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

    作者：【日】藤井省三

    译者：潘世圣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5-01

    ISBN：9787513337328

    目录

    CONTENTS

    “有邻”丛书 发现不同视角下的中国

    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我与鲁迅

    一 、我的鲁迅体验

    二、《故乡》之旅

    三、邓小平时代的绍兴

    四、现代东亚与鲁迅

    第二章 觉醒与出走——绍兴、南京时期

    一、生兹江南古城

    二、保姆与绘本

    三、父亲的病与传统批判

    四、告别故乡

    第三章 充满刺激的留学体验——东京、仙台时期

    一、留学“帝都”

    二、时间与空间差异的消失

    三、置身“读书社会”

    四、仙台学医

    五、文学运动的正式启航

    第四章 从官员学者到新文学家——北京时期

    一、从杭州、绍兴到北京

    二、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

    三、文学革命与五四运动

    四、从官员学者到新文学家

    五、“彷徨”时期

    六、“赎罪”哲学的求索

    第五章 恋爱、电影及绯闻——上海时期(上)

    一、北伐战争与辗转厦门、广州

    二、免遭查禁的《两地书》

    三、共和国的发展与老上海的繁荣

    四、文化市场的高速成长

    第六章 左翼文坛旗手——上海时期(下)

    一、面对独裁的无畏批判

    二、与内山完造邂逅

    三、自由谈：与审查的博弈

    四、抵抗日本侵略

    第七章 日本与鲁迅

    一、鲁迅与大江健三郎

    二、世界最早的鲁迅介绍

    三、文库版《鲁迅选集》与《大鲁迅全集》

    四、中文教科书与鲁迅

    五、太宰治《惜别》与竹内好《鲁迅》

    六、多元化的鲁迅研究

    七、鲁迅文学的日译

    第八章 东亚与鲁迅

    一、共同的现代经典

    二、创造性改编：香港与鲁迅

    三、民主化前后：台湾与鲁迅

    四、“狮城”的特性：新加坡与鲁迅

    五、脉脉相承的“鲁迅阅读”传统

    第九章 鲁迅与现代中国

    一、神化鲁迅：毛泽东时代

    二、作为“独立思考”的读书：邓小平时代的鲁迅

    三、暗杀鲁迅传闻的来龙去脉

    四、村上春树与鲁迅

    简略年谱

    图片出处

    译后记

    “有邻”丛书

    发现不同视角下的中国

    中国主题图书出版联盟策划出版。2018年，联盟由新星出版社策

    划并联合岩波书店、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共同发起，旨在集合中日出

    版界中坚力量，打造联合、开放、包容的出版平台，鼓励以多种方式

    策划出版中国主题图书，并在中日两国出版发行。

    中国·新星出版社

    日本·岩波书店

    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

    日本·东方书店

    中文版序

    本书原为日本的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所刊行，属该社教养启蒙系

    列丛书“岩波新书”中的一册。初版印刷两万册，售罄后继续以电子

    版形式出版发售至今。韩文版也已刊行面世，不久中文版也将荣幸出

    版，我想这都受惠于鲁迅文学已经成为东亚现代经典这一事实。

    现在，这本由日本鲁迅研究者面向日本读者写作的小书有机会被

    译为中文，以供鲁迅的祖国的读者们阅读批评，我感到由衷喜悦。

    阅读和理解鲁迅文学，可以有若干不同的层面和文脉，譬如读者

    自身的阅读体验，鲁迅的个人史，或者是近代中国的文化社会史，乃

    至世界文学史，等等。无论是中学生出色的阅读感想文，还是文艺批

    评以至研究论文，都是在某个层面和脉络中进行深入广泛阅读的产

    物。在如何阅读和理解鲁迅这一点上，中国的文艺批评家以及现代文

    学研究者与日本的研究者大致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以我个人而言，在四十多年的鲁迅研究中，一方面依托了19世纪

    以来东京大学中文研究室所形成的考据学传统，以及20世纪后半叶开

    始在东京大学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吸收借鉴了中国

    学界丰富而深厚的学术研究积累，最终摸索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坐标，即在东亚文学史的文脉中阅读鲁迅。

    我在多年前出版了《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围绕着鲁迅如

    何创作《故乡》，而《故乡》在中国又如何为人们所阅读的问题，对

    《故乡》阅读史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鲁迅阅读了俄国作家契里珂夫(1864—1932)的短篇小说

    《省会》的日文译本，并模仿《省会》创作了《故乡》，塑造了苦恼

    的中年男性和快活的少年两种人物形象，表现了辛亥革命后弥漫于中

    国农村的绝望与希望。

    二、中国的《故乡》阅读因时代而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鲁迅的模仿和创造以及中国“《故乡》阅读史”的变迁，与

    中国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通过《故乡》阅读史可以生动地把握现代

    中国的脉络。

    其后，我将研究重点转向“鲁迅与日本”这一领域，主要解决了

    以下三个问题：

    四、在留日时期以及北京—上海时期，鲁迅通过阅读大量日文书

    籍，接触并学习了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

    五、20世纪30年代之前，鲁迅及其小说、散文诗创作受到过夏目

    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人的影响；而20世纪40年代之后，日本

    的太宰治、松本清张、大江健三郎、寺山修司、村上春树等人则受到

    鲁迅的影响。

    六、日本作家模仿鲁迅所建构的文学史以及日本鲁迅文学阅读的

    变迁，也同样与日本社会的历史紧密相关，通过日本的《故乡》阅读

    史也可以切实地把握现代日本历史的流动轨迹。

    在研究成果一至六项的基础上，笔者推断鲁迅在中日间的这种文

    学现象，推而广之应该也适用于东亚地区。于是召集北起韩国南到新

    加坡，再加上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开展专题合作研究，先

    后进行了“20世纪东亚文学史中的村上春树”“东亚的鲁迅阿Q形象系

    谱”“现代东亚文学史国际共同研究”等三项国际合作研究，历时达

    十二年之久。

    本书就是笔者上述鲁迅阅读和研究的集成。笔者的视点和方法与

    中国的鲁迅阅读究竟有哪些相似又有何等不同呢？——不知道会不会

    有读者带着这些问题来阅读本书。笔者由衷期待读者们的指教和批

    评。

    本书的译者潘世圣教授多年来围绕鲁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发表

    了很多出色的论著。衷心感谢潘教授百忙中为本书的翻译费心劳神。

    藤井省三

    2019年9月1日，南京大学平仓巷宿舍

    序言

    要叙述现代中国，则鲁迅文学必定不可缺席。要叙述现代日本以

    及东亚，鲁迅文学同样不可缺席。当我们以鲁迅文学为坐标轴来展望

    现代日本和东亚时，可以清晰观察到东亚的个性与共性。

    1902年，鲁迅在其留学的东京开启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之后他在

    东亚诸城市生活并工作，最后定居上海，于1936年走完了自己的一

    生。鲁迅辞世距今已逾七十载，但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依然为广大中

    国乃至东亚各国读者所阅读和喜爱。在日本，所有初中国语教科书都

    选入了他的作品，鲁迅文学几成日本的“国民文学”[1]。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阅读鲁迅作品始于东京奥运会(1964年)期

    间，本书的第一章就从这里开始。当时日本已进入经济高速起飞阶

    段，东京的空地和荒地急速消失，我也从一个小学五年级的棒球少年

    变成读书少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鲁迅那篇珠玉般精美的

    小说《故乡》。后来我上了大学，专攻中国文学，并在20世纪70年代

    末期，作为最早的一批交换生来到中国。留学期间，我曾四次访问鲁

    迅的故乡绍兴，并被这个自20世纪初叶以来仿佛一直在沉睡的小小古

    城深深吸引。

    第二章主要叙述鲁迅的南京读书时期；第三章则关注鲁迅在东京

    和仙台的留学体验；第四章讨论鲁迅在北京一边于教育部任职，一边

    正式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情况；第五章和第六章讲述鲁迅经过厦门、广州、香港到达上海，与爱人许广平开始了中流社会的家庭生活，同

    时不惧危险，用笔杆子与国民党独裁政权展开激烈斗争。

    第七章探讨从太宰治、竹内好到大江健三郎以及村上春树如何阅

    读、接受鲁迅；第八章考察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

    这两个东亚国家，如何形成阅读和学习鲁迅的传统，其共同点以及差

    异点何在等问题。

    第九章再次将视线转向中国，试图描述以下一些问题：毛泽东对

    鲁迅的评价(鲁迅神圣化)，邓小平时代基于“独立思考”的鲁迅再

    认识，大学升学率急遽上升以及竞争日益炽烈的应试教育所带来的中

    学生、大学生对鲁迅的疏远，还有最近出现的所谓鲁迅之死系日本医

    生谋杀等问题。

    好，让我们一起开始周游鲁迅的东亚之旅!

    注释：

    [1]日语中的“国民文学”通常有如下两个含义：一、指一个国家所特有的可以代表

    和表现国家的文化、国民性的文学。二、被一个国家的国民广泛阅读、普遍认

    可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此处指第二种含义。

    第一章

    我与鲁迅

    绍兴鲁迅文化广场之鲁迅像

    一、我的鲁迅体验

    与鲁迅《故乡》邂逅

    我与鲁迅的初次相遇，还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是1963年，即

    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我家住在东京大田区马込的一条20世纪50

    年代中叶修建的住宅街上，房子周围有很多空地，小学三年级之前，我每天都会在空地里玩棒球。但到了四年级，那个棒球少年却开始每

    天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看书了。因为周围的空地都开始造房子，不再

    有地方可以打棒球了。接着，都营地铁[1]浅草线也延伸过来，将马込

    与东京都的中心连接到了一起。

    就在我从一个棒球少年摇身变为读书少年的时候，我遇到了鲁迅

    的小说《故乡》。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

    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

    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

    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

    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

    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

    没有什么好心绪。

    丧失的物语

    时隔二十年，“我”重回故乡，却发现记忆中的美丽故乡如今已

    变成一片落寞的故土，于是禁不住悲凉起来。小说的叙事者“我”重

    归故乡，也是因为家道中落，要卖掉老房，带上母亲和侄儿告别故

    乡，前往异地开始新的生活。出现在“我”面前的儿时的小伙伴闰

    土，因为贫困，早已成为一个木偶般迟缓木讷的农民；那个年轻时贤

    淑美丽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也变成一个庸俗厚颜的中年妇人……这

    就是《故乡》的内容梗概。

    这篇关于“丧失”的物语，给我这个因奥运会带来的建设高潮而

    失去空地的棒球少年以莫大感动。于是，暑假的读书作业我便选择了

    鲁迅的《故乡》。正是这篇小说第一次告诉我，成熟总是伴随着丧

    失。

    后来，我又在中学国语教科书里与《故乡》重逢，到了60年代末

    期，日本发生高中校园纷争[2]，我看到毛泽东推赞鲁迅为“中国革命

    的圣人”，于是开始阅读岩波文库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以及筑摩

    书房出版的三卷本《鲁迅作品集》。在竹内好[3]鲁迅观的影响下，我

    对鲁迅作品特有的浓重暗色产生了强烈共鸣。同样是在1970年，和我

    一样出生于1952年的歌手藤圭子咏唱“十五、十六和十七我的人生多

    暗淡”“圭子的梦啊，在夜里绽放”，那一年她获得了日本歌谣大

    奖。我想，在青春时代，对暗淡而非明快更有共鸣的，一定不止我一

    个人。不过无论如何，引导我去关注“暗”的思想的，确乎是竹内好

    的鲁迅研究。

    凝视民族与自我的暗部

    考进大学后，我选择了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

    中期，我则埋头写作硕士论文，探讨20世纪初叶的鲁迅如何接受英国

    浪漫派诗人拜伦等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对外受到欧美和日本侵略，对内则有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以及其他农民起义，在内外双重夹击之

    下，中国逐渐走向衰落；而日本则在历经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

    (1894—1895)及日俄战争(1904—1905)后，大力推进建设民族国

    家并实现欧化(近代化)。面对中日两国的差异，“究竟该如何拯救

    中国？”“中国需要走何种近代化道路？”成为留日学生鲁迅和他的

    老师，那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1869—1936)以及二人共同

    的好友苏曼殊(1884—1918)——他曾试图联合印度的独立运动家，向佛教寻求革命家的道德[4]，后来成为一个漂泊的诗僧——在20世纪

    初叶所欲致力解决的课题。我曾考察他们三位有关拜伦的批评和翻译

    活动，试图还原他们充满纠葛和搏斗的精神历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

    中，我认识到鲁迅正是为了追求光明，而凝视自己的民族以及其自身

    的暗部。

    完成硕士论文后，我即于“文化大革命”(1966—1976)结束后

    不久的1979年，来到中国留学。1972年，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但直

    到六年后的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才正式签订。因此日中政

    府间的留学生互派制度直到1979年才得以施行。在北京“被滞留”一

    个半月以后，我被分配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当时那里尚能看到“文

    革”时期的混乱以及毛泽东时代的痕迹。我刚入学时，学校的研究生

    院制度还没有恢复，一些知名教授还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

    迫在校内打扫卫生，进行劳动改造。而这些教授得以平反昭雪并重回

    讲台，还是我结束留学回国之后的事。

    注释：

    [1]“都营地铁”，即由东京都运营和管理的地铁。

    [2]“高中校园纷争”，指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部分高中校园发生的学生运动。60

    年代中叶，以反对越南战争为契机，日本部分大学校园内掀起学生运动，到60

    年代末期，运动愈演愈烈，波及全国半数以上的大学，并出现了武装暴力等极

    端行为。随后，运动又波及许多高中校园，学生以抗议运动的方式呼吁改善学

    校环境、改革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要求废止学生制服，实现服装自由化

    等，后经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运动得到平息。

    [3]竹内好(1910—1977)，现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评论家。1934年毕业于东京

    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同年与同伴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刊行《中国

    文学月报》，1944年出版近现代日本最早最重要的鲁迅研究专著《鲁迅》；后

    作为在野评论家针对日本的近代、国民文学以及现代中国等问题展开一系列评

    论和研究活动，1953年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1960年为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

    约》而辞职，其后继续从事中国研究。在鲁迅评论和研究以及鲁迅文学翻译方

    面贡献尤为卓著。

    [4]苏曼殊一生三次出家，其生活、文学以及革命活动均与佛教关系密切。一般认

    为，苏曼殊在清末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断割贪痴”淡名利的思想，与“佛法

    断割贪痴、流溢慈惠”的影响有关。其追求的“革命家的道德”亦即革命乃为

    反抗社会而非为个人名利之信仰。

    二、《故乡》之旅

    绍兴之旅

    由于上述缘由，我便找了个理由，离开学校去外面旅行。鲁迅的

    故乡绍兴位于上海的西南方，中间隔着杭州湾，坐火车要六个小时。

    留学的一年时间里，我曾四次前往绍兴。绍兴河溪纵横交错，是一座

    静谧的水乡小城。那里春天油菜花盛开，而夏天路边会摆满卖甘蔗的

    小摊儿，甘蔗切成30厘米一截，市中心解放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用它

    来润喉止渴。到了收获的秋天，人们忙着晾晒稻谷，火车站前、马路

    上、小桥上，整个城市到处都铺满金灿灿的稻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

    在去绍兴旅行之外，留学一年的最大成果，便是感受到十年“文

    革”后中国的凋敝现实。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回国前我与几位关系比

    较好的加拿大、德国、丹麦以及菲律宾的留学生们一起交谈，大家都

    觉得对十年“文革”中那种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再抱幻想了。

    绍兴风景(1979年)

    关于《故乡》的意外发现

    回国后，我先后担任了东京大学助教以及樱美林大学副教授，在

    教书的同时，对鲁迅与日本、欧美文学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先后出

    版了《俄国的影子——夏目漱石与鲁迅》(平凡社选书)、《爱罗先

    珂的都市物语——一九二〇年代的东京、上海、北京》(美篶书房)

