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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周逵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7

    ISBN 978-7-302-45305-5

    Ⅰ.①非… Ⅱ.①周… Ⅲ.①新闻学-传播学 Ⅳ.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488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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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装者：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22

    字 数：365千字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68.00元

    产品编号：067066-01内容简介

    当代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为读者讲述创作过程中动人心魄的故事。

    书稿本身就是非虚构作品，所选案例皆为行业内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对于各自最擅长的领域做了独到的剖析，并

    在文稿中回答了读者最恳切想问的问题——什么是非虚构？如何创作？

    本书并未停留在如何写一篇更好的稿子的技术层面，而是面向新闻

    传播专业学生、媒体从业人员和热爱大众文学的读者，尝试告诉他们如

    何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掌握叙事要素。本书尝试用丰富翔实的实战经验

    代替传统教科书，是广大学子和非虚构写作爱好者的案头必读书。周逵，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

    授，研究生导师，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

    (IJC)主任。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

    合培养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访问学

    者。曾任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凤凰大视

    野》栏目策划、记者，所担任策划的《冷暖人

    生》栏目在第45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电

    视纪录片类“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所

    担任执行总编导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走进

    和田》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在国内外中英文核心学术期刊发表SSCI、CSSCI论文数十篇。译

    著《群体性孤独》获2015年文津图书奖。兼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评

    论员。失物招领(代序一)我小时候住在江苏省扬州水利机械厂。

    这个厂建在运河边上，因为是水利机械，很多机器建好了以后就直

    接泊在河里，所以我小时候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京杭大运河边。

    1990年代的扬州作为一个中小城市，有许多国有企业，水利机械厂

    就是一所。城市里大部分孩子长大后不会外出读大学，一直在当地读书

    直至成为一名工厂的工人，如同我们父辈的生活一般。

    作为一名工厂子弟，我们的童年和其他小孩不太一样，那时候的我

    们可以轻而易举把吊车当作玩具开，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会坐在驾驶

    座把我放在大腿上，手把手教我操作高空大吊臂。元宵节的时候，厂里

    的所有小孩会推着纸扎的兔子灯去篮球场玩，兔子灯一倒火就着了，男

    孩子一看着火了，便灵机一动撒泡尿把火扑灭，小女孩在旁边吓得在那

    儿哇哇哭。大人则拿着板凳，吃好饭后散步到播放露天电影的地方，大

    家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等着电影放映。

    运河边上住着许多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住在船上，由于生活环

    境的限制，渔民家的孩子身上常常带有一股鱼腥味。于是欺负这些孩子

    便成为我们儿时的乐趣之一。他们吃饭有一个禁忌，不能将鱼肚翻过

    来，他们说这意味着翻船。一看到他们饭桌上窘迫不愿意翻鱼的样子，我们便会爆发出哄堂大笑。有一次，我们闲来无聊想要捉弄一个面黄肌

    瘦的渔民家女孩，于是一群男生在放学后把她逼到墙角拿胡椒粉撒在她

    脸上。这些当时在我们眼里的恶作剧如今看来不只是恶劣的玩笑，我每

    每想到此事，还对她心有歉意。

    中午是厂里最热闹的时候，11点半前，工厂门口铁栏杆边上已经站

    满了人，很多双职工抓着栏杆翘首企盼中午回家给小孩做饭。铃一响，门一开，所有人立刻蜂拥而出。那时候的米饭是用铝饭盒加热的，为了

    辨认出各个饭盒，我的小舅舅还用锤子和榔头勾出空心的名字来做标记。

    对于职工来说，下班以后洗澡是个大问题，但托我父亲的福，小时

    候我都是去炼钢工人的澡堂子洗澡。炼钢工人每天都有大量的体力劳

    动，干的是出汗最多最累的活，下班后可以免费用烧红钢水的热量去冲

    澡，这是属于炼钢工人的福利。然而这样一件好事却在我童年留下了阴

    影。因为如果要去洗澡，炼钢车间是通往澡堂的必经之路，那车间里到

    处都是烧红的铁水往下流，父亲每次都叮嘱我：别踩!那水得有几千

    度!我听着话战战兢兢地往前走，害怕自己真的会被那些流动的液体熔

    化掉。

    由于是危险工种，炼钢工人的福利不止如此。一年365天处在高温

    环境下意味着每天都有高温补助，除此之外，最让孩子眼馋的就是上海

    产的金鸡牌雪糕，肥皂一般的大小，尽管包装简陋，但在炼钢车间上班

    的年轻人只要一拿出来，一群熊孩子便会蜂拥而上。

    当时下班后的人们休闲娱乐活动并不多。我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去

    针织厂接活，那时的女工大都如此，她们往往挑灯夜战，在家里低着头

    在衣服上绣亮片或者串珠子赚一点钱，衣服上亮片绣多了就像鱼鳞一

    样，在灯光下泛出五颜六色的光。男人也不闲着，他们站在大马路边上

    等“活”。马路上的车经常抛锚，他们就冒着危险靠自己的手艺挣几块

    钱。

    我身边的大人常常念叨生活真的太艰难，但无论多艰辛，扬州人总

    有一股积极乐观的劲儿，这从日常生活就能看出来。他们把酱油汤命名

    为神仙汤，扬州话的意思就是省钱汤，在母亲做工之前，她常常会给我

    们做神仙汤。

    但即便是乐观，此时的我们谁都没有点破的是，改革的春风已经深

    入这座三线城市的传统企业。1980年代末对于我父亲和其他厂工而言，无疑是最难熬的时候，一些胆大的人纷纷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也就是那一年，父亲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调动工作。

    父亲以前是汽修车间的工人，为了成功调动工作他费了不少脑筋。

    他早年参加过非洲建水坝的项目，回国后攒了一些钱，还带回了三大件

    和玩具。他给我的玩具是一个小机器人，能在地上到处跑，这个新奇的

    小玩具据说是父亲在法国转机的时候给我买的。但后来有一天我在上厕

    所的时候，小机器人跑进了一个房间，从此再也没找到，这件事情让我

    难过了很久，父母安慰我说那个机器人跑回法国了。直至后来长大，我

    回想起这件事问他们，他们才透露实情，原来这个玩具当初送给了厂长

    的孩子。除了那个小机器人，我的父亲还送了两瓶当时普通人家喝不到

    的可口可乐。不过可口可乐人家最后也没收。

    而父亲终于成功转到了扬州电视台。

    我的父亲当时有一项引以为傲的技能——开车。他曾载电视台陈导

    演的同事到我们家做客。我对外人总是充满了好奇心，第一次见到陈导

    演的时候心里还默默嘀咕着“他是女的还是男的？”陈导演披着一头长

    发，头顶当时人人艳羡的电视台光环，有一辆泛青的上海轿，许多次都

    在我家门口的一条小路上扬尘而过。那一幕场景至今还有时在我的梦里

    出现，那条土路上一个男人，头甩在外面等人。

    年仅12岁的我因为他的到来，小小的世界一下子被打破了。在那之

    前，我总以为，做一名厂工是我将来的生活。但当我第一次见到电视

    人，第一次见到上海轿，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自然，我迫不及待想要去

    看看外面的天地，冥冥之中，我与电视的渊源由此开始。

    若干年后当我进入电视行业，再回到这个工厂大院的时候，我突然

    觉得，印象中宽宽的路变窄了，高高的树变矮了，墙头的草长了几寸，砖瓦又掉了几块。老房子愈加斑驳，留在那儿的人越来越老，时间仿佛

    静止了一般。老人还能操着一口吴侬软语认出我，说道你是逵逵啊……

    公共厕所依旧还在那儿，那是我的第二童年阴影，还没走到跟前，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烈而熟悉的恶臭味。它和20年前一模一样，没有任

    何变化，墙上的油漆赫然写着的厕所二字“所”字已经掉了一半，成

    了“厕斤”。在这个标志旁还画了一个箭头，指向隔壁的“职工之

    家”。“职工之家”是从前的职工俱乐部，我上幼儿园的那会儿经常举

    办各类活动，父母还会和小孩一起跳舞。

    如今“职工之家”空无一人，牌子还挂在那里，“家”字已经晃晃

    悠悠地倒下了。

    一座江边小城、一间工厂、一群大院子弟，我的故乡消失在了命运

    的交错迷惘中。缝亮片的女工，修车的男人，运河边的渔船……这些故

    事逐渐模糊，飘着汽油味的童年慢慢消失，有些人就这样永远失去联系

    了。

    他们如同历史人物，风化在你的私人记忆里，永不再回来。

    如今在那条泥泞的土地上建起了扬州市最大的五星级酒店，四周也

    已沧海桑田。我们谁都没有料到，90年代短短几年大环境的风水轮转把

    封闭社区里的人吹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此相见机会渺茫。原本都在那

    儿工作的三代工人到了第三代大都去了社会上谋职，厂子也越来越衰

    败，但由于它占地特殊，尽管年轻人都走了，它依然如同标本一样，亘

    古不变地伫立在扬州大桥边运河畔上。

    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如果这些故事在我30多岁的时候还无

    处倾诉，它们就会永远尘封在我心底的小角落里。那些关于国营厂风华

    正茂的记忆会逐渐模糊，终成为破碎的幻影。人往往生活在当下的时

    候，是不知道当下的，面对历史的时候，是不知道历史的。我们扮演的

    角色在逐渐成长，我们的身份在改制洪流里也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

    个个故事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往，这不仅是我幼时模糊懵懂的记

    忆，也是那一代人绝望和希望并存的记忆。

    “非虚构”也是如此。每个人的经历如此不同，回首遥望的时候，能不能理解自己的过往看的是个人的造化。我们庸庸碌碌度过一生，却

    可能对自己的人生一无所知。而“非虚构”这三个字的魅力就在于点醒

    我们，记忆是如此私人却又值得保留的东西，它建构在一代人的记忆之

    上，个体命运与这个时代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故事不被记

    录，就会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离开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这是多么令人

