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衰败之路

    ——经济学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英]乔纳森·奥尔德雷德 著

    苏京春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序一

    序二

    译者导读

    第一章 模糊的端倪

    “笼养鸡”带来的自由经济

    设计生活

    第二章 不相信任何人

    奇爱博士和德国皇帝之孙

    一场不合作的“非合作”研究

    并非“真正信任”的信任

    胆小鬼

    南极洲皇帝得了诺贝尔奖

    人类生活的僵尸科学第三章 财富打败公正：古怪的科斯定理

    偶然的经济学家和他偶得的定理

    科斯对战芝加哥学派？

    法国1968年革命

    仙境中的波斯纳

    科斯定理大获全胜

    第四章 重建信任

    不可能定理

    美国是1，苏格兰是0

    数理哲学

    政治、头虱和牙根管治疗

    这是选民的问题，笨蛋

    智能手机和弦乐四重奏

    这就是我们应得的政治吗

    第五章 要么搭便车，要么什么也不做

    为何搭便车变成了明智之举搭便车的人与小人物

    把事情办成，胜过成为不可或缺的人

    气候变化与我

    成群的、无害的施虐者和犹豫不决的政客

    第六章 无孔不入的经济学

    无孔不入新经济学

    加里·贝克尔难以捉摸的魔鬼经济学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诺贝尔经济学安慰奖

    你值多少钱

    婴儿和肾脏

    泰坦尼克问题

    第七章 人皆有价

    大佬遇见美国女演员

    犹太裁缝和献血者

    无名小卒和重要人物有什么共同点助推的怪异世界

    除了胡萝卜加大棒

    第八章 对数字的信仰

    在概率中加入人的要素

    电脑说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就像一场大地震一样”

    请水管工进来

    五只黑天鹅和诺贝尔奖

    数字的形成

    有数字总比没有数字好？

    第九章 你所得即你应得

    我们为何不讨论不平等

    做首富很难

    因为你值得

    有得必有失

    税收成为一种新型“盗窃”流氓无产者的复仇

    这不是经济问题，笨蛋

    第十章 棘手的关系：现代经济学与我们

    重新看待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提出新要求

    扩展阅读

    致谢序一

    我们的经济与人类社会，我们的反思与洞见

    綦晓光

    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教授级)终身成员

    英国国家学术院杰出学者

    从几年前在上海会议上认识苏京春博士，到2019年邀请京

    春博士来剑桥参加学术研讨会，我们有机会一起在剑桥大学国

    王学院的学院咖啡厅交流，聊到对宏微观经济学的反思，我真

    切地观察和感受到了青年学者学术反思之觉醒与发展。更为高

    兴的是，获知京春博士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介绍一

    部反思宏微观经济学的相关学术成果给祖国的读者，为祖国的

    宝贵知识库做出了贡献。因此，非常荣幸可以为这部新译著作

    序一篇。

    在经济人类学之实在主义视角中，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更

    多是基于“等价互惠”展开的。这可能与其一直秉承的“理性

    经济人”假设之学术和理论根基相关。在实在主义经济学者的

    眼中，“经济人”是不会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人类

    多元的经济行为实际上远非“等价互惠”可以涵盖和归纳，还

    有更为有趣的、高尚的，最重要的是真实的人类经济或交换行

    为，包括“慷慨互惠”和“消极互惠”。同样是理解人类行

    为，经典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其抽象的过程中，实际上丢失或者说无视了最重要、最实在的部分。然而，我们更期待

    看到的，是以形式和实在的全貌来理解经济学及制定相应政

    策，从而贡献于人类社会发展。

    该书作者——剑桥大学奥尔德雷德博士，通过自己的研究

    和积累，为以上提及的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困境”提出了有

    趣、有益的反思和方法。他认为经济学唤起的是一个充满幻想

    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由貌似真实的人类代表组成的，而是由

    自私地、无休止地计算决策的机器人组成的，并把这些机器人

    称为“经济人”。然而，经济学的意义和初衷，不应该仅仅停

    留在学术层面，最重要的是回到社会生活当中，贡献或指导实

    践。而如果金融机构及其政府监管机构所广泛信奉的现有经济

    理论本身就存在某种根本性缺陷，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或恶化也就不足为奇，并且其他相关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

    风险也有可能近在眼前。

    对此观点，我深表赞同：与经济人类学之实在主义反思，殊途同归!

    所有的经济生活都嵌合于社会生活中，而单独去看待经济

    的时候，往往就需要抽象，并在抽象的基础上再去做计算(微

    观经济学在此方面更为典型)，在计算的基础上得出政策。最

    终，政策反馈却不是回到被抽象出的经济理论层面，而是回到

    了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当中。如此，发生了诸多扭曲与悖论。

    最重要的是，这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并在一定

    程度上带来了灾难。该书作者将书名定为“LICENCE TO BE BAD”(中文译

    名“通往衰败之路”亦十分生动)，显然是已经注意到了这一

    点——通过洞察社会生活中实在的人类行为来反思经典西方经

    济学理论。这是一缕清风!而这本书之趣味性也在于，作者巧

    妙地将观察及批判之载体，定位为我们已熟知的卓越代表——

    经济学家，并娓娓道来那些通常给人正襟危坐之印象的熟悉名

    字背后许多不常为人提起的真实故事。这也帮助到广大读者：

    无论对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掌握程度如何，阅读或理解起

    来，都津津有味。

    当下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挑战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突然

    暴发，而这也在另一面向人类世界阐述：不确定性与风险共

    存，深度反思已刻不容缓。经济学也不会例外。尽管作者的反

    思只是沿着颠覆“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的认知，仍立足于经

    济学的基点，试图推动经济学进入自省之轨道，但不得不说，还是在推动经济学突破形式主义层面这一方向上做出了贡献。

    我推荐这本著作，它贡献并推动了形式主义经济学之有益

    反思，让其向实在主义更进了一步。序二

    放任经济学，会有多少恶假汝之名

    吴晨

    《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

    经济学是当下的显学，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经济学的思

    维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拥趸们认为，经济学正在变成一门逻辑严密的科学，能影响社会科学，影响

    人的行为和市场的运作，并指导政府制定政策。批评者则指

    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度强调市场，过度强调金钱激励的价

    值，可能把复杂现象简化，当经济学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变得日

    益流行的时候，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中主体的行为，而这种影响本身就挑战了其客观性。

    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奥尔德雷德的《通往衰败之

    路》一书是对过去40年，尤其是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盛行之后，经济学对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渗透”的反

    思，是对经济学思维渗透到解读人类社会复杂行为时可能带来

    的扭曲的警示，也是对经济学试图打造成为和物理学一样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方法的一种告诫。相对于人类复杂而又不确

    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只是探寻了冰山的一角，但因为经济

    学叙事的流行，对复杂现象过度简化的解读和标榜抽离了伦理

    与道德判断的客观视角，反过来却可能深刻影响人类的行为，甚至让挑战伦理、无视道德、崇拜金钱、寻租自肥等诸多“恶

    行”打着“市场经济”的大旗畅通无阻，这是经济学“渗

    透”的危险所在。

    重新审视理性人假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于用市场的逻辑统率一切，其背后

    的支撑是“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但在现实世界中，这

    样的假设无法涵盖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更无法适应推动知识经

    济发展的团队努力的要求。

    奥尔德雷德清晰地指出，对“自私”的解读在亚当·斯密

    时代和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密的语境中，个人的自私

    是一种开明的自私，代表了启蒙时代对人的期许，许多道德因

    素已经预设其中。当这种自私被等同于无时无刻不追求自己利

    益的最大化，并为此可以进行无穷算计的时候，抽离了道德判

    断的它对人性与人的复杂行为的简化是骇人的。

    理性人的算计，就好像假设每个人都是国际象棋大师，在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清晰地预判到每一步棋之后的第四步甚

    至第五步。依赖这种假设推导出来的博弈论很精美，但却可能

    与现实产生巨大差别。在检验博弈论的不少实验中，只有极少

    数人表现出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模式，而且每个国际象棋大师

    的思维不一定都类似。

    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忽略了人性其他同样重要

    的方面。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互信奠定了人类凝聚为团体的基础。许多人也拥有利他主义和牺牲精神。如果从进化论

    的视角来看，这种不利己的行为其实是学会了“推迟享乐”的

    进步。利他是一种分享，而分享则是长期交易的开始，而长期

    交易又能激励人际合作。理性人的假设，恰恰因为忽略了人在

    人群中互动的各种可能性和短期与长期不同的利益考虑，所以

    在现实面前才常常碰壁。

    站在人性和成功学叙事的视角，理性人的假设也夸大

    了“个人英雄主义”。各种成功学的叙事和名人传记都愿意挖

    掘成功中个人努力的一面，有些甚至成为传奇，却往往忽略了

    运气的一面和团队的贡献。成功时颂扬个人英雄主义，失败了

    却要找政府纾困，这并不是诚实的态度。知识经济的发展建立

    在前人的积累之上，未来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成功更多源自

    团队的努力，这都需要跳出英雄主义的叙事。

    推而广之，则是对人与社会及政府，或者市场与政府的关

    系的研究。在颂扬小政府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在

    日益复杂和全球化的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一定会受到政府的

    政策和监管的影响，而政府对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结果则可能

    加剧贫富差距和不平等，而1980年之后的现实恰恰证明了这一

    点。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过去几

    十年，资本的收益高于劳动的收益，美国经济和金融的不平等

    体现在太多财富积于股市之中，而普通人的收入却常年不涨，股市的繁荣依赖全球化和量化宽松，企业盈利大多数用于股票

    回购，推高股价，让管理层受益。美国财富阶梯顶尖1%的富人正在成为阶层固化且积极寻租

    的人群，而自由化的市场理论恰恰给了他们这一行为最好的背

    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财富500强企业CEO(首席执行

    官)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0倍。20年之后，他们的薪酬已

    经上涨到普通员工的278倍了。

    或许，理性人的算计在自肥的财富尖塔人群身上最为适

    用，遵循市场逻辑的政商“旋转门”能确保富者恒富，政治献

    金赞助属意的候选人能推动富人的政策，而花钱游说影响特定

    的法律法规更是司空见惯的。

    市场逻辑的盲点

    对晚近资本主义过度强调市场还有另一种批评的视角——

    新技术的应用与快速迭代加剧了人的两种异化，即原子化和大

    宗商品化。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快速壮大，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所匹配的零工经济共享经济如火如荼，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机

    会，也盘活了原本的沉没资产——无论是没有充分利用的空房

    间(爱彼迎)，还是一个人的闲暇时间(优步或滴滴)。但在

    赞美互联网平台创造出全新市场的同时，不能不担心，这样的

    市场也把很多人类固有的关系简化为交易行为。问题是，并非

    人类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易，我们除了是消费者之外，还是家

    人、朋友、社区的活跃分子、企业的员工和国家的公民。当平

    台市场把更多行为转变成交易的时候，当更多人用消费者的视

    角去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把道德丢在脑

    后，这是非常危险的。之所以担心人会变得原子化，是因为它消解了家庭作为社

    会核心单元的意义。如果让市场关系取代家庭和朋友的纽带关

    系，让各种付费服务取代家庭内并不以金钱来衡量的各种服务

    ——从做饭到洗衣服、打扫卫生，再到看孩子和照顾老人，那

    么家庭的纽带，家庭作为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组织形

    式，其影响力就会骤减。原子化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再依赖家庭

    而生活，但原子化也让市场逻辑可以消解人类社会所有其他逻

    辑。

    大宗商品化则是担心劳动者成为可以完全替换的经济单

    元。理想状态下的共享经济让每个人都可以把闲暇时间充分利

    用，给闲置物品贴上一个机会成本的标签。在长期雇佣关系

    下，每个人都要参与多次博弈；但是在零工经济所带来的实时

    匹配之下，很多博弈是单次的、真正“交易性”的。多次博弈

    的考虑和单次博弈完全不同。虽然零工经济发明了双向打分的

    评分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这种机制也有助于建立某种信

    任，但是这种信任是非人际关系的，而这种非人际关系的信任

    与人际网络中真诚的信任纽带不会成为同一件事：一种是发自

    内心的爱心，一种是满脸堆着笑的流程式的服务。算法和评分

    更像是把人变成充满算计的“理性人”。

    无论是原子化还是大宗商品化，都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让

    市场经济的逻辑统合一切。前者侵蚀了家庭，后者危害了社区

    和社群，两者的底层逻辑是打击社会中人际纽带的多样性——

    亲情和友情，以及社区里的社会责任，这些纽带所主导的处事

    原则与市场交易法则是截然不同的。人们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

    精力来培养亲情和友情，这种投入是基于合作和互惠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原则的。当金钱交易取代了合作和互惠时，人类

    社会将出现巨大的问题。

    行为经济学是最近兴起的经济学显学的一支，其核心观点

    是，我们不应去挑战人类行为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相反，我

    们应该借助它，转而推动人们去做出他们本应做出的选择。助

    推的假设仍然是理性人的选择是最佳选择，而很多助推的手段

    又都与使用金钱作为物质刺激有关。

    但我们往往忽略的是，一旦一些行为被改变成金钱交易，就可能会腐蚀人类社会行为中的道德约束。如何帮助人们做出

    正确的选择，“助推”只是研究的开始，因为我们对人性的多

    样性和不可预测仍然缺乏深入的了解，经济学家对激励的理解

    也刚刚开始。在复杂的人类社会，激励多种多样，到底人们对

    激励和助推会做何反应，以及驱使人们改变行为会有怎样潜在

    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90后”和“00后”一代接受的激励可能更加多元化，他

    们也可能更乐于拥抱以赛亚·柏林提出的自由——自主、自

    发、自律并自己负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驱动很多时候并不是

    出于金钱的激励。全球年青一代拥抱极简主义，关注全球变

    暖，抱持素食主义，等等，都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分析来解释，也不是一般的赶潮流就可以概括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需

    要意识到，人类的非理性可能并不是一项缺陷，而可能恰恰是

    人类不同于机器的特点，是人类升级之所在。当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可以更快、更好地去做量化分析，从对过去的数据分析中找出规律性来预测未来的时候，人类的非理性可能反而有助于

    我们去理解那些难以量化的因素。

    全新的路径选择

    如何让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首先要明确经济学的发展

    向度：经济学到底是要发展成类似于物理学的一门依赖数学工

    具的有恒定的定律支撑的科学，还是更贴近哲学的一种人类对

    复杂社会现象不断思考的社会学科？

    资本主义在过去两百年被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塑造，它同

    时也影响了一代代经济学家的思考。观察经济学和它研究的经

    济系统，不能规避这种互动的关系。经济学也不是一套中立的

    观念和工具，可以让客观的观察者从外部审视和分析经济现

    象。相反，它存在于经济体之中，同时也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入侵其他领域，凸显了将经济学发展成研究经济社

    会现象的理论集大成者的野心。但是，经济学的讨论永远脱离

    不开政治和伦理的判断与思考，数学的推理虽然给了经济学一

    层科学的外衣，但是更隐藏了许多经济学思考中包含的政治、道德和价值判断。

    奥尔德雷德这本书振聋发聩的地方恰恰在于：如果放任自

    由市场行为占领原本属于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领域，让经济

    学的算计替代了人类复杂而多元的思考，就可能开启“作

    恶”之门。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强调人与经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站在复杂适应性系统视角去研究经济，推动学科之

