是最坏的。典型的霍乱症状是嘴唇变蓝、皮肤发干、痉

    挛，这些都是发病时肌体快速脱水的表现。”死亡之水。1866年，伦敦的斯诺医生的观念最终获得了医学界的确认，人们这才知道含

    有霍乱病菌的污水是霍乱传播的元凶。人们终于明白1854年的伦敦霍乱流行的原因，那

    就是布罗街公共水泵抽出的水含有致命病毒。在霍乱流行之时，最繁华的城市也会出奇地沉寂起来，每个街角悬挂起黄旗，到处撒满

    漂白粉。这种瘟疫的病理还不为人知。黄旗是传统的瘟疫警告，漂白粉是为了消毒，然

    而这些办法并不能阻止瘟疫的蔓延。

    住在伦敦霍乱爆发中心的斯诺医生最早察觉污水中有导致霍乱的物质，为发现霍乱病毒

    铺平了道路。

    在今天，霍乱的杀伤力可能比以前更强，但发病的条件仅限于那些拥

    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的地区。恶劣的条件在南亚——霍乱的古老发源

    地、撒哈拉沙漠和非洲南部仍然很常见。随着医学的发展，抗生素与输血

    的普遍应用，已使霍乱不再像以前那样可怕。虽然接种疫苗已在这些地区

    被广泛采用，但其治愈率也仅仅只有50%左右，其药效也不会超过18个月。

    简而言之，我们还没有真正根除霍乱的方法，只能留意人们聚居的地

    方。今天的霍乱仍然像盘旋在暗处的险恶魔鬼一样，静悄悄地伺机将死亡

    带给人间。霍乱影响都市文明

    早期用来运送传染病人的专用隔离车。

    霍乱在欧洲与北美首次爆发之后，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显然，霍乱的流行与工人阶层恶劣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随着工业进步，厂房

    激增，一些小的城镇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城市。街上充斥着积存的雨水、腐败的被丢弃的食物、污秽的人畜粪便。在19世纪的伦敦，污水、工业废

    水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废弃物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泰晤士河。

    霍乱病人的尸体和他们用过的衣物都被扔进火堆里焚烧，人们隐约意识到这些东西上可

    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有毒物质。

    啤酒在运输途中的保鲜方法促进了细菌学的发展为发现病毒准备了条件。斯诺推测：霍乱是因为吞下了什么毒素而从肠道开始发作的。米汤便

    最后变干时很难发现，它沾在床单和衣服上，护士和亲属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很容易弄脏双手，如果不加以冲洗，便会在饮食时将毒物吃下去。所