    遗憾而痛心的事。

    而这也是我想要出这本书的原因。

    2016年8月

    于京杭大运河最北端通惠河畔郜艳敏(代序二)

    2006年，我曾经做过一次相当艰难的采访。在采访现场的那个小村

    庄，我们的拍摄屡次被阻止，甚至最后还被抢夺了摄像机和磁带。直到

    几个月之后，被拍摄的主角自己偷偷来到了北京，我们的节目最终才得

    以成片。当时要采访的这个人就是郜艳敏。18岁的时候，她被人贩子拐

    卖到了河北曲阳下岸村，然而就是在这个她被损害被侮辱的伤心之地，最终她选择了留下来，成为村里唯一的乡村教师。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九年之后，郜艳敏却突然引爆了网

    络舆论，再一次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人物。2015年7月29日，有网友

    发现了以郜艳敏故事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网友对影

    片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部影片所谓的“主旋律”是不追究人贩

    子的责任，而让一个受害者站出来撑起一片天，将“法制进行时”做成

    了“感动中国”。这不是感动，“而是耻辱”。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

    文章引发了关乎制度、法律、媒体导向、舆论、伦理、心理等各种层面

    的广泛的探讨。而这一切，也都是在郜艳敏毫无预料、也毫不知情的情

    况之下发生的。

    壹

    2006年年初，我刚进入凤凰卫视，给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栏

    目做策划。一天，我们发现了一则新闻选题：在河北曲阳县下岸村有一

    位被拐来的姑娘，从一个被2700元买来的媳妇，最后没有选择出逃，而

    是留在那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名扬乡里的乡村女教师。

    看到这则由本地媒体报道的新闻后，本能地觉得是一个好选题，符

    合《冷暖人生》栏目“寻找宏大历史社会背景下个体命运抉择”的定位。所谓“宏大社会背景”，指存在于事发地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并非罕

    见的妇女拐卖问题：被拐妇女被迫成为生育工具，完成传宗接代的“任

    务”后，多数人选择逃走，因此村里留下不少没有母亲、父亲在外打工

    的留守儿童；另一个宏大社会问题是指乡村代课教师的处境问题。所

    谓“个体命运的抉择”，是指对于当事人郜艳敏来说，这是一个关

    于“当尊严被碾碎，生命又将如何重生”的故事，是自我救赎的艰难历

    程。

    最早发现这个选题的是当地的一个农民摄影家，他也是当地一份报

    纸的通讯员。最早的报道也是以图片报道的形式出现。通过这位朋友

    (也是后来引发争议的后续报道的记者之一)的帮助，我们联系到了这

    位郜老师。当时，除了首发的本地媒体外，还没有其他媒体跟进，因此

    我们的采访初期联系很顺利。

    几周以后，我们摄制组一行三人就驱车从北京来到了河北曲阳县下

    岸村。当时，郜老师正在村里的学校上班，我们决定先拍摄一些教学的

    纪实镜头再做采访。

    学校就是下岸村村东头不远处的两间平房，村里所有的小孩不分年

    纪都在一个教室中就座，分成不同年级坐在不同组里。由于下岸村地处

    偏僻，最近的一所小学也路途遥远，所以这里的孩子上学一直是个问

    题。加之贫穷，据说之前来过的代课教师都待不下去而很快离开。整个

    学校也只有郜老师一个人。

    她的代课教师工资是1000多元人民币，一年。

    课间，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围成圈做活动。正当摄像师全身心投入拍

    摄的时候，郜老师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我们这才发现，离学校不远的村

    洞口的树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蹲着几个村外的人。这几个人蹲着、一边抽烟、一边远远地注视着我们。

    没多久以后，那些人应该是得到了指令后，就一拥而上，阻拦我们拍摄，并且动手抢我们的摄像机。本来在户外跟郜老师做游戏的孩子们

    吓得哭成一片。郜老师赶紧把他们带回教室，自己出来帮我们说话。

    我们出奇地愤怒，不仅在于正常的采访被暴力中止，还在于这些暴

    行就发生在一班孩子们的眼皮底下，全然不顾他们的号啕大哭。

    撕扯中，摄制组的人或多或少都被划伤了手臂。虽然奋力保护，但

    是究竟寡不敌众，机器设备连同磁带都被抢走。这群人把我们“护

    送”出村。在村口，一个领头模样的当地干部对我说的话，荒诞至极：

    “记者老弟，人跟人的生活就像平行线，我们在这里交汇也算是有

    缘分，不要互相为难。”

    我当时觉得在一番撕扯后说出如此人生哲理，真是啼笑皆非。只想

    要回机器，只好问：“机器怎么办？”

    “平行线哥”说：“明天中午12点，到车站附近。到时候会有人联

    系你们。”

    走之前，郜老师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东西在我这，放心。”后来我才知道，郜老师以为别在她身上的小蜜蜂无线麦是磁

    带，让孩子藏到屋后。

    这张皱巴巴的纸条在之后一直留在我的钱包里。

    第二天中午，我们按照约定时间开车到车站附近。因为对方没有说

    定具体地点，我们只能开车围着车站兜圈，怀疑对方是不是在耍我们。

    在一个红灯路口，我们停下车。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

    来，拍打我们副驾驶的车窗，我们正奇怪，摇下车窗的时候，这个陌生

    人把我们昨天被抢的机器递了进来。挥挥手，意思是你们可以走了。

    我们一车三个人瞠目结舌。红灯停车不过几十秒。我们的一举一动

    早已被对方了如指掌。贰

    这是我在凤凰卫视工作后的第一次采访，就在如此曲折中结束。我

    们推测对方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在于他们料想到采访肯定多少会暴露出

    当地拐卖妇女问题严重的事实。

    这里要补充一点背景信息。

    第一，被拐卖的妇女往往来自更加贫穷的地方，人贩子认为这样他

    们被拐后才不会想跑。郜艳敏的老家就在河南许昌农村，家庭条件非常

    贫困，为了能改善经济状况，1994年18岁的她第一次走出家门，从老家

    来到河北打工，还没有找到工作就在车站遭遇到人贩子；第二，拐卖多

    伴随人贩子的强暴等犯罪；第三，郜艳敏当时为了尽快逃脱人贩子的施

    暴，自己甚至用藏在鞋底的钱补足了买家与人贩子要价之间的差价!

    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我们料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地方上肯定

    会对下岸村严加盯防；郜老师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当时能帮到她的

    唯一方法，就是待机再次采访，让节目顺利播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

    能想到的对郜老师最好的保护是公众的目光。

    若干月以后，我们再次来到下岸村。在我们采访失败后，村口每天

    都有人来“上班”。于是我们选择“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的方法。前

    一天等天黑以后，悄悄进村。在郜老师家住了一夜。就着火炕，跟郜老

    师聊了很多此间的曲折。第二天一早，郜老师为我们炒了一大盆蛋炒

    饭，放了四个鸡蛋。我们赶在大亮之前完成了纪实拍摄。在村口“上

    班”的人到岗之前就已经离开。

    几周后，我们顺利地把郜老师接来北京，完成了全部的采访工作。

    节目顺利播出后，海内外反响强烈。那是一个还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

    节目组的电话被打爆。在表达愤怒之外，要求捐款的海内外观众络绎不

    绝。许多观众也明确要求拒绝任何中间方式，直接捐款给郜艳敏本人。

    我们也拿到并公布了郜老师的账号，郜老师也几番推托。后来，下岸村发生了几件事：

    1.当地有关部门据说多次找郜老师，要帮她成立一个基金，妥善

    保管和处理捐款问题。

    2.郜老师被评为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

    3.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又来了一次北京，看了天安门升旗仪式。

    4.郜老师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叫《走出大山的女人》。

    郜艳敏生过两个孩子，两次自杀，并没有死，她被赶来的村民救了

    起来。被拐一年后，买家同意由郜艳敏的“丈夫”赔她回一趟老家。突

    然见到失踪的女儿，父母和郜艳敏不禁抱头痛哭。郜艳敏希望能够留

    下，但在同样贫穷封闭的家乡，摆在她面前的命运，也许比作为一个被

    拐女终老他乡更加灰暗。因此无奈的父母能劝她的只有两个字：认命。

    个体命运的无力只能通过荒诞的自我建设完成救赎。而对宏大社会

    问题的探讨却会被暴力阻挠。要知道，在郜艳敏之前和之后，存在无数

    被拐妇女的个人与家庭悲剧。

    未曾想到的是，事隔九年以后，郜老师再次走进公众视野。

    叁

    2006年初次去河北曲阳县下岸村，最深的印象是一路上的石料加工

    厂和漫天的粉尘。

    村里的男人都在附近的采石场敲石头，到了30岁还讨不到媳妇的光

    棍很多。因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地村里就有了“买媳妇”的行

    为，而且，这种行为是具有传染性的。

    郜艳敏被人贩子囚禁后，每天都遭受折磨和性侵犯。每天也都有人

    来“看货”。因此当下岸村的刘老汉夫妇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某种

    程度上视他们为自己逃出人贩子魔掌的希望，乃至当双方价格因200块钱谈不拢的时候，郜艳敏从自己鞋底掏出来藏着的钱自己补足了差价，就为逃离人贩子。

    这也造成了她与“买家”复杂的关系。当我们见到郜艳敏的时候，她对老夫妇的称呼早就是很自然脱口而出的“公公”、“婆婆”。郜艳

    敏还一直说，其实公婆对她不错。

    1994年端午节的那一天，正在山里打石头的刘家老三得知父亲帮他

    买了个媳妇，便匆匆赶回家来，郜艳敏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他(刘老三)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不同意？你不愿意跟着我，你可以上别处睡觉去，要不我上别处睡觉去，以后彼此都是清白的。我