    间的融合和共生，才是正道。译者导读

    让我们自己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

    苏京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哀鸿遍野少不了。可当大声询问谁

    来为此负责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我们自己。当资本在

    自己手里的时候，银行家、投资家、路演专家都会围过来，这

    被时髦地称为金融服务；当资本消失不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

    让任何为你提供服务的人来买单，而只能自己去收拾残局，或

    者顶多对监管机构发泄一通……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理解监

    管机构竟然管不了这些事!但这种责怪本来就很奇怪。当我们

    的钱包被偷时，我们会去警察那里求助，但不会因为丢钱包的

    事情去责怪警察。本来，我们应该去责怪那些提供服务的人。

    但我们可能也不一定会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并没有

    什么实际的作用——我们会得到一个答案：这是你自己的选

    择，愿赌服输。那么，被忽略的关键就出现了：这个选择究竟

    是不是能够算作我们自己的选择？有没有人故意诱导了我们的

    行为？他们有没有隐瞒已知的信息和提供虚假的信息？也就是

    说，他们有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很遗憾，答案往往是肯定

    的。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能很快就会理解他们，因为

    即使一个人不这么做，他的同行可能也会这么做。而我们之所

    以可以理解，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

    规则。这个规则既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

    上，我们起初接受起来还有些困难，后来颇费了些功夫才完全

    接受它。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始

    终在推着我们往前走。不同的是，我们的手中举着一张经济学

    苦心孤诣颁发的“作恶通行证”，以便以更加心安理得的方

    式，走在一条在奥尔德雷德教授看来是“通往衰败的道

    路”上。

    这里说的“衰败”，绝不是指我们的物质生活。坦言说，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量上表现得更加繁

    荣，贫困程度也降低了。这里说的“衰败”，针对的是我们自

    己，我们的道德，我们之间的信任，我们制度的公正与公平，我们在利益之外还应当承担的某种责任……总之是指那些我们

    所丧失的但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良好的东西。这不是因为

    我们的道德水平天生就低，或者我们故意做坏的事情，而是因

    为经济学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我们，让邪恶的、不道德的、不

    好的行为，逐渐变成一种趋势，甚至变成一种流行，最后变成

    一种标准，而信任、公正、公平、责任等在这个过程中则离我

    们越来越远。

    实际上，对我们所处的当下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学常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有所作为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

    支出或者减税来刺激经济复苏。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

    通论》漂洋过海，成就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又于1942年返回

    大不列颠，通过《贝弗里奇报告》推动英国成为“从摇篮到坟

    墓”的福利国家。而在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正式出版，哈耶克声名鹊起，认为中央计划盛行之下的英国政府必将倾向

    于越来越多地在经济中发挥作用，最后走上纳粹德国的集权道

    路。因此，哈耶克一度被摆在与凯恩斯对战的位置上。这是我

    们都熟知的一个故事。而在这个故事的背面，可能还有三个我

    们不太熟悉的相关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作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年仅32岁的哈耶克到英国求职时，遇到的人正是时任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院长的贝弗里奇，从而得到了一个讲师的职位。贝弗

    里奇那时还不知道，这位讲师在16年后成了朝圣山学社的领

    袖。是的，这个凯恩斯主义掘墓者们的领袖，是由凯恩斯主义

    政策执行者作为伯乐挖掘的。

    第二个故事是，《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因为充满争议的言

    论而遭到许多出版商的拒绝，直到一位名为戴雷科特的教授说

    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将其出版成册。这并非运气。戴雷科特的

    妹夫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灵魂人物，是在大洋彼岸的另外一

    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反对者。因此我们很难不去猜想，如果没

    有弗里德曼这个跨洋知音，可能就没有《通往奴役之路》这本

    书的出版，也就不会有凯恩斯时代辉煌过后撒切尔和里根掀起

    的另外一股浪潮，而哈耶克自己的思想也很难被奉为圭臬。如果说以上两个故事还是太“象牙塔”了，那么奶农费舍

    尔与哈耶克之间诉说的财富增长与思想扩张的故事就比较接地

    气了。费舍尔作为农民，在依靠“笼养鸡”发家之后，不断地

    支持着哈耶克的经济研究。也是基于费舍尔20年来对哈耶克研

    究智库进行持之以恒的支持，哈耶克才有机会与撒切尔夫人面

    对面交谈。费舍尔1981年创立的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在

    全球90多个国家有超过500家机构，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也可

    以说，涵养和传播哈耶克的思想，并且不断地获得更多大公司

    和大富豪的资金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而

    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像电影《盗梦空间》里讲述的那样，成功地植入我们的脑海当中，深深地改变了我们。更何况，产

    出自由市场经济的朝圣山学社，不仅有哈耶克，还有公共选择

    学派的奠基人布坎南、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货币主义

    学派的奠基人弗里德曼、法经济学的奠基人波斯纳，以及信息

    经济学的奠基人斯蒂格勒。奥尔德雷德教授的评论常常让我过

    目难忘，比如“正是这些新思想，而不是权贵们的阴谋，造就

    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由市场驱动的世界”。

    这种“造就”有一个十分显见的轨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是斯密，然而，虽然他强调的是开明的利己主义，以及著名的

    道德情操论，但是这一基石发展到现代经济学阶段，以新思想

    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已然面目全非。现代经济学热爱“理

    性经济人”——那个像机器人一样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停

    地去计算从而做出选择的假想人。理性经济人与现实经济社会

    中的人类——我们自己——终究不同，而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

    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去变更、改造，甚至怀疑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而是将出现的问题和背离算在了现实经济社会中的我们自己身上。简单来说，经济学会这样

    处理问题：当我们表现得十分利己，并且在能够掌握的信息基

    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精细化计算，做出行为选择的时候，经

    济学认为我们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而当我们随心随欲地

    做出行为选择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做的那

    样，经济学就会认为我们是非理性的。是的，现实中的我们，偏离了从自己身上抽象出来的假设，然而被认为有问题的(非

    理性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经济学的假设。再解释得清楚一

    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改造的对象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假

    设，而是现实中的我们。经济学甚至结合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想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比如“助推”。值得注意的是，谈这些并不涉及对其是正面或者负面的主观评价，而是强调这

    些“改造”是确实发生的。

    20世纪50年代，博弈论给经济学思想注入了新活力。博弈

    论一直以来都披着神秘的面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根

    本就是一个天才创造的游戏。它的创始人是数学天才冯·诺依

    曼——被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称为“半人半神”，被大家认为

    是能够完美模仿人类的神。在同一时代，爱因斯坦也正在普林

    斯顿大学读书，可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1946年，冯·诺

    依曼与合作者摩根斯特恩——在这两位天才的眼里，经济学家

    与普通人毫无异样，过于平庸，很难将经济学带入像物理学那

    样的科学行列——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开始着手用

    博弈论帮助这些平庸人士对经济学进行改造。博弈论与经济学

    的连接点在于，它能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科学分析

    框架，这种框架能够科学化人与人相处时所做出的行为抉择，或者说，至少为这种行为抉择提供一种看上去更为科学的方法。在冯·诺依曼的心中，对立的双方之间是严格竞争的关

    系，一方的获利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损失。基于零和博弈的理

    念，他提出的最佳策略选择叫作“最大最小策略”，即最大可

    能地将损失最小化。这显然是一个远离现实经济生活的“科学

    计算”，但冯·诺依曼自己会使用它，甚至在军事领域为国家

    首脑提供建议，还好没有被采纳。既然是这样，那么在其之

    后，纳什——这位被冯·诺依曼和爱因斯坦同时不看好的年轻

    人，因为在还是一位博士生时就发表了“纳什均衡”而成了博

    弈论最有名的发展者，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虽然冯·诺依

    曼懂科学，但是他没有纳什懂人类。因此，当纳什欣喜地把学

    术成果提交在冯·诺依曼眼前的时候，被认为只是拓展了数学

    公式。而实际上，纳什工作的价值，在于他在模型中加入了人

    类相互依赖的核心特质，科学地描述了人们会思考对方的选

    择，并根据这个选择调整我们自己的选择，尽管这里的人们仍

    然是理性经济人。我们高度重视博弈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

    位，但是这并不代表它真的为经济学理论带来了什么进展，尤

    其是在冯·诺依曼转而钻研原子弹和计算机，而纳什又深陷精

    神疾病之后。博弈论没有继续对经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者

    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纳什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

    也坦言，人们只是假装这个理论很有用。

    尽管如此，博弈论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结束，没有止步于经

    济学。博弈论所强调的纯理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极少存

    在，尽管如冯·诺依曼这样的天才可能是例外。冯·诺依曼甚

    至认为，彼此不信任，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毋庸置疑。博弈论没

    有办法真正用来解释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因为平庸的我们不

    会时时刻刻精确计算，所以总是让它失效。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什么都没做——它深深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假设理

    性人的行为是不信任对方，参与者必须狭隘地以自我利益为中

    心。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继哈耶克之后开始引导我们走向“衰

    败”的开始。而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尝试用道德标准去要求自

    己、要求别人，并做出判断的时候，科斯定理颠覆了我们所基

    于的这种标准。它认为，这种判断标准是武断的，因为它没有

    考虑到，在这种标准下，社会整体的福利是不是达到了最大

    化，而让判断标准回归理性的方法，就是让交易成本发挥作

    用。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交易，只要买卖双方愿意自动

    达成协议，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对私人交易进行干预；政府应当

    做的事，就是以法律体系来明确规则和权利，为个人通过市场

    达成自由交易的过程肃清障碍。波斯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

    更出人意料的方法，叫作“财富最大化”。即使在反垄断监管

    中，如果反垄断的措施会导致目标公司的损失大于收益，那么

    反垄断就是不经济的。按照这种判断标准，这就不是一项好的

    政策。财富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总量概念，掩盖了活跃

    在市场经济机制当中的个体，让判定标准距离公正越来越远，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匪夷所思。然而，这一切都不影响科斯定

    理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主流地位，尽管它并不是科斯本人提出

    的，甚至可以说与科斯本人所阐述的道理有些背离，但它还是

    自顾自地形成了一种标准，提出了一些方法，打着让一切更有

    效率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挪偏了公正的标尺，推着我们往“衰

    败”之路上又走了一步。

    紧随其后，经济学迎来了看上去无所不能的时代。1976

    年，贝克尔出版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比较正式地将人

    类行为引入了经济分析中，并开启了经济学无孔不入的时代。他指出：“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方

    法。”一瞬间，经济学超脱了——它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变

    成了一种但凡有人的地方都能用来提供方法论的学科，经济学

    家也变成了“万金油”专家。但是这种认知建立在把人类假设

    为利益最大化行动者的基础上，听上去有点儿不靠谱。理性经

    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学术研究中喜欢称之为“假

    设”，通俗地说就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假想罢了。比如，我们如

    果问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如何为自己、自己的家人

    尤其是自己的子女做选择的时候，他恐怕不会回答，这是通过

    先建模，再量化，最后验真，再套用现在可掌握的一切概率数

    据计算得来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也知道人类绝不可能是利

    益最大化者，至少知道他自己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但他还

    是会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去开展自己的理论。货币主义的奠基

    人弗里德曼认为，虽然许多经济理论明显与现实不符，但是它

    们还是具有科学性的。更关键的并不是贝克尔让经济学无孔不

    入这件事，而是这种理念迎合了20世纪60年代末北美社会中出

    现的个人主义，利用一种科学的框架扫清了与这种个人主义相

    悖的道德规则、社会规范和政府干预。也正是这种假想，导致

    经济学家在提出通过加长刑期来提高犯罪成本的同时减少公共

    开支的建议时，美国经济社会现实中却发生了一场犯罪潮。而

    且，“贝克尔们”甚至把人类对某些东西上瘾的行为看作理性

    行为选择的结果。

    鉴于此，也难怪谢林直怼贝克尔：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

    说些什么。可是，谢林自己也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与贝克尔做

    了同样的事情。如果说贝克尔让经济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

    孔不入，迎合和推动了个人主义，那么谢林则是成功地把经济学带入了军事领域，增加了经济学的万能感。谢林还提出，我

    们可以通过一个人认为降低自己的死亡风险有多大价值的行为

    去判断这个人的价值——在此之前，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

    而言，无论是何种死亡，处理起来都是一件不轻松的事情。然

    而，当谢林提出我们人类可以被金钱价值来衡量的时候，相关

    部门可以说因找到了一条有效路径而松了口气，至少它不再是

    那个最棘手的问题了。所以，从贝克尔到谢林，不管是有意还

    是无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野心勃勃，可能在当下的学界很

    难找到踪影，但是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越来越

    专注于自我，在科学框架支持的批判中，合理合法而又不知不

    觉地远离了道德。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那就是经济学开始

    带着我们从个人主义走向金钱至上。奥尔德雷德教授在这本书

    中列出了一个谈不上新颖的笑话，但依然给人颇为深刻的印

    象：

    “我出1万英镑，你愿意和我共度良宵吗？”

    “嗯......”

    “那么100英镑怎么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们已经成交了。现在只是在讨价还价而已。”这是一个基于西方文化的笑话，而我们在陈思诚导演的作

    品《北京爱情故事》之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版本。当石小猛

    面对疯子的时候，考验他的问题其实是：给你多少钱，你愿意

    出卖自己的爱人？或者，你的爱人值多少钱？

    然而，这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问题呢？

    因为金钱不仅仅是金钱，实际上，在我们的心中，金钱代

    表了太多的动机，似乎所有的动机都能用它来表达。在面对非

    常特别的问题时，用它来表达的难度通常也会随着它的数量的

    持续增多而变得越来越低，直到最后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全权

    代表。金钱所代表的经济动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排挤掉了一

    些先验动机，然后随着经济动机的不断增强，先验动机逐渐转

    移或者遭到永久性破坏。通俗点说，就是我们跋山涉水地走上

    一条并不容易的路，直到在前行过程中遇到了金钱，于是我们

    鬼使神差地接受了它赐予的东西，但忘却了当初我们为何走上

    了来时的路……

    一直以来，经济学研究的基调都不曾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即使它遭受过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或因高企而没有形成有效对

    话，或因基于下位层面探讨着逻辑与方法，都没有直接触及经

    济学假设本身。不过，当下，这个状况恐怕已经有所不同。从

    行为经济学开始，经济学遭受了史上最为严峻的挑战，原因是

    其挑战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或者，用行为经济学家的语言来

    说，行为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本来就不同，后者研究的

    是“理性经济人”，而前者研究的是“人类”。这个难掩锋芒

    的结论并非出自卡尼曼——这位行为经济学的创始人甚至在提出“前景理论”的论文当中，都谦逊地表明，这一理论并不是

    为了颠覆经济学，而只是在为期望理论打一个补丁——而是出

    自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塞勒。行为经济学家的表达方式或许迥

    异，然而思想的内核却并无不同。

    奥尔德雷德教授显然在这一基础上，又继续迈进了一步，开始并不囿于经济学研究的各种范式，而是将它放回实实在在

    的世界当中。面对依靠“笼养鸡”发家的费舍尔对哈耶克的赞

    助及其与朝圣山学社丝丝入扣的关联，咀嚼博弈论始祖冯·诺

    依曼与最重要的发展者纳什之间针锋相对的故事，跳出经济学

    的视角来观察天才拉姆齐如何看待凯恩斯……这些可能都不是

    我们以往看到的刻板经济学，却是我们在书本中看到的经济学

    家及其理论当时所处的真实世界。这不是一个主流的方式，我

    们也不必过多地去探讨它是否有效，因为不断处于动态当中的

    卓越思辨，本来也不适合用过于功能性的定论去看待——虽然

    我个人在经历翻译过程后的确感觉收获良多，至少人类学家师

    友綦晓光教授说，我看上去不再像裹挟在一条狭长又日渐狭窄

    的管道里了。

    通过一份可被视为“日常”的翻译工作，我得到了一

    个“意外”收获——感谢此书作者奥尔德雷德教授(剑桥大学

    伊曼纽尔学院)，感谢推荐序作者綦晓光教授(剑桥大学沃尔

    森学院)，感谢翻译研讨伙伴助理研究员王睦博士(香港科技

    大学理学院)——让“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个好不容易树立在

    我脑海中的矛盾的常设意识，终于突破重重阻碍，升华成了常设反思意识。虽然乍看上去，这种转变颇带些逆流而上的意

    味，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转变让人感觉更加脚踏实地。反思

    经济学的著作不在少数，但出于经济学家之手的深入浅出的经

    济学反思并不多。基于此，奥尔德雷德教授这本可酣畅阅读并

    令人信服的著作更显难能可贵。这本书并不是为经济学打

    的“响指”，而是作者深度反思经济学究竟应该向哪里去以及

    我们应该如何与之相处的长鸣警钟，言语犀利又实在，内涵绵

    延又带有人本的温度。

    所以，不能再逃避思考了：主流经济学让我们的生活变好

    了，但让我们自己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呢？第一章

    模糊的端倪在过去的50年里，有一些关于应该如何行事的新观点腐蚀

    了我们的思想。我们把黑的当作白的，把坏的当作好的——把

    不道德的当作道德的。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但它却通过许多微

    妙而又不易被察觉的过程逐步实现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前几代人的道德水准低，也并

