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纸版由华文出版社于 2010年12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

    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阿图医生(第1季)

    著者：(美)阿图·葛文德

    字数：182000

    电子书定价：21.6美元

    Complications: A Surgeon’s Notes on an Imperfect Science, Atul Gawande

    Copyright ? 2002 by Atul Gawande目录

    楔 子

    1. 历练从刀开始

    2. 外科机器

    3. 切烂的喉咙

    4. 医学嘉年华

    5. 堕落医生

    6. 13号、星期五、月圆夜

    7. 疼

    8. 孕吐30周

    9. 红脸女主播

    10. 吃个不停的人

    11. 最后的一刀

    12. 死因“未明”的八个婴儿

    13. 决定

    14. 只想活下来楔 子

    人却信任我们，将性命交付于我们，让我们自由发挥。我们将针管插入

    我发现医学真是很奇妙，在很多方面很难去解释。风险那么高，病

    除了我们给他留下的那道又深又长的手术刀口，一切都很正常。

    们决定放弃，不再为他开刀取出子弹。我们让他留院观察一周，他身上

    呢？我们在一开始为他开刀，甚至比子弹对他的伤害还要大。最终，我

    手术室中的X光片中没有任何迹象？我们最初看到的血又是来自哪里

    右臀部转移到腹部上方，而且没有损伤体内任何部位？为什么第一次在

    卡在他腹部右上方。我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一颗一厘米的子弹如何从

    数日后，我们又为他照了一张腹部X光片，这次结果显示子弹刚好

    了。

    内，我们不断寻觅，却一无所获。似乎除了缝合好他的肚子什么都做不

    迹。这一切的一切，很难用语言解释，太奇怪了!在接下来的一小时

    的骨盆、腹部，还有胸部进行X光检查，却始终没有发现那颗子弹的踪

    常的黄色。那子弹到底去了哪里？我们只好将X光机推进手术室，对他

    没有出血的迹象，膀胱上也没有弹洞，直肠也很完整，尿液也是正

    异常，子弹并没有停留于此。

    划了又深又长的一刀，将他的腹部切开。之后却发现……里面没有任何

    室内，麻醉师为他注入了麻醉剂，我们动作迅速，在他的腹部中央立即

    响声，点滴袋在半空中摇曳着，有人将门打开，方便我们通过。在手术

    的命运交到了我们的手中。推车在楼道内急驰而过，轮子发出“沙沙”的

    情况不太妙。他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几乎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把自己

    我告诉他，形势紧迫，必须马上进行手术。他看着我的眼睛，似乎明白

    很明显，流血意味着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包括他的直肠和膀胱。

    入了他的身体，刺眼的红色血液也随之从膀胱流出来。

    中，我戴着手套的手指从里面出来时沾满了鲜血。然后，我将导尿管植

    了。“我没事，”他一再强调，“我很好，真的没事。”但是在直肠检查

    他头脑还算清醒，却很害怕。恐怕在他眼里，我们要比子弹恐怖多

    这里进去的，但我并没有找到出口，他身上也没有其他明显的伤口。

    绪。我发现伤口在他右臀上，一个大约一厘米的红色血洞。子弹就是从

    大剪刀剪开了他的衣裤。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试图尽快理清头

    匆匆抬了进来。病人的脉搏、血压、呼吸等数据一切正常。一个护士用

    有一次，我正在外科值班，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弹被医护人员

    麻醉剂同样也可能置他于死地。这时，开刀切除肿块是不可能的。化学

    让他躺下都可能引起肿块阻塞呼吸道而使他窒息，给他注射的镇静剂或

    声，隔两三张床都可以听到。这种情况表明，他有死亡的危险，仅仅是

    当安迪住进我们的加护病房的时候，他的呼吸声伴有“嗡嗡”的喘气

    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将他治愈。

    受治疗。我们医院有强大的医疗团队，顶尖的医疗设备，即使这样，也

    区医院没有能力处理这种情况。因此，他们将他转送到我们医院继续接

    只能靠他的左肺呼吸，而肿块同时也压迫着他的左侧气管。他所在的社

    压垮了，一点空气都进不来。肿块分泌的液体充满了他的右胸膛，安迪

    管，将心脏挤到了一边，并压迫两肺间的呼吸道。他的右肺已经完全被

    清楚地显示出那一团哈密瓜大小的肿块十分密集，围绕着心脏周围的血

    充物。为了掌握更详细的情况，他们为他做了CT扫描。在黑白片中，是哮喘病发作了。但是X光片结果出来后，发现他胸腔中间有一大团填

    在急救室中，医生为他带上呼吸机，帮助他呼吸，初步认为他可能

    困难，于是被立马送到了社区医院。

    而，那天晚上，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喘着粗气，突然间呼吸也变得

    两天前，他几乎都不能进食，他妈妈凭经验认为，他可能是感冒了。然

    但在最近几周，他妈妈发现他总是干咳，而且，总是没精打采的。直到

    迪。安迪是一个瘦小的、梳着小刺头的小学生，他以前一直都很健康，最近，有一个小男孩被救护直升机送到了我们医院。我们都叫他安

    § § § §

    续摸索学习。

    现实所要求他掌握的技能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他会坚持不懈地继

    型。当他接连看过三个病人后，无可避免地，他会发现他所学的知识与

    候，也有倒霉的时候。他可能有古怪的笑声，也可能留着很老土的发

    毫无疑问，这就是医学成就的真谛。但是，医生也不是神，有好运的时

    秘的勇气，利用化验、机器、药物和手术等方法与疾病和痛苦作对抗。

    越非凡的神奇法力时，首先闯入我们大脑的就是科学以及战胜脆弱和神

    样的感慨：这个职业终究还是以人为本。通常，当我们想到医学和它卓

    当然也有令人惊奇的地方。在我多年的从医生涯中，我始终有着这

    你就会发现，医学是如此混乱、如此麻烦和如此不确定。

    到我们皱起来的眉头、看到我们不解的神情、看到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心，深知医生这一职业要做什么。不过，当你靠近我们时，近得可以看

    五脏六腑。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来源于我们对医学技术的持久不变的信

    使他们慢慢失去知觉，处于无意识状态，然后把他们的身体打开，露出

    病人的体内，熟练地操纵着他们体内的化学、生物、物理等一切反应，切。我们期待医疗过程能够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然而，事实并不如我

    书也正是从这些时刻写起的，记录着我在工作中所看到的、感觉到的一

    这些生死时刻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当时牵动着多少人的心。这本

    § § § §

    迪得救了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目的。

    机。后来，我们讨论这件事时，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后悔当初那么做。安

    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其中最安全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帮他装一个人工心肺

    何去补救。之后，当我在图书馆查阅相似的病例报告时，才发现确实还

    气，简直就是在黑暗中的一次摸索。我们都没想过，如果失败了，要如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一直感到十分惊讶。手术能成功，完全是靠运

    他看了好几分钟，才确信我们真的做到了。

    道畅通了。安迪的呼吸立马变得轻松多了，声音也小了许多。我们盯着

    让情况变得更糟了。但结果显示，肿块果然向右边倾斜了，两肺的呼吸

    管放了进去。大量鲜血从导管中不断地涌出。这一刻，我害怕我们真的

    麻醉剂，然后用手术刀在他的胸部开了一个口，再把一根45厘米长的导

    的工具，两个人紧紧地抓着安迪，另一个人在他的肋骨之间注入了局部

    懂，但在这个时候，能否听懂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准备好一切手术所需

    我尽可能简单地向安迪解释我们将要做什么，我怀疑他是否能听

    的方向？但是大家没有更好的主意，他也只好同意先动手试试了。

    认为这样做会使情况更糟糕。你一旦移动了巨石，如何能确定石头滚动

    左肺的压迫？我们打电话给资深小儿外科专家商讨这个方法。然而，他

    右胸腔，将肿块的积液排出来，也许肿块就会从左肺倾斜向右边，缓解

    初级儿科专家紧接着提出另一个建议：如果我们将导管插入小孩的

    个没有麻醉且坐着的孩子的呼吸道里，简直不可能。

    完全堵住呼吸道。但是麻醉科医生认为这是在开玩笑，要将管子插入一

    我的第一直觉是让麻醉科医生先给他做气管插管，趁着肿块还没有

    乎你的想象。

    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他表现得很可爱、很勇敢，一个孩子做得往往超

    了恐惧，他的呼吸速度比正常速度快了两倍。他的家人正搭车赶来，可

    脸上，并接好监视器，观察他的生命迹象。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

    将枕头放在安迪的身后，使他尽可能坐直。另一个护士将氧气罩放在他

    科专家正从家中赶来；一个肿瘤科专家也正在来医院的路上。一个护士

    医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守在安迪的病床边照顾他；一个资深的小儿外

    我们安排了两个护士、一个麻醉师、一个初级儿科专家和三个住院

    何能替这孩子争取些时间？他是否能撑过今晚都是未知数。

    疗法是我们知道的可以消除肿块的方法，但需要几天的时间。问题是如们所愿。

    医学并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而是一个时刻变幻、难以琢磨的知识

    系统。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指引着我们，当然也有习惯和本能，还靠一

    些经验，有时还有运气，然而我们知道的和我们追求的目标之间总会存

    在一段差距，不过正是这个差距驱使我们更努力地做每一件事。

    我是一个外科住院医生。时间飞逝，转眼间，将近八年的外科训练

    就要结束了。本书正是记录着这段时期中，那些让我永生难忘的精彩瞬

    间。作为一个住院医生，我可以从特殊的、“局内人”的位置看待医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某些方面，外科手术好像是一种方法，来研究医学的不确定性以

    及谜一样的难题。外科手术同医学一样，走向高科技时代，但是即使是

    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也深深地认识到，科学和人类技术是有限的。然而，有些时刻容不得我们考虑这些，比如，在手术台上。

    本书描写的那些疑难杂症和不可思议的事件，不仅仅是来源于医学

    中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谜题，更代表着医生对于探索医学的不确定性和

    难题的渴望。一些问题在教科书上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这就是医

    学。它令我感到迷惑，有时也让我感到异常兴奋。

    在本书中，我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我的观点，还有周围的人，像病

    人和医生的各种想法。总之，对我来说，每天给病人看病是我的最大兴

    趣。当简单的科学遇到错综复杂的个体生命时，会发生什么呢？我很好

    奇。医学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它却保持神秘，常常令人难以琢

    磨。有时，我们将医学看得过于完美，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神奇。历练从刀开始

    我是菜鸟 病人需要植入中心静脉导管。住院部主任说：“这次是你的机会

    啊!你先去做准备吧，准备好通知我。”

    这是我进入外科的第四周。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类手术。我

    的白大褂的口袋里装得满满的：病人的检查结果单、CPR(心肺复苏

    术)操作守则的卡片、两本外科设备手册，一个听诊器、急救包、餐

    票、笔形手电筒、剪刀和一堆加起来约1美元的硬币。

    我爬上楼梯，走向病房，内心一直忐忑不安。我不断告诉自己，一

    切都会好的，我终于可以亲自操刀了。

    我的病人是一个50多岁的胖胖的、很安静的中年男子，一周前他的

    腹部开过刀，直到现在他的肠胃功能还不是很好，不能吃东西。我向他

    解释我们将通过静脉为他补充营养，因此必须在他的胸腔内装一个“特

    殊的导管”。我告诉他，他只需要躺在床上，我们会把管子放进去，而

    且为了避免疼痛，我们将为他注射麻醉剂。可我并没有告诉他，管子有

    20厘米长，而且这根管子将直接进入心脏的大血管。我也没说，这个手

    术存在很大风险，如果医生没有真本事很难完成。“可能会有一点点风

    险，”我对他说，“比如出血或肺萎陷。”如果是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来做

    这个手术，出现这种问题的概率很小，每一百个碰不到一个。

    当然，目前我并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资深医生，而且之前有个住院

    医生就把这个手术做砸了，病人大出血，不幸死了。还有一个住院医生

    失手将导管插入病人的心脏深处，结果必须打开胸腔，调整导管位置。

    这些可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我却没有告诉眼前这位病人。我只问

    他：“可以帮你装导管吗？”他说：“好。”我便开始动手了。

    § § § §

    我曾两次看过苏医生做这个手术，一次就在前一天，我全神贯注地

    观看了每一个步骤。

    她把所有需要的工具器械准备好，让病人平躺在床上，然后将一卷

    医用毛巾垫在他的肩胛骨下面，让他的胸呈拱形突出来。我看着她用消

    毒棉棒涂抹病人的胸部，然后注射利多卡因(一种局部麻醉剂)。接

    着，穿戴着无菌手术服和手套的她将针筒戳入了病人胸部靠近锁骨的地

    方。那针又粗又长，病人却丝毫没有反应。苏医生告诉我怎样做才能避免伤到肺脏，还教我如何找到锁骨下面

    的静脉血管—— 一条位于肺部顶端，直通胸腔大静脉的血管，她告诉

    我“针要垂直戳入锁骨正下方”。她几乎一气推到底，然后回抽针筒，抽

    出来的血呈暗红色，这表明她成功了。她说：“如果抽出来的血是鲜红

    色的，就说明戳到动脉了，那可不太妙!”

    把针戳入静脉血管以后，你就得把静脉壁上的洞扩大些——这样才

    方便导管的进入，然后将导管朝着心脏的方向推。整个过程不能伤及血

    管、肺脏或其他部位。“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苏医生说，“你要先用

    金属线定好位置。”她取下针筒，针头留在原处，血从针头接口处流了

    出来。然后她拿起一根60厘米长的类似电吉他弦的金属线，从针孔穿进

    去，直到整条金属线都进入静脉血管。她提醒我说：“千万不要强行穿

    入，也不要放手，任它自生自灭，一定要控制好它。”心脏监护仪发出

    了一连串短促的嘟嘟声，说明金属线碰到心脏了。苏医生立刻将金属线

    扯出两三厘米。她小声对我说：“我猜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然后又

    对病人说：“你表现得很好，再有几分钟就做完了。”

    她把针头取出来，拿起又粗又硬的血管扩张器插进去，使静脉孔扩

    大。接着，她取出扩张器，将一根黄色、细长、柔软的中心静脉导管顺

    着金属线放了进去，再将金属线拿出来。她用肝磷脂溶液清洗了导管，然后将它缝在他的胸口上。手术圆满结束。

    § § § §

    现在轮到我亲自动手了。我将所有需要用到的工具器械摆放好，包

    括中心静脉导管、无菌手术服、手套、帽子、口罩、麻醉剂，单单是准

    备这些，我就觉得好像花了很长时间。东西准备就绪后，我去往病房。

    站在病房门口，我迟迟不敢推门进去，反复回忆着每一步要怎么做。

    唉，真令人沮丧，怎么想都还是感觉心里没底。可是，我没有时间再拖

    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这些事情足足可以写满一页纸：

    艾梅小姐要办理出院手续；巴布先生准备做腹部超声波；卡拉太太

    需要拔出肘关节处的钢钉……每15分钟或者更短，就有人呼叫我，然后

    又有一大堆的事要做——内伊先生恶心呕吐，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南希

    小姐的家属来了，去招呼他们；特鲁先生需要泻药，等等。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摆出一副万事OK的表情，努力安慰自己：

    嗯，没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推门进了病房。

    我把准备好的工具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从后面解开病人穿的袍子，让他平躺在床上。我打开床头的照明灯，把床升高到合适的高度，然后

    呼叫苏医生过来。我穿戴好无菌手术服和手套，抽了五毫升的麻醉剂，拿了两根棉棒放在碘酒中，然后打开缝合包。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苏医生到了，问道：“血小板是多少？”①

    我答不上来，我因为太紧张而忘了检查。她到电脑前查了下数据，结果显示正常。

    我怀着歉疚的心情，拿起消毒棉棒给病人的胸部消毒。“给他垫布

    卷了没？”苏医生问道。天呐，我又给忘了!病人怀疑地看了我一眼，苏医生却没再说什么。我把卷好的毛巾垫在了病人的肩胛骨下，然后拿

    起无菌铺单(用来遮盖病人不需做手术的部位)给他盖上，只露出右胸

    部。病人显得有些紧张，身体也不自觉地微微晃动，铺单因为他的动作

    而向下滑动了些。苏医生正在检查我准备的东西。“用来冲洗导管的注

    射器呢？”哎呀，我又忘了。她自己出去拿了一个。

    § § § §

    我在病人胸部寻找适合下针的位置。“这里可以吗？”我用眼神询问

    着苏医生，不想再去打击我手下的这位病人。她点点头。我生硬地将麻

    醉剂注射到病人体内。“先生，您现在会觉得有热热的东西刺进去。”我

    对病人说道。然后，我拿起接近八厘米长的针，插入病人皮肤。我慢慢

    地、不确定地将针向里推，每次只前进一点点，害怕戳到某个地方引起

    大麻烦。这针真不是一般的粗，我不敢相信我居然要把如此粗大的针插

    入一个人的胸部。我全神贯注地握着针，使它垂直进入。针本来应该从

    锁骨下方进去，但是我却戳到了锁骨。

    “噢!”病人大喊着，“好疼啊!”