    不敢说话，不敢相信他是真的。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我送你走。但

    是他说我也有点不忍心。炕挺大的。他在炕那边。我在炕这边。当时他

    也很绝望。”

    郜艳敏曾经回过一次老家，她的老家更加贫穷、更加封建。在当地

    一些人看来，被拐本身是女人无奈的所谓“污点”，所以劝她认命。哀

    莫大于心死。

    结束采访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摄制组早上8点不到出村，开

    车回北京，下午两点车就行驶在北京的西三环路上。从河北曲阳下岸村

    到北京，抬头看着两边高耸的建筑物和几个小时前满天风尘的荒瘠，感

    觉从一个世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却相隔如此之近，又如此之

    远。

    当我们后来得知她被授予各种“荣誉”时，只能苦笑，心里只能期

    望：这些虚幻的光环至少可以成为对她的一种无奈的保护吧？

    后来听说她的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只能苦笑，心里知道她的故事

    当然是可以被改编成电影，但绝对不是假意的心灵鸡汤。

    2015年，郜艳敏突然在网络中再度热议。9年前，我们通过博客发

    布文稿，通过电话热线接到观众反馈；9年以后，舆论的声音通过微博表达。舆论的议题也从8年前单纯的捐款援助，到如今的打拐、女性权

    益等问题。9年间，虚拟的世界也是沧海桑田。

    而对于郜艳敏的个体命运来说，过于宏大的叙事，遥不可及，追究

    人贩子的责任也过于久远，几成天方夜谭。或许一份正式的教师工作对

    她来说是生活下去最好的慰藉。

    当时改变郜艳敏命运的恰恰是那些由于母亲逃跑的留守儿童，包括

    她二姐家的孩子，她觉得这些孩子是无辜的。她也知道如果这个地方不

    改变，世世代代也都会重复买媳妇的命运。所以才同意留下来做代课教

    师。这也可以让她摆脱“被拐女”这个梦魇般的标签，在一个痛苦的地

    方艰难地重生。

    公安部、民政部等多部门《关于做好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的几

    点意见的通知》相关条款指出，被拐卖时是少女，现已达到法定的结婚

    年龄，本人又愿意与买主继续共同生活的，应当依法补办结婚登记和户

    口迁移手续。

    每个震撼人心的社会事件事实上真的很难有同一个目标和出口，捍

    卫法律的人看到整体，创作者和共情者看到细微，都没有错，因为它复

    杂，层次与面向丰富。所以它难，残忍又荒诞，还自圆其说。

    2015年8月

    于通惠河畔目 录 失物招领(代序一)

    郜艳敏(代序二)

    从玉华：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陈晓楠：我们就是在做“活着”两个字

    卫毅：人物特稿就是去掉报告文学背后的金光

    杨潇：从过度书写开始

    赵涵漠：采访永不落空

    袁凌：每一个字都是炼出来的

    张鹭：坚守一线的调查记者不足百人

    陈琳：极端环境的现场报道是对人性的挑战

    林珊珊：人人都会讲故事

    余楠：当我写娱乐圈时我写些什么

    史晨：高价的体育、廉价的诗歌，谁之罪？

    吉姆·沃尔夫：国际新闻是世界历史的初稿

    刘子超：面包、黄油会有，还有诗歌和远方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来自140位听众的话(代跋)从玉华：

    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

    的悲伤

    《中国青年报》之《冰点周刊》主编，资深记者、编辑

    代表作品《一个母亲最后的力量》《多余的十五年》等

    她所在的《冰点周刊》(以下简称《冰点》)正好20岁，20年来，《冰点》坚持他们所写不是热点，不是焦点，却见微知著。

    《冰点》今年20岁了，它的妈妈《中国青年报》64岁了。

    这个有20年生命力的特稿文本，在国内真是开了一个先河。它曾经

    是奢侈品，今天仍然是奢侈品。因为一篇特稿的采访成本非常高，它需

    要时间来打磨。不久前刚看到丁补之的一篇文章《特稿特难搞》，我觉

    得这个话说得太对了。在这个时代有小故事，有小清新，没有大作品，没有大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可能限制还在，你的报纸就没有了。而且

    在这个拇指时代里，长稿没有什么活路，没有人愿意拿手指去划那么长

    那么长的一篇文章。所以特稿非常地难搞。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稿这个队伍的流失特别严重。大家都乐意做风

    口飞高的“猪”，不想去当风口被吹得东倒西歪的那棵树。走一个，这

    个领域就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空洞。人才流失越多，这个领域就成了一个

    筛子、一个马蜂窝了。所以在普利策奖的颁奖礼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地

    方媒体记者拿到了奖，可等到颁奖时，这个记者已经离开这家报社，因为养不活自己了。

    但是一旦一篇好特稿做出来，我们相信它能打败时间。新闻的皱

    纹，也许在我的心中，只有特稿能够战胜它。

    我们今天说的特稿，它本质上在讲故事，呈现一个状态，用语言做

    一个纪录片。{书籍朋友圈分享微信Booker527}

    为什么叫“冰点”

    有人曾经问我说《人物》的特稿、《南方周末》的特稿、《冰点》

    的特稿，它们三者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同行也讨论过，大家没

    有标准答案。我认为《冰点》的特稿人物，我们的GPS导航大多定位

    的，是有公正、公民、公心精神的人。《人物》更倡导自由的精神，存

    在的就是合理的。《南方周末》的特稿重分析，它用客观的事实呈现主

    观的逻辑，来表达一种他们理解的“命运逻辑”和“国家逻辑”。

    前两天，我看《纽约客》的主编说了一段话。现在美国报业状况跟

    我们或者全世界都差不多，可能就日本的报纸还没到我们今天这么紧迫

    的地步。所以《纽约客》的主编也很紧张，所有人都问他，“纸媒怎么

    走”“会不会死”“没有人读你们，会把你们抛弃掉”。

    这个主编答得很好，我摘了两句话。他说：

    我要表达的内容与屏幕大小无关。

    我经营一项事业唯一目的是要把它做得伟大，而非追求某种意

    义的成功。

    这个主编对杂志的理解，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令我们今天所

    有的媒体人感到汗颜。太伟大了，这种想法。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叫“冰点”，为什么高冷。其实，我们一直

    在“热”事件中找“冷”视角。无论这个事情有多么热，我们一定要用

    冷冷的眼睛打量。还有，我们会写很冷的新闻，比如写熊。人的事还管

    不过来呢，干嘛去写熊啊？为什么要写《生命最后的礼物》啊？我们还

    年轻着呢，为什么要写生命最后一天的事呢？

    我们做人物报道非常多。可写人物报道很难，因为人性非常复杂。

    尤其我做人物编辑，做得越久，越发现这是个无底洞。你不知道真相是

    哪一种，你采访的永远是“局部的真实”。人的内心比北京西直门立交

    桥复杂得多，你根本无法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

    你在有限的文字里，怎么去呈现它？刚才我们说了，我们

    在“热”事件中找“冷”视角。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写了一篇，看到这张照片了吧，是贺延光

    拍的：一个父亲，背着一具尸体回家，那是他的儿子。

    我们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回家的故事。当时我们没有全景式的报道，因为全景式的报道央视24小时在做，轮不上我们做。我们就写了这么一

    个个体的故事。但是，后来我们就把它总结成：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

    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在前往地震重灾区映秀镇的山路上，我第一次遇见了程林祥。

    那是5月15日下午大约2点钟的时候，距离“5·12”汶川特大

    地震发生已近3天。大范围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摧毁了通往映秀

    镇的公路和通讯，没有人知道镇子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只能

    跟随着救援人员，沿山路徒步往里走。……这时，我看见一个背着人的中年男子，朝我们走来。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略有些鬈发的男子，面部表情看上去还算

    平静。背上的人，身材明显要比背他的男子高大，两条腿不时拖在

    地面上。他头上裹一块薄毯，看不清脸，身上穿着一套干净的白色

    校服。

    同行的一个医生想上去帮忙，但这个男子停住，朝他微微摆了

    摆手。“不用了。”他说，“他是我儿子，死了。”