    等研究著作。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故乡》我竟然获得了大大出乎

    意料的发现。

    1921年1月，鲁迅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故乡》，1922年5月，鲁迅

    前一年根据日本新潮社版《契里珂夫选集》重译的《連翹》及《田舎

    町》[1]两篇小说，收入世界文学短篇集《现代小说译丛》(上海：商

    务印书馆)并出版问世。《省会》的主人公“我”是一位革命派知识

    分子，时隔二十年，“我”乘汽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重返故乡，但

    故乡的街景已变得一片陌生，“我”不禁深感寂寞，回想起令人怀恋

    的少年和青春时代，赶去与学生时代的友人重逢。友人已是警察署的

    新任副署长，正忙于镇压民众。重逢令“我”深深失望。

    留学时期的笔者(1980年，于绍兴)

    1980年的绍兴

    《省会》和《故乡》的故事情节极为相似，考虑到《故乡》的创

    作与契里珂夫两篇小说的翻译都在同一时期进行，可以判断，鲁迅应

    该是模仿《省会》而创作了《故乡》。

    契里珂夫的影响

    契里珂夫(1864—1932)系俄国左派作家，活跃于俄国第一次革

    命时期(1905年)。1920年，由关口弥作翻译的文库版《契里珂夫选

    集》在日本刊行。日本大正时期，俄国革命曾给予日本自由主义者以

    及左翼文学青年以强烈影响，这些人都是契里珂夫的忠实读者。

    鲁迅在翻译这两篇作品时，参考日本版《契里珂夫选集》译者

    序，撰写了《〈连翘〉译者附记》，并在文中介绍了契里珂夫的经

    历：他“从小住在村落里，朋友都是农夫和穷人的孩儿；后来离乡入

    中学，将毕业，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里，往往描出乡间

    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鲁迅进一步指出：

    他的著作，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

    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纵不及别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颇富

    于讽刺和诙谐。

    这篇并非只为《连翘》而写，它同时也是另一篇《省会》的附

    记。《连翘》以回忆的形式描写主人公少年时代的朦胧恋情，与有关

    革命的“深沉的思想”并无直接关系。反倒是《省会》一篇，以第一

    次革命后的俄国为背景，明显涉及“思想性”问题。

    《故乡》对契里珂夫的创造性模仿

    那么，鲁迅的《故乡》是否仅仅是对契里珂夫《省会》的单纯改

    编呢？《故乡》开头便说“我”对故乡已经“没有影像，没有言

    辞”，这显然是在封堵对故乡风景的直接描写。但另一方面，鲁迅却

    召唤出回忆中的风景。当“我”从母亲口中听到儿时伙伴闰土的名字

    时，“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即月夜下海边那一望无际

    的西瓜地。在那里，少年闰土手握钢叉，向“我”连模样也不知道、来偷吃西瓜的小动物猹尽力刺去，但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

    逃走。小说开头对风景描写的封堵，反倒成为突出回忆中美好风景的

    伏线。

    所谓的“猹”是鲁迅的造语，多年后鲁迅在回答编辑的求证时这

    样解释：“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1929年5月4日《致舒

    新城》)

    然而，当“我”与闰土重逢时，他已变得恍如他人，接着又听人

    说他将“我”家的碗碟藏在灰堆里以便偷偷拿回家去，于是记忆中的

    故乡风景“忽地模糊了”。可以说，《故乡》整体上都是围绕着风景

    来构思的。开头先是封堵风景的直接描写，接着是记忆中的风景突然

    登场，然后是记忆风景中“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消失。

    《故乡》的“归乡—再会—失望”这一情节安排，显然是对契里珂夫

    《省会》的模仿和学习，但故乡风景描写的曲折结构却无疑是鲁迅的

    独特创意。

    在小说结尾，“我”坐在驶离故乡的小船中，慨叹“希望是本无

    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而“我”也孤独地置身于

    那少年不再的故乡风景中。

    说到契里珂夫《省会》的时代背景，适逢俄国第一次革命遭受挫

    折，政治气氛一片消沉，于是人们每每在乡愁——那承载着甜美的青

    春和希望的过去——的世界获得休憩与慰藉。小说的开头，作者满怀

    深情地讴歌一如二十年前一般的伏尔加河夏日傍晚的景致，所表现的

    正是俄国知识分子的这一心理状态。鲁迅对契里珂夫的小说框架进行

    了大幅度重构，以此透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并

    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出色完成了《故乡》对《省会》的创造性模仿。

    注释：

    [1]中文名分别为《连翘》《省会》。

    三、邓小平时代的绍兴

    时隔十六年的绍兴之行

    1992年，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高歌猛进，实现

    了经济快速增长。1995年末，我如《故乡》中的主人公一样，时隔十

    五年重访绍兴。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开往绍兴的火车上，很多乘客

    还是用化肥袋或大包袱皮作行李袋，里头塞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再用

    扁担挑在肩上。而到了1995年，这些都变成了时髦的旅行包和装满礼

    物的塑料袋。

    在绍兴火车站前，待客的出租车成群结队，大街上满是载客的微

    型巴士，乘一次仅需一元钱。市郊高楼林立，市中心更是百货店一家

    挨着一家。过去仅有的一家对外国人开放的招待所，也变成了豪华的

    三星级酒店，食堂早餐是自助形式的中餐，客人多是一家一家的，人

    们的衣着也很漂亮。酒店的住宿费也从一晚12元涨到了200元……我当

    留学生的时候没有什么钱，曾到原本不允许外国人住宿的国营旅馆，再三央求，才得以与中国客人住在一个多床位的大房间里。当时确乎

    是一晚一元钱。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这十几年来也下跌了很多，当年1

    元人民币可兑换170日元，而现在已变成了13—16日元。

    繁荣的背面……

    在文化设施方面，过去仅有鲁迅纪念馆(1973年开馆)一家。到

    了1993年，漂亮的绍兴博物馆已经竣工，二层的展厅专门介绍绍兴市

    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91—1995)的巨大发展：农民的人均年收

    入由1212元增加到2950元，城市工人则由2161元增加到7300元，分别

    是原来的2.5倍和3.5倍；绍兴市在教育方面也狠下功夫，大学和中专

    升学率位列浙江省第一，绍兴大学成立筹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不

    过，在繁荣的另一面，环境污染以及垃圾处理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过

    去干净的空气被废气污染，曾经静静流淌的河溪漂浮起一片片泡沫；

    郊外的菜地也几乎被塑料垃圾包围。远处，一位中年男子拉着一辆装

    满废纸箱、废纸的三轮车，一路捡拾路边的废纸，细心地展开抚平，再放到车上。这个情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绍兴博物馆前(1995年)

    今日之绍兴

    如今，又一个十五年过去了。2010年12月，我再次来到绍兴。这

    十五年的变化，比上一个十五年(1980—1995)更加急剧。绍兴饭店

    于十年前再次进行了大规模改建装修；客房数量和停车场面积大幅度

    增加(但豪华庭院的面积有所缩小)，酒店由三星级升为四星级。此

    外，还新建了两家超高层五星级酒店，它们比绍兴饭店更加高档；至

    于三星级酒店，更是新开了六七家。市中心的繁华街道解放路，在三

    十年前还到处是甘蔗摊儿，如今已是一家又一家的百货大楼和时装

    店，其间还点缀着星巴克。早晚时分，城市的中心街道到处都是私家

    车和出租车，经常发生交通堵塞。

    2010年10月，上海至杭州的中国版新干线开通，“和谐号”以250

    公里的时速奔驰在两座城市之间；杭州到绍兴之间的列车也提速至120

    公里。上海到绍兴的旅程由过去漫长的六个小时缩短为一个半小时。

    绍兴解放北路古轩亭口繁闹的夜晚(2010年)

    鲁迅故里的绍兴传统商业街(2010年)

    市中心的绍兴鲁迅纪念馆也焕然一新，与鲁迅有关的建筑物和文

    物受到严格保护。纪念馆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开放，展览馆

    也一直建在鲁迅故居院内。2003年，展览馆撤掉，有关部门对鲁迅旧

    居进行彻底修复，并正式命名为“鲁迅故居”；另在故居东侧新建了

    两层的纪念馆。纪念馆既保留了传统样式，又具有现代的随性雅致。

    与此同时，纪念馆东邻的鲁迅本家以及北邻朱家也被政府收购，并得

    到了修复和保护。短篇小说《故乡》描写主人公归乡出卖老屋，当时

    买入周家老屋的便是富商朱家。

    鲁迅故居的南侧，是少年鲁迅曾学习过的“三味书屋”(回忆性

    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北侧则是当年十三岁的鲁迅为筹措

    药费给父亲治病而经常光顾的当铺，书屋与当铺中间隔着两条东西流

    向的水路。至于“土谷祠”——《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栖身的土地

    神庙——则在故居的后院百草园西侧。这些地方现在都已得到修复。

    绍兴鲁迅故里东入口(2010年)

    分管纪念馆研究部门的徐东波副馆长介绍说，纪念馆新馆刚开业

    时，参观门票每张40元，每年有参观者80万人。到了2010年，根据中

    央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规定，纪念馆实行免费参观，游客人数也增加

    到了200万，其中有很多是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游客。鲁迅为当地

    旅游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是绍兴名副其实的“文化英雄”。另外

    最近几年，虽然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有所减少，但在绍兴，人们用鲁迅作品编写教辅，有的小学还尝试以芭蕾舞形式排演鲁迅的

    《伤逝》。小说原作叙写了一对青年男女从同居到死别的爱情悲剧，我在翻译这篇小说时将题目译为“爱与死”。我说，排演《伤逝》这

    样的芭蕾舞剧还是高中生比较合适。徐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由得苦笑起

    来：中学生哪有余裕搞这样的课外活动啊……

    阅读鲁迅之于今日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鲁迅在《故乡》中所描绘的风景，那

    个我于留学时期所亲近的仿佛一直在安睡的小城风景，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绍兴逐渐趋向上海化。的确，“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宣

    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接着便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中国完成了一

    场巨变。在后邓小平时代的今天，巨变的激流依然汹涌澎湃。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对于东亚人，阅读

    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从1995年重访“故乡”时我便开始思考这个问

    题，2010年当我再一次踏上绍兴的土地时，这一感觉变得更加切实和

    强烈。而本书，就是今后仍将继续阅读鲁迅的我，所进行的一场自问

    自答。

    四、现代东亚与鲁迅

    文学与革命

    鲁迅认为，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来说，文学是不可或缺的。在

    他看来，文学即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方法，文学与革命实为两位一体。

    留日时期的鲁迅(1902—1909)于1904—1905年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

    会。光复会成员多为江浙人，是一个以反对满清为宗旨的汉民族的民

    族主义团体。1905年8月，光复会与兴中会及华兴会联合，在东京成立

    了中国同盟会。

    在稍后的1906年，鲁迅从已经入学一年半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

    学，回到东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这一时期他所写作的文论《摩罗

    诗力说》(1907年执笔)，以日本和欧美的文艺评论为母本，对欧洲

    浪漫派诗歌系谱(从拜伦到俄国及东欧诗人)进行了考察。鲁迅在文

    章开篇便指出，在中国，自孔子以来一直有儒教意识形态存在，诗歌

    一直都是专门取悦于专制君主的工具，而在近代欧洲，却有追求自

    由、呼唤反抗的浪漫派诗人不断出现，屹立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先头。

    遍历东亚都市

    此后，直到1936年55岁辞世为止，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故乡》《阿Q正传》(1921年)、《祝福》(1924

    年)、《非攻》(1934年)以及各种各样的随感杂文，并终生致力外

    国文学和美术的翻译介绍。同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还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通过自己的文学事业为民族国家的建

    设效力；而在另一方面，诗人的存在意义——即被民众所抹杀的诗人

    (革命人)缘何要成为民众的先驱，又成为终其一生的文学主题。

    在急剧动荡的中国近代史上，鲁迅以凛然的姿态走完了自己的一

    生。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一生也是一场遍历东亚都市的旅程。他

    的旅程从故乡绍兴开始，历经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

    州、香港，于1927年到达上海，并在这里度过最后的十年岁月。显

    然，鲁迅及其文学的独特个性与气质，与这些都市密切相关。要叙述

    鲁迅，则必须关注他所遍历的都市。

    在20世纪，建设民族国家，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亚的最大课

    题。虽然日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成功建立了民族国家，但它仿效

    欧美帝国主义，侵略并殖民东亚，结果饱尝败北苦果，在经历美军的

    占领和支配之后，终于重生为一个民主国家。韩国在战前遭受日本的

    殖民统治，战后也有过军事独裁统治的时期，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成功建立起民主政体。曾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来

    也成功完成了城市国家[1]建设。总之，以民族国家建设为中心的东亚

    近代史，正是由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多样化实践所构成的。

    本书的写作目的

    在整个20世纪，东亚读者以各自不同的视角来阅读鲁迅，历史进

    入21世纪以后，作为东亚共同的现代经典，鲁迅依然被人们继续阅

    读。

    《鲁迅的都市漫游》将以鲁迅的东亚都市遍历为轴线，追索鲁迅

    的一生及其作品，同时更加深入地接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通过

    梳理日本乃至东亚对鲁迅的接受，进一步理解东亚的共同性和多样

    性。

    鲁迅从拜伦为代表的欧洲浪漫派诗人那里汲取了个性主义与反抗

    精神，并试图理解和接受来自欧美和日本的近代化浪潮，而鲁迅文学

    展示着既接受又对抗这一立场的重要性，积极倡导个人的主体性。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声浪愈演愈烈的现代东亚，鲁迅文学必将放

    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阿Q形象的系谱

    在另一方面，当中国终于实现了巨变——大清帝国蜕变为中华民

    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后来进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

    候，鲁迅满怀冷峻和同情，通过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描绘了缺乏

    主体性、远离变革的庞大群体，以及那些跃跃欲试但却最终没能参加

    变革的旧日幽灵般的人们，对新时代的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探索。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以及村上春树等人，都曾援用阿Q这一人物形

    象，对战后日本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以及以精英、白

    领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进行了激烈批判。

    2008年夏季的那场金融危机，即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事件的爆发，预示了“后现代的终结”即将开始。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本书

    将回溯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战败后的20世纪50年代，以及村上春树在现

    代向后现代过渡的80年代所进行的深刻省察，并关注他们一直以来的

    文学活动。因为鲁迅文学正是这些日本作家的原点之一。

    尽管比日本晚了二三十年，中国也同样迎来了现代以及后现代时

    期，甚至来不及等待市民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成熟，便开始迎接一个又

    一个的转折，及至今日，已在面临“后现代的终结”。对于直面危机

    时代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而言，对“阿Q形象系谱”的省察或许会帮助

    他们获得深邃的智慧。

    注释：

    [1]城市国家(City State or Polis)，古希腊称“城邦国家”。现指以独立、自

    主、单独的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国家，通常规模较小。新加坡、摩纳哥等即为典

    型的城市国家。

    第二章

    觉醒与出走

    ——绍兴、南京时期

    民国时期的绍兴

    一、生兹江南古城

    历史悠久的古城

    1925年1月，在北京的严寒中，鲁迅创作了散文诗名篇《好的故

    事》(收录于1927年刊行《野草》)，深情地回忆起故乡绍兴，回忆

    起那初夏时节的水乡景色。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

    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

    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

    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

    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

    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梦境里，鲁迅一定是一边划着小船，一边欣赏着倒映在小河中的