    “对不起。”我对他说。苏医生用手向我示意针的方向。这次它进去

    了。

    我回抽针筒，可什么都没有。她示意要再深一点。我将针又向里扎

    了一点，再抽，还是没抽出东西来。我把针拔出来，将上面的组织碎片

    冲洗干净，重新试了一次。

    “啊!”病人痛呼。

    这次我的动作还是太草率了，但终于顺利把针插进去了。然而当我

    回抽针管，还是什么都没有。“他是不是太胖了？”我心想。

    苏医生穿戴好全套无菌服后说：“让我看看。”我把针交给她，站到

    了一边。她把针戳了进去，回抽针筒，暗红色液体流出来了。她告诉病

    人：“我们很快就结束。”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她让我继续做下一步。我还是手忙脚乱的。我撕开金属线外面的塑

    料套，拿着金属线的一端，插进病人体内，却没注意到另一端差点碰到

    没消毒的床单。然后，当我将扩张器放进去的时候，由于使用的力度不

    够，并没有达到效果，苏医生只好帮我将其推到位。最后，我在苏医生

    的帮助下终于将中心静脉导管放进去，冲洗完毕，然后缝合伤口。§ § § §

    走出病房，苏医生对我说：“下次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不必担心

    那么多，如果你什么都做得很好，你就该坐到我这个位置了。多加练

    习，你一定可以做好!”我仍然觉得很沮丧。这个手术对于我来说太难

    了，完全找不到技巧。我实在难以相信要拿这么粗的针深深戳进人的胸

    部，而且完全看不到，只凭感觉，想到这我就觉得胆战心惊。我紧张不

    安地等待着病人的X光片结果出来。还不错，我并没有戳伤病人的肺，管子也放对了位置。

    成长的烦恼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外科手术感兴趣。当我还是医学院学生时，第

    一次走入手术室，看着老师拿着刀在病人身体上切来切去，好像切水果

    似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恐怖恶心，有人瞠目结舌。我属于后者。

    有人这样指责外科医生：“明明知道手术中可能会出错，下手时却

    从来不会有丝毫犹豫和怀疑。”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他们的魅力所在。

    每天，外科医生都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情况——信息不充分，科学理论含

    糊不清，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永远不可能完美。即使是最简单的手术，医生也不可能向病人保证术后一定会比原来好。

    第一次站在手术台边时，我很惊讶：外科医生怎么知道这么做对病

    人最好？所有步骤都像是事先计划好的——出血可以被止住，不会发生

    感染，其他器官不会被伤及。当然，他其实不可能事先预料到这些，但

    还是切了下去。

    当我还是一个医学生时，有一次我去观看一台手术。外科医生在熟

    睡的病人的肚皮上画了一条15厘米的线，护士居然把手术刀递给了我，吓了我一跳。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把手术刀刚经过消毒，还是温热的。

    外科医生让我用另一只手抚平病人腹部的皮肤，然后对我说：“一刀切

    到脂肪层。”我把刀锋放在病人的腹部上，开始动刀切了。这种感觉太

    奇特了，使人上瘾。内心深处混合着快感和焦虑，还有一种正直的信念

    ——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病人好。皮肤很厚并且具有弹性，我的第一刀力

    气不够，切得不够深，我不得不再补上一刀。这短短的几分钟让我确信

    自己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不只是简单地拿过刀而已，我渴望自己成为

    一名信心十足、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

    § § § §

    我到外科做实习医生的第一天，就被派到急救室。在我的第一批病

    人中有个瘦瘦的黑发女孩，大约20来岁，她的脚掌上挂着一根将近八厘

    米长的木制椅子腿。她一瘸一拐地走进来，疼得龇牙咧嘴。她解释说，她正想坐到餐椅上，可椅子突然散架了，她一不小心光脚踩上了椅腿上

    的螺钉(长约七厘米)。我努力尝试给她一种可靠的印象，而不像是刚

    拿到毕业证的实习医生。我仔细检查她的脚，发现螺钉已经深埋进她的

    大脚趾骨头中，并没有出血，而且据我观察，也没有骨折。

    “哇，一定是伤着了。”我白痴地说了一句。

    很显然，现在应该先给她打一针破伤风，然后取出螺钉。我给她打

    了针，但是接下来，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就这么拔出螺钉。要是血流不

    止，或是我弄断了她的大脚趾骨，或是发生其他更糟糕的事，怎么办？

    我对病人说我有事先离开一小会儿，然后去找当天值班的格伦医生。格

    伦医生正在处理一名车祸受害者，病人的状况简直一团糟，流了一地的

    血。这个时候好像不适合请教问题。

    于是，我决定请病人去照X光片，争取些时间的同时也验证下她是

    否骨折。太好了，这一趟花了一个小时，并且结果显示她没有骨折，只

    是很普通的螺钉嵌入。我将X光片拿给她看：“你看，螺钉嵌入了你的第

    一跖骨前端。”她问：“那么你想怎么做呢？”对啊，要怎么做呢？

    我又去找格伦医生，他仍然在处理那位车祸受害者，不过这次他似

    乎能抽出点时间解答我的问题。我将X光片递给他，他看过后，笑着问

    我想怎么做。“把螺钉取出来？”我壮着胆子说道。“是的，没错。”他这

    么说意味着“快去做”!

    我回到办公室，告诉她我将把螺钉取出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她

    可能会质疑：“你？”然而她却说：“好的，医生。”她的回答给了我一些

    信心。我在她的脚上打了一针麻醉剂，然后一只手抓着她的脚，另一只

    手抓住木制椅脚。这时我愣了一下，内心中开始质问自己，真的可以这

    么做吗？真的应该这么做吗？我以为自己是谁？

    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我告诉自己就这么做吧，尽力就好。我心

    里默数“一、二、三”后开始拔，起初，力度太小，一点效果都没有，我

    不得不再加点劲儿，病人痛苦地叫起来，然而螺钉却丝毫未动。这时我

    无意中转了一下手，突然钉子出来了，而且伤口并没有出血。然后我按

    照教科书上教的穿刺外伤处理办法为她清洗了伤口。她告诉我尽管脚还

    有些疼，但已经可以走路了。我提醒她伤口可能会感染，要她多加小

    心。走之前，她不断地向我道谢。那天晚上，我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外科手术像其他事情一样，技巧和信心是从经验中累积而来的。就

    和网球运动员、钢琴弹奏家和电脑修理工一样，我们都需要不断练习，才能熟练掌握职业技能。不过，医生有一点与众不同：我们是用人做练

    习。

    § § § §我第二次做中心静脉导管手术，情况并没有比第一次好。这次是位

    身患重病住在特护病房中的病人，我们必须为她植入中心静脉导管，从

    而使药物直接运送到心脏。手术前她服用了大量镇静剂，为此我感到庆

    幸，这样她就不会看到我笨手笨脚的模样了。

    这次我的准备工作比上次好很多。我确认了毛巾卷和冲洗用的注射

    筒没有被落下；我检查了她的各项数据，一切都正常；我还准备了大一

    号的铺单，以免像上次一样，险些碰到没消毒的地方。

    尽管前期的准备工作完美无缺，可后来的手术过程还是惨不忍睹。

    针插得不是太浅就是太深，一次次的挫败让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要怎么

    做才对。我不断尝试，可还是没有进展。突然我发现针筒里有血了，我

    想针头应该是进入静脉血管了。我用一只手固定住针头，另一只手想取

    下针筒。但由于针筒塞得太紧，根本抽不动。我加大力气，却使得针头

    脱离了静脉血管。病人的针孔处不断有鲜血涌出，我尽力压住出血处，然而她的胸腔周围仍出现了血肿。血肿导致导管不可能再放进去了，我

    想要放弃。但是，病人需要这条导管，而且旁边监督我的学长—— 一

    位工作了两年的住院医生叫我不要放弃，他认为我一定能成功。

    我送病人去照了X光，确认我刚才的举动没有伤到肺。学长拿了一

    套全新的工具给我，让我重新来一次。然而我还是没有成功，病人快被

    我扎成筛子了。一旁的学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把病人接手过去。不过他

    也花了几分钟、试了两三次才找到静脉血管，这让我心里平衡多了，可

    能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特殊吧。

    意外的成功 一般人常常认为必须有一双完美的手才能做外科医生，其实并不是

    这样。当我申请进入外科时，并没有人来检查我的手是否完美，也没有

    人给我的手做实验以考核我是否合格。甚至不需要具备十根健全的手

    指，也可能会被接受。

    当然，天赋这种东西也是存在的。教授说，每隔两三年他都会遇到

    具有外科天赋的人——复杂的技巧很快就能学会，做手术时能够顾全局

    又不忘细节，同时具有防患于未然的前瞻性。然而，无论是普通外科还

    是专业外科，都喜欢招收那些没有经验、手忙脚乱的医学毕业生，训练

    几年，好好栽培他们，再委以重任。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坚持下去。拿中心静脉导管手术来说，我不

    断努力去尝试，可每次都失败，这样坚持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我

    知道错在哪里，我就能在那里集中练习，但是我不知道。当然，每个人

    都给过我建议，有人说应该把针垂直插进去，有人说应该斜着插，也有

    人说针要弯着进去，又有人说这样不对。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可总是事与愿违，一旦有需要我还是得去做。

    § § § §

    情况真是太糟糕了。我昨晚一夜没阖眼，一直忙到天亮，今天，外

    科室又来了个体重超过280斤的巨型病人。他甚至不能平躺，因为他身

    上的肉会压迫他的胸腔，一躺下去就呼吸困难。可是他急需装条中心静

    脉导管——他的伤口严重感染，需要注射静脉用抗生素，然而我们无法

    在他胳膊上找到静脉血管为他注射。我祈祷不要让我来做这个手术，可

    主治医生偏偏就指派了我。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我走进病房。病人看起来很害怕，说再也不想在这多躺一分钟。不

    过他也说他了解情况，并愿意尽可能地配合。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

    他坐在床上接受手术，直到不得不平躺的时候再躺下。我想，就走一步

    看一步吧。

    我做好一切准备：查看病历，把工具器械摆好，将包布卷拿出来放

    好等等。他靠坐在床上，我用消毒棉擦拭他的胸部。这次苏医生在我身

    边指导我，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我请苏医生帮忙让他躺下去，将氧气面

    罩放在他脸上。他胸前的肥肉好像海浪一样起伏着，我的手指根本摸不

    到他的锁骨。而这时他已经呼吸急促，憋得满脸通红。我给了苏医生一

    个询问的表情，“你要接手吗？”她示意我继续做，我只好给病人打了一

    针麻醉剂，硬着头皮估测了一下在哪里下针，然后将粗大的针对准那点

    插了进去。我惊喜地发觉针已经插到他的锁骨下方了，我又插深了一

    点，然后回抽针筒。真叫人难以置信，针筒里充满了血，我成功了!我

    全神贯注，仔细将针头固定好，然后慢慢地拔出针筒，将金属线一气穿

    到底。这时，他呼吸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只好让他坐起来，他的呼吸顺

    畅了些。然后，又请他平躺下去，我迅速将扩张器装上，安插好导管。

    苏医生说了句“做得漂亮”，然后就离开了。

    我一直没搞明白那天我做的与之前做的有什么不同。不过从那以

    后，我可以顺利地为病人装导管了。我想，这可能就是练习的成效吧。

    到现在，我已经装了超过100条中心静脉导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万无

    一失，有一回我戳破了病人的右肺。当然也有几次很不错，每个环节都

    很完美。不用思考，不需犹豫，拿着针插入病人的胸部，可以感觉到针

    走的路线——先穿过了脂肪层，然后是结实的肌肉，接着就进入静脉血

    管了。在这种时刻，内心深处不禁发出感叹，太完美了!

    § § § §

    外科训练其实就是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开始时东跌西撞的，然后

    一点一点地摸索，最终掌握了一些技巧。首先，要做好最基本的准备工作：如何穿戴无菌装备，如何给病人盖铺单，如何拿刀，缝针后如何打

    结，更不用说接受命令、使用电脑和开药方了。但是接下来的任务就比

    较令人却步：如何切开皮肤，如何操作电烙器，如何绑住出血的血管，如何切除肿块、缝合伤口。通过半年来的外科训练，我学会了中心静脉

    导管插入手术、阑尾切除手术、植皮手术、疝气修补手术，以及乳房切

    除术。一年后，我可以做截肢手术和淋巴腺活体切片检查，以及痔疮切

    除手术。经过两年的磨炼，我已经能胜任气管切开术、小肠手术和腹腔

    镜胆囊手术了。

    这是我参加外科训练的第七年了。现在我对于在病人身上切来划去

    的事情，已经麻木了。不过当我做手术时，情绪还是会有波动。这些

    天，我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处理腹部主动脉瘤、切除胰腺癌以及疏通颈动

    脉栓塞。我发觉自己既不是天才，也不是傻瓜。但是通过不断地练习，我就可以做到。

    医生的借口 其实病人并不知道，在他们身上做练习的同时，我们内心也一直受

    到道德观的谴责。每次手术前，我穿好手术服进入手术准备区，向病人

    做自我介绍：“嗨，我是葛文德，外科实习医生。将由我来协助进行这

    次手术。”这是我整个过程中说得最漂亮的话。我会微笑着伸出手，询

    问病人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不舒服，我们随便聊了聊，病人问问题，我回

    答。偶尔，也有病人会感到震惊：“我不想让实习医生给我开刀。”我安

    慰他们说：“别担心，我只是助手，由主治医生操刀。”

    我并没有说谎，手术中的一切都由主治医生负责，他们才是决策

    者。比如最近我为一位75岁老太太做切除大肠癌的手术，主治医生从一

    开始就站在一边指导我，由他决定要切哪里，切多大，我只是照做罢

    了。

    但是，如果说自己只是助手也不符合实情。毕竟，我在手术室中并

    不是为主治医生打下手的。否则，为什么是我拿着手术刀？为什么是我

    以手术医生的身份站在手术台边？为什么要升高手术台来配合我的身

    高？的确，我是个帮忙的，但同时这也是我的练习。比如做大肠重建手

    术时，有两种方法可以将肠子两端接起来：手缝或者机器缝。用缝线器

    又快又容易，但主治医生会建议我用手缝——不是因为这样对病人比较

    好，而是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得到练习。缝得好的话，其实两者效果差

    不多，但这需要主治医生一直盯着我的动作。我缝得既慢又不够专业，当线距太大时，他会提醒我要回去补几针，这样才不会漏；当发现我缝

    得太靠近边缘了，他会提醒我要往里些，这样才牢靠。“手腕灵活一

    些。”我问：“像这样吗？”“嗯，差不多。”他说。§ § § §

    长期以来，医院都在给病人最好的照顾和给新人增加练习机会之间

    徘徊不定。住院医生在练习时总是有主治医生监督指导，从而减少伤

    害。研究表明，教学医院要比非教学医院更受欢迎。这种教学医院对病

    人也有益处，住院医生虽然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但是能够帮助主治医

    生检查病人情况，询问一些问题。然而有些手术是不能放手让住院医生

    独自完成的(比如植入中心静脉导管，切除乳腺癌或缝合大肠手术)，无论医院采取了多少保护措施去保护病人，住院医生还是不能与经验丰

    富的医生相比。

    当主治医生带着自己生了病的家人来医院做手术时，医院的工作人

    员对此都十分谨慎。尽管主治医生要求我们像平时一样对待，但是住院

    医生明白这与平时的练习绝不同。如果这时必须要装中心静脉导管，绝

    对不会让一个一点经验都没有的住院医生去做。相反，一些穷病号，比

    如没有保险的醉汉、痴呆等社会底层的病人则由住院医生来做手术。

    对于住院医生通过手术练习、实践，无论是传统观点还是社会舆论

    (更不用说法律规定)都不赞同，他们认为病人有权得到最好的医疗照

    顾。作为医生，我们也希望不必练习就能做到完美，但是这是不可能

    的。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医生，对每个人都是伤害。不光是住院医生面临

    这样的问题，主治医生同样也面对这个问题。事实上，学习过程漫长得

    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一辈子的学习 我父亲在泌尿科做得很成功。他已经工作了25年，进到他的办公

    室，你就会发现病例资料贴满了墙面，病人送的礼物随处可见(有书

    画、刻有圣经的陶瓷品、玻璃制品、精雕细刻的盆子，还有一个有趣的

    男孩塑像，一脱他裤子，他就会尿尿)。在他办公桌后的透明展示柜

    里，展示着好几万颗从病人体内取出的肾结石。

    我父亲告诉我，你认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不久后你会发现有人

    做得比你更好，因为新技术和掌握新技术的人层出不穷，你必须不断地

    去学习新东西。“我今天所做的事情，其中大部分以前上学时都没有学

    过。”他说。很多东西都是靠他自己研究出来的，没有人告诉他开刀时

    需要注意些什么。他不得不自己摸索如何植入人工阴茎，做显微手术，接合输精管，做保留神经束的前列腺切除术，装置人工泌尿道括约肌；

    他得自学如何使用体外震波碎石机、电动液压碎石机以及激光碎石机

    (这全是治疗肾结石的机器)；他学着使用双J导管，矽胶线圈支架，和其他一些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的新型支架。

    事实上，每个外科医生都有相似的经历。医学技术不断进步，外科医生也必须不断尝试、学习新事物。不能适应新技术也就意味着降低病

    人治愈的概率，使他们不能享受到现代医学进步的好处。然而学习的过

    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麻烦——无论是对住院医生还是主治医生都是一样

    的。

    对于外科专家来说，他们的学习方式与住院医生那样按部就班的学

    习不同。当一项重要的新发明或新观点面市时，他们每年都要去参加相

    关课程。这些课程一般只有一两天，由业内的顶尖人士讲授，课上会播

    放视频并且发放指导手册，他们还可以拿录影带回家去看。但与手把手

    训练比起来，参加课程的效果还是稍有逊色。

    最近，我们外科买了一台价值98万美元的机器人，这家伙做工精

    细，功能强大，有三只手臂，两只脚，还有一个照相机。外科医生可以

    利用操纵台控制机器人，操作手术。机器人的手不会抖，切口又小，对

    手术很有帮助。医院派了两个外科医生和两个护士飞往厂商位于圣何塞

    的总部，花费一天时间学习怎样操作这个机器，在学习中他们用它在猪

    和尸体上做练习。尽管如此，由于练习时间短，他们还是不能完全自如

    地操作这个机器。但他们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方法，开始有操作的感觉

    了，也懂得如何做手术计划，迟早要把它完全掌握，然后在病人身上使

    用。

    § § § §

    伦敦著名的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于2000年春天在《英国医学期刊》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们在1978—1998年间，用不同的方法为

    325个大动脉错位的婴儿进行手术的情况。先天性大动脉错位会导致心

    脏异常，是一种致命的先天性疾病，患病的婴儿会发绀(因血液中脱氧

    血红蛋白增多使皮肤和黏膜呈青紫色)、虚弱，然后很快死去。如果进

    行血管置换手术，治愈率还是很高的。但是这种手术的技术很复杂，这

    么多年来很少有人能成功。外科医生于是就利用森宁手术②作为替代

    品。这种手术可以延长病人的寿命，使他们能活到成年，但成年后由于

    右心室的负荷不断增大，会导致心脏衰竭，病人往往在这时死去。

    直到1980年，科技不断进步，使得血管置换手术的技术逐渐成熟，也安全了许多，这种手术很快成为治疗大动脉错位的最佳方法。1986年

    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的医学报告表明这种手术——血管置换手术对治疗

    病人更有效，病人的死亡率不到森宁手术的四分之一，平均寿命由47岁

    延长到63岁。但学习的代价也非常沉重：前70例接受血管置换手术的婴

    儿中，25%术后不治身亡，而那时森宁手术的死亡率只有6%。

    病人也希望技术不断成熟和进步，但是没有人想要面对技术进步的

    前期代价，用英国某份报告中的一句话来说：“为保证病人的安全，应该尽可能消灭学习过程。”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