    ——《回家》

    这篇稿子出来后反响非常大。当天，林天宏坐地铁到办公室这一路

    他接了无数个电话，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其实就这么一个小故事，记

    者在灾区遇到了这么一家人，一个父亲背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心被抖动

    了，就去找他们家写了这篇稿子，很简单。我觉得可能这篇稿子切中了

    当时的环境，在地震中，让灾民回家成了全中国当时最大的主题。所以

    我们写一个个体的故事是在背景里去写的。

    还有我们的动车事故的报道《永不抵达的列车》。当时各家媒体都

    在尽自己的“本分”，有揭黑经济链条的，有反思铁路改革的，报道非常多。但是偏偏我们关注了这两个大学生的命运。

    在北京这个晴朗的早晨，梳着马尾辫的朱平和成千上万名旅客

    一样，前往北京南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

    学院的大一女生，将在当天晚上19时42分回到她的故乡温州。……

    就在同一个清晨，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2009级学生陆

    海天也向着同样的目的地出发了。在这个大二的暑假里，他并不打

    算回安徽老家，而是要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在他的朋友们看来，这

    个决定并不奇怪，他喜欢“剪片子”，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

    记者，并为此修读了“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天天忙得不

    行”。

    ——《永不抵达的列车》

    还有《拐点》。当时西安“保钓”游行事件中，数万人上街游行，在那天晚上，微博里面出现了这样一张照片，“前方砸车，日系调

    头”。

    这张照片当天在微博上传了十万次。我们的记者老秦正好在西安，她通过人人网翻了几十页评论之后，找到了一条线索，最后找到竖牌子

    的这个小伙子，做了独家的采访。最初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就觉得

    这会是一篇有标志意义的稿子。

    其实当时在“保钓”事件当中有很多的报道，但是我们已经想好了

    我们要去做什么，我们要去做的就是一个“拐点”。当记者还在前方的

    时候，编辑部已经把这个标题拟定好了，叫“拐点”。因为编辑部已经

    想得很清楚，它是一个现实的拐点，是车的拐点；也可能是他这个人一

    开始激情澎湃地去上街、去游行，到最后他举起这个牌子，他内心的一

    个拐点；然后也是整个民族的拐点，老百姓从一种狂热，到理性思考的转折，十万次转发，转发也是一种力量，鼠标也是一种力量。这个标题

    实际上赋予了三层思考。所以我们写了一个卖车行很普通的销售员，一

    点都不起眼的小人物。

    “爱国，先爱同胞。”此言不虚。

    2012年9月15日下午两点左右，李昭手持一块纸板站在西安市

    长安中路由南向北方向的机动车道上。纸板上写着“前方砸车，日

    系调头”。

    这条路通往钟楼，那里是西安的中心。看到这块纸板的日系车

    驾驶员，立即向南折返。与此同时，一群反日游行者正从北面向这

    里涌来。他们经过的道路上，几辆日系车都被掀翻、砸毁。

    直到下午3点左右，几位

    交警采纳李昭的建议对向北

    必经的两个十字路口进

    行“交通管制”，他才放心

    回家。

    这个疲惫的小伙子掏出

    手机打算给朋友打个电话，忽然发现自己举着纸板的照

    片，已经被微博转发两百多

    次。此时他仍然没有意识

    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特

    殊”的事情。他和另外3位市

    民阻止了近60辆日系车开往

    可能遭遇打砸的方向。

    它们几乎包括所有日系

    品牌，从并不昂贵的铃木“北斗星”，到豪华的雷克萨斯。和那些底盘朝向天空、玻璃悉

    数破碎的车辆一样，它们都悬挂着“陕A”的牌照。

    到当天晚上，李昭的照片已在微博中被转发10多万次。尽管并

    不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大部分网友还是不吝将各种褒奖送给这张

    照片的主角。

    “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的亮

    色。”有人评论道。

    ——《拐点》

    其实我们在写这些热点事件中，都在找很冷的视角，一些被忽略掉

    的小人物。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2014年，昆山的一个台资企业发生粉尘爆炸，75人死亡，100多人

    受伤，这是一个持续的热点。全国无数媒体都抵达昆山，我们能做什

    么？我们关注到1987年哈尔滨亚麻厂粉尘爆炸，那个工厂是仅次于苏联

    工厂的世界第二大亚麻厂，被视为中国纺织工业的明珠，58人死亡，185人受伤。27年过去，这些年轻女工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

    子。青春戛然而止，美好的容颜不复存在，“像煮开锅的玉米粥”的伤

    疤会伴随到老。她们的人生发生了断崖式的急剧变化。至今这群人都住

    在一个红色的“鬼楼”里。所以我们用一个整版展示了这群女工27年的

    命运。

    还有一篇，描述的是距离昆山爆炸现场900公里之外，南阳一个村

    子里的一位尘肺病人。他每天要吃7种药，几乎没有办法躺下去，只能

    不停地像风箱一样喘气。他曾经是昆山这家工厂最早的一批员工，因为

    得了尘肺病，被工厂赶出来了，所以他躲过这次爆炸。在这个村庄里

    面，80%的年轻人都在昆山这家工厂打过工，他们都与爆炸有过生命的

    交集。全村人都认为这样一个躲过了爆炸、又快死掉的尘肺病人曾经是

    最不幸的人，而现在变成了最幸运的人。在稿子里，我们把这个人的故事当成一个黑球，不停撞击各色球。

    所谓各种颜色的球，是指村子里很多曾在这家工厂打工的年轻人。他们

    的命运纵横交织。我们用这种写作，用这个人的视角，就是我们理解

    的“冷”的视角，来记录这场爆炸事故。我们没有写爆炸现场的惨剧，我们写这个最不幸的人，最后变成最幸运的人，用人物命运展现大背

    景。我想如果马尔克斯在的话，他也会写出这样的故事。我们写900公

    里外的这个村庄，是另一个意义的马孔多镇吧。我想这就是冰点。

    叫我“从熊”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熊的稿子，很多人都叫我“从熊”。其实我是被

    迫写这篇稿子的。我对熊无感，对动物无感，从没养过狗也没养过猫，养金鱼还死掉了，唯一的关联是有一个熊造型的发夹。临出发前，家里

    人还说：你们编辑疯了，好好的人不写，写熊，报社还花那么多钱，采

    访那么多天。但是这个采访非常打动我，这篇稿子出来后，有些反响，后来哪里吃狗肉了，哪里要抢救流浪狗了，都会联系我。

    其实我很讨厌那种在高速路上拦着车，恨不得车追尾，救几只流浪

    狗的行为。但是这篇稿子，让我对动物有了另外的认识。

    第90块石头，与别的石头没什么不同。

    这块石头上写着：“SYNTEGRA，？—082609。”这是一个

    拗口的拉丁文名字，它死于2009年8月26日。“？”意味着无人确

    切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

    这块石头很干净，三两只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而更多的石头

    则长满青苔，有的半陷在泥土里，上面的字迹模糊可辨。每块石头

    的背后都有小木片做成的十字架，它们插在长满青草的不足膝盖高

    的土堆上。这些土堆掩藏在一大片竹林里，地上开着紫色的小花，小手模

    样的藤萝四处攀爬，郫河支流从旁缓缓流过。

    显然，没有比这儿更适合的墓地了。这里埋葬的不是人，而是

    90头熊。

    ——《熊的解放：人的救赎之路》

    有人问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是墓地，这么悲剧？为什么不写得阳光

    一点？这问题问得太深刻了。甚至在别的大学讲课，有新闻系学生问

    我，你写这么多悲剧，性格很悲观吗？你写这么多小人物，和个人经历

    有什么关系吗？

    我总是解释我个人挺阳光的。我只是习惯了职业地记录悲剧。

    当时我采访的保护区在成都郊区，需要每天从市区坐保护协会的大

    巴。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只狗，那只狗看起来特别光鲜，却是要去做安乐

    死的。我没想到还需要坐大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安乐死，“哪里不能

    死？一只狗而已”。途经很长一段破破烂烂的路，经过很多个小村庄。

    突然上来一个啃油条的小伙子，时髦极了，身上打孔那种，简直可以当

    偶像。我想哎呀这种破地儿，还有这样的小伙子。他说他是从上海来

    的，为了服务于这些熊。他原本在上海的外企工作，英语很棒，很聪

    明，现在为了离熊近一点，就住在不太远的镇子上，天天就上这个大

    巴。他们的办公室是一个很破的三层楼，我还没坐下来，所有的猫狗都

    涌上来了，大家开着会，这些猫狗像出入在无人之境，这真是动物的王

    国，让我惊讶极了。

    后来我再一走，沿着河，经过了一片野花和一片紫藤萝，漂亮极

    了。在熊的居住地，我看到的都是活的熊，这些熊快乐极了，吃蜂蜜，谈恋爱，美极了，一点都不觉得悲惨。

    我到墓地的时候惊呆了，以前从来没想过怎么还会给熊建一个墓地，而且每个墓地都建得特别漂亮，都垒一个土包，上面搁一块石头，石头上面都有名字。每一只熊都有一个名字，哪怕才送来这个熊，马上

    就要死了，他还是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墓地上都有花，还写着信，我说

    那信是哪里来的呀，他们告诉我是世界各地写来的信。

    这些信后面都画着那个邮局的邮戳，齿轮都画得一丝不苟。我当时

    太惊讶了，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对于人道精神的理解，远远超

    出我曾经理解的那个范畴。本来编辑说因为缺稿，你就去吧，也就是个

    二流稿子了，没关系就凑一个版吧。但是那一刻不一样了，我深深地被

    打动了。

    我看到安德鲁熊的照片，比我人还高大，三只腿站在那。这时候我

    去采访安德鲁的饲养员，这个饲养员是附近的农民，曾经是养猪的，后

    来开始养熊。因为这只熊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永远被这个笼子压这么

    高，饲养员养着养着就发现，怎么让这只熊站起来是个难题。当你真的

    去把笼子打开后，它就会用手去摸一摸头顶，始终觉得笼子压着它。当

    它第一次上草地的时候，草地应该是它的家，但是它的脚触到草地会弹

    回来，它害怕，它怎么蹭都迈不出去那一步。当你看到那个饲养员学熊

    是怎么爬出来、怎样第一次踏上草地，三脚朝天打滚的时候，你会被他

    深深地打动。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曾经在训练安德鲁的时候给它带枣，最后安德鲁死的时候他又带了一颗枣子给它，向它告别。安德鲁成为一