    初夏美景。

    从上海前往古城绍兴，现在的走法是自上海坐火车向西南方向行

    驶200公里到杭州，再朝东南方向继续行驶60公里。这段路程大体相当

    于杭州湾的西半圈。但坐上中国版新干线——当代动车的话，用不了

    两个小时便可抵达。追溯起来，上海—杭州间的沪杭铁路早在1909年

    便已开通，杭州—绍兴—宁波的杭甬铁路也于1914年完成，而动车的

    开通则是不久前的2010年。对鲁迅来说，在他青年时代以前，绍兴—

    上海间的出行还只能坐船走水路，如果加上途中换船，那就是一场四

    天三夜的长途之旅。

    古城绍兴历史悠久，那里耸立着与上古治水英雄大禹息息相关的

    会稽山，流传着春秋越王勾践复仇的故事，南宋时期作过国都，明清

    时期又有运河带来经济贸易的繁荣。绍兴的水和稻米质量上佳，故又

    盛产佳酿“绍兴酒”。绍兴府下辖八县，人口合计约122万(1933年统

    计)；绍兴府的中心城市是绍兴府城，四周城墙矗立，人口有11万

    (1910年统计)(J.H.科尔《绍兴：十九世纪中国的竞争与合作》，雅利安大学出版社，1986年)。

    顽固的父系制大家族

    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1936)诞生于绍兴城内一个士大夫家

    庭，是周家长子。周氏一族原籍湖南道州，明代正德年间(1506—

    1521)其始祖(名不传，后称逸斋)移居绍兴。依此计算，鲁迅为第

    14代。周氏家族后以经商蓄财，至第6代考取科举举人，成功进入地主

    兼官僚这一士大夫阶层。由此开始，周家逐渐繁盛。经第9代到第11

    代，周氏一族陆续形成了十几个房族(拥有先祖家产部分所有权的近

    支宗亲)。鲁迅一支为兴房(第11代)，上面是智房(第10代)，再

    上一代是致房(第9代)。

    作为祭田和祭产，家族的田地房屋为各房共有，祭祖及上坟等活

    动每年由各房轮流操办。致房曾主办祭祀第7、8代先祖的致公祭，规

    模很大，周氏各房全都参加。祭祖由各房轮流操办，鲁迅所在的兴房

    在1927年便轮到过一次。由于家族结构为父系制，所以如果有房族没

    有男性继承人的话，就要从其他房族过继同代男性，以维持家族的父

    系结构。

    周氏一族分别住在绍兴城内的老台门、新台门以及过桥台门。鲁

    迅所属的兴房住在新台门。兴房也是个大家族，由一等亲到十等亲在

    内的几个家族的数十人组成，大家都住在一起。太平天国运动(1851

    —1864)期间，周氏家族开始衰落，但兴房一族的第12代，即鲁迅的

    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却在1871年闯过科举考试最后一关，成功考

    取进士。他先去江西担任县知事，后又去北京做内阁中书，试图努力

    挽回家道中落的局面。鲁迅出生时正逢这一时期。在鲁迅的少年时

    期，以祖父为家长的兴房仅剩下三公顷左右的水田。

    父亲与母亲

    鲁迅的父亲周凤仪(字伯宜，1861—1896)虽然也在科举考试中

    考取了生员(秀才)，但却没能考上举人。

    母亲鲁瑞(1858—1943)出生于绍兴郊外安桥头村一个士大夫家

    庭，是家里的三女儿。鲁瑞的父亲是举人，哥哥们也都是秀才。她在

    1880年嫁给周凤仪，生下四男一女，但最小的儿子和女儿不幸夭折，38岁时失去丈夫，将三个儿子——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和周建人

    ——抚养成人。

    父周凤仪

    母鲁瑞

    鲁瑞幼年时代曾借旁听哥哥弟弟学习而学会了识字，这在那个时

    代的女性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当鲁瑞到北京与鲁迅一起生活以后，曾

    订阅了好几份报纸，也曾表达过对张作霖等军阀的不满。鲁瑞喜欢读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通俗文学，也喜欢读张

    恨水(1895—1967)《啼笑因缘》等现代恋爱小说；但对于儿子的小

    说，她却表示并不知道好在哪里。

    鲁瑞是个开明的女性。当清末掀起反对缠足的运动时，她便马上

    不再缠足；1926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那些学生们提倡剪

    发，她又请学生们帮自己剪短了头发；她待客热情，女大学生们来家

    里玩儿的时候，她会亲自下厨炒豆芽招待。

    弟弟周作人

    鲁迅一直深爱着母亲鲁瑞，在离开北京辗转厦门、广州、上海的

    十年中，鲁迅写给母亲的信竟然多达220封，他还买来张恨水的小说

    (尽管他本人对其评价并不高)送给母亲看。鲁迅在写给好友许寿裳

    的信中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鲁迅”，“鲁”取自母

    亲，“迅”则来自留日时期用过的笔名“迅行”。不过还有另一种说

    法，认为笔名来自鲁迅青年时期喜读的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是

    作品主人公名字的音译。

    在鲁迅的两个弟弟中，周作人(1885—1967)是跟兄长以及胡适

    (1891—1962)等人齐名的大知识分子。1906年，周作人在江南水师

    学堂毕业后，随回国省亲的鲁迅赴日留学，在立教大学学习古希腊文

    和英国文学，同时加入到哥哥的文学活动中。后来与寓所的女佣羽太

    信子恋爱并结婚。1911年周作人归国，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在

    五四文学革命中一展其理论家的身手，提出了新的知识范式。清末到

    民国初期所涌现出来的新兴知识阶层，在建设共和国的过程中积极接

    受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无论是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囊括创作、批评、翻译的文学体制，以及其他近代文化制度框架等，所有这些知

    识和思想的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周作人的身影和贡献。除此之外，在

    日本、古希腊、欧美文学的翻译方面，他也同样功绩卓著。

    周作人的这些工作都是在兄长鲁迅的默契配合下完成的，为此

    “周氏兄弟”在北京文化界声名显赫。然而，在1923年7月，周氏兄弟

    却突然失和，哥哥被迫搬出八道湾的周家宅邸。至于发生冲突的原

    因，兄弟两人均缄口不谈。但透过双方的日记以及有关人士的证言，可以推测出，大约是信子声称与鲁迅有过不恰当的关系，而周作人则

    对信子的话确信不疑。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北京沦于日军之手，周作人则担任过相当于

    “文部大臣”的职务。因此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论处，被判十年

    有期徒刑。新中国成立时获得释放，从事日本文学翻译、撰写鲁迅资

    料等工作。“文革”中被红卫兵折磨致死。

    二、保姆与绘本

    长妈的回忆

    从北京搬到厦门的1926年，鲁迅创作了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

    拾》，从清末的幼年少年时代一直写到辛亥革命的青春时代。其中

    《狗·猫·鼠》和《阿长与〈山海经〉》这两篇叙写儿时鲁迅的保姆

    长妈妈。这个长妈妈经常在少年鲁迅面前讲别人的坏话，又每每干涉

    孩子玩耍，睡觉时叉开双手双脚摆成一个“大”字，把鲁迅挤到床的

    一角。不仅如此，她还给鲁迅讲各种各样的迷信故事，讲太平天国战

    乱的恐怖。鲁迅不喜欢这样的长妈。终于，当鲁迅知道自己的小宠物

    ——隐鼠并非被猫吃掉而是被长妈踩死的时候，他愤怒了。他像祖母

    那样直呼她“阿长”，并去责问她。

    插图本《山海经》

    鲁迅少年时特别喜欢插图，一直渴慕绘图本的神话读物《山海

    经》，他去问别人，但周围识字的大人们没人真心理睬他。有书卖的

    大街离家很远，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去玩上一趟，可那时候仅有的两

    家书店又都大门紧闭。看到鲁迅念念不忘《山海经》，就连不识字的

    长妈也开始操心，来问他是怎样一回事……

    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

    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面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

    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

    都在内。……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阿长与〈山海经〉》)

    两篇讲述长妈的散文的最后，是鲁迅深深的叹息和祈念：“我的

    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

    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

    年守寡的孤孀。”“妈妈”一词除了“母亲”的意思之外，也接在姓

    氏之后，用来称呼中老年女佣，如“王妈妈”等。

    另外，《朝花夕拾》还描述了周家宅院那个很大的后园——百草

    园。那里有光滑的石井栏，有皂荚树和紫红的桑葚，有叫天子(云雀)

    从草间飞出，还可以捉到蟋蟀和蜈蚣。下雪的时候，家里的雇工会教

    你用木棒支起大竹筛然后拉绳落下捕鸟。

    三、父亲的病与传统批判

    周家的没落

    没过多久，鲁迅那幸福的少年时代便结束了。1893年，为了父亲

    的科举考试，祖父行贿获罪，被判下狱七年。事发第二年，父亲身患

    重病，13岁的鲁迅开始每天穿梭于当铺和药房之间。但父亲最终在

    1896年不治身亡。关于父亲的病，比鲁迅小三岁的弟弟周作人说是肺

    结核，而当代日本医学家泉彪之助却推断是肝硬化或日本血吸虫病。

    《朝花夕拾》中那篇《父亲的病》写的便是鲁迅这段经历。作品

    屡次表现了对传统中医的嘲笑和讥讽。最初给父亲治病的是位“名

    医”。据说他曾给一家住在城外的富家小姐看病，出诊费很高，到了

    病人家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便草草了事，结果小姐

    一命呜呼。这位“名医”给鲁迅的父亲看了整整两年病，但父亲的病

    情却越来越重。“名医”最后索性推荐了另一位名叫陈莲河的中医，自己则一走了之。

    中医药方

    这位陈莲河开出的处方笺上有“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以及

    “败鼓皮丸”等。“蟋蟀一对”旁边还用小字写道：“要原配，即本

    在一巢中者。”对此，鲁迅充满讥讽地写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他还说：“走进百草园，十对

    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

    至于“平地木十株”，“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

    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

    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

    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

    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而所谓“败鼓皮丸”则意如其字，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丸

    药。对这种迷信，鲁迅以嘲讽的口吻说，“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

    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

    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但这却不像平地木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

    随即陈莲河又讲起“舌乃心之灵苗”，继而推销起长生不老的道

    家炼丹来，鲁迅的父亲表示谢绝，最后说道：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

    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

    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父亲的临终时刻

    束手无策的名医终于提议病人试试巫术。而鲁迅也禁不住对其迷

    信展开批判：“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

    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

    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

    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就这样，父亲临近了生命的终点。鲁迅亲眼看到父亲的痛苦，甚

    至在一瞬间宁愿父亲早点死去而不要遭受如此折磨：“还是快一点喘

    完了罢……”随后他觉得自己仿佛“犯了罪”，同时又觉得这正是出

    于对父亲的爱。在父亲的最后一刻，邻居衍太太说你父亲要断气了，赶快叫呀!于是鲁迅叫起来：“父亲!父亲!”听到儿子的呼叫，父

    亲一边急促地喘着气，“什么呢？……不要嚷……不……”一边闭上

    眼睛。但鲁迅还是不停地叫，直到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文章的最

    后，鲁迅这样写道：“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

    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早在1919年，即写作《父亲的病》的七年前，鲁迅曾在北京的

    《国民公报》上发表系列随笔《自言自语》，其中之一题曰《我的父

    亲》。这篇仅有500多字的短文，回忆了父亲临终的场景。在这一点

    上，《我的父亲》算是《父亲的病》的原作。在《我的父亲》中，“我”按照老乳母(并非前面出现的亲戚)那并无恶意的吩咐“犯了

    大过”，结尾处鲁迅以多少带些黑色幽默的口吻说：“我现在告知我

    的孩子，倘我闭了眼睛，万不要在我的耳朵边叫了。”将《我的父

    亲》改写为《父亲的病》，大约是因为鲁迅认识到自己没能让父亲安

    详平静地死去，自己对父亲是有罪的。

    改写后的文章除了主题发生了变化以外，长度也完全不同了。

    《父亲的病》有3400字之多，是《我的父亲》的六倍不止。增加的部

    分大多是嘲讽中医的记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父亲临终场面

    之前，鲁迅补写了故乡“S城”的大夫们那明显荒唐无稽的诊病疗病。

    《〈呐喊〉自序》(1922年)的执笔比《父亲的病》早了四年

    多，文章开头部分先是回忆少年时代家中父亲生病需要筹措药费，于

    是每每出入当铺；接着到N(指南京)进K学堂学习物理和化学，读了

    《化学卫生论》，因此“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

    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鲁迅说这

    便是他到日本留学进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的动机。从《〈呐喊〉自序》

    中“骗子”的说法，再到《父亲的病》对中医的描写，读者可以更进

    一步窥见“S城”中医的荒唐无稽。

    处方笺的效能

    对于《父亲的病》一文中出现的中医处方，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

    者，都不假思索地斥之为“荒唐”。但其实这些处方在16世纪末明代

    李时珍(1518—1593)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中已有记载：“蟋

    蟀：性通利，治小便闭。……治男妇小水不通、痛胀不止。”“紫金

    牛(平地木)为末，淋渫肿气。”总而言之都说这两味药具有利尿作

    用，可治疗“水肿”。除《本草纲目》外，在现代中国的百科辞典

    《辞海》中，“蟋蟀”和“紫金牛”的条目下也有如下解说：“主治

    水肿、小便不通等症状”，“主治肺病咳血等症状”。

    即便是“败鼓皮丸”，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败鼓之

    皮……马、驴皮皆可为之，当以黄牛皮者为胜……治小便淋沥。”

    即，只要是坏的鼓皮，马皮、驴皮均可，但黄牛皮最佳，皆可治尿失

    禁。绍兴的中医所以开出“败鼓皮丸”，大概是由于蟋蟀、平地木这

    些常见中药已不奏效，大夫们绞尽脑汁万般无奈，觉得“败鼓皮丸”

    既对尿失禁有效，应该也可以治疗“水肿、小便不通”。《本草纲

    目》则有“今用处绝少”的附记。

    鲁迅同期有一位留日学医的朋友，他曾回忆说，鲁迅对中医有很

    高的评价，并曾极力主张中西医结合。关于《本草纲目》，鲁迅曾在

    题为《经验》的随感中有这样的话：“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

    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鲁迅把中药视为植物学的一部分，对其多

    有兴趣，他也曾把平地木等植物移种到绍兴老宅的院子里。

    传统批判的宣言

    包括短篇小说《伤逝》(1925年)在内，鲁迅创作了一系列以人

    生与负罪感为主题的作品，《父亲的病》属于最后一篇。其实鲁迅很

    清楚，在中国传统医学的范围里，“S城”的那些中医都是很诚实的名

    医，但在作品中鲁迅还是进行了虚构，称他们作“骗子”，写他们治

    死了自己的父亲。本书姑且把《父亲的病》作为随笔来处理，那么叙

    事者自然也就是鲁迅。但实际上，也可以将《父亲的病》视为私小说

    性的作品。叙述者“我”一方面不忍目睹父亲的痛苦，内心深处希望

    父亲能够平静地离开人世，但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在父亲临终时大声

    呼叫“父亲!父亲!”对此，“我”不免深怀负罪感。如果说是那些

    平庸的中医导致了父亲不治身亡，那么“我”对传统医学的彻底否定

    也就具有了赎罪的意义。在我看来，这篇作品，可以说是鲁迅对传统

    进行批判的一篇宣言。

    另外，关于作品中出现的陈莲河，周作人称鲁迅写的就是当时绍

    兴的中医何廉臣，取发音相同的汉字，将其名字倒过来。在绍兴当

    地，名医何廉臣至今仍受到人们称赞。

    四、告别故乡

    走出绍兴

    鲁迅六岁开始进家塾读书，先生是周氏家族的一位秀才；十一岁

    进三味书屋，那是整个绍兴最为严格的私塾，鲁迅在这里学习四书五

    经，准备科举考试。可是由于祖父入狱、父亲罹病，周家几乎卖掉了

    所有的田地，鲁迅也不得不离开急速没落的家族。他先是进了八年前

    成立于南京的一所海军学校(江南水师学堂)。那里免收学费，每年

    还有两元的零用钱。鲁迅将乳名“樟寿”改为“树人”便是这一时

    期。不过鲁迅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所学校的保守校风，念了不到半年

    便退了学。第二年即1899年，他又进入南京新成立的陆军学校附设矿

    务铁路学堂，成为这里的第一届学生。

    明清时期的中国

    14世纪后半叶，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灭亡，取而代之的是汉民族

    政权的明朝；进入17世纪后，作为异族的满族再次推翻明朝，建立了

    清朝。满族兴起于中国的东北地区(旧满洲)，1625年，清太祖努尔

    哈赤举兵定都沈阳，于是有40万—50万的满族人迁移到平原地区。就

    是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在1644年越过了万里长城，侵入中国内地，最

    终征服了拥有两亿人口的汉民族。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李自

    成发动农民起义，占领北京城，明朝开始走向灭亡，而镇守山海关的

    明朝将军吴三桂为了剿灭李自成，不惜归顺清军，于是明朝迅速彻底

    瓦解。

    改朝换代后，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的社会结构，中国再次繁荣起

    来。但至19世纪，中国的人口较明末增加了一倍，达到四亿之众，经

    济开始出现停滞，农民叛乱不断发生。更为严重的是，鸦片战争

    (1840—1842)和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于

    是，冯桂芬等人的“中体西用论”开始登场。这一思想主张以中国传

    统经世之学为“体”(根本)，而以西洋近代科技之术为“用”(应

    用)。在这一思路下，清朝重臣李鸿章(1823—1901)开始着手建立

    近代新式海军，培育以军工为主的各种近代产业，并建立近代教育制

    度等。然而在其后的中法战争(1884—1885)和中日甲午战争(1894

    —1895)中，中国相继败北，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两支海军遭到毁灭

    性打击，洋务运动终于未能挽救清朝失败的命运。

    效仿明治维新

    在接连遭遇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后，中国开始出现变法运动。

    其思路是超越洋务运动，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样板，实行全面欧化。这

    场变法运动的理论指导者是康有为(1858—1927)，而辅佐康有为并

    通过媒体践行改革运动的则是梁启超(1873—1929)。梁启超于1896

    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时务报》(旬刊)，发行量高达一万七千，被人们称为“杂志王”。戊戌政变(1898年)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旋即在横滨创办旬刊《清议报》(1902年改名为《新民丛报》)，主