    不是一个关于人们故意做出“不良行为”的简单故事。相反，它关乎我们如何被鼓励着去相信各种行为活动都是可接受的、自然而然的、理性的，并且现实中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在前几代人的思想中，这些想法还被认为是愚蠢的、令

    人困惑的、有害的，或者简单地说，是邪恶的、不道德的。这

    中间涉及我们赖以生存的许多理念和价值观的转变——关于信

    任、公正、公平、选择自由以及社会责任的理念，而这些想法

    曾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虽然这些腐蚀我们

    思想的新观点发展得相对较晚，但眼下已如此普遍和深入地影

    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几乎毫无察觉。

    以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人们普遍认为，这场

    危机的大部分责任在于监管者，政府雇员应该监管银行及其他

    金融机构的活动。如今，“指责监管机构”已成老生常谈——

    但这种想法本应该令我们震惊。如果我们的家被盗了，我们不

    会去责怪警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银行家的鲁莽(有时甚至

    是犯罪)归咎于监管机构呢？“银行家就是银行家”。这句话

    就是回应的精髓所在——因为指责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

    位银行家保守而自持，那么另一位银行家一定会对他的业务范

    围乘虚而入。市场就是依赖贪婪来运转的——通过传播这些危险的想法，我们给了银行家一个贪婪的借口，允许他们在这样

    的游戏规则下“玩耍”：相当于为“作恶”颁发了一个许可

    证。

    其实，不仅仅是银行家。我们面临的麻烦越来越多，程度

    也越来越深。看看大众汽车吧。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

    商，是如何从一个谦虚谨慎的单一模式制造商，变成了一家精

    心策划出令人愤世嫉俗的大规模欺诈顾客事件的大公司的。

    至少部分答案确实反映出，在芝加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

    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鼓励下，企业文化发生了变化。

    1970年，这位在不久的将来给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提建议的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文章，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为避免疑惑，弗里德曼进一步解释说，创造利润是

    企业唯一的责任。

    新近经济思想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企业和金融界。在弗里德

    曼重新定义了企业的责任的同时，一些新的理念也重新定义了

    个人的责任。

    以“搭便车”(free-riding)这种投机行为为例。这一理

    论揭示出，寻求合作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无理的要求。原因

    是，即使你愿意付出努力寻求合作，其他人也不愿意——在任

    何情况下，你的个人努力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都显得微不足

    道。尽管这一理论对社会的影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被认可，但它的核心思想还是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思维方式中，推翻

    了“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一社会常识。我

    们的思想已经堕落，哪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小选择。我们

    渐渐相信：投票是没有意义的，能免费获取音乐、新闻等在线

    内容也不是坏事，甚至事情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只要有机

    会，人们就会虚报保险索赔金额或者逃税。我们走在繁忙的城

    市街道上，全神贯注地玩智能手机，几乎不会去注意是否应避

    免撞到其他行人。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们都指望靠他人的

    努力或贡献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人做出努力或贡献，那么共

    同协商解决问题就会变得不可能。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严肃的

    集体行动将变得不可能，因为有“搭便车”的想法，所以我们

    还没开始努力就放弃了希望。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绝望也源

    于此。

    我们是怎么一点点被改变的？我们的世界又是如何变成现

    在这个样子的？富有的国家越发富有，但同时它们却有更多的

    公民要依赖施舍和救济生存。是不是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被

    告知让富人更富有利于经济发展，而让穷人富起来却是一件坏

    事？不久以前，我们还曾持有截然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那么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变成这些观点的信徒了呢？

    无论对银行家、企业利润、投票、免费在线内容、气候变

    化或不平等有何看法，我们似乎都经常被目前的思维方式束缚

    [一些评论人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

    是在本书中你将不再见到此概念了][1]。经济学似乎限制了我

    们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看到

    的问题。由经济学衍生出的道德观念，影响着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接受程度。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改变，那么至关重要

    的第一步便是去了解我们是如何沦落至今的，了解这些强有力

    的新经济理念从何而来，以及它们是如何对我们产生如此巨大

    的影响力的。

    相关答案看上去有些深藏不露。毕竟，我们时不时地会嘲

    笑经济学，但也会顺从它。我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形成了现

    在的思维方式。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也不是阴谋，虽然从某些

    角度来看，它确实像一个阴谋。

    如果想知道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就去瑞士日内瓦吧。

    坐火车向东沿着日内瓦湖行驶。在韦威下车，乘坐缆车前往朝

    圣山。下榻的酒店距离缆车站只有两分钟的步行路程。1947

    年，大约有50人踏上了这段旅程，来到了当时被称为巴黎公园

    旅馆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大学学者，还有一些是记者

    和商人。很多人都是因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恐惧和厌恶而

    聚集在了一起。

    当时，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扮演比从前更重要的角

    色。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大规模失业仍是鲜活的记忆，经

    济危机促使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

    发。随着欧洲恢复和平，没有人希望大规模失业现象重演，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新经济学理

    论表明，政府有能力阻止这种情况出现。凯恩斯，现代宏观经

    济学的奠基人，可以说是过去一百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他提出一个大家熟知的观点：在经济低迷时，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或减税，来刺激经济复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就

    了美国的“新政”(New Deal)政策，以及1942年《贝弗里奇

    报告》发布之后英国成为福利国家。政府曾邀请经济学家威廉

    ·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研究失业保险和相关服务，并提出相应的建议。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主张，由国家向民众

    提供“从摇篮到坟墓”(cradle-to-grave)的社会保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光倒回至1931年，贝弗里奇为一个

    人提供了一份工作，而这个人却用毕生精力摧毁了贝弗里奇信

    仰的一切。当时，贝弗里奇正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向

    一位不太知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提供了一份讲师的工

    作。彼时的贝弗里奇无法预见的是，哈耶克将会成为1947年组

    织朝圣山会议的人。

    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出版后，哈耶克一时间从默

    默无闻到名声大噪。他的核心论点是，中央计划盛行之下，政

    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将推动英国走上纳粹德国的极权

    主义道路。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而战争

    时期纸张的短缺也意味着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再版书的

    数量都远远赶不上人们对它的需求。这本书中充满争议的言论

    导致它曾被三家美国出版商拒绝出版，直到来自芝加哥的经济

    学家亚伦·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最终说服芝加哥大学

    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戴雷科特自己署名发表的文章虽然相对较少，但是他不仅

    推动了《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还对几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

    提供了支持，包括他的妹夫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耶鲁大学读

    本科时，戴雷科特是一个反政府主义者，他和他的画家密友马

    克·罗斯科(Mark Rothko)一起创办了地下刊物《耶鲁周六晚

    间害虫》(Yale Saturday Evening Pest)。不过，晚年的戴

    雷科特变得相当保守，他甚至把保守派领导人里根与撒切尔的

    顾问弗里德曼称为“我激进的妹夫”。[2]

    《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同在英国

    一样，美国出版商也不得不与纸张配给机构斗争，以保证书籍

    的印刷量满足民众需求。但在1945年4月，《读者文摘》发布了

    一个只有20页的浓缩版《通往奴役之路》，并印刷了几百万

    册。那时，哈耶克正在一艘开往纽约的船上。当船靠岸时，他

    被告知已计划好的美国之行——一场普通的学术活动，已经被

    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次全国巡回演讲。巡回演讲是从纽约市

    政厅开始的，可容纳3 000人的现场座无虚席，甚至还有更多的

    人挤在旁边的房间里聆听这次演讲。

    鉴于哈耶克迅速增长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他被视为参与朝

    圣山集会的知识分子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集会后来被称

    为“朝圣山学社”)。弗里德曼和戴雷科特都出席了朝圣山的

    会议。4月1日，也就是他们会面的第一天，哈耶克提出了他们

    面临的挑战——拯救英美以及其他国家，使其免于陷入他和他

    的同道们所认为的极权主义。哈耶克认为，政府对经济日益增

    加的干预对个人自由构成了直接威胁，只有通过长期、缓慢和

    耐心地压缩政府的干预空间，以最终回归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恢复个人自由。哈耶克很清楚，这是一项庞大的挑

    战。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套用于控制失

    业的建议政策。人们迅速达成共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

    持充分就业。(甚至银行家们似乎也同意这一观点：凯恩斯在

    一份政府备忘录中指出，国际金融家们不赞成英国出现大规模

    失业。)[3]不仅如此，凯恩斯坚持认为，为了更广泛的社会利

    益，政府有责任监管和补充市场力量。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大多是称职的、有远见的，当追求更大的利益时也是可以

    被信任的。这也是人们现在看待经济的视角。哈耶克意识到，推翻凯恩斯正统学说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从根本

    上改变人们对经济和政府的看法。他的结论是，朝圣山学

    社“不应该过多地关注眼前的实际问题，而应该关注那些必须

    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4]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旨在改变人们潜在的“常识”信念。换句话说，就是引导我们

    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

    在这方面，哈耶克和他在朝圣山学社的同僚们最终取得的

    成功远远超出了预期。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着改变主流世界观

    的巨大挑战。尽管在1947年，朝圣山学社一众思想就远远超出

    了政治和经济主流——虽然还没有完全被视为怪人，但也差不

    多了。他们的想法过了30年才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突破。事后观

    察的好处就在于，能够轻易认识到重要的转折点究竟何在。

    如今，没有人对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以及不久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有任何疑虑。那标志着

    政治和经济的根本性转变。随着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到来，战

    后凯恩斯主义共识被一扫而空。1975年2月，撒切尔夫人被选为

    英国保守党领袖。保守党是渴望权力的，在那年夏天的一次战

    略会议上，有人提议未来的政党政策应明确遵循“中间路

    线”，避免极左和极右。撒切尔夫人打断了他的话，并从包里

    掏出一本哈耶克的书，举起来给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信

    仰。”她郑重地宣布，然后把书砰的一声摔在桌子上。[5]“笼养鸡”带来的自由经济

    一位名叫安东尼·费舍尔(Antony Fisher)的英国奶农读

    了《读者文摘》发布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哈耶克的思想精准地描述了费舍尔的担忧，他认

    为，个人自由正面临威胁。费舍尔写信给哈耶克，询问能否做

    些什么来帮助他，并想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去从政。哈耶克告诉

    费舍尔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他解释说，在意识形态的

    斗争中，“思想的二手经销商”(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包括记者、政治顾问、评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塑造并改变着公众言论和政治思维。

    哈耶克建议费舍尔与朝圣山学社合作，成立研究机构，以影响

    这些“思想的二手经销商”。1952年，费舍尔去了美国，访问

    了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教育基金会。它的联合创始人是经济学

    家“秃子”哈珀(Harper)，五年前他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会

    议。由于费舍尔是农民，哈珀向他展示了一种新的畜牧方法。

    这是一种新品种的肉鸡，生长速度快，被饲养在小笼子里。由

    于“笼养鸡”(Battery Chickens)在当时的英国还不为人

    知，费舍尔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把这种肉鸡带到了英国，[6]

    并借了5 000英镑开了一家养鸡场。15年后，当费舍尔把它卖掉

    时，它已经价值2 100万英镑了。

    费舍尔用不断增长的财富帮助哈耶克梦想成真。1955年，哈耶克创办了经济事务研究所——一个“智库”，一个旨在推进他在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议题的研究兼游说机

    构。20年后，这个机构安排了撒切尔夫人和哈耶克的第一次见

    面，撒切尔夫人挥舞着哈耶克著作的经典一幕就发生在见面短

    短几个月后的一次保守党大会上。在研究所的会议室中，撒切

    尔夫人和哈耶克之间进行了一场约30分钟的一对一会谈。经过

    焦急的等待，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聚集在哈耶克周围，等待他宣

    布谈话的结果。沉吟许久后，他说了一句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

    话：“她太美了。”[7]

    经济事务研究所只是费舍尔1981年建立的阿特拉斯经济研

    究基金会(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的一部

    分，该基金会旨在世界各地培养类似的智库。它已成为一个大

    型的雨伞式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多年来不断发展，目前在90多

    个国家有超过500家机构。除了倡导自由市场经济，该组织还包

    含一些从气候变化否定论者到烟草行业支持者的专家团体。整

    个组织的运行依赖于来自大公司和大富豪的资金支持。

    此时，一些阴谋论开始浮出水面。从朝圣山学社开始，到

    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阴谋论者把这些组织崇高的哲学抱

    负仅仅看作一个长期秘密计划的掩护。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旨

    在保护并强化那些有钱有势的商业精英的财富和影响力。的

    确，这些组织虽然形式上独立于权贵之外，但它们形成和壮大

    的每一步都得到了这些商人的资助。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朝圣山学社也认为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附属品。哈耶克想要的可

    不仅仅是一种放任政策，这种政策在他眼里无非就是让政客们

    完全不干涉市场和商业的旧观念而已。他也并不认为市场和经

    济彼此独立毫不相干，它们都不能独立于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对他来说，市场和经济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他认为，人类

    所有的动机都是经济动机，他说：“独立的经济动机是不存在

    的。”[8]

    哈耶克的思想不但改变了政治，而且塑造了当代文化：在

    过去40年里，市场经济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我们的价

    值观和思维方式。

    然而，其影响并不完全像哈耶克在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

    上设想的那样，因为从那时起，经济学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

    社会的崛起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而这也正是阴谋论被推翻的

    地方。

    市场经济学成功的背后是许多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而

    他们都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包括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罗纳德·科

    斯(Ronald Coase)、米尔顿·弗里德曼、理查德·波斯纳

    (Richard Posner)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但他们也并不总是赞同哈耶克的观点。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例

    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也有同样的影响力，但他们与朝圣山学社有着截然

    不同的政治观点。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探讨这些思想家的激进思想是如

    何造就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正是这些新思想，而不是权贵们的

    阴谋，造就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由市场驱动的世界。我关注的

    是所谓微观经济学层面(与探讨国民经济如何运行的宏观经济

    学相对)。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的大多数重大进步都在微观经济学方面。微观经济学是个体层面的经济学，因此，毫不奇怪，它在塑造我们作为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方面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不过，首先，我们需要透过现代经济学声明与反声明的迷

    雾来审视。我们陷入当前经济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似乎在于，有关这一问题的辩论，通常是让我们在两个都无法令人信服的

    选项中做出选择。一方面，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揭示了我们如

    何自然地、必然地思考和行为的真相。另一方面，经济学唤起

    的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由貌似真实的人类代

    表组成的，而是由自私地、无休止地计算决策的机器人组成

    的，这些机器人也被称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

    样一场辩论的发生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经济学的地位可不仅

    仅停留在学术层面。全球金融危机提醒我们，糟糕的经济状况

    可能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如果金融机构及其政府监管机构广

    泛信奉的经济理论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那么就难怪会

    爆发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随时面临着另一场危机到来的

    风险。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遭受“物

    理学嫉妒”(physics envy)的折磨——渴望把经济学重新塑

    造成像物理学这样的数学科学。当然，这也使经济学开始变得

    更加科学——数学成为表达经济学观点的权威语言。显然，数

    学的运用可以带来精确性和严谨性。一个有效的数学证明是不

    容置疑的。这似乎导向了一种诱人的前景，那就是要将经济学从冗长的令人费解的长篇大论，变成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作

    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流露出对此

    的信心：“经济学定律可以像工程学定律一样传播真理。一套

    成形的定律处处都适用。”[9]