    以，斯诺推测的最后一步是，流入布罗德街水泵中的水一定是被一条下水

    道或一根隐蔽的排水管所污染的。教区当局经过艰辛的调查最终证实了斯

    诺的猜想。医学权威们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接受了事实。到了1866年，在霍

    乱的第四次威胁下，那个水泵站终于被拆除。

    此时斯诺已经去世，但伦敦的供水已得到极大改善，向泰晤士河排放

    污水的排水沟都被封闭起来。毫不奇怪，在这些改革后，1868年的伦敦霍

    乱死亡率远远低于从前，而且倾向于集中在首都的东端，因为那里的饮用

    水取自下游。而遥远的麦加却没有这样的公共卫生设施，因而那里损失了

    3万人。

    公共卫生设施在这种新的“细菌理论”指引下持续改善。1892年，霍

    乱第六次周游世界时，欧洲和美国的城市迅速遵循伦敦的例子行事，结果

    瘟疫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1893年，科学家发明了霍乱疫苗。10年后，埃

    及当局控制从北非向麦加流动的穆斯林朝圣者，强行对他们进行霍乱疫苗

    的预防注射，结果使麦加的瘟疫显著减少。

    在霍乱流行时期，一些具有集体精神的音乐家积极投身于反抗瘟疫的战斗， 谱写许多歌

    曲来激励人们的士气， 以振作整个民族的精神。丽塔·科尔韦尔发现海藻中有霍乱病菌。这种逗号形的弧形病菌在孟加拉登陆，产生了

    新型的霍乱病菌。

    然而，霍乱在印度依然存在，尤其在现今恒河河口附近的孟加拉地

    区，不过基本上已经减弱成一种传染病了。至20世纪中期，霍乱偶尔出现

    在非洲，其地位也在1961年后被新的流行病替代。弧菌也变成了一种新的

    病菌，被称为厄尔托霍乱杆菌。与以往闪电般的攻击相比，它的蔓延速度

    已显著下降。尽管如此，它仍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群岛爆发了，并缓

    慢地感染亚洲和东非的沿海城市，在避开了有意识改善卫生状况的国家

    后，直到1991年才到达南美洲，最后在秘鲁的利马爆发。

    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1年秘鲁有336554人患霍乱，死亡3538人。

    瘟疫穿过整个拉丁美洲，最后于1994年平息。当年9月，从中南美洲报告到

    WHO 的感染人数为104122人，死亡9643人，但WHO估计，报告所列数据大约

    只是实际数据的80% 。果真如此，那么便有52万人染病，这个数字几乎占

    该大陆人口的12%，这意味着可能有4.8万人死亡。

    1992年12月，当第七次霍乱在南美洲肆虐时，孟加拉出现了另一种新

    型的、非常陌生的霍乱病菌——弧菌0139，它在6个月中夺去了2000人的性

    命，感染人数多达死亡人数的100倍，然后，它又出现在曼谷——以上事实

    说明，霍乱是一种十分狡猾的瘟疫，它一直在与人类赛跑。事实上，在今

    天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那些贫穷的地方，这种瘟疫依然对人们构成

    巨大的威胁。霍乱传染了以色列的一户人家。

    有了人类，就有了流行病，它是一种经由接触，呼吸感染或被病媒昆

    虫咬伤所造成的大规模生病。在遥远的古代，由于人们的医学知识尚不发

    达，对流行病束手无策，因而有关流行病的“疫病想象”，遂都和鬼神有

    关。在西方，纵使到了17世纪，这种“疫病的鬼神想象”仍极盛行，以写

    《鲁滨逊漂流记》闻名于世的笛福在《瘟疫年记事》里，以追记的方式回

    溯1665年的伦敦黑死病流行，其中的“疫病鬼神想象”就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笛福指出，在黑死病流行之初，当地各种妖言及迷信小册盛行。有人