    张君主立宪，呼吁国人警惕中国在帝国主义时代所面临的危机。

    在矿务铁路学堂，校长是个“新党”(维新派)。这位校长平时

    坐马车时也会阅读变法派杂志《时务报》，学校汉文考试时，他亲自

    拟定作文题“华盛顿论”，让学生论述美国第一代总统华盛顿，搞得

    教员们反过来问学生们“‘华盛顿’为何物”。在这所学堂中，鲁迅

    读到了严复(1853—1921)的《天演论》，了解到进化论“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的主张，受到强烈冲击。《朝花夕拾》所收随笔《琐

    记》写道，当时流行读新书，鲁迅在一个星期天外出买到《天演

    论》，便立刻读了起来。

    《天演论》封面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凯彻未到时，此间有何

    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

    得那么新鲜？”——鲁迅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斯多噶也出来了。鲁迅就是这样，离开传统小城

    绍兴，在南京接触到近代思想和科学，之后又来到新兴媒体发达的东

    京留学，在变法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接触到革命运动。

    第三章

    充满刺激的留学体验

    ——东京、仙台时期

    1904年春，东京时期的鲁迅(右二)，左侧为许寿裳

    一、留学“帝都”

    革命派的登场

    伴随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屈辱败北，中国国内谋求政治改革

    的呼声不断高涨。随后，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变法运动得到光绪帝

    的赞同和支持，变法派随即筹划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包括开设国

    会、制定宪法、设立京师大学堂、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不料，变法

    未出百日，以西太后(光绪皇帝为其侄儿)为首的保守派便发动了戊

    戌政变(1898年)，变法新政终告失败。此后光绪皇帝遭到软禁，直

    到1911年去世，康、梁则亡命日本。

    接着，保守派与排外的宗教团体义和团携手，向西方列强宣战，结果却一败涂地(1900年)。万般无奈之下，西太后开始实施以先前

    康梁变法派的改革方案为蓝本的清末新政。与此同时，革命派也开始

    登上历史舞台。革命派坚定认为变法派无法拯救中国，他们坚决主张

    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汉民族的民族国家——共和国。清政府派遣的留

    日学生们拥护革命派的主张，纷纷加入到革命派阵营中。

    启程留日

    1847年，容闳(1828—1912)赴美留学，开启了近代中国人留学

    海外的先河。接着，1872—1876年，清政府相继派出120名少年赴美留

    学，后于19世纪80年代终止派遣。甲午中日战争后，官方海外留学生

    派遣再度升温，留学对象国也从欧美变为日本。这次留学运动的主要

    倡导者是变法派以及张之洞(1837—1909)等洋务派官僚。1896年，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日，共十三人。接着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倒退时

    期之后，从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开始，官方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

    赴日留学运动的开展，一时间，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急速增加。

    鲁迅赴日的1902年，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仅有608人，而到日俄战

    争以及科举制度废止后的1905年，便已达到8000人，到了1906年，竟

    然一跃增加到12000人，达到战前留日人数的巅峰。

    1902年1月，鲁迅以第三名的成绩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3月，与

    另外5名同学一道从南京出发，踏上了赴日留学的旅程。他们从南京到

    上海，换乘日本邮船“神户丸”，于4月4日在横滨登陆，进入日本，再乘早在30年前开通的火车，于当日抵达东京。就这样，直到1909年8

    月归国，鲁迅在日本度过了整整七年半的岁月。七年多的时间里，鲁

    迅曾分别在1903年7月和1906年7月两次回国探亲。(另外1904年9月到

    1906年3月的一年半离开东京，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学。)除此之

    外，鲁迅便一直呼吸着东京的空气，度过了多愁善感的青春时代(20

    岁到28岁)。即便是在仙台医专读书的一年半里，春夏冬三个长假鲁

    迅都会回到东京。

    按照天皇的年号来说，鲁迅的东京时期是明治三十五年到四十二

    年。在这个时期，日本打赢了日俄战争，基本实现了建立近代民族国

    家的基本构想。而东京，作为新兴帝国的首都也取得了巨大发展。当

    时东京市的人口已达到162万(1907年)；至于相当于现在东京都地区

    的人口，在1904年已有232万，到1909年更增加到277万。此外，在20

    世纪初叶的年轻“帝都”，崭新的文学制度也迅速建立了起来。

    二、时间与空间差异的消失

    铁路时代

    明治维新不久后的1872年和1874年，新桥—横滨铁路以及大阪—

    神户铁路相继开通，1883年以后，干线铁路的建设也步入正轨。六年

    后，新桥—神户间长达600多公里的铁路建成通车。昔日从东京去大

    阪，步行需要14—16天的时间，还要花上11圆36钱的住宿费等。但铁

    路的出现把这半个月的时间缩短到了22个小时，三等座的票价也变成

    了3圆67钱。1892年，政府公布铁道敷设法，确立了国家对铁道建设的

    主导权，干线铁路网进入快速建设发展时期。鲁迅赴日留学的第二年

    即1903年，日本全国的铁路通运里程达到8000公里，“帝都”东京也

    成为干线铁路网的中心枢纽。而同样在1903年，中国铁路通运里程仅

    有4530公里，直到七年后的1910年才达到8000公里。

    东京的路面电车也于1903年开通。作为城市街道的交通工具，东

    京早在1882年便开通了马车铁路，到1902年其总里程也已达到36公

    里。但由于马车铁路存在马粪卫生等问题，政府便引入了当时在欧美

    已经实际开始运营的路面电车。由于市议会上不同政党之间的意见分

    歧，东京路面电车的通车比京都整整晚了八年。不过即便如此，到鲁

    迅回国前一年的1908年，东京的电车运营里程已有165公里，日平均乘

    客人数也达到四万，大有淘汰人力车的势头。而在号称“人力车之

    都”的北京，路面电车直到1924年才通车，比东京晚了20多年，通车

    总里程也仅有区区7.5公里。

    邮政、电信与信息化的实现

    在邮政电信建设方面，1872年，日本在全国各地县政府所在地开

    设了邮政业务，借助于铁路交通网的发展，邮政运输也逐步实现了快

    速化。在电信领域，1869年，东京—横滨间最先开通了电信(电

    报)；1871年，上海—长崎间的海底电缆敷设开通；1873年，东京—

    长崎、东京—伦敦两条电信线路开通；1875年，纵贯日本本土的北海

    道—九州主要电信线路也得以完成。1890年，递信省(邮电部)在东

    京和横滨两市市内以及两市之间实现了电话接线转线通讯。

    总之，在鲁迅赴日留学期间，20世纪初叶的日本实现了交通和通

    讯的划时代发展，造就了全国范围内时间和空间的均等化，各种信息

    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传递到整个日本，再加上教育以及活字印刷媒体

    的迅速发展，信息的接收和传播变得极为快捷而活跃。

    三、置身“读书社会”

    读书阶层的形成

    明治政府于1872年颁布学制令之后，日本的小学就学率迅速提

    高，1875年仅为35%，1890年上升到49%，到鲁迅赴日留学的1902年已

    经达到92%，鲁迅归国的1909年进一步提高到98%。与此同时，小学教

    员的人数也大幅增加，1901年突破10万大关，1910年达到15万。数量

    庞大的小学与中高等学校教员、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学生、城市白领

    职员等共同形成了一个体量巨大的读书阶层(而在中国，根据1919年

    的统计，当年的小学就学率仅有11%)。这一时期，读书阶层得以登上

    历史舞台，既与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相关，也得益于明治时期出版事

    业的进步和发展。永岭重敏曾指出，在木制雕版印刷时代，书的绝对

    数量明显不足，但到了明治一〇年代中期，铅字活版印刷成为主流，进入明治三〇年代后，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出版物的流通数量和库

    存数量取得了跨越式增长。他说：

    活版印刷给版面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大幅度提高了阅读的简易程

    度。木版本主要适应有声阅读的接受形式，因而对听觉性阅读的重视

    远远超过视觉性阅读。因此从视觉性阅读的角度来看，木版本是极其

    难读的……作为有助于提高阅读简易程度的装置，我们还可以举出诸

    如段落、改行以及目次等，但影响力最大的还是句读的普及。(永岭

    重敏《杂志与读者的近代化》，日本编辑学校出版部，1997年)

    于是，作者和出版社根据市场需求出版新作，读者也“不再无条

    件地崇拜出版物”，而是“按照个人兴趣和关心选择并消费出版

    物”，“作者—出版者—读者”的稳定关系得以建立，读书市场正式

    形成。从明治二〇年代后半段到三〇年代，“读书社会”“读书社

    界”“读者社会”或“读书界”这些语汇取代了以往“书生社会”之

    类的说法，尤其在文学杂志上开始被广泛使用。

    铅活字印刷媒体的繁荣

    作为活字媒体的代表，报纸的重要性不可忽略。在1903年的东

    京，《二六新闻》[1]占据了报纸发行量的头把交椅，日发行量达到14

    万份，《读卖新闻》《东京朝日新闻》等另外九家报纸也分别有1万到

    8万份不等。然而到了1909年，仅《报知新闻》[2]一家的日发行量便

    已达到30万份，《万朝报》[3]也有20万份。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根

    据1914年的调查记录，当时北京的报纸日发行量仅在区区数百到数千

    份之间，上海稍多一点，《新闻报》有2万份，《申报》则为1.5万

    份。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东京，由于活字媒体的繁荣发展，职业写

    作者开始出现。“在此之前，写作者仅靠文学创作无法维持生活，而

    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文学创作开始成为一个独立职业，‘写作者

    的独立生活’成为可能”，于是“在进行户籍调查时，开始有人称自

    己的职业是‘著述业’‘小说家’”(永岭重敏)。夏目漱石(1867

    —1916)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07年该校聘请他担任教

    授，但夏目漱石毅然谢绝了邀请，而选择了另一条路，即进入朝日新

    闻社做一名职业作家。这一象征性事件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上述时代变

    化。鲁迅也是这样，他在1927年前后先是辞掉教育部官员的职务，稍

    后又辞去大学教授的职位，最终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这显示，在20世

    纪20年代末期之后，新文学写作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独立职业。

    在读书阶级以及文学制度形成的过程中，除了报纸之外，外文书

    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丸善书店[4]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丸善书店

    创始人、出版家早矢仕有的(1837—1901)在庆应义塾读书时，得到

    恩师福泽谕吉的指点和鼓励：去做一个输入知识的商人吧。于是他于

    1869年创办了丸善书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后来曾给丸善书店的广告

    宣传杂志写过日文稿子。他说：“说到东京的书店第一想起的总是丸

    善(Maruzen)……我在丸善买书前后已有三十年，可以算是老主顾

    了，虽然买卖很微小……丸善虽是一个法人而在我可是可以说有师友

    之谊者也。”(《学燈》1937年4月号)

    中国的情形却颇不相同。1917年，胡适结束留美生活，时隔八年

    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但他在上海的洋书店所能找到的几乎都是17、18世纪的作品，或是19世纪的狄更斯、司各特等，而这些作家作品都

    与欧美新思潮没有什么关联。

    留学生之间的隔阂

    在那篇颇有私小说色彩的作品《范爱农》(1926年)中，鲁迅描

    写了叙事者“我”心怀自责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我”是一个正在

    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一天到横滨去迎接新来的同乡留学生，大家

    乘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

    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

    了三四个”。“我”颇感不满，“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

    卑来”，于是摇着头带他们到了新桥火车站。然而就是这样一群留学

    生，后来有不少人在辛亥革命中牺牲，或是为革命入狱坐牢。这篇作

    品呈现了明治时期在东京留学的新老两代留学生之间的隔阂与距离。

    注释：

    [1]《二六新闻》，秋山定辅于1893年在东京创办的日报，因时为明治二十六年，故

    名《二六新闻》。该报擅长捕捉和利用社会热点博取人气，新闻记事多暴露具

    有煽情效果的丑闻，屡次停刊复刊，最终于1940年终刊。

    [2]《报知新闻》，专门报道体育和艺能新闻的日报，隶属《读卖新闻》系列。1872

    年创刊，于东京、大阪两地发行，初名《邮便报知新闻》，1895年改名为《报

    知新闻》。

    [3]《万朝报》，日报，1892年创办于东京，多载社会新闻及翻案小说，1940年被

    《东京每夕新闻》合并。

    [4]丸善书店，全称“丸善株式会社”，主要从事国内外书籍杂志、文具、办公器

    械、进口杂货的销售及进出口，兼营出版、教育、机械制造及不动产业等。

    1869年创办于横滨，1880年迁至东京。以输入西洋书刊、促进日本学术研究进

    步贡献最大。

    四、仙台学医

    嘉纳治五郎与弘文学院

    1896年，清朝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并委托日本政府

    负责留学生的教育和培养。日本政府接受清朝政府委托后，将这一工

    作全权委任给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1]。于是嘉纳租借民房作

    为校舍，开设日语、数学、理科、体操等基础教育科目，开启了近代

    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教育。到了1902年，嘉纳进一步扩大了学校规模，成立了弘文学院。鲁迅是弘文学院最早的学生之一，他在速成普通科

    学习了两年，毕业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嘉纳从青年时期开始致力于改良传统柔术，使之发展成一种近代

    体育运动。他于1882年创立了讲道馆柔道。后来，这种柔道又为学校

    以及警察等采用，逐渐向全国乃至海外普及，最终成为奥运会正式比

    赛项目。1903年3月，嘉纳在弘文学院内也开设了讲道馆柔道道场，包

    括鲁迅在内的30名留学生加入了道场。

    与仙台医专同学的纪念合影，后排右为鲁迅(1904—

    1906)

    弘文学院采用寄宿制，一间宿舍住六名学生。据后来成为鲁迅终

    生挚友的同乡同学许寿裳(1883—1948)回忆，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

    谈论国民性问题，两人的结论是，中国人最缺少的东西是“诚”和

    “爱”，原因是在元朝和清朝中国人都沦为了异民族的奴隶。那么应

    该如何向奴隶们宣传“诚”与“爱”呢？方法只有一个，那便是实行

    民族革命。

    断发

    1903年3月，鲁迅剪掉了辫发，这一举动表明了他的意志。所谓辫

    发，是指满族男子的一种传统发式，即将前颅头发全部剃去，头前部

    剃成半个月牙式，只留颅顶后头发，在脑后编结成辫，发辫绕颈下

    垂。清王朝统治体制建立后，汉族男子亦一律被强制剃发蓄辫，以表

    示归顺满清。

    在日本的留学生们不仅学习法律、经济、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知

    识，还学习明治日本旨在建设民族国家的欧化精神(这种欧化精神已

    成为日本近代学术及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以及欧化精神的表征——

    服饰。那位曾与章太炎、孙文(1866—1925)齐名的革命派领袖黄兴

    (1874—1916)就是一例。黄兴于1903年回到湖南老家开展革命运

    动，应弘文学院留学时期的朋友邀请，黄兴担任了师范班的班主任，负责教授体操、博物和地理等科目。严安生(1937—)在《日本留学

    精神史》[2]一书中描写了这方面的情形：黄兴“在讲台上喜欢使用标

    本或地球仪来讲课；而到了体操课出现在学生们面前时，他身上的装

    束又变成了‘短袖体操服，秋天是蓝色，冬天则是黑色’。他的这些

    只有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才会有的教材教具、教学方法以及服饰装

    束，极大吸引了学生们”。或者可以说，留日学生们从东京带回来的

    服饰，也曾为宣传革命做出了贡献。

    在这种背景下，鲁迅所选择的“时尚”，却是当时正在东京流行

    的文学。1903年6月，他翻译发表了维克多·雨果原作的随笔《哀

    尘》。这篇译作，鲁迅似乎参考了森田思轩(1861—1897)翻译的

    《雨果小品》(1898年)中的《随见录·芳娣的来历》一文。由此开

    始直到1906年为止，鲁迅还通过日文译本重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

    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北极旅行》等作品。

    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离开东京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