    最近，一组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人员，以外科医生的学习过程作为研

    究对象。他们跟踪记录了18名心脏外科医生及其团队学习心脏微创手术

    的全过程。这种新的心脏手术，只需要在肋骨之间开一个小切口，而不

    像过去得将整个胸腔剖开。

    然而，这种微创手术比常规胸廓手术要难多了，由于切口小，无法

    使用普通导管，也不能用手术钳改变血液流向，将其引入心脏分流机。

    外科医生不得不学习如何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动手术，还需要掌握一些

    复杂的技巧，例如将气球形导管植入腹股沟的血管中。至于护士、麻醉

    师和体外循环灌注师也要因医学技术的进步而掌握新的技能。每个人都

    面临着新任务、新器械、新方法，以及新方法带来的新问题。

    一个熟悉这个手术的专家团队只需花费3~6小时在手术上，而最初

    手术时却需要花费三倍以上的时间，因为这里面包含了探索学习的时

    间。研究人员不可能确切地追上发病率的速度，但要是认为这速度无关

    紧要，那就太愚蠢了。

    由于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任务，因此外科医生要不断尝试新鲜事物，起初可能会不太顺利，慢慢地便会顺手很多。学习过程会比较长，影响

    因素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且不能因为训练新人而不顾病人的利

    益，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然而我对此规定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因为我们经常对病人使用这样

    的托词，“我只是个助手”，“我们有新的技术手段，对你有好处”之类

    的。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们会很珍惜医院给我们提供的实践机会，我们

    会告诉病人手术的成功率很高(但我们不会告诉他们这些成功案例都是

    由经验丰富的医生操作的)。我们不会对病人说，“由于我们的技术还

    不够娴熟，手术风险会比较高，你要想做得更好就得请经验丰富的

    人。”我们不会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他们同意由我们来做手术。假设一

    下，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同意别人在自己身上练手？

    然而，对于这种推测也存在着许多争论。不久前，我去拜访一位公

    共健康专家，他坚持认为：“大多数人会理解医生的苦衷。我们应该对

    病人说出实情。人们肯定愿意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最好不过了。当我们诚恳、公开地问病人是否愿

    意做这样的牺牲时，他们会说好。然后我注意到公共健康专家办公桌上

    有一张小孩照片，那是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宝宝，我有些唐突地问

    道：“您的小孩是住院医生接生的吗？”

    他沉默片刻。“不是，”他承认，“我甚至不允许住院医生进产房。”

    § § § §如果我们对病人说，我们要做医学训练，病人一定不会很痛快地

    说，“好，你可以在我身上练习。”换作是我，我也一定不会同意。记得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刚出生11天的小儿子威利突发充血性心脏衰竭 ③，我和妻子被吓坏了。威利很快被送进手术室，幸好修补手术很成

    功，两周后他就回家了。

    然而，我还不能放松警惕。医生提醒我们，威利的修补手术并不能

    完全解决问题，随着威利的长大，他必须接受主动脉气球扩张术或者换

    心手术，准确的时间以及具体要怎么做他们现在还不确定。他建议我们

    选一位小儿心脏外科专家作为家庭医生，跟踪观察威利的病情。

    出院日期就快到了，可我们却还没选好家庭医生。出院前一天，一

    个年轻的住院医生找到我，递给我一张名片，说希望成为威利的家庭医

    生。在整个治疗威利的团队中，他是最尽心尽力的一位。他看着我们抱

    着呼吸急促的威利进医院，为他作诊断，帮助威利稳定病情，为威利安

    排手术，为我们解答问题。

    大多数人不知道医生其实是分不同等级的，当一个医生救了他们孩

    子的命，他们就想尽办法预约这位医生。但我知道这些区别。我

    说：“恐怕我们想找的是纽柏格医生。”纽柏格医生是这家医院心脏外科

    的副主任，对于威利这样的病很有研究。那位年轻的住院医生看起来很

    沮丧。我对他说：“你没什么不好，只不过他更有经验。”

    我知道这样对他不公平。我也是住院医生，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但我仍然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个决定。威利是我的孩子，我当然会为他选

    择最好的医生。我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做。

    所以说，住院医生只有使用托词，才能让病人相信他，将身体交给

    他，住院医生也才能有学习的机会。现在想想，威利住院期间其实很多

    事情都是由住院医生做的。比如给他插管的是住院医生，给他做手术的

    是外科见习生，为他装中心静脉导管是心脏外科研究员。没有人在事前

    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提供一个更有经验的人给我选择的话，我当然会毫

    不犹豫地选他。然而系统规则就是这样，我没得选。

    这种冷血机制的好处不只是提供新手学习的机会，同时也保证了公

    平。如果学习中一定会造成伤害，那么应该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

    有机会选择，那么能选择的人只有那些关系户，像医生的孩子有选择的

    机会，而卡车司机的孩子却没有。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机会，那么

    还是不要有选择比较好。

    § § § §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正在特护病房内。一个护士告诉我顾先生的中

    心静脉导管堵塞了。顾先生已经60多岁了，精神很差，体质也很虚弱。这条导管是唯一可以为他补充营养的途径。他的小肠有个破洞，开了刀

    还是没补好，胆汁从肚皮上两个又红又小的伤口中不断渗出。他只能靠

    静脉导管补充营养并且等待消化道复原。现在，他需要一条新的中心静

    脉导管。

    我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了，这个手术对我而言很简单。但经验

    就代表着责任，现在我要教新人如何做。俗话说得好：“看一遍，做一

    遍，教一遍。”

    这次由一位初级住院医生做这个手术，她之前只装过两三次中心静

    脉导管。我告诉她顾先生的情况，并叫她抽空给顾先生装条新导管。她

    脸色很难看，我知道她觉得很有压力，就像我当初一样。

    我要她把所有步骤说一遍，她开始集中精神。她几乎一步不落地说

    了一遍，但还是遗漏了病人的检验数据和对肝素(一种抗凝血剂)过敏

    的事，忘了这些对于病人来说可是致命的。我告诉她一定要记清楚这

    些，就叫她去准备了，准备好后来叫我。

    我努力地适应新的教导的角色。承担自己失败的责任已经够痛苦

    了，现在还要为别人承担责任，想到这，我感到更郁闷了。

    半个小时后我接到她的呼叫。我进入手术室，发现病人铺单已经铺

    好，她也穿戴好了无菌装备。她对我说导管清洗过了，病人的检验数据

    也很正常。

    我问：“垫的毛巾在哪里？”

    她把这个给忘了。我将毛巾卷好塞到病人肩胛骨下。我看着病人，问他是否准备好了，他点点头。我想想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毕竟他已经

    经历过一次了，现在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个初级住院医生找到了一个下针的地方。病人瘦骨伶仃的，一根

    根肋骨都突出来了，我有点担心她会戳伤病人的肺。她为病人打了局部

    麻醉剂，接着就拿起粗粗的针插入病人的身体，可是角度完全不对。我

    提醒她调整角度，可是她看起来更紧张了。她将针又插得深了一点，然

    后回抽针筒，没有血出来。她拔出针又试了一遍，角度还是不对。这时

    顾先生因为疼痛而抽搐了一下，我抓住他的胳膊，告诉他不用担心。她

    又为顾先生注射了更多麻醉剂，准备再试一次。

    我告诉自己，现在还不能接手，我要尽可能让她自己完成手术，这

    样她才能学会。

    ① 这个数据很重要，如果病人血小板量过低可能引起大出血。——译者注

    ② 在心脏内部搭了一个桥梁，使心房内的血液正常流动。——译者注

    ③ 由于主动脉不能运输血液了，以致血液供给长时间切断，导致其他器官衰竭。——译者注外科机器

    医学界的“深蓝大战”

    1996年夏季的一天，就职于瑞典兰德大学附属医院，负责冠状动脉

    特护病房的沃林主任，一个50岁的老头，坐在办公室里，面前堆积着2

    240份心电图。每份心电图都是一张4开左右的方格纸，由左至右有一条

    弯曲起伏的线。沃林独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审阅它们。他迅速而仔细地

    浏览着，将他认为代表心脏病发作的心电图挑出来。为了避免因为疲倦

    带来的疏忽，他每两小时休息一会儿。他不想因为粗心大意而犯错，代

    价太大了。这是医学界的“深蓝大战”，而沃林就是心脏病学界的棋王卡

    斯帕罗夫。他将与电脑进行对决。

    心电图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诊断检查，在美国一年就有多达5 000万

    次的这种检查。我们将电极片贴在病人皮肤上，接收心脏每次收缩扩张

    产生的电流，由此绘制出心电图。心电图上的曲线显示了心肌电位的变

    化，一旦心脏出现问题，心电图的曲线就会有异常。具体来说就是由于

    部分心肌坏死，电流通过这些坏死的部分，导致心电图上的曲线产生变

    化。有时这些变化很明显，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变化很细微。

    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来说，心电图看起来很复杂，难以理解。图中包

    含了十二导极，每一个导极都产生一种不同的曲线记录，每一种曲线都

    有英文字母做标识：比如，从一开始就下降的曲线称为Q波，心脏收缩

    突然向上升起的称为R波，随后又向下的称为S波，受冲击后显示环型

    波的曲线型称为T波。学生要学习辨别这一打甚至更多的曲线。

    当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时，我第一次学习解读心电图，感觉它就像

    复杂的推算。我和同学们将那些晦涩难解的译解指南写在一些小卡片

    上，放在白大褂的口袋里，方便随时查看。

    随着不断地练习，译解心电图就变得容易多了，就像植入中心静脉

    导管那样简单。经验丰富的心脏外科医生有时只要扫一眼就能判断出病

    人是否心脏病发作，好比小孩可以马上认出房间另一端的母亲。但心电

    图实在太复杂，有些细微的变化很容易被忽略掉，即使是专家的判断也

    不能是百分之百正确。研究表明，送到急诊室的2%～8%的心脏病患者

    会被误诊为没有问题，这些人中的14最终死于心脏骤停。有人试图让

    电脑看懂心电图。他们认为如果电脑能比人更准确地为病人诊断，那么

    我们就可以使用电脑解读心电图，每年就可以使几千人免于死亡。

    1990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急诊科医生巴克斯特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第一次提出电脑可以比医生做得更好。这种电脑系统像

    人类一样从经验中不断学习，从每个成功案例中总结经验，从每个失败

    案例中吸取教训，进而改进自己的内部程序。在之后的研究中，巴克斯

    特发现电脑可以熟练诊断心脏病，胜过许多参与研究的对比组的医生。

    对于病人的胸闷疼痛症状，电脑可以准确给出诊断意见，医生则出现了

    较多失误。不过这些医生中，23的是经验不足的住院医生，他们对于

    心电图的判断还存在一定困难。那么，电脑可以超过经验十足的医学专

    家吗？

    关于这个问题，瑞典的伊登布兰特做了一个实验。他将一万多名病

    人的心电图资料输入他的电脑系统，并“告诉”电脑哪种情况代表心脏病

    发作，哪种情况代表没有，直到电脑“成长”为专家，甚至可以读懂最复

    杂的心电图。接下来，他邀请了沃林参与实验。沃林可是瑞典顶尖的心

    脏专科医生，每年要看上万份心电图。伊登布兰特从医院病例档案中挑

    选了2 240份心电图，其中恰好一半是表示心脏病发作的。他将这些心

    电图分别交给电脑和沃林去诊断。1997年秋天，实验结果被低调地发表

    出来：沃林正确挑出了620份，电脑挑出了738份。电脑以20%的优势击

    败了专家。

    § § § §

    西方医学一直将“像机器一样完美”作为目标。从进入医院的第一天

    起，我们就明白医生是不允许犯错的。花时间和病人搞好关系是好的，但必须是在X光片判断无误，每种药剂称量准确的前提下。医生不可以

    遗忘病人的过敏症或病史等问题，也不可以误诊。在手术室中，没有多

    余的动作，没有多余的时间，也没有多余的血可以被浪费。毕竟，这关

    乎人命。

    达到完美的关键是要多练习。心脏手术、血管手术，以及其他各种

    手术的成功率与主刀医生的练习次数有直接关系。25年前，外科医生需

    要精通诸如子宫切除手术、肺部恶性肿瘤切除手术，以及腿部动脉栓塞

    手术等各种手术。而现在，每一种手术都有专门的医生来做，他们日复

    一日专攻自己要做的那一门手术。我在手术室中听过的最高赞赏就

    是：“葛文德，你简直就是机器!”在一些情况下，人类的确可以像机器

    一样完美。

    “疝气工厂”

    以疝气修补手术为例，这是一门很简单的外科手术，在我成为住院

    医生的第一年就学着去做了。疝气通常发生在腹股沟，主要是因为腹壁

    脆弱，腹内器官被挤压到外面，产生凸起。在大多数医院，治疗疝气是将凸起推回去再修补腹壁，也就花90分钟左右，费用却要4 000美元。

    无论是在哪家医院，10%～15%的疝气手术都会失败，需要重新修补。

    然而，在肖尔代斯医院——加拿大多伦多郊外的一间小诊所，却不会出

    现这种情况。那儿的医生做疝气修补手术只需30～45分钟，手术失败需

    重新做的比率不到1%，手术费也只是其他医院的一半。这儿可能是世

    界上治疗疝气最好的地方。

    他们成功的秘密是什么？看完这组数据你也许就会明白：在肖尔代

    斯医院有12个医生专门做疝气修补手术，其他的手术都不做。每位医生

    每年要做600～800例疝气修补手术，比大多数一般医生一辈子做得还要

    多。在疝气修补这个领域中，肖尔代斯医院的医生比其他人经验更丰

    富，训练更精良。

    他们的成功还有另一个因素：他们分析了所有可能的变化，想好了

    一切补救措施。通过不断地练习，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就像开车上

    班一样轻松自在。一个外科医生如果具备了应对问题的自动模式，这说

    明他离“像机器一样完美”不远了。如果说瑞典心电图研究的中心问题是

    机器是否要取代医生的话，那么肖尔代斯医院的例子则说明我们可以把

    医生训练得像机器一样。

    § § § §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穿上绿色的手术服，戴上一次性口罩和帽

    子，在肖尔代斯医院的五间手术室中来回穿梭。我观看了三位外科医生

    为六个病人修补疝气，每位医生都完全按照标准程序操作，一步不差。

    现在，我正站在理查德医生旁边，看着他做手术。他已经51岁了，可看起来很年轻，人也十分风趣。他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做着手术，手

    上没有丝毫停顿，每一个动作都很流畅。病人是个35岁的中年男子，看

    起来心情不错，一点都不紧张，还时不时地从铺单下探出头问手术进展

    如何。在他耻骨的左侧有一个明显的凸起，差不多李子大小。理查德医

    生在他左侧腹股沟的位置注射了麻醉剂，用十号手术刀切了一条一厘米

    长的切口，伤口中露出黄色发光的脂肪。助手拉开铺单，好吸收伤口中

    流出的血。

    理查德迅速切开腹壁外的肌肉，露出精索①。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凸

    起在精索下方，这个部位的肌肉壁比较脆弱，属于疝气常发地带。这

    时，理查德放慢动作，一丝不苟地检查着还有没有其他疝气。沿着精索

    通过的腹壁细细搜索，果然，他找到了第二个小小的疝气块——如果没

    找出来的话，病人术后一定还会复发疝气。然后，他切开精索下方的肌

    肉层，将腹壁整个打开，将凸起部位推回腹腔里。

    在我们医院，我们通常把疝气凸起推回去，然后在上面加上一块人造网膜，帮助巩固这个部分。这个操作很简单，但肖尔代斯的外科医生

    都不采用这种方法。他们认为加入人造网膜会增加感染的可能性，而且

    费用比较高，何况，没有它，病人也能恢复得很好。

    当我和理查德讨论这个问题时，他正用细金属线将腹壁中的三个肌

    肉层一一缝好，就像缝双排扣外套一样。理查德用小夹钉闭合了病人的

    伤口之后，打开铺单，病人将腿伸到手术台边，然后站起来，自己走出

    了手术室。整个手术只花了半小时。

    其他医院的许多外科医生也采用了肖尔代斯医院的疝气修补方法，但复发率和平常的方法一样，这说明并不是肖尔代斯医院的技术厉害。

    肖尔代斯医院的医生做疝气修补手术就像英特尔制造晶片一样，他们喜

    欢称自己是“职业疝气修补师”。甚至肖尔代斯医院的建筑也是专门为疝

    气病人设计的，病房里没有电话、电视，病人要吃饭的话得下楼去餐厅

    吃。结果就是病人别无选择，必须自己起来来回走动，这样就可以避免

    病人因运动不足患上肺炎或腿部静脉栓塞等病症。

    病人的术后处理由护士负责，理查德走出手术室，找到下一个病

    人，并直接将他带入手术室。三分钟前，上一个病人刚走出手术室，而

    现在这里又变得整洁如新。干净的床单和新的器具已经摆放就绪，下一

    个手术要开始了。

    通向完美之路 我问伯恩斯·肖尔代斯(肖尔代斯医院创始人之子，也是位疝气修

    补医生)，一天到晚做疝气修补手术，是否会感到厌烦。“不会，”他用

    史波克(《星舰迷航记》里的科学家)的口气说，“完美的手术使人感

    觉兴奋。”