    裸体乱逛，宣称末日到来；有人宣称从天空飘过的云彩里看到闪着火光的

    剑指着伦敦；有人看到一列列的灵车与棺木飘过天空；也有人看到成群亡

    灵飞过；另外则有人宣称在教堂墓园看到鬼怪出没。由于相信鬼怪作祟，伦敦城也符咒盛行，人们在纸上画满各种奇怪的神秘符号，或者把字母按

    神秘的图形排列，宣称这就可以挡住恶鬼所带来的疫病。笛福记述说，有

    次他经过街道，看着一堆人在那里向天仰望，一个老妇人指说天上有天使

    挥剑的影像，而后大家七嘴八舌地附和，有人说看到了天使的脸，但他看

    了又看，除了云彩之外，什么影像也看不到。笛福借着理性主义的笔法，把西方从前的“疫病的鬼神想象”作了很清楚的揭露。这也证明了当恐惧

    出现，人的知觉与理性都会遭到扭曲并信以为真的看到鬼神。这也印证了

    一种说法，那就是“人们经常都会看到他所想看到的”。当他们认为疫病

    是鬼神作祟，他们就真的会看到鬼神出现。西方纵使到了17世纪，都还把流行病视为与鬼神有关，他们的这种“疫病的鬼神想象”并被留存在历史

    的纪录里。人类的最根本倾向，乃是将自己无法掌握、不能驾驭的事物归

    之于鬼神。等到鬼神之说渐衰，但人们的掌控和驾驭能力仍然不足，这时

    候就开始把它的归咎对象由鬼神转移到“政敌”、“阴谋”等上面。这时

    候，只要一有瘟疫出现，社会已有的矛盾和对立，必会借机发作一次，而

    这种矛盾的发作必然助长瘟疫的蔓延而泛滥。第八章

    黑死病复辟与多种瘟疫间歇爆发

    古老的杀手乘船来到新大陆

    1900年3月6日——中国的鼠年——在旧金山唐人街的环球旅店地下室

    里，一位当地的店主奇怪地死去。尸体解剖发现他死于人类最古老也是最

    可怕的疾病：黑死病。杆状病菌曾两次威胁人类：公元6世纪的东罗马瘟疫

    和公元14世纪的黑死病。现在，第三次瘟疫又在美国海岸卷土重来。

    这次瘟疫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中亚，随后缓慢地蔓延。1894年1月，中

    国广东省发现疫情，7个月后，这个城市里的约10万个穷人在瘟疫中死

    去。从广东逃离的人们又把病菌带到了香港，又使10万人死亡。这两个城

    市都是国际海运中心，这就使病菌迅速地传遍全世界。1896年夏天，印度

    港口孟买被传染，到1905年为止，印度死于瘟疫的人数竟达到每年几十万

    之多。瘟疫病毒乘着老鼠泛滥的蒸汽船向东挺进，数次扫荡夏威夷之后，于1899年蔓延到新大陆，10年之内整个南美也被传染。

    鼠疫病毒的载体是和人类厮混了上万年的老鼠，这个物种用其旺盛的生殖力和奇异的变

    异能力来适应人类环境以及对付人类掀起的一场又一场灭鼠运动。

    1899年6月27日，一艘日本商船从香港出发，取道火奴鲁鲁，在旧金山

    卸下11名偷渡客，一同上岸的也许还有船上被传染的老鼠。第二天，两名偷渡客死在旧金山海湾，人们发现(后来的验尸表明)他们感染了杆状病

    菌。虽然不能肯定就是那艘日本商船把瘟疫带到了旧金山，但是在商船抵

    达此城仅8个月后，美国第一具瘟疫死尸就被拖出环球旅店。

    情急之下，旧金山健康委员会把12个街区的唐人街都隔离了，并要挨

    家挨户地搜查更多的瘟疫患者。然而，委员会还没开始行动，就遭到商业

    势力的强烈反对。这些市民的领袖宣称：讨论瘟疫将给商业带来极坏的影

    响，因此应被禁止。

    动物狂想。这幅后现代美术作品中，动物任意在餐桌间游戏，警告人类在把动物不断引

    进餐桌的同时，动物的幽灵将携病毒而来，人类将不得安宁。政府坚持说:没有瘟疫

    旧金山人议论说，只有亚洲人才容易得瘟疫，别的人不用担忧。可

    是，中国人反对别人把自己像贱民一样孤立或隔离起来。

    但随着争论的不断激化以及死亡人数的增加，毗邻的各州开始实行隔

    离政策，拒绝从加州来的人和商品。最后，1901年3月6日——该城发生第

    一例瘟疫死亡事件后整整一年——联邦会议最终确定旧金山存在瘟疫，一

    个月后，旧金山唐人街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近1200栋房子、14000个

    房间从头到脚被消了毒。家居用品被蒸洗、熏香、或用消毒剂擦拭。尽管

    如此，到1904年初，瘟疫仍徘徊不去，感染的127人中只有5人幸存。

    旧金山的大扫除表明，人们相信黑死病是和天花、伤寒一样的传染

    病，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而老鼠和跳蚤在病菌传播当中的作用还

    没有被充分认识。但瘟疫传染的谜底在逐渐被解开。1894年，法国的亚利

    桑得勒·耶逊博士和一位日本科学家各自在香港研究发现，杆状细菌是罪

    魁祸首。4年后，另一个法国研究者保罗·路易斯·西蒙博士确定东方鼠是

    杆状细菌的携带者。尽管一开始这个发现显得滑稽，但西蒙的发现在旧金

    山与死亡瘟疫的第二回合较量中起了关键作用。

    当时关于瘟疫的人种科学争论吸引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伤寒玛丽的卡通形象。每当瘟疫在美国现身时，人们就会想起伤寒玛丽，用她的形象来