    校。十八年后的1922年春天，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下这样的

    回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

    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

    仰。”当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正在筹划将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国

    民教育会，打算借日俄战争之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王朝。1904年

    11月，也就是鲁迅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递交入学申请书的五个月后，革命派的华兴会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未果。

    进入医学专门学校

    仙台医专成立于1902年，其前身是第二高等学校医学部，鲁迅是

    这所学校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为此学校给予鲁迅颇为优厚的待遇，不

    单是免试入学以及免交学费，像找宿舍租房这样的琐事也有学校职员

    前来帮忙。尤其令鲁迅终生念念不忘的，是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所

    给予的诚挚而郑重的教诲。然而鲁迅还是在学业中途退学离开了仙台

    医专。按《〈呐喊〉自序》的说法，鲁迅中途退学的机缘是某堂课上

    所看的幻灯片。当时，在学校的课堂上教师有时会用教学幻灯机来放

    映有关日俄战争(1904—1905)的时事幻灯片给学生看。那一天鲁迅

    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个为俄军做密探的中国人，在一群同胞的围观

    下被日本士兵砍头处死。而无论是被砍头的人，还是在旁边围观的

    人，所有的同胞都体格健壮但神情麻木。

    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友们。左为鲁迅

    弃医从文

    于是，鲁迅就这样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了东京。他说，那是因为

    自己强烈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无论身体怎样健壮，最后也

    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应该首先去致力改造“愚

    弱的国民”的精神，而文艺恰恰是改造精神的有效武器，因此自己应

    该去从事文艺运动。鲁迅的这个回忆写于“事件”发生的十七年后。

    人们所说的这个“幻灯片事件”，应该是经过漫长岁月在鲁迅心中形

    成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所讲述的，并非是事发当初(1905

    年)的回忆，而是鲁迅在回忆这一时刻(1922年末)的思考。但无论

    如何，他所描述的令人绝望的民众形象，其发端存在于弃医从文的仙

    台时期，这一点对于思考后来的鲁迅文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时仙台还是一个人口仅有10万，在全国城市中名列第11位的中

    型城市。日俄战争的爆发，使得兵役以及税赋加重等成为新的社会问

    题，市民购买力开始明显下降。比如，1904年上半年东京运往仙台火

    车站的货物运输量便下降到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左右。与东京相比，尽管仙台到东京上野的铁路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叶便已开通，从仙台

    乘车12个小时即到东京，仙台市内的小剧场“森德座”也经常有电影

    上映，但与“信息城市”东京相比，仙台的信息量还显得很少，人口

    数量也仅仅相当于绍兴城内的规模。在仙台读书的一年多时间里，鲁

    迅竟然三次前往东京度假，最后索性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其原

    因或许是因为鲁迅一直没能忘怀信息城市东京所特有的快感和兴奋也

    未可知。

    注释：

    [1]嘉纳治五郎(1860—1938)，著名柔道家、教育家，曾任讲道馆初代馆长、东京

    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亚洲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主要功绩有创立并普及现代柔

    道，在近代日本的基础教育、体育教育、师范教育领域发挥重大作用，最早接

    收中国留学生，开创近代日本的留学生教育等。

    [2]严安生的书名全称为《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中文版书名

    为《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18年)。

    五、文学运动的正式启航

    倾倒于夏目漱石

    于是，鲁迅告别仙台，开始了第二次东京生活。跟当时的日本学

    生一样，鲁迅身穿和服，腰间系带，下着裤裙，唇上的德式胡须也留

    了起来。他把学籍挂靠在德国学协会附属德语专修学校(“独协大

    学”前身)，每天流连于丸善书店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书店书摊，专

    心搜罗书籍杂志，尝试文学评论和欧美文学介绍。夏目漱石成为朝日

    新闻社专属作家，开始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虞美人草》时，鲁迅

    则每天早上醒来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依偎在寓所的床铺上，嘴里叼上

    常见的敷岛牌香烟，翻阅报纸的小说版面。1908年4月，鲁迅还和周作

    人、许寿裳等五个留学生一起租下了夏目漱石一家曾经住过的本乡西

    片町的宅院，并命名为“伍舍”。

    身穿和服的鲁迅(右)

    夏目漱石是鲁迅最喜欢的日本作家之一，而在夏目漱石那里，中

    国也是贯穿其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主题。1900年，夏目漱石赴英国留

    学，途中第一站就是在上海和香港停泊靠岸，因而上海和香港也成了

    他最初的外国体验。到达伦敦后的第二年四月，夏目漱石写了一篇留

    学报告，题为《伦敦消息》。文章写到他对义和团事件(1900年)之

    后中国形势的关注，称“吾辈照例阅《标准晚报》……先阅支那事件

    报道”。成为小说家以后，直到未及完成的遗作《明暗》为止，中国

    依然是夏目漱石持续关注的主题。诸如长篇小说《草枕》(1906年)

    的结尾，女主人公那美与前夫在火车站告别，满载士兵的列车即将发

    车，而目的地就是日俄战争的战场——中国“满洲”；在另一部长篇

    小说《三四郎》(1908年)的开头，刚上大学的主人公坐上东海道线

    列车，邻座一位女子的丈夫去大连打工下落不明，另一位老爷爷的儿

    子则在日俄战争中战死于旅顺。

    对国语普及的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鲁迅不仅买过夏目漱石作品的单行本，晚年还购买了

    岩波书店刊行的决定版《漱石全集》(1935—1937)。1923年，鲁迅

    和周作人合译并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其中收入夏目漱石的

    《克莱喀先生》等两篇作品，有关夏目漱石的解说文字也出自鲁迅之

    手。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一文中，鲁迅称夏目漱石是

    当时自己最爱读的作家之一。曾有学者提出鲁迅的《藤野先生》受到

    过《克莱喀先生》一文的影响。的确，在20世纪初叶，安特莱夫

    (1871—1919)曾有过世界性的影响，夏目漱石和鲁迅在同一时期先

    后关注这位著名的俄国作家，实在是令人回味。夏目漱石的文学，从

    个人与国家有机结合的视角出发，深刻探讨了日本作为新兴民族国家

    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为近代日本的国语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这

    大概也正是鲁迅高度关注夏目漱石的理由之所在。

    加入光复会

    鲁迅还曾热心参加同乡先学章太炎开办的国学讲习会，随其学习

    许慎的《说文解字》。章太炎曾因在上海租界报纸上宣传革命被租界

    工部局判刑三年。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担任革命派机关报《民

    报》主编。他提出“国粹哀惜”的口号，认为国粹存在于中国古典

    中，呼吁研究国粹以唤起汉民族的民族自觉。晚年鲁迅曾高度评价这

    位经学大师，称之为“有学问的革命家”。

    一般认为，鲁迅于1904—1905年加入了以反对满清为宗旨的民族

    主义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多为浙江、江苏两省出身者)。1905年8

    月，光复会与兴中会(广东派)和华兴会(湖南派)举行大联合，在

    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日本学生增田涉在上海结识晚年鲁迅之后，曾亲耳听鲁迅说过：

    我在清末参加革命活动时，曾被上边的人命令去暗杀某位名人。

    但就在要出门时，我忽然想，这一出去，结果大概要么是被抓要么是

    被杀，如果自己死了便只剩下母亲，所以得问清楚自己死了的话，组

    织上打算如何安置照顾母亲。这话刚一出口，对方便说，这样瞻前顾

    后的可不行，算了，你不用去了……。(增田涉《鲁迅的印象》，角

    川选书，1970年)

    与朱安的旧式婚姻

    鲁迅孝心很重，甚至可以说有些近乎恋母情结。这种浓重的孝心

    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1906年夏天鲁迅回国探亲之

    际，奉母亲之命与朱安完婚。朱安是个小脚女人，文化水平也很有

    限。在当时的中国，男女婚姻主要由父母决定，婚姻双方当事人很难

    决定自己的命运。

    朱安

    然而，在工业化民主国家，以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为特征的核心

    家庭制度，已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要基础，革命与恋爱也成为文学的两

    大主题。随着对这一理解的不断加深，鲁迅深刻体会到无论是在精神

    层面还是在肉体层面，自己的旧式婚姻都注定成为一个难以抚慰和愈

    合的创伤。在当时，远渡重洋回老家完婚通常需在父母身边待上个把

    月，举行一连串的完婚仪式。但婚后仅四天，鲁迅便将新娘朱安留在

    老家，带上刚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拿到官费留学资格的周作人回到了

    东京。这大概便是鲁迅面对旧式婚姻所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抗议吧。

    遭遇挫败的开创性探索

    1907年夏天，鲁迅又一次遭遇了挫败。他和周作人、许寿裳以及

    章太炎的年轻朋友苏曼殊等人商议筹划，准备创办一本名为《新生》

    的杂志，但最后却落得个半途而废的结果。那些原本为《新生》所写

    的论文以及翻译作品，于第二年发表在河南省留学生杂志《河南》

    上，其他的小说翻译则稍后收入了鲁迅兄弟编辑的《域外小说集》

    (全二卷，1909年)。

    正如第一章所述，在论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称欧洲浪漫派

    诗人一直都站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先头。在论文的最后一章，鲁迅甚至

    将这些诗人比作进退腾挪不惜以鲜血给予观众战栗和快意的斗牛士。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846—1916)著有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

    (1896年)。这篇作品叙写了古代罗马皇帝尼禄对基督教异教徒的残

    酷迫害。其中有一个场景是面对沉醉于面包和马戏的罗马市民，为了

    拯救基督徒少女公主，勇士维尼兹尤斯在斗兽场与猛牛展开了一场惊

    心动魄的搏斗。《摩罗诗力说》的结尾似乎受到了上述场面描写的启

    示。

    勇士的生死搏斗打动了蒙昧的群众，人们纷纷站出来加入到反抗

    专制君主的队伍中。这个故事恰好和鲁迅构筑的诗人形象完好重合。

    尽管如此，鲁迅还是以这样的形成结束了他的文章：“虽有(斗士)

    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就这

    样，“寂寞”之中国这一意象逐渐转化为鲁迅自身的内在肌理。

    《域外小说集》是俄国、东欧以及英、美、法等国作家的人气短

    篇小说译作集，第一卷第一版印数为1000册，在当时的东京出版界这

    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要知道，同一时期夏目漱石出版《吾辈是猫》

    上中下三部曲单行本(1905—1907)，各卷初版本的印数也不过1000

    —1500册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他们的雄心壮志。可惜的是，当

    时中国的出版体系尚未成熟，《域外小说集》销售情况很不理想。最

    终鲁迅的这一开创性探索再次遭遇挫折。

    第四章

    从官员学者到新文学家

    ——北京时期

    杭州时期的鲁迅

    一、从杭州、绍兴到北京

    临时政府官员

    鲁迅曾考虑过继续去德国留学，但由于大家庭需要有人撑起经济

    上的负担，他终于还是将周作人留在东京继续读书，而自己于1909年8

    月回国，到浙江省会杭州担任师范学堂教员，教授化学和生物，同时

    给讲授植物学的日本教员担任翻译。在讲台上，鲁迅依然穿着留学时

    期的学生制服。翌年8月，鲁迅转任家乡的绍兴府中学堂，教授博物

    学。一年零两个月后，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鲁迅率领学生武装

    队负责绍兴城内的警备，迎接革命军入城。此时绍兴的保守派依然有

    相当势力。面对这种现实，正像鲁迅那篇具有私小说性质的作品《范

    爱农》所描写的那样，那些曾在日本留过学并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人

    都饱尝了失望之苦，已经身为绍兴师范学堂监督的鲁迅同样深感幻

    灭。次年，即1912年2月，鲁迅接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

    (1868—1940)的邀约，前往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又跟随

    临时政府北上，在北京担任教育部科长级官职。

    北京的内城与外城

    1421年，明朝永乐皇帝将国都由金陵(今南京)迁往北平，并将

    北平改称北京。此后北京在大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修建城墙23公里、城门九座(南三、东西北各二)以及护城河等。到

    了明朝中叶，为适应城内人口增加并防止蒙古族入侵，又在北京南侧

    增建了包括七座城门在内、长度为14公里的外城，而原有的北京城则

    称为内城，内外城面积合计60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恰好与日本东京中

    心的四个区(千代田区、港区、新宿区及文京区)大小相当。至于北

    京城内的人口，在清朝末年的1911年为78万，到1922年进行人口调查

    时已增加到91万。

    辛亥革命的爆发

    辛亥革命始于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新军(清政府于甲午中日战

    争后创建的新式陆军)起义。这场起义得到南方十二省的响应，迅速

    向全国蔓延。次年1月，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

    立，孙文就任首届临时大总统。为了对抗革命势力，清政府任命北洋

    军阀统帅袁世凯为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试图借助袁世凯的军事实力与

    革命军一决雌雄。由于南北双方军事力量旗鼓相当，内战一时处于胶

    着状态。其后，孙文与袁世凯以电报方式进行南北谈判，最终商定清

    帝溥仪于1912年2月退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不料袁世凯不久便

    企图废除中华民国约法，恢复帝制，自称皇帝。袁世凯的复辟行径遭

    到各界广泛反对，各地纷纷爆发反袁运动，在一片声讨浪潮中，袁世

    凯于1916年6月死去。之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各派系军阀为争夺北京

    政府的统治权，屡屡开战；而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则打出拥护宪法的

    旗号，与北京政府展开对抗和博弈。中国开始进入长达十数年之久的

    分裂时期。

    二、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渊源

    由于政治形势动荡不安，作为帝都皇城长期君临全中国的北京，其政治地位有所弱化。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之都的北京却反而更加

    令人瞩目。而造就这一局面的，便是新兴的知识阶层，即以北京大学

    为首的全国高等教育机关的教员和学生。北京大学的前身系1862年设

    立的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戊戌变法之际，梁启超参考日本的学校

    教育制度结构，草拟了京师大学堂规则，计划招收500名学生，后因戊

    戌变法失败未果。辛亥革命胜利后，清末著名革命家兼教育家蔡元培

    担任中华民国首届教育总长，制定并公布了大学令，于是中国第一所

    也是唯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终于诞生。1917年，蔡元培亲自担

    任北京大学校长，大胆实行改革，倡导学术自由，积极保护和支持教

    员学生掀起的文化运动。

    在军阀混战时期，北京大学虽然在不断培养优秀人才，但其背后

    并没有一个可以为这些人才提供保障和支持的共和国，政府的教育预

    算经常被挪用为军事预算，拖欠教员工资的现象屡屡发生。面对这种

    状况，北京大学迫切渴望并要求能够建立起一个共和国体制，进而其

    自身也逐渐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不难想象，在文化之都的核心区域

    里有这样一所大学存在，那么这个城市的文化也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向

    往革命的文化。

    最大的学生城市

    19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教会以及中国资产阶级在上海开设了为

    数不少的学堂。但这些学堂大多规模较小，一个年级仅有数十人，比

    起现代性的学院来说，毋宁更接近于私塾。到1919年，全国有教会大

    学14所，在校学生2017名；而同一时期的北大这一所学校就有学生

    2300名(1922年)，超过全国教会大学的学生总数。不仅如此，北京

    拥有的高等学校数量也是全国第一，具体包括国立学校19所、私立学

    校6所，学生总数达到13000人，占全国大学及专业学校学生人数的40%

    以上，北京妥妥地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学生城市。

    《国学季刊》封面

    北京大学校徽

    以北大学生的出生地来看，本地的直隶省(相当于今河北省)最

    多，有321人(14%)；其他则为江苏184人、浙江197人、安徽102人，长江下游三省即上海周边合计483人(21%)。除此之外，广东231人

    (含华侨)、四川139人、山东147人。总之，北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各

    地。教授队伍也同样集中了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归国的少壮文化新锐，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1918年，北大教授平均年龄不