    这种超级专门化不仅带来了极高的手术成功率，也带给了人们更深

    的思考：医生是否必须要接受完整的训练后，才能提供最好的医疗照

    顾？我在肖尔代斯医院看到的三位外科医生，没有一人有资格在美国其

    他任何一间医院做手术，因为他们并没有完成一般的外科训练。理查德

    是自学成才的医生；伯恩斯是从医学院毕业的；主治医生曾经是产科医

    生。他们在肖尔代斯医院当过一年学徒后，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疝气修

    补医生。我不禁想道：如果你将来除了疝气修补之外不想做其他手术，那么真的需要接受完整的专业训练(四年医学院学习，五年以上的住院

    医生训练)吗？

    现在，医学机构已经开始认识到像肖尔代斯医院的自动化操作可以

    产生更好的医疗效果，但许多医生还不完全信服，他们认为即使是同一

    种手术，也不可能归纳出一个通用的诊断法则。他们认为针对不同的病

    人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 § § §

    当我在急诊室里遇到一个肚子痛的病人，我常常要通过询问来判断

    他是不是得了阑尾炎。我认真听取病人的回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

    素：他的腹部摸起来有何异常？哪里痛？痛到什么程度？他的体温、胃

    口怎样？检查报告的结果如何？我会参考我的临床经验和直觉，来判断

    病人是否要进行手术，还是要留院观察，或者出院回家，而不是用一个

    公式来计算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公式可以容纳所有特殊情况，这就是为

    什么医生在诊断时更相信自己经验和直觉的原因。

    有一回我周末值班，遇到一位39岁的女病人，她右下腹痛，但没有

    发烧或呕吐，不像得了阑尾炎。相反她说她饿了，我按她的腹部，她没

    有痛得跳起来。她的检查结果也模棱两可。但我仍然建议她找主治医生

    做阑尾切除手术。她的白细胞指数很高，表明有感染的迹象，此外，我

    怎么看都觉得她病了。当了一阵子的住院医生，生了病的人你一眼就可

    以辨认出来。可能你还不知道到底是哪有问题，但是你确定就是不对

    劲。主治医生认可了我的诊断，并且为她动了手术，果真是阑尾炎。

    不久以前，我遇到了一位65岁的病人，跟上述中的病人症状相同，检查报告的结果也是一样。我为他做了腹部扫描，还是不能肯定是什么

    病。病人不像是典型的阑尾炎，可在我看来就觉得他得了阑尾炎。然

    而，在手术中发现他的阑尾很正常。原来他得的是小肠憩室炎(消化道

    向外突起，有时会发炎)，通常不需要开刀治疗。

    第二个病例比第一个更特殊吗？我的直觉常常误导我吗?“医学界的

    深蓝大战”的结果告诉我们，直觉有时会说谎，它更多的是带来错误而

    不是避免错误。不仅是医学，在众多领域都有足够多的例证支持着这个

    结论。在过去的40年里，认知心理学家不断证实，在预测和诊断方面，电脑系统往往胜过最顶尖的人类的判断，包括预测每一件事，从一个公

    司是否会破产到一个肝病患者还能活多久，各个方面都有。几乎所有的

    案例分析大战中，电脑要么与人类战平，要么胜过人类。你可能会想，如果人类与电脑共同工作，就可以做出最好的决策。但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情况很难实现。如果两者意见相同，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同，那么还是听从电脑的意见比较好。

    § § § §

    为什么电脑能胜过人脑呢？社会学家道斯认为，首先，人类总是易

    变的。我们很容易受他人意见的影响，此外还有看事情的角度、最近的

    经验、注意力的分散，以及信息的传播方式都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其

    次，人类不善于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人们总是把可变因素看得太重，而把其他的重要因素给忽略了。一个好的电脑程序可不一样，它总是自动而平等地关注每一个因素。比如，当我们去超市，我们不会让店员仔

    细打量我们所买的东西后说：“嗯，我看它们价值17美元？”虽然一个经

    验丰富的店员可能很擅长猜测总价格，但我们还是更愿意让收银机来计

    算总价。

    从伊登布兰特的研究结果来看，沃林很少出现明显的错误。但是由

    于很多心电图情况比较特殊，一些图形有时表示心脏正常，有时表示心

    脏病发作，资料整合起来比较困难，因此医生很难评估正确。另外，医

    生也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这次的心电图跟上次的看起来很像之

    类的。

    几乎可以预见，医生以后将不得不让电脑取代他们做一些诊断决

    策。比如一个叫做“电脑涂片筛检系统”的网络系统已经成为子宫颈涂片

    筛检的主要应用手段。到现在，研究员已经完成了1 000多个相关研

    究，为医学中几乎每个领域都提供了类似的网络系统。有些系统被发展

    为可诊断阑尾炎、老年痴呆和精神病等，有些系统被设计成可判断乳房

    X线照片和心脏扫描的结果，还有些系统可成功预测癌症治疗、器官移

    植和心脏瓣膜手术的成功率。

    反对医疗机械化仍会持续一段时间。原因之一是有些医生没有远

    见，他们很顽固，不想改变做事的方法。另一个原因就是科学技术越来

    越发达，而人性化却显得愈加薄弱。现在医学照料已经很缺乏人性的温

    情，倘若继续技术至上的话，人类会感到越来越孤独，病人常常会感觉

    自己不过是一个病历数字。

    怜悯与科技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也可以相辅相成。从根由上来

    看，病人和医生之间除了医疗错误外没有什么矛盾。然而医生不可能摆

    脱医疗错误，甚至机器也不可能是完美的，错误越多，病人对医生的信

    任度也越低。不过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医疗网络系统不断发

    展成熟，可以承担越来越多的医学技术工作，医生可能会摆脱医疗错误

    的困扰，转而更多地关怀病人，比如与病人聊聊天之类的。

    医疗照顾与我们生死攸关，我们总是需要医生帮我们了解发生了什

    么，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可能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医生有义务引导病

    人，要像病人的向导和知己。医疗网络系统可以诊断病症，但我们仍需

    要医生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① 一条一厘米多宽的血管和输精管。——译者注切烂的喉咙

    致命的过失 公众认为医疗过失是由于某些医生不称职造成的，律师和媒体也是

    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医疗过失其实经常发生，而且每个医生

    都有可能出现过失。只是我们很少能亲眼看到医疗过失的发生，因此常

    常产生误解。错误发生了，我们情愿认为它们是异常的。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某个星期五的凌晨两点，我穿着手术服，戴着

    手套，拉开一位少年肚子上的伤口——他在打架的时候，被人在肚子上

    捅了一刀。这时，我的呼叫器响了。“外伤，三分钟!”手术室的护士大

    声读出我的呼叫器上显示的内容。这意味着救护车即将送来另一位外伤

    病人。作为在急诊室值班的外科住院医生，病人送来时我一定要到场查

    看。我离开手术台，脱下手术服。另外两位外科医生——主治医生本森

    和总住院医生继续处理手术台上病人肚子上的伤口。这两位本来应该来

    监督指导我处理那位外伤病人，但他们现在走不开。本森今年42岁，看

    起来冷冰冰的，当我走向门口时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如果你遇到任

    何麻烦，就呼叫我们，我们两个中会有一个抽身去帮你的。”

    我还真的遇到麻烦了。在叙述这个故事时，为了保护病人、同事，还有我自己，我修改了一些细节(包括当事人的姓名)，但我会尽可能

    忠于事实。

    急诊室在手术室的上一层，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跑了上去。我到的时

    候，急诊室的护士刚好把病人推了进来。病人是位30多岁的女性，而体

    重超过了180斤，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推车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不

    断有血从鼻孔中流出。

    护士直接将她推入一号手术室。这间手术室贴着绿色的瓷砖，设备

    齐全，也有足够大的空间来操作移动型X光机。我们把她抬到床上，然

    后进行检查。一个护士剪开她的衣服，另一个检查她的脉搏、呼吸、体

    温、血压等数据，第三个护士在她的右臂上插入粗粗的针，为她输液。

    一个外科实习医生将导尿管插入她的膀胱。今晚急诊室中的主治医生是

    亚瑟，他50多岁，看起来干瘦、憔悴，颇像电影《断头谷》中的纽约警

    探克瑞恩。他双手交叉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表示我应该赶紧动手

    了。

    在医院里，住院医生大都是处理一些即时性的任务，而且总是有主

    治医生在一旁监督指导。那晚，亚瑟是主治医生，病人的一切处理措施都由他负责，我照做就好。不过，他不是外科医生，因此由我来做外科

    手术。

    “什么状况？”我问。

    救护人员迅速报告着细节：“女性，姓名不详，因车子超速而翻

    车；身体从车内弹出；对疼痛没有反应；脉搏100，血压10060，呼吸

    速率每分钟30次……”

    他一边说，我一边检查病人的伤势。处理外伤病人的第一步，就是

    确认病人是否呼吸困难。这个女人呼吸急促而微弱，血氧饱和度只有

    90%，而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

    “她的血氧饱和度太低了。”我没精打采地说。所有的住院医生在医

    院呆了三个月以后，语气都会是这样的。我用手指查清她的喉咙里没有

    异物导致她呼吸不顺畅，用听诊器确认了她的两肺没有萎陷，然后给她

    戴上氧气罩，用力挤压气囊(一个有单向阀的气球，随着每次挤压都有

    一公升的氧气进入病人的呼吸道)。大概一分钟后，她的血氧饱和度上

    升到了98%，看来她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正常呼吸。“为她插管吧。”我

    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将导管穿过她的声带①，插入她的气管，为她装

    上呼吸机，以确保她呼吸顺畅。

    主治医生亚瑟想为病人做插管手术。他拿起三号喉镜②，把弯弯

    的、很像鞋拔的刀片插入病人喉咙，直至喉头。然后他抬升喉镜手柄，压住病人的舌头，撑开嘴巴和喉咙，露出声带。病人没有抽搐或恶心，表现得很镇静。

    “抽吸器，”他说，“我什么也看不到。”

    他吸出了一杯的血块，然后拿起一条气管内膜导管③，试图把管子

    顺着声带插进去。一分钟后，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开始下降。

    护士说：“已经降到70%了。”

    亚瑟不停地和管子作斗争，试图将它插进去。这时，病人的嘴唇开

    始发紫了。

    “60%!”护士说。

    亚瑟把病人嘴里的东西都拔出来，然后把氧气罩又罩回病人的脸

    上。血氧饱和度测量计的绿色显示灯一直徘徊在60%，然后又逐渐上升

    到97%。几分钟之后，他把面罩拿开，再次试图把导管插进去，血氧饱

    和度又降到了60%。他又拔出导管，把面罩戴到病人的脸上，血氧饱和

    度回到了95%。

    § § § §

    当导管实在插不进去的时候，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特别技术专

    家。“去请麻醉科医生。”征得亚瑟的同意后，我说道。同时，我继续按照外伤病人处理原则全面检查病人身体，给病人输液，填写检验单和X

    光检验单。这些只需花五分钟。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降到了92%，这不正常，因为病人使用了氧气

    罩。我问护士：“氧气开到最大了吗？”

    “开到最大了。”她回答。

    我再次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没有萎陷迹象。“我们还是给她

    插管吧。”亚瑟说。他把病人的氧气罩移开，打算再试一次。

    我心想病人呼吸道阻塞是因为声带肿胀或出血，导管是不可能插进

    去了。那她活命的机会只有一个，就是做紧急气管切开术——在她脖子

    上开个小洞，然后把呼吸管从小洞插入她的气管。

    如果我想得足够长远的话，我就应该明白自己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做

    紧急气管切开术。作为手术室内的外科医生之一，我的经验是比其他人

    丰富些，但这不代表我能胜任这个手术。我只是在六七次气管切开术中

    担任过助手而已，而且手术大多是紧急情况，所以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学会如何去操作。唯一一次我自己练习气管切开术，还是在山

    羊身上做的。

    这种时候我应该马上呼叫本森医生来帮忙，我应该把一切工具器械

    准备好——照明设备、抽吸器、无菌器械等，我该请亚瑟稍等一下，等

    支援的医生来了再说。我甚至应该在之前就意识到病人的呼吸道已经完

    全阻塞了，然后我也许该趁情况还比较稳定，还有时间慢慢做的时候拿

    起手术刀为病人做气管切开术。但是，也许是因为过于自信、心神不

    宁、患得患失，或是根本没弄清状况，或其他什么原因，我错失了机

    会。

    亚瑟一心想要把管子从病人的声带中插进去。当病人的血氧饱和度

    再次降到60%的时候，他停下手，把面罩扣了回去。我们盯着测量计，然而数字没有往回升，她的嘴唇仍然发紫。亚瑟努力挤压气囊，想使更

    多的氧气送进去。

    “氧气进不去了。”他说。

    我这才醒过闷儿来：这简直太糟糕了。“妈的!呼吸道堵住了。准

    备做紧急气管切开术!灯!叫二十五房的本森医生过来!”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告诉护士把手术服和手套拿来，然后从

    架子上拿了消毒药水抹在病人的脖子上。一个护士准备好一套无菌铺单

    和手术所需器械。我穿上无菌手术服，戴上一副新手套，心里反复回想

    要如何去操作。我告诉自己，这很简单，真的不用紧张：在喉结处有一

    个小小的间隙，这里有一层薄薄的纤维组织，也就是环甲膜。切开它你

    就进入气管了。然后把一条十厘米长的塑胶管插进去，连接起氧气筒和

    呼吸机，就OK了。但这只是理论。我把铺单铺在病人的身上，把脖子露了出来。我在她的脖子上摸来

    摸去，想从厚厚的脂肪中找到下刀的地方。

    “我需要再亮一点。”我说。立马就有人出去找照明灯。

    “有没有人去叫本森来？”我不太有底气地问道。

    “他还在忙。”有个护士回答。

    没有时间再等了。缺氧四分钟，病人即使没死，脑部也会因此永久

    性损伤。最后，我拿起手术刀切了下去。我在病人的脖子中央由左至右

    切了一条七厘米左右的刀口，实习医生用拉钩撑开伤口，我用剪刀将切

    口剪得更深了一些。虽然没有大出血，但血已淹没了伤口，我什么都看

    不到。我叫人把抽吸器拿来，但是抽吸器这会儿却不工作了——由于之

    前使用时血液中有许多组织碎片，使得导管被堵住了。

    “拿些新导管来!”我喊道，“灯怎么还没拿来？!”

    医院勤务工终于推来一台高架照明灯，可还是太暗。要是有强光手

    电筒就好了，我想。

    我把血抽吸干后，用指尖去摸索伤口。这回我觉得我找到了环甲

    膜。但我还是不敢完全肯定。

    这时，满头白发、经验丰富的麻醉师老本进来了。亚瑟迅速向他介

    绍了病人的情况，并退开一步让他接手。

    我像拿笔一样拿着手术刀，想着就从这里切吧。然后我使劲一切，突然感到手下一空，我切了一个2.5厘米长的开口。当我把食指放进

    去，我感觉自己好像打开了一个空间。但是我预期的空气流动的声音在

    哪里？切口够不够深呢？切对地儿了吗？

    “我想我已经进去了。”我说这话是为了鼓励自己，也让大家放松一

    下。

    “希望如此，”老本说,“她的时间不多了。”

    我拿起气切管又扭又转的，最后强塞了进去。这时，本森赶到了。

    他探过头来一看，问，“气切管插进去了吗？”“我想是进去了。”我答

    道。我们把氧气罩与气切管的一端相连。结果，气囊一压，空气就从伤

    口漏了出来。本森飞快地戴上手套、穿上无菌衣。

    他问道：“呼吸道阻塞多久了？”

    “不知道，大概三分钟吧。”

    本森面色凝重，因为他只剩一分钟可以扭转乾坤。他接过手，两三

    下就把气切管拔出来，一看伤口，叫道：“天啊，真是惨不忍睹，都让

    你给切烂了，我甚至不知道你切的位置对不对。把灯调亮一些!抽吸器

    呢？”助手把新的抽吸管递给他。他迅速将伤口清理干净，然后进行下

    一步。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太低了，血氧饱和计已经测不到了；心跳速率也越来越慢，一开始是60多，现在只有40多；脉搏也完全测不到了。我双

    手叠在一起放在她的胸部下半段，手肘打直，俯身，帮她做心脏复苏

    术。

    本森抬起头来，对老本说：“我没能及时挽救她的呼吸道。你从上

    面再试一次吧。”言外之意，就是说因为我的过失把事情搞砸了。我很

    难过，只能低着头专心做心脏复苏术，不敢看其他人。我心想，再试一

    次气管插管又有什么用呢？只能是做无用功，这回真的没救了。

    之后，突然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老本说：“我插进去了!”他用儿

    科的小号气管内管完成了这个手术。由于人工换气成功，不到30秒，病

    人的心跳就恢复正常了，血氧饱和度上升到97%。在场的所有人都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本森向我交代了一下之后的步骤，就回手术室了。那个

    肚子被捅了一刀的少年还在手术台上等着他。

    我们确认了这位病人的身份资料(在讲述中我会用“威廉姆斯”指代

    她)。救护人员把她送来的时候，她体内的酒精浓度已经超过法定标准

    上限的三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她失去意识。当天晚上，本森和外

    科总住院医生妮可把她推到手术室又重新做了一次气管切开术。

    本森从手术室出来后向病人家属解释，她被送来的时候情况十分严

    重，呼吸道堵塞，呼吸困难，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救回来。尽

    管如此，她的脑部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缺氧的状态，因此不知道她

    的脑部功能有没有受损。家属静静地听他说着，没有任何异议，现在能

    做的也只有等待。

    § § § §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桩外科事故：有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时把一支

    很大的金属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肚子里，结果病人的肠子和膀胱都被刺破

    了；另一个肿瘤外科医生为一位女病人做乳房切片检查，但却搞错了地

    方，使其癌症诊断拖延了数月；还有一个外科医生在急诊室碰到一个腹

    部剧痛的病人，他没做电脑断层扫描，就认定病人患有胆结石，18个小

    时后，扫描结果显示是病人的腹部主动脉瘤破裂，没多久病人就死了。

    你可能会说，怎么会有医生犯下这种大错？他们必须为所犯下的过

    错受到惩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为医疗过失，医生可能要面对医疗

    官司、媒体曝光、停职处分，或是被解雇。

    做错了事就要接受处罚，这固然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现实生活并

    非这么简单。在医生这个行当中，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所有的医生

    都可能犯下可怕的错误。想想我刚才描述的实例吧。这些实例是我询问

    了一些我认为值得尊敬的外科医生——他们都是从顶尖的医学院毕业的

    ——他们告诉我在过去一年中他们所犯的错误。每一个人都有说的。亡羊补牢 1991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系列以医疗事故为研究课

