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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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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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时代精神
以发生在19世纪后期欧洲史学传统中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尝试探讨《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为应对这一转折时代所付出的个人努力，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历史学笔记》，这是马克思平生的最后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图片预览
图书亮点
西洋古典学研究 海国图志系列丛书
1、反思历史事件中革命派与反革命的简单划分、马克思思想理论中科学与价值的二元割裂
2、由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背景出发，审视《历史学笔记》的定位与价值，复原马克思思想的一元、理性本质
3、本书并非针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史料分析，而是马克思史学思想的一个特殊评论，一种解释的可能性。这其中包括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政治哲学史以及史学史。
内容简介
《马克思与19世纪》知识与权力的直接结合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时代精神”。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主流史学传统的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进步论诉求，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则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显偶然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暴力碰撞，成为鲜明的反潮流存在。
《马克思与19世纪》作者以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探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历史—经济背景。通过和当时不同潮流的“世界观”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对照，为《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做出了定位，同时也探讨了自19世纪中晚期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割裂式解读的弊端。
知识与权力的直接结合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时代精神”。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主流史学传统的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进步论诉求，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则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显偶然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暴力碰撞，成为鲜明的反潮流存在。
关于作者
林国荣，男，执教于西南政法大学，专著有《罗马史随想》《帕那萨斯山来信》等，以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与法律思想、近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等为治学旨趣。
目录大全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历史学笔记》的工作背景和条件
第一节 经济生活
第二节 心理条件
第三节 辩证法的没落和“世界观”的崛起
第三章 哲学与历史
第一节 哲学的消亡
第二节 19世纪的“史前史”叙事与《历史学笔记》的现身
第三节 《历史学笔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比较与阐释
第四章 结语
精彩摘选
卡洛·安东尼(Carlo Antonio)在评价19世纪的欧洲思想状况时，这样写道：“人们把19世纪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诚然，18世纪也有伟大的历史学家，但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与这些前辈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清楚历史的当下价值。他们不只培育出一种著述类型，而且提出了他们民族生活中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这一点上，他们超越了激进革命的抽象观念，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从几百年的历史遗产中开掘出活跃的现实性-不管这种现实性是好是坏。所有这些人都是热情的爱国者，他们从历史研究走向政治生活，进入政府。在18世纪，塑造公共舆论的是，哲人'；在19世纪，继承这一职责的是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书。撰写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资格成为政府首脑，而重要的政治党派通常又与重要的历史学派是同一的。…正是由于历史学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们才称这个世纪为历史学的世纪。"1119世纪同样也是工业革命在全欧洲收获广泛成果的世纪，事实上，自法国七月王朝建立之后，"1789观念”就已经开始淡化为党派性议会政治的日常宪政操作，呈现为一系列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丧失了传统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法诉求；换言之，在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国大革命已经不再是困扰整个欧洲的核心问题。真正的核心关注是在切实的现代意义上如何推动发展，让民族和国家同迅猛发展的经济、科学和技术保持一致。18世纪由哲学家们宣布的基于自然法理想的进步观念，在19世纪为一种更务实的观念所继承，这就是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激发起来的社会进步观念。另一方面，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尽管带有雨果式的浪漫主义成分，但也给欧洲的19世纪历史图景留下沉重的伤痛；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宪章运动尽管以纯粹政治权利方面的收获而告终，但运动中提出的严厉而不失理由的经济要求，也同样使英格兰的开明统治阶层蒙受着社会良心的巨大谴责。尽管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上述两场大规模社会一政治运动都失败了，但毫无疑问，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欧洲社会底层在质疑着19世纪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当这种质疑是基于历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严肃的反思；而且，这种质疑有着恒久的力量。正如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思考所论断的那样，当形式无法再容纳内容的时候，形式本身只能被攻破。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勾勒出一副出色的总体图景，他写道：“从历史上说，资本总是限制死了工党主义所掌控的领域。……统治者们表面上一直采取守势，但从19世纪后半期起他们就不再这样做了，而是理性地整个把工人阶级要么看成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要么看成是十分的无助。当工党在20世纪将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具体化时，国家的统治者们大体上对它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并不够理性地认为它本质上是安全的，潜在地说还是有益的-就像它在1914年匆匆表白的那样。因为，这种天性恭顺的、可敬的政治主流文化所缺乏的，正是一种真正的独立精神。因此，最终铸就了今天这种类型的社会和国家的改革，也极少是它主动争取的结果。最典型的是，这些改革或者是某个折中方案，即特权阶级之所以接受这些改革，是因为它们保证了作出妥协抑或是从该阶级开出的条件中作出了选择；或者是某种防御性措施，即代表特权阶级的政党已经调过味道的或者出于同情而采取的措施。"
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发生如此巨大而又迅速的变化呢？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致使马克思写出了他平生最大篇幅的纯史学作品《历史学笔记》呢？
本文尝试以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为轴线，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解释，而不是那种尽管带有善意但却是纯形式化的解释，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否认后一种解释方法的价值。
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在切入正式文本所构成的思想脉络之前，大致回顾并描述出19世纪中晚期欧洲历史一政治思维所发生变迁的总体图景，在这一图景中，认识论以及方法论方面的变迁将占据突出的和核心的地位，发生在19世纪中晚期和20世纪初的方法论论战，不但迫使欧洲各国最杰出的头脑参与其中，而且这一论战的范围之广、涉及问题之深刻，也直接关系到欧洲各国的历史一政治神经。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论战的诸多结果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洗礼已经由当初的理智形态沉淀为随后各个时代的情感和习惯，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进行可能的改变的同时，也拱卫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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