    到40岁；202名教员中，祖籍为直隶及北京者仅有12人，而江苏有40

    人、浙江39人、安徽17人，也就是说北大教员绝大多数为南方人。在

    北京这座文化之都复兴的过程中，清末变法派所构想的京师大学堂自

    然是其原动力之一，但同时，那些出生于上海周边并具有留学经历的

    教授，以及来自南方的年轻学生们也是流入北京大学的重要的新鲜血

    液。这既可以说是发端于上海的欧化一派盖过了北京，也可以说是古

    都北京吸收新兴上海的能量而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兼任北京大学讲师

    从1920年12月开始的六年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同时，还兼任

    北大的讲师。他每周去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为北大的刊物写稿，还

    完成了北大校徽以及北大《国学季刊》的封面设计。

    1925年12月17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时，鲁迅特意撰写了

    《我观北大》一文，给予北大高度评价：“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

    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

    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

    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鲁迅向来以讽刺批评见长，但此

    文却满是真诚的肯定和期待，意味深长。

    三、文学革命与五四运动

    提倡全面使用白话文

    在中国，自汉代以来，以古典语汇和语法为基础的文言文一直被

    视为“国语”的正统。直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划

    时代性地提出，在写实以及大众性交流等信息传达，即作为民族国家

    的语言媒介方面，白话文远远胜于文言文。胡适站在历史进化论的立

    场上，主张“文言文=旧、白话文=新”的语言进化论，彻底颠覆了

    “士大夫阶级=文言文、下层民众=白话(古典口语)”这一旧的语言

    价值体系，极大改变了中国的语言观念。在1916年8月的日记中，胡适

    总结出了全面使用白话文的“文学革命八条件”。

    不用典。

    不用陈套语。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方面。

    不作无病之呻吟。

    不摹仿古人。

    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号)[1]

    稍后，胡适在1917年1月号《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

    刍议》一文，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八事”；紧接着，《新青年》主

    编陈独秀又在2月号卷头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呼吁推倒“贵族文

    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平民文学”“写实文学”

    “社会文学”。文学革命从此正式拉开序幕，北京大学成为文学革命

    的中心。

    《新青年》创刊

    《新青年》于1915年创刊，主要撰稿人多为北京的知识分子，尤

    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如鲁迅、胡适、周作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者李大钊(1889—1927)等。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大都30岁前后，接受过清末西欧式教育制度和留学制度的培育，他们先后集结到新文

    化大本营北京大学，致力于对更加年青的一代进行启蒙，他们主张民

    主与科学，批判儒教，倡导全面学习欧美，并发动了文学革命和新文

    化运动。出自这批精英知识人之手的《新青年》，是一本厚达300余页

    的综合杂志，鼎盛时期发行量达到16000多册。通过这本杂志，个人、内心、恋爱、货币经济制度——这些来自于近代西欧的重要概念，相

    继在中国文学的世界中登场。

    《新青年》封面

    在文学革命发生前后，教育制度层面的白话文教育也开始迎来急

    速发展的局面。1913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探索制定以北京话

    为基础的标准语。到20年代初，小学所有年级的文言教材全部改为白

    话文，中学教材的改革也不断推进。文言文的国文科承载的是儒教意

    识形态，而白话文的国语科则体现着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当时，满清

    这一异民族王朝体制虽已瓦解，但汉民族国家尚未完全形成，民族主

    体性的确立任重道远。在这个关键时期，白话文学承担了为知识阶层

    提供新的表现形式、促进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使命。

    成熟的近代文化都市：北京

    这一时期，北京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铺马路架路灯、修建电影院等大众娱乐设施，工人运动也开始登场。总之，在北京的

    城市空间中，现代与前现代展开了激烈的博弈。1924年，北京电车公

    司开通了第一条电车线路，有10部电车运行于内城南北方向的正阳门

    至西直门之间。到1949年时，北京的电车线路增加到10条，总里程达

    到48公里。可以说，虽然在时间上比东京滞后了20年，但北京在文化

    层面的发展和成熟可谓日新月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以纺织业为中心的中国民

    族资本取得了飞跃性发展，建设民族国家的气氛在全国范围内空前高

    涨。以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让给日本为导火索，1919年5月

    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们掀起了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

    治运动(五四运动)。这一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国，五四运动迅

    速蔓延至各城市各阶层。这场运动阻止了北京军阀政府在《凡尔赛和

    约》上签字，并继续发展为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国民革命。

    注释：

    [1]作者此处引用与《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有若干文字出入。据胡适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等资

    料可知，“八条件”的说法最早见于1916年8月19日胡适致朱经农信；又见1916

    年10月致陈独秀信。但在《新青年》以《文学改良刍议》为题发表时，改“八

    条件”为“文学革命八事”；另，“八事”的顺序也改为：(一)须言之有

    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

    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四、从官员学者到新文学家

    只身北上赴任教育部

    1912年5月初，鲁迅和许寿裳一道由上海经水路前往天津，在天津

    再转乘京津铁路奔赴北京。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了对华北的第一印象：

    “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鲁迅的首次北京之行没有

    妻子陪伴，朱安留在绍兴照顾鲁迅的母亲。赴任北京后，鲁迅独自一

    人寄居于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上班地点则在西单南的教育部。这种

    状态一共持续了七年半之久。

    所谓会馆，是地方行政单位的省或县设立的供同乡住宿的会所兼

    宿舍，全国各地在北京设立的会馆一共有420多处。绍兴会馆共计有大

    小房间84间，客人多为绍兴人，于是绍兴方言和习俗也就成为这间会

    馆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县大体相当于日本的郡，人口规模一般在数十

    万，整个中国约有2000多个县。绍兴会馆历史悠久，院子里有一棵高

    大的槐树，传说曾有一位高官小妾吊死在这棵树上。鲁迅借住的房间

    正好对着这棵树，据说因该传说这间房很长时间一直没人住。夏日时

    节，鲁迅于这里乘着大槐树的夕凉，相继创作了以凝视死亡和发狂为

    主题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另外，1917年4月，经

    鲁迅推荐，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于是周作人也来到北京，并

    与鲁迅住在一起。9月，周作人正式获得北京大学颁发的教授聘书。

    绍兴会馆

    举家迁居北京

    1919年，考虑老家周氏家族兴房各家的诸因素，鲁迅卖掉了位于

    绍兴新台门的宅院老屋，在北京内城西北的八道湾买下一处四合院，并于同年12月回到绍兴老家，用一个月的时间处理好卖房搬家各种事

    宜后，带着母亲、小弟周建人，以及妻子朱安搬家来到北京。八道湾

    的四合院属于中国北方的传统住宅样式。整个宅院呈方形，东西南北

    四周各有三个房间。南侧房屋面朝马路并延伸出高达三米的红砖围

    墙，还有一个中国式大门。我们知道，北京城四周围着高大宏伟的城

    墙，所以城里那一个个被墙围着的四四方方的四合院，也算是城中

    城，是数百分之一的微型故宫。在四合院这种中流社会家庭的小天地

    里，女人基本不用外出，需要买日常生活所用的东西时，会有人挑着

    担子上门叫卖，甚至耍猴的、演木偶戏的也都可以到四合院来上门服

    务，在院子里表演节目。四合院宛如一个建立在家族制度基础上的小

    型共同体。

    周氏兄弟的这个是一个二进院的四合院，南北63米，东西26米，占地面积大约1600平方米。住在这里的，有鲁迅的母亲和鲁迅夫妇，还有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另外从绍兴老家来的

    亲戚朋友以及爱罗先珂等来自日本的客人也都在这里住过。在这个四

    合院里，鲁迅的母亲、妻子，还有绍兴出身的佣人以及寄宿的同乡之

    间都讲绍兴方言，而周作人周建人、两兄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羽

    太芳子及其孩子们则讲日语，这个大院俨然就是一个双语世界。

    埋首拓本搜集

    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的职位是社会教育司的科长，主要负责博物

    馆、美术馆的管理工作。任职期间，鲁迅起草《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1913年)，筹划开设历史博物馆以及京师图书馆(后来的北京图书

    馆)的搬迁，制定汉语注音符号——“注音字母”等，开展了一系列

    工作。无奈袁世凯独裁体制对行政官员系统的控制日益严峻，教育行

    政逐渐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无奈的鲁迅开始埋头于拓本的搜集整理

    以及古籍的校勘研究。对此，日本的中国版画研究专家奈良和夫认

    为，鲁迅对“中国古人所表现出来的强韧的生命力——通过石刻这种

    永恒的方式证明和保存自我的历史存在——产生了强烈共鸣”。对鲁

    迅而言，拓本搜集既是章太炎倡导之爱惜国粹论的实践，同时也是消

    沉时期的一种精神寄托。

    文学活动的重启

    不久，《新青年》杂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鲁迅与

    之相呼应，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狂人日记》。

    除了创作小说，鲁迅还积极展开评论与翻译活动。就这样，鲁迅开始

    了继留日时期之后的第二次文学创业。从1918年到1922年的四年间，鲁迅创作了《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等十四篇短篇小说，出版

    了他的第一本作品集《呐喊》。“呐喊”，意为在战场上向敌人阵地

    冲锋时为激励士气而大声呼喊。正如书名所示，《呐喊》以锐利的批

    判精神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存在。

    我想，《狂人日记》算得上是一篇充满哲学意味的小说。主人公

    狂人脑海中的“吃人”妄想浓缩了中国人之间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关

    系结构；在鲁迅的笔下，痛斥“吃人”的狂人自身也背负着“吃人”

    的原罪。显然，鲁迅是在探索同处吃人罪孽结构中的狂人与民众间的

    精神沟通问题。早在东京留学时期，鲁迅就曾在《摩罗诗力说》中指

    出，中国的诗人和先驱者们与民众隔绝，被民众孤立。对于青年时代

    所提出的这些思想课题，《狂人日记》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同时最早

    体现出了文学革命的意旨。从《狂人日记》开始，以第一人称讲述精

    神纠葛和内心历程逐渐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流。

    《狂人日记》的原型

    学界一般认为《狂人日记》创作于1918年4月，发表于同年5月15

    日发行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但笔者在编写《鲁迅事典》(三

    省堂)的过程中，曾对上海《申报》刊登的出版广告、《北京大学日

    刊》“图书馆书目室布告”栏，以及《周作人日记》等进行爬梳，结

    果发现《新青年》杂志的实际发行时间比通称的5月晚了一个月，因此

    《狂人日记》的创作时间也有可能是在5月。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在

    5月份，北京《晨报》社会版还发表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新闻报道，它

    们是《痰妇食子奇闻》《孝子割股疗亲》《贤妇割肉奉姑》以及《贤

    妇割肾疗夫》等。

    第一篇说的是疯母食人事件，而其他另外三篇报道讲的都是孝

    子、贤女、良妻割下自己的肉为父母、婆婆、丈夫治病。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报道都是秉持所谓“孝”和“贤”这些儒教价值观，肯

    定和赞赏割肉治病的行为。可以想象，当鲁迅看到媒体对孝子贤妇们

    割下自己的肉让父母吃赞美有加时，一定是既震惊又愤怒。他创作

    《狂人日记》的动因或许就在这里也未可知。

    另外，《狂人日记》是有原型的，那就是鲁迅的同乡表兄弟阮文

    恒(1886—1938)。在《鲁迅日记》里，他曾以阮久孙这个名字数次

    出现。此人在山西省繁峙县做过县丞，后因某案件遭受胁迫导致神经

    错乱，1916年10月跑到北京投奔鲁迅。结果鲁迅带他到日本医师池田

    开办的医院住了一周院，然后派人把他送回了绍兴。

    标点符号的重要性

    《狂人日记》“序”为文言文写成，但使用了当时《新青年》正

    在倡导的新式标点。“序”之后的小说正文全部使用白话文，但正如

    有的中国研究者所说，“(第一节)共69个字，52个词，其中单音节

    词34个，双音节词18个，各占65%和35%。这些词连缀在一起，从音韵

    节奏上还能感受到文言的特征。”(吴晓峰《“错杂无伦次”：〈狂

    人日记〉的语言狂欢》，《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8年增刊号)

    清末至中华民国初，标点符号的使用尚未普及。鲁迅在较早阶段

    便已认识到标点符号的重要性。例如，在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

    小说集》(1909年)里，鲁迅在“序言”后面专列了“略例”，对标

    点符号的使用方法进行说明：“!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

    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

    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1]《新青年》杂志全面采用白话文

    体始于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在此前的第四卷第二号(2月15日发

    行)，语言学家钱玄同在发表了《句读符号》一文，提出“繁简二式

    的句读符号”。所谓“繁式”“用西文六种符号：，读；长读：昌

    或结·或。句？问!叹”；而所谓“简式”，“仍照以前用句读

    两号：、读。句”[2]。钱玄同的“繁式”与鲁迅在《域外小说集》

    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基本相同，只有“；”“：”在译成现代日语时，需要适当变为“。”或“、”。总之，从第四卷第五号开始，包括

    《狂人日记》在内，整个《新青年》杂志全部变为白话文，并使用钱

    玄同所设计的标点符号。在文体上，虽然《狂人日记》的语汇和语法

    都还有文言痕迹，但在标点符号方面却几乎完全实现了口语化。而一

    年后发表的《孔乙己》和《药》，则全面完成了口语化的转变。1920

    年2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新制定的标点符号方案，而这套方案又基

    本上援用了《新青年》杂志的标点符号。至此，鲁迅、钱玄同等人历

    经十余年的苦心努力终于修成正果。

    “圆熟”“深切”之作：《孔乙己》及《药》

    《狂人日记》以第一人称文体以及对“吃人”现象的尖锐批判，形成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但在小说技法和故事结构方面，尚未达到圆

    熟的境地。而一年后问世的《孔乙己》和《药》，无论是文体还是结

    构，都体现出了很高的水准。因此，小说家鲁迅的真正亮相作品应该

    是《孔乙己》和《药》。这两篇作品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

    四、五号，刊物目录显示分别为“1919年4月15日发行”和“1919年5

    月出版”。但实际的刊行时间大约是8月中旬和9月22日前后。根据

    《〈孔乙己〉附记》和《鲁迅日记》推测，《孔乙己》的草稿作于

    1918年末，定稿于1919年3月10日，《药》完成于4月25日，但实际上

    究竟哪一篇脱稿在先还无法确定。

    短篇小说《药》中因参加革命而被处死的革命家夏瑜，其原型是

    女革命家秋瑾(1877—1907)。秋瑾出身于绍兴，后因策划反清武装

    起义而被清朝政府逮捕处死。秋瑾牺牲时，青年学生间流行送花圈悼

    念，但一般民众尚不理解这种新的习惯。鲁迅说过，这篇小说既描写

    了新旧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也描写了上一代人相互间的隔膜和孤独。

    鲁迅还承认，这篇小说受到了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影响。

    鲁迅故里咸亨酒店前的孔乙己像(2010年)

    秋瑾(绍兴解放北路轩亭口，2010年)