    但是，数学当然不能给经济学提供一套像自然科学或工程

    学那样的定律。数学有助于使经济学理论具有逻辑性和一致

    性。但它不能确保让我们仅通过这些理论就了解真实的世界正

    在发生的事。萨默斯的观点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似乎把政治和

    伦理问题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因为回答这些问题涉及不科学的

    价值判断，而这些判断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有效”。然而，问

    题依然存在，因为考虑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在经济学中是不

    可避免的。所以这些价值判断仍然存在，但通常是侧面和间接

    的。现代经济的许多进展都是在披着客观科学外衣的同时，私

    下里进行着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探讨。这就是影响着21世纪人们

    生活的经济学，它包罗万象，远非那么简单或明显。

    这一关于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探讨，很大一部分似乎建立在

    人类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观点之上。这让我们再次抱怨，经济学

    就是一套关于自私的、超理性的经济人的高度不切实际的故

    事。实话实说，许多经济学理论都已经尝试去涵盖比自私广泛

    得多的人类动机。这样看来，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当然也并不

    是简单直接地让它更加贴近经济实践就能够解决的。

    许多经济学家以直言不讳、诚实坦率、理性到没有人情味

    儿自居，并引以为傲。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的默认出发点

    是，假设自私是人类行为本质上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这

    种观点隐藏在“商业就是商业”和“市场经济中不平等的加剧

    是不可避免的”等五花八门的口号背后。这些经济学家和他们

    很多来自外界的经济学支持者指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富论》(1776)的创作是建立

    在“人类本质上是自私的生物”这一基石之上。他们的结论

    是，虽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尽了最大努力来延缓这一不可

    避免的趋势，但在始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结束于柏

    林墙倒塌的反常现象之后，现代经济学最终还是回归于这一经

    典传统。

    不幸的是，这个版本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亚当·

    斯密的思想反映了他所生活的18世纪的知识社会，这并不容易

    被我们理解。他的启蒙思想的基石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这

    与自私完全不同。斯密“开明的利己主义”要求培养有教养的

    行为、良好的举止和“道德情操”。例如，斯密担心，人

    们“崇拜富人和伟人，轻视或忽视穷困潦倒的人”的倾向，将

    导致“我们道德情操的堕落”。[10]这与如今有人用恶搞斯密

    的漫画“紧盯自己的利益”来为自私辩护的行为相去甚远。然

    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带我们找回亚当·斯密提出的那些永恒

    的真理，而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前面提到的那些直言不讳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在任何时

    候、任何地方都是狭隘自私的。(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

    为什么要听这些经济学家的话？他们怎么不干脆直接说他们想得到晋升加薪诺贝尔奖呢？)其他经济学家则承认，人们可

    能会无私地对待家人和朋友，也会善待陌生人，许多人会试图

    归还在街上捡到的钱包。[11]然而，表面上的利他行为往往被

    解释为伪装的自私。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美国

    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也是近些年最畅销经

    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说，你会给女朋友买礼物，只是因为你可

    能会从她那里得到好处，你无私地向他人展示美德，所以他们

    就会足够信任你，从而会从你这里购买东西或是雇用你(而你

    以后就可以经常欺骗他们)。这种方法混合了荒谬和同义反复

    ——每一个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根本上”的自私，这直

    接导致自私的解释越宽泛，它就变得越没有意义。

    为了回避这些难题，如今许多经济学家避免谈论自私。相

    反，他们的理论和模型假定人是“理性”的，这是一个不同的

    经济学家会赋予不同含义的概念。比准确定义它更重要的是这

    个词的狡猾之处，它提供了在描述性和规定性的含义之间闪烁

    其词的机会。例如，一个人做出了正常或典型的理性行为，我

    们就可以为这种行为打上标签，说它是理性的，这就是描述性

    定义。再如，说一个人应该是理性的，这就是规范性定义。当

    来自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压倒性证据，证明我们的行为常常

    是不理性的时候，经济学家可以回答说，经济学理论只是在进

    行一种探索，那就是假设所有人都做出符合经济学家理想状态

    下的“理性行为”时，事情会变成怎样的。这些理论并不是对

    现实的准确描述。这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以这样的思路研

    究下去的结果就是，这种所谓“理性”，为这些假设性的研究

    提供了一种听起来很科学的借口。它告诉我们应该像“经济

    人”一样行事，在所有决策中都要计算，而且仿佛不管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种通过计算得到的推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显得高

    级并值得赞赏。所以说，“不良行为”之所以被允许，是因为

    它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定义成了“理性行为”。

    一种套路开始形成：首先出现一种经济学思想，比如“理

    性”；其次探讨“理性”意味着什么；最后让我们都倾向于变

    成超理性的经济人。而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呢？

    我们说，最成功的政治家会“创造天时”(make the

    weather)：也就是说，他们会塑造和转变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以适应他们的愿景和价值观。我们在下文中遇到的经济学家也

    改变了“天时”，而且是长期地改变。他们的思想给我们提供

    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如果我们接受它，它就会变成现实。换

    句话说，一些经济理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实现的。相信

    它们对实现它们大有帮助。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是自私

    的，那么每个人都会变得更自私。如果某一特定市场的所有买

    家和卖家都假设该市场的某些经济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

    行为就会更迎合该理论，因此市场行为就更接近该理论描述的

    行为。某些市场，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甚至必须要有一套经济

    理论来解释和制定规则以使其存在下去，如果没有一个理论

    (或设置成一个计算机模型)作为依据，那么金融产品的交易

    将会非常复杂，交易员甚至无法判断价格的高低。

    当经济学家看到经济理论与现实世界行为之间的鸿沟时，他们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改变世界，而不是修改理论。[12]2017

    年，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凭借对“助

    推”(Nudge)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助推”经济学家试图改变我们做出选择的环境，引导我们像“经济人”那样

    做出选择，按照经济理论行事，尽管我们也许并不这样想。这

    种方法使我们的选择环境不受人性化因素的影响，它假定人类

    的决策一般都比不上并且永远不会优于如机器一般的“经济

    人”决策。经济学家们假设，我们只要能克服那点儿易犯错误

    的天性，就会做出“经济人”选择。

    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它让经济学可以“创

    造天时”。它给了我们一个指南，一套生活的规则，并鼓励我

    们去遵循。有些情况下，这些规则很特别。设计生活

    1954年，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做了一场题为“经济学家最节约什么？”(What

    does the economist economize？)的演讲。罗伯逊的回答

    是：爱。这个答案肯定会得到朝圣山学社的认可[罗伯逊不是

    学社成员，但他最亲密的同事、门生斯坦利·丹尼森(Stanley

    Dennison)是哈耶克的朋友，丹尼森从一开始就是朝圣山学社

    的成员] 。

    罗伯逊用“爱”来概括善良、团结、慷慨以及其他利他性

    美德。他认为，通过推行建立在自私基础上的政策、法律和组

    织，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避免了“爱这种稀缺资源”的浪费。罗

    伯逊认为，爱和利他主义美德就像稀缺资源一样，每次使用都

    会消耗，直至用光。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将它们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肆意挥霍。许多著名的经

    济学家对人性也有同样奇怪的误解。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

    罗认为，血液应该通过市场供应，而不是捐赠体系。他对依赖

    于捐赠的状况感到担忧，“道德行为”应该“在价格体系崩溃

    的情况下才能动用……我们不希望鲁莽地将‘利他动机’这种

    稀缺资源用尽”。[13]同样，劳伦斯·萨默斯也为经济学家对

    自私的依赖进行辩护：“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只有有限的一点

    儿利他主义，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利他主义是一种珍贵

    而罕见的、需要节省和保护的好东西。”[14]诚然，一个无休止地敦促人们与同胞同志团结一致的社

    会，很快就会发现利他主义具有局限性，但是利他主义并不是

    因为使用而枯竭的。这就好比一个开车的人在早高峰给另一个

    司机让路后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所以其他时间我该表

    现得像个浑蛋了。”[15]我们的利他主义美德不是这样的。相

    反，它们更像肌肉，如果不经常锻炼就会萎缩。亚里士多德强

    调，美德是我们通过实践培养出来的：“我们通过正义的行为

    而变得正义……勇敢源于勇敢的行为。”[16]如今，我们也可

    以迎合潮流，表达得不那么诗意：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

    我们再次看到，经济行为是如何自我实现的。通过关注我

    们的自私性，经济学导致了我们利他主义美德的流失，因此我

    们变得更加自私——然而讽刺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保护这

    些利他主义美德的名义进行的。

    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对大脑

    中负责情绪的部分神经受损的患者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当时达

    马西奥正在设法安排与这位病人下一次见面的日期。这位病人

    在查阅了近半个小时的日程表后，“对选好的两个日期既赞成

    又反对，并列举了一系列理由，理由可能与上次的预约有关，可能与其他行程有关，还可能与天气有关。病人正在进行一项

    令人厌烦的‘成本-收益’分析，没完没了地概述各种选择和可

    能带来的后果，却得不出任何结论”，[17]最后，直到达马西

    奥打断了他，并简单直接地告诉他下一次见面的时间，这才算

    结束。我们都知道，没有人能像“经济人”那样生活。如果理性

    意味着无休止地计算成本和收益，那么我们根本无法做到理

    性。那么，为什么经济学家还是把设计生活变得如此有影响力

    呢？

    当然，权贵们的利益起了重要作用，但正如政府内部人士

    经常报道的那样，没有人能够通过公然表示“因为这会让我变

    得富有”去左右政府的政策。[18]他们需要一种受人尊重的语

    言来表达他们的要求。经济学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语言。

    凯恩斯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结尾处，发表了一段关于经

    济思想力量的宣言：……实干家通常都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

    且常常自认为完全不受那些知识分子思想的羁绊。手握

    权力的疯子们，自认为凭空得到的启示通常都是从多年

    前那些三流学者处产生的疯狂思想。我确信，与思想的

    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大大高估了……但

    是，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从来都是思想，而不是

    既得利益在左右“善与恶”这件危险的事情。[19]

    虽然哈耶克与凯恩斯在许多学术观念上是对立的，但是哈

    耶克也同意凯恩斯这一观点。在1947年发表于朝圣山学社开幕

    式的致辞中，哈耶克引用了凯恩斯的这段宣言。它后来成为经

    济事务研究所的座右铭。

    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代社会

    宗教衰落后留下的空白。在21世纪，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自觉地受到经济学概念和价值观的制约。经济学的语言极大地限

    制了可以被提出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以现代经济学为指导，我

    们根本看不到其他问题。为了改变我们的社会，或者仅仅是为

    了决定是否有必要做出改变，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思维已经

    变得多么局限和拘束，我们是如何在根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否

    定或忽视了当下“主流”观念以外的其他选择。

    因此，我们必须回头看看，这些经济理念是如何产生和传

    播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跟随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踏

    上他们的学术之路，看看他们是如何成长为我们这个时代

    的“大祭司”(the high priests)的。就像真正的旅途一

    样，这些经济学家也没有捷径可以走。当遇见意外或其他情况

    时，走弯路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途中也会有一些停留：有些思

    想会停滞不前，在数年或数十年的沉寂后，突然重现在当代生

    活中；有些思想开始时很好，但后来的思想家们严重扭曲或滥

    用了它们；有些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缺陷。但在这一片混乱之

    中，我们也看到了政治、文化和机遇在思想传播方式形成中的

    相互作用。还有一些看似吸引人的、有感染力的思想，但却是

    自相矛盾的，并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这些“大祭司”的

    故事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展示了经济是如何主宰我们的生活

    的。

    [1] 我避免使用此概念的原因是，现在许多人不接受这个概念，还有一些人对这

    个概念的内涵存有分歧。

    [2] “Aaron Director, Economist, Dies at 102”，New York Times，16

    September 2004.[3] Keynes ， J. ( 1978 ) ，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 eds.E.Johnson and D. Moggridge ( London : Royal Economic

    Society)，vol. 27，374.

    [4] Hayek in a letter to Karl Popper，13 February 1947. Quoted in

    Stedman Jones，D.(2012)，Masters of the Univers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78.

    [5] Cockett ， R. ( 1995 ) ，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London:Fontana)，174.

    [6] 此事真实可考。根据费舍尔一位名为杰拉德·弗罗斯特(Gerald Frost)的

    传记作家所说(源自Antony Fisher：Champion of Liberty，Profile Books，2002)，费舍尔带了24只受精蛋上飞机，蛋就藏在他的手提包里面。他逃避了去办理

    合法地将这些受精蛋运回去的一个正式许可证的冗长过程——何况这个许可证还不一

    定能办下来。费舍尔当然是公然蔑视了农业管制。与哈耶克不同，他似乎完全没有意

    识到，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竟然需要建立在一个健全的法律框架基础上。

    [7] Ibid.，175–6.

    [8] Hayek，F. (1944)，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Routledge)，93.

    与一些当代经济学家不同，哈耶克认识到，经济动机仍然受到“习俗和传统”的限

    制。我感谢张海俊强调这一点。

    [9] Speech to a World BankIMF meeting in Bangkok，1991.

    [10] Smith，A. (1976)，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s. D.

    Raphael and A.Macfi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61.

    [11] 在《读者文摘》最近的一项实验中，192个掉在地上的钱包中约有一半被拾

    取者返还给失主。

    [12] 就像笑话里说的那样，经济学家通常会这样问：“好吧，它在实践运行中

    的确很好，但它是如何在理论方面成立的？”

    [13] Arrow，K. (1972)，“Gifts and Exchange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4)，354–5.[14] 引自Sandel，M. (2012)，What Money Can’t Buy :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London:Allen Lane)，130.

    [15] Hirschman，A. (1984)，“Against Parsimony”，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37(8)，24.

    [16]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book II，chapter 1.

    [17] Damasio，A. (1994)，Descartes’Error (New York:Putnam)，193–

    4.

    [18] Stiglitz，J. (2012)，The Price of Inequality (London:Allen

    Lane)，192.

