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美]托马斯·索维尔 著

    吴建新 译

    书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作者：[美]托马斯·索维尔

    译者：吴建新

    书号：ISBN 978-7-220-10830-3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加工、传播自负法律后果。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目录

    前言

    致 谢

    第 1 章 什么是经济学?

    稀缺性

    生产效率

    经济学的作用

    第一部分 价格与市场

    第 2 章 价格的作用

    经济决策

    价格与成本

    供给和需求

    “未满足需要”

    第 3 章 价格管制有效吗？

    价格上限与短缺

    价格下限与过剩

    价格管制中的政治

    第 4 章 关于价格的其他问题

    原因与结果

    激励与目标

    稀缺与竞争

    第二部分 工业与商业

    第 5 章 企业的兴衰

    适应变化

    第 6 章 利润与亏损的作用

    利 润

    生产成本

    专业化与分销第 7 章 大厂商的经济学

    公 司

    垄断和卡特尔

    第 8 章 管制与反托拉斯法

    监管委员会

    反托拉斯法

    第 9 章 市场与非市场行为

    企业与非市场生产者

    赢家与输家

    第三部分 劳动与报酬

    第 10 章 生产率与报酬

    生产率

    报酬差距

    资本、劳动与效率

    第 11 章 最低工资法只会带来失业？

    失 业

    差异化影响

    第 12 章 劳动力市场中的其他问题

    失业统计

    工作环境

    集体谈判

    剥 削

    职业许可

    第四部分 时间与风险

    第 13 章 投资与投机

    投资的种类

    投资回报

    投 机

    库 存

    现 值

    第 14 章 股票、债券和保险

    可变回报与固定回报

    保 险

    政府“保险”第 15 章 关于时间与风险的其他问题

    不确定性

    时间与金钱

    经济调整

    第五部分 国民经济

    第 16 章 国民产出

    合成谬误

    产出与需求

    衡量国民产出

    第 17 章 货币与银行系统

    货币的作用

    银行系统

    银行的作用

    银行法律和政策

    第 18 章 政府职能

    法律与秩序

    外部成本与收益

    激励与约束

    第 19 章 政府财政

    政府收入

    政府支出

    政府预算

    第 20 章 关于国民经济的其他问题

    政府的范围

    政府责任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第六部分 国际经济

    第 21 章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的基础

    国际贸易限制

    条件变化

    第 22 章 财富的国际转移

    国际投资

    汇款与人力资本国际货币体系

    第 23 章 财富的国际差异

    地理因素

    文 化

    人 口

    启 示

    第七部分 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第 24 章 市场迷思

    价 格

    品 牌

    非营利组织

    第 25 章 “非经济”价值

    拯救生命

    市场与价值

    第 26 章 经济学史

    重商主义者

    古典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

    经济学的作用

    第 27 章 最后一点想法

    检验你的经济学知识

    出版后记几行推理就可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史蒂文·E.兰兹伯格(Steven E. Landsburg )前言

    本书与其他经济学入门书籍的最明显区别是，它既没有图表，也没有公式，用语浅显易懂，表述上不

    使用经济学专业术语，方便没有经济学知识的读者理解。本书既适合普通民众阅读，也适用于经济学初学

    者作为入门教材。

    本书还有一个不太明显但很重要的特征，即使用世界各国真实的例子，从而使得经济规律得以用一种

    活泼生动，且令人难忘的方式阐述，而这种效果是图表和方程不能达成的。相较之前的 4 个版本，第 5 版

    秉承了一贯的基本理念：学习经济学应该像获得信息一样容易。

    美国本土读者对本书新版的关注度持续提高，而本书其他语言译本种类也在不断增加① ,这种热潮表明

    人们对具有可读性的入门式经济学著作有着广泛需求。

    如同青年的茁壮成长一样，本书在过去几年里也逐渐成熟厚重起来，不仅增加了新的章节，还对已有

    章节做了进一步更新扩展，以便跟上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各国经济。

    对于读者广受困惑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人们生活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一课题，本书特别新

    增了一章——第 23 章，这也是本书最长的一章，从地理、人口、文化等诸多因素探究贫富差距长期存在的

    原因，还审视了一些被认为是造成国际经济差距主要原因的因素，届时读者会发现，事实并不总是支持流

    行的说法。

    作为大众的一员，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必去关注很多复杂艰深的领域，如植物学、脑外科手术等。因此

    ，我们并不打算涉足这些领域，或对其品头论足。然而，每一个选民和他们选出的政府官员都影响着经济

    政策，我们无法回避经济问题及相关决策。而面对经济问题与政治候选人，民众要做出选择只有三种选项

    ：获取信息、不获取信息或获取错误信息。本书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容易地获得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

    不难理解，但是很容易被遗忘，尤其在政治与媒体令人眩晕的宣传攻势下更是如此。

    为了保证作为经济学入门书的特色，本书不仅没有专业术语、图表和公式，也绝少有脚注和尾注。然

    而，就本书介绍的诸多惊奇事例，想进一步探究的读者可以在作者的网站(www.tsowell.com)，或专为本

    书设立的网站(sowellbasiceconomics.com)查看文献来源。对于将本书当作课程教材的教师，或者在家辅

    导孩子的家长，可以在作者网站上找到 100 多道练习题。此外，每个问题后面都列有相应的页码，以方便

    读者在文中找到对应答案。

    托马斯·索维尔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①?本书之前版本已被译成西班牙语、汉语、希伯来语、日语、瑞典语、韩语和波兰语。致 谢

    与我的其他著作一样，我的两位出色的研究助理刘娜(Na Liu)和伊丽莎白·科斯塔(Elizabeth Costa)

    对本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她们为我搜集了大量研究资料，科斯塔女士还对我的手稿进行了编辑、审核，而刘娜女士则将书稿转换成校样并编制了索引。这样，出版社在拿到书稿之后即可直接进行印刷。新增的“

    经济学史”一章，经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名誉教授威廉·R.艾伦(William R. Allen)审阅。艾伦教授曾是我的同事，他提出了见解独到的评论和建议，尽管我未全部采纳，还是要对他表示衷心感

    谢。虽然历经多人之手，本书若有错误和缺陷，均由我一人承担，这一点毋庸置疑。

    当然，本书的最终问世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各位同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鼎力支持。第 1 章

    什么是经济学?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贸易保护主义者还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

    者，牧师还是异教徒，了解经济现象的因与果都是非常有用的。

    ——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

    经济事件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或成为电视上的“突发新闻”。然而，通过这些新闻故事，我们并不总

    是能够确定导致特定事件发生的原因，更不用说预测未来的后果。

    大多数经济事件涉及的基本原理通常本身并不复杂，但是讨论中使用的政治辞令和经济学术语，使得

    这些事件显得晦涩和含糊。迄今为止，那些能够解释事件的基本经济原理，并不为广大民众知晓，媒体中

    也很少有人能理解。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资

    本主义、封建主义或其他任何经济制度——并且适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政府。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导致

    物价飞腾的政策，数千年后也导致了美国物价水平上涨。开罗、香港、斯德哥尔摩、墨尔本和纽约等地实

    施的租金管制法案所导致的后果也是相似的。实施相似农业政策的印度和欧盟国家，都承担了类似后果。

    要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我们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经济学。要理解什么是经济学，我们必须先知道什

    么是经济。大多数人可能会把经济看作生产、分配日常生活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的系统。这种观点本身并没

    有错，但还不够准确。

    传说中的伊甸园也是一个生产、分配产品和服务的系统，但它却与经济无关，因为在那里所有东西都

    应有尽有。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节约(economize)，也就没有经济学(economics)。杰出的英国经济学

    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曾给出了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定义：

    经济学是研究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用的学问。

    稀缺性

    “稀缺”意味着什么？稀缺是指个人需求加总之后大于现存的资源数量。这看似简单易懂，但人们常常

    严重误解其内涵，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例外。例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曾有一篇专题

    文章描述经济困境，并以此表达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担忧，这一阶层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一群人。虽

    然这篇文章描绘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拥有私人游泳池，但它的主标题却是“美国中产阶级，只能勉

    强度日”。这篇文章的其他小标题包括：

    希望落空，计划难成

    目标仍然遥不可及

    储蓄很少却享用奢侈品

    简言之，尽管美国中产阶级拥有超乎其他国家人们(甚至前几代美国人)无法想象的财富，但美国中

    产阶级的欲望仍超出了他们可以轻松应对的水平。中产阶级自己和这位记者都认为他们“只能勉强度日”，并且引用了一位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的说法：“这些人的预算真是太有限了。”但是，限制他们的并不是预算这种人为的东西，而是现实。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约束，这才是稀缺性的真正含义。

    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中提到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甚至“要超支使用信用卡”，才能使他们的“

    财务状况井然有序”。

    杰拉尔丁·弗雷泽(Geraldine Frazier )指出：“但是，只要我们走错一步，就会感受到来自账

    单的压力，那将是极其痛苦的。”

    从学术界到新闻界，包括中产阶级自己，所有人都感到莫名奇怪，现实中竟然存在“稀缺性”这样的东

    西，并且这意味着人们既要尽力带来高产出，又要在开支时承担个人责任。然而，在人类历史上，稀缺无

    处不在，所有对于节约的要求都与稀缺性有关。

    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惯例或制度，也不论它们明智与否、高尚与否，都不可能有足够的物品完

    全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不论我们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其他，“未满足需要”都内嵌于这

    些经济制度中。这些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区别仅在于进行权衡取舍的制度方法不同，而权衡取舍是任何

    经济制度都不能避免的。

    生产效率

    经济学不仅关涉人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对已有商品和劳务产量进行安排，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也关注生

    产，即从原始的稀缺资源到产出——由输入转化为输出的整个过程。

    换句话说，生产需要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来实现产出，产量水平进而决定一个国家

    的生活水平，经济学研究的正是这些资源的使用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资源的使用决策及其后果比资

    源本身更重要。因为有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国民却生活贫穷；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和瑞士，尽管拥有相对较少的自然资源，但却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人均自然资源价值是日本

    和瑞士的好几倍，但日本和瑞士的人均实际收入却是乌拉圭的两倍、委内瑞拉的好几倍。

    除了稀缺性，“替代用途”也是经济学的核心。如果每种资源只有一种用途，那么经济学就简单多了。

    但是，水既可以用来制造冰块，也可以用来制造水蒸气，同时它还可以与其他东西结合，生产许多混合物

    和化合物。同样，石油不仅可以用来生产汽油、煤油等燃油，还可以用于生产塑料、沥青和凡士林；铁矿

    可用于生产各种各样的钢铁制品，从回形针到汽车，再到摩天大楼的钢筋骨架。

    每种资源应该分配给每一种用途多少资源量？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方式有不同

    、效率有高低。经济学关注的就是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本质上，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会以非常不同

    的方式决定如何分配稀缺资源，这些决策对整个社会生活都有深远影响。

    以苏联为例，它的工业用电量超过美国，但工业产量却小于美国。这种低效的投入和产出转化，使得

    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都丰富)只能保持在较低的生

    活水平。又比如，今天的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有的石油产量超过自身消耗的国家之一。然而，丰富的资源并

    不能自动带来丰富的商品。

    生产效率——即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比率——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谈论的某个术语，它影响着整个社

    会的生活水准。想象经济决策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实际的东西，如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铁矿、石油、木

    材等，以及最后生产出来的食品、家具和汽车，而不是把它仅仅看作关于货币的决策。尽管“经济学”这个

    词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金钱，但对整个社会来说，金钱或货币仅仅是为完成生产而人为创造出来的工具。

    否则，政府只要多印些钞票就可以把每个人都变成大富翁。决定国家贫富的不是货币，而是这个国家拥有

    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

    经济学的作用

    当前对经济学的诸多误解，包括认为经济学能教人们如何赚钱，如何经营企业或如何预测股市波动。

    但是，经济学并不能提供个人理财意见，也无法用于企业管理，至于预测股市波动，暂时还无法简化成一个可靠的公式。

    例如，当经济学家分析物价、工资、利润或国际贸易平衡时，要考虑的是，针对经济的不同部分做出

    的决策如何影响稀缺资源配置，进而提高或降低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

    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用来表达意见或发泄情绪的话题。它是对因果关系的系统研究，揭示以特定方式做

    特定事情时会造成何种结果。在经济分析中，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使用的

    分析方法，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本书要探讨的正是经济学的这些基本原则。

    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考察经济决策产生的激励，而不是只考察其所追求的目标。这意味着，结

    果比意愿更重要——不仅是就直接后果而言，也指运行的长期影响。

    抱有良好意愿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倘若不能对经济的运行方式有正确的理解，再好的意愿也可能给

    整个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相当数量的经济灾难其实是出于“好”政策，这些政策往往标榜要为人民造福。

    事实上，如果那些曾提出或支持这些政策的人懂经济学的话，这些灾难本可以避免。

    和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中也存在争议，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

    化学和物理的基本原理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一样。例如，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分析，并不只是爱因斯坦个

    人的观点，全世界都从广岛和长崎的经历中明白了这个理论。经济表现可能不如某个大事件那样宏大壮观

    或起伏跌宕，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使千百万人陷入贫困，即使最富有的国家也未能幸免，这些国家虽然食物供给过剩，但仍有很多人营养不良。这场经济大萧条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要超过 1

    945 年广岛和长崎的灾难。

    相反，曾在世界贫穷国家之列的印度和中国，在 20 世纪后期开始对经济政策做出变革，经济也随之迅

    速增长。据估计，过去 10 年有 2,000 万印度人摆脱了贫困；而在中国，每天的生活费用为 1 美元或少于 1

    美元的人数，也从 3.74 亿(1990 年中国人口的 13)，下降到了 2004 年的 1.28 亿，现在只占中国不断增加

    的人口总数的 110。换句话说，有大约 2.5 亿中国人受惠于经济政策改革，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正是这些事情使得经济学研究变得重要，因为它们超越了个人观点或情绪。经济学是一种因果分析工

    具，也是一个受过检验的知识体系，以及出自这一知识体系的原则。

    要做出经济的决策，并不一定要涉及金钱。当某个军事医疗队抵达战场，见到各种各样的伤员，他们

    面临的就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学问题，即如何分配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

    足够的医生、护士或护理人员，也没有足够的药物。一些伤员濒临死亡，几乎没有救活的可能；而另一些

    伤员如果得到及时救护，就很可能活下来；还有一些伤员只受了轻伤，不管他们是否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

    都很可能康复。

    如果医疗队不能有效分配时间和药物，就会在不需要紧急救护的伤员身上浪费时间，或把时间和药物

    分配给不管怎么救治死亡率都很高的伤员，而那些及时救治就能活下来的伤员将会无谓地死去。尽管不涉

    及任何金钱交易，这却是个经济学问题。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愿想象要做出这种生死攸关的选择。但事实是，一些美国中产阶级为不得

    不做的温和选择和权衡取舍而苦恼。生活并不会询问我们需要什么。它为我们提供选择。经济学就是试图

    教会我们做出这些选择的一种方法。第一部分

    价格与市场

    PRICES AND MARKETS第 2 章

    价格的作用

    市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够协调无数人的选择。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

    我们已经知道，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面临的关键任务。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经济体要怎样进行稀缺资源的配置？

    不同的经济体显然有不同的做法。在封建经济中，庄园领主只需把要做什么、资源投向哪里吩咐给底

    下的臣民，比如少种大麦多种小麦、这里施点肥、那里多放些干草、排干沼泽。20 世纪的计划经济情况非

    常类似，比如苏联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更复杂的现代经济体。无论是在伏尔加河上建立水电站，在西伯利亚生产上万吨钢铁，还是在乌克兰种植大量小麦，都来自政府发布的命令。相比之下，在由价格

    调控的市场经济中，则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由他发布指令控制或协调整个经济活动。

    在一个极为复杂的高科技经济体中，没有中央指令也能正常运作，这让许多人困惑不解。据说，苏联

    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曾问过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样一个问题：“你如

    何确保人们能得到食物?”撒切尔回答说她无法确保，但价格可以做到。尽管英国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

    的粮食产出不足以养活自己，但是英国人比苏联人享用了更丰富的食物，因为价格从其他国家为他们带来

    了食物。

    想象一下，若没有价格发挥作用，仅伦敦市就需要一个超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确保日常消耗的种类繁

    多、数目巨大的食物供应。这样一支官僚队伍本可以省掉，因为简单的价格机制就可以更快、更好、更低

    廉地完成相同的工作，而且精简出来的人员也可以在经济的其他领域从事生产性工作。

    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步入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经济，很大一部分已经靠自由市场来运

    作。虽然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5，但耕地面积却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 10%。于是，和以往历史一样

    ，为国民提供食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旧中国频发的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如今，价格把食物

    从其他国家带到了中国。

    中国从国外如南非、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获得食物补给，也给农产品贸易商以及像阿彻·丹尼

    尔斯·米德兰这样的食品加工商带来了财富。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入中国这个有着千亿美元规

    模的食品加工市场，并且这个市场还在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农民来说，这

    就是飞来横财，大豆价格自从 2010 年以来已经增长了 23。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更健康