    《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20多年前的清朝末期，舞台便是鲁镇上

    的小酒馆咸亨酒店。小说以十二岁开始在酒馆儿负责温酒的伙计

    “我”的视角，回忆讲述了那个在酒馆儿站着喝酒的穷酸书生孔乙己

    的故事。

    芥川龙之介的影响

    在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同一时期，鲁迅用一年时间集中阅读了芥

    川龙之介(1892—1927)的三部早期小说集，并于1921年5月—6月在

    北京《晨报》翻译发表了芥川的两篇小说《鼻子》和《罗生门》。另

    外，似乎可以推测，《孔乙己》的创作大约受到芥川的短篇《毛利先

    生》(1919年)的影响。芥川笔下的毛利先生，是旧制中学里的一位

    临时英语教师，一大把年纪，头戴礼帽身着礼服，长着一副“血色不

    佳的圆脸”，说一口“尖得刺耳的”“不像日语的日语”。而鲁迅描

    写的孔乙己也是穿着“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

    长衫，“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嘴里说的也是难懂的之

    乎者也。比较两人的作品，可以发现芥川和鲁迅笔下的主人公，无论

    在穿着、表情还是奇怪的话语上都颇相似。不仅如此，两篇作品在叙

    事结构上也神奇地相似，都采用了叙事者“我”于成年后回想其少年

    时代所见所闻的叙事方式，而两篇小说的叙事者也都同样拒绝过主人

    公的热心教诲。

    关于芥川对鲁迅的影响，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1919年12月发表

    于《晨报》的《一件小事》，写叙事者“我”乘坐人力车外出，路上

    人力车不慎碰倒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我”不以为然，甚至认

    为老妇人说自己受了伤是在说谎，于是挥手让车夫继续赶路。但满身

    灰尘的车夫的举动却完全相反。他“傻傻的”跑过去把老妇人扶起

    来，关切地询问她的伤势。这很像芥川的短篇小说《蜜桔》(1919

    年)。芥川也是通过叙事者“我”的视角，描写乘坐横须贺线火车外

    出打工的小姑娘，从车窗里把蜜桔扔给在沿途铁路旁目送自己的弟弟

    们。总之，《呐喊》中的一些短篇小说，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题材内

    容都可以看到芥川以及安特列夫等作家的影响痕迹。从比较文学的视

    角进行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鲁迅文学。

    芥川还有一篇题为《流浪的犹太人》的小说。这篇小说取材于中

    世纪欧洲的同名传说，而鲁迅曾对这个传说的主人公阿哈斯瓦尔表示

    过强烈的共鸣[3]。鲁迅与芥川之间的这一共同点也很值得重视。芥川

    自杀后，中国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艺杂志《小说月报》曾专门编辑了

    “芥川龙之介专辑”(1927年9月号)，以示哀悼和纪念。

    日本及欧美文学的译介

    北京时期的鲁迅曾致力于日本以及欧美文学的翻译介绍。1921年4

    月—7月，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的身份来华，走访了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正是在芥川访华期间的4月—5月，鲁迅翻译了芥川

    的《鼻子》和《罗生门》，并刊载于北京《晨报》，后收入《现代日

    本小说集》(1923年)。而另一方面，芥川也是在逗留北京期间看到

    了鲁迅的翻译，并为译者“很明确的传达出了自己的心情而感到惊

    喜”(《北京周报》1923年9月23日)。后来芥川在《日本小说的中国

    译本》(1925年)一文中高度评价中国的日本小说翻译，称其“比之

    目前日本流行的西方文艺译著，也绝不逊色”。

    《新青年》内部的分歧

    围绕着如何认识俄国革命(1917年)，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等问

    题，《新青年》杂志内部的矛盾不断加深。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等人倾向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并接受了共产

    国际的支持，于1921年7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新青年》也成了中国

    共产党的机关杂志。而另一方面，胡适却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

    实行美国式的现代化，鲁迅、周作人等也对布尔什维克的专制性抱有

    疑问，而对日本白桦派文学以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4]产生了兴

    趣，对无政府主义也怀有好感，并逐渐疏离《新青年》。在家庭生活

    方面，由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的缘故，鲁迅和周作人在1923年7月突

    然失和并断绝兄弟关系，鲁迅随即搬出八道湾。自此，继“呐喊”时

    期之后，鲁迅开始进入“彷徨”

    时期。

    注释：

    [1]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170页。

    [2]钱玄同：《句读符号》，《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12页。

    [3]“Ahasvar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出

    自鲁迅杂文集《坟》中的《娜拉走后怎样》。

    [4]1918年11月，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在九州宫崎县木城村建立了一个农业

    生活共同体(村落)，称之为“新村”。这一共同体以建设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体力和脑力劳动对立的理想社会为宗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武者小路本人曾在“新村”生活过数年，后转为村外会员。“新村”鼎盛时期

    曾有成员50余人，刊行过《新村》杂志，后迁至东京附近的埼玉县。这一组织

    及其运动于五四时期由周作人等介绍到中国，曾有较大影响。

    五、“彷徨”时期

    俄国诗人爱罗先珂

    20世纪20年代，曾有一位俄国诗人纵跨东京、上海、北京，他就

    是瓦西里·爱罗先珂(1890—1952)。爱罗先珂出生于俄国南部的一

    个富农家庭，四岁时双目失明，后来先后在莫斯科盲童学校以及伦敦

    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1914年只身远渡日本学习针灸等汉方医学；

    学习日语两年后即开始以口述方式进行日语童话创作。1916年以后的

    三年时间在泰国和印度漂泊浪迹，后被英属印度官方以布尔什维克嫌

    疑犯的罪名驱逐出境。回到日本后他积极参加左翼派举办的演讲会，倡导宣传人类解放。因恐惧爱罗先珂会引发社会主义国际联合及大众

    运动，日本政府于1921年6月以“妨害帝国之安宁秩序”的罪名将其驱

    逐出境，经由敦贺遣返俄国海参崴。后由于十月革命后俄国继续发生

    内战，爱罗先珂未能回到莫斯科，遂转道来到上海。稍后在鲁迅和周

    作人的斡旋帮助下，被北京大学聘为世界语教师，1922年2月起在八道

    湾周家生活了一年多。

    爱罗先珂来到北京后应邀在北京大学礼堂举行演讲会，听众多达

    数千人，礼堂里座无虚席水泄不通。然而，他的演讲与左翼学生及知

    识分子的期待相距甚远。爱罗先珂甚至尖锐批判布尔什维克发动的俄

    国革命是一场专制主义，揭露布尔什维克对知识阶级的镇压。于是，爱罗先珂任教仅仅数月，选修其世界语和文学课的学生便纷纷离去，甚至有的班最后仅剩下三个学生。很快，被称为“解放的预言者”的

    爱罗先珂光环尽失，在留下若干含有转向意味的童话后，于1923年4月

    离开中国回到莫斯科。

    爱罗先珂作品的翻译

    鲁迅翻译了爱罗先珂的两部日语作品，《爱罗先珂童话集》

    (1922年)和《桃色的云》(1923年)。鲁迅在小品《鸭的喜剧》

    (1922年)中有这样的描绘：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

    向我诉苦说：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

    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

    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

    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以《狂人日记》发出第一声“呐喊”的鲁

    迅，此后一直处于共和国话语的中心。然而面对布尔什维克主导的革

    命，鲁迅开始对其未来前途抱有疑虑，留日时期以来所构筑的浪漫派

    诗人的理想形象开始逐渐崩塌，爱罗先珂般的那种“在沙漠上似的寂

    寞”呼喊，很快化作以寂寞和悲哀叙写自己前半生的《〈呐喊〉自

    序》(1922年)。

    “彷徨”期鲁迅的心境

    在“沙漠上似的”北京，流浪诗人爱罗先珂很快陷入消沉，鲁迅

    也迎来了自己的“彷徨”时期。短篇小说《故乡》(推定发表于1921

    年7月)结尾的那段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

    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恰好

    预示了鲁迅这一时期的心境。在这段日子，鲁迅关注“流浪的犹太

    人”的欧洲传说，并据此创作诗剧《过客》(1925年，收入《野

    草》)，描写一位中年男子迎着来自西方的催促和呼唤，不停行走永

    世流浪。有趣的是，这一时期鲁迅还翻译了日本伊东干夫的诗作《我

    独自行走》——伊东干夫系当时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具体情况不

    详。

    除了永世流浪执着行走的主题之外，这一时期，鲁迅还特别关注

    “罪”的主题。他的《风筝》(1925年2月)、《父亲的病》(1926年

    11月)等作品，一再叙写欲对亲人赎罪而不得的痛苦心境。《伤逝》

    (1925年10月)更是表达了罪与死这两个主题的交织和博弈。涓生与

    子君因相爱而毅然同居，但结果却是涓生辜负爱情、子君悲伤离世，涓生背负罪孽，陷入痛悔自责。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娜拉走后

    怎样》。当时中国的女大学生热衷崇尚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主人公

    娜拉，年轻的知识女性们将娜拉视为自由恋爱和女性解放的象征。然

    而，面对这些憧憬浪漫的女大学生们，鲁迅却一再提醒娜拉出走后的

    命运将会非常坎坷。他呼吁青年女性们不要被激情和冲动弄昏头脑，不要轻易采取过激行动，而必须要用坚韧的努力去争取独立的经济

    权。有趣的是，鲁迅在演讲的最后又话题一转，谈到“情愿闯出去做

    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他再次提起那个奇异的传说，讲到那个

    “背着咒诅”，“永世不得休息”“始终狂走”的“流浪的犹太人”

    阿哈斯瓦尔。透过鲁迅的话，可以看到一种充满孤独感的领悟——自

    己已是罪人，只能永无停息地战斗下去。

    对于现代性的深刻省察

    1924—1925年，鲁迅相继发表了《祝福》《孤独者》《伤逝》等

    11篇小说。这些作品后来收入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彷徨》

    卷头印有屈原(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期楚国宰相，后抑郁而

    死)《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体

    现了鲁迅的心境。

    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展现了对传统中国的尖锐批判，而

    接下来的《彷徨》却在深刻省察通过批判传统而获得的现代性。与

    《呐喊》相比，《彷徨》中的作品整体上篇幅较长，原因是鲁迅的创

    作心态发生了变化，他虽身处彷徨，但却致力于深化自己的批判性省

    察。在《彷徨》里，依旧可以看到鲁迅文学的固有主题，即在寂寞苦

    境中沉默思考，但表现主题的文体却比《呐喊》更加圆熟，叙述视角

    (譬如爱与死等)也更加丰富。

    由于当时汉语中还没有指称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所以直到《呐

    喊》，鲁迅使用的都是古典文学中的“伊”。而从《彷徨》的首篇

    《祝福》开始，鲁迅正式使用了《新青年》同人刘半农于1920年6月创

    制并提倡的“她”字。显然，在描写男女爱情时，“他”和“她”这

    对第三人称代词使用起来既清楚又方便。但起初的一段时期，由于第

    三人称代词的用法还不成熟，有的人甚至搞不清这些代词到底指称什

    么。

    《祝福》：技巧圆熟的杰作

    《祝福》是鲁迅进入“彷徨”时期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祝

    福”是江南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即于除夕之夜，烹制鸡、鹅、猪等

    菜肴供于福神前祭祀，五更时分燃香点烛，答谢神明保佑，祈求来年

    幸福。在小说里，叙事者“我”于年末回到故乡鲁镇，住在身为地主

    的叔父家里。第二天，“我”在河边遇到了祥林嫂。这个曾在叔父家

    里做过佣人的女人如今已沦为乞丐。祥林嫂见到“我”，一再追问人

    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第二天便是除夕了，可

    “我”却意外地听说祥林嫂已经死了……于是我的记忆苏醒了，从前

    关于祥林嫂的所见所闻一幕一幕地连成一片浮现在眼前。

    1912年，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但在很多地方，传统的人身

    买卖婚姻、婆家将死了丈夫的儿媳卖给其他男人的野蛮风俗依然存

    在。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祥林嫂便饱受了这些野蛮制度的摧残。更有

    甚者，还有跟她一样为人作佣的妇女用封建迷信来折磨祥林嫂，告诉

    她女性再婚便是不贞，再婚女子死了也得落入地狱，被阎王爷锯成两

    半分给两个丈夫。“我”的叔父叔母虽为地主乡绅，但其儒教信仰中

    满是利己私心，他们只知一己家族的昌盛，不但不想去改变鄙俗迷

    信，反而唯儒教教条是从，在野蛮的迷信面前助纣为虐。

    叙事者“我”是一个“识字的，又是出门”(祥林嫂语)了的新

    派人物，照小说的描写，应该是某大城市教育界中的人物。但就是这

    样一个新派人士，当痛苦不堪的祥林嫂向他提出疑惑时，他却仅以

    “我说不清”来敷衍，立即躲开走人，满脑子想着第二天离开鲁镇进

    城，去昔日的饭馆儿享用和老朋友一起吃过的当地名菜。小说通过

    “我”这个软弱的中产阶级分子，叙述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

    的悲惨人生，同时非常巧妙地描绘出20世纪20年代弥漫中国乡村的闭

    塞氛围，堪称技巧圆熟的杰作。不过，“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他又是为怎样的目的回到故乡鲁镇的呢？

    后来，夏衍(1900—1995)将《祝福》改编为电影剧本，1956

    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摄制的第一部彩

    色电影。导演由自民国起便享有盛誉的桑弧(1916—2004)担任，著

    名演员白杨(1920—1996)饰演女主角祥林嫂。

    《在酒楼上》：归乡体验叙事

    《在酒楼上》采用了叙事中的叙事形式，讲述“我”归乡后与老

    友重逢，老友向“我”讲述其归乡体验的故事。叙事者“我”从北方

    回江南省亲，顺路在家乡附近的S城停留，十年前他曾在这里做过一年

    教员。他去拜访昔日的同事，却不料他们都已先后离开了这里。于是

    “我”独自一人来到过去时常光顾的酒楼，坐在二楼，一边喝着绍兴

    老酒，一边眺望楼下荒园的雪景。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我”的老

    同学兼教员时期的同事吕纬甫走了进来。他也和“我”一样，离开S

    城，先去济南再去太原，眼下在一个同乡(大约是在地方任职的高级

    官员)家里教书，给孩子教教《诗经》和《孟子》等。两人一边喝

    酒，一边唠叨此行“还是为了无聊的事”“做了一件无聊事”。原来

    吕纬甫这次回乡一是为了给早年夭折的弟弟迁坟，二是为了给先前东

    边邻居的小姑娘送两朵剪绒花发钗……

    小说中“我”的故乡离S城“不过三十里”，令人联想起《祝福》

    中的鲁镇；而“福兴楼”所在的县城则令人想起S城。那里的清炖鱼翅

    是《祝福》里的叙事者“我”所怀念的青春时代的味道。在小说里，“我”和老同学苦笑着说，两个人都是“飞了一个小圈子”后，又

    “飞回”了故乡。《在酒楼上》和《祝福》这两篇作品都描写了

    “我”的还乡，描绘了整个中国的沉闷和闭塞，同时弥漫着归乡者特

    有的怀恋青春的浓重乡愁。

    《肥皂》：中产阶级中年夫妇的生活

    《肥皂》写丈夫从外面买回来一块洋肥皂，结果引发了这对中年

    夫妻之间的小小波澜。主人公名叫四铭，妻子在家糊纸锭贴补家用，长子十余岁，正在读书，下面是八岁和四五岁的女儿。四铭曾是个开

    明派，戊戌变法(1898年)时主张开设洋学堂，提倡女子教育。但二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却变了很多。他为学生呼吁解放和自由而恼火，为女学生剪发而愤然。给老婆买肥皂时左挑右选，让店员拆开包装纸

    确认里面的肥皂如何，惹得在旁边买东西的学生嘲笑他是“恶毒妇”

    (old fool)。四铭回到家立即命令儿子查清“恶毒妇”的意思。原

    本四铭买肥皂的起因是在街上遇到讨饭的孝女，旁边有两个光棍调戏

    她：“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

    四铭听了这话不禁怦然心动，这才买回了肥皂。晚上，诗社的同人前

    来拜访，询问对征文题目的意见。四铭提议用“孝女行”作题目，并

    讲起白天遇到的讨饭姑娘。不料诗社的同人听罢居然兴奋不已，大笑

    起来：“咯支咯支，哈哈!”四铭老婆把刚刚小心收藏起来的肥皂拿

    出来扔在桌子上，一脸怒气，“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只

    要再去买一块……”