    个雕像之后，这个饲养员每天从它前面经过的时候，每天都会向它致

    敬。

    这是这个农民从没告诉过别人的秘密，他说：“这个事儿只有我自

    己能够明白。”

    新闻背后都有一个大火山我认为新闻背后都有一个大火山，这个大火山是我理解的广阔的关

    注度，一个深厚的背景，一种被我们大家漠视掉的情感，所以我把它理

    解成冰点的大火山。

    很多大学生问我，你们的选题都哪儿来的。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的选

    题，有时候也有一些很说不清的地方。你们看这张图，这是一处4平方

    米空间的家。

    大家能够想象4平方米有多大吗？在湖南一栋楼里面，每家每户都

    只有4平方米。这里面都是住三代人、住两代人的一些家庭。有一个摄

    影师把这些照片照下来，在798做了一个展览，把这些空间还原。

    在798这样一个所谓艺术、小资、玩腔调的人常去的地方，做这个4

    平方米家的展览，实在很“行为艺术”。有些人说，天啊!这简直比我

    们家的浴缸还小。我们看到了这张图，就定下了选题：写足这4平方

    米。因为我们觉得与其找专家谈高房价，还不如借助这个4平方米的家

    来记录历史，所以我们写了这一家。4平方米有多大？它相当于一张大号双人床的面积，还差一点

    点才能装下一整张乒乓球桌，勉强能够容下4个并排躺着的成年

    人。

    在一幢别墅里，4平方米可以安置一个大浴缸，或者辟一间小

    储物室；而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它差不多是一间厕所。

    但有时，4平方米也可以承载一个完整的家：住进一对夫妇，一家三口，甚至一家四口。

    在这间房子里，放一块宽1.2米、长1.9米的木板，铺上发黄的

    褥子和一张凉席，就是床。往床尾的墙壁上打几层木板，就可以堆

    衣物和碗碟。床对面的墙上再钉上两个木架子，电磁炉和电饭煲一

    摆，就可以做饭了。只是，门一打开，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得小心翼

    翼。

    前不久，这间4平方米的“样板房”来到了北京著名的798艺术

    区，一下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媒体人和游客的目光。一名参观者惊

    讶地发现这间房子“还不如家里的浴室大”，另一名参观者走进房

    里，想躺在床上“体验一下”，但床太小了，他怎么也伸展不开。

    这间房子曾经就藏在长沙市市中心人民路边上一幢外墙斑驳的

    大楼中，住在里面的是刘结章一家。在周边打工的人们习惯将这幢

    4层高、火柴盒形状的建筑唤作“民工楼”。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将近190户农民工家庭同时在这里租房。和刘结章一样，绝大多数

    人的家，只有4平方米。

    ——《四平米的家》

    还有我们的记者写过《碎在路上的家》，一个在武汉打工的农村夫

    妇，他们好不容易打工挣了一些钱去买房子，在售楼处交钱后，过街

    时，发生车祸死掉了，一个家庭碎了。不是因为猎奇，我们去写这个个体的命运，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们背后跟高房价的一种相关性。

    我们也写过一个杭州的小丑，在夏天他戴热得要死的面具，表演杂

    耍，让人大笑，但是只有卸掉面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生活不都

    是笑声。他向往爱情，在杭州漂着，挣扎，被高房价困扰。他对于生活

    的困惑就是今天所有北漂人的困惑。面具背后，他是我们每一个人，所

    以我们的记者就写了《小丑与大都市》。线索也是通过图片发现的新

    闻，非常珍贵。

    两周前，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举办的一场房产“置业

    节”上，阿康只是被主办方请来“攒人气”的小丑。表演结束后他

    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人群中安静地聆听一位房地产专家的报告。

    到了观众提问环节，他马上把手举得高高的。

    当主持人把话筒递给他时，阿康的声音有些颤抖。

    “地铁修好后，那里会不会涨价？”那里指的是临平镇上一处

    他看了很久的地段，地铁很快通车，而临平镇也将开始建设余杭区

    最大的商业中心。在杭州生活了6年，阿康一直想拥有一套自己的

    房子。然而这座城市的房价近年来从未退出全国前10位，最近更是

    跃升至全国第4，每平方米均价近2万元。在杭州买房，对这个以扮

    演小丑为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件“有落差”的事。

    许多参加活动的人转过头来，好奇地盯着他的脸。

    ——《小丑与大都市》

    有时候大家都说新闻的生命只有一天，新闻就是个杯具，易碎品。

    我们20岁的《冰点》每天在做的工作就是努力让新闻没有皱纹，让新闻

    的生命超过24小时。

    去年世界杯的时候，有一篇我们9年前写世界杯的报道《无声的世界杯》在网上疯传。我觉得这篇稿子已经活了8年了，我相信它还可以

    再活8年。

    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广州日报》的一张照片，一些农民

    工在看世界杯，但是大屏幕没有声音，所以他们自己带着收音机去听。

    当光着膀子的农民工从工地下来，提着啤酒，在一块非常豪华的屏幕前

    面，带着自己的收音机去拼凑声音，这就是他们的广场，他们的陆地，他们的世界杯。全世界都在写世界杯，我们写的是这样一个群体。或者

    说这块无声屏幕，是沉默的农民工群体的一个象征。

    如果说新闻的世界杯有大力神杯的话，我觉得这篇稿子的作者包丽

    敏能够拿到。

    姿态和视角

    看起来我们在写一个一个的点，在写一个一个的人，其实我们在写

    大时代、大背景、大中国。

    我们经常告诉记者，要像一台摄像机一样，开始机位放得非常的

    低，可能你会看到他正在刷牙洗脸。然后你的镜头往上提，你会觉得他

    们家的灯光亮了。机器再往上移，你会看见他旁边的菜场，看到了一条

    街道。你再往上提，你看到了一个城市，你再往上提，你看到的是整个

    中国。所以我们在写这么一个点，但这个点是有深厚背景的，其实在写

    一个大大的中国。

    为什么说《冰点》有的特稿会留下来，留下来的就是这些有背景

    的，有渗透力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每篇都很精彩，可能有的生

    命力1小时都没有，更别说24小时了。这需要看稿子的厚度，时间会判

    断到底值不值得留下来。

    还有一个采访体会我挺想讲一下的。刚刚入行的时候，我们从学校

    吃饱了“铁肩担道义”“无冕之王”这类“糖丸”，带着“拯救地球”“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感。但是做记者越久，这种“什么都没改

    变”的无力感越强烈。如今，我理解，当记者最低的境界或者最高的境

    界，只有一条：记录历史!

    你的采访的姿态非常重要。细节从哪里来，你怎么让采访对象谈得

    深，能够让对方把底裤都露了。我想这跟采访姿态很有关系。我们有刚

    入行的记者，第一次采访艾滋病人，因为同情、悲悯，因为代入感，哭

    得比采访对象还凶，第一次做记者完全不知道收着是什么样子。克制是

    职业化的必要条件。

    前不久我们讨论庞麦郎的报道争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视角的问

    题。真正的新闻视角是不卑不亢，不匍匐、不倨傲，是平视的。在庞麦

    郎的报道中，记者的写作技能非常娴熟，一把真正的好牛刀，但缺一些

    同理心，有俯视感、道德优越感。记者的笔就像手术刀，解剖一个事

    实，而不是杀人的屠刀。当然，对一个“90后”记者来说，怎样写都不

    算过，但背后的编辑团队，是不应该这样放闸门的。

    还有一个关于2014年哈尔滨越狱的高玉伦案。当时很多记者堵着高

    玉伦的妈妈，因为高玉伦是采访不了的。老人已经在病床上了，记者就

    这样“新闻至上”地把她围成一个孤岛，一次次让她回忆、复读机一样

    说那些伤心事。从新闻伦理上讲，这是对老人的二次伤害。即使这个老

    人不认识“隐私”两个字，作为记者，是没有权利把一个不涉及公共利

    益的“非公众人物”堵在墙角的。

    同时，因为高玉伦的亲戚去告发了他，他被抓。很多人站在道德高

    地指责：他是为了那十五万块钱吗？是社会正义大还是亲情伦理大，为

    什么这个人会六亲不认？这家亲戚的竹篱笆围墙都快被媒体人踩破了，最后这家人实在没办法，逃到别人家去住了。

    记者有权利去越过栅栏吗？你的视角是什么？我觉得新闻的边界问

    题、新闻职业与伦理问题，值得大家去反思。就像有时候我们看央视的报道，秋天农民丰收了，卖了好价钱，镜

    头年年如此：农民在数钱，而且必须蘸着口水，一张一张数。这就是他

    们的一种视角。还有韩剧，没有车祸，没有癌症，没有泡菜是不能成韩

    剧的。人感冒了，抽一张纸从第八节抽到第十六节才抽出来，这就是他

    们的视角。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采访视角，就是你大我就大，你小我就小，不卑不亢。两个字：平视。