    的饮食，在过去 25 年里，他们的热量摄入已经增长了 13。

    由于价格的吸引力，美国肯德基公司在 21 世纪初，从中国获得了比美国更多的销售额。仅仅在五年时

    间里，中国的人均奶制品消耗量就几乎翻了一番。据一项调查估计，14 的中国成年人都面临肥胖问题——

    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却体现了一个粮食紧缺的国家已经发生了令人振奋的进步。

    经济决策

    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控制或调节所有的经济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是毫无

    章法的。消费者、生产者、零售商、房东或工人都根据双方共同商定的条件与他人进行单独交易。价格不

    仅把这些条件传递给利益攸关的某个人，也把它们传遍整个经济体系，并且实际上是传遍了整个世界。如

    果某地某人的产品更好，或是同样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低，相关的信息就会传开，不必由民选官员或计划委员向消费者、生产者发号施令，人们就能够通过价格采取行动。实际上，价格能够比任何计划者都要快

    速地整合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计划者发布命令的基础。

    如果斐济的某个人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制造更好的鞋子，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美

    国、印度或任何地方都在销售这些价格低廉的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当时华盛顿的官员是否

    意识到日本人在制造照相机，美国人都可以购买日本制造的照相机。现代经济体都包含了成千上万种产品

    ，期望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知晓所有这些产品已是过分，更不用说要他们去了解每一种资源分配到生产

    中的数量和比例了。

    每一种资源有多少用在了什么地方，产成品怎样转移给数以百万的人，在这些决定中，价格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作用却很少为公众所知，也常常被政府官员忽视。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

    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点也不懂经济学”，即使那时他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不幸的是，他并不是个例。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懂经济学，不论他们的国家大小、民主与否。

    相较由政治领导人指导并调节经济活动的国家，由价格自动调节经济活动的国家因缺乏经济学知识所

    造成的后果并不会如前者那样严重。

    很多人只是把价格视为阻碍他们获得自己欲求之物的障碍。比如，那些想在海滨安家的人可能会因为

    滨海房产极其昂贵而放弃。但是，高价格并不是我们不能都住海景房的全部原因。相反，现实情况是海滨

    的房子远远不够分配，价格只是传达了这个潜在的事实。当很多人竞相购买数量很少的房子，这些房子就

    会因供求关系而变得十分昂贵。但是，并不是价格造成了稀缺。稀缺存在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社

    会以及原始社会。

    即使现在政府实施一项“普及”海滨住房的“计划”，并对这种资产的售价设置 “上限”，也不会改变人口

    与海滨土地之比很高这一潜在事实。对于既定数量的人口和既定数量的海滨房产，若没有价格，配给将不

    得不通过官方命令、政治偏好或随机的方式来进行，因为配给总要实施。即使政府颁布命令说拥有海滨房

    屋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仍然丝毫不会改变潜在的短缺。

    价格像信使一样传递着消息。有时候是坏消息，比如海滨房产的例子，渴望拥有海滨房产的人比可能

    住在海滨的人要多得多。但常常也有好消息，比如得益于技术进步，电脑飞速降价、升级。尽管高科技进

    步的绝大多数受益者对技术变化的具体内容全然不知，但是价格把最终的结果传递给了他们，使他们能够

    做出决策、提高生产率，并通过使用电脑获得了普遍的福利。

    同样，如果在某地突然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铁矿层，也许只有不到 1% 的人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每个

    人都会发现钢制品越来越便宜。比如，想买书桌的人会发现，钢制书桌比木制书桌更廉价，毫无疑问，就

    购买何种材质的书桌，有些人就会因此改变想法。把各种钢制品与铝、铜、塑料或其他材质的竞争性产品

    进行比较时，情况也是一样。简而言之，价格的改变能够让全社会(实际上是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对一个

    新发现的储量丰富的铁矿层进行自动调整，即使 99% 的消费者对这个新发现一无所知。

    价格不仅是转移货币的方式。价格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能够影响人们使用资源和生产产品行为的经

    济激励。价格不仅指导着消费者，也指导着生产者。毕竟，生产者不可能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不同消费者想

    要什么。比如，汽车制造商所能掌握的，是他们制造的某种汽车能卖个好价钱，不仅能够收回生产成本，还能留下利润空间，但是他们制造的另一种汽车可能会不好卖。为了处理掉这些滞销的汽车，卖家必须削

    减价格，直到经销商能够处理掉库存为止，即使这意味着要蒙受一些损失，否则他们就会因卖不出去这些

    汽车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虽然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有时被称为利润体系，实际上它是一个盈亏体系，而且亏损对经济效率同样重

    要，因为亏损会告诉生产者应该停止做什么——停止生产什么、停止把资源投入哪里、停止投资什么。亏

    损迫使生产者停止生产消费者不想要的东西。虽然不能真正了解消费者为什么喜欢某些功能更胜于另一些

    ，生产者会自发地多生产获利的产品，少生产亏损的产品。也就是说，生产消费者想要的东西，停止生产

    消费者不需要的东西。尽管生产者只关心自己和公司的损益状况，然而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以价格为

    指导的决策能够让社会更有效率地利用稀缺资源。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价格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信息交流网络。不论是谁、不论在哪，只要是

    自由市场通行的地方，价格就能把你和其他人联系起来，因而商品价格低廉的地方能够让自己的商品畅销

    世界各地。这样你才能够穿上马来西亚生产的衬衫、意大利制造的鞋子、加拿大生产的裤子，开着日本制

    造的汽车，而轮胎却是法国生产的。利用价格来调节的市场使人们能够向他人发出信号：想要多少产品，愿意支付什么价格。其他人也同

    样会发出信号：在什么价格愿意提供什么产品。价格对供求做出反应，使得自然资源从丰富的地方(如澳

    大利亚)转移到匮乏的地方(如日本)。因为比起澳大利亚人，日本人愿意为这些资源支付更高的价格。

    同样的资源，澳大利亚因其本身富有这类资源而价格较低，而日本人支付的高价格不仅能够弥补运输成本

    ，还能够让澳大利亚大赚一笔。在印度发现的巨大铝土矿会降低美国铝制棒球棒的成本；阿根廷小麦歉收

    则会增加乌克兰农民的收入，因为全球市场对他们小麦的需求增加了，于是小麦价格更高了。

    当某种商品供大于求，卖方之间为消除过剩产品将展开竞争，价格于是随之下降，从而冲击该商品未

    来的生产。这样一来，用于生产该商品的资源也会得到释放，被用于生产需求更大的其他商品。反之，对

    某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了现有的供给，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会抬高价格，把资源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吸引过来

    ，促进该商品的生产。

    观察价格被禁止发挥作用的情形，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体会到自由市场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例

    如，在苏联政府管制经济的时代，价格不是由供求决定，而是由中央计划者设定的，他们通过直接命令的

    方式把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并把价格提高或降低到他们认为合适的水平。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

    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和弗拉基米尔·波波夫(Vladimir Popov)曾描述，苏联政府提高了鼹鼠毛皮的

    价格，导致猎人们去猎取更多的鼬鼠，并出售更多的鼹鼠毛皮。

    国家采购量增加了，现在所有的分配中心都堆满了这些毛皮。工业无法消耗掉它们，在处理

    之前，它们往往就已经腐烂在仓库里了。轻工业部已经两次要求国家价格委员会降低毛皮的价格

    ，但仍然“没能定下来去解决问题”。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惊讶。国家价格委员会的成员都太忙了而

    无法解决这件事。他们真的没有时间，除了给这些毛皮定价，他们还必须对其他 2,400 万种价格进

    行追踪。

    由政府机构随时掌握 2,400 万种价格几乎不可能做到。在一个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中，让个人自己追踪

    这些价格会更容易，因为任何个人或企业只要掌握与自己决策相关的几个价格就可以了。通过供求对价格

    的影响，以及价格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影响，无数独立的决策得到全面协调。让价格来说话，人们只

    当听众，他们的反应通常要比中央计划者整合报告资料快得多。

    虽然指挥人们采取行动看上去是一种更合理有序地调节经济的方式，实践中却缺乏效率。在苏联的中

    央计划经济时期，许多其他的商品也和鼹鼠毛皮一样。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仓库堆积大量滞销商品，其他商品却存在令人痛苦的短缺，而用于生产滞销商品的资源本可以用来生产短缺商品。在市场经济中，过剩商品的价格会根据供需关系自动下降，短缺商品的价格也会由于相同的原因自动提高，最终的结果是

    ：当生产者追求利润避免损失的时候，资源自动从过剩产品转移到了短缺商品的生产中。

    问题的实质不是苏联或其他计划经济体中的计划者会犯错误。不论中央计划者犯了什么错误，其他类

    型的所有经济制度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其他任何经济制度无一例外。中央计划的根

    本问题是，不管在哪个国家，计划者承担的任务已经被反复验证超出了人类的能力。正如苏联经济学家什

    梅廖夫和波波夫指出的：

    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合理且毫无浪费地安排一切事物，也不论我们多么希望紧密地放置经济大

    厦的每一块砖以求砂浆间没有缝隙，这都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价格与成本

    市场中的价格并不是卖方凭空捏造或随意设定的数字。虽然你可以给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设定任何价格

    ，但是只有其他人愿意支付，价格才会成为经济事实。这并不取决于你选择了何种价格，而是取决于有多

    少消费者需要你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的其他生产者的售价如何。

    即使你生产的东西对消费者来说值 100 美元，而且只以 80 美元的价格出售，但如果其他生产者以 70

    美元的价格出售同样的商品，消费者仍然不会购买你的商品。虽然这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对有些人来说，它的含义却并不那么清晰。有些人会把高价格归咎于“贪婪”，其中隐含的意味就是卖方可以随意地制定价

    格，并以这个专断的价格出售商品。比如《亚利桑那共和报》(The Arizona Republic)的一条头版新闻指出：

    贪婪驱使菲尼克斯市的房价和销售额在 2005 年创下了新纪录。今年，恐惧将继续推动房地产

    市场。

    其中就暗示了越低的价格意味着越少的贪婪，而没有看到情势变更，卖方只有降低售价才能卖掉商品。情势变更的实情是，菲尼克斯市的待售房屋在卖出之前滞留在市场上的时间要比上一年平均多两周；另

    一个实情是房产开发商正“想方设法卖出手里的房屋，甚至不惜大打折扣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卖方不想跟

    以前一样在出售房屋时尽可能多地获益，换句话说，他们的“贪婪”并未更少。

    限制商品定价的是市场竞争，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人性贪婪与否，而在于市场环境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卖方的感觉——不管是否“贪婪”——对了解买方愿意支付多少价钱毫无帮助。

    用价格配置资源

    现在，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观察价格如何分配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这一过程。消费者想购买 A 产品

    而非 B 产品，这就是价格引导稀缺资源获得有效利用的最简单的例子。但是消费者不仅想要 A 和 B，还想

    要许多其他东西，而且其中有些东西在生产中需要相同的原料，在这种更普遍、更复杂的情形中，价格同

    样重要。举例来说，消费者不仅想要奶酪，还想要冰激凌和酸奶，以及其他奶制品。价格会怎样帮助经济

    体来决定每种产品应该分配多少牛奶呢？

    在购买奶酪、冰激凌和酸奶的同时，消费者实际上也间接地购买了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牛奶。也就是

    说，销售这些产品获得的收入能够使生产者再次用来购买牛奶，用来继续生产各种产品。对奶酪的需求上

    升时，奶酪的生产者就会用额外收入购进之前用于生产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以增加奶酪的产量，从而满

    足不断上升的需求。当奶酪生产者需要更多的牛奶时，增加的需求就会促使牛奶的价格上涨，包括冰激凌

    和酸奶的生产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价格上涨。冰激凌和酸奶的生产者会提高价格以弥补牛奶成本

    的提高，这时消费者就可能会因为高价格而减少对这两种奶制品的购买。

    每一个生产者如何知道要购买多少牛奶？很明显，要弥补牛奶上涨的成本，他们只能用价格上涨后的

    奶制品带来的收入购买相应的牛奶量。如果冰激凌的消费者没有像酸奶的消费者一样，因为价格上涨而减

    少购买冰激凌，那么奶酪生产中增加的牛奶投入，将很少来自于冰激凌产量下降多余出来的牛奶，而更多

    地来自于酸奶产量下降多余出来的牛奶。

    作为一种一般性原则，这意味着：对于某种原料，某个生产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成为其他生产者必须接

    受的价格。不论我们谈论的是用于生产奶酪、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还是用于制造棒球棒、家具和纸张的

    木材，都适用这一原则。如果纸张的需求量翻了一番，意味着用于生产纸张的木浆，其需求也将增长，而

    木浆的需求增加将带动木材价格上涨，反过来意味着棒球棒和家具的价格也会上涨，以弥补原料木材的高

    成本。

    这种影响远不止于此。随着牛奶价格的上涨，牛奶厂于是有了动力生产更多的牛奶，这就意味着要买

    更多的奶牛，继而意味着更多的奶牛可以长大成熟，而不是作为牛犊被宰杀取肉。然而，影响远没有结束。随着被屠宰的奶牛变少，牛皮也越来越少，于是棒球手套的价格就会因为供求关系而上涨。就像一颗石

    子落入水中，涟漪布满池塘一样，这种影响会蔓延至整个经济。

    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来协调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有能力来全方位地追踪这些影响。多个国家

    的实例已经证明，这个任务并非中央计划者能力所及。

    边际替代

    由于稀缺资源具有多种用途，某个公司或个人对某种用途赋予的价值也就确定了其他人想把资源用于

    别的用途的成本。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当市场上存在价格竞争时，资源往往会流向最具价值

    的用途。这并不是说一种用途完全排除了其他的用途。相反，资源在各用途间的调整是渐进的。只有当牛

    奶的价值对冰激凌或酸奶的消费者而言，跟它对奶酪购买者来说一样时，人们才会用牛奶生产冰激凌和酸

    奶；也只有当木材的价值对棒球棒或家具厂商而言，跟它对纸张生产者来说一样时，人们才会用木材来生

    产棒球棒和家具。现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需求：不论是奶酪的消费者、冰激凌的消费者还是酸奶的消费者，都渴望

    拥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奶酪、冰激凌或酸奶)，对额外数量的产品则不太急切，超出某一临界点后，他们

    就不再关心是否能得到更多了，甚至在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压根不想再消费这种产品。同样地，当更多的

    木浆被用于生产纸张、家具和棒球棒，生产者及消费者也会相应地做出渐进调整。总之，价格调节资源的

    使用，使用于某种用途的资源在价值上至少要等于在其他用途中的价值。这样，一个由价格调节的经济才

    不会出现奶酪泛滥到让人恶心，同时人们却买不到冰激凌和酸奶。

    这种情形虽然很荒谬，但是在没有使用价格配置稀缺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却经常发生。除了鼹鼠毛皮，还有很多商品因滞销而堆积在苏联的仓库里，与此同时，人们却在为其他的短缺商品而排队。①有效配置

    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绝不只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抽象概念，它决定着数百万人生活水准的高低。

    就像海滨房产的例子一样，价格传递着一个潜在的事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任何一样东西的“成

    本”是将它用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这种成本反映在市场上，就是某人为了获得相同份额的同一种稀缺资源

    或用这种稀缺资源制造产品愿意支付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成为其他人必须支付的成本。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制度或任何其他制度，不管哪种经济制度，任何一样东西的真正成本仍然是它在其他用途

    上的价值。修建一座桥梁的真实成本是用相同的人工和原料可以建造的其他产品。即使不牵涉金钱，就具

    体个人来说，这一点也适用，看电视连续剧或肥皂剧的成本是相同的时间用来做其他事情所产生的价值。

    不同的经济体制

    不同的经济体制在处理上面提到的这个潜在事实时，方式、效率都不尽相同，但是不管一个社会的经

    济体制如何，这个潜在的事实都独立存在。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个由价格来指导人们分

    享稀缺资源的经济体制，和一个由国王、政治家或官僚发布命令说“谁可以得到多少某物”来决定资源分配

    的经济体制，在效率上有何不同了。

    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里，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相对开放的时期，人们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他们的

    想法，前面提到的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就写了一本书，非常坦率而客观地描述了国家经济体制是如何运作的

    ，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了英文。②正如什梅廖夫和波波夫所指出，苏联的生产企业向政府提需求的时候，“

    总是要求超过其实际生产所需”的原料、装备和其他资源。据这两位经济学家描述，“他们占着能得到的一

    切资源，而不管实际需要多少，也不考虑节约原材料”。从苏联企业管理者的立场看，“毕竟，‘身居高位’的

    人无法确切知道真实需求”，因此存在“浪费”也情有可原。

    这些被浪费的资源就包括工人。两位经济学家估计，“大部分企业有 5% 到 15% 的工人都是多余的，他

    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以防万一’”。造成的结果就是，相较通过价格调节的经济体系，如日本、德国及其他的

    市场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经济体系中生产既定的产量要使用更多的资源。什梅廖夫和波波夫引用官方的统

    计数据感叹道：

    为了生产 1 吨铜，我们要消耗 1,000 度电，而在联邦德国只需 300 度。为了生产 1 吨水泥，我

    们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 2 倍。

    苏联并不缺少资源，即使算不上最富饶，也仍然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也不缺受过

    高等教育和良好培训的人才。它缺少的是有效利用自身资源的经济体系。

    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指出的，苏联的企业不像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一样受财务约束，它们可以得到超过