    [19] Keynes，J. M. (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London:Macmillan)，383–4.第二章

    不相信任何人哦，兰德公司是全世界的福音；

    整日想的都是如何收费。

    坐着玩起游戏，生起火堆，亲爱的，我和你被当作筹码在交易啊，被当作筹码来交易的就是我和你。[1]

    1948年秋天，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大多数新入学的

    数学系研究生都很骄傲，但有一个人是他们之中最骄傲的。他

    虽然只有19岁，但已经能放开吹嘘自己的数学才能了。没有人

    记得他一本正经地上过课，也没有人看见过他拿着书本在读。

    一部分原因是他有阅读障碍，另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读书太多

    会扼杀他的创造力。他经常绕路去默瑟街散步，希望能看到默

    瑟街最著名的居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有一天他成功地看到了爱因斯坦本人，但几周后，他觉得自己

    不能满足于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于是他开始计划约见爱因斯坦

    一面。

    他告诉爱因斯坦的助手，自己有一个关于重力、摩擦和辐

    射的思想，有意和这位伟人讨论一下。爱因斯坦一边吸着他的

    空烟斗，一边很有礼貌地听着，而这个20岁的学生在黑板上写

    着方程式。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时爱因斯坦咕

    哝着说：“年轻人，你最好多学点儿物理。”[2] 这名学生并

    没有立刻听从爱因斯坦的建议，但在几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尽管是经济学奖而不是物理学奖。这个学生就是约翰·

    纳什(John Nash)，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思想，成了我们

    如今看待有利益冲突的人之间战略互动的核心思想。

    要想理解纳什的伟大思想以及它以何种方式改变了经济学

    以及社会学、生物学、哲学和法学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从它

    产生的时间、地点和理论入手。

    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初，地点是圣莫尼卡，在马里布海滩

    新月区的尽头，洛杉矶以西。海滨长廊两旁是酒店和养老院，奶油色和粉红色的色调中点缀着鲜艳的三角梅。空气中弥漫着

    夹竹桃的香味。对要为办公室选址的兰德公司来说，圣莫尼卡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地点。兰德公司是一家秘密智库，雇用数学

    家和科学家，为可能与苏联爆发的核战争制定军事战略。当时

    朝鲜战争刚刚开始，冷战正在升温。兰德公司的氛围融合了偏

    执、狂妄和对抽象逻辑的崇拜。核军事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将军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关于以

    最佳方式部署最新武器的建议，从雷达到远程导弹，还包括原

    子弹。这就是1948年成立兰德公司的动机，该公司最初是道格

    拉斯飞机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兰德公司被形容为“空军收购

    最强大脑的一场冒险”。[3]用兰德公司颇具影响力的核物理学

    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的话来说，它的使命是“挑战

    思维极限”。

    所有这些核战略的知识框架都是博弈论。它是兰德式军事

    思维的完美工具。博弈论假定人类是纯粹自私和超理性的，不仅拥有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而且拥有完美和详尽的计算能

    力与逻辑推理能力。

    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被视为博弈论之

    父。或许，纳什真的是一个天才，但与冯·诺依曼比起来，他

    似乎就只能算是数学圈子里面的一个小人物。奇爱博士和德国皇帝之孙

    1964年的电影《奇爱博士》通过讲述一名疯狂的美国空军

    将军对苏联发动核打击，触发了即将来临的末日大战的故事，讽刺了冷战。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那么你很难忘记奇爱博

    士，他坐在轮椅上用奇怪的中欧口音说话，并疯狂地打着手

    势。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这部电影大量取材于真实事件。

    1956年，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与一位住在华盛顿沃

    尔特·里德医院的匈牙利数学家定期举行秘密会议。这位数学

    家坐着轮椅，豪华轿车将他从病床上接送到白宫。这位病人日

    夜处于武装看守之下，因为他经常胡言乱语，所以他们担心，如果敌方特工到了他床边，他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这位病人

    名叫约翰·冯·诺依曼，他无疑就是奇爱博士这个人物的灵感

    来源之一。(在电影中，奇爱博士参与了“布兰德公司”的研

    究项目。)

    在约翰·冯·诺依曼的命运悲惨地走向衰落之前，他的天

    赋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很难简单地概括。他是一个数学奇才，8

    岁时，只要给两个八位数的数字，他就能通过心算完成这两个

    数字的除法。虽然他被认为是博弈论的发明者，但数学家认为

    他在纯数学方面的工作是一个更大的成就。毫无疑问，他是20

    世纪为数极少的顶尖数学家之一，常被称为最伟大的数学家。

    比较容易描述出来的一项天赋是他的记忆力，任何一本字数超

    多的书，只要读过，他就能对内容逐字逐句地进行复述(他第

    一次表演这个“魔术”是在6岁的时候，背的是布达佩斯市的电话簿)。作为原子弹和现代计算机发明背后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创建和修改计算机程序(包括40行复杂

    的代码)。在大众媒体上，他被严肃地描述为“世界最强大

    脑”。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在同事中获得了传奇般的地位，其

    中一个关于他的笑话是：他不是人类，而是半人半神，他研究

    过人类，并学会了如何完美地模仿他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笑话讲的是冯·诺依曼，而不是与他同时代的普林斯顿大学的

    爱因斯坦。

    冯·诺依曼对苏联的看法和他的博弈论一样，与兰德公司

    的世界观相吻合。在谈到与苏联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时，他简

    单地说：“这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

    题。”基于这个推论，冯·诺依曼关于对核战争进行预防的主

    张呈现了一种博弈逻辑。或者，正如他在1950年所言：“如果

    你说，我们为何不在明天就轰炸他们？我会说，为什么不是今

    天？如果你说，那就在今天五点。我会说，为什么不是今天一

    点？”[4]对冯·诺依曼来说，一旦美国研发出氢弹(部分基于

    冯·诺依曼的想法)，他们在核游戏中保持优势的唯一方法就

    是，在苏联也制造出氢弹之前轰炸苏联。国务卿约翰·福斯特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被冯·诺依曼的博弈论逻辑

    说服了。幸运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个想法并不确定。

    冯·诺依曼的理论出自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

    为》一书，这本书是冯·诺依曼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奥斯

    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合著的。与冯·诺依曼

    一样，摩根斯特恩也是一位奥匈帝国移民，他认为，大多数人

    的智力都很低。摩根斯特恩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古怪的形象，他吹嘘自己是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的孙子(私生的)，穿着定制

    的三件套西装，骑着马在普林斯顿大学转圈。摩根斯特恩在发

    展新理论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但次要的角色，如果说冯·

    诺依曼是夏洛克·福尔摩斯，那么摩根斯特恩就是他的华生。

    当时，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回

    顾了凯恩斯对理想经济学家的看法，他认为理想的经济学家同

    时也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5][公认的

    是，这种跨学科的经济学常常会给出模棱两可的建议，这使哈

    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恳求道：“给我一个能拿主

    意的经济学家吧!”]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对这种凯恩斯

    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毫无兴趣，他们因为一致认为目前国家的经

    济状况一团糟这一观点，而走得越来越近。冯·诺依曼

    说：“经济学……离物理学这样的先进科学还有100万英里[6]

    远。”[7]摩根斯特恩说：“经济学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科学。

    我真是很讨厌这些废话。我越来越认为，凯恩斯就是一个学术

    骗子，而他的追随者们连骗子都算不上。”[8]可是，如果经济

    学一团糟，他们就要合作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计划是用博

    弈论把经济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开篇就指出，博弈论对经济学的

    影响，将可与“牛顿发现重力”对物理学的影响相媲美。事实

    上，这种说法仍然低估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野心。他

    们最初计划将书命名为“理性行为通论”，因为他们对博弈论

    的最终预期是，将它变成分析人类关系的单一基础框架。最初的评论令人欣喜若狂。就在一瞬间，博弈论从纯数学

    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变成了一门新的社会互动科学，引起

    了公众的注意：1946年3月，这本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报道。

    然而，这门新的科学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漏洞。冯·诺依曼

    和摩根斯特恩的著作将合作(cooperative)与非合作(non-

    cooperative)博弈论区分开来。在合作博弈中，玩家可以在合

    作开始前签订协议或合同。非合作博弈论假设这样的协议是不

    可能出现的，因为它们无法执行(玩家可能会做出承诺，但并

    不履行)。但这本书没有讨论大多数的非合作博弈的情况。它

    只涉及一种类型：两个玩家之间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s)。

    零和博弈是指，任何对一方有利的东西，对另一方都是不

    利的。在这一框架下展开分析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美苏之间的

    核对峙毫无疑问是一场危险的、“不合作”的博弈——但它

    是“零和”的吗？在兰德公司和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进行分析

    之后，是否可以完全排除两败俱伤的可能性，同时也排除两者

    都达到目的的结果[“双赢解决方案”(win-win solution)

    一词的起源]？当采用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零和非合作

    博弈论来分析问题时，这种可能性是不会被考虑进去的。

    这种博弈论学习起来很简单。最佳策略就是计算每个方案

    所能导致的最坏情况的结果，然后选择这些最坏的情况中结果

    相对好的方案。之所以称之为“最大最小策略”(minimax

    strategy)，是因为它在尽最大可能使损失最小化。放在实际情况中就是，你假设对手正试图让你尽可能多地遭受损失(对

    你不利则意味着对他们有利)，所以你要将这种风险最小化。

    当时大家广泛认为，冯·诺依曼“发明”了“最大最小策

    略”，[9]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坚信，美国应该在苏联发明出氢

    弹之前就向俄罗斯投放氢弹。

    但这个充满智慧的现实世界发展得太快了。1953年，苏联

    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这使冯·诺依曼的建议失去了意义。

    在此期间，纳什发表了一种更普遍适用的方法来进行非合作博

    弈，这种博弈能囊括两个以上的参与者，而且不是零和博

    弈。“最大最小策略”已经极大程度上被取代了。

    1950年，纳什通过将他简单却精妙的理论发表而名声大

    噪，该理论如今被称为“纳什均衡”。它只有300字，却被著名

    的《美国科学院院刊》收录，这对一名博士生来说是一项伟大

    的成就。冯·诺依曼早就知道了博弈论的这一发展，但却没有

    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冯·诺依曼一定早就知道

    了，因为纳什安排了与他的会面，亲口告诉过他这些博弈论的

    发展。然而纳什与冯·诺依曼的会面甚至不如他一年前与爱因

    斯坦的会面成功。

    图像

    又一次，21岁的纳什认为，他有一个值得引起这位著名的

    世界级天才注意的想法。但这次他被更无情地拒绝了。纳什刚

    说了几句话，概述了他想到的一个数学证明，冯·诺依曼就开

    始插话：“你知道吧，这也太微不足道了。这只是一个不动点

    定理而已。”[10]从某种意义上说，冯·诺依曼是对的。纳什均衡“只

    是”一个著名定理的(数学上直截了当的)扩展。纳什在数学

    上的贡献根本比不上冯·诺依曼的任何一个成就，因为后者的

    每一个数学成就都影响深远。但是，纳什均衡思想确实为非合

    作博弈论提供了一种更为普遍适用的方法，从而有效地取代了

    冯·诺依曼的博弈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的一个核心特质——相

    互依赖。

    由于我们的选择是相互依赖的，所以一个人所能采取的最

    佳策略取决于其他人所采用的策略。但通常——无论是打扑克

    还是与商业上的主要对手竞争——你一定是在不知道其他人策

    略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同样，他们也是在不知道你的策略的

    情况下做出选择的。在纳什之前，一旦遇到这些情况，推理似

    乎就会深深地陷入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死循环：“如果你认为

    我会选择X，那么我实际会做一个更好的选择——Y。但是如果

    你因为猜到我会因为‘你认为我会选择X’这件事而选择Y，所

    以认为我会选择Y，那么你就不得不改变策略，而此时X就变成

    了我更好的选择。但进一步，如果你想到我可能也会识破你的

    策略，那么……”换句话说，一旦你意识到对手可能也意识到

    了这一点，针对某一特定行动的推理链条往往就会崩溃。

    纳什打破了这种推理上的死循环，他有一个看上去简单但

    智慧尽显的洞见：一旦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行为

    做得更好，特定的社会互动模式就会消失。因此，要使特定的

    社会互动模式持续下去，没有人一定要因为某一理由而去改变

    自己的行为。这就一定意味着当考虑到其他人采取的策略时，每个人都已经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做出了最优选择。这就是纳什均衡。尽管在做决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其他人会怎么做，但

    就好像每个人都正确地猜到了其他人所采用的策略，并据此选

    择了自己的最佳反应。这种情况就可以贴上“平衡”的标签，因为它是稳定的：没有人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做得更好。

    博弈论有两个明显的用途。第一，作为对现实世界游戏玩

    家的一种帮助，指导你在面临一些情况时应如何采取最佳策

    略。第二，作为一种工具，让局外人来预测将会发生的事情

    ——游戏将如何进行。第二次使用核武器的重要性在冷战期间

    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整个世界都在观望，想知道美国和苏联之

    间的“核游戏”将如何结束。在利益或风险较低的事件中，博

    弈论的作用也很重要：当三星和苹果在新智能手机的定价和设

    计上博弈时，许多局外人想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消费者、监管机构和芯片制造商都对此感兴趣。简而言之，我们从博弈

    论中寻找答案，寻找一个解决方案，包括局内人寻求博弈的指

    导，局外人预测博弈的对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自纳什在

    1950年发表论文以来，纳什均衡就一直是这个答案的基石：在

    预测出一个稳定结果的同时给出有效的指导。

    纳什均衡标志着一个真正的智力突破——在纳什之前，没

    有人想到过这个想法，但事后看来，这个想法似乎是显而易见

    的。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和纳什共同引发了人类社会互动

    思想的革命。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一场不合作的“非合作”研究

    首先，结论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经济学家没有采用博

    弈论，一些数学家把博弈论的数学运算阐述为纯数学中的一个

    项目，兰德公司坚持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军事战略，却没有

    取得多少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11]尽管早期经济学家们对冯

    ·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想法大加赞赏，但就像牛顿对力学所

    做的一样，他俩为社会科学做出的伟大工程，实际上没有取得

    任何进展。一些人甚至吐槽了这个类比的关键缺陷：球、行星

    以及牛顿力学的所有其他研究对象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研

    究。但人类是有意识的，并可能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

    与此同时，人的问题也阻碍了这个项目的发展：事实上，它几乎完全没有启动过。冯·诺依曼对纳什均衡理论的否定，以及纳什的博士导师在一些小问题上对纳什的批评，都令难以

    接受他人对自己聪明才智提出质疑的纳什感到十分挣扎，他甚

    至认真地考虑了完全放弃对博弈论的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

    末，他产生精神问题的根源就十分清晰了：他被诊断患有偏执

    型精神分裂症，住在医院里的时间将越来越长。他的病情已经

    支配了他的行为，即使在与他交往的那些年轻的精英数学家看

    来，他也是咄咄逼人并富有攻击性的，而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自

    己的傲慢无礼，这令其他人开始疏远他。

    冯·诺依曼许多伟大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

    中产生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他与别人合作撰写的)的大部分理论都致力于研究合作博弈论。而纳什则是一个独行

    侠。事实上，纳什认为冯·诺依曼的合作博弈论是多余的(这

    一观点写在他发表纳什均衡理论一年后发表的另一篇开创性的

    论文中)。纳什认为，所有的合作游戏都应该被理解为事实上

    的非合作：表面上的合作阶段，包括玩家在游戏开始前达成协

    议，本身就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非合作的过程。换句话

    说，对纳什来说，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合作的东西，本质上并不

    是这样的。这一想法后来被称为纳什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以

    来社会科学领域众多此类计划中的第一个，这些计划将表面上

    的合作或利他行为“解释”为实质上的非合作和自私行为。纳

    什从未与他人合作，他的博弈论也不是讲述“合作”的理论。

    在享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来的长达40年的优越感后，纳什对

    最初拒绝他“均衡思想”的冯·诺依曼等人依旧保持冷漠，但

    他的博弈论世界观仍然令人震惊：“实际上，我与冯·诺依曼

    正在进行一场非合作博弈，而不是我简单地试图加入阵营。他

    当然不愿意接受我这个竞争对手提出的理论，这从人的心理上

    来讲也是理所当然的。”[12]

    可以肯定的是，博弈论没能迅速被经济学家们采纳的原因

    之一是，纳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非合作博弈论的主要倡导

    者沉默了。同样重要的是冯·诺依曼的态度。20世纪50年代中

    期，他忙于研制原子弹和计算机。当他有时间研究博弈论时，他反复抱怨主流经济学理论在数学上过于原始。他的做法深深

    地惹恼了当时学术界许多自称是“数学”经济学家的人。然

    而，无论冯·诺依曼对他们的数学能力有何看法，这些人显然

    都具备了足够的数学技能，开始将博弈论融入社会科学。冯·

    诺依曼疏远了那些最有可能接受他博弈论思想的学术界听众。对比冯·诺依曼对于数学能为社会科学带来巨大影响和发

    展的雄心壮志，让人觉得十分讽刺的是，最终推动博弈论超越

    了兰德公司以及大学数学系的，并不是数学本身，而是一个故

    事。

    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是约翰·纳什的博士导

    师。1950年5月，就在塔克说服这位任性的学生不要放弃博弈论

    博士学位之后，他被要求向一群心理学家讲述这个新理论。由

    于塔克的听众既不懂理论也不懂数学，他决定以一个小故事的

    形式演示他从兰德公司的一些研究人员那里学来的一个游戏。

    他称之为“囚徒困境”。

    一个犯罪团伙的两名成员分别被监禁。警方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他们两人都犯了轻罪，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犯的是