    题的重量级报告——《哈佛医疗执业研究》，研究对象为纽约州的30

    000多家医院和诊所。研究发现，将近4%的住院病人因为并发症而导致

    了住院时间延长，残疾、甚至死亡，而这些并发症有23是由于后期护

    理不当引起的，14则确定是由于医生的医疗过失所致。据统计，美国

    每年至少有44 000个病人死于医疗过失。

    你也许会认为，治疗不当的例子只集中在少数坏医生身上。但事实

    上，大多数外科医生在行医生涯中至少被起诉过一次，而在医院照顾病

    人的临床医生，每年都可能犯下重大错误。每次媒体大幅报道骇人听闻

    的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很少会感到愤慨。他们通常会想：我也可能会

    犯这种错误。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避免坏医生伤害病人，而是

    如何保证好医生不去伤害病人。

    即使可以打医疗官司，也于事无补。哈佛法学教授布莱恩指出，医

    疗过失的发生率不会因为医疗官司的存在而减少。那些提出医疗过失诉

    讼的病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确实是医疗过失的受害人。而医疗官司

    最终能否打赢，主要取决于原告病人的状况有多惨，而并非这个结果是

    否是由医疗过失所造成的。

    有关医疗官司，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若把过失放大化，将其视为不

    可饶恕的问题，那么医生当然会拒绝公开承认和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扭

    曲的制度造成医生和病人间的敌对关系。错误发生时，医生几乎不可能

    坦诚地把错误告诉病人。医院的法律顾问会警告医生，虽然按规定他们

    必须要告诉病人出了什么问题，哪里受了伤，但在言语中不可以暗示在

    治疗中存在医疗过失。否则，这种“自白”会让病人一口咬定一切后果都

    是医生造成的，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最多，医生只能说：“我们很

    遗憾。我们尽了最大努力。”

    § § § §

    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医生们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过失，它被称为“发病

    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简称为MM，几乎所有的教学医院每周都会开

    一次这样的会议。美国大多数州明文规定司法机关不得调阅这种病例讨

    论会的记录，尽管如此，还是经常有人施压，希望这种会议记录能够公

    之于世。外科医生特别重视这种讨论会，在这里，他们可以关起门来认

    真检讨错误，裁定责任归属，同时进行反思，看看下一次怎样才能做得

    更好。

    在我们医院，每星期二下午五点都会召开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

    会。所有的外科医生和实习的医学院学生都必须参加，因此出席人数通常近百人。主任外科医生收集了每一个案例的相关治疗信息，包括心

    脏、血管、外伤等各方面，走上讲台进行报告。

    这里有一些病例单，上面列的都是从日常治疗中挑出来的典型案

    例：68岁男性，心脏瓣膜手术后失血过多死亡；47岁女性，左腿动脉旁

    路术后出现感染，不得不再次手术；44岁女性，胆囊手术后胆汁渗漏；

    三个病人术后大出血，再次手术；63岁男性，心脏绕道手术后心跳骤

    停；66岁女性，腹部伤口缝合处的线突然崩断，肠子差点漏了出来。还

    有前面描述的事故——发生车祸、气切失败的威廉姆斯——这个惨痛的

    经验也被列入会议的讨论范围。

    轮到这个病例的讨论时，外科总住院医生妮可上台讲述经过，“34

    岁女性，酒醉驾车，车速过快而翻覆。抵达急诊时，昏迷指数7

    分。”(昏迷指数用以评估头部外伤的严重性或昏迷的程度，7分属于昏

    迷。)接着她又说：“可能是由于呼吸道阻塞，急诊插管数次，没有成

    功，后来进行气管切开术，也没有成功。”

    妮可继续报告：“病人心脏骤停，于是为她施行心脏复苏术。麻醉

    科医生后来用儿科用的气管内管插管成功，病人情况因而稳定下来。”

    大家心照不宣，威廉姆斯想必是因为脑部缺氧才会心脏骤停，这时

    很容易出现中风或者更糟的状况。然后，妮可阐述了事件的结果：“她

    的后期检查结果显示，没有脑部永久受损的迹象，也没有其他后遗

    症。”是的，就我了解到的，出院回家后她脖子上的伤口也结痂了。她

    的家人觉得如释重负，我也是。

    负责报告下一个病例的总医生还没登场。第一排突然传来大声斥责

    的声音：“什么意思？!‘气管切开术没有成功？’”我的双颊火辣辣的，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个病人是我负责的。”本森从前排挺身而出。一句话道尽了外科

    文化。出现差错时，主治医生要准备好承担所有责任——不管是住院医

    生失手把病人的主动脉割破了，还是主治医生在家休息时医院里的护士

    把药剂量搞错了。总之，在这种讨论会上，责任都落在主治医生身上。

    本森接着描述那天急诊主治医生为何插管失败，而当他赶到的时候

    又是如何难以收拾的局面。他小心翼翼地陈述，使那些失误听起来是由

    于复杂因素太多而并非人为疏失导致的。有几个主治医生摇摇头，表示

    同情。针对细节，他们问了几个问题。由始至终，本森的回答都很客

    观，也很自然。

    负责我们外科的主任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他想知道，如果下次再出

    现了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错误？本森答道，手术室里

    那个刀伤病人的情况很快就控制住了，因此，他可以指派妮可前去急诊

    支援，或者他自己去急诊支援。在这次的讨论会上，没有人质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请求支援，或者

    质问我为什么没具备完成气切手术所需要的技术与知识。然而，这并不

    表示大家都能原谅我的做法。在外科严格的层级制度下，纠正我的错误

    是本森的职责。第二天，他在大厅看到我，就把我拉到一边。他指责我

    的过错，语气听起来不止是愤怒，更多的是痛心。

    本森说完就走了。羞耻感像一把火，在我心中燃烧。这并非是罪恶

    感，罪恶感是你做错事的感觉，而羞耻感是另一回事：你就是那个错

    误，你觉得每个人看到你，都会想到你做的“好事”。我知道这种感受在

    短时间内将会一直伴随着我。有一位全国知名的外科医生告诉我，有一

    次他为病人切除腹部良性肿瘤，手术中病人因大出血而死，他说：“我

    本想治好这个病人，结果病人却因我而死!”事情过后连续数月，他都

    无法摆脱这个阴影，很难独自完成手术。

    比失去自信更糟的是武装自己。有些外科医生总是看到其他医生的

    错误，偏偏看不清自己本身的错误。他们丝毫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也不

    会对自己造成的后果感到恐惧。有一位外科医生告诉过我，很少有外科

    医生一点儿恐惧心理都没有，这种没有恐惧感的人反而更令人担忧。如

    果医生开起刀来一点也不怕，病人恐怕就要遭殃了。

    讨论会的意义在于使医生以“正确”的态度面对错误，不要怀疑自

    己，也不要否认一切。如果是可以避免的伤害，主任会问：“你有没有

    想过还能怎么做？”你不能用“只能这样”、“别无他法”来搪塞。

    因此，讨论会实在是一种极其复杂又非常人性化的机制。从会议讨

    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心得：避免错误要运用意志力，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时留心各方面的信息，预料到每一个环节可能出错的地

    方，防患于未然。出错并非不可饶恕，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

    其实，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的本质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强

    化“错误不能被宽恕”这种观念，另一方面会议每周都会举行一次，这又

    等于承认错误是医学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

    § § § §

    为什么错误发生得如此频繁？研究医疗过失的专家卢西恩指出，很

    多产业对错误率的容忍度不像医界那么高，像是半导体制造业或是五星

    级饭店的服务都努力追求零错误，航空业也把操作错误的发生率降低到

    十万分之一，且这些错误大都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然而，病人比飞机更

    具有独特性，也更复杂。医学也不是生产线，更不是产品目录，它比人

    类涉足的其他任何领域都要复杂。过去20年来，从认知心理学、基因工

    程，到灾难研究，都让我们深刻了解到一个事实：不仅每个人都会犯

    错，而且每个人常常会犯错。如果犯错后，我们的行为模式不做相应调整，依然我行我素，不但不能消除错误，反而会一发不可收拾。

    英国心理学家里森认为，人类大脑有着了不起的思考能力，有时会

    凭直觉去做事。在遭遇前所未见的情况时，感官会传来各式各样、让人

    应接不暇的信息，但我们可以迅速过滤这些信息，当机立断，不浪费一

    点时间。不过这个优势有时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使人们在某些方面特别

    容易犯错。因此，如果一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必须依赖人类完美的表现，那么很多错误就会伺机冒出。

    在医疗中，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就拿开处方这个常规程序来说，记

    忆力和专注力都很重要——偏偏人类的记忆力并不可靠，也常常会开小

    差。无可避免地，医生会开错药或用错剂量。即使处方笺上写得完全正

    确，药师在拿药的时候也可能看花眼而拿错药。此外，厂商在生产医疗

    仪器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人类操作中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免不了会有

    许多潜伏的错误。像是心脏电击器这种没有设计标准的仪器，医生在使

    用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同时，工作量太大，或是现场混乱、医

    疗团队成员沟通不足产生误解，这些都可能成为医疗体系中的潜伏错

    误。

    里森还有一项重要的研究结果：错误不仅很容易发生，还会随时随

    地发展变化。在复杂的系统中，单单一项错误很少会造成伤害，而且如

    果错误逐渐表面化，系统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例如，药师和护士总会

    再三检查医生开的处方，看有没有错误。但错误不一定总是明显的，防

    御系统也常因为错误处于潜伏期而没能发挥作用。如果一个药师手上有

    1 000张处方要处理，就很有可能会看错其中的一张；机器的警示铃也

    有可能坏了；该去急诊支援的外科主治医生可能正在为其他病人开刀而

    分身乏术。本来只是几个小疏漏，集在一起就可能酿成大麻烦。

    但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完全没有将这一点纳入其考虑范围之

    内。也因此，很多专家认为分析错误并不能改善医疗过失的发生。在发

    生一连串事件的时候，医生只是最后必须出来承认错误的人。研究错误

    的专家认为，如果出错，应该仔细检讨、改善过程，并非检讨个人过

    失。因此，他们希望医疗走向专业化，就像企业一样追求单一产品的品

    质。目前已有成功的例证，如疝气修补技术炉火纯青的肖尔代斯医院，再如全美国的麻醉科因采取这样的方针而卓有成效。

    被安乐死 美国麻醉科医学会的徽章中央印有“Vigilance”——“警觉”。你帮病

    人做全身麻醉，病人沉睡不醒，这时他的身体就完全由你控制了。病人

    的身体是麻痹的，脑部没有意识，呼吸、心跳、血压等所有重要的生命

    指征全由机器控制。机器和人体一样，具有错综复杂的结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即使是小手术也不例外。在20世纪40年代，每2

    500次手术就有一次麻醉死亡的案例。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间，麻醉致死率一直维持在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二之间。

    但麻醉科医生皮尔斯仍觉得这样的死亡率太高。从1960年起，他就

    开始搜集所有麻醉致死的案例资料，包括他偶然遇到的或是参加过的所

    有案例。最让他痛心疾首的是朋友女儿的病例。这个18岁的女孩是到医

    院拔智齿的。在做全身麻醉的时候，麻醉科医生把本该插入气管的呼吸

    管插进了她的食道，这个医生并没有及时发现错误，结果不到几分钟，女孩就因为缺氧死了。皮尔斯知道麻醉致死率在美国只有万分之一，但

    美国每年接受麻醉的约有3 500万人，也就是说有3 500个病人因麻醉而

    丧命，就像皮尔斯朋友的女儿一样。

    1982年，皮尔斯当选为美国麻醉科医学会的副主席。同年，ABC电

    视台2020节目播出探讨麻醉致死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节

    目一开始，主持人说道：“假设你正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即将为你做全

    身麻醉，接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将失去意识。一般来说，全身麻醉

    是安全的，但因为人为错误、疏忽，以及经验丰富的麻醉科医生的严重

    短缺，麻醉就存在相当大的风险了。今年预计将有6 000个病人因麻醉

    不当遭受脑部损害或死亡。”节目还播出了几桩骇人听闻的麻醉伤害事

    件。这个节目播出后，不少人为了麻醉事件感到恐慌，同时医疗保险也

    节节高升。就在此时，皮尔斯动员美国麻醉科医学会集中反思引发麻醉

    致死的原因和改进方法。

    他接受了库珀的一些建议。库珀是一名工程师， 1978年发表了一

    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可避免的麻醉事故：人为因素的研究》。库珀

    26岁时进入麻省总医院生物工程部门设计麻醉机器，他注意到已有的麻

    醉机设计问题实在太多了。例如，顺时针旋转麻醉机的挥发器刻度盘，一半麻醉机内的强效麻醉药的浓度将降低，另一半麻醉机内的药品浓度

    反而会升高。他决定用关键事件分析法(在20世纪50年代被用来分析飞

    行事故)来探索麻醉的问题。他利用谨慎的引导访谈，尽可能多地了解

    细节，看看这些麻醉的问题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有哪些成因，然后对访

    谈结果进行归纳总结。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科学方法深入研究、探讨医疗过失。库珀详细分

    析了359个案例，发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现象。大家向来认为麻醉在一

    开始的时候最危险(就像飞机在起飞时最容易出差错)，然而案例分析

    发现，最危险的时候其实是麻醉一半的时候，这时正是医生的警觉松懈

    的时候。最常见的疏忽是没注意到病人的呼吸是否出现问题，而造成呼

    吸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管线松动、呼吸管没接好，或者麻醉机使用不当。

    库珀也列举了许多造成疏忽的因素，包括经验不足、对器械不够熟悉、团队成员间沟通不当、仓促行事、注意力不集中，或者疲劳等。

    库珀的研究引起了很多麻醉科医生的注意，但大家只是议论纷纷，没什么具体行动，直到皮尔斯站出来。皮尔斯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赞助

    麻醉问题的研究，探讨如何减少库珀找出的医疗过失。他还组织召开国

    际会议，听取全世界麻醉科医生的意见，也找厂商来讨论，看能否设计

    出更安全的麻醉机。

    不久后，皮尔斯的努力有了成果：麻醉科住院医生的工作时数减少

    了；厂商在设计机器的时候开始考虑到操作者可能会犯的错误；刻度盘

    也逐渐标准化，统一往一个方向转；麻醉机内也加入控制阀，避免出现

    意外，跑出两种以上的麻醉气体；氧气的控制开关也改进了，使氧气能

    够持续均匀地输送。

    尽管有些错误不能直接消除，但麻醉科医生已经开始思考要怎么

    做，才能尽早发现问题。例如，食道和气管的位置非常接近，呼吸管插

    错地方仍属难以避免的错误。为了检查呼吸管是否插错地方，麻醉科医

    生会把听诊器放在病人的肺部听呼吸声。但库珀的报告显示，即使这样

    做了，这类过失还是很多，因此应该找出更有效的预防方法。事实上，医生可以使用一种监视器来侦测管子是否插错了地方。这种监视器很多

    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不过因为价格昂贵，很少有医院会装备它。由于皮

    尔斯等人的敦促，美国麻醉科医学会将上述监视器列为全身麻醉的必备

    仪器。

    现在，我们已经听不到因为呼吸管连结出现问题或呼吸管插错部位

    引起的麻醉致死案例。不到10年，麻醉致死率已经降到二十万分之一，是以前的120。

    § § § §

    美国的麻醉改良并非仅此而已。斯坦福大学的麻醉科教授戴维则把

    重点放在麻醉科医生的身上。他领导一个团队设计出一种麻醉危险模拟

    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一个真人大小、由电脑操控的假人，假人有血液循

    环和心跳，肺部也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如果你将药物注入假人

    体内，假人便可以检测出药物的种类和剂量，心跳、血压和血氧饱和度

    也会随之变化。假人还会自动制造一些紧急情况，如呼吸道肿胀、出血

    或心脏病发作。用来模拟训练的实验室的配备和手术室一模一样，假人

    就躺在手术台上，住院医生或主治医生都可以在此练习如何处理突发状

    况，比如麻醉机故障、停电、病人在手术中心脏骤停或是剖腹产的病人

    出现呼吸道阻塞等。

    毫无疑问，麻醉科引领了其他医学领域去分析并改变医疗系统的弊

    端。美国医学会在1997年创立了国家病人安全基金会，并邀请库珀和皮尔斯担任这个基金会的会长。基金会赞助各种研究，举办各种研讨会，并致力于为医嘱系统制定出一套新的标准，以大幅减少用药错误这个最

    常见的医疗过失。

    在手术安全方面，也有鼓舞人心的进展。例如，由于身体器官两边

    对称，装错病人的膝盖、脚或其他部位的手术时有发生，一旦出现这种

    不可原谅的过失，院方的反应常常是将医生革职，但事实上单纯地将犯

    过失的医生革职也于事无补。1998年，美国骨科医学会就提倡了一个简

    单的预防方法，所有的骨科医生，在为病人手术之前必须用笔在要开刀

    的部位上做标记。

    永不放弃 设于达特默斯的新英格兰北部心血管疾病研究组的研究是另一个成

    功的例证。这个研究组追踪研究了六家医院的心脏手术术后死亡和并发

    症案例(如伤口感染、出血不止、中风等)，并设法找出是由哪些危险

    因素造成的这些后果。例如，研究人员发现，接受血管旁路术的病人术

    后会出现贫血的症状，死亡率相当高，而且最常发生在年纪幼小的病人

    身上，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用于启动人工心肺机的溶液会稀释病人的血

    液，造成贫血，且病人年纪越小就越严重。这几家医院已经想出几个不

    错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研究组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这六家医院中有

    一家医院将术前检验结果传到手术室时出现了错误。于是，他们建议这

    家医院向飞行员学习，所有的病人送到手术室的时候都附上一张检查

    表。

    这些努力带来很好的成果，在1991年到1996年间，这六家医院的病

    人术后死亡率从4%降到3%，这意味着有293个病人因为这个机制而保

    住了性命。尽管这个组织只研究了几个方面，也没用到什么先进的技

    术，但还是提出了很有用的改进意见，避免了许多医疗过失。然而对于

    如何全方位地避免过失，目前的资料信息还是很少。有非常多的证据显

    示潜伏错误和系统因素可能会导致医疗事故：像是缺乏标准化的程序、医生经验不足、医疗机械的设计不够精良、技术人员短缺、团队合作欠

    佳、手术时间不对或医疗企业化的影响等不胜枚举。

    § § § §

    今天是平常的一天，我要做一台胆囊手术。病人是一个40来岁、生

    过孩子的妇女。她躺在手术台上，身上盖着铺单，只露出涂了碘酒的、黄黄的、圆圆的肚皮。胆囊藏在肝脏后方，是个软软的、手指长短的、装着胆汁的袋子，像个瘪掉的绿色气球。如果病人有胆结石，会感到一