    大学生也经常问我们，采访那么多小人物，你的姿态是什么样的。

    我想说，对弱势群体，溢出来的同情也是一种伤害。其实弱势群体不是

    你想的那么脆弱，平等、尊重就是最好的采访姿态。

    柴静在《看见》的时候，比她过去的采访方式要好很多。

    她觉得她的采访姿态越放越低，放到对方“刚刚好“的状态。她采

    访李娜这一期，专访非常成功。包括跟她的先生姜山没有说过的话，李

    娜跟几亿的观众说了，这个不容易。

    柴静自己总结说：李娜说话率真敏感，面对挑衅一定会激起水花，这个水花看上去好看，但有时会把一个人的实质掩盖了。人们消费这个

    水花，只为像看喷泉一样刺激，悦目。我对她之前也有水花四溅的印

    象，一交谈就知道错了，还好不至于蠢到搬石头砸进去，只能把原来的

    碎石搬开一点，让真实的她流淌出来。

    这段话是我非常有体会的，因为我曾经也是拿很坚硬的问题，甩刀

    子一样抛问题，质问官员。可事实证明，效果很差。等到如今，十多年

    过去了，时间夺走我的，时间也赋予我，眼角爬上皱纹的我渐渐明白，采访是门艺术，我几乎不再和我的采访对象发生冲突了。

    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摄像机采访需要五官像春天的树叶，一点点打开。如果我写一篇大特稿，采访笔记不到80页，我几乎是不敢动笔的。所以我做编辑，有新记者第

    一次出门采访，我几乎是要列50到100个问题的。拍纪录片，现在的技

    术能够做到让墙面上布满都像苍蝇一样的摄像头，可是用文字去做画面

    感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是你的摄像头。

    我们要用求圆周率π的精神，去提问，每一个提问，让

    3.141592……这个小数点往后精确一位。

    五官的打开，是一个技巧活儿。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都看不

    见，可编辑让记者一次次地改稿，补充细节，就会强化记者的五官完全

    雷达式打开，就像福尔摩斯说的：你们在看，我在观察。

    举个例子：

    这个住在窑洞里的家庭实在太倒霉了。用女主人韩爱平的话来

    形容，差不多每刮一阵风，都会刮到她家。

    有人用32个字的简洁语言，就讲完了这个倒霉的故事：“高长

    宏的大儿子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小儿子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

    短短的两句话!

    可只有从太原坐上大巴，走高速路、柏油路、搓板路，换3趟

    车，再走一段灰尘能淹没整个小腿肚的山路，坐在山西省交口县回

    龙乡高长宏家掉着墙皮的窑洞里，这两句话的温度才算刚刚升上

    来。

    再多一点儿耐心，等到两岁零一个月大的伟伟午睡醒来，9岁

    的壮壮放学回家，揉着面团的女主人打开话匣，男主人熄了烟，重

    重地叹气……

    这个倒霉的家庭的故事才开始清晰起来。——《最倒霉的家庭》

    14点这是我以前写的《最倒霉的家庭》，三聚氰胺、问题疫苗、两

    个小概率事件集中在这一个家庭里，两次悲剧的叠加，而且这些悲剧不

    是自然原因，完全是社会原因。这个家庭是剖析社会病理很好的样本。

    两个孩子一个叫壮壮一个叫伟伟，父母取这些名字，就是希望他们

    壮实健康，可就是出了这样反讽的事儿。

    这种采访并不难，我不是很习惯拿着笔记本坐在那儿你问我答，录

    音笔一旁在转的那种记者。特稿记者就是一次次地去，一小时一小时耗

    着，等着对方完全开口。和采访对象下地干活，帮管宿舍的阿姨叠一天

    男生的臭袜子，是我们记者常干的事。就像赵涵漠说的，你变成他家的

    冰箱了，你的采访才刚刚开始。

    一旦开始，你的眼睛就是摄像机了，什么都能看见。我觉得这种采

    访一点都不费劲，那个小孩因为三聚氰胺的问题不停地尿尿，他骑着摇

    摇车，一边摇一边尿，连醋缸旁边都不放过，院子里挂满了他的尿布、床单、衣服。大孩子回来了，大孩子因疫苗出了问题，所以比较笨，打

    沙包永远是挨打的那个，背一篇作文要背好多遍还背不下来。他们的妈

    妈揉面，给孩子做饭，她成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揉面不断地洗衣服。她

    揉着面说这个事儿，就会不由自主地靠着她家的窑洞哭，说“为什么每

    刮一阵风都会吹到我们家来呢？为什么我去烧香连庙门都给关了

    呢？”这样的直接引语多有力。

    说着说着就开始哭，也顾不上她手上的面粉，脸上印着白色面粉的

    五个手指印，你还用看笔记本吗？笔记本不会写她这个的，你会去听录

    音吗？录音没有这五个印子的，只有你的眼睛能够看见。而且我相信这

    样的场面，就算我不做记者了，也是终生难忘的。

    当时，很多记者都来了，给这家人带吃的。孩子的妈妈就把零食藏

    在从不用来洗衣服的洗衣机里头。结果这个小儿子发现了，但他又不会说话，个头又不够高，就指着自己正在换牙的空空的嘴巴，然后指着那

    个洗衣机。就是这样的场景，只有眼睛能看到。

    如今，这个窑洞又冷清下来了。兄弟俩经常为了抢记者们留下

    的零食而又哭又闹。伟伟发现妈妈把记者带来的巧克力、饼干、果

    汁藏在坏掉的洗衣机里，就站在洗衣机前不走，指着空空的大嘴

    巴，哭喊不已。

    ——《最倒霉的家庭》

    我们有一名女记者采访一位钢琴天才。她观察那个少年的手掌，她

    量了一下——25厘米。她计算这中间要跨越多少个白键，她掐表看一秒

    钟最快有多少个音符。这么一句话的信息有什么？有声音，有画面，有

    动作。这就是采访的功力。

    这是一双宽大灵敏的手。张开手掌，大拇指到小拇指指尖的距

    离，能达到25厘米，在钢琴键盘上跨越12个白键，快起来一秒钟能

    弹奏十几个音符。

    ——《奖牌少年》

    还有我们写过一个大胡子，是广州的一个政协委员。他对政府不公

    开39号文件，非常生气。他说你什么时候公开我就什么时候把胡子给剪

    了。结果胡子越来越长，最后政府都着急啊，说你把胡子给剪了吧，我

    明儿就公开了。他就是用这个胡子去丈量政府的公开度。

    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商量好了，要观察一下这个胡子。记者

    在飞机上就想好了，要看胡子到第几颗扣子了，有几厘米。睡觉的时

    候，是把长胡子搁在被子外头还是里头？喝汤的时候，要撩开胡子喝汤

    吗？结果采访中，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还得到更多的细节。他老婆

    说：“因为这个胡子我一年多都没亲过他了。“还有他的老丈人睡在病床上，唠叨说：“你快剪了吧，我看着害怕。”

    长胡子是现状，短胡子是过去，把长短胡子交叉着写，现状和背景

    交融，胡子作意象，作结构，实现了时政报道的软硬结合。

    还有，我们写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毫无疑问，这个肺的特写是绕不

    过去的。我记得《新京报》写的这篇稿子，是这样进入这个肺的。

    一直到走进医院，我的心里都空洞洞的。呼吸科病房走廊里浓

    重的消毒水味道填满我的鼻腔。我似乎感觉这里的每一口呼吸都很

    沉重。

    呼吸病重症科室，张海超病房所在的区域。我推门而入，看到

    一个年轻男人躺在上面，他的鼻孔插着吸氧管，手上拨弄着手机，脸色发暗。他的样子比我想象中要好。在来郑州的路上，我的心里

    预画了无数有关于他的形象，我甚至想象他是否戴着呼吸机，“嘶

    嘶”地呼出每一口气。

    眼前的张海超可以讲话，但是没说几句话，就要咳嗽。他患了

    气胸，尘肺病人常见的并发症。简单地说，他的肺部生出破口，本

    来应该从肺部和支气管排出去的气体，从胸腔里漏出来了，像一只

    不断膨胀的气球，挤压着他本来就脆弱不堪的肺。

    ——《“尘肺患者”张海超，这次他要面对死亡》

    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多。我们曾经写过一个毛坦厂中学，毛坦厂里

    面其实是一个安徽的超级大中学。几个省的复读生全部在那里上学，一

    共有8000人，不能想象。整个一个小镇上，所有的煤电垃圾食品，整个

    的链条都围绕着复读生进行。这个镇但凡高考的时候就会开着几十台大

    巴，“嘟嘟嘟”去高考。高考一完这个城就会像一个死城一样，一片寂

    静，完全是因为高考产生的一个怪胎。他们需要象征考无不胜的神，于是这个世界有了“考神”。在

    安徽一所著名的“神话中学”，近千名高三学生的陪读家长赶在凌

    晨抢拜“树神”。他们务必要向这位大神敬上高考前最后一个农历

    十五的头炷香，祈求他们的孩子能考个高分。

    向神灵祈祷的香火堆积起来，引燃了“神树”下的石棉瓦顶棚

    和百余根祈福带，火苗四处乱窜。10多名保安人员，用光了8支灭

    火器，都未能控制火势。后来大家从附近出租屋内不停地运送自来

    水，毫不间断地扑火，火情才得以缓解。

    我曾经探访过这所名为毛坦厂中学的“神校”，还特意参观了

    那棵当地人口中的“神树”。那是一棵百年老枫树，枝繁叶茂。不

    过怎么看，我也看不出神灵的样子来。但外人的观感并不重要，只

    要毛坦厂中学家长和学生相信那是神，就够了。

    在这个被誉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地方，人们相信有某种

    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存在，也因此有着种种规则和禁忌。学生在高考

    前放孔明灯，希望获得好运。但黄色是禁忌，因为那表示“黄

    了”。送考生的车队，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必须是“8”，出

    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而头车司机一定要属马，寓意“马到成

    功”。我问了不少人，这其中有什么因果联系，可每个人都神神秘

    秘的，却也说不上来。

    ——《高考前家长追逐“神秘力量”》

    它就是中国高考的影子，就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缩影。我们就浓缩了

    这个小镇，围绕着这个小镇去写它的个体生态，这都是围绕高三复读生

    进行的。如果我让你去写这个小镇，你会很惶恐吧。那我到了这里我怎

    么写啊？我要采访这个学校，这个是想得到的。采访学生，这个是想得

    到的。那怎么写这个小镇的环境呢？怎么描写这么多人呢？这些细节从

    哪里来呢？我们的记者就问这个包子铺，你一天能卖多少包子，问垃圾处理厂你每天收多少吨垃圾，去发电厂问发多少度电。她还拿着表开始

    数，现在下课了，铃声开始响了，从第一个学生到最后一个学生出来用

    了多长时间呢？要15分钟。用15分钟才能够分流这一个学校的学生，这

    是一个多么大的学校。但是你说大没有用，记者用了这些细节去表现，有说服力得多。

    写作需要一个意象

    写作是需要一个意象的。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它是结构、密码。前

    面讲的胡子就是意象，《无声的世界杯》那块屏幕也是意象。这个意象

    也是个结构，把散落的珍珠串起来的那条线。有时候这个意象是实体存

    在的，有时候这个意象并不存在，是个抽象的东西。比如拐点，拐点是

    我们赋予的一个拐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回家，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实