    警方怀疑的重罪。因此，他们向每个囚犯提供如下条件。承认

    并供出同伙，你将免于被起诉，而同伙将被判10年监禁。如果

    你们都保持沉默，那么你们每个人都将因轻型犯罪被判2年徒

    刑。然而问题是，如果你们都认罪，豁免协议就失效了，那么

    你们都将被判8年徒刑。

    假设每个囚犯只关心自己的判决，他们应该怎么做？虽然

    他们没有办法与对方交流，但囚犯们相信他们都得到了同等的

    待遇。然而，他们可以通过推理来尝试摆脱困境。“如果我的

    同伙没有认罪，而我认罪了，那么我将不会受到惩罚。而如果

    他认罪了，那么我也应该认罪，这样我才能得到相对更短的刑

    罚，而不是最长的刑期。”问题是，由于两名囚犯的选择可能

    相同，所以他们可能都会认罪，并都被判8年徒刑，这比两人都不认罪要长得多。即使囚犯们能够沟通，并同意保持沉默，结

    果也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每个囚犯都会忍不住打破协议，希望

    获得较短的刑期。

    1950年，还没有人知道“囚徒困境”会成为博弈论中最有

    影响力的案例之一。不出所料，兰德对这个游戏感兴趣是出于

    军事原因：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就是一个典型的“囚

    徒困境”，双方都在制造更多更好的武器，试图获得优势，但

    其实这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博弈论的结构(而不是故事本

    身)所能够应用的范畴绝不仅仅是“冷战”时期的对抗。它巧

    妙地表达了在现实世界中可能会出现成千上万种私人利益或集

    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生产相似产品的公司——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的石油生产商之间，或者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之间的

    对抗——都是试图通过降价来占领市场份额的，但由于它们的

    竞争对手也这么做，所以最终结果往往是所有公司的利润都会

    下降。“囚徒困境”深层次描述了这几个以及相似的更多其他

    竞次互动行为。同样，所谓“公地悲剧”描述的也是一个“囚

    徒困境”：如果免费开放公共资源，那么每个人都会不顾及其

    他人的行为互动而去使用它，从而导致资源受损或完全被破

    坏，后果则会对每个人都不利——最后大家都没得用。气候变

    化带来的挑战也是一个广义上的“囚徒困境”：减少全球碳排

    放对每个成员都有利，但无论这些国家实际上会做出怎样的行

    为选择，其他国家都不会自愿做出减少排放的努力。在体育比

    赛中，当你和其他观众决定是否要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时，你们就面临着一个“囚徒困境”：结果就是每个人都站着看，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处境都比大家都坐着时要糟糕。在初始的“囚徒困境”故事中，正如前面描述的推理所揭

    示的那样，貌似双方都应该坦白，这对他们来讲才是最佳策

    略。而这个结果就是纳什均衡：如果同伙认罪，那么你最好也

    认罪。不难看出，选择不合作的结果与最优结果相比，对双方

    都是有害的，然而想要铤而走险去选择不合作的思想，其孕育

    和发展也要归咎于约翰·纳什的均衡理论，因为它让不合作的

    逻辑昭然若揭。尽管到了今天，数以百万计的社会科学、哲

    学、法学和生物学专业的学生都在通过“囚徒困境”以及基于

    纳什均衡的解决方案而开始了解博弈论，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

    识到，纳什均衡思想并没有推动最优结果的产生。[13]有一个

    更基本的逻辑在起作用——不管其他玩家在做什么，你最好的

    选择就是坦白。任何关于你对手的猜测，或是与之达成的协

    议，都是没用的——只要你以“不合作”的行为来应对，你就

    永远能在囚徒困境中得到对自己而言相对更好的结果。并非“真正信任”的信任

    基于“囚徒困境”的形成，有一种逻辑已经不容置疑。理

    性的参与者必须以这种方式应对“囚徒困境”，并承受由此带

    来的不良后果，从刑期的延长到核军备竞赛皆适用。而这种逻

    辑形成的本质来自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即假设理性人的行为就

    是不合作和不信任。对此，冯·诺依曼表示，无法想象还有其

    他可能性：“抱怨人们是自私和奸诈的，就像抱怨磁场只有在

    电场有旋度时才会增加一样愚蠢。这两者都是自然法

    则。”[14]

    人们很容易对这种简单化的人性认识感到不寒而栗或者嗤

    之以鼻——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发表他们的巨著

    时，批判者正是这样的反应。颇具影响力的英国人类学家格雷

    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评论道，“冯·诺依曼模型

    的建立是以不信任为前提的”，就是说“更抽象的假设默认的

    是人性无法改变”。他的结论是，“冯·诺依曼的玩家们”都

    毫无人性，他们“与人类和哺乳动物似乎完全不同，这些机器

    人毫无幽默感，甚至完全不会‘玩耍’(我指的是小猫和小狗

    那种出于本性的玩耍)”。[15]

    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不同于真正的人类，充其量只是人性部

    分的、不完整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博弈论忽略了博弈意义中

    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在它的视野里，博弈变成了一种纯理性

    行为，而人类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除了“赢”，还想从过程中得到乐趣。但那又怎样呢？即使博弈论遗漏了很多东西，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我们对于社会互动的珍贵洞察力——

    尤其是在自私、无情、精于算计的人性占上风的情况下。

    但是这些情况具体是什么样子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博弈论开始由学术上的价值探讨逐渐延伸，并在社会科学

    领域引发更为广泛的讨论，可以发现，囚徒困境所面临的最明

    显的挑战源于经济社会的现实。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情况

    下，现实世界里的合作看上去似乎非常符合“囚徒困境”。而

    结合本书在前文中提及的所谓“囚徒困境”对现实进行观察，许多企业经常要努力抵抗通过降价来占领市场份额的诱惑，因

    为它们知道价格战会对企业造成危害。公共资源往往也能得到

    可持续性管理，各国在限制碳排放方面也会达成合作，而且并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体育赛事中站起来观看，对核军备控

    制的措施最终也达成了一致。如果“囚徒困境”真的抓住了这

    些社会互动的本质，那么我们又怎么会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并达

    成合作呢？

    在现实中，处于“囚徒困境”的人往往可以在博弈之前商

    量好如何来合作。他们互相信任，信守诺言。对大多数人来

    说，信守承诺和信任他人是一种正常的、默认的行为，因为他

    们在成长中被教导要遵循这种行为模式，而经验证实，这样的

    行为通常会让生活变得更顺利、更舒适。换句话说，我们通过

    拒绝“理性”的强加定义，成功避开了必须遵循博弈论中关

    于“囚徒困境”下理性行为指导而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正如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1977年所

    言，博弈论关于在“囚徒困境”下应如何应对的建议，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理性的人，而是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

    个“理性的傻瓜”。在现实世界的“囚徒困境”中，大量关于

    合作带来良好结果的压倒性证据表明，博弈论不仅不善于预测

    我们的行为，而且对我们应该怎么做的建议也值得质疑，因为

    没有人愿意做一个“理性的傻瓜”。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博弈论学家用重复博弈理论对这

    一挑战做出了回应。在重复的博弈中，人们合作是因为他们目

    光长远。为了在未来保持有益的关系，甚至在“囚徒困境”的

    情况下，人们也会选择开展合作。人们会主动避免与骗子、背

    信弃义者和自私的人交往，从而令这一类人错过可以在未来通

    过合作获得的好处。这种冰冷和算计的人类互动观点与支

    撑“囚徒困境”的观点相吻合——事实上它仍然是“囚徒困

    境”，只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进行博弈。如果你知道你会

    在未来另一个“囚徒困境”的情况中遇到相同的对手，那么你

    现在就更有可能选择合作，以获得长期利益，因为如果你现在

    背弃了承诺或做出自私的行为，那么你会在未来受到对手非合

    作行为对你的惩罚。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两方，一个团体也可

    以通过不断威胁要惩罚那些枉顾集体利益者的自私行为，来维

    系其成员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惩罚通常是快速而直接的——

    以牙还牙，正如博弈论恰当描述的那样，但不会太严厉，因为

    对那些实施惩罚的人来说，代价太大。其中一个隐含的意思

    是，群体不需要依靠外部压力(如法律、强制或社会惯例)来

    维持合作。以牙还牙就足够了，尽管在观察者看来，这更像是

    无政府状态，而不是稳定的社会。黑手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以牙

    还牙的例子。100多年前，那不勒斯政治家帕斯夸莱·维拉里

    (Pasquale Villari)说：“黑手党没有成文的章程，它不是一个秘密组织，几乎算不上一个社团。它是自发形成

    的。”[16]最近，哈耶克的拥趸们援引博弈论的这一观点，试

    图在数学上给哈耶克的观点提供支持。哈耶克的观点是，很少

    或没有政府监管治理的无政府社会可以通过“自发秩序”维持

    自身的运转。

    尽管表面上博弈论的政治归宿似乎是在右翼——自私的个

    人之间，以及无须政府监管的自发性组织之间无情的竞争，然

    而，左翼思想家也强行让博弈论服务于他们的观点。他们认

    为，与表面现象以及冯·诺依曼的观点相反，博弈论与一幅更

    美好、更可信的人际关系图景是相容的。事实上，博弈论可以

    解释我们为什么信任彼此：当我知道某人有遵守承诺的动机

    时，我才会信任他。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重复博弈，在这个博弈

    过程中，我们都知道，违背诺言会带来的任何立竿见影的好处

    都是镜花水月，必将被未来所必须承受的惩罚及损失抵消。这

    种惩罚不仅会来自失信行为的受害者，而且可能会来自更广泛

    的群体。因此，信任是可能存在的，交易是可以达成的，这符

    合所有人的利益。这种对信任的思考方式，可能有助于我们理

    解为什么一些人际关系和机构可以如此运行。但是这一套解释

    所引发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它试图解决的问题。

    首先，它意味着你只能信任那些没有动机违背承诺的人。

    这种博弈论的观点颠覆了我们对人类间信任的正常理解：它意

    味着我们只有在不需要真正信任某人的情况下，才能达成对他

    的信任——因为无论如何，信守承诺是符合他们所追求的利益

    的。而真正的信任则意味着相信某人会信守承诺和做正确的事

    情，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具有好品质，即使在我们知道他们可以选择违背承诺或在背后捅我们一刀来获利的情况下，我们仍然

    会保持这份信任。即使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里，人们也需要

    真正的信任，而不是那种虚假的博弈论基础上的信任。在大多

    情况下，商人都愿意去尝试在没有任何对未来社会互动预期的

    情况下达成交易：他们不会假设自己处于一个重复博弈当中。

    相反，他们无意识地依赖于博弈论所忽略的人类心理学事实。

    例如，如果你和某人面对面，判断他们是否值得信任就容易得

    多。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Skype(语音沟通软件)时代，商业领

    袖们仍然愿意飞往世界各地，亲自去参加一个个至关重要的会

    议。

    显然，一些对于信任和长期合作的解释，博弈论这一理论

    似乎没有抓住重点。然而，就“囚徒困境”而言，相关回应还

    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使像以牙还牙这样的策略，也可以帮

    助人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复博弈中维持合作行为，那么

    一次性互动又该怎么解释呢？在这里，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仍然存在：博弈论预测，人们不会在一次性的“囚徒困境”中

    选择合作，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他们往往还是会合作。博弈

    论学家多年来一直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承

    认这里存在问题。相反，他们使用了经济学家在面对利他、合

    作或道德行为的证据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逃避的手段，那就是重

    新解释这些证据，从而使其不足以作为证据来出现。这样一

    来，那些表面上在一次性“囚徒困境”中选择合作的玩家，实

    际上并没有按照“囚徒困境”的预设进行选择，原因就是他们

    并没有真正处于“囚徒困境”的条件之中。根据定义，一个纯

    粹的“囚徒困境”只是一个博弈，每个参与者只关心自己的刑

    期。那些同时关心对方的利益，相信团队团结，或者知道如果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他们将会遭受良心谴责而痛苦的参与

    者，等等，其实都在玩其他游戏，而不是在博弈。基于这种条

    件的纯数学表达，说到底也就是单纯从博弈论学家们关心的角

    度看问题，而其余的考量都是不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表示的特定

    结果，对玩家的价值而言也会产生其他不同的影响。与纯粹

    的“囚徒困境”相比，这些额外的考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结果。因此，这种新游戏与纯粹的“囚徒困境”博弈是不可同

    日而语的。

    这种逃避的缺点是，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用来轻易地定

    义任何与理论相冲突的证据。这当然使寻找那些不容易受到这

    种逃避方法影响的真实世界的证据变得异常困难。直到20世纪

    90年代，足够多的合作证据才以博弈论学家无法回避或忽视的

    形式出现：精心设计的实验游戏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参与者

    所获得的信息，以及他们可能的动机都受到严格控制。但到这

    个时候，博弈论思想已牢固地嵌入经济学和更广泛的社会之中

    了。它的影响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会在危机时刻都求

    助于它，以帮助定义我们的文明和身份。在纽约和华盛顿遭遇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的三天，《纽约客》的一位评论员

    就试图用此来抓住该事件的本质意义：

    当然，这场灾难带来的远不只是城市的破坏……它

    还是人类文明层面的破坏。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人

    类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了一个个单一的有机体……有

    机体越来越依赖于一种信任 —— 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

    期望，即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应该或多或少符合他们的理

    性利己主义。[17]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起，博弈论就开始广泛影响人们的日

    常思维，但博弈论学家却关注它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开始意

    识到，在太多的情况下，博弈论似乎无法发挥作用。胆小鬼

    1955年，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共同发表了一份有影响力的宣言，呼吁解除

    核武器武装。而仅仅几年之后，罗素便通过一幅名为“胆小

    鬼”的宣传画，无意中对解除武装的争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罗素描绘了一幅可能出自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主演的

    热门电影《无因的反叛》的画面，他把美国和苏联想象成两个

    互相竞争的年轻司机，在一条又长又直的道路上分别从两头向

    中间加速行驶。如果双方都不转向，那么两人都会死。但首先

    做出转向的那一方就会被视为“胆小鬼”，他的对手将永远鄙

    视他。

    “胆小鬼”现象很快成为冷战思想家、博弈论学家和他们

    的学生用来讨论问题时的标准检验程序。1960年，兰德公司的

    战略家赫尔曼·卡恩在其652页的巨著《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中，将“胆小鬼”宣传画作为一种博弈来

    描述核战争。罗素发出拷问：为什么在兰德公司的所谓高层圈

    子里，为了核战争这种高风险事件而进行“胆小鬼”博弈在道

    德上就可以被接受，而“菜鸟人士”为了一些低风险事件而进

    行“胆小鬼”博弈就应该遭到批判？

    正如幼稚的富豪们所做的那样，“胆小鬼”博弈被

    指责为堕落的和不道德的，尽管生命受到威胁的只是参

    与者自己，但当这个博弈由杰出的政治家来玩的时候……人们却会天真地认为，其中一方的政治家所表现

    出的是高度的智慧和勇气，而对方的政治家则应受到谴

    责。[18]

    在任何情况下，“胆小鬼”博弈用博弈论分析都不会得到

    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因为它包含两个纳什均衡，第一个是“你

    的对手不会转弯，你会”，第二个是“你不会转弯，你的对手

    会”。在这里，博弈论没有预测会发生什么，或者应该发生什

    么。在两年后古巴导弹危机的背景下，这种限制的致命性是显

    而易见的。1962年10月，美国和苏联都拒绝在向古巴部署核导

    弹的问题上让步。很明显，双方都在进行“胆小鬼”博弈。然

    而，他们都想知道的是：这是哪一种纳什均衡？换句话说，谁

    会先转弯？而实际上，一个错误就可能意味着毁灭。大多数历

    史学家认为，我们的世界从未像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那样逼近全

    面的核战争。

    总的来说，博弈论有两个明显用途：一是预测参与者的行

    为，二是指导他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在不止一个纳什均衡存在

    的博弈中，就像“胆小鬼”博弈一样，博弈论似乎在这两方面

    都失去了作用。甚至博弈论学家们也开始感到疑惑：博弈论的

    意义在哪里？

    更糟糕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

    显然越来越常见，甚至无处不在。博弈论在这些情况下都没能

    提供指导。当这个所谓“多重性问题”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变得

    越来越明显之后，纳什的身体状况已经让他对此无能为力了。南极洲皇帝得了诺贝尔奖

    到1959年初，纳什已经开始越发疯癫。他得到了芝加哥大

    学的一个高级教授职位，但他回信解释说，他不能接受这个职

    位，因为他即将成为“南极洲皇帝”。这并不是一个突发性事

    故。大约在同期，纳什把他已经过期的驾照给了他的一个学

    生，还在驾照上写上这个学生名字的昵称，并偷偷告诉学生这

    是一张“星际驾照”。[19]冯·诺依曼在纳什精神状况崩溃的

    两年前去世了，所以博弈论的两位创始人都被迫沉默了。在经

    历了最初几年的活跃期之后，博弈论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已

    经从全面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希望，滑向了一条“理

    性”的死胡同，陷入了多重性问题的泥沼，并且这个问题将会

    在未来数年持续困扰博弈论学家。至于纳什本人，到20世纪80

    年代，许多年轻的博弈论学家以为他已经死了，还有传言说他

    接受了额叶切除术，或是住在一家安保严密的精神病医院。然

    而，1994年，纳什却和另外两位博弈论学家约翰·海萨尼

    (John Harsanyi)和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

    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博弈论是如何东山再起的

    呢？

    从冯·诺依曼去世到纳什获奖之间的40多年里，博弈论的

    发展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让我们先从官方版本开始说起。这

    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海萨尼、泽尔腾等人在解决多重性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创新，例如多重博弈论