    阵阵的剧痛，将胆囊切除后，疼痛就会消失。这种手术当然有风险，但风险已经比过去小很多。十年前，医生还

    必须在病人的肚子上切个15厘米左右的大伤口来切除胆囊，然后病人得

    在病床上休养三四天。今天，我们可以用迷你摄影机和一些先进器械，从肚皮上的微小切口来做胆囊切除——即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在美国，每年有50万个病人接受这种手术。在我们医院，这种手术每年也有好几

    百台。

    主治医生示意我可以动手了。我在病人肚脐上方小心翼翼地切了个

    直径约为三厘米的半圆切口。我切开脂肪和筋膜，然后进入腹腔，置入

    一个一厘米宽的套管，以便器械由此进出。我们放入充气管，注入二氧

    化碳。这时，病人的肚皮就像轮胎打气时一样慢慢地鼓胀起来。我放入

    迷你摄影机。从手术台边的监视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病人的肠

    道。随着病人的腹部不断膨胀，摄影机便有足够的空间在病人腹中移

    动。我不断调整着摄影机的位置。

    我们在病人腹部切了三个更小的切口作为手术的附加入口。主治医

    生在他那边的切口插入一把细长的夹子。他一边注视监视屏一边操作，将夹子慢慢地伸到肝脏边缘，夹住胆囊，将其拉到视线之内，然后我们

    就可以切除胆囊了。

    胆囊切除术其实很简单。从根部切断，然后止血，再把这个绿色的

    小袋子从腹部的切口拉出来即可。接着，排净腹腔内的二氧化碳，移除

    套管，然后缝合好小小的切口，贴上创可贴，就大功告成了。但是要注

    意一点，如果你在手术中不小心切断了总胆管，胆汁就会回流，造成肝

    脏损伤，10%～20%的病人甚至会因此而丧命，而幸存的病人也可能由

    于肝脏的永久性损伤而必须换肝。因此任何手术团队在进行腹腔镜胆囊

    切除时，总是很小心，避免这样的错误。

    我用切割器械小心谨慎地剥开覆盖在胆囊根部的白色纤维组织和黄

    色脂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胆囊粗粗的根部，而且向里延伸越来越细，相较于周围的组织显得格外突出。为了确定胆囊管的位置，不要切到总

    胆管，我把周围的组织剥开一点。这时，我停下手来，和主治医生讨论

    分析一下手术部位的结构，确定这里就是胆囊管了。我们使胆囊管露出

    多一点，离总胆管远一点。主治医生说：“切吧!”

    我把钉夹置放器(一种V形的金属夹)插入，对准胆囊管准备切

    下。突然，我从监视屏上看到管子上有一小颗脂肪组织。这本来没什么

    可大惊小怪的，可我心里总觉得它看起来不太正常。我试着用钉夹置放

    器把这一小颗东西拨开，没想到后面连着一层薄薄的组织，在这组织之

    下，我们看到胆囊管居然有个叉口。我的心跳都快停止了。要不是多看

    了这么一眼，病人的总胆管一定被我切掉了。

    § § § §对于医学过失存在一种悖论。一般来说，如果技术纯熟，加上一丝

    不苟的态度，再三查看手术部位，总胆管就不会被切掉。然而研究同时

    显示，即使是经验极其丰富的外科医生，在做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时，每

    200台中还是会出现1次像是切断总胆管这种重大过失。换句话说，这次

    我可能避免了错误的发生，但根据统计，不管我多么努力去避免这种错

    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至少有一次会碰到这样的严重过失。

    但是故事并非到此为止。如果从认知心理学和错误分析理论来看，或许情况并没有这么令人悲观。美国麻醉科的改良就是很好的例子。我

    们要学会对事不对人，针对错误本身而并非针对犯错的人，这样可能会

    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统计学家说，总有一天我会不小心切到病人的

    总胆管，但我还是相信，每一次我在为病人做胆囊切除手术的时候，如

    果我小心谨慎、明察秋毫，还是可以化险为夷的。这不是自负，而是作

    为一个好医生必须要有的信念。我从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中学到一点：

    错误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个不注意就会引发大麻烦。认真的确很重要，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要提高警觉、全神贯注，这样才不会“一失手

    成千古恨”。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医生对所谓的“系统问题”、“持续性品质

    改善方案”和“流程再造”不以为然。这些用在企业中或许可以，但人体

    结构太复杂了，不能一概而论。回想起在急诊室的那个星期五凌晨，我

    拿着手术刀，低头看着威廉姆斯——她的嘴唇发紫，喉咙肿胀、出血，呼吸道阻塞。面对这种情况，系统工程师也许可以提出几个有效的改善

    方法，比如在手边准备好抽吸器和更好的照明设备；也许，医院应该把

    我训练得更好，以应付这样的危机，比方说让我多在山羊身上练练手；

    也许，做紧急气管切开术对我们来说还是太难了，工程师不如设计出一

    套自动切开机来为病人做紧急气切。

    虽然我面前有许多困难，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一点成功的机会都没

    有。医术要精进，就得随机应变，把握一切。我本该及早请求支援的，我却没有，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把刀子切入病人的脖子，尽可能做到最

    好，但还是不够好。这次只是我们走运罢了，老本及时把管子插了进

    去。

    倘若我真的犯了错误，有很多理由可以让我避免被吊销执照或被送

    上法庭。但这些理由并不能让我原谅自己。不管设想得再怎么周到，医

    生还是不免会犯下各种错误。要求我们做到完美实在不合情理。然而，我们自己千万不能放弃对完美的追求。

    ① 声带是三角状的肌肉组织，位于气管的入口处。——译者注

    ② 一种L状的金属器具，用于打开病人的嘴巴和喉咙。——译者注

    ③ 一条食指粗细，约25厘米长的透明塑胶管。——译者注医学嘉年华

    年会VS集贸市场 “你去参加年会吗？”主治医生问我。

    “我吗？”我知道他指的是即将举办的美国外科医生学会的年会。我

    从来没想过我有资格参加。

    年会是医学界的一大盛事。过去30年来，我当医生的父母每年都会

    参加这个年会。在我小时候，他们带我去过几次。我还记得大会场面十

    分壮观，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生们齐聚一堂，十分热闹。

    做了住院医生之后，我已经习惯了每年10月份的手术排班表突然空

    下来，因为所有的主治医生都去参加年会了。我们住院医生必须留守阵

    地，跟着少数几个不幸的主治医生(通常是资历最浅的)留在医院，处

    理外伤和急诊病人。

    因为没有手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阴暗、潮湿的休息室里。休

    息室铺着棕色地毯，有一个快被坐塌了的沙发、一部坏了的划船练习器

    和一堆空易拉罐，还有两台电视——其中一台是坏的。这时正是职业棒

    球总决赛转播的时候，我们一吃看电视，一边吃着外卖。

    然而，每年还是有几个资深的住院医生可以参加这个年会。今年是

    我当住院医生的第六年，医院通知我可以去参加年会了。不出几天，我

    就拿到了往返芝加哥的机票、宾馆的住宿券和参会证。此时我正搭乘波

    音737，身在万里高空的云端，突然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里：大家到

    底是为了什么千里迢迢地赶赴年会？

    § § § §

    我赶到芝加哥迈考密会展中心，发现参加者多达9 312人。这个会

    议中心大得就像机场航站楼，热闹得就像宾州火车站。我站在大厅上方

    的平台上，眺望下面，感到无比震撼。在这座建筑里，这么多人都在谈

    论外科手术，而我从小生长的小镇上也就差不多是这么多人。

    这些外科医生大多是中年男性，穿着灰黑色的西装和皱巴巴的衬

    衫，打着土气的领带，看起来几乎都一个样。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微笑、握手、寒暄。几乎每个人都戴着眼镜，有些驼背——这是长期站

    在手术台边弯腰做手术的结果。

    我们每个人一抵达会场，工作人员就发给我们一本388页的会议指

    导手册：详细列出了从第一天早上的论坛“怎样做高级影像导航乳房活

    检”到第六天(也就是闭幕日)的专题 “门诊治疗肛门直肠疾病的前景”。然后，我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一页一页地浏览着手册，用蓝色圆

    珠笔圈出一个个吸引人的主题。我想，这里展示了最新最好的医疗技

    术，在这里可以学到更接近完美的东西，所以我要尽可能参加每一场报

    告会。

    不一会儿，我的手册上已经画满了蓝色的圈圈。但就第一天上午的

    议程而言，我就有20多场手术研究会想参加。我拿不定主意，是去

    听“颈部手术的演讲”，还是去看看“头部枪伤处理的新方式”？最后，我

    还是决定参加“修补鼠蹊部疝气的最佳方法研讨会”。

    我提前赶到了演讲厅，然而1 500个座位都已经被坐满了。显然，这种手术很热门，大家都不想错过。我只得和一群人站在最后面，几乎

    看不到前面的讲台，还好有投影仪将发言者的形象投影在荧幕上。11位

    外科医生，一个接着一个上台，用幻灯片做报告，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一位医生报告说，根据他们的研究，利钦斯坦手术是修补疝气最

    可靠的方法。第二位医生认为，利钦斯坦手术还不够可靠，肖尔代斯的

    技术才是最好的。之后又有一位上前说，两位都错了，该用内窥镜来

    做。另一位医生又站起来反驳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用一种特殊的

    器械做，我刚刚申请到了专利。这样轮流发言各抒己见，两个半小时一

    下子就过去了。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不断出现高潮，整个研讨会到结束

    时还是跟开始的时候一样座无虚席。

    下午，我去看纪录片。主办单位安排了三间放映室，在年会召开期

    间从早到晚连续不断地播放手术纪录片。我走进其中一间放映间，立刻

    被内容深深地吸引住。片中展现了很多精彩绝伦的手术：有新奇的，有

    精细的，还有既简单又高明、令人大呼过瘾的。

    第一段是在曼哈顿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拍摄的。开始时是病人

    腹部的特写，然后就看见一双戴着手套、沾满鲜血的手正在做手术。这

    是一台极难而且风险很高的手术——切除病人胰脏尾部的恶性肿瘤，然

    而主刀医生两三下就把肿瘤切掉了，就像在玩游戏。他把脆弱的血管轻

    轻挑起，轻快麻利地切割着组织。很快，恶性肿瘤就被切下来放在盘子

    上了。

    另一部影片的主角是来自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外科团队。他们要切除

    病人骨盆深处的大肠癌变部位，再做肠道重建手术。整个手术完全利用

    腹腔镜进行，只在病人肚皮上留下微小的伤口，术后用一块创可贴贴住

    伤口就行。他们的手法精妙绝伦，教人拍案称奇，就像取出瓶装模型

    ——从长长窄窄的瓶口取出一艘多桅帆船一样。

    最奇妙的一段影片是得州休斯敦外科医院的作品，是做咽食管憩室

    的修补。通常这种手术需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脖子的旁边也会

    留下一个手术切口。但片中的医生只花了15分钟就完成了手术，病人的脖子上也没留下任何切口。

    一个个精湛的手术让我目不暇接，一待就是四小时。直到放映结

    束，我才眨眨眼静静地走出放映室，心中充满了喜悦满足的感觉。

    § § § §

    临床研讨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半，所有的研讨会都跟我刚开始参

    加的一两场差不多，只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迂腐、有的绝妙、有的庸

    俗、有的奇特。不过这种研讨会也并非是年会的重点。我们很快就发

    现，年会是学术活动，也是商业活动。饭店房间的电视夜以继日地播放

    医疗器材广告，像是不留下针脚痕迹的组织缝合器和立体光纤镜等；药

    厂和医疗器材厂每晚都会在餐厅设宴招待医生。此次年会共有1 200家

    赞助厂商，总共出动了5 300位业务代表——平均不到两位医生就有一

    位业务代表。

    会场中有一个像足球场那么大的“技术展示馆”，在这里每家厂商都

    设置了摊位，销售自家公司的产品。这些摊位一般高达二层楼，有着灯

    光闪动、装饰精美的展览架和多媒体展示。有一家厂商甚至把整个手术

    室都搬了进来。外科医生经常会花200美元买把剪刀，花16 000美元买

    个腹部拉钩，或是花50 000美元买张手术台。因此，业务代表都对外科

    医生煞费苦心，殷勤备至。

    毋庸置疑，年会主办单位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了厂商(或者说

    是“卖”更确切些)。厂商的展示馆就在报到处旁边，因此医生一到年会

    会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展示馆。

    要到科学展示馆也得穿越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我本来打算

    第二天下午去看分子生物学展览的，但是一路上，厂商设下了种种“机

    关”，迷惑我的心和眼，也黏住了我的脚。

    有时，让人流恋的只是些廉价的赠品，像是高尔夫球、签字笔、笔

    形手电筒、棒球帽、便笺纸、糖果等。当然，这些东西都印上了药厂的

    商标，除此之外还附加一本介绍该公司新产品的小册子。

    你可能会想，年收入高达六位数的外科医生应该不会对这类小东西

    感兴趣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在这里，人气最旺的是一个送白色帆布袋

    的药厂摊位。医生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不厌其烦地填写自己的电话号码

    和住址，就等着领这么一个袋子，好把收集来的五花八门的赠品装进

    去。然而，我还是听见有人发牢骚说，厂商送的东西不比往年了。他

    说，有一年他还拿到名牌墨镜呢。

    有时厂商想出更高明的手段来吸引医生，像是派出三个年轻漂亮的

    女孩站在摊位前推销产品。“您看过我们的皮肤了吗？”一个秀发如水的

    长发女孩拦住我——她说的是她们公司新上市的给烧伤病人使用的人造皮肤。她的睫毛又长又翘，身材性感火辣，莺声燕语，吐气如兰。我怎

    么抗拒得了如此诱惑？等我回过神来，她已经递给我一支镊子。我夹起

    那片白得几乎透明的人造皮肤——这是利用皮肤组织工程科技在培养皿

    中培养出来的(一片4×6英寸大小，要价95美元)，心想，这东西做得

    真漂亮。

    厂商认为最有效的一招还是把器械摆出来让医生亲自动手试试。那

    天下午，我就被一只火鸡吸引住。那只约11斤重的新鲜火鸡就摆在锡箔

    纸上(费用：15美元)，旁边是一组超声波刀① (费用：15 000美

    元)。接下来整整10分钟，我简直是入迷了：我站在玻璃台前，切开火

    鸡的皮和肌肉，挑起厚薄不一的各种组织，再挖了个深深的洞，又试了

    试更复杂的切法。每一种刀我都尝试了一下，看看操作起来有什么不

    同。

    这天，我决定休息休息，不再看什么新鲜东西，这时突然看到有一

    大群人挤在投影银幕前，将一个西装笔挺、戴着耳麦的人团团围住。我

    不禁好奇地走过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原来这是手术的实况转播。手术地点是宾州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医

    生将为病人切除内痔。厂商想展示的是一种新的、一次性的器材(售

    价：250美元)。他们表示这种器材可使手术时间从一般的半小时缩短

    为五分钟。

    “你现在正在做荷包口缝术吗？”主持人问道。

    “没错，我从痔疮底部约2.5厘米的地方缝，缝了五六针，正要把线

    系上。”

    接下来，主刀医生把这种新型器材拿到摄影机前展示给大家看。这

    东西白白的、亮亮的，看起来精巧可爱。没有人研究这东西是否真的有

    效而且可靠，大家全都目瞪口呆的。

    § § § §

    这场展示结束后，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个乏人问津的小摊位，摊主

    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摊位前。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咖啡色西装，他的脸