    提醒人们注意防护。

    1907年5月26日，即旧金山地震和火灾后的13个月，一名水手在该城的

    联邦玛丽亚医院死于瘟疫。9月初，旧金山再次遭遇瘟疫袭击。这一次政府

    迅速采取了措施。人们打扫了那些可能窝藏老鼠的地方。全城4000个马厩

    和无数个厨房的地面被抹上水泥，否则就要被推倒。每户人家都被要求用

    带盖的垃圾桶。不卫生的居所要被拆除。下水道代替了排水沟。捕鼠的人

    每天2.5美元，每捕到一只老鼠给10美分。捕鼠队带着防毒面具日夜巡逻，共捉到700000只老鼠。

    大扫除后两个月，旧金山又发生了一次瘟疫，但8个月后，残余的鼠群

    中已没有携带病毒的了。在第二次瘟疫中，有205人感染，其中103人死

    亡。尽管这次传染了更多的人，但瘟疫已得到控制这一事实，已足以让人

    们庆祝一下了。

    1900年，一位被怀疑患鼠疫的中国劳工死于旧金山，迫使美国当局隔离了该市的整个唐

    人街，亚洲人被困在简陋的路障和铁丝网后面，忍饥挨饿。亚洲人成功地指控这种做法

    是出自种族偏见，而不是出自对公众健康的关心。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的瘟疫已在1950年左右结束。在瘟疫流行的约

    一个世纪里，大约有1000至1200万人死亡，大部分在印度，除此之外，还

    产生了两个新的重疫区：南美和美国西部。今天，黑死病瘟疫已十分罕

    见，每年还有一些野老鼠——而非城市寄居鼠——传播病菌的个案，但毋

    庸置疑的是，大面积爆发黑死病的威胁已基本消除了。疟疾：一种普遍存在的瘟疫

    进入20世纪后，虽然大规模的瘟疫开始减少，但人类的瘟疫开始呈现

    出新的特点：爆发点大量增多，以及多种瘟疫同时蔓延。

    有些疾病似乎已属于历史，成为过去了。有些痛苦似乎只发生在别的

    地方、别的人身上，恐惧似乎永远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这些生

    活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人是不大会困扰于疟疾、霍乱和黄热病的。

    虽然疟疾只是在最近才从美国消退——华盛顿总统和林肯总统都曾经历

    过，而且幸存了下来——还有丹麦和英伦三岛。疟疾从南欧消退时还鲜明

    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些地方就是现在旅游者流行的目的地——地中海

    地区的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霍乱似乎是毫无预兆地出现在1830年的文明

    世界各处，并继续从麦加猖獗地蔓延到纽约、汉堡，一直持续到大约一个

    世纪前。今天，从加尔维斯敦开始向恒河沿岸冒险的人，首先都会接种疫

    苗作为简单的预防。仍在非洲流行的黄热病，1901年被逐出古巴，这要归

    功于美国军人瓦尔特·里德的研究，但是请记住，它在1793年的费城曾杀

    死了5000多人。1959年，黄热病还再一次在整个南美洲复苏，那是1949年

    美洲中部完全出人意料的热病爆发之后病毒缓慢而稳步扩散的结果。今

    天，此病在美国只限于热带，如佛罗里达。而那些去非洲、亚洲感染区的

    旅行者，则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进行预防。

    疟疾在全球范围的分布图死亡和悲伤。这幅油画作品表现了人类面对亲人死亡时的正常感情。然而，在瘟疫时期

    面对无数非常规死亡时，人类感情将逐渐变得麻木和冷漠。这才是瘟疫给人类带来的最

    大伤害。

    相比之下，疟疾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瘟疫。从恐怖程度和个体痛苦上

    看，这种瘟疫也许比不上黑死病和霍乱这样的瘟疫，但它的普遍性同样也

    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传说中第一个患疟疾而被治愈的欧洲人，是西班牙驻秘鲁总督的夫人。当时的医生只懂