    实际所需的机器，“这些机器要么在仓库里堆积灰尘，要么丟在户外生锈腐烂”。简而言之，苏联的企业没

    有动力去节约资源，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源是稀缺的，而且有其他有价值的用途，并且其他用途

    的使用者也没有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和他们竞争资源。虽然这些浪费不会给单个苏联企业带来损失，却使

    苏联人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生活标准远远低于他们的资源和技术所具有的生产能力。

    要获得资源必须与其他用途的使用者竞争，在这样的经济中，经济学家描述的这种投入上的浪费当然

    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并且，在这样的经济中，企业只有保持成本低于销售收入，才能够生存下去。在价格

    调节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所需的投入量以精确评估自己的真正需要为基础，而不是以它的管理者说服高层

    政府官员允许他们拥有多少为依据。

    这些高层政府官员不可能对他们控制之下的所有行业和产品都了如指掌，因此，中央计划部门的掌权

    人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拥有特定行业和企业知识的人。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分离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中央计划者可以怀疑企业管理者告诉他们的信息，但“怀疑”并不是知识。如果企业得不到资源，生产

    就难以为继，中央计划部门难辞其咎。最终结果就像苏联经济学家描述的：过度利用资源。苏联的经济体

    制和日本、德国的经济体制的差别，只是价格配置资源和依赖政府或官僚管制来配置资源这两种经济体制

    的差别之一。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政治制度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别，即一些地方通过价格来配给商

    品、配置资源，而另一些地方则依赖世袭的统治者、民选官员及规划委员会。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非洲殖民地获得了国家独立。加纳和邻国科特迪瓦两国的总统打过一个著名的赌

    ：未来哪个国家会更繁荣。当时，加纳不仅比科特迪瓦富裕，还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就科特迪瓦

    总统个人而言，这个赌可能看起来有些鲁莽。然而，他知道加纳依靠政府来运作经济，而科特迪瓦则践行

    自由市场。到 1982 年，科特迪瓦已经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了加纳：即使是最贫穷的 20% 的人口的实际人均

    收入，也要比加纳大多数人的收入高。

    这无法归功于国家或人民的优越性。因为在随后的几年里，科特迪瓦政府最终经不起诱惑，控制了国

    家大部分经济，加纳却终于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并开始放松政府管制，于是两国的情况颠倒了过来。现在

    ，加纳的经济开始增长，而科特迪瓦的经济却开始衰退。

    对缅甸和泰国也可以做类似的比较，前者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之前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后者则在放

    松管制之后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印度、德国、中国、新西兰、韩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在放松政府对经

    济的管制并更多地依靠价格来配置资源之后，经济都迅速好转。1960 年，印度和韩国的经济水平还不相上

    下，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印度的 10 倍。

    1947 年获得独立后，印度仍然坚持由政府控制经济。不过，就像伦敦著名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

    nomist)描述的，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抛弃了 40 年来的经济孤立和计划体制，自独立以来第一次解放了

    该国的企业家们”。随之而来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6% 年增长率，印度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之

    一”。相较 1950 年至 1990 年印度仅 2% 的平均年增长率，三倍于以往的发展速度带来的累积效应使得数百

    万印度人摆脱了贫困。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则开始得更早，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首先在一些特殊的经济部门和特定

    区域进行试验性放松管制，这导致了整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同一国家内部也形成了惊人的经济反差。

    早在 1978 年，只有不到 10% 的中国农产品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而不是交由政府分配。但是到 1990 年

    ，80% 的农产品都直接在市场上出售。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城市居民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食物，并且农民的

    收入在几年时间之内就增加了 50% 以上。不同于此前严厉的政府管制及其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中国政府

    在 1976 年放松对市场价格的管制，随之而来的是 1978 年到 1995 年间令人震惊的年均 9% 的经济增长率。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经济学解释了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正是价格的作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

    配置，这是政治控制下的经济体很难实现的。当然，经济学不仅仅包括价格，但是了解价格的功能是理解

    经济学其余部分的基础。比起仅通过价格把数百万个由个人或组织做出的独立决策联系起来，一个进行了

    理性计划的经济听起来可能更为合理。然而苏联的经济学家在看到中央计划经济的真实结果后，得出了截

    然相反的结论，即“经济关系数不胜数，不可能把它们全部考虑进去还能合理协调”。

    知识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价格体系迫使那些最了解自己境遇的人，根据他们拥有的知识来购买商品

    和资源，而不是根据他们对价格委员会、立法机关或王公大臣的影响力来为商品和资源定价。不管知识分

    子多么重视语言表达，只要需要人们“付诸行动”，语言表达就不再是一个传递准确信息的有效方式。他们

    需要拿出最准确的信息，而不是听上去最合理的话。

    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人类都会犯错误，关键的问题是：哪种激励和约束会使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价

    格调节的经济中，如果把某些资源用于其他地方会更有价值，那么目前使用这些资源的生产者就会发现，仅靠消费者愿意为产品支付的价格无法收回成本。毕竟，生产者要跟其他使用者竞争来购买这些资源，支

    付的价格也远远大于该资源对其他使用者的价值。如果最终该生产者将资源用于生产，却没有带来很高的

    价值，那他将遭受损失，并且除了停止生产需要投入这些资源的产品，别无选择。

    对于盲目、固执、不想改变的生产者而言，持续的损失会让他们的生意破产，资源的浪费也将终止，重新为社会所用。这也解释了从经济角度看，为什么亏损与盈利同等重要，尽管亏损很不受企业的欢迎。

    在价格调节的经济中，雇员必要获得薪酬，债权人也必要获得债款，他们不关心经理和所有者是否犯

    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不可能一直犯错下去，他们要么由于无法获得劳动力和资源供应而自动停止，要么

    由于破产而被迫停止。在封建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中，领导人可以持续无限地犯着同样的错误，后果则由

    其他人来承担，承受着由于稀缺资源的不当利用而造成的生活水平低下的结果。 由于生产者缺乏令人信服的价格信号，加上经济损失的威胁，苏联在资源利用上的低效率和浪费不断

    持续，直到每一次浪费都是够大、是够明显，以至于引起了那些忙于制定成千上万个其他决策的中央计划

    者的注意。

    讽刺的是，被苏联奉为圭臬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 19 世纪就预见了依靠直接命令或

    政府法令任意制定的价格来管理经济所产生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价格波动“促使个体商品生产者去深入了解社会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多少以及不需要什么”。若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他不禁要问“怎样保证生产必要数量的产品而不至于过剩；怎样保证人们有足够

    的甜菜糖和杂醇油时，不会因为缺少玉米和肉而挨饿；怎样保证人们有大量的裤子纽扣时，不会因为缺少

    裤子而衣不蔽体”。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比他们身后的追随者更懂得经济学。也可能相较高层官员重在

    维持政府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关心经济效率。

    也有一些苏联经济学家，他们明白价格波动调节经济体制的作用。苏联解体前夕，前文提到的两位经

    济学家什梅廖夫和波波夫就指出：“在价格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即使是某一要素的最微小

    改变，也会通过价格的链条传导给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事物。”这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因看到价格被禁止发挥资

    源配置作用而出现的后果，尤为注意价格的作用。但是，苏联的经济并不由经济学家掌管，而是政治领导

    人的领地。在斯大林时代，很多经济学家因说了领导人不中听的话而被枪决。

    供给和需求

    人们在价格低时买得多，在价格高时买得少，这大概是最基础、最浅显易懂的经济学原理了。同样道

    理，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则倾向于在价格高时增加供给，价格低时减少供给。然而就是这两个简单的

    原理，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起来，其含义都涵盖了极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也否定了一系列的误

    解和谬论。

    需求与“需要”

    当人们试图去量化一个国家对种种产品或者服务的“需要”(need)时，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

    有固定或客观的“需要”。即使有过固定数量的需求(demand)，情况也很罕见。例如，以色列集体农场基

    布兹(kibbutz)的公社生活由公社成员集体生产和供应彼此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诉诸金钱和价格。

    然而，免费供应电力和食物导致了一些不良的情形，白天人们常常也懒得关灯，公社成员还会邀请基布兹

    外面的朋友过来吃免费餐。不过，基布兹开始对电力和食物收费后，电力和食物的消费量大幅度下降。总

    而言之，对电力和食物没有固定数量的“需要”或需求，尽管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

    同样也没有固定的供给。石油、铁矿石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统计量似乎只是简单地说明了地球上有多少

    物质资源存在。现实中对自然资源进行探索、开采和加工的成本，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极大。有些地方只

    需 20 美元就可以开采加工一桶石油，有些地方开采加工的石油可能每桶卖 40 美元也无法弥补全部的生产

    成本，它们需要卖到每桶 60 美元。就一般商品而言，供给量与价格成正比，正如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比。

    当石油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低产量的油井将会关闭，因为从这些油井开采加工石油的成本超出了市

    场上石油的售价。如果石油价格又回升，或是因为新技术的使用降低了开采或加工的成本，那么这些油井

    又会重新运作起来。委内瑞拉和加拿大的一些油砂，因产油量极低而不被计入世界石油储量，直到 21 世纪

    初油价创历史新高，才受到重视。正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的那样：

    这些矿床曾被认为是“非常规”石油而被置之不理，因为无法从中低成本地获得石油。但是现

    在，由于全球油价的上升和技术的改进，大多数石油行业的专家开始把油砂作为可采油储量了。

    这种新的计算方法使得委内瑞拉和加拿大在全球石油储备排名中，分别跃居第一名和第三名……

    《经济学人》杂志同样也作了报道：

    加拿大的油砂，又称沥青砂，众所周知黏性很大，储量极其丰富。从这些油砂中能够提取出 1

    ,740 亿桶石油，并且利润颇丰；另外，如果石油价格继续上涨或提取成本继续下降，还有 1,410 亿桶值得开发，这足以让加拿大的储油量超过沙特阿拉伯。

    总之，石油并没有固定的供给，就跟大多数其他东西一样。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地球上每种资源的

    数量都是有限的，即使这些数量足够维持几个世纪或更长，然而在任何时候，经济上可行的开采加工数量

    与售价直接相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曾经有许多错误的预测认为几年内我们就会“用尽”

    各种自然资源，这是因为人们将当前价格水平下可以获得的供给与地球上最终的实际供给(比前者大得多)混淆了。

    自然资源并不是唯一随价格上涨而增加供应量的物品，很多商品甚至劳动力都是如此。当人们预测未

    来几年工程师、教师或食物将出现短缺，他们通常要么忽视价格，要么暗中假设在今天的价格水平下会出

    现相应物品的短缺。但短缺恰恰是引起价格上涨的原因。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下，要弥补工程师或教师的空

    缺会比现在容易得多，人们也会因为高价格而得到更多的食物，因为价格上涨使人们种植更多的农作物，饲养更多的家畜。总之，不管你是出售石油、苹果、龙虾还是劳动力，在高价格上，物品供应量总是要比

    在低价格时大得多。

    “真实”价值

    有些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具备更贴近消费者需求的特征组合，尽管这些生产者可能并不比竞争对手聪明

    ，却能够变得更富有，而他们的竞争对手会因为预测失误而破产。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有限的资源

    用于生产人们想要的产品，而不是用于生产人们不想要的东西，将使整个社会获益。

    虽然这看起来很简单，却跟许多早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相矛盾。例如，人们不仅把高价格归咎于“贪婪”，还常常认为有些东西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它的“真实”价值，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要远远低于他们的“真实”价

    值，又或是公司的高管、运动员及演艺人员得到的报酬要远远高于他们的“真实”价值。价格随着时间不断

    波动，有时大幅上升，有时又急剧下降，于是误导一些人认为：价格偏离了其“真实”价值。但是，价格在

    通常情况下的正常水平，并不比其他情况下更高或更低的水平真实或有效多少。

    小社区中的一个大公司破产或搬到另一个地区或国家，它的许多前员工可能也会决定搬走，因为这个

    地方的工作机会变少了。当他们同时要在这个小地方出售大量房屋时，房屋的价格可能会因为竞争而被迫

    下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以低于“真实”价值的价格出售房屋。由于工作机会的减少，在这个区域

    生活的价值也在下降，而房价反映的就是这个潜在的事实。

    为什么没有一种客观或“真实”价值？最根本原因是如果存在客观或真实价值，经济交易将失去理性基

    础。你会花 1 美元买份报纸，唯一的原因是报纸对你而言要比 1 美元更有价值；同样，人们愿意以 1 美元

    的价格出售报纸，唯一原因也是对他们而言 1 美元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报纸。如果报纸或其他任何事物真的

    存在“真实”或客观的价值，而交易价格等于这一客观价值，那么不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无法从中获益，因

    为此时他们获得的价值不会大于他们放弃的价值。既然这样，人们何必还要自寻烦恼地去做交易呢？

    另一方面，如果买方或卖方从交易中获得的价值大于客观价值，那么交易的另一方获得的价值必定小

    于客观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方为什么还要继续交易下去，继续受骗呢？只有当价值是主观的，每

    个人更依赖主观价值，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这种持续交易才能说得通。一个人的所得即他人所失，这是一种

    零和博弈，但是经济交易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过程。

    竞 争

    要解释为什么价格通常无法维持在随意设定的水平，竞争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价格调节的经济要运

    转，竞争是关键。它不仅使价格趋向一致，同样它也会使资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

    ，也就是未满足需求最大的地方，直到收益通过竞争达到均等，这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然而，水位终会

    持平并不意味着海洋表面是玻璃般透明平滑，海水以波浪和潮汐的形式存在，而不是永久凝固在某个既定

    水位。类似地，在一个经济体中，价格和投资的回报率趋于相等，正是两者相对于彼此的波动使资源从报

    酬低的地方流向报酬高的地方。也就是说，从供给最充足(相对于需求)的地方流向未满足需求最大的地

    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格会一直保持不变，或是某些理想的资源配置模式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价格与供给价格不仅能分配现有的供给，也是促使供给随需求变化而上升或下降的一种有力激励措施。当某个地

    区的作物歉收使得该地区对食物进口的需求突然增加，其他地方的食品供应商会在第一时间涌入，利用当

    时的高价格获利，直到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参与进来，使得食物价格在竞争中再次下降。这意味着，从该地

    区饥饿的民众的角度来看，正是“贪婪”的供应商以最快的速度将食物运来，比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政府雇

    员将同样的食物运到他们面前快得多。

    想要通过销售食物赚取最高利润的那部分人，会披星戴月、披荆斩棘；而那些以“公益”之名行事的人

    ，往往会不疾不徐，也不愿涉险。总而言之，人们总是利己多过利人，而自由波动的价格却能使人们在利

    己的同时也能利人。在食物供应的例子里，人们也许面临的是暂时的饥饿，但是也可能因长时间的饥饿和

    营养不良更易患病而死，这种不同的结果就取决于食物是否尽早送达。在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发生区域性灾

    荒的地方，经常能够看到国际机构给灾荒国政府提供的食物堆在码头腐坏，内陆的人民却在因饥饿而垂死

    挣扎。③不论贪婪多么不受欢迎，它却能够更快地把食物运抵粮荒地区，挽救更多的生命。

    还有些时候，消费者的需求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价格也会传递这一信息。20 世纪初汽车开始取代马

    和马车，马鞍、马蹄铁、马车厢和其他相关装备的需求下降，相应商品的制造商于是面临损失，许多制造

    商放弃了生意，有的则破产倒闭。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对一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有着与其他人相同

    的技能和勤奋，却没有其他人挣得多，仅仅因为大多数获利或受损的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创新。然而，这种

    对某些个人和企业的不公平，却使整个经济运行更有效率，保障了大多人的利益。以牺牲效率和降低生活

    水平为代价，为生产者创造一种更公平的环境，对消费者来说是公平的吗？

    这种得失并不是孤立或独立的事件。人们因太过分散而无法相互了解，要将人们的经济活动连接为一

    个巨大网络，价格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论我们自认为是多么独立的个体，一生中都要依赖其他人，包括为

    我们生产丰富生活资料的无数陌生人。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够种植赖以生存的食物，更不用说自己建造居所

    或生产计算机和汽车等产品了。人们需要激励去生产这些物品，而经济激励就是关键。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曾说过：“不依赖他人，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价格把人们的利益互相联系起来，使这种依赖成为

    可能。

    “未满足需要”

    对经济学最普遍(当然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误解之一包括“未满足需要”(unmet needs)。总有政治家

    、记者和学者指出，社会中存在的“未满足需要”应该由政府计划或其他措施来供给。大多数人也希望社会

    更多地提供这些“未满足需要”所包含的物品。

    这个观点有什么不妥呢？让我们回到起点。如果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利用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那

    么总会存在未满足的需要。我们可以百分百满足一些被挑选出来的愿望，但是这也意味着其他愿望的实现

    程度会比现在更低。在大多数大城市，有车族一定对停车位具有更多的未满足需要。但是，尽管在经济上

    和技术上都能实现让城市里每个想要车位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能有一个停车位，我们是否就应该