    等，最终的结果就是博弈论再次变得有用了。

    20世纪60年代，约翰·海萨尼明确提出，博弈论面临的挑

    战就是要解决多重性问题，并为每一场博弈提供一个确定的解

    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完全源自理性行为的一般原则。如果能

    做到这一点，它将实现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和纳什梦想的

    关于社会互动的纯科学。1965年，莱因哈德·泽尔腾完成了类

    似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第一次重大攀登式探索。要解决多重纳

    什均衡问题，最明显的进攻路线是找出依据，排除其中较为次

    要的均衡。泽尔腾认为，一些均衡是次要的，因为只有当参与

    者做出不可信的威胁时，这些均衡才会出现。例如，“相互保

    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核威慑原

    则依赖于核武器大国威胁将对自己所遭受的核攻击进行毁灭性

    报复。但是，如果被威胁者不相信威胁会被实施，那么这种威

    胁就变得不可信了。在《奇爱博士》电影中，苏联人设计了他

    们的世界末日机器，一旦发现被攻击，机器就自动且不可逆转

    地触发毁灭性报复，消除了任何不报复的可能性，从而使他们

    的威胁百分之百可信。[20]在商业上，某一市场环境下的一个

    垄断企业为避免其他企业进入这一市场并与之竞争，往往会大

    张旗鼓地威胁要打价格战。如果新来的企业相信这种威胁的存

    在，它可能就会退出市场，让垄断者继续收割巨额利润。

    当一个威胁的实施符合它的“承诺”，而不会超出威胁的

    范围使情况变得无限度的糟糕时，制造威胁的玩家才是可信任

    的。泽尔腾聪明地概括并扩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博弈的

    任何阶段，不管他们之前怎么说，参与者实际上都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因为你和其他参与者在博弈后期所做的决

    策，决定着什么是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所以你可以通过决定以

    什么决策来结束游戏，从而寻求你的最佳策略，并从后向前推

    理，直到你确定自己的第一步应该怎么做。正如博弈论学家希

    望的那样，这种逆向归纳过程可以产生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案，一个关于如何博弈的预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理论在解

    决了博弈论问题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些巨大的惊喜。

    假设有一档电视游戏节目，其形式如下。有两名玩家(我

    们姑且称他们为约翰尼和奥斯卡)，他们都知道，主持人最多

    有1 000美元的奖金可以发放。主持人首先对玩家约翰尼

    说：“现在我将向你们两位玩家各发放100美元，你是否接

    受？”如果约翰尼接受这个提议，则两名玩家会各带着100美元

    离开；如果约翰尼拒绝，主持人就会给第二位玩家奥斯卡开出

    一个新价格：约翰尼50美元，奥斯卡250美元。如此来看奖金池

    增加了100美元，但不是两人平分。如果奥斯卡接受，游戏就结

    束了；但是如果他拒绝，那就又轮到约翰尼了。同样，奖金池

    再增加100美元，两人平分，每位玩家200美元。规则相同，如

    果约翰尼接受这个提议，游戏就结束了；如果他拒绝这个提

    议，奖金池就会再增加100美元，但不均分：约翰尼150美元，奥斯卡350美元。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主持人给约翰尼350美

    元，给奥斯卡550美元。如果奥斯卡再拒绝，则他俩各得到500

    美元，游戏就结束了。

    看起来，只要有一点点耐心，约翰尼和奥斯卡就能分享总

    计1 000美元的最高奖金。但泽尔腾的逆向归纳过程却指出了另

    外一条路径。两名玩家都知道，奥斯卡接受主持人的最后报价(他会得到550美元)比拒绝(他只能得到500美元)要好。所

    以两名玩家都知道奥斯卡会接受这个报价。所以，回过头来

    看，约翰尼知道，接受主持人之前的提议(每人400美元)比拒

    绝要好(奥斯卡在下一轮接受邀请时，将得到350美元)。同样

    的道理也适用于前几轮游戏。两名玩家都意识到接受主持人的

    提议总是比让游戏继续下去要好。因为一旦对方选择接受，自

    己得到的一定比之前少。所以约翰尼应该在第一次主持人提议

    各得100美元的时候就选择接受，然后结束游戏。逆向归纳推理

    阻止了玩家获得更高额的奖金，因为双方都不信任对方会让游

    戏持续进行下去。这是博弈论的又一变体：在对超理性的追求

    中，合作会被破坏，而每个人的情况也会因此变得更糟糕。

    当然，人们很少能做到以如此的理性来思考问题。在大量

    的实验中，同样让人们进入上述博弈情境，实际上很少有人会

    按照逆向归纳推理的方式来行动。为了证明人们只要足够聪

    明，就一定会使用逆向归纳推理，经济学家最近又重复了这些

    实验，以象棋大师们作为实验对象。结果是模棱两可的：有一

    些人按照逆向归纳推理的方式进行游戏，而有些人仍然表现出

    不会这么做。这种结果带领我们走进了逆向归纳推理逻辑的裂

    隙。在上述博弈中，要想得出你应该接受第一个100美元的结

    论，你需要相信对手也正在遵循逆向归纳推理，也就是他会接

    受自己收到的第一个出价。换句话说，即使你足够聪明，懂得

    逆向归纳推理，你还需要去假设你的对手是否也像你一样理

    解。象棋大师们知道他们在和其他大师比赛，所以对他们来

    说，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假设。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情况并非

    如此。如果在游戏节目中，你的对手拒绝了他收到的第一个出

    价，那么你便能立即知道情况，也就是说，仅仅从这个拒绝中你就可以观察到，他并没有遵循博弈论的规则，因为逆向归纳

    推理意味着他应该接受第一个出价。更普遍地说，在游戏节目

    之外的现实生活互动中，我们经常与不遵循博弈论规则的人打

    交道，而期待这些人将来会变得遵守这套规则可不是什么明智

    的想法。博弈论认为，不遵守规则的人都是“非理性”的，并

    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然而我却不这么认

    为，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人过去是“非理性”的，而我们

    还要强行假设他们将来会变得“理性”，这恐怕才是真正的不

    理性吧。

    博弈论的发展正史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问题忽略了。一些

    博弈论学家一直探索这一事实，人们往往不像博弈论预测的那

    样做出行为决策。如果表达更温和一些就是，他们认为博弈论

    不应该被理解为用来提供预测的理论，而应该是用来提供在博

    弈中如何得胜的指南。但是就连像上述电视节目那样的博弈情

    境都能轻易破坏这种温和的观点。因为它证明，遵循博弈论的

    指南并不一定是博弈中一种明智的选择。在此情况下，我们恐

    怕就必须求助于博弈论的“野史”了。人类生活的僵尸科学

    有些传言是与正史恰恰相反的。据传在诺贝尔奖宣布前，纳什已经悄悄回到普林斯顿工作了几年。在宣布获奖的那天下

    午，他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纳什那古怪的、令人不安的幽默

    感依然存在。他指出，诺贝尔奖得主们通常都会说，他们对分

    享这一殊荣感到多么高兴。但是纳什说，他更愿意独自获奖，因为他真的很需要钱。在演讲结束时，他将博弈论与物理学中

    的弦理论进行了类比，他说这两门学科的研究人员发现它们都

    具有内在的吸引力——因此他们喜欢假装这两门学科实际上都

    很有用。[21]这也许就是纳什的个性，尤其是在诺贝尔奖宣布

    后，他开着玩笑表达了对博弈论的蔑视。大约也是在那个时

    候，他把自己对博弈论的贡献描述为他“最微不足道的工

    作”。[22]但纳什身边的另一位获奖者也同样对博弈论的肤浅

    提出了担忧。曾经热衷于在解决多重性问题的过程中使用这种

    矛盾的逆向归纳推理方法的泽尔腾，已经放弃了对这种理论的

    痴迷。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泽尔腾反复强调博弈论过于正

    式，过于数学性，不能作为人们思考社会交往中实例的可靠指

    南：“博弈论用来证明定理没什么问题，但用它来玩游戏就不

    灵了。”[23]

    然而，这一否定性结论似乎又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博弈论

    显然可以告诉我们在某些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究竟应该如何明智

    地行事。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环境中，每个玩家都知道自己精通博弈论，就好像他们人手一本最先进的教科书。所以，如

    果一个象棋大师和另一个象棋大师下棋，那么他们都有理由假

    设对手掌握复杂的博弈论知识。类似的防御型博弈论看上去有

    用得多。1994年12月5日，就在约翰·纳什离开美国前往斯德哥

    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那一天，美国副总统戈尔宣布了“有史以

    来最伟大的拍卖”——拍卖移动电话使用的无线电波频谱许可

    证。拍卖也是一种博弈。这场拍卖更是运用最新的博弈论精心

    设计出来的。当1995年3月结束拍卖时，美国政府很高兴，它收

    到了70多亿美元的投标。频谱许可证拍卖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

    财政收入，被誉为应用博弈论的胜利。在这里，终于有了一个

    参与者们都基于真正“理性”进行互动的环境——大公司在拍

    卖中竞争，每个公司都由博弈论专家团队提供建议——导致的

    结果也可以被代表政府设计拍卖的博弈论专家预测和调整。至

    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然而事实仍然让人失望，博弈论并没有提供一个理想的拍

    卖策划方案来满足政府的目标，因为博弈论无法在相互冲突的

    拍卖方案之间做出判断。不同的博弈论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建

    议。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每个人都要考虑到其他博弈论学家

    也会被雇用为竞争公司的顾问。此外，博弈论学家不仅就如何

    在预先确定的拍卖中出价提供建议：他们从拍卖过程一开始就

    被雇用，来帮助企业有针对性地讲解拍卖策划方案，这样的规

    律将有助于使博弈情境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然而，最终

    结果并不能说明企业参与者都是“超理性”的。许多成功的竞

    标者拖欠付款，而电信业后来倒闭和合并的情况也不断增多，这些情况都被普遍归因于拍卖时出价过高带来的负担。[24]发

    生在2000年的同样深受博弈论影响的英国频谱许可证拍卖的经验也与此类似：博弈论既没有告诉政府如何最好地策划拍卖，也没有充分解释或预测竞标者行为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博弈论在拍卖等情况下的作用有限，那么为什么它在

    今天的经济学中仍享有崇高的地位呢？这个问题虽然没有一致

    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却有共同的主题。

    博弈论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功或优势，而是因为经济

    学家求助于它来解决经济学其他领域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为了

    找到打破长期辩论僵局的新技术。例如，到20世纪70年代，芝

    加哥大学的律师和经济学家们的观点逐渐影响了对大公司的监

    管。芝加哥学派对“法律与经济”的态度本质上是监管越少越

    好。他们认为，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之所以占主导地位，是因为

    它们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而不是因为反竞争行为。

    博弈论给芝加哥学派观点的反对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它严

    肃对待反竞争行为，这个框架以其高度的数学复杂性给监管者

    和法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新的招数，可能会让你在政治辩论或法律辩论中占上风。在其他领域，野

    心勃勃的经济学家正在对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帝国主义式的入

    侵，超越了市场和价格的范畴，从而超出了用于经济分析的传

    统工具所能辐射的范围。博弈论为这些经济学家提供了一套新

    的工具，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工程师，设计用于生产理想社会

    产物的体系和机制。用他们的话说，这些博弈论的学术使用者

    非常成功：继1994年的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之后，在接下来

    的20年中，基于博弈论的研究又为八位经济学家赢得了诺贝尔

    奖。相比之下，质疑博弈论的经济学家则面临着被排斥的局

    面。泽尔腾没有遵循对人类行为做出假设的标准的博弈论实验

    程序，而是坚定地相信，应该利用实验室的实验来研究人们的

    实际行为。就一些博弈论学家而言，这使他沦为一个所谓“在

    通往博弈论‘纯粹和真实’事业的道路上迷了路(甚至更糟)

    的背叛者”。[25]

    但泽尔腾只是经济学家中的一个例外。博弈论并不乏纯粹

    而真实的信徒，它的魅力和力量绝不应该被低估。尽管这一理

    论存在诸多问题，但事实证明，纯社会科学的魅力是不可抗拒

    的。美国政治学家，后来成为博弈论学家的罗伯特·阿克塞尔

    罗德(Robert Axelrod)所说的“工具法则”进一步强化了这

    种魅力：给一个学者(或一个孩子)一把锤子，他们就能找到

    可以让他们砸的东西。因此博弈论被用来“解释”信任，尽管

    在博弈论出现之前，还远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信任存在任何需

    要解释的神秘之处。所以，博弈论是一种僵尸科学，是人类互

    动的一种视角，无论它看起来多么没有生气，都不会消亡。许

    多思想家放弃了这一课题，但新成员的加入又会重振这一宏伟

    梦想。正如最近一位“皈依者”庄严吟诵的那样：“博弈论是

    一本可以应用于所有生命形式的通用大词典。策略性的互动巧

    妙地将生命与非生命体分开，并定义了生命本身。”[26]

    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梦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博弈论思想

    已经走出学术界，成为常识思维的一部分。但在此过程中，一

    些微妙之处已经消失。人们普遍认为，关于合作的理论主要是

    为傻瓜准备的，只有天真的人才会依赖对彼此的信任行事。特

    别是，在一个不容置疑的逻辑下，博弈论已经普遍被理解为证明了利他、信任以及合作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即使和你打

    交道的就是这样的人，你也不能做出同样的利他、信任或合作

    行为。但是这根本就是对博弈论的误解。

    是的，尤其是在冯·诺依曼、纳什和兰德公司的早期时

    代，博弈论经常假设人们永远是自私的。但是博弈论为自私辩

    护或推崇自私的情况非常局限。纳什均衡理论本质上意味着，如果其他人都表现得自私，那么你也应该这样做，自私是你对

    其他人自私行为的最好回应。进而他们也用自私来对你进行回

    击，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不合作”的死循环。但关键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假设其他所有人会在一开始就表现得

    自私。如果没有这个假设作为前提，那么对我们为什么会陷入

    不合作状态的一连串解释就不复存在了。

    换句话说，博弈论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纳什均衡，但它没

    有解释哪种均衡，是合作均衡、非合作均衡还是其他。人人都

    在道路的同一边开车，这是一个纳什均衡的情况。人人都在道

    路左边开车和人人都在道路右边开车，这就是两个纳什均衡。

    对于哪种均衡将会出现，以及各国之间为何会存在差异，博弈

    论几乎没有解释。同样，键盘的QWERTY键盘布局也是一种纳什

    均衡：如果每个人都在用QWERTY键盘打字，而且几乎所有的键

    盘都是按照QWERTY键盘制造的，那么你也应该学会用QWERTY键

    盘打字，新的键盘也会用这种设计。因此，这种平衡一直维持

    着，即使它比其他有竞争力的键盘布局(例如DVORAK键盘)输

    入起来慢得多：即使所有键盘用户的情况都因此变得更糟，这

    种平衡也仍然存在。但是，博弈论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被困在这个“速度更慢”的平衡中，执着地使用着慢速的QWERTY键