    的，也可以说它是个虚的。

    我们还写过一篇一个1米2的民办老师撑起一个学校“高大形象”的

    故事。1米2就是一个好的意象，采访中把所有细节都压在1米2的这个高

    度去观察，自然而然就不难体现他的“高大”了。当然，传统的“高大

    全”式人物报道应该扔进垃圾堆了。

    其实还有很多寻找冲突的例子。比如我们写过“布衣院士”李小

    文，就用了加法和减法的方式。如果停留在写他生活简朴，穿几十块钱

    的布鞋，被当成修空调的，怎样做“扫地僧”，就太花絮了。在汶川大

    地震的时候，总理手上拿不到一种很精确的遥感地图，他就非常伤心，他认为是他们的工作没做好。但其实他在国际领域做得非常好。我们写

    他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减法：出了车祸都不愿去看病，作为一位院士，连ATM机都不会用。这些减法是为了突出写他的核心：踢走学术浮华。

    我们用一种冲突的写作，用加法和减法，用一种“奥卡姆剃刀理论”，刮刮刮!把生活琐碎的事情刮掉，留下的就是他认为最真的东西。建议大家读一下杜涌涛写的《人物的写作十四条》，我觉得，完全

    可以纳入新闻写作教材了。

    让新闻没有皱纹

    稍微讲一讲“情怀”吧。现在大家都不说新闻理想了，都说“只求

    一寸一寸的欢喜”。

    这个行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载体在变，渠道在变，但优质的内

    容永远是稀缺的、不可替代的。就像相机由胶片变成数码，技术上的革

    命没有改变内容和本质。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说：“对事情的思考比按

    下快门更重要。”按下快门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和动作，最难的是什么

    时候按下快门。

    好的内容也如此，它与手机屏幕的大小无关。大家都知道一碗心灵

    鸡汤好喝，两碗也行，当一脸盆、一澡盆来的时候呢？所以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抵制浅阅读、坏阅读。

    有时候，我也说不清我们一篇篇的稿子最后换成了什么？生产力？

    GDP？就像雪崩的产生，一片一片的雪花落下，力量一层层地叠加，也

    许最后一片雪花的落下，或者山上的一个喘息声、一个脚步声，都会造

    成一次雪崩。所以我想，我们写一篇报道，哪怕只有很短的生命，只有

    很少的转发，我们也认为它是一片雪花。所以，如果你真心爱新闻，你

    就去做这一行，你不是那么爱它，就去做别的。

    《冰点》已经20岁了，这几年人员变动也比较大，来来往往的。但

    大家都觉得冰点的基因都传承下来了。

    有时候我们和读者分享“什么是读者的味道”，我和同事都不约而

    同地提到了花椒的味道。正在我修订这些文字的此时此刻，办公室里还

    弥漫着花椒香。冰点一位尊敬的老前辈，数十年前写过一篇报道，这个

    报道中的农民每年在花椒成熟的季节，就会给这个老前辈寄来一大袋的花椒，几十年如此。

    花椒的香，不冲，是那种温吞吞地渗透，一寸寸占领你的肌肤、头

    发。每个周二晚上，我们拼完版，每个人都带着这挥之不去、比香奈儿

    5号珍贵百倍的花椒香，钻进北京的地铁、钻进自家各种花色的被子，消失在北京的各个角落。

    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同事对师弟师妹说：“哎呀，你们要考虑下

    来中青报，因为来中青报每一天都很高兴，但是每个月都有一天不高

    兴，不高兴的那一天就是发工资的那一天。”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大概

    就是冰点的样子。

    公号“世相”的创始人张伟是冰点的前同事。他认为他这辈子最感

    动的一句话是新华字典上的一句话，1998年修订的，673页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明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

    做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我想说，如果你有一天也当了记者，也许也有光明的前途。

    所有人问一个人

    Q：《冰点周刊》或者说《冰点》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

    A：《冰点》其实关注了一些被这个时代屏蔽的人和事，它传递的是一

    种超越了丛林法则的价值观，可能每个人对冰点的理解不一样，我

    认为《冰点》是在热的事件当中有冷的视角，在冷的新闻当中，背

    后一定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一个大的火山。

    Q：《冰点》的定位是什么？

    A：人性共有的东西，它都会存在，那么你的选题关注到它，它就会停留得很长，你的写作文本越精致、越讲究，你的新闻就变得像香奈

    儿一样，变成一种能够留下来的东西。因为新闻有很多种样式，它

    的功能也不太一样，有的是解释性报道，有的直接用评论表达价值

    观。但是冰点的特稿，我们对它的定位就是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讲一个故事不是单纯在讲个体，其实我们是在讲一个时代，讲

    一个大中国，只不过我们选取的这个点，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很厚

    的背景在里头。

    Q：为什么选择报道普通小人物，他们身上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A：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朴素的东西非常多，但是这种朴素的东西，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丢掉的东西，其实每个报道对象身上都有我们自己

    的影子，只不过我们在城市，在这种水泥的楼房里头，已经被淹没

    掉了，被屏蔽掉了，走到这些采访对象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

    是存在的。

    Q：如何接近采访对象，让采访对象信任你？

    A：开始跟采访对象的沟通不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但是就是这种姿

    态，你真诚的态度，你平视的视角，你倾听的耳朵，都会打动对

    方。而且我发现确实有一些人，很喜欢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与别

    人去分享。但是为什么有的拒绝采访，有的接受采访呢？这有时取

    决于你的采访技巧，一个语气，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可能会让人

    觉得受到二次伤害。

    Q：怎么去理解你的采访对象？

    A：因为一个人非常复杂，内心比立交桥要复杂得多，所以掌握一个

    人、走近一个人非常难，而且一个人他的经历、履历都已经那么多

    了，那你怎样去理解这个人，你不能够说把他从8岁写到80岁，在

    短短的文字里头，一定要抓住他的一个特征，找他的一个横截面去

    写，然后用很多的细节，去把这个特征突出出来，让最亮的光亮起来。陈晓楠：

    我们就是在做“活着”两个字

    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主持《冷暖人生》《凤凰早班车》《凤凰大

    视野》等凤凰王牌栏目。拥有丰富的现场主持经验，以轻松亲切的风格

    见长。此间，还参与了多次大型直播节目，如“9·11”袭击事件、北

    京申奥、俄罗斯人质事件、伊拉克战争等。曾在伊战前夕，深入伊拉克

    采访，并制作了《热火巴格达》。在2006年黎以冲突爆发期间，深入黎

    巴嫩，为观众带来来自第一线的报道。曾获得芝加哥国际电影节纪录片

    类“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

    人生和人性

    《冷暖人生》这个节目做了十几年，大家都在说这是我们十年坚持

    下来的东西。但其实我们在这十几年里面是一个时常困惑、时常觉得豁

    然开朗、然后突然又觉得进了一个死胡同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说

    一下我们大概的这个节目的心路历程。

    开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栏目名，现在看起来这个栏目名真叫好，是

    一个大筐子，什么都能装。当时这个栏目名给了我们一种精神气质上的

    东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态、应该采写什么样的

    人物。在当时我们想做的时候，就想做抓眼球的节目。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在深圳的卧底女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如果

    要采性工作者，你敢不敢去？我说当然敢。然后我就十多年前在一个咖啡馆里约见了一个性工作者。我其实想起来是很荒唐的一幕：她穿着晚

    上上班的衣服就来见我，然后她给我讲了她是从外地来的，被男朋友骗

    到这儿来做性工作，但是她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她后几次被遣返回去她

    都是主动又来的，因为这种生活在她看来是很慵懒的一种生活，但是她

    因为已经28岁了，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家了，已经很难再做了。但是，她

    同时又不断地问我说，你是从香港来的，我怎么能去香港呢？就是她在

    这样的一种纠结当中完成了跟我的对话。

    当时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做过人物访谈节目的人，我跟她说：“你等

    着，一个礼拜以后我们演播室的棚就建好了，那时候会有三个嘉宾跟你

    对话，然后我邀请你来。”然后她就走入了茫茫人海，她的手机就彻底

    停机，她住的地方也彻底找不到她了。这个我是约见的第一个采访对

    象，就是彻底失败。至今想起来我仍然不知道她跟我说的是不是真实

    的。

    当时我们陷入的误区是：我们一直以一种非常猎奇的眼光想要找到

    一些嗜血的故事。所以我们在那个亮堂堂的演播室里采访过流浪歌手，采访过乞丐，采访过裸体模特，采过变性人。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完