    这样做呢？

    不论是新建大量地下停车场，或拆除现有建筑来建造地上停车场，或设计少建筑物、多停车场的新城

    市，要付出的成本几乎是天文数字。为了建立这样的汽车乌托邦，我们还要放弃哪些东西？更少的医院？

    更少的治安保护？更少的消防部门？对于这些领域的未满足需要，我们有没有做好容忍的准备呢？也许有

    人愿意为了更多的停车空间放弃公共图书馆。但是，不论我们做出何种选择，也不论怎么做，为了满足更

    多停车位这一未满足需要，在其他方面肯定会存在更多的未满足需要。

    对于能够为其他东西牺牲什么，我们可能会有异议。这里的基本要点是：仅仅展示一个未满足需要，并不足以说明它应该被满足，因为资源是稀缺且有多种用途的。

    在停车位的例子中，仅从政府支出的角度来看，成本更低的选择可能是限制或禁止城市中私人汽车的

    使用，调整汽车的数量来适应现有的停车位，而不是反过来。而且，利用法律限制汽车使用的成本，只占

    到大规模增加停车位所需花费的一小部分。用节省的这笔政府支出与人们在城市中购买、维护和停放车辆

    的支出进行比较，显然，如果人们觉得使用汽车不值的话，他们一开始就不会付钱建设新的停车场。

    让我们再次回到原点，成本指的是放弃的机会，而不是政府支出。强迫人们放弃那些他们愿意支付大

    笔钱财的机会就是成本，它可能远远超过建造更多停车位或给停车提供其他便利所需支付的金钱。这些解

    释既没有说明我们应该增加城市中的停车位，也没有说明应该减少停车位。它仅仅说明了这种问题就像许

    多其他问题一样，在一个资源稀缺且具有多种用途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个权衡取舍的世界，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并且不论如何权衡取舍，“未满足需要”都会存在。

    一旦轻信了有关“未满足需要”的政治言论，我们就会武断地选择将资源从其他用途转移到当时碰巧未

    得到满足的那些需要中。然后，当另一个政治家，甚至可能是同一个政治家，发现“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

    使得另一个方面的状况恶化，出现未满足需要，又会想要去改善，于是将资源又转移回去。总之，我们就

    像一条追着自己尾巴绕圈的狗，不论跑多快，都追不上那条尾巴。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理想的权衡取舍状态，不应该再加以干涉。实际上，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

    明白，我们做出或改变的任何权衡取舍，都是权衡取舍，而不是要满足未满足需要。

    “需要”这个词任意地将一些欲望排在其他欲望的前面，断然认为某些欲望比另一些更重要。但是，举

    例来说，为了维持生命需要食物和水，然而超过了一定数量的食物和水都是不必要的，甚至会适得其反或

    带来危险。美国人普遍存在的肥胖现象表明食物已经达到了这一节点，而经历过洪灾的人(即使只是地下

    室被淹)都知道水过量的危险。总之，即使是最急需的东西都有一定的度。没有氧气，我们活不过半个小

    时，但是氧气超过一定浓度则会引发癌症，而且还会致使新生儿失明。所以，医院不随意使用氧气罐是有

    原因的。

    总之，不论在某时某地如何紧急，都没有绝对的“需要”。不幸的是，大多数法律和政策都是绝对实施

    ，因为在解释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意思和它们应该应用的情况时，可能会出现政府官员独裁的危险。在这种

    情况下，声称绝对“需要”某种东西都是在玩火自焚。许多人抱怨一些本质上很好的政府政策实施效果很差

    ，而他们没有看到在一个逐渐变化的世界中绝对的法律带来的根本问题。想要绝对推行某项致力于满足欲

    求的政策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些欲求带来的收益是不断变化的，并在超过某一节点后，就不再是收益。

    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用的学问，它涉及不断的权衡取舍，不会有什么终极

    的“需要”或“解决方法”。这可能就是经济学家没有政治家受欢迎的原因，因为政治家常常许诺满足人们的需

    要。

    ①?1987 年，一位到过苏联的游客描述到：“排着长队的人们耐心地站了数小时来购买东西。在一个街角处，人们正等

    着购买纸板箱里的土豆，每个人只准买一个。紧挨着我们旅馆的一家商店外面，有一条已经排了 3 天的长队，后来

    才得知在我们到来的那天，这家商店新进了一批男士汗衫。”米杰·德克特(Midge Decter)：《一个老妇的故事》

    (An Old Wife's Tale)，第 169 页。

    ②?The Turning Point: Revitalizing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③?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通过陆路运输食物的国家。参见“官僚制导致的死亡”(Death by Bureaucracy)，发表于 200

    1 年 12 月 8 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第 40 页)上，其中的例子有：在等待救援人员完成文书工作的过程中，阿富汗难民有许多人死于饥饿。第 3 章

    价格管制有效吗？

    有记载的价格管制史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古埃及的法老、公元前 18 世纪的古巴比伦国王汉

    谟拉比都曾使用过；古希腊也曾尝试过。

    ——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

    没有什么事能像停电一样，让我们切身体会到电在生活中的用途。同样，没有什么事能比管制市场中

    价格波动的缺位，更形象地说明市场经济中价格波动的作用和重要性。当价格不允许随供求自由波动，而

    必须接受各种价格管制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波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一般来说，实施价格管制是为了不让价格达到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水平。价格管制相关的法令，其政

    治理论依据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只要压低一些人的价格可以使具有更大政治影响的人得利

    ，控制价格这样的政治权宜之计就从不缺乏理论依据。

    要理解价格管制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要理解自由市场中的价格如何上下波动。这并不难理解，关键

    要非常清晰地认识其过程。价格上升是因为在当前价格下需求量超过了供给量，价格下降是因为在当前价

    格下供给量超过了需求量。第一种情况被称为“短缺”(shortage)，第二种情况被称为“过剩”(surplus)，但这两种情况都取决于当前价格。尽管这看起来简单，却经常遭到误解，有时这种误解会带来灾难性的后

    果。

    价格上限与短缺

    当某一产品“短缺”时，并不一定是指它的数量变少了，而是与消费者的数量比较而言相对或绝对地变

    少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那几年，美国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尽管美国的人口数量和住

    宅供给量与战前相比都增加了 10%，而战争爆发的时候并不存在这种短缺。换句话说，虽然住宅数量和人

    口数量的比例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在这一时期寻找住房的美国人必须花费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找房子，并且往往徒劳无功，还有人贿赂房东来提升他们在候补名单上的位次。在此期间，他们选择与亲属住在一

    块，睡在车库里或使用其他临时场所，如购买军用活动房屋，或是住在废弃的电车中。

    虽然人均住房空间并没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减少，但是在当时的价格下，短缺是真实而令人痛苦

    的，因为战争期间通过的房租管制法案，使得当时的价格被人为地降低到本应达到的价格水平以下。在这

    一人为的低价格水平下，更多的人产生了比房租管制法案实施前更多的住房空间需求。这就是第 2 章提到

    的简单的经济学原理——需求量随价格变化——的实际结果。

    当一些人占用的住房比往常更多，可供其他人居住的房子就会减少。在其他形式的价格管制下，同样

    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人为的低价格，有些人会比往常更肆意地使用价格管制产品或服务，结果就是另一

    些人会发现剩余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更少了。价格管制往往还会带来其他后果，房租管制只是其中一例。

    房租管制下的需求

    通常，年轻人仍然会和父母住在一块，一些单身或鳏寡老人会和亲属一起生活，这些原本不会自己租

    公寓住的人，受到房租管制下的人为低价格的激励，搬出去自己租住公寓。人为的低价格也激励一些人去

    租住更大的房子，而不是一般情况下会选择的小房子；或者激励他们单独居住，而不是与人合租分担房租。

    一些拥有房租管制公寓的人，即使他们本身不在公寓所在的城市生活，也会保留该公寓作为落脚点。

    比如，有些好莱坞电影明星在纽约拥有公寓，而一对生活在夏威夷的夫妇在旧金山也有一套房租管制公寓。尽管相对于人口总量来说，住房实际上并没有变少，但是更多的租房者需要更多更大的房屋，这样就产

    生了短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房租管制被取消，住房短缺问题很快就消失了。自由市场中的房租上涨后，一

    些无子女却住四居室公寓的夫妇就会选择两居室的公寓，并把剩下的租金存起来。既然房租不再处于人为

    的低价格，一些 20 岁左右的青年就会继续和父母住一起，直到他们的收入上涨到足以承担房租。最终结果

    是，寻找住房的家庭可以找到更多可居住的房屋了，因为撤销房租管制法使得需求不紧迫的人腾出了住房。也就是说，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建造更多房屋能够收回成本并获得收益，作为回应，即使新住房还没来

    得及建造，住房短缺问题已经立即得到了缓解。

    价格的上下波动能够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而在价格管制下，价格波动受到限制，也就降低

    了价格波动的这种激励，无法促使个人限制自己使用被许多人需要的稀缺资源。比如，房租管制导致了许

    多公寓只有一个人租住。2001 年，针对美国旧金山市的一项调查显示，49% 的房租管制公寓中只有一位房

    客，与此同时，严重的住房短缺却迫使许多人住在远离市区的地方，并且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上。

    在此期间的一项人口调査同样显示，曼哈顿有一半公寓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房租管制，而曼哈顿有 46% 的住

    房只有一个人居住——美国全国的比例是 27%。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对住房空间的需求会不断改变。结婚生子后，人们对住房空间

    的需求会增加。但是，当他们的孩子长大并搬出去时，父母对房屋空间的需求就会减少。配偶去世后，鳏

    寡老人会搬到一个更小的住处，或是和亲属同住，或是住进养老院，这时对住房的需求就会再次降低。这

    样，根据人们在生命不同时期对住房需求的变化，整个社会的住房得以在不同人之间分配和流转。

    人们之所以合租房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意识，而是因为价格的限制，比如本例中的房租。在自

    由市场上，房租价格取决于其他房客愿意为房屋承担的价格。正面临添丁增口的年轻夫妇通常愿意为住房

    花更多的钱，尽管这意味着必须减少对消费品和服务的消费，来支付额外的房屋空间。打算生孩子的夫妇

    为了让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卧室，可能会减少去餐馆就餐或看电影，或者少买衣服，推迟买新汽车的计划。

    但是，一旦孩子们长大并搬出去住，他们就没有必要再做这种牺牲。这时减少租住房屋的空间，他们就可

    以享受其他额外的福利。

    价格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房租管制法案对价格调整过程的压制，使得租客没有动力根据环

    境变化来改变他们的行动。比如，即使孩子搬出去或配偶去世，老年人也没有动力搬出原来的大公寓，如

    果这些老年人搬离大公寓，将节省很大一笔房租租金，也能够在其他方面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且，房

    租管制虽然减轻了租房的财务压力，但是带来的严重住房短缺极大地增加了寻找新的小面积公寓所需花费

    的时间和精力。简言之，房租管制降低了住房周转率。

    纽约市实施的房租管制比美国其他主要城市更长、更严格。后果之一是纽约市的住房年周转率还不到

    美国平均住房年周转率的一半，而且在同一套公寓居住了 20 年及以上的房客数量是美国平均值的两倍多。

    《纽约时报》这样概括：

    过去，纽约和其他城市一样，房客流动频繁，房东为了出租空置房屋而相互竞争。但是现在

    ，纽约的格言是：移民不需要申请。当移民挤在贫民窟的非法寄宿公寓的床位上时，当地的上层

    中产阶级只需支付低租金就可以住在高质量的街区，并且在他们的孩子们搬走后也不必搬出大公

    寓。

    房租管制之下的供给

    房租管制对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影响。由于房租管制法案使得建房子无利可图，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9 年中没有新建任何新房。埃及的房租管制法案于 1960 年开始实施，经历了这一

    时期的一位埃及妇女在 2006 年这样写道：

    最终结果是人们不再投资建房，可供出租和居住的房屋大量短缺，使得许多埃及人不得不居

    住在相当恶劣的环境中，常常几个家庭不得不合租一套小公寓。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埃及感觉

    到严苛的房租管制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错误造成的影响会持续好几代人。其他地方的房租管制法案同样导致了房屋建造量的下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妮卡市从 1979 年实

    施房租管制法案后，申请建造许可证的数量降到不足 5 年前的 110。针对旧金山市的一项住房调查显示，房租管制的住房中有 34 超过了 50 年历史，有 44% 超过了 70 年。

    虽然建造办公楼、工厂、仓库和其他工业和商业建筑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与建造公寓楼一样多，但

    是在很少新建公寓的城市里，新建办公楼却很常见。房租管制政策经常不会限制工业和商业建筑。于是，即使在住房严重短缺的城市中，也会存在很多闲置的工业和商业空间。尽管在纽约、旧金山和其他受房租

    管制的城市中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但是 2003 年的一项全国(美国)调査显示：工业和商业建筑的空置率

    大约为 12%，为 20 年来最高。

    这只是“住房短缺是一种价格现象”的又一证据。商业建筑的高空置率表明显然有足够的可利用资源来

    建房，但是房租管制使得这些资源没有被用来建造住宅，而是用于建造办公楼、工厂和其他商业地产。

    在房租管制政策实施后，不仅新建住房减少了，连现存住房的供给也减少了，并且房东也减少了对房

    屋的维护和修缮，因为住房短缺使他们不必为吸引房客而让房屋保持好状态。因此，在房租管制政策下，住房损坏得更快，而且当它破损时，却很少得到修缮。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房租管制政策的研究表明，房租管制下的住房比未受管制的住房损坏得更快。

    通常，短期内可供出租的住宅存量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出现房屋短缺首先是因为在人为的低价格下有

    更多人想租住更大的空间。接着，由于出租房缺乏修缮而损坏得更快，加上在房租管制政策下新建住宅无

    利可图，于是没有足够的新住宅来代替损坏的房子，最终造成了房屋真得越来越少。比如，在实施房租管

    制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个人建造的出租房占住房总数的比例从 1947 年的 61%，下降到了 1977 年的 14%。

    一项对多个国家的房租管制政策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被调查的欧洲国家中，除了高档住宅，几乎

    没有个人投资建造无补助的出租房。

    简言之，一项本想让穷人住得起房屋的政策，最终结果却把建造住房的资源转移到了只有富人才能承

    担得起的住房上，因为高档住宅和办公楼等其他商业地产一样，不受房租管制约束。除此之外，它还表明

    了区分动机和结果的重要性。经济政策的好坏应该根据它们带来的激励，而不是根据实施政策的愿望来评

    价。

    租金因房租管制而处于人为的低水平，这时候，正在出租自己所居住的房子或后院的人会认为不再值

    得出租房屋，房租管制政策对住房供给减少的激励也就尤其明显。另外，人们会从租房变为买房。20 世纪

    70 年代，在华盛顿实施房租管制政策的 8 年时间里，这个城市的可租赁房屋存量显著下降，从超过 19.9 万

    套减少到不足 17.6 万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在引入房租管制政策后，可用于租赁给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学生的住房套数在 5 年内下降了 31%。

    考虑到房租管制法案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奇怪。从这些激励后果来看，我们同样能

    够很容易理解 1975 年英国将房租管制政策的实施范围扩大到配有家具的租赁住房时的情形。伦敦《泰晤士

    报》(The Times)曾报道：

    房租管制法案实施后的第一周内，在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上出租配有家具

    的住房的广告数量急剧下降，现在这份报纸的此种广告数量比一年前下降了大约 75%。

    由于配有家具的房间经常在房东当前所居住的家里，因此当租金无法补偿与房客一块居住带来的麻烦

    时，这些典型的住房单元就会很快退出租房市场。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通常只有一位租客的复式住宅等小

    户型公寓。多伦多市在 1976 年实施房租管制后的三年时间里，房东出租的自住房屋的单间有 23% 退出了

    租房市场。

    即使不是房东自住的公寓，房租管制也最终使出租房屋无利可图，房东只能放弃这些住房。比如，纽

    约市的房主们发现，收到的房租根本不足以支付法律要求他们提供的服务成本(如暖气和热水)，因此许

    多房屋被遗弃。为了逃避法律对遗弃房屋的惩罚，他们干脆消失了。尽管这些房子如果得到维护和修缮仍

    然可以居住，但它们却被空置封存。

    几年来，纽约市政府接管的遗弃房屋数量高达数千间。据估计，在纽约市，被遗弃的房屋数量至少是

    无家可归人数的四倍。所以说，无家可归并不是因为实际房屋的缺乏，而是因为价格相关的短缺，然而这

    真的令人很痛苦。截至 2013 年，纽约共有超过 47,000 名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包括 20,000 个孩子。这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意味着有些人在寒冷的冬夜不得不睡在露天马路上，甚至有人因此冻死，而

    本可以收容他们的住房却由于房租管制被空置，而这一政策原本意在让人们能租得起房屋。这又一次说明

    ，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提出的抽象概念，它能产生现实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后

    果。这也说明，一项法规的目标——在本例子中即“负担得起的住房”——除了现实结果，毫无意义。

    房租管制中的政治

    虽然房租管制造成了很多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却往往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政治家知道租户

    常常要比房东多，不懂得经济学的人要比懂经济学的人多。于是，提倡房租管制法的政客很容易赢得更多

    选票。

    把房租管制描绘成防止贪婪的房东向穷人“索要过高”房租的手段，在政治上往往很有效。但事实上，住房投资的回报率很少高于其他投资，而且房东往往也并不富有，特别是小面积低端公寓的房东，这些出