    盘。

    因此，关键问题往往不在于为何纳什均衡会持续存在于参

    与者做出均衡策略的过程中，而在于我们是否会首先达到均

    衡：这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博弈论问题。(以QWERTY键盘

    为例，其复杂的排列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的发明是为了让

    打字员慢下来，因为在那个时代，打字速度快很容易使打字机

    的按键卡住。)而最让博弈论正统派头疼的是，即使一场博弈

    中只有一个纳什均衡，也不代表我们就能在实际博弈中达成我

    们预想的结局。只能说，如果其他人也在遵循纳什均衡策略，那么你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也用纳什均衡策略。但正如我们看

    到的，有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你认为其他人可能不会

    采用纳什策略——他们并不自私，或者他们不会像博弈论学家

    那样思考。这是博弈论中一个非常基本的漏洞，但是竟然没有

    一本教科书提到这一点。

    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的

    高潮部分，温斯顿和裘莉亚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两人被

    分开关押，并遭受酷刑，以迫使他们背叛对方。但在这里，博

    弈论的预测是错的——他们没有背叛彼此。奥威尔对人生意义

    的理解使他认为，爱、友谊和忠诚至高无上。这些概念在传统

    博弈论中没有地位。但这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

    么传统博弈论就不能包含对人类意义的全面理解呢？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当人们处于看似“囚徒困境”的情

    况下时，他们的行为并不像博弈论预测的那样。对此，博弈论给出的回应是：这些参与者可能不是真的处于囚徒困境之中。

    因为这个博弈情境的规则规定，参与者必须狭隘地以自我利益

    为中心，因此按照定义，温斯顿和裘莉亚这样的人不会面

    临“囚徒困境”，因为他们不符合“囚徒困境”参与者的假设

    条件。其实，一旦把温斯顿和裘莉亚对彼此的关心融入游戏的

    数学表达中，我们就建议他们不要背叛彼此。考虑到他们的爱

    情、友谊和忠诚，他们的“最佳战略”就是进行合作。实际

    上，更普遍的观点是，通过调整代表每个选择结果的数字，玩

    家关心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包含在博弈论中。

    然而，博弈论强加了一个微妙但关键的限制：它不关注不

    同选择的历史背景，而只关注它们的后果或结果。[27]结果天

    生具有前瞻性，因为它在影响未来，而我们基于道德对于公平

    和责任的关心则通常使我们向后看：看谁做了什么，为什么这

    样做。这种只关注结果的观点意味着，博弈论必须以一种有

    限、片面地对人类意义的理解来运作。这种理解坚持认为，我

    们的未来永远比我们的过去更重要。在下文中我们会发现，类

    似的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反复出现：它试图将道德关怀纳入标准

    经济理论，而在这个过程中却限制、扭曲或颠覆了它们。

    在冯·诺依曼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做了一件事，震惊

    了所有认识他的人。也许是连他也开始不再局限于博弈论对人

    性狭隘看法的约束，也可能这只是癌症使他身心崩溃的一种副

    作用。他一生都是坚定的怀疑论者，并受洗礼成为一名罗马天

    主教徒。然而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动弹不得时，一名本笃会

    修道士施特里马特神父(Father Strittmatter)经常来探望

    他，并在病床边听他忏悔。但这似乎没有任何帮助。这位施特里马特神父回忆说，直到生命尽头的那一刻，冯·诺依曼一直

    对死亡感到恐惧。当以一场完整的罗马天主教形式的葬礼送别

    冯·诺依曼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任乘坐一辆出租车离

    开了，他对一位物理学家同事说：“如果约翰尼(纳什的昵

    称)真的去到了他想去的地方，那么现在肯定正在进行一场非

    常有趣的对话。”[28]

    [1] The RAND Hymn，1961，quoted in Nasar，S. (1998)，A Beautiful

    Mind(London:Faber)，104.

    [2] Nasar，71.

    [3] Fortune，March 1951.

    [4] Life，25 February 1957.

    [5] Keynes ， J. ( 1978 ) ，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eds. E.Johnson and D. Moggridge (Royal Economic Society)，vol.

    10，173–4.

    [6] 1英里≈1.6千米。——译者注

    [7] 1947年10月8日致摩根斯特恩的信，解释冯·诺依曼拒绝审查保罗·萨缪尔

    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引用自Morgenstern (1976)，“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Oskar Morgenstern and John von Neumann on the Theory of Gam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4(3)，810。

    [8] Morgenstern’s diary，April–May 1942. Quoted in Leonard，Robert

    J. ( 1995 ) ， “From Parlor Games to Social Science:Von Neumann ，Morgenstern，and the Creation of Game Theory 1928–1944”，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3(2)，730.

    [9] 事实上，它的发现要早得多。他是一位法国数学家，也是一位图书收藏家，曾写出许多关于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重要评论。20世纪60年代，他在巴黎塞纳河岸边的一个小摊上买了一本数学专著，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双人零和博弈的最大

    最小解。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713年。

    [10] Nasar，94.

    [11] 兰德公司做不出有用的研究，这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到20世纪50年代末，外 界 说 “ 兰 德 ” ( RAND ) 成 了 “ 研 究 而 毫 无 进 展 ” ( Research And No

    Development)的代名词。

    [12] Ibid.

    [13] 纳什均衡只是揭示和描述了一个永远会达到稳态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并非

    所有策略组合中的最优结果。——译者注

    [14] 引自Heims，S. (1980). John Von Neumann and Norbert Wiener:From

    Mathematics to the Technologies of Life and Death ( Cambridge:MIT

    Press)，327.

    [15] 引 自 Poundstone ， W. ( 1992 ) ， Prisoner’s Dilemma ( New

    York:Anchor Books)，168.

    [16] 引自Ferguson，N. (2017)，The Square and the Tower:Networks and

    Power，from the Freemasons to Facebook (London:Allen Lane)，260.

    [17] Hertzberg，H. (2001)，“Comment:Tuesday，and After”，New

    Yorker，24 September 2001，27. 引自Amadae，S. (2003)，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6.

    [18] Russell ， B. ( 1959 ) ， 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

    (London:Allen and Unwin)，30.

    [19] Nasar，242，244.

    [20] 然而，在这部电影中，美国事先并不知道世界末日机器的存在，这使它无

    法成为一种威胁。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对经济学家兼博弈论

    学家托马斯·谢林对这一情节缺陷的抱怨选择置之不理(见第六章)。

    [21] Ibid.，379.

    [22] 也许纳什最终还是接受了冯·诺依曼50年前对他著作的评价。[23] Goeree，J.，and Holt，C. (1999)，“Stochastic Game Theo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96，10564–7.

    [24] Mirowski and Nik-Khah in D. Mackenzie，F. Muniesa and L. Siu

    (eds.)(2007)，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5] Sadrieh，A. (2010)，“Reinhard Selten a Wanderer”，in A.

    Ockenfels and A.Sadrieh ( eds. ) ， The Selten Schoo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Berlin，Springer Verlag)，5.

    [26] Gintis，H. (2009)，The Bounds of Reas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7] 对于下面概述的论点的严格发展参见F. Guala (2006)，“Has Game

    Theory been Refuted？”，Journal of Philosophy，103，239–63.

    [28] https: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

    histories 30665.第三章

    财富打败公正：古怪的科斯定理我有一个避免失业的新方法，那就是向雇主行贿。为了达

    到最佳效果，面试也不应该拐弯抹角、藏着掖着地进行，而应

    该通过让求职者在面试时提供明确的现金报价来进行。诚然，这可能将导致一场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对话。我们可以来想象一

    下这个场景。

    经理：(从椅子上站起来)嗯，谢谢你今天过来。

    我们应该能在明天之前通知你。

    罗恩(求职者)：嗯……呃……还有一件事。就这

    么说定吧，如果你保证给我这份工作，我就给你500美

    元。

    经理：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罗恩：这是用来鼓励你聘用我的。这是一份好处!

    经理：(尴尬地笑)哦，我明白了。很抱歉，我们

    这里不能这样做。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要面试下一个

    人了。今天下午我还要见很多人。(说完后向门口走

    去。)

    罗恩：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这是政府的计划。

    经理：(听起来难以置信)你的意思是，如果我雇

    用你，那将会有一个专项计划来支付我500美元？罗恩：呃，其实是公司。你的公司将得到500美元。

    据我所知，这一切都写在这封信里。(从口袋里拿出信

    来。)

    经理：(读信)嗯，我明白了，但我以前从来没见

    过这个。嗯……你介意我问一下你有什么特殊身份吗？

    这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找工作的人，因为我以前从来没见

    过。

    罗恩：哦，我不知道，我以为每个人都有资格的。

    经理：嗯……好像有两份表格要填，我们得等四个

    月。我必须得到许可。这有点儿奇怪啊!当然，这还要

    列入账目。还是算了吧，不过总之，我还是会考虑你的

    申请，不会让这件事妨碍你和其他人的公平竞争。

    事实上，贿赂雇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83年，随着美国

    失业率超过10%，人们越来越不顾一切地寻找能够降低失业率的

    政策。伊利诺伊州决定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它每年随机选择

    近4 000人，来参加一项长期的“招聘鼓励实验”。[1]这些人

    被告知，假如他们在失业后的11周内找到一份新工作并做这份

    工作至少四个月，他们的新雇主就可以向州政府申请500美元的

    奖金。而500美元的奖金将由失业者在求职过程中提供。

    可能是因为他们预料到了我们想象中的罗恩会得到的那种

    不安甚至有敌意的反馈，超过13被邀请参加实验的人都拒绝

    了。在参与调查的人中，只有4%的雇主最终得到了雇用这些人

    的报酬。该计划的一些参与者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有一些在四个月期满前就失业了。而超过13有资格获得500美元奖金的雇

    主也没有拿到奖金，仅仅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向伊利诺伊州政府

    提交最终表格。

    设计这个实验的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许多失业者不愿参

    加，或者他们的新雇主不会申请这笔意外之财(要知道，1984

    年的500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 200美元)。此外，经济学家似乎

    没有意识到，向你的潜在雇主提供贿赂实际上会给求职者带来

    尴尬或难堪。实验设计者给参与者提供的信息还包括，如何向

    雇主介绍获得500美元奖金的具体说明，就好像这只是写着在面

    试中该说些什么的一条普通建议一样，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

    单。

    这些经济学家古怪的世界观是在科斯定理的启发下形成

    的。科斯定理是基于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经济理论提

    出的。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科斯曾经定居于伊利诺伊州。科斯

    定理假设，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总是愿意做一种交易，即

    通过花钱来换取想要的东西，或者通过收钱来提供别人想要的

    东西。法律、道德准则或社会惯例当然会反对你通过贿赂去获

    得一份工作，但如果这项交易是互惠互利的，那么这些规则也

    没办法阻碍它的达成。经济学家们本质上都认定科斯定理在现

    实中是成立的。

    尽管诸如招聘鼓励实验这样的政策表现不佳，并且它对交

    易的想法过于天真，但基于科斯定理的世界观还是在许多方面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胜利。它始于一场真正的法律思想革命：科

    斯定理的产生源于科斯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它后来成为法学期刊中被

    引用最多的论文。[2]科斯的理念使人们相信，法律的最终目的

    是使全体公民的财富最大化。为此，法律体系应确立明确的规

    则和权利，为个人在市场规律和交易达成中肃清障碍。这个观

    点虽然直接导致了现今主流政策的形成，但当它首次被提出

    时，它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十分激进的。比如政府拍卖手机

    和电视广播频道，以及政府建立的“碳交易市场”，在这个市

    场中，不同的公司之间可以交易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权

    利。最近，科斯定理被用于其他“创造”市场的提议，包括政

    府间接纳难民义务的交易，或通过“生育许可市场”来控制人

    口。除了将市场经济引入以前不存在的领域之外，科斯定理是

    宣扬“不作为”的：政府应该什么都不做，它不应该进行干

    预，因为受影响各方之间的私人交易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一场偶然。偶然的经济学家和他偶得的定理

    罗纳德·科斯于1910年12月出生在伦敦西北部郊区的威尔

    斯登。后来，科斯回忆，他小时候腿有点儿残疾，还戴了一种

    铁质的腿套。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供肢体残疾学生就读的。

    [3]而这也导致他后来只能进入基尔伯恩文法学校(政府开办的

    特殊教育学校)读书。正常情况下，学生应该在11岁入学，但

    他12岁才入学。五年后，晚入学一年这件事影响了他对大学科

    目的选择。他想学习历史，却无法如愿以偿。当时，历史学位

    只对那些学习过拉丁语的人开放，科斯因为晚一年进入基尔伯

    恩文法学校，所以没能学习这门课。他报考大学的第二志愿是

    化学，但他不喜欢数学，可学数学是获得理科学位的必要条

    件。因此，正如他所说：“我转到了基尔伯恩文法学校学生可

    以攻读的唯一一个学位——商业学位。[4]由于这个偶然的机

    会，科斯得以于1929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他学

    习得很快。三年后他在邓迪进行了一次演讲，演讲稿中描述了

    他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想法，当时他才21岁，他的这篇论文——

    《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很特别，这是半

    个多世纪后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大经济学贡献之一。

    (概括来说，《企业的本质》试图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尤其

    是为什么企业家把雇用员工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基本政策，而

    不是把每一项任务都外包出去。)但在这里，他的另一个贡献

    ——《社会成本问题》，才是我们关注的。经济学中许多伟大的思想，最初都是源于纯理论中的一些

    抽象习题，后来通过考虑到其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如果可以有

    的话)，才被演化成理论。科斯的工作则有所不同。在他漫长

    的职业生涯中(在101岁时，他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书《变革中

    国》)，科斯批判了抽象理论，认为它是“黑板经济学”。科

    斯特别感兴趣的是公共部门的垄断，尤其是那些与广播有关

    的，如BBC(英国广播公司)。1951年移居美国后，他研究了联

    邦通信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对什么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判断，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放广播牌照。科斯几乎无法掩饰他对自

    己看到的这种国家强制手段的蔑视，他指出，这类似于一个由

    联邦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其任务是挑选那些被允许在每个城

    市、城镇和村庄出版报纸和期刊的人。[5]科斯提议，广播频谱

    上的时间间隙应该拍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这在当时对那些

    从事广播工作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如今，这在许多国家已

    成为标准做法。

    科斯的主要论点是，联邦通信委员会不需要限制广播频谱

    的分配。只要这些权利是由法律明确界定的，并且可以转让，那么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落到最重视它们的广播公司手中。最

    初获得转播权的人可以通过出售转播权赚到比保留转播权更多

    的钱，当然，除非最初的获得者比任何人都更看重转播权。而

    且，由于最重视它们的广播公司可能会最大限度地妥善利用它

    们，这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事实证明，科斯的观

    点不仅在当时震惊了广播公司和联邦通信委员会，显然，在现

    在看来，自由市场经济的守护者们对此也感到惊讶和充满敌

    意。科斯把他关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论文寄给了《法律经济学

    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这是芝加哥大学

    的一个新出版物，是自由市场经济学产生学术冲击力量的主要

    阵地。他们认为，科斯的推论——应该由谁获得某物的合法权

    利与到底由谁最终获得该权利并没有直接影响——是完全错误

    的。与科斯不同，在他们看来，很明显，如果一家公司没有从

    事某些活动的合法权利，它就不太可能从事这些活动，因为它

    可能要承担由于违犯法律而付出的代价。例如，如果一家公司

    没有相关的专利，那么它生产这种产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或

    者可能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或水污染而被起诉。因此，《法律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亚伦·戴雷科特要求科斯删除他论

    文中的核心结论。科斯得出的结论是，法律立场最终可能对产

    出几乎没有影响。当科斯拒绝后，戴雷科特邀请他到芝加哥参

    加聚会，并解释他的论点。这次聚会听上去应是其乐融融的，而事实上它更像是一场严酷的审讯。

    20世纪60年代初，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将自己视为不得不与

    远在华盛顿和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政治及学术机构展开激烈斗争

    的外来者。年轻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后来承认，他

    们都肩负着责任。贝克尔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

    不安感使这些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