    在近代东亚，香味的革命始于肥皂。在东亚近代化、欧化及民族

    国家建设过程中，身体行为的改造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环节

    上，于男性而言，兵役和体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于女性而言，香皂比

    香水和洋装更早出现，成为实践身体行为现代化的先导性要素。

    《肥皂》以一块肥皂作为小道具，描写清末变法运动时期的开明

    派逐渐被时代淘汰，到了五四时期不仅在经济上走向式微，在思想上

    也趋向保守。除此之外，小说也呈现了一个朴素的中产阶级中年夫妇

    的家庭生活状态，其间隐约漂游着些许性感的色彩，构成了作品的多

    重意味。在叙事形式上，《肥皂》与《祝福》及《在酒楼上》有所不

    同，其主人公并非第一人称叙事者，而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被叙事者。

    四铭虽没有归乡，但却于夜里独自一人“踱出院子去”，“来回的

    踱”。在这个意义上，《肥皂》中的四铭也是一个“彷徨”的主人

    公。

    《伤逝》：遇挫的自由恋爱

    《伤逝》末尾署：“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作品未经报

    纸杂志发表，直接收入《彷徨》，《鲁迅日记》中也没有任何记载。

    《伤逝》是一个年轻男人的手记，描写“他”(涓生)向“她”(子

    君)求爱。两个年轻人不顾父母的反对以及他人的好奇，毅然开始了

    同居生活。但到了最后，由于生活艰辛以及男性的心态发生变化，两

    人的爱情终于夭折。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受到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这

    一思想新潮的吸引和激励，一对青年男女毅然决然地结合在一起，但

    很快遭遇到经济上的挫折，涓生首先产生了动摇，并向子君坦白自己

    的爱情已经冷却。于是子君被父亲领走，再后来传来消息，子君已经

    离开人世……

    围绕着《伤逝》，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认为作

    品批判了中国社会的保守和传统，谴责了社会对年轻人勇敢实践自由

    恋爱行为的扼杀；也有人提出小说的主题在于批判涓生的轻薄以及敷

    衍的反省；还有人认为小说是鲁迅三兄弟私生活的告白，涉及鲁迅及

    小弟周建人婚姻的挫折、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失和，等等。例如有日本

    学者就指出了鲁迅的小说《伤逝》与周作人的随笔《伤逝》的关联：

    在鲁迅完成《伤逝》创作的九天前，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

    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伤逝》。随笔的内容是翻译和介绍古罗马诗人

    卡图卢斯悼念弟弟的诗，另外还介绍了比亚茲莱的插图画。(清水贤

    一郎《另一个〈伤逝〉——关于周作人佚文的发现》，『しにか』

    1993年5月号)

    浙江师范大学学者曹喜修撰文考察《伤逝》的叙事结构时指出，鲁迅曾说“这一篇的结构，其中的层次，是在一年半前就想好了

    的”，以此为线索，可以看到《伤逝》有三层结构。第一层，是涓生

    和子君的恋爱婚姻共同体与传统社会的对立结构，两人试图否定传统

    社会，但却反被传统社会所否定，子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涓生的心

    灵也留下深重的创伤。主人公以外的出场人物均无姓名，他们都是传

    统社会的代言人。

    第二层结构则是恋爱婚姻共同体内部涓生与子君双方的对立，子

    君受到涓生的启蒙，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

    利!”然而，恰如阿Q对革命的无知一样，子君并没有真正懂得自我的

    意义，与涓生同居后她完全失去了自我。

    第三层结构呈现了涓生其实是一个逃避忏悔的忏悔者，小说所表

    现的并非涓生对子君的哀悼，而是小说读者对涓生灵魂死灭的哀悼。

    曹喜修指出，在小说的题目上，鲁迅使用的不是通常悼念妻子所用的

    “悼亡”一词，而是悼念朋友才用的“伤逝”。另外，小说正文虽是

    涓生以第一人称叙事，但小说的副题“涓生的手记”用的却是第三人

    称。作者通过这一方式，赋予读者以裁判者的立场，读者可以去评判

    对子君的死负有直接责任的涓生之“忏悔”是否真实真诚，也可以从

    友人的立场去哀悼涓生魂灵的自我死灭。归根结底，在回避真实，未

    能正视自我的罪孽这一点上，涓生与阿Q并无二致，“涓生灵魂悲剧的

    实质是一个思想启蒙者的悲剧。对于启蒙者来说，最艰难的工作往往

    不是启蒙别人，而是自我解剖自我反省”。(《论〈伤逝〉的结构层

    次及其叙事策略》，《学术月刊》2005年1月)

    显克微支的影响

    在《祝福》和《在酒楼上》两篇作品中，叙事者“我”都为辛亥

    革命的不彻底而失望，更为闭塞阴暗的社会现实而绝望，他们孤独而

    脆弱。尽管涓生比“我”年轻一代，但作为子君的启蒙者和未婚夫，他并没有正视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将在孤独和软弱中走向中年。

    不过，鲁迅对涓生亲手制造了爱情悲剧而又背负罪孽苟且偷生的

    做法，并非只有批判和谴责。在小说里，涓生曾三次想起恋人的死，也三次自问自答“哪里去呢？”思考自己的归宿。涓生的诘问令人想

    起《你往何处去》中彼得三次否认与耶稣的关系最终以死殉教的结

    局。前面提过，留日时期显克微支(波兰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的代表作《你往何处去》(1896年)曾影响到鲁迅。此外，在创

    作《伤逝》的前后三年中，鲁迅还参加过一些相关的文学活动。比如

    在讲演《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中，鲁迅讲到过那个因诅咒

    耶稣而背负罪孽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阿哈斯瓦尔；《父亲的病》

    (1926年10月执笔)也描写过背叛亲人的罪恶感。

    六、“赎罪”哲学的求索

    诗剧《过客》的创作

    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根据“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创作了流

    浪主题的诗剧《过客》，还翻译了日本诗人伊东干夫的诗歌《我独自

    行走》。《风筝》也自剖昔日无视小弟弟的天真玩耍，是他探索负罪

    和赎罪主题的另一代表作。或许可以推测，正是因为有了《你往何处

    去》，才有了《过客》的赎罪哲学——自己身负罪过故必须去赎罪，如流浪的犹太人一般永无安息地漂泊行走。鲁迅的一系列文学探求，记录了他在探寻赎罪哲学过程中的精神纠葛。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一文中说过，在日本留

    学的时候，喜欢读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作品。关于《伤逝》和《舞

    姬》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杉野元子《悔

    恨与悲哀的手记：鲁迅〈伤逝〉与森鸥外〈舞姬〉》，《比较文学》

    1994年3月)。不过，《舞姬》的主人公丰太郎是在回国的客船上，于

    中途停泊地西贡(今胡志明市)写下的这篇手记。对他来说，那一刻

    还可以选择掉头回到德国与爱丽丝重逢(西成彦《世界文学中的〈舞

    姬〉》，美篶书房，2009年)；《伤逝》中的涓生却完全不同，正如

    他自己所说，除非去地狱，否则他再也不可能见到被自己抛弃的恋

    人。

    《伤逝》中男女主人公共同度过同居生活的吉兆胡同，是一条真

    实存在的小胡同，位于北京朝阳门北小街以东，与东四北大街平行。

    在“女师大事件”中，鲁迅曾在《“公理”的把戏》(1925年，《华

    盖集》)等文章中与陈源、丁西林、高一涵等现代评论派的北大教授

    们进行过论战，这些教授们便曾住在这条胡同里。

    “女师大事件”与“三一八惨案”

    1925年，北京的国立大学相继发生了校园动乱。起因在于国家政

    局混乱，当局频频拖欠教育经费，极大阻碍了学校秩序的正常运转。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女师大事件”。“女师大”即1924年由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改组而成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4年女师大新任女

    校长杨荫榆与学生之间发生严重矛盾，校方开除了六名学生。在学校

    当局和学生方面的对立冲突中，时任女师大兼任讲师的鲁迅以及周作

    人等坚决站在支持学生的立场上，与校长以及教育部产生了尖锐对

    立。为此，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曾一度罢免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这一

    事件最后以女师大校长和教育总长双双辞职而告终。

    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一位女教育家。她曾先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现御茶水女子大学)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留学。

    她认为，建设民族国家需要“贤妻良母主义”。这种女子教育观与五

    四时期以娜拉为理想的北京女大学生们格格不入，遭到强烈反对。

    “女师大事件”不仅在政界和教育界引发很大反响，在文化界也引起

    了一场激烈论争。现代评论派的陈源等人就曾批评女师大学生以及鲁

    迅。一般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国民革命形势也有关联。

    1926年3月，北京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呼吁政府坚决

    抵制日本政府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结果导致政府军队在国务院前向游

    行队伍开枪，造成47人死伤，史称“三一八惨案”。死者当中包括两

    名鲁迅的学生，鲁迅旋即撰写《无花的蔷薇之二》《记念刘和珍君》

    等文章，对政府以及中伤学生的现代评论派进行了尖锐批判。不久，鲁迅的名字被列入军阀政府五十多人的通缉名单。无奈鲁迅只好藏身

    于日本人和德国人经营的医院。

    鲁迅的避难生活于5月份结束，但他并没有回到教育部，而是接受

    了厦门大学文学院任期两年的教授聘职，离开北京奔赴厦门，为长达

    十五年的公务员生活画上了句号。这时，鲁迅已与自己教过的学生，也就是“女师大事件”中的学生领袖许广平(1898—1968)建立起了

    恋爱关系。

    第五章

    恋爱、电影及绯闻

    ——上海时期(上)

    鲁迅一家。右为许广平，中为周海婴

    一、北伐战争与辗转厦门、广州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国民党领袖孙文积极推进与共产党的合作。1924年1月，在苏联的

    支持下，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开展合作，同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的三大政策，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倡导拯救中国

    的新三民主义。尽管这位“革命之父”于一年后病逝，但1926年7月，十万国民革命军从革命根据地广州出发北上，以“打倒军阀，统一中

    国”为目标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仅半年多时间里，北伐军就相继占

    领了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地。

    不料1927年4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1887—1975)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分裂，北伐战争也一时中止。半年

    后，在蒋介石的统帅下，北伐战争继续进行；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

    1928年末，东北军阀张学良(在由北京撤往奉天途中遭日军炸弹伏击

    身亡的张作霖之子)及其支配下的整个东北地区归顺国民党政府。至

    此，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国终于获得统一。就

    在前一年，张作霖为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逮捕并杀害了自由派

    报纸《京报》的主编、共产党人李大钊。

    逃离北京前往厦门

    1926年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一道逃离充满白色恐怖的北京。他

    们乘火车南下，经天津、南京到达上海。接着，两人又于9月初离开上

    海继续南下。9月4日，鲁迅抵达厦门，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林语堂教

    授(1895—1976)亲自迎接。厦门大学1920年由新加坡华侨陈嘉庚

    (1874—1961)出资建立，当时校方正在全力建设明媚的滨海校区，同时竭诚延揽北京方面的文化人前来中文系任教。不过最初，许广平

    并未随鲁迅来厦门，而是去了广州，到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

    《两地书》封面

    在厦门大学，鲁迅教授古典文学研究课。教学之余，他会每周给

    许广平写信，表达思念之情。当时从厦门到广州每周仅有一班邮船，鲁迅便按照邮船出行的日程寄信。两人这一时期的往来书信既充满了

    甜蜜而苦闷的情调，也透露着两人对国民革命的期待和憧憬。这批书

    信，便是后来出版的《两地书》(1933年)第二集。然而，心爱的人

    毕竟远在异地，鲁迅深感寂寞，于是便接受了中山大学的聘请，离开

    刚刚任教四个半月的厦门大学，于1927年1月16日启程前往革命之都广

    州。在那里，许广平正等待着他。

    二、免遭查禁的《两地书》

    《两地书》：爱的往来书简

    《两地书》，意为来往于两地之间的书信。鲁迅和许广平曾有三

    次分居两地的经历，与此相应，《两地书》也就有了三集。第一集的

    “两地”，是北京城内的两地，即位于西城西三条的鲁迅家和地处宣

    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宿舍。“两地”之间的直线距

    离为两公里，其间的往来书信有35封。

    第二集的“两地”为福建厦门和广东广州。1926年9月到1927年1

    月，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在厦门和广州这两个海路距离为700公里的

    港口城市之间，居然有多达78封的情书穿梭往来。第三集的“两地”

    则是北京和上海。当时鲁迅前往北京探望母亲，许广平因身怀六甲而

    留在上海家中。这段时间在1929年5、6月间，时间跨度为两个星期；

    以铁路计算，北京、上海两地的距离为1500公里，这期间的书信也有

    22封。三集《两地书》恰好对应着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关系、恋人关

    系、夫妻关系的三个阶段。

    相识女师大课堂

    《两地书》的第一集，鲁迅正是44岁的壮年，身为教育部高级官

    员，行政管理工作之余从事小说创作，已有小说集《呐喊》问世，截

    至1924年5月合计印刷三次，发行7500册，在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称得

    上是畅销书了。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第一人，鲁迅还兼

    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讲师，成为

    集政府官员、作家、学者于一身的名人。此外，鲁迅已与朱安完婚，尽管这是按照旧式习俗由母亲一手定下并操办的婚事。

    另一边的许广平当时仅有27岁。出生于广东一个士大夫家庭的许

    广平，虽是女孩却从小就在为哥哥弟弟准备的私塾里读书。父亲去世

    后她推掉了父亲生前为她定下的亲事，在哥哥的帮助下赴天津读书。

    先是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的第二年即1923年，又考入北

    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5月1日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

    迅则从同年10月开始在女师大授课。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现在写信给你

    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

    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

    发言的一个小学生。”可以想象，鲁迅读了这封信，应该马上就能想

    到这是坐在教室哪个位置的学生吧。

    在信里，许广平感叹教育界气氛沉闷，称自己是“刚率”之人，但先生比自己“更刚率十二万分”，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加以

    指示教导”。总之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有趣的

    是，鲁迅写给这位粉丝学生的回信，竟然比来信长出一倍多。鲁迅在

    信里耐心细致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观。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是出于教师

    的热情和责任感，还是被女学生的积极热情激励，一气写出了这封长

    信。

    从此，仅仅相隔两公里的两个人，平均每三天便寄出或是接到一

    封信，这些信的长度多在2600—4400字，按400字一页的稿纸换算，足

    有六页半到十一页之多。这些往来书信，有时谈论鲁迅的创作与翻

    译，有时援引《论语》或其他古典，看上去典雅而充满艺术性。翻开

    《两地书》原信影印本《两地书真迹(原信 书稿)》(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6年)，两人的书信便笺上几乎没有任何改动的痕迹。看来两

    人写信的时候，应该是先打好草稿然后再誊写的。这样一来，两人每

    写一封信大概都得花上半天的时间吧。

    “女师大事件”中的风雨同舟

    就在鲁迅和许广平开始互通书信这一时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

    女校长杨荫榆在学校大力推行贤妻良母主义教育，出台了禁止剪发、强化门禁时间管理等措施，引起学生会干事们的不满和批判。为此，1925年5月9日，校方宣布予以六名学生勒令退学的处分。在处分布告

    中，校长称这些学生为“害群之马”。许广平也是六名受处分的学生

    之一，于是后来“害马”就成了许广平的笔名。在此次“女师大事

    件”中，鲁迅始终站在学生会干事这边。同年8月，教育部公然决定解

    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试图驱逐30名反对学校决定并坚守校园的学

    生。面对校方的这些行径，鲁迅及其他支持学生的教师与学生一道成

    立了校务维持会，向教育部和校方抗议，并建立临时校舍继续维持女

    师大的存在。在十一月政变[1]之后，学生们终于胜利返回原校舍，女

    师大风潮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

    截至1925年8月，《两地书》第一集的通信基本结束。次年1月，易培基[2]任新教育总长兼女师大新校长。在欢迎大会上，鲁迅和许广

    平还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及学生会致辞。总之，在这一阶段，鲁迅和

    许广平经常一起行动，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写信相互联系。到了1925年

    10月，两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两地书》第一集的通信结束后，许广

    平开始在鲁迅主编的《莽原》杂志上撰写并发表文章。

    政治与恋爱的季节

    1922年，整个中国所有大学的在校女大学生仅有区区665人，占大

    学生总数的2%。根据1919年的统计，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多的高等教育

    机构，其中国立学校19所、私立学校6所，学生人数达到13000，占全

    国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总数的四成多，北京成为中国最大的学生之

    都。不过女学生的人数超不过500。

    对于五四时期的青年们来说，建设民族国家和建立以自由恋爱为

    前提的核心家庭制度是两个同等重要的主题。那是一个政治的季节，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相对于12000多名男学生，女学生仅有区区500

    人，但她们幸运地摆脱了诸如缠足等传统习俗的压迫，在身体上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