    租房需要不断修缮，所处地段往往也只能吸引低收入的租户。拥有这样住房的房东，很多本身就是身兼木

    匠和电工的杂工，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技能维护和修缮房屋，希望用收来的租金还清房贷。总而言之，很

    大程度上由穷人租住的房屋的房主绝对算不上富裕。①

    若将房租管制法案广泛适用于所有住房，高档住房也会变成低租金住房。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就

    很清楚了：除非免除对新建住房的房租管制，否则很可能就不会有新房在建。但是对新住房免除或放松房

    租管制，意味着即使是那些面积不大、质量一般的新建房屋，其租金也要远高于房租管制下的大面积、高

    档旧住房的租金。在实施了房租管制的欧洲城市，以及纽约和美国其他实施了房租管制的城市，这种租金

    不匹配的现象很常见。在不同场景下，同样的激励措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新闻报

    道就指出了房租管制法案约束下纽约房租的不匹配：

    莱斯·卡兹(Les Katz)是一名 27 岁的表演专业学生，他还兼职做门卫，他和两个室友在曼哈

    顿上西区花 1,200 美元租了一间一居室公寓，两个人睡在厨房上面的阁楼，另一个人则睡在客厅里。

    在曼哈顿另一端的公园大道上，私人投资者保罗·哈伯曼(Paul Haberman)和他的妻子居住在

    一个宽敞的两居室公寓内，这套公寓还有一个日光浴室和两个阳台。房产专家称这套位于著名大

    道上的豪华大楼里的公寓至少值一个月 5,000 美元。然而，根据房租记录，这对夫妇只需支付约 3

    50 美元。

    在房租管制政策下，富人支付低房租并不少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项统计调查表明，纽约房租管

    制下的房租与自由市场上的房租相比，差异最大的是高档住房的房租价格。换句话说，在房租管制政策下

    ，富人比穷人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而这项政策的初衷却是为了穷人的利益。与此同时，贫困家庭被安

    置在拥挤、蟑螂出没的破旧公寓，城市福利机构却在支付更多的租金。2013 年，《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

    指出，纽约市无家可归者救助服务局“每个月都要为旅社内的每个破旧单间支付超过 3,000 美元，而且这些

    单间既没有浴室也没有厨房”，其中一半的钱作为房租交给了房东，另一半用于“为无家可归的租户提供安

    保和社会服务”。

    控制房租是为了保护贫穷的租户、防止富有的房主乱收费，这一说法在政治上可能是有效的，但现实

    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从房租管制政策中获益的人可能处于任何收入水平，而从中受损的人亦是如此。一个

    人从中受益还是受损，取决于房租管制法案实施时，他是出租房屋的人还是在找房子的人。

    旧金山市的房租管制比纽约市实施得要晚，但同样严苛，并且也产生了相似的后果。2001 年公布的一

    项研究结果显示，在旧金山市租住房租管制住房的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租户家庭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同

    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 1979 年房租管制政策在旧金山市实施至今首次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就意味着在房

    租管制法案实施和推广的 20 多年里，政府并没有努力去测评这些法律带来的实际经济和社会后果，也没有

    与它们的政治知名度做出区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施严苛房租管制的城市(如纽约和旧金山)的平均房租价格，最终往往都高于

    没有实施房租管制政策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房租管制让房租控制在某个水平之下，以保护穷人的利益，这

    就激励建筑商只愿意建造那些不受房租管制政策管制的高档住房。毫不奇怪，在实施房租管制政策的城市

    ，房租更高，无家可归者也更多。在这方面，纽约和旧金山又成了典型的例子。房租管制之所以在政治上大获成功，原因之一是许多人把言辞当作了现实指标。他们相信房租管制法

    案确实能够控制房租价格。只要人们这样认为，这些法律在政治上就是可行的，就和其他宣称有明显合意

    目标的法规一样，不管这些目标能不能实现。

    稀缺性与短缺

    由于商品比人口少而引起的稀缺，和作为价格现象的“短缺”有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一点我们要牢记在

    心。有时某种物品并没有更为稀缺，却日益短缺；有时物品会越来越稀缺，却没有出现短缺。

    正如前面提到的，尽管住房与人口的比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在“二战”期间和“

    二战”后的最初几年中，美国出现了严重的住房短缺，而战前美国并没有出现住房短缺。完全相反的情况也

    有可能发生，即某个没有价格控制的地区中住房实际数量骤减，却没有出现短缺。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及

    大火灾之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这场大灾难中，旧金山一半以上的住房在短短三天中被破坏，然而却没

    有出现住房短缺。《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大地震一个月后重新开始发行，它的震

    后第一期报纸上有 64 个房屋出租广告，相比之下只有 5 个想租赁房屋的人发布了广告。

    这场地震和大火使约 20 万人突然间无家可归，临时庇护所只能容纳 3 万人，大约有 7.5 万人离开了这

    座城市。尽管如此，还有约 10 万人进入了当地住房市场。然而，那个时期的报纸上并没有提到住房短缺。

    价格的上升不仅分配了现存的住房，还为住房重建提供了激励，同时也激励房客租住较小的空间，并激励

    有出租空间的家庭在高租金下，把剩余空间租出去。简言之，正如在没有实际稀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短缺

    一样，在没有出现短缺时物品也可能会出现实际稀缺。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造成的无家可归者，要比纽约

    市的房租管制法案导致的无家可归者更容易找到住房，因为纽约市的房租管制使数以千计的住房退出了市

    场。

    囤 积

    物价控制政策除了会导致短缺和质量下降外，也常常会导致囤积，即人们要比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留存

    更多的价格管制物品，因为不确定未来是否还能买到这些东西。在 20 世纪 70 年代汽油短缺时期，车主一

    般不会等油箱里的油降到平时的水平才去加油站加油。

    为了以防万一，即使还有半箱油，一些车主也会开进一个恰好有油的加油站把油加满。数百万车主的

    油箱里装满了汽油，大量的汽油被储存起来，于是加油站待售的汽油量就减少了。全美国范围内汽油的这

    种少量减少最终却可能造成严重问题——那些恰巧没油的车主不得不苦苦寻找一个正在营业并且还有汽油

    的加油站。汽油突然严重短缺——虽然汽油的总产量并没有变——迷惑了很多人，也带来了各种阴谋论。

    其中一种论调认为，石油公司让它们从中东地区回来的油轮在海里转圈，等着价格上涨后才让这些满

    载石油的油轮靠岸。虽然仔细推敲后，这些阴谋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正如许多谬论一样，这种理论背后

    都有各自的内核。汽油总产量变化不大却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意味着必定有大量的汽油被转移到了某些地

    方。提出或相信这些阴谋论的人很少能想到，那些大量被转移到他处的汽油其实是囤积在他们自己的汽车

    油箱里了，而不是在海上转圈的油轮里。这加剧了汽油短缺的严重程度，因为比起储存在加油站的储存罐

    里，把汽油储存在数百万汽车或货车油箱里效率更低。

    对于不同的物品，囤积的可行性不同，价格管制的效果也有所不同。比如，对草莓的价格管制所造成

    的短缺要比对汽油的价格管制轻微，因为草莓容易腐烂，不能长时间保存。对理发或其他服务的价格管制

    导致的短缺就更轻微了，因为服务不能被囤积。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趁着理发师有空就一天内理两次发，而把下次来理发的时间向后延长一倍，虽然理发价格被人为降低时，找一个可为你理发的理发师会比以前

    更难。

    尽管如此，在价格管制下，一些不太可能的物品也被囤积了起来。比如，在房租管制政策下，人们可

    能会占一套他们很少用的房子，就像一些好莱坞明星会在曼哈顿空出一套房租管制住房，以备他们到纽约

    时暂住。市长埃德·科赫(Ed Koch)住在纽约市市长官邸格雷西公寓的整整 12 年间，一直保有房租管制房

    屋。2008 年，美国纽约州国会议员查尔斯·兰格尔(Charles Rangel)被揭露拥有四套房租管制住房，他甚至

    把其中一套作为办公室。

    囤积是低价格下需求增加这一普遍的经济学原理的特殊情况，也是价格管制政策下低优先级用途抢占

    高优先级用途(不论住房还是汽油)，从而使短缺日益严重的必然结果。有时候，价格管制下供给的减少并不明显。在实施价格管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消费者报告》

    (Consumer Reports)杂志发现，1943 年检测的一批巧克力棒，20 块中有 19 块比四年前变小了。一些罐装

    食品制造商制造的产品质量也下降了，但是为了维护品牌的声誉，他们给这些低质量的食品贴上了其他商

    标。

    黑市

    尽管价格管制一方面导致短缺，另一方面将买卖双方更合意的交易认定为不合法，但是大胆、无所顾

    忌的交易者还是会违法地做出对双方均有利的交易。价格管制政策几乎总是会产生黑市交易。在黑市上，为了补偿法律风险，价格不仅高于法律所允许的价格，还会高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尽管小规模的黑市交

    易可以秘密地进行，但大范围的黑市交易通常需要向政府行贿才能进行。比如在俄罗斯，一项禁止价格管

    制食品跨地区运输的法令被称为“150 卢布法令”，因为需要花 150 卢布贿赂警察，好让禁运货物通过检查站。

    苏联早期经营食品黑市会被判处死刑，即使这样仍然存在黑市。后来有两位苏联经济学家指出：“在战

    时共产主义的高峰期，实行国家对农产品购销政策的时期，投机者和食品贩子冒着生命危险将大量粮食运

    进了城市。”

    要统计黑市活动本质上很困难，因为既然黑市是违法的，就没人想公之于众。然而，有时也会有一些

    间接指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那几年中，美国实施了战时物价控制政策，结果肉类加工厂的

    工人减少了，因为许多肉从合法的食品加工厂转移到了黑市里。这往往导致肉店和杂货店没有肉可卖。②

    正如其他例子一样，肉类出现短缺并不只是由于实际数量稀缺，而是由于肉类都流向了非法渠道。价

    格管制取消后的一个月内，肉类加工厂的雇员人数从 93,000 名上升到了 163,000 名，两个月后上升到了 180

    ,000 名。仅仅三个月，肉类加工厂的雇员就几乎翻倍，这表明取消价格管制后，肉类不再从加工厂转移到

    黑市了。

    苏联的价格管制政策实施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有两位苏联经济学家描述了人们“要花费额外的钱才

    能买到商品和服务”的“灰色市场”。虽然这些非法交易“没有包含进官方统计”，但苏联的经济学家估计有 83

    % 的人曾使用这些被禁止的经济渠道。这些非法市场覆盖的交易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几乎一半的房屋维

    修”、40% 的汽车维修和比合法市场更大的录影带销售：“在黑市交易中有约 10,000 个品种的录影带，而在

    国家市场上提供的录影带还不足 1,000 种”。

    质量下降

    价格管制之所以在政治上能成功，原因之一是政策的部分成本非常隐蔽。即使是可见的短缺也不能说

    明一切。许多产品和劳务因政府法令而处在人为低价上，它们都存在普遍的质量下降，这在住房的例子中

    也有提到。

    价格管制政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定义究竟管制的是什么的价格。即使简单如苹果，想要明确定义清

    楚品名也不容易，因为不同的苹果在大小、新鲜程度和外观方面是不同的，更不用说不同种类的苹果之间

    的差异了。食品商店和超市花费时间、金钱把不同种类和质量的苹果分类，并把那些质量达不到顾客期望

    的苹果扔掉。然而，价格管制下，由于人为的低价格，对苹果的需求量超过了供给量，也就没有必要花费

    时间和金钱来把苹果分类，因为不管怎样苹果都能卖出去。有些在自由市场中一般会被扔掉的苹果，在价

    格管制下仍然会留下出售，卖给那些没有赶上好苹果的人。

    正如房租管制政策下的住房一样，短缺时期，什么都不愁卖，也就没有动力保持物品高质量了。

    最令人痛心的质量降低的例子发生在那些对医疗进行价格管制的国家。在人为的低价格水平下，更多

    的人因为平时根本不会注意或用非处方药就能对付的小病(如打喷嚏或皮肤红疹)去看医生。当价格管制

    降低了看医生的成本，尤其是当看医生由政府付费患者不用掏钱时，人们的行为就会改变。

    总之，在价格管制下，更多的人更频繁地去看医生，使得医生为患有更严重或更紧急疾病的病人看病

    的时间减少了。于是，在英国受政府控制的医疗体系下，医院给一个 12 岁的女孩做隆胸手术，同时却有 10

    ,000 人要等待 15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排上号做手术。一位癌症女患者因为手术一再推迟，最终病情恶化

    到无法医治。价格会自动引起个体考虑首选行动，而这些最优的行动就是价格管制下的首要牺牲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调查的 5 个英语国家中，只有在美国，需要等待 4 个月以上的择期手术病人的百分比在 10% 以下；其他四个

    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择期手术病人中都有超过 20% 的人需要等待四个月以上，在英国这一比例是 38%。在这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对医疗实施政府定价的国家。顺便要说的是，“择

    期手术”并不只限于整容手术或其他非必要医疗手术，在此次研究中还包括白内障手术、髋关节置换手术和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当价格被设定为低于供求作用下应有的价格水平时，延期治疗就是质量下降的一种表现。当医生为每

    位病人看病的时间缩短，治疗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相较没有实施价格管制的国家中医

    生为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政府控制的医疗价格下医生给每位病人看病的时间明显缩短了。

    和其他物品一样，控制医疗价格产生的另一个普遍现象是黑市。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黑市以贿赂医

    生的形式出现，通过行贿让自己得到更快速的治疗。总之，不管这一产品或服务是住房、苹果还是医疗，价格管制下的质量下降是普遍的。

    价格下限与过剩

    我们已经知道，把价格设定在低于自由市场上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时，会导致需求增加和供给减少，并且在这一既定价格下会产生短缺。同样地，把价格设定在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水平，将引起供给增加和

    需求减少，造成过剩。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悲剧之一，是许多美国农民卖粮食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生计。农产品

    价格下降的速度要比农民购买的物品价格下降的速度快得多。农业收入从 1929 年的超过 60 亿美元，降到

    了 1932 年的 20 亿美元。

    许多农民由于付不起抵押贷款而失去了农场，其他农民家庭为了保有他们的农场和传统生活方式而陷

    入贫困，苦苦挣扎。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恢复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所谓的“平衡”，通过干预来防止农产

    品价格急剧下降。

    政府采取了多种干预措施。一种手段是通过法律规定减少农民种植和出售各种农作物的数量，通过减

    少供给防止价格下降到政府规定的价格水平之下。花生和棉花的供给就是受法律限制的两种农作物。柑橘

    类水果、坚果和其他各种农产品的供给则由农民组成的地区卡特尔管理。这些卡特尔获得了美国农业部部

    长的权力支撑，发布“市场命令”，并惩罚那些破坏规定、生产和销售多于授权数量的人。熬过经济大萧条

    带来的贫困，美国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限制措施持续了几十年，很多限制政策甚至延续至今。

    以这种间接的方式人为地保持高价格只是一个方面。使价格人为地保持在高于自由市场上供求决定的

    价格，关键是政府愿意收购由价格管制政策造成的过剩农产品，包括玉米、大米、烟草和小麦等，并且许

    多政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不管这些政策最初是为了帮助哪些群体，在实施中也会有利于其他一些人，正

    是这些新受益者使得政策尾大不掉，即使最初的情况已经改变，并且最初的受益者现在只是一小部分选民

    ，无力在政治上决定这些政策去留。③

    设置价格“下限”进行价格管制、阻止价格下降所造成的过剩，跟设置价格“上限”阻止价格快速上升带来

    的短缺一样剧烈。在有些年份，联邦政府要收购超过 14 的美国小麦,让它们退出市场，来保证小麦价格维

    持在既定的价格水平。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导致大量食物被销毁，而当时营养不良在美国还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并且在城市和农村中都发生了饥饿游行。比如，仅 1933 年美国联邦政府就收购并销毁了 60

    0 万头猪。为了不让过量的农产品进入市场破坏官方确定的价格水平，大量的农产品被毁弃。出于同样的原

    因，大量的牛奶被倒进下水道，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儿童却由于营养不良而深受疾病折磨。

    然而，食品仍然过剩。和短缺一样，过剩也是一种价格现象。过剩并不是指对于人口来说物品供给过

    量了。大萧条期间，也不存在相对于人口来说的“过多”食物，人们只是买不起政府人为抬高价格的产品。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 21 世纪初贫困的印度，在政府支持的价格下，印度的小麦和大米出现了过剩。据《远

    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报道：

    印度的公共粮食储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到明年春天，粮食储备量还会增加到 8,000 万吨之高，这是应对国家紧急状况所需的储备量的四倍。然而，尽管小麦和大米被闲置——有时候会闲置

    好几年直至发霉——但数百万印度人却要忍受饥饿。

    《纽约时报》上一篇来自印度的报告也作了相似的描述，标题为“印度的穷人在挨饿，过剩的小麦却在

    腐烂”：

    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购了今年收割的过剩小麦，堆在旁遮普邦泥泞的场地里随它腐烂。而去年