    得利用放血作为治疗方法。总督眼看夫人性命垂危，毅然决定让夫人服用印第安土著的

    药物，结果药到病除。这药采用了金鸡纳树皮。金鸡纳树皮按理说应该广受欢迎，然而

    适得其反，整个欧洲陷入了争论之中。图为新教徒反对天主教企图利用金鸡纳消灭他们

    的狂热聚会。

    疟疾大约威胁到90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可能有超过20亿，或者超过世

    界人口36%的人，是这种疾病的受害者。据估计，每年实际患疟疾的人数在

    3亿到5亿之间，90%以上发生在非洲的热带国家。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在

    150万到350万之间，他们大多是非洲儿童，通常在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医

    疗保健服务的遥远乡村。其他极易患疟疾的人群包括孕妇，还有难民和迁

    移的人。

    疟疾的典型症状是发烧和无任何不适感的两个阶段的反复循环。疾病

    开始的标志是头痛，一般的小病，如疲乏、作呕、肌肉痛、轻度腹泻和体

    温稍有增加等等都会有这种感觉。这些非常模糊的症状经常会被误认为是

    流感或胃肠感染。但是疟疾最严重的时候，就会产生急遽的高烧，然后发

    展成谵妄、意识逐步丧失和惊厥，随后是持续昏迷直至死亡。被隔离的人在尽可能找点事消磨时间。

    人类用了一个世纪才解开疟疾原虫的生命周期之谜——至少在它存在

    的一个阶段，它是一种透明的、月芽形的、被称为原生物的单细胞生物。

    最早认识到这些生物能引起疟疾的人是工作在阿尔及尔的法国军医阿方斯

    ·拉弗朗，那是在1880年。1980年，疟疾原虫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环由工作

    在新奥尔良的美国医学家沃杰西克·克罗托斯基发现。在此二人之间的一

    个世纪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蚊子与疟疾的联系，而科学家之间传奇般的对

    抗、痛苦、误解与歪曲，足以与任何肥皂剧相匹敌。这些人类戏剧已超出

    此书的范围，但是疟疾原虫在它的宿主体内变形的整个故事也足以让人震

    惊。美国科普读物《病灶》的插图。一列火车停靠在闹疟疾的城市车站，惊恐的乘客在打探

    实情。

    曼森在自己儿子身上做实验，证明疟疾通过疟蚊传播。人类活动助长了疟疾的蔓延

    自1898年发现按蚊携带疟疾病毒之后，最明显的根除这种瘟疫的方法

    显然是灭绝蚊类。但事实证明，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即将看

    到，根除病源的企图反而会使问题更加严重。1901年，这种战略在古巴取

    得了最初的伟大胜利，美国军队将哈瓦那所有滋生蚊子的死水都抽干或者

    注入了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是为了摆脱携带黄热病的蚊子，现在

    却使疟疾的死亡率下降了90%。对蚊子始终保持警惕，最终似乎使哈瓦那从

    此摆脱了疾病的侵扰。另一个更具雄心的计划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意大

    利排干了中部滋生蚊群的草甸沼泽。二战后，人们用飞机在欧洲南部和南

    美洲喷洒杀虫剂，计划消灭那里的蚊子。尔后，在1959年，美国国会投票

    决定投入大量资金在全世界展开灭绝疟疾的战役：议员们计划在各地喷洒

    药物进行全球疾病预防，并在1963年根除疟疾。

    喷洒的药剂是滴滴涕(DDT)。这种化学物质不仅能摧毁所有其他无害

    的动物，也会使按蚊发展出抗药性，而且导致其他抗药性害虫的滋长。

    1959~1963年的伟大计划也许一直无法在热带国家实现，因为它根本无法应

    付长达数月的雨季留下的每一个水塘和小水坑。况且，任何空中喷洒的药

    剂都不可能穿透雨林树冠形成的屋顶而到达地面。很清楚，为控制广袤的热带非洲和亚洲的疟疾，应该攻击或预防瘟疫

    本身，而不是携带它的昆虫——事实上，这项策略也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在某些方面，它仍然重复着一个模式——神奇的抗生素导致超级病毒

    产生。疟疾的传统预防药物是喹宁，1820年首次由法国化学家从喹宁树皮

    中分离出来。从19世纪中叶起，荷兰殖民地爪哇已经能够为市场提供可靠

    的喹宁树皮。在印度，英国人将它与充了碳酸气的水混合，再加入杜松子

    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