    像是月球表面般凹凸不平。众人不断地从他身边掠过，没有人停下脚步

    来，看看这人到底在卖什么。这里没有电视屏幕，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

    灯光设计，也没有送高尔夫球这样的小礼物。走近一看，原来这个摊位

    叫“知识”，店名只是用纸打印好了贴起来，摊位上摆着几百本外科古

    籍。

    基于同情，我驻足翻看了一下。看了之后才惊觉此地原来是个宝

    库：这里有李斯特在1867年发表的论文，详述那革命性的无菌手术；还

    有美国外科大师霍尔斯特德的科学论文集初版，以及1955年发刊的世界器官移植会议论文集；另外，还有1899年的外科手术器械目录、200年

    前的手术教科书，以及公元12世纪犹太籍医生迈摩尼迪写的一整套医学

    教科书的影印本；甚至还有美国南北内战时期北军一位外科医生在1863

    年写的日记。这些让我如获至宝。之后，我就一直在此研究，直到晚上

    才离开。

    翻阅这些泛黄、脆弱的书页，我觉得自己终于发现了真正有价值的

    东西。在整个年会中，厂商的展示馆自然不用说了，就连在演讲厅，我

    也总觉得被人当成了猎物。的确，新药、新的器械有其真正的、久远的

    价值。但是厂商太注重花哨的外表，教人看得头晕目眩，反而忽略了其

    真正价值。“知识”这个小摊位不但让我回顾起医学史上的每一个里程

    碑，也让我心生敬畏。

    医学嘉年华 年会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令人大开眼界。在开研讨会、看影片和商品

    展售的大厅之外，还有一些小小的会议室，这里就是“外科论坛”的地

    点。每天，研究人员都在这里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主题从基因到免

    疫、物理，以及人口统计等，应有尽有。

    参加这些论坛的人寥寥无几，我也常常觉得摸不着头绪：研究领域

    浩瀚无穷，要出入百家、懂得每一门技术谈何容易？尽管这样，我还是

    静静地坐在这里听着。

    组织工程学在往年一向是热门，今年仍然很受瞩目。这项研究的进

    展相当迅速。几年前，所有的报纸都登出了耳朵从培养皿中“长”出来，然后移植到老鼠头上的照片。然而，更复杂更深入的实验，特别是人体

    试验，似乎还要再等上一二十年。但是，到现在，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如

    何在培养皿中“种”出心脏瓣膜、长长的血管和一小段肠子，并把这些人

    体器官的照片摆在了我们的眼前。

    目前他们讨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怎么做，而是怎样做得更好。以人

    造心脏瓣膜为例，在动物实验中，移植到猪体内的心脏没有问题，但移

    植到人体内后，慢慢就会坏死。肠子也一样，人造肠道移植到老鼠身上

    效果出奇的好，移植到人体，吸收营养的能力却不如预期。研究人员还

    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研究，希望能“种”出几十厘米的肠道，而不是只有二

    三厘米而已。洛杉矶西德斯西奈医学中心有个团队甚至已经开始进行人

    体试验。他们利用基因工程制造肝脏，给需要换肝的病人应急。

    研究人员报告了第一批中12个病人的实验结果。每一个病人都是肝

    衰竭末期，在这个阶段的病人，90%都因得不到新肝脏而死亡。有了基

    因工程制造出来的肝脏，病人就可以暂时使用这种肝脏直到肝脏捐献者

    出现。实验证明，使用人造肝脏后，很多人都可以再撑个10天以上。这简直是空前的成就。更令人惊讶的是，有四个因药物中毒到了肝衰竭末

    期的病人居然只用这种肝脏就能继续生存，不需要再做肝脏移植手术。

    聆听了这样的报告，了解了这些医生所做的一切，我突然觉得心荡

    神驰，久久不能自已。我开始思考，大概在150年前，李斯特在皇家外

    科学院初次对同事报告无菌手术的结果时，他的同事是否和我现在的心

    情一样激动呢？

    § § § §

    年会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也是商业展示和交流心得的好地方。几千

    个医生在百忙中抽出一个礼拜，耗费在乌云密布的芝加哥，是否就是为

    了上述原因中的一个呢？在医学年会召开的这个礼拜，芝加哥同时还有

    另一桩盛事，就是年度世界公关大会也在此时召开。两个年会的构成元

    素基本上一致。我不禁想，也许大家都是冲着这些来的吧。

    一天早上，我去公关年会的会场转了转，发现会议厅还有一半以上

    的空位，大伙儿都跑到走廊上聊天。我们的年会也一样，一开始那股学

    习的兴头很快就消失了，大家都变得意兴阑珊。过了两三天，演讲厅的

    空座位也越来越多了，出席的医生要么在打瞌睡，要么就是提早离开。

    人类学家科恩曾经说过：“大型学术会议或年会与其说是学术活

    动，不如说是嘉年华。学术界的盛会也不免隐藏些不快之事，比如常会

    发生勾心斗角的事，个人或团体也因利益冲突而划分圈子。大家不免走

    马观花，有人八面逢迎，也有人趁机想做生意。当然，这也是搞关系、套交情、分派系的社交场合。”外科年会正是如此。来参加年会，有人

    只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有人是想出名，更多的人是来看热闹。这里

    是外科界争权夺利的地方。本次年会将投票选出理事长和所有委员，不

    少“头目”召开这样那样的紧急密谈。当然，这也是医生的联欢会，大家

    聚在一起聊聊工作中的种种趣闻。

    尽管如此，大家并非只是冲着这嘉年华会而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

    因。就拿我们天天搭的观光巴士来说，我们每天坐着这种大型游览车往

    返会展中心和饭店。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谁也不认识

    谁。但是，如果你看到坐在车上的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都是熟人。

    在年会的观光巴士上，尽管还有很多空位，我们也是两两坐在一

    起，不愿单独坐一边。如果是在芝加哥其他任何一辆公交上，明明有一

    大堆空位，有人就是要坐在你身边，你一定会认为这个人不怀好意。反

    之，在我们的巴士上，如果有哪个人对大家敬而远之，宁可一个人坐，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在车上，尽管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但彼此

    间都认为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自然而然就会互相问候、闲聊起来。

    有一次，有个穿着休闲外套、四十来岁的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几乎打从他坐下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他来自密歇

    根州的一个小镇，那里只有3 500人，也只有两位外科医生。他就是其

    中的一个，另一个则在离他80公里外的一个地方。他们什么事情都得

    做：给车祸伤员做手术、治疗胃溃疡穿孔、切除阑尾、医治大肠癌、乳

    癌，偶尔甚至还要去接生。他已经在那个小镇待了20多年了。

    这位外科医生和我父母一样都是印度移民。我也向他说了一些我父

    母的故事。30年前，我父母决定从俄亥俄州的雅典和密歇根州的汉考克

    两地中选择一地定居，并在那里当医生。他们在11月搭乘飞机抵达汉考

    克时，发现积雪已达三尺，快要没到腰了。裏着印度纱丽的母亲一下飞

    机就决定放弃汉考克，转往俄亥俄。

    我旁边那位医生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说：“没那么冷吧？”我们

    天南地北地闲扯，从天气说到孩子，又说到我的住院医生训练，还说到

    他想买一套腹腔镜。坐在我们前后左右的人，都跟我们一样，聊得很起

    劲。有人为了职业棒球赛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或是对政治高谈阔论各抒

    己见；有人斗志高昂，有人垂头丧气。在车上，还有一位来自中国香港

    的医生告诉我们中国医疗的现况；之后我跟弗吉尼亚大学的外科主任又

    讨论了一下解剖方法；克利夫兰的一位住院医生向我推荐了一些不容错

    过的手术影片。

    我想，这就是公关人员所谓的建立关系网络。我们渴望与人接触，也希望找到一种归属感。也许，我们都是为了一些实际的理由而聚集在

    此，像是学习新知识、了解新器械、追求地位、凑学分或是忙里偷闲。

    但我认为这里有更重要的因素，理所当然地吸引着我们。

    医生属于一个孤立的世界，一个不断流血、不断实验、不断切开人

    体的世界。我们是活在病人群中的少数健康人。因此，我们很容易被孤

    立，就连我们的家人也很难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住院医生训练结

    束之后，你就要准备好定居在“睡眼村”这种没几个人知道的鸟地方，或

    是寒冷的密歇根北部，当然也有可能待在车水马龙的曼哈顿。病人一个

    接着一个来，手术一台接着一台做。到头来，你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好不容易成功完成胃癌手术，而这种喜悦却不知道跟谁分享。病人术后

    因并发症死亡，谁又了解你的感受？你一个人面对家属的指控、谩骂，一个人为了医疗赔偿跟保险公司据理力争。

    然而，每一年，我们都会不远千里地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你会

    发现同伴，他们也许正向你走来，也许就坐在你的右边。主办人称，这

    次的年会是外科医生的大会师。的确如此，在这几天内，我们形成了一

    个大联盟。

    ①利用超声波震荡的电子手术刀，可同时达成组织的切割与凝结。——译者注堕落医生

    曾经的辉煌 哈里森曾经是一位骨科医生。他今年56岁，身高1.8米，有着一头

    浓密的棕发和一双大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双大手能够把脱臼的膝盖

    轻轻松松地推回原位。他看起来沉着冷静、自信满满。在他的医生执照

    被吊销之前，他一度是所在医院里最受人敬重的骨科医生。

    一位跟他共事过的骨科医生告诉我：“他做骨科手术很厉害，很少

    有失误。”当其他医生的家人或朋友需要做骨科手术的时候，都会请哈

    里森帮忙。十几年来，哈里森是他们医院最忙的医生。但后来他开始变

    得粗心大意，不负责任，不但没把病人医好，甚至有时还使得病人受到

    更严重的伤害。过去对他非常钦佩的同事对此感到十分震惊。这种糟糕

    的情形拖了几年，他便退出了医界。

    在人们眼里，坏医生就像怪物一样。比如我们听说过的医生希普

    曼，他给病人注射过量的海洛因，导致15个病人死亡。圣地亚哥一个叫

    布朗的医生，不但搞砸了好几台变性手术，还把一个病人正常的左腿截

    肢了，后来病人由于严重感染而命丧黄泉。俄亥俄州还有一个令人发指

    的妇科医生波特，趁病人全身麻醉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把病人的阴蒂包

    皮切除了，还做了阴道整形，他还自称是“爱的医生”。

    但我所要说的坏医生，并不是像上面提到的那些做下耸人听闻的事

    件的怪医，而是你常常可以看到的、就像哈里森那样的医生。目前已有

    确凿的证据显示，医疗过失并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医生身上。医疗过失

    太常见了，甚至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很难一言以概之。即使是好医生

    也有可能渐入歧途，成为坏医生。面对这些医生，同事们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

    我和哈里森前前后后讨论了一年。他和大家一样感到疑惑，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但他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让我们从他的故事

    中吸取经验教训。唯一的要求是，我不能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 § § §

    事情开始于1991年，一个炎热的夏天，哈里森在医院为病人做手

    术。这家医院的中心耸立着一栋红色大楼，周围有许多小小的建筑像章

    鱼的触手一样延伸出去，透着点点灯光。在红色大楼的一层，长长的走

    廊尽头便是手术室。哈里森就在其中一间手术室里。他刚做完一台手

    术，正准备着下一台。由于清理手术室需要时间，他就利用这个空闲，脱下手术袍，拿起挂在墙壁上的电话。在他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助理从

    门诊打来电话，要跟他讨论丹太太的病情，请他尽快回复。

    丹太太28岁，有两个孩子，丈夫是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厂的销售部经

    理。最初，丹太太是为了治疗膝盖积水而来医院。她的膝关节虽然不

    痛，但积水问题一直不见好转。一个礼拜前，哈里森帮丹太太做了手

    术，抽除积水。但现在，丹太太又出问题了。她在手术后发烧、体质虚

    弱，膝盖疼痛难忍。助理告诉哈里森，他做初步检查时，发现丹太太的

    膝盖又红又热，而且一碰就痛。拿针戳进关节，会流出恶臭的脓水。助

    理问，该怎么办？

    从助理的描述来看，显然丹太太的膝盖严重感染，必须再次做引流

    手术，而且越早越好。但是哈里森太忙了，而且这个手术很麻烦，因此

    他便没怎么放在心上。他没有为病人做检查，甚至也没请一个同事去看

    看，只是吩咐助理，给她开一些抗生素就行了。助理认为这样有点不

    妥，哈里森却答道：“没事啦，这个病人就是喜欢抱怨罢了。”

    一周后，病人又回来了。这次，哈里森终于为她做膝盖引流。不过

    已经回天乏力，感染不但蔓延到膝关节之间的软骨，甚至把整个关节破

    坏了。后来，丹太太看了另一位骨科医生。这位医生只好帮她做关节融

    合术，免得因为骨头相互摩擦造成不必要的疼痛。

    我找到丹太太，向她问起这段经历。她说：“我已经适应现在的生

    活了。”她的膝关节因为完全固定了，因此不能弯曲，不能跑，不能

    坐，也不能蹲下来抱孩子。她家原本住的双层别墅，可她从楼梯上摔下

    来几次之后，就只好搬到平房住了。不久前，她去看医生，并向医生请

    教可否装个人工关节。但医生说，由于之前关节损害严重，做这个手术

    的成功率很低。

    每一个医生都可能像哈里森一样做出愚蠢、轻率的决定，但在哈里

    森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这样的错误一再发生。有个病人脚踝骨折，哈

    里森给他用的关节固定螺丝钉尺寸不对，螺丝钉因而进入骨头太深。病

    人抱怨说很痛，但哈里森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拒绝为他做进一步的处

    理。还有一位病人手肘骨折，哈里森给他用的螺丝钉尺寸过大。病人回

    来找他时，螺丝头已经穿破皮肉了。本来只要把螺丝钉锯短一点就行

    了，然而哈里森还是嫌麻烦，不愿这样做。

    还有一件比较严重的医疗纠纷。一个上了年纪的病人髋骨骨折，表

    面看起来他只需要打几根钉子就能解决问题。但进了手术室之后，哈里

    森发现病人的髋骨根本合不起来，应该给他做全髋关节置换。可是哈里

    森只想速战速决，因此只打了几根钉子就算了事。结果没多久，病人髋

    骨就裂开了，还出现感染的问题。而每一次病人回来找他，哈里森总是

    强调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最后，病人的髋骨整个碎了，不得已才向哈里森的同事寻求帮助。我去找到这位同事，他说他为病人做了检查后，非

    常震惊，“哈里森简直是见死不救。X光片明明都已经照出来了，他还是

    听之任之。”

    在哈里森执业的最后几年，医疗纠纷层出不穷，一堆病人起诉他。

    在他们骨科部门的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中，基本上都是他的糟糕病

    例。

    我和哈里森在市中心一家餐厅的角落吃早餐。我问他，事情怎么会

    这样呢？他闪烁其词，冷淡地说：“我不知道。”

    § § § §

    哈里森是在西北部的一个小镇里长大的，父亲是水电承包商，家里

    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二。没有人想到他会成为医生。他本来在当地的

    一所州立大学读书，是个胸无大志、表现平庸的大学生。有天夜里，他

    正翻看着欧·亨利的小说，突然，他心血来潮，“我对自己说，我要上医

    学院。”他告诉我，“说到学医，我实在没有什么基础或背景可言，只是

    想到了，就决定这么做了。”

    他从此发愤图强，并申请到一流的医学院求学，毕业后就准备进外

    科这一行。他在空军服役时担任医官，退役后申请到骨科最好的医院做

    住院医生。尽管在骨科工作很辛苦，但他觉得心中充满了满足感。他是

    这一行的高手，面对一个个关节脱臼、髋骨骨折、脊椎受伤的病人，他

    总有办法使他们恢复健康、活动自如。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

    四年。”1978年，他完成骨科训练之后，已经是备受瞩目的年轻骨科医

    生。他选择在该医院继续他的医学生涯，一待就是15年。

    哈里森的一个骨科同事这么评价那时的他：“他刚来的时候，科里

    有三个年纪较大的医生，技术不灵光就算了，脾气又大，对病人也不太

    负责。这时进入医院的哈里森，不但人好，而且积极进取，有求必应。

    比如你跟他说晚上八点有一个小孩要做髋骨穿刺，但人手不够，尽管他

    不用值班，也会马上赶来。他对教导医学院学生很有一套，因此荣获教

    学奖章。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对工作百分之百地投入，而且乐在其

    中。”

    然而，在1990年左右，一些事情改变了。像他这样技艺超群、经验

    丰富的医生,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丹太太最好；那个髋骨骨折的老人应该

    如何处理，他再清楚不过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病人要如何治疗，他

    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就是没做。同事们都很奇怪，他到底是怎么了？而

    他只是说，最后那几年，似乎事事不顺。在手术室大展身手、医治病人

    向来是他最快乐的事。但现在做手术时，他只想早点完事。

    是因为钱吗？他刚当主治医生的时候，年收入是20万美元。到后来名气大了，病人和手术越来越多，他赚的钱也越来越多。他发现，如果

    他再努力一点，每年就可以赚30万美元，再拼命一点，年收入甚至能达

    到40万美元。慢慢地，他开始拿业绩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他半开

    玩笑地说，自己是医院的“金字招牌”。他的同事也跟我说，他对“业绩

    之王”的称号非常在意。

    哈里森自视甚高，因此不愿把病人推掉(毕竟，他素以有求必应著

    称)。可是这样一来，他便忙不过来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每周

    都得工作80~90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00小时。他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但

    是他很少花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因为他的时间表总是被工作排得满满

    的。

    他的一天是这么过的：早晨七点半就开始第一台手术，比如髋关节

    置换手术，他必须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然后，他迅速脱下手术服，完成手术记录单，赶到几百米外的门诊区。另一个病人已经在门诊检查

    台上躺好等他了，可能是要做膝关节内窥镜检查之类的小手术。门诊快

    结束时，他就叫护士打电话到手术室，请他们做好下一个手术的准备。

    一整天都这样，他在手术室和门诊之间不停穿梭，与时间赛跑。而这时

    难免会有突发状况发生，像是手术时间拖延了、急诊冒出新病人，或是

    在手术时出现无法预期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这样一来，就会打乱他的

    节奏和计划。

    长年累月这样工作，他的耐性越来越差，出现一点小状况就觉得心

    烦气躁。本来，要做好医生就得咬紧牙根，逆来顺受，再怎么忙也得先

    解决突发问题。然而，哈里森已经被业绩冲昏了头脑，手术接二连三地

    出现问题。

    陨落的新星 这种事情其实惊人地常见。医生要通过严酷的医学训练，本来应该

    比大多数人更坚强、更从容、更抗压。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医生也有

    酗酒的问题，并不比其他职业来得少；另外，由于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

    获得药物和麻醉剂，医生更有可能出现嗑药的问题；而且，医生也会生

    病，也会变老，也会因为心情不好而态度冷淡，或者因为某些问题而心

    不在焉，这时医治病人就很容易出错。我们常以为医生出错是个别案

    例，比如一个行医40多年的医生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两次差错。然而，根

    据统计，所有的在职医生中，3%~5%的人并不能负责任地医治病人。

    医学界对问题医生的处置有一套公开明确的方法：同事联合起来，尽快驱逐有问题的医生，不要让他们继续危害病人，同时必须向主管部

    门举报，吊销问题医生的行医执照。然而，这种惩处措施很难实行，因

    为很少有医生会主动去举报自己的同事。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罗森塔尔曾专门研究过问题医生的处理办

    法，比较美国、英国和瑞典的不同做法。她收集了200多个问题医生的

    例子，有滥用镇静剂的医生，也有中风后还继续为病人开刀的53岁心脏

    外科医生等。罗森塔尔发现，不管在哪个地方，不管医生的问题多严

    重，总是要拖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同事才会采取行动制止他们。

    有人认为问题医生的同事是故意不去采取行动，但罗森塔尔认为，与其说是故意，不如说是无计可施。在交流中她发现，同事的反应大都

    是先否认，然后有些手足无措，最后表示即使插手也是徒劳，就像家人

    不肯面对祖母的驾照该注销的事实一样。而且，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显而

    易见。或许有同事怀疑某个医生出错是因为酗酒，或者年纪太大，但是

    确定这种事情需要长时期地搜集证据。此外，即使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问

    题，同事也常常无能为力。

    对于举报同事这种事情，不举报的原因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负

    面原因是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袖手旁观做起来很容易，何必

    费那力气去搜集证据、砸人家的饭碗？正面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没有人忍心这么做。试想，有个你认识多年的老同事，技术不