    、前年甚至大前年的过剩小麦仍然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

    在南边邻近的拉贾斯坦邦，由于买不起小麦，村民们吃的是煮过的树叶或用去年夏秋季的草

    籽做成的面包片。儿童和成人(共有 47 人)常常捂着饿疼的肚子，一个个由于饥饿而日渐消瘦。

    印度的营养不良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却同时存在食物过剩或过量，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是，伴随价格“下限”而来的食物过剩，就像价格“上限”造成的住房短缺一样是事实。美国为了不让过剩的农作物

    进入市场，一度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把过剩农产品储存在闲置的战舰里，因为所需的储存空间极大，陆地上所有可用的仓库都已经被占用。如果不这样做，美国的小麦会像印度一样，被扔在外面腐烂掉。

    粮食连续丰收可能会让美国联邦政府储存的小麦比美国农民全年种植的小麦还多。据报道，2002 年印

    度政府用于储存过剩农产品的花费，比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灌溉和防洪的总支出还要多。这就是对具有

    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错配的经典实例，尤其是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只要受价格管制的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法律规定的政府收购价格，这种产品就会以供求决定的价格

    在市场上出售。但是，当供给量大大增加或者需求量大大减少时，价格就会降低，在此水平上政府必须收

    购不被市场接受的那部分产品。比如，2007 年，美国市场上的奶粉价格是每磅 2.2 美元(1 磅=0.453,6 千克)，人们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但 2008 年，奶粉价格降到每磅 80 美分，美国农业部发现，按照法律自己有

    义务购买 1.12 亿磅奶粉，总费用超过 9,000 万美元。

    这些事情可不只发生在美国或印度。欧盟国家在 2002 年花费了 390 亿美元用于农产品直接补贴，由于

    农产品支持政策造成的高食品价格，这些国家的消费者用在食物上的花费是这一数字的两倍。同时，这些

    过剩的食物在世界市场上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这就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本可以从农产品中获得

    的收入。所有这些被提及的国家，为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付费的不仅有政府，还有消费者(政府直接向农

    民和仓储公司付费，而消费者则为膨胀的食品价格付费)。在 2001 年一年中，因为人为的高价格，美国消

    费者仅消费含糖食品就支付了 19 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为储存过剩的食糖，每月要花费 1,400 万美元。同时

    ，据《纽约时报》报道，食糖生产者“同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金主”，而成本高昂的价格支持政策得到

    了“两党的共同支持”。

    欧盟国家对食糖生产者的补贴力度甚至比美国还要大，这些国家的食糖价格也是全世界最高的。2009

    年，《纽约时报》曾报道称，欧盟的食糖补贴之高，“连气候寒冷的芬兰也开始生产更多食糖了”，尽管在

    热带地区种植甘蔗生产食糖比在欧洲种植甜菜生产食糖的成本要低得多。

    200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农业补贴法案。据估计，在未来十年中，每个美国家庭要以税收和高食

    品价格的形式为这项补贴法案花费 4,000 多美元。这也不是什么新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世界市场上

    的食糖价格是每磅 4 美分，而美国国内的批发价格是每磅 20 美分。美国人可以完全不生产这些产品，只要

    用较低的价格从热带国家进口就足以满足需求，而政府却在补贴这些本不必生产的产品。对于食糖业，这

    种情况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然而，这种情况并非食糖业独有，也不是美国独有的。在欧盟国家，羊肉、黄

    油和食糖的价格都比世界市场上的价格都要高出一倍还多。就像《华尔街日报》的一位撰稿人形容的：欧

    盟国家每只奶牛每天得到的补贴，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费用都要高。

    尽管美国实施价格支持政策的最初目的是救助农民家庭，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补贴都给了农业

    企业。一些农业企业每年能得到数百万美元，而普通农场得到的补贴不过几百美元。2002 年，两党支持的

    农业法案所涉及的大部分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都分给了最富有的 10% 的农场主，包括戴维·洛克菲勒(Davi

    d Rockefeller)、特德·特纳(Ted Turner)和一些《财富》500 强公司。同样，在墨西哥，85% 的农业补贴

    流进了最大的 15% 的农场主的腰包。

    理解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关键是要明白：和人为保持低价格导致了持续的短缺一样，人为保持高价

    格也导致了持续的过剩。造成的损失也不仅仅等于为了农业企业和农场主的利益从纳税人和消费者那攫取的钱。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财富转移，并不会减少国家的总财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损失是对

    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土地、劳动力、肥料和机器，这些稀缺资源本不必用来生产多于消费者在政府规定的人为高价格下愿

    意消费的量。在美国，用来生产食糖的大量资源都被浪费了，因为这些食糖可以从热带国家进口，这些国

    家生产的食糖更便宜，因为那里的自然环境更适合原料农作物的生长。那些本已将大部分收入用于食物支

    出的穷人，不得不为购买食物花更多的钱，这样一来用于购买其他物品的钱就更少了。当食品价格被人为

    提高，那些靠食品券生活的人所能购买的食物也就少了。

    正如印度和美国的情况，从纯经济视角来看，通过限制食物价格来补贴农民，然后通过补助一些消费

    者来降低他们的食物成本，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起到作用。然而，从政治视角来看，用这样的政策

    来得到这两个不同群体的支持却非常有效，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些政策的全部经济后果。

    即使这些农业补助和价格管制政策起初是作为困难时期的人道主义措施，但是它们会在此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继续实施，因为这些政策催生了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它威胁如果削减补贴或终止政策就制造

    政治麻烦。当法国政府表现出要削减农产品支持政策或允许更多的外国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迹象时，农民们

    就会用他们的农用机械封锁巴黎的街道；加拿大的农民们为了抗议小麦低价格封锁了公路，并组成了拖拉

    机队开往首都渥太华。

    美国有不到 110 的农业收入来自政府补贴；而韩国有大约一半的农业收入来自政府补贴；在挪威，这

    一比例为 60%。

    价格管制中的政治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能很简单，但它的政策结果却相当复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房租管制法案及农产

    品价格支持法案造成的各种后果中察觉。然而，即使是这样简单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也远未被大众所理解

    ，而人们所寻求的政治上的“解决方案”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这在当今世界也不是什么新现象了。

    16 世纪的西班牙曾经企图通过封锁，切断位于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反叛军的粮食供给，从而迫使其投降

    ，结果安特卫普的高粮食价格引来一些人不顾封锁走私粮食，让当地的居民得以坚守。尽管如此，安特卫

    普的掌权者决定用法律规定某些食品的最高价格，并严惩违反法律的人，从而解决食品价格高的问题。

    于是出现了价格管制的典型后果：人为的低价格带来了消费增加和食品供给的减少。缺乏高价格的激

    励，供给者也不想再冒着违反西班牙封锁令的危险运送食物进来。最终，价格管制使得“这个城市的居民斗

    志昂扬，直到突然失去了食品供给”，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反叛军别无他法，只能向西班牙投降。

    在地球另一端的印度孟加拉地区，18 世纪发生了一场饥荒，政府为了控制大米价格，严厉打击粮食经

    销商和投机商，结果是粮食短缺致使许多人被饿死。19 世纪另一场饥荒降临印度，当时印度处于英国殖民

    统治时期，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全盛时期，于是政府实施了相反的政策，最终结果完全相反：

    在饥荒早期，没有法律的允许，人们几乎不可能从事粮食买卖。1866 年，大量的正派人士加

    入到粮食贸易中，而政府通过每周发布各地的粮食回报率，安全有序地指挥着粮食的流向。每个

    人都知道去哪儿买最便宜的粮食，也知道在哪儿能卖个好价钱，于是粮食能从最方便运出的地方

    被运到最急需的地方。

    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看起来非常初级，但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可行，只是因为当时英

    国殖民政府没有听取当地人的意见。在民主政治时期，这种行动要么需要公民熟悉经济学基础，要么需要

    政治家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做应该做的事。

    在政治上，价格管制通常是“快速修复”通货膨胀的一种诱人的手段，实施起来也比削减政府自己的开

    支更加容易，而政府开支往往才是通货膨胀的幕后推手。在阻止食品价格的上涨中，价格管制措施更是被

    予以厚望。正因为如此，阿根廷在 21 世纪初便对小麦实施了价格管制。可以预见的是，阿根廷农民减少了

    小麦的播种面积，从 2000 年的 1,500 万英亩，减少到 2012 年的 900 万英亩。而在外部广大的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比阿根廷国内规定的价格高，于是阿根廷政府发现必须阻止国内小麦出口，以防止国内小麦短缺

    的情形继续恶化。价格管制法律确定的价格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差距越大，价格管制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2007 年，津

    巴布韦政府为了控制失控的通货膨胀，命令卖方把价格降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多。仅仅一个月后，《纽约

    时报》报道称：“津巴布韦的经济陷入停滞。”还详述了一些细节：

    面包、糖和玉米面，津巴布韦人的主食消失了，暴民如同麦田里的蝗虫般洗劫商店，占有这

    些主食。肉类几乎看不到，有钱购买的中产阶级即使在黑市上也买不到肉；汽油也几乎买不到了；医院里的病人因缺少基本药物供给而濒临死亡；停电和停水很常见。

    正如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实施的物价控制一样，津巴布韦刚开始实施物价控制政策时，受到了公众

    的广泛欢迎。据《纽约时报》报道：“普通市民最初以一波欢欣而短暂的购物热潮迎接价格下降。”最初的

    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像极了几个世纪前发生在安特卫普的情形。

    当某地遭受飓风或其他自然灾害破坏后，如果当地企业突然提高诸如瓶装水、手电筒或汽油的价格，或者如果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当地人寻求临时住所，当地酒店却提高房间价格，很多人就会认为这是不合情

    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管制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必要的快速修复手段。

    对于这些做法，政治上的反应是出台制止“哄抬物价”行为的法律法规。然而，由于暴风雨、森林火灾

    或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人们被突然夺走了这些随时可以获得的资源，于是他们对这些资源的需求也

    增加了，这就使得当地资源也突然变得比平常更加稀缺，此时价格在分配稀缺资源中的作用就会显得更加

    关键。

    举例来说，在房屋被毁的地方，人们对当地酒店客房的需求可能会突然上升，假如酒店没有受损或被

    毁，他们能提供的客房数量最多也就只能是保持不变。若是当地居民的需求量超过了本地酒店客房的供应

    量，就必须对房间实施定量供应，要么通过价格，要么以其他方式。

    如果酒店客房的价格还是平常的水平，那么最先抵达酒店的人将占据所有的客房，后到的人要么只能

    睡在户外，要么住在损坏的房屋中饱受恶劣天气侵扰，要么离开当地留下破损的家园暴露给抢劫和盗窃的

    人。但是，如果酒店价格大幅上涨，人们就会有动力自我分配。当价格低于正常水平时，一个三口之家可

    能会要两个房间，夫妇俩一件，小孩一间，但是当租金异常高时(也就是存在“哄抬物价”时)，这家人就

    会有动力调整自己的行为，只要一间房间。

    类似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当地其他物品因为突然提高的需求而短缺的情形。如果某地突然停电，对手电

    筒的需求量就可能大大超过供应。假如手电筒的价格仍然和以前一样，最先到商店的人会很快消耗掉店里

    所有的手电筒，而后到的人就无法获得手电筒了。然而，如果手电筒的价格飞涨，一个本打算购买多个手

    电筒的家庭很可能会只购买一个异常昂贵的手电筒，这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手电筒留给其他人。

    如果对汽油的需求增加——不论是用于发电机，还是驾车去其他地区购买本地短缺的商品，或是完全

    搬出当地灾区——这些情形都会造成汽油短缺，直到新供给到达加油站或电力完全恢复让更多的加油站能

    够运作。如果汽油仍然保持在平常的价格，首先到达加油站的人很可能会加满油箱，耗尽本地所有汽油供

    应量，使得后到的人买不到汽油。但是，如果汽油的价格猛涨，首先到达的车主也会因为异常的高价格而

    只购买足够他们离开灾区的量，然后在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的地方，用相较不太昂贵的价格加满油箱。这

    样一来，也就有更多的人能使用当地的汽油了。

    在自然灾害发生前后，本地价格飞涨都会影响供应。通常，气象学家会对飓风进行预测，他们预测的

    飓风登陆速度也会被广泛报道。如果供应商能预测到价格受飓风影响会上涨，那么应对飓风的各种物品，比如手电筒、瓶装水、汽油和木材等很可能会在飓风来临前被紧急送往可能遭受袭击的地方。这意味着，短缺可以提前缓减。但是如果供应商预料价格只会保持在正常水平，那么他们就不太愿意花额外的成本将

    物品紧急调派至可能会遭受灾难的地区。

    类似的激励也存在于飓风或其他灾害发生之后。由于街道和公路受损、灾难之后的狼藉，以及人们争

    相逃离灾区引发的交通拥堵，为灾区补充供应所耗费的成本也会更大。当地飞涨的价格可以补偿因这些困

    难和障碍带来的额外成本。此外，每个供应商都会争取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因为在其他供应商到来之前，竞争对手还没能压低价格，那时的价格最高。对于灾区的人们来说，时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食品和其他

    必需品的连续供应。

    不论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是在短缺突然加剧的时期，价格并不是分配稀缺资源的唯一方法，但问题是

    其他替代性配给制度通常比价格表现得更好还是更糟。历史反复证明，对食品的价格管制会造成饥饿和饥荒。卖家也许能确定自己分配给单个买家的数量。但是，卖家的处境也会因此变得尴尬，因为它没有卖给

    买家需要的数量，等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它也可能会失去一些客户。很少有卖家愿意冒这个险。

    既不存在价格分配，也没有非价格分配时，结果可能如《华尔街日报》对 2012 年超级风暴“桑迪”的报

    道：

    在新泽西的一家超市，尽管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通知，要求购物者只购买几天的食品以应对

    郊区瘫痪，但人们根本不予理会。人们在购物车里装满了够吃 6 周的金枪鱼罐头。一罐蜂蜜可以

    存放数年之久：商品保持在正常价格时，购物者即便买下超市所有存货也不会有任何风险。

    在紧急状况下呼吁人们限制其购买量这种无谓的努力，如同其他形式的非价格配给制度一样无效，这

    时候就需要提高价格。

    ①?我妻子曾是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律师，这个组织经常代表租户处理与房东的纠纷。在发现房东的经济水平和受教育

    水平经常不高后，她开始重新思考房租管制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住房管制政策。

    ②?在很多情况下，供给不足的商品会被藏在商店仓库里囤积起来，销售给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黑市并不总是孤立运

    行的，它也可以是一些合法企业的副业。

    ③?政府政策演变方式通常都是这样的。第 4 章

    关于价格的其他问题

    我们更需要了解显而易见的现实，而不是探究晦涩难懂的谜题。

    ——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法官(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可能看起来简单易懂，但要想了解它们深层的含义并不是易事，而这些含义恰

    恰才是至关重要的。曾经有人指出牛顿并不是第一个看到苹果落下的人，他之所以能赢得广泛声誉，是因

    为他是第一个明白其中含义的人。

    经济学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懂得，人们的购买量在高价格时比低价格时往往要少很多。但是，即

    使在今天，仍然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个简单事实的含义。例如，世界各国政府提供的医疗保健开支一再超出

    最初的估计，就是因为没有彻底明白这一简单事实的含义。最初的估计通常是基于当前所使用的医生、医

    院和药品，但是引入免费或补贴的医疗保健会导致人们在低价格上过度地使用医疗资源，进而导致成本远

    远大于最初的估计。

    理解任何事物都需要先对它进行定义，这样才能够在头脑中清楚地知道正在谈论的是这个东西，而不

    是其他的东西。正像人们不会把有关天气的诗意讨论看作气象学，对经济的道德批判或关于经济的政治信

    条也不能看作经济学。经济学是对经济中的因果关系的分析，目的是弄清楚用于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

    资源的手段都会产生什么结果。它与社会哲学或道德观无关，更与幽默或愤怒毫不相关。

    并不是说其他的东西就一定不重要，只是说它们并不在经济学的界定范围内。没有人期望数学能解释

    爱情，也不应该有人期望经济学偏离本身或做它力所不及的事，但是数学和经济学在它们适用的领域却都

    非常重要。宇航员在脱离轨道返回地球的过程中，是撞上喜马拉雅山还是在佛罗里达州安全着陆，精细复

    杂的数学计算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见过由于误解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引发的许多社会灾

    难。

    原因与结果

    从因果关系方面来分析经济活动，意味着我们要考察创造激励的逻辑，而不是仅仅思索追求目标的愿

    望；还意味着要考察激励之下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经验性证据。

    经济中的因果关系常常系统性相互作用，而不是像台球一击入袋那样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系统性因

    果关系涉及更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像把碱液加到盐酸中最终生成盐水那样①，两种化学物质彼此相互作用

    后都发生了转变，从致命物质变成了无害物质。

    在经济中也是一样，买方和卖方根据对方对供求的反应改变自己的计划，最终价格也随之改变，而价

    格的变化又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计划。比如，那些一开始想在海边买别墅的人在发现海滨别墅的价格

    很高后，就会转而在内陆购买一套小屋。同样，当需求不足以从用户那收取高价格的时候，供应商就不得

    不以低于进价或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否则在原定的价格水平上出售滞销商品可能会一无所获。

    系统性因果关系

    系统性因果关系涉及相互作用，而不是单向因果关系，这就减少了个人意向的作用。正如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指出的：“每个人的意志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而最终出现的可能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的事情。”经

    济学关注的是最终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不是人们的意向是什么。假设某一天股票市场收盘指数是 14,367，这是股票市场上无数的买方与卖方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人有意让股票市场收

    盘于 14,367，这是人们追求其他意愿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因果关系有时可以用目的性行为来解释，有时则可以用系统性相互作用来解释，更多的时候，本是系

    统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却错误地用个人意向予以解释。比如，原始人往往把风中树动归因于一种无形的精

    神力量在有意为之，而没有认识到大气压力变化的系统性原因。同样，当人们不明白经济学基本原理时，也倾向于用个人意向来解释经济中的系统性事件。例如，价格上升反映了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但不懂经济

    学的人可能会把价格上升归因于人的“贪婪”。

    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人们震惊于商店里的高价格，并且往往马上归罪于生意人的贪婪和剥削。与中产

    阶级社区的银行收取的利率相比，低收入社区中的典当行和小型金融机构收取的利率更高，他们也会从个

    人动机的角度得出类似的结论。低收入社区的公司通常会对支票兑现业务收取费用，而中产阶级社区的人

    们却能够在当地银行免费办理该业务。然而，市内企业的利润率通常并不会比其他地区的高多少，许多企

    业都在撤离市内社区。其他企业，比如连锁超市正在往外发展，这些都强化了上述结论。

    购买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穷人最后总是比富人支付的更多，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有一种非常直白的系

    统性解释：在低收入社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通常要高很多。为了应对高发的犯罪和恶意破坏行为所支

    付的高额保险费和各种各样的高额安保措施，是导致低收入社区商业成本较高的系统性原因，而这些原因

    却被那些想从个人动机方面寻求解释的人所忽略。此外，在低收入社区，每一美元的生意都要面临更高的

    成本。典当行或信贷公司贷给 50 个低收入者每人 100 美元和银行一次性贷款给一个中产阶级客户 5,000 美

    元相比，虽然金额总数一样，但是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更多。②

    大约有 10% 的美国家庭没有支票账户，毫无疑问，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家庭中更高，因此许多低收入者

    要依靠当地的支票兑现机构来兑现他们的薪水支票、社会保险支票，或其他支票。一辆装甲车将小面额的

    钞票运送到贫民窟的社区信贷公司或小型支票兑现机构的成本，与运送大面额且价值 100 倍于前述金额的

    钞票到城郊商业区的银行所花的成本一样多。由于低收入社区每一美元的生意花费更高，因此这些高成本

    转变成高价格和高利率也就不足为奇了。

    负担能力差的人却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固然是不幸的结局，但原因却是系统性的。这不仅是哲

    学或语义上的区别。对于因果关系的不同理解会引起不同的实际后果。认为低收入社区的高价格和高利率

    是因为人类的贪婪或剥削，并且通过实行价格管制和利率上限来纠正这种情况，结果只会使低收入社区的

    供应更少。正如房租管制减少了房屋的供应一样，价格管制和利率管制导致了愿意承受低收入社区高成本

    的商店、典当行、地方信贷公司和支票兑现机构减少，因为法律批准的价格和利率无法让这些企业收回成

    本。

    另一种结果是，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不再去合法的信贷机构，而是从高利贷借钱，这些高利贷者收取的

    利率甚至更高，并且他们总有自己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如使用暴力等。

    当低收入社区的商店和金融机构倒闭，更多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不得不到其他社区购买日用品或其他商

    品，于是除了购物花销外，人们还要支付更高的成本，用于公交或出租车费。已经有许多企业因为各种各

    样的原因而倒闭，包括骚乱、高发的入店行窃及破坏财物行为，结果就是低收入社区的居民被迫去其他社

    区购物或办理银行业务。

    “首先，不要造成伤害。”这条原则已延续了数个世纪。明白系统性因果关系和意向因果关系的区别，是减少经济政策负面作用的一种方式。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去伤害那些已经处于艰难经济环境中的人。我

    们也应该知道，即使在犯罪高发社区，大多数人也并不是罪犯。这些社区中的一小部分不正直的人，才是

    导致社区商业运营成本较高的真正源头，进而导致企业收取更高的价格。但是，不管是从理智上还是情感

    上来说，人们都很容易把高价格怪罪于收钱的人，而不是真正导致高价格的人。在政治上更是盛行谴责外

    来者，特别是当这些外来者有着不同的种族背景。

    系统性原因，比如我们在经济学中经常看到的，不同于“贪婪”“剥削”“乱要价”“歧视”等意向原因，并不

    是公众的一种情感宣泄，也不是媒体和政治家演出的一场道德情景剧。从个人意向方面来解释因果关系可

    能是自然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经验的个人或是发展不太成熟的社会往往会先从这一方面来解释。人类花费了几个世纪，才使表现为自然迷信的意向性解释让位于基于科学的系统性解释。然而，我们尚

    不清楚是否也需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才能使经济学基本原理取代人们用意向原因来解释系统性结果的自

    然倾向。

    复杂性与因果关系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但是人们总是不愿接受与他们长期珍视的信念相悖的分析结果，而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过度简化”使得经济学容易学习也容易遗忘。对简单事实的回避，通常要比这些事实本身

    复杂得多。同样，复杂的结果也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存在复杂的原因，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很可能会产生非

    常复杂的结果。例如，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会导致植物、动物、人类以及无生命

    物(像洋流、天气变化、昼夜长度变化)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反应。

    如果地球的地轴不是倾斜的③，那么世界各地的昼夜全年都是等长的。赤道与极地的气候虽然仍旧不

    一样，但是任何一个地区冬季与夏季的气候却是一样的。事实上，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意味着地球每年围

    绕太阳公转时，太阳光以不同角度从不同点照射同一个国家，于是引起温度的变化和昼夜长度的变化。

    相应的，这些变化又引发植物生长、动物冬眠与迁徙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反应，同时还会引起人类的

    心理发生变化，而经济也会发生季节性变化。气候变化还会影响洋流，以及飓风出现的频率等诸多自然现

    象。所有这些复杂的现象都只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地球地轴是倾斜的，而不是垂直的。

    总之，复杂的结果既可能是由简单的原因引起的，也可能是由复杂的原因引起的。只有具体的事实才

    能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原因，而先验地声明哪些是“过度简化”则并不管用。如果我们从一个解释中得出

    的结论与事实不匹配，或是它的推理不合逻辑，那么这样的解释就过度简化了。但多数情况是，人们想当

    然地就认为一个解释“过度简化”，而没有去考察它的证据或逻辑。

    人们往往在低价格时增加购买，在高价格时减少购买，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不管是在房地产市场上

    ，还是在食品、电力或医疗保健市场上，把它和生产者在高价格时增加供给、低价格时减少供给联系在一

    起，足以让我们预测人们对价格管制的多种复杂反应。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和数千年

    的历史记载中发现人们对此的反应。简单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结果，在各个民族和文化中都很常见。

    个人理性与系统理性

    将因果关系归结于个人因素这种倾向，不仅使人们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升高归罪于“贪婪”，而且还使

    人们指责官僚的“愚昧”是导致政府经济活动出现许多失误的原因。事实上，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失误，都是

    基于完全理性的行为(考虑到负责这些活动的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激励，以及任何一个或一群决策者可获得

    的知识的内在限制)。

    当高层政治领导制定某项政策或制度后，政府官员就会服从当局权威，他们可能会对违背自己的信念

    感到犹豫，但是不要指望他们指出这些政策和制度会出现的负面影响。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往往需要赌上自

    己的职业，甚至生命。

    对政府官员来说，执行某项具体政策可能是理性的；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些政策却可能产生负面影

    响。例如，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出现采矿设备的极度短缺，但是生产该设备的工厂管理人员却把生产出来

    的设备存入仓库，而不是把它们运送到急需这些设备的矿场。原因是官方命令要求这些设备必须涂上红色

    耐油性涂料，但是工厂只有绿色耐油性涂料，没有红色耐油性涂料。而且由于不存在自由市场，工厂很难

    买到符合规定的涂料。

    当时，不服从官方命令是一种重罪。“我可不想坐八年牢。”该厂的管理人员说。

    当他把这种情况解释给一名高级官员，并请求批准使用绿色耐油性涂料时，这名官员的回答是：“你要

    知道，我也不想坐八年牢。”不过，这名高级官员还是发电报给政府部门请求获得批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的拖延，政府部门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采矿设备也终于运到了矿场。这些人的行为并不愚蠢，他们在面

    对工作制度设定的激励和约束时，做出了相当理性的反应。在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体制中，人们只能在可

    行的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只不过不同的经济体制提供的备选方案是不同的。

    即使在民主政府中，那些在私营部门取得过骄人成绩的杰出人士，被授予政府高官显爵后，也很难再

    次复制以往的成功。这种情况再次说明，不同制度间的激励和约束是不同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乔治·斯蒂格勒所说：

    一大批成功的商人转而谋求国家政府中的高级行政职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想应该是大

    多数——在新的环境中取得的成绩相较以前都要黯淡得多。他们被深谙世故、头脑顽固的下属包

    围，还要应付不顾他们需求的立法机关，而且他们所在的机构几乎每样东西都被打上了“管不了”

    的标签。激励与目标

    激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人比起为其他人谋利益，通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付出更多，而激励把

    这两个目的联系了起来。服务员把食物端到你的桌子上，并不是因为你饿了，而是因为她的薪水和小费有

    赖于此。苏联的餐馆缺乏这样的激励，服务之差众所周知。未售出的商品堆积在仓库里并不是缺乏自由市

    场价格机制激励所导致的唯一后果。价格不仅有助于人们决定生产哪种商品，也是配制所有商品和服务，以及分配用于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是，价格不会创造稀缺性，任何经济体制都

    需要某种形式的配置方式。

    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是许多旨在使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便宜”，或是防止它们“价格过高”的政策和计

    划，却常常适得其反。但是，过高的价格恰恰限制了每个人的使用量。即使政府法令让人们能够买得起每

    样东西，也仍然会存在供应不足的情况，甚至比价格过高时的供应更不足。人们将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式

    配制稀缺资源。不管这种方式是政府印发配给券、黑市交易还是抢购，资源配置仍然要进行下去，因为人

    为地使价格便宜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总产量。相反，价格上限往往会导致产量减少。

    纵观历史，很多一眼看去是人道主义的政策，却因为没能理解价格的作用而事与愿违。无论是在 17 世

    纪的意大利、18 世纪的印度，还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或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获得独

    立的非洲国家，试图通过价格管制来保持食品低价格的做法都曾导致饥荒，甚至饿殍遍野。一些获得独立

    的非洲国家跟东欧的许多国家一样，在价格管制前拥有丰富的食物，甚至能够出口食物，政府计划把它们

    变成了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国家。

    由于政府的限制而无法供应商品的情形，必须与没有能力生产商品严格区分开来。一个国家即使有着

    极其肥沃的土壤，食物供应也会出现短缺。比如，在尚未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t)国家俄罗斯：

    沿着乡间丘陵向莫斯科南部蜿蜒 150 英里(1 英里=1,609.344 米)的普拉夫河谷是农民梦想成

    真的地方。这是去“黑土村”的必经之路。黑土村拥有欧洲最肥沃的土壤，并且距一个食物匮乏的

    大都市只有 3 小时的车程……黑土村的自然财富足以养活整个国家，但是它却几乎不能养活自己。

    很难想象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被肥沃的农田围绕的城市也会面临食物匮乏，还需要进口外国的食物。

    然而生活在这个肥沃农田上的人也跟城市居民一样挨饿，劳动者每周从农田收获的农产品只有 10 美元，但

    即使是这么少的金额，也因为缺少货币，要用实物支付——几麻袋土豆或黄瓜。正如该地区一个小城的市

    长所说：

    我们本应该是富有的。我们有着肥沃的土壤、科学的专业技能和高素质的人才。但是结果又

    怎样呢？

    撇开其他不说，通过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理解为实现有效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一

    种方法。俄罗斯缺少的就是把饥饿的城市与肥沃土壤生产的食物联系起来的市场，以及允许市场发挥作用

    的政府。但是，在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当地官员禁止人们把食品运出地方边界线，以此来确保他们管辖的

    区域内食品保持低价格，用这样的办法来赢得当地人对他们的政治支持。需要再次强调，站在政府官员的

    立场来看，通过维持食品低价格来获得当地消费者的欢迎并不是愚蠢的政策。这对官员的政治事业是有利

    的，然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却是一场灾难。

    虽然自由市场中的系统性因果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人性化的，即它的结果并不是由任何特定个人

    预先确定的，但是“市场”归根结底是人们将自己的个人欲望与他人的欲望相互协调的一种方式。人们常常

    会错误地比较非人性化的市场与各种各样据称是富有仁慈心的政府政策。实际上，这两种体制都同样面临

    着资源的稀缺性，都同样要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下做出选择。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每一个单独个体为了自

    己的利益做出选择，后者则是一小部分人为成千上万其他人的利益做出选择。

    市场机制是非人性化的，但个体做出的选择在任何地方都是有人性的。新闻工作者可能时兴将之称为“

    市场的反复无常”，就好像它与人的欲望无关，正如人们曾经谈论“生产出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就好像利润是通过生产人们不能使用或不想使用的产品赚来的一样。真正的区别在于，个体为了自己

    的利益做出选择，而其他人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断来确定这些个体“真正”需要什么，并为他们做出选择。

    稀缺与竞争

    稀缺意味着每个人的欲望都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或政府政策，也不

    管个人或社会是贫穷还是富有、聪明还是愚笨、高贵还是卑微。人们为稀缺资源而竞争是与生俱来的，与

    我们喜不喜欢竞争无关。稀缺意味着我们没有权利选择经济体制中要不要存在竞争，因为只有一种经济体

    制是可行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能够用来应对竞争的具体方法中做出选择。

    经济制度

    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购物也是竞争，人们仅仅认为自己是在决定既定价格下购买多少商品，但是稀

    缺一定会使人们卷入与其他人的竞争，即使他们关注的只是在现有的金额下自己的购买能力。

    通过价格竞争、分配资源的附带好处之一，是人们不大可能把彼此视为对手，也不会因此滋生出敌意。例如，建造一座新教教堂和建造一座天主教教堂所需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新

    教教徒正在为他们自己建一座教堂而筹集资金，他们可能会满脑子都在想能够筹集多少资金，以及建造这

    座教堂需要多少资金。建造价格可能会使他们削减一些更详尽周密的计划，以便与他们的支付能力相符。

    但是，他们不会因此就怪罪天主教教徒，尽管天主教教徒对相同建筑材料的竞争抬升了价格。

    反之，如果由政府来建造教堂，并把它们分配给不同的宗教团体，那么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就会因

    为这个慷慨的赠予而成为直接的对手，并且没有哪一方会受到财务激励来削减他们的建造计划以适应另一

    方。相反，每一方都会竭尽所能，为充分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政治上动员追随者，坚决要求得到他们想要

    的，痛恨任何缩减计划的建议。材料和劳动力固有的稀缺性仍然限制着人们能够生产的东西，但是由于政

    府的参与，这种限制于是能够在政治上强加于某一方，并且由于彼此之间的竞争，每个人都会看到这种强

    加的限制。

    当然，美国宪法并不允许政府为宗教团体建造教堂。毫无疑问，之所以做出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预防这

    种政治竞争和怨恨，因为有时这种竞争甚至会引发流血事件，这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曾发生过。

    不仅如此，同样的经济学原理也适用于宗教以外的群体，比如基于种族、地域或年龄划分的群体。所

    有的群体都会为了得到相同的资源不可避免地展开竞争，而这仅仅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然而，通过把需

    求控制在你的经济能力之内而间接进行的竞争，与渴望得到的政府福利因为其他竞争团体的要求而直接挫

    败是截然不同的。由价格创造的自我配给，不仅意味着较少的社会或政治摩擦，还意味着较高的经济效率

    ，因为每个人都比任何第三方更了解自己的偏好，所以能在可用的资源范围内权衡取舍，更好地满足个人

    需要。

    通过价格进行的配置还限制了人们对其他人的产出的需求，他们以自己能为他人创造的产出以及由此

    获得的收入为限。价格管制、补贴或其他形式的价格配置，只能使人们更没有动力去进行自我配给。这就

    是为什么人们享受免费医疗或政府大幅度补贴时，即使是小毛小病也会去看医生；为什么农民在得到政府

    灌溉补贴后，会种植需水量巨大的作物。如果农民需要自己支付全部灌溉费用，他们绝对不会种植这些作

    物。

    不管价格是不是由个人来支付，整个社会都要支付全部成本。当价格管制人为地将某些商品的价格压

    低时，有些人在消费和使用时会更加放纵，也就意味着留给其他人消费的数量更少了。因此，在房租管制

    下会出现一个人拥有多间公寓，而有些人却难有落脚之处，即使这些人有意愿也有能力支付当前的租金。

    除此之外，不管有没有价格，配置都会进行，这就意味着某些非价格的资源配置形式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方

    式。

    依靠等待来获得想要的东西是非价格配置的一种常见形式。在商店排长队，比如在苏联；或加入手术

    候补名单，在政府提供免费医疗或大幅度补贴医疗的国家，病人就是这样做的。

    幸运和腐败也是价格配置的替代方式。当某种供不应求的产品补货到商店时，不管是谁，只要他恰好

    在该商店，就能够在第一时间买到该商品，而那些后来碰巧知道的人，在到达商店时会发现他们梦寐以求

    的商品已经销售一空。在其他情况下，为了得到优先权，个人或政治的偏袒抑或行贿受贿就会取代幸运；或者用一些正式的分配体系，比如官方机构制定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取代偏袒。但是不管怎样，忽视价