    差、人品不错、心地善良，他因为吃止痛药吃上了瘾，或是手术时开小

    差而疏忽了对病人的治疗。这时，你只会想要帮这个医生，而并非毁了

    他的医生生涯。可是要想帮助他谈何容易？只能悄悄地去帮，私底下去

    帮。这是好意，但结果通常不是很好。

    § § § §

    哈里森的同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帮助他。大概从1990年开始，哈里

    森种种怪异的做法和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让同事议论纷纷。大家越来越

    觉得，应该介入这件事情当中了。

    骨科里的一些老医生，每一个人都曾私底下跟哈里森谈过。罗森塔

    尔称这为“当头棒喝”。他们会把哈里森拉过来问问，近来怎么样，也会

    把同事担忧的心情传达给他。还有一位资深老医生则是爱之深、责之

    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表现实在

    太令人失望了!最让我难过的是，我不得不跟我的家人说，要他们不要

    再找你看病。”

    有时这样开门见山的方法很有用。科里的资深老医生说话还是有些

    分量的，那些出现问题的医生经过一顿“棒喝”之后，很多都承认自己碰

    到了麻烦，同事们因而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比如为他们安排心理治疗、联系戒毒中心，或是退休。然而，也有执迷不悟的例子，或是坚决否认

    自己有问题，或是挑嗦家人打电话来抗议；更有甚者叫律师来威胁老医

    生。对于同事们的劝诫哈里森并非完全充耳不闻。他认真听取了建议，点头表示接受他们的劝告，也承认自己可能劳累过度，有时病人甚至多

    到让他无法应付。他发誓会改变以前的做法，少接一点病人，严格按照

    标准程序为病人做手术，不再疲于奔命。但到头来，他还是老样子。在

    这种情况下，一些年轻医生、护士或行政人员等比较了解哈里森状况的

    人，只好偷偷摸摸地保护病人，让病人不再受到伤害。护士悄悄地把病

    人转给其他医生，前台负责挂号的护士甚至告诉病人，哈里森很难预约

    上。

    哈里森的助理中就有一个专门为他善后。他开始时跟着哈里森学

    习，看他帮病人处理骨折问题、追踪病人的病情，也曾在手术室担任哈

    里森的助手，对哈里森心生敬意。后来，他注意到哈里森不太对劲。这

    个助理说：“有时，他一天处理了40个病人，却不花一点时间跟病人谈

    谈病情。”为了弥补这些，他总是在门诊待到很晚，再三检查哈里森的

    医嘱是否有问题。“我常常追踪病人的情况，必要的时候给些建议。”在

    手术室的时候，他也会适时给哈里森一些好建议，像是“螺丝钉会不会

    太长”，或是“髋骨这样接合好吗”。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不免出错。

    如果可能，他尽量把病人转给其他医生，就差说这么一句：“这个人疯

    了。”

    出问题的医生可能执迷不悟，不肯罢手。到了最后，不管怎么劝

    告、“棒喝”都没用了，就有可能变成一触即发的局面。对哈里森而言，他的导火线就是一再缺席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这是每周一次必须

    出席的重要会议，但从1993年秋冬开始，他就很少出现在会场。尽管他

    对病人的处置过于马虎，导致官司连连，同事还是不想举报他。可是他

    连讨论会都不来，显然太过分了。

    很多人都警告过他，语气一个比一个严厉。他们告诉他，要是他再

    不来开会，麻烦就大了。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对此不管不顾。一年

    后，医院董事会把他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接的手

    术更多了，医疗事故更是接二连三发生。又过了整整一年，1995年劳动

    节刚过不久，医院方和律师通知他，从现在开始，他不能再为任何一个

    病人动手术，他们也将向州政府卫生局检举他在工作中的疏失，请求进

    一步的调查。他被解雇了。

    哈里森从来没有向家人说过他遇到的困难，也没告诉他们他失业

    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每天早晨他还是穿西装打领带去医院，好像什么

    事都没改变。他看完所有预约的病人，需要动手术的就转给其他医生。

    不到一个月，就再也没有病人来找他了。他的太太觉得很奇怪，一再逼

    问。最后，哈里森不得不说出实情。她听了之后哑口无言，突然感觉到

    眼前这个人不是她丈夫，而好像一个陌生人。哈里森从此足不出户，整日躺在床上，也不跟任何人说话。

    他被迫停业两个月后，另一件医疗官司又来了。有一个农夫的太太

    由于严重的肩膀关节炎，请他诊治。他为她的肩膀换了人工关节，结果

    手术失败了。这桩官司就是让他全面崩溃的最后一击。他告诉我：“我

    一无所有了。的确，我还有朋友，还有家人，但是我没有工作了。”像

    很多医生一样，他的职业代表了他的身份，他的一切。

    他走到地下室，带了一把自动手枪。他最终没有开枪，虽然作为一

    名外科医生，他知道怎么做可以一枪毙命。

    问题医生拯救行动 1998年，我参加了一场在棕榈泉附近召开的医学会议。议程十分紧

    凑，演讲一场接着一场。突然，有个题目让我眼前一亮：《医生的异常

    行为——200个案例调查报告》。做报告的人是内夫医生。内夫五十来

    岁，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看起来严肃认真。他研究的项目可以说是医

    学中最隐秘的一个领域：医生与其他专业人士的行为异常问题。他告诉

    我们，在1994年，他曾主持过一个小型的研究计划，帮助全国各地的医

    院或医疗团体中的问题医生。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帮助过250个医生，累积了不少治疗经验。

    他认真研究分析这200多个案例后发现，直到发生重大过失，问题

    医生的行为异常问题才会被公开。然而等到问题终于不能再隐藏时，总

    是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内夫的研究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他单枪

    匹马，没有研究经费和合作伙伴，只是凭着一股唐吉诃德一样的精神进

    行着这项研究。

    § § § §

    演讲后的几个月，我飞到他所在的阿伯特西北医院去看看他进展得

    如何。我到了医院，有人带领我来到医院大楼旁的一间砖砌建筑。内夫

    就在这里的五楼工作。进去后，我看到一条幽暗的走廊，两侧房间的房

    门紧闭，地上铺着米白色的短毛地毯。这里一点都不像是医院。身穿斜

    纹软呢短外套、戴着金丝眼镜的内夫从其中的一间走出来，带我在周围

    参观了一下。

    每个礼拜天晚上，都会有医生提着行李住进来。办完入院手续之

    后，就有人带他们到宿舍一样的房间，他们会在这儿待上整整四天。我

    在参观的时候，看到这里有三个医生正在接受治疗。内夫说，医生要去

    要留他们绝不干涉。但我知道，医院为来接受治疗的医生付了7 000美

    元的医疗费，明白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当医生，就得到内夫的

    研究中心接受治疗。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内夫竟然能够说服医院把问题医生送来这里治

    疗。尽管有些犹豫、不安，医院和诊所还是希望他能够医治好他们的问

    题医生。需要帮助的专业人士不只是医生。不久前航空公司就把行为异

    常的飞机驾驶员送到这里来了；法院也送来了问题法官；企业也把他们

    的问题主管送来这里。

    内夫接收所有的问题医生，但他很明白地告诉医院，他们把问题拖

    太久了。他解释说，从这些医生的一些行为就可以看出问题的端倪，比

    如医生在手术室扔下手术刀，或是飞机驾驶员在飞行途中无缘无故地大

    发脾气。然而，很多时候，大家都不把这些小事当回事，会说：“他是

    个好医生，只是偶尔情绪低落，才会这样的。”

    内夫发现可作为警报的行为大概分为四种。一种是无法控制自己的

    怒气，常常拿别人出气。另一种是做出怪异的行为，比如一个医生每天

    总要花两三个小时整理办公桌，原来这个医生有强迫症。还有一种是喜

    欢做一些超过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内夫见过一个对十来岁的男生特别好

    的家庭医生。后来才发现，这个医生对青春期的男生有着无法控制的性

    幻想。更常见的一种就是医疗官司不断，就像哈里森这样。内夫利用这

    个研究计划说服了很多医院、诊所和企业去注意这类预警行为。

    其实，内夫的工作就是简单地为病人检查诊治，就像心脏科医生为

    病人诊治胸痛一样。他为前来求助的医生做检查，安排一些测试，提出

    一些正式的意见，说明问题何在、是否能继续工作，以及是否需要治

    疗、接受什么样的治疗等。在医学界，几乎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去评判同

    行，内夫是一个例外，而且，他比其他同事所能做的要更全面，更客

    观。

    我去内夫那儿搜集资料时，发现内夫一般请三个同事和他一同进行

    评估的工作。从星期一早上开始，直到星期三，这四个医生分别跟每一

    个问题医生聊天谈话。他们要求问题医生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经历说

    出来，有时甚至得重复七八次，为的就是能更细致更全面地掌握情况。

    在治疗时，内夫发现自己和同事所记录的内容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有

    出入，就会立刻把同事叫来，一起商量。

    内夫帮助的问题医生也得经过详细的身体检查，来确定这些问题医

    生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疾病才出现异常行为的。曾经有一个医生好几次在

    手术中身体僵住，手脚不能动弹，内夫发现原来他得了严重的帕金森综

    合征。他们也给医生做酒精和药物测试，以及各种心理测试，分辨他们

    是否吸毒成瘾或是有精神分裂症。

    评估的最后一天，内夫会召集参与共同诊断的医生开会，问题医生

    则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每一个病例，内夫和同事都花一个小时左右的

    时间讨论。首先是诊断。他们发现，大多数寻求协助的问题医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精神疾病，如沮丧、忧郁症、药物或酒精成瘾。而这些情况

    先前都没有查出来，更别说接受治疗。其次，内夫等人必须评估上门求

    助的问题医生能否继续任职。在报告中他们的用词总是很明确，直截了

    当，像是：“鉴于某医生嗜酒成瘾，此时继续行医，不管是技术表现，还是病人的安全，都会受到影响。”最后，他们会提出具体建议，要求

    医生完全配合。对于有些所谓的“合格”医生，他们也会建议采取预防措

    施，比如不时进行毒瘾测试、指派同事监控。对于不能继续工作的医

    生，内夫通常会建议他们停职一段时间，并详述评估细节和具体疗程安

    排。

    然后，内夫会在办公室跟每一个问题医生说明他们的诊断结果，且

    这份报告也将送到他们所在的医院或诊所。内夫说：“医生听了我们的

    建议之后都很意外，他们没想到我们会如此严格。”

    内夫再三强调，他们只是提供建议。然而一旦建议印在报告书上，医院或医疗组织很难不听从不执行。内夫的评估计划的好处是，万一出

    现问题，问题医生知道去哪儿求助，同事也不必扮演法官的角色。内夫

    和他的同事已经拯救了好几百位医生的职业生涯，同时也意味着好几千

    个病人得以免于医疗事故。

    § § § §

    这类拯救问题医生的计划不是只有内夫在做。近一二十年来，国内

    外的医疗机构已组织了好几次为“生病的”医生诊断、治疗的活动。

    然而，就在我参观之后不到几个月，内夫的计划就终止了。虽然这

    个计划引起了全国医疗院所的注意，成绩也十分突出，但最终还是因为

    经费短缺，无法继续下去。内夫告诉我说，他正在寻求帮助，希望可以

    找到赞助来支持这个计划。

    不管这个计划能否继续，内夫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然而，内夫的做法太直接了，也许就是因为过于直接而导致无法被认可。只有

    在问题医生的同事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把他们送到内夫那里去。这些

    问题医生其实是在挣扎过程中的可怜人，内夫说自己的原则是：“态度

    亲切，做法严格，以矫正异常行为。”

    也许，在大家心里，还是觉得对这些问题医生不管不顾比较好。你

    可以问问你自己：能不能接受一个曾经有问题的医生，像是染上毒瘾的

    麻醉科医生、患有狂躁症的心脏外科医生，或是对小女孩心怀不轨的小

    儿科医生，恢复正常后继续行医？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问：你愿意看

    到哈里森重新拿起刀做手术吗？

    一切从头开始内夫拯救了哈里森的生活和事业。1995年12月中旬，自杀的念头一

    直在哈里森脑子里挥之不去，这时，他的律师给了他内夫的电话。抱着

    试一试的想法，他给内夫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内夫听哈里森简单介

    绍了一下情况后，让他尽快去找他。第二天，哈里森就动身了。他们谈

    了一个小时，哈里森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内夫直截了当并设身处地

    地为他着想。他对哈里森说，他的人生之路还没走完，不能就这样结

    束。哈里森决定相信他。

    一个礼拜后，哈里森自费参加了内夫的评估计划。那四天真是难

    熬，他难以接受一切都是他的过错，也很难接受内夫及其同事提出的建

    议。内夫给他的诊断主要是长期沮丧。结论一如既往地毫不隐讳：“哈

    里森由于严重沮丧的问题，此时并不适合继续行医，何时能够重新行医

    仍难以断言。”然而报告也说了，如果经过长期治疗，“我们认为该医生

    仍有可能再度回到工作岗位上” 。

    哈里森接受了内夫的建议。回家后，他定期看精神科医生和一位内

    科医生，并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服用一些抗忧郁药。他告诉我：“第

    一年，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第二年，我想活下去了，但我不想

    工作。第三年，我终于想回去工作了。”最后，他的精神科医生、内科

    医生和内夫一致同意，他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再度行医。由于这些医

    生的建议，州政府卫生局允许哈里森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不过有限制

    的：他的工作时数一周不可超过20个小时，而且工作时必须接受监督；

    必须定期回去看精神科医生和内科医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至少6个月

    后，才能为病人进行手术，但只能担任助手，直到进一步的评估结果出

    来之后，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像从前一样担任主刀医生。

    然而，哈里森过去的同事并不欢迎他回去。他们说：“过去的包袱

    太沉重了。”哈里森只好到度假村附近的一家小医院任职。这家小医院

    位于湖畔，人烟稀少，只有到夏天人气才比较旺。这家小医院的医生知

    道哈里森过去的问题，但由于他们长年征不到骨科医生，所以同意哈里

    森来这里上班。

    不久前，我去哈里森家看他。他住在一栋不起眼的平房里，客厅里

    摆满了装饰品，还养了狗、猫等宠物，书架上放着很多骨科医学期刊和

    光碟。他穿着T恤、运动长裤，看起来很悠闲，甚至有点懒散。每天就

    是跟家人在一起、看看医学期刊，他几乎没有什么好忙的。这样的生活

    和以前的外科医生生涯相比差别很大，不过他感觉到自己的热情和干劲

    回来了。我想象着他再度穿上绿色手术服站在手术室里，打电话和助理

    讨论着病人膝盖感染的处理方法。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

    § § § §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生病的时候，都是由医生掌控着我们的性命，而医生通常是不完美的，他们也有可能犯错。医生的判断有时是错误

    的，有时是经不住考验的。有时医生其实知道应该怎么做，却总是力不

    从心。

    我和哈里森出去一起吃饭，路过他以前待过的医院，那里看起来很

    漂亮、很现代。我问他要不要进去看看。他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最终决

    定跟我一起进去，在过去的四年中他只进去过两三次而已。我们通过自

    动门，走在光洁的白色走廊上。一个热情爽朗的招呼声突然从背后传

    来，他犹豫了一下，最终停下脚步。

    “啊，哈里森!”服务台后面一个女人笑着向他打招呼，“好久不

    见，你去哪儿了？”

    哈里森停下脚步，他张开口想要回答，但很久都没有说出口。最

    后，他只说了句：“我退休了。”

    她头一歪，显得很困惑的样子。“嗯，我想您过得不错呢。”她说

    道，慢慢地反应过来。

    他看起来很不自在，打算谈谈天气，但这显然也不是个好话题。我

    们准备要离开了，他却停下脚步，又对她说：“我会回来的。”13号、星期五、月圆夜

    黑色星期五效应 高尔夫球名将尼克劳斯上场前一定会在口袋里放三个铜板；乔丹穿

    着芝加哥公牛队队服时，里面总是穿着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队的蓝色短

    裤；如果乐团成员有人穿黄色的衣服，埃灵顿公爵就会拒绝登场。对于

    公众人物来说，迷信似乎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职业棒球选手的迷信程度

    是最高的。像是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投手温德尔，为了有好运气，他上

    场的时候总会戴一条兽牙项链，从不穿袜子，绝不站在制球线上，而且

    每一局结束他就必须要去刷牙。1999年他与大都会签合约时，坚持年薪

    要120万美元9毛9分。他告诉记者：“我就是喜欢99这个数字。”

    但我以前从不知道外科医生也如此迷信。我认为从事科学类工作的

    人最重要的就是理性思考，医生应该崇尚理性，才能在手术时冷静而有

    条理地计划和思考。因此，对于拜神信佛之类的事，做医生的我们莫不

    是不以为然。在医学界，你最多只会发现，有些医生会钟爱某一双手术

    鞋，或者帮病人缝合伤口时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包扎。尽管每个人都有自

    己特殊的习惯，但对于这些奇怪的癖好，都可以解释得头头是道，比

    如“穿着这双鞋做手术最舒服了，其他的穿起来就是不舒服”，或是“那

    种医用胶带贴了会引起过敏(其实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

    说，没有医生说出这样的话：“碰到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运气不好。”

    因此，那天发生的那件事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一天下午，我和同事

    们围坐在桌子边，讨论安排下个月急诊的夜间值班表，结果没有人愿意

    在13号星期五的夜里值班。我们轮流在表上填选值班的日子，开始时进

    行得十分顺利，直到最后，差不多快排完了，大家都刻意避开了13号星

    期五这一天。我心想，有必要这么迷信吗？真是好笑。所以，再次轮到

    我填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选择了这一天。“做好心理准备吧，”同事对

    我说，“那天晚上你会很忙的。”我不以为然。

    过了几天，我随意地翻看着日历，突然注意到那个星期五晚上是月

    圆之夜。我想起同事告诉我，那天晚上刚好会有月食。突然，有那么一

    瞬间，我不由自主地想：也许，那天晚上真的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

    生。我自认为是个理性冷静、训练有素的医生，不会被这些封建迷信击

    退。我想，如果有证据，这种若有若无的传言自会不攻自破。为了证实

    我的想法，我就去图书馆查了一下资料。我想找出一篇有关13号星期五

    的科学研究报告，看这天运气是否真的会如此糟糕。

    我不知道这两者哪一个会让我更加惊讶：是还真有人针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呢，还是这样的研究竟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