    格的作用，或是政府降低价格的做法，都无法取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价格配置机制。

    渐进性替代

    明白替代机制的作用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牢记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渐进替代，而不是全部替换。比如

    说，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健康比娱乐活动更重要，然而不管它作为一个一般性原理听起来多么合理，没有人

    会真的认为值得放弃所有的音乐转而购买 20 年份的创可贴放在壁橱里。一个价格调节的经济体制有助于渐

    进性替代，但是政治决策则倾向于确定优先事项——也就是说，它会宣布某件事情绝对要比其他事情更重

    要，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当一位政治家说我们需要将某件事情“作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也就相当于说要使 A 绝对地比 B 更重

    要。这与渐进性替代相反，因为在渐进性替代中，每一件东西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当时拥有的数量，以及为

    了获得 B，我们愿意放弃的 A 的数量。

    物品相对价值的变化可以大到足以使有利的东西转化成有害的东西，反之亦然。例如，人类生存离不

    开盐、脂肪和胆固醇，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由于过度摄入这三种成分而缩短了寿命。相反，虽然酒精会引

    起许多问题，从重大车祸到肝硬化引发的死亡，但是研究发现适量的酒精有益于健康，它能够拯救人的生

    命。④饮酒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

    只要两件物品各具价值，我们就不可能断然认为其中一件物品比另一件更有价值。一颗钻石的价值可

    能比 1 便士的价值大得多，但是如果便士足够多，它们会比任何一颗钻石的价值都大。这就是为什么渐进

    性地权衡取舍往往能够比绝对的优先权产生更好结果。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人们都一直在抱怨政府的繁文缛节。但是从制定者所面临的激励来看，政府公

    文、条例以及各种活动的官方批准，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额外的要求也许总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不是在

    这里就是在那里，不是现在就是以后，没有比这样的行政手段更简单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记得问一句以什

    么为代价，这个关键的渐进式问题更难的了。

    花自己的钱事事都要面临成本问题，花纳税人的钱或能够把巨额成本强加到企业、房主和其他人身上

    ，就没有真正的动机来注意额外的成本，更不用说当政府强加的成本使得增量成本大于增量收益时，要他

    们放弃额外要求了。这时繁文缛节也就随之产生。

    任何想要消除这些繁文缛节的企图都可能会遭到政府官员的反对，他们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要求

    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肯定不会问，它的增量收益是否超过增量成本，因为他们没有动机用这种方式来

    思考事情，媒体也同样不会。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很少会有“无用”的规定——好像真的

    存在判断是否有用的适当标准一样。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如果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也不会愿意

    为所有东西付费，即使这些东西不是全然无用的。

    我们并不会怀疑，意大利对商业施加众多政府管制是有原因的，或者至少存在理论支持，但真正的问

    题是，它们的成本是否大于收益：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意大利企业家，正想去开拓一项新生意。你必须为员工支付

    至少三分之二的社会保险费用，而且一旦你雇用第 16 名员工，将遇到更棘手问题，因为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你的企业不能解雇员工，不然将面临非常高昂的解雇成本。

    这还不算完，一旦雇用了 11 名员工，你必须每年向国家机关提交一份年度自我评估报告，列

    出你的员工所有可能面临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不仅包括工作相关的压力，还包括由年龄、性别和

    种族差异引发的压力。你还必须注意所有的风险预防手段和个人措施，以及相关的执行程序。在

    年度自我评估报告中必须列有负责安全的员工姓名，评估所需的医生等。……当你的公司雇用了第 51 名工人，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工资的 7% 补贴给弱势员工……一

    旦雇用了第 101 名员工，你必须每两年提交一份关于公司内部性别比例变动的报告。这份报告必

    须包括，每个生产单元男性与女性员工列表，以及他们她们在公司内部的职责与层级，薪酬和福

    利的详细情况，招聘、晋升与调动的日期和原因，以及预计对收入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登出这则描述意大利劳工法律的报道时，意大利的失业率为 10%，经济也面临萎缩。补贴与税收

    在理想情况下，价格让不同的使用者在市场上竞争稀缺资源。然而，当对某些产品或资源，征收特别

    税或进行政府补贴，而另一些产品或资源没能时，这种竞争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

    含有特别税或专门补贴的商品或服务，它们的定价无法传递出它们真正的生产成本，因此也就无法实

    现以往的价格下应该达成的交易。然而，补贴“好”东西，向“坏”东西课税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政治上的诱惑。

    但是，好东西和坏东西都不是绝对的，补贴和课税阻止了人们通过自由选择来判断这些东西如何好或如何

    坏，使人们受到政府改变的价格的影响。那些想要对某些东西征收特别税或进行特别补贴的人，似乎并不

    明白他们真正想得到的，是一个错误反映事物的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一个错误反映使用者投入在这些事物

    上的相对价值的价格。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经常性水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加利福尼亚对农业用水的大量补贴。使用同量

    的水，加利福尼亚帝王谷的农民只需支付 15 美元，而洛杉矶的农民却要花费 400 美元。最终结果就是只占

    加利福尼亚州总产出 2% 的农业，却消耗了 43% 的水资源。加利福尼亚州的农民还种植需水量很大的农作

    物，如大米、棉花，在非常干旱的气候下，如果农民要自己承担全部的用水成本，他们绝不会种植这样的

    作物。由于政府对灌溉用水的补贴，加利福尼亚干旱的土地上种植了大量的水果和蔬菜，而这些水果和蔬

    菜本可以在雨水丰沛的地区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这种情况可能对某些观察家来说会很有启发。

    判断加利福尼亚的农产品是否值得人们花费成本来种植，可以让加利福尼亚的农民在没有补贴的情况

    下，与有着更高降雨量的其他州的农民进行竞争。政府官员没有必要人为压低美国联邦灌溉工程的用水成

    本，然后断然决定在加利福尼亚种植某种作物是好还是坏。这些问题需要由直接面临多种选择的人，通过

    自由市场上的价格竞争慢慢做出决定。

    加利福尼亚州的情形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国特有的问题。在世界的另一端，印度

    政府向农民提供“近乎免费的电和水”。按照《经济学人》杂志所说，这就鼓励农民大量种植“需水量大的大

    米”，结果使旁遮普的地下水位“迅速下降”。人为地使某种东西便宜通常意味着浪费，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也不管它位于什么地方。

    从配置资源的角度来看，政府要么对资源、商品、服务都不征税，要么全部征收相等的税，尽量消除

    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产生的扭曲。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不应该对某种资源、商品或服务给予补贴，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政府可以对特殊群体进行补贴——考虑到他们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先天残疾或者

    是遇到了其他不可控的不幸。直接补贴穷人，就不会像对某种产品课税或进行补贴那样扭曲资源配置，同

    时还能实现同样的人道主义目的。

    不受税收或补贴影响的资源价格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然而从政治立场来看，政治家都会通

    过对特殊利益给予特殊支持，或是对当前不受欢迎的人或事征收特殊税的方式来赢得选票。在一个公平的

    竞争环境中，自由市场可能会发挥出最好的效果；而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却使竞争规则向某些群体倾斜。

    在政治上，这种倾斜常常以“帮助不幸的人”这样的说法来合理化，然而一旦政治家获得了权力或实施了政

    策，得到补贴的群体根本不是什么不幸的人。就像《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指出的：

    航空乘客支付的一大笔联邦税费，都流向了主要由私人飞行员和全球企业高管使用的小型机

    场。

    “成本”的含义

    有时候，人们会问：怎样给艺术定价？或怎样为教育、健康、音乐等定价？他们想用这样的理由让某

    些东西免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隐藏在这个问题下的是一个根本性错误，即人们认为价格仅仅是“施加”在

    事物之上的。只要艺术、教育、健康、音乐以及无数其他的东西都需要时间、努力和原材料，成本就是不

    可避免的。这些成本不会因为法律不允许它们在市场上通过价格传递而消失。最后，对整个社会而言，成

    本就是用相同的资源可以生产的其他东西。资金流量与价格变动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即使抑制这些表现

    也不会改变隐藏的事实。

    价格管制之所以盛行，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混淆了价格与成本。例如，政治家说要“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也就意味着他们会“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医疗服务真正的成本——训练医生的时间，用来建造和装备

    医院的资源，研发一种新药物花费的上亿美元经费和时间——丝毫没有减少。这些事情也不可能由政治家来处理。政客所说的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就是要降低医药的价格以及医生或医院收取的费用。

    一旦认识到价格与成本的区别，我们就不太会对价格管制的负面影响感到奇怪了，因为价格上限意味

    着拒付全部的成本。提供住房、食物、医药或其他数不清的产品与服务的人如果收不回成本，也就无法保

    质保量地继续供给这些商品和服务。这一结果并不会立即显现出来，这解释了为什么价格管制通常很受欢

    迎，并且影响会持续下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很糟。

    房屋供给并不会因为房租管制立即消失，但随着时间流逝，房子逐渐老化，又没有足够的新房来替代

    ，情况就会恶化。已有的药物也不会因为价格管制而绝迹，但是当价格无法弥补治疗成本和研发新药的风

    险时，制药公司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快速地研发生产出治疗癌症、艾滋病、老年痴呆症及无数其他疾病的

    新药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展现，而多数人的记忆都转瞬即逝，不会把他们经历的坏结果与

    多年前自己支持的那些广受欢迎的政策联系起来。

    不管道理看起来是多么明显，各种旨在逃避价格传递作用的政治方案仍然层出不穷——不论是通过直

    接价格管制，还是实行补贴让一些东西“变得便宜”，或是把政府免费提供多种产品与服务作为一种权利。

    许多考虑不周的经济政策，都是把价格当作令人讨厌的事情而予以回避，而不是某种单一的谬误。这些政

    策方案的共同之处就是，使一些东西不必与其他东西进行成本收益上的权衡比较，⑤而这样的比较过程恰

    恰能够使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收益最大化。

    价格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用是它传递了有关基本现实的信息，同时也提供了响应基本现实的激励。从这

    个意义上说，价格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总览复杂现实的最终结果。举例来说，假设有一个专业摄影师想

    要买一个长焦镜头，这时他需要在两种镜头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镜头的照片质量相当，放大倍数也相同

    ，但其中一个镜头的采光是另一个的两倍。采光更好的镜片能够在弱光环境下拍摄照片，但是为了达到更

    好的采光而采用更大光圈也会带来一些光学问题。

    摄影师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些光学问题，而且解决方案可能需要使用更昂贵的玻璃制成的更复杂镜片。

    摄影师要知道的只是，光圈更大的镜片价格也更高。摄影师唯一要决定的，是较高的价格对于他的拍摄需

    求是否值得。通常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进行户外摄影的风景摄影师会认为没有必要买更昂贵的镜头。然而

    ，对于在博物馆内进行室内拍摄的摄影师来说，由于不允许用闪光灯，他只能花更多的钱购买镜片。

    知识是最稀缺的一种资源，价格使个人和组织在做决策时不必具备大量知识。摄影师不需要专门的光

    学知识就能在各种镜片间做出有效的选择，了解专业光学知识的镜片设计师也并不需要了解诸如博物馆的

    开放规则、博物馆照片的市场前景，以及其他有限光源场所的摄影需求等。

    有些经济制度不依赖价格，而是依靠某位官员或规划委员会来决定稀缺资源的使用，这时为了高效利

    用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即使是制造、使用照相机这样简单的决策，也需要了解其背后包含的诸多复

    杂因素以及相关的大量专门知识。毕竟，玻璃不仅可用于相机镜头，还可用于制造显微镜、望远镜、窗户

    、镜子以及无数其他东西。要知道具体分配多少玻璃给每一种产品，所需的专门知识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或任何有限规模的组织所能够掌握的数量。

    尽管在 20 世纪初，许多个人和团体期待有一天用中央计划经济取代价格来协调经济，并且 20 世纪的

    数十年间也经历了中央计划经济的起落。到 20 世纪末，即使是世界上最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色的政府

    也已经回到了使用价格来协调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不论中央计划多么具有吸引力，现实的实验却让支持者

    也愈发依赖于价格协调的市场经济。2012 年的一份关于自由市场的国际研究报告发现，世界上最自由的市

    场是香港，而治理香港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①?不要在家里尝试这个实验。专业的化学家能够在实验室里采取恰当的保护措施，来处理这些危险的化学物质，但如

    果是其他人做这个实验的话，就很容易致命。

    ②?在许多情况下，中产阶级借款人在准备贷款的银行开设了支票账户，就会自动拥有一个信用额度，5,000 美元的贷

    款不需要再递交申请。借款人只需在支票上填写 5,000 美元(即使它比账户上的钱多)，信用额度就会支付这笔钱

    ，这就使借款人和银行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麻烦完成这笔交易。因为潜在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在他们最初开设账户

    时就已经建立了，而信用额度的大小就是基于信用等级确立的。

    ③?有些人会说在太空里不分上下，但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即地球围绕旋转的地轴，不垂直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平面。

    ④?按照《内科学文献》(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的一篇文章(2000 年 9 月 25 日)，不喝含酒精的饮料或一周只喝 1 次酒的人来说，当他们改为一周喝 1~6 次酒来增加酒精摄入量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降低。然而，对于

    那些一周 7 次或是更多酒精摄入的人来说，再增加酒精摄入量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医学期刊 《柳叶刀

    》(The Lancet)有一期(2002 年 1 月 26 日)曾指出：“轻微或适度的酒精摄入可以减少 55 岁以上老人发生痴呆

    症的风险。”

    ⑤?例如，《纽约时报》的一位作者艾丽萨·夸特(Alissa Quart)曾写文章说：“我们需要高质量、范围广泛的日托机构。”(2013 年 8 月 18 日刊登在《纽约时报》星期日评论板块第 4 页的“被照顾孩子的成本击溃”)。换句话说，有些

    人决定同时追求事业和生养小孩，相关的成本却抛给了其他纳税人，他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决定进行成本收益的权

    衡，同时也没有人根据这些决定，做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除非，有与此事没有个人利益瓜葛、也不会计较得失的

    第三方观察员。第二部分

    工业与商业

    INDUSTRY AND COMMERCE第 5 章

    企业的兴衰

    失败是商业周期的一部分。公司时有兴亡，只有资本主义不断向前。

    ——《财富》杂志

    通常，我们倾向于把企业仅仅看作赚钱的机构，但是这种看法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极具误导性的。一方

    面，新建立的企业约 13 活不过两年，一半以上会在四年内倒闭，显然许多企业是亏损的；另一方面，不只

    新企业亏损，有些经营了数代的企业——有的甚至超过了一个世纪——也会由于亏本而倒闭。从经济学角

    度来看，重要的并不是企业家想赚多少钱或赚钱的愿望是否得到满足，而是所有企业如何影响具有多种用

    途的稀缺资源的使用，进而又如何影响整个社会中其他数百万人的经济福利。

    适应变化

    我们在媒体或其他地方得悉的许多企业，通常都是成功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取得非凡成就的企业，如

    微软、丰田、索尼、瑞士信贷等。早些年月，美国人都听说过 AP 百货连锁店，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零

    售连锁店。1929 年，它就拥有 15,000 家分店，这个数量比美国其他任何零售连锁店都要多。现在，AP

    百货连锁店的规模已经缩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几乎不为人所知。这一事实说明工商业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产品、个体的企业和整个产业，都会在其中随着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行残酷的竞争

    ，发生起伏演替。

    2010 年到 2011 年，仅仅一年就有 26 家企业跌出《财富》500 强企业名单，包括美国无线电器材公司

    (Radio Shack)和李维斯公司。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变化从未停止，包括整个金融中心的变迁。从 18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金融中心是费城的栗树街，但是从那之后的逾一个半世纪里，纽约的华

    尔街取代栗树街成为美国金融中心，后来它又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核心是利润和亏损在起作用。从迫使企业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的角度来看，利润和亏损同样重要。工商

    业涉及的不仅是利润自动增减的常规管理问题。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存在着大量不断变

    化的细节，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大、最成功的企业，亏损的威胁也无处不在。为什么公司管理人员的工作时

    间通常要比普通员工长得多，为什么只有 35% 的新公司能够撑过 10 年，这都是有原因的。只有旁观者的

    眼中，经营企业才是容易的。

    正如企业随时间推移经历兴衰一样，利润率也会随时间涨跌，速度甚至更快。2007 年年初，《华尔街

    日报》报道了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的盈利是这家公司“自 2005 年后半年以来的首次盈

    利”。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CD 光盘开始迅速取代黑胶唱片，《远东经济评论》报道称日本的 CD 播放机制

    造商“蓬勃发展”。但是“几年之内，CD 播放机也只能给制造商带来极其微薄的利润了”。

    对于很多行业的许多产品来讲，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经历。第一个引进消费者喜爱的某种产品的企业

    可以获得丰厚利润，但正是这些丰厚的利润为现有企业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也鼓励了新企业的建立，这两

    种情况都增加了产出，降低了价格和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