    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每天陷入到一种我根本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的情绪

    当中。

    随后我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走出去，走出演播室。我们就做了

    我们第一个纪录风格的节目，叫《花季》。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一

    批女工在深圳玩具厂遭遇了一场大火，十年以后仍然有社会工作者记录

    她们的人生。我们跟随着这些工作者，找到了当时的这些女工。或者是

    烧伤的女工，或者是被烧死女工的父母。

    我们逆着她们出来的这个路径回到了她们家乡。因为很多人从家乡

    到了深圳，他们根本没有再回去过的。我们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又坐

    了很长时间的汽车，又坐了八个小时的轮船，接着又扛着三脚架走了很

    远，到了其中一个女工的家。走在田埂上，瘦小黑弱的女工父亲跑着过来给我们扛三脚架。然后，我们坐在那个田地里采访，那个田地后面就

    是他被烧死那个女儿的墓。就是在那个野地里头，在他女儿的墓前，他

    说道：他女儿根本不想出去，当时马上就要出嫁。新家具油漆了一半，十年以后仍然还在那儿——因为她死掉了就没有再把她结婚的家具剩下

    的部分油漆了。当时她为了给她弟弟挣一点钱盖房子，所以她必须要出

    去，但再也没有回来。父亲到了深圳去领女儿的骨灰，因为从来没有出

    过远门，不小心坐错到了广州，坐在地上失声痛哭。事故赔偿一共给了

    3万块钱。老棉袄里左边揣1.5万元，右边揣1.5万元，他当时说自己从

    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人就这样回来了。

    其实，这个采访我们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我和制片人朱卫民突

    然间一下子被现场所接触到的东西给真正打到了。好像也是在这一次的

    这种采访当中，我们突然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这个节目的走向是什

    么了。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两个词：“人生”和“人性”，或者简单地

    说就是“活着”。

    十几年来，其实我们就是在做“活着”两个字。

    觉得当下的中国，无论从纵向来看历史的脉络，还是横向看现在生

    活的横切面，都具有巨大张力，我们觉得“活着”两个字可以涵盖的事

    情非常之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非常具体的个体生命，通过他的

    生命的细节、生命的故事剖解他的人生，来解读当下的这个世界。我们

    就想用一个一个的很细腻的个体故事来解读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这是

    我们当时的一种追求。所以我们想选取的都是一些很标本式的人生。

    “自画像式采访”

    我们都知道“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实际故事原型在几年以前他

    才承认自己是王成，因为他是一个志愿军的战俘。他从未被人家知道过

    他就是那个原型。直到后来采访的时候，听到他说往日的那一幕的时候我很感动。他一拍我的腿说：“闺女啊，我把你都说哭了。”他也失声

    痛哭。

    我们还采访过一个台湾的老间谍。他是当时遣返回大陆执行刺杀任

    务的。没想到空有一身武艺，在香港他认识了一个少妇，然后陷入爱

    河。于是他私奔到大陆想要戴罪立功，没想到人一进来就被抓了。30年

    以后他再寻找跟他私奔的那个少妇，两个人有一幕比任何电影都让我觉

    得震撼的相逢。

    我们还采访过一些特殊的人生。比如说，我们采访过在海滨的一个

    老太太，她盖了一个旅馆，专门来劝导、解救、收留那些跳海的人。于

    是有无数的人生展现在她面前。她只会给人家做一碗面陪他哭一顿，这

    是她解救所有处于濒死状态的人唯一的办法。

    我们也采访过一个警察，他是缉毒者，但也不幸吸上了毒；我们也

    采访过一个原来黑社会的老大，后来变成一个牧师，从杀手到牧师；还

    采访过一些现实的新闻人物，比如说，曾经在拆迁当中把自己一把大火

    烧死的唐福珍；我们也采访过马加爵身后的很多故事。

    我们也做过许多群体性的采访：比如说知青，当年一个知青把自己

    上学的指标交给了女朋友，然后女朋友跟他分了手。他疯掉了。直到现

    在，我们去问他今年是哪一年，他仍然认为是毛主席健在的那些年。还

    有广大的失独的群体，我们也采访过很多。

    所有的人物对我们来说可能拼接起来的是这个社会一个个特别真实

    的场景，乃至全景。我们想用所谓一花一世界的办法，就是深入到一个

    自画像个体特别微小的生命里，发现里面是一个很宏大、很丰富的喜怒

    哀乐、酸甜苦辣的世界，就是人性特别复杂和丰富的地方。

    前一阵我看到有一个美国人物博物馆的一个馆长，他们打造的一种

    采访的方式叫作“自画像”的方式。我突然觉得心有戚戚。什么叫“自

    画像”的方式？就是我建立一种气场，使这个人他非常想要讲他的故事，他有这样的一种欲望。他是自画像，我把画笔不断地交给他说，你

    来画你的这幅画，让他执着自己的手，来画一幅特别细腻的内心世界的

    画像。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做一个这个时代、一个灵魂

    状态的读本。我们只有达到他内心世界的足够的深度、细腻程度，有足

    够多生命的细节，有足够多的情境，我们才能真的达到这一点，这是我

    们一直特别想追求的东西。

    2003年：巴格达断章

    酝酿行程的时候，我和郑浩雄心勃勃列出了此行的几大愿望，看一

    场地地道道的伊拉克电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到了巴格达之后才知道原

    来这也是非分之想。

    1992年，在拍摄了一部描写老国王加兹的影片之后，伊拉克的电影

    业发展戛然而止。根据联合国制裁条例，伊拉克不得进口包括胶片、显

    影剂在内的任何电影原材料，12年以来，原本每年生产至少10部电影的

    伊拉克就再没有拍摄过新的影片。

    不过影院依然开张，于是，我们依然执着地进去一探究竟。看不到

    伊拉克本土的作品，我们却有幸在这个美国天天高声喊打的城市重温了

    一下几年前的好莱坞影片HOLLY SMOKE。

    巴格达有8家电影院，基本上都是惨淡经营，由于资金捉襟见肘，影院一般都从周边国家购入廉价低质的阿拉伯电影，勉强维持萧条的生

    意。

    电影票750第那尔一张，相当于25美分，是政府规定的价格。对于

    伊拉克人来说，多数都能负担得起，但是毕竟廉价电影不够好看，影院

    生意相当艰难。

    所幸只要不与宗教文化相违背，政府对引进进口影片没有任何限

    制，影院老板于是间或引进好莱坞影片碰碰运气。当然，观众的口味不那么容易琢磨，爱情主题一般都会卖得不错，可是据说伊拉克人并不喜

    欢《泰坦尼克号》。

    美国拷贝成本很高，影院有时索性播放VCD版本。当然在这一点上

    他们往往也会失算，因为先拥有VCD的早已大有人在。

    在巴格达，小型音像店有1000多家，你能想象得到的美国大片在这

    里应有尽有，上市的速度让人颇为吃惊，当然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还可以

    轻而易举找到最新的美国战争大片，比如刚刚在美国上映的《风语

    者》，每张卖得非常便宜——25美分。

    店主自豪地告诉我们，通常新片在国外上映10天之后，你就可以在

    他的货架上找到光碟版本，货源主要来自叙利亚、黎巴嫩，甚至马来西

    亚和中国。进口光碟经过文化部门审批，剪掉过度暴露的镜头就可以销

    售了，对于是否拥有版权则一概不问。店老板的说法很有意思，“我们

    的政府要操心的事情太多，这个就不用过问了”。

    堂而皇之地盗版美国电影，对于伊拉克人来讲，也许算是个小小的

    胜利。

    版权的问题也许容易解释，但伊拉克在美国文化上的开明大度却着

    实匪夷所思，政府似乎并不担心对手的文化精神、英雄形象大肆宣扬会

    削弱斗志动摇军心。

    在这一点上，店主的理论水准很让人佩服，“这和美国没什么关

    系，也许我们恨它们，我们和它们有战争，但电影是文化，人们喜欢某

    个演员，喜欢电影故事，这比是谁拍摄的更重要。美国人的确通过电影

    传达他们的精神，但伊拉克人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理这些”。

    店老板正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聪明人，他的偶像是汤姆·克鲁斯，最近看了不下三遍的影片是《风语者》，但是对于“美国的士兵是不是

    勇猛”这样的问题，他只是神秘地笑笑避而不答。

    不仅仅是电影，西方音乐同样大举进军伊拉克，年轻人对流行的追逐和其他国家别无二致。

    光顾CD店的大多数是学生，他们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与外界唯一的不同是，当你挑好喜欢的作品之后，老板不会让你立即拿

    走，因为原版他只有一份，但是光碟刻录机、磁带转录机他有好几台，所以，立等可取。

    憎恨美国是大部分伊拉克人不假思索的习惯，但是学生对美国明星

    如数家珍，而他们似乎也并不为此感到过多的困惑。

    一个热爱麦当娜多年的年轻人这样说：“美国政府和人民是不同

    的，我们对美国人民没有反感，我们对他们也没有敌意，你看，我们听

    他们的歌，在他们的音乐中跳舞，我们看他们的电影，穿他们的衣服，我们对他们没有敌意，他们对我们也没有，但他们的政府站在阿拉伯人

    的反面，如果我告诉你我们恨他们，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

    美国文化、美国人民、美国政府，这些概念被年轻人划出清晰的界

    限，不过他们并不热衷战争的话题，甚至每当我们提起，他们都会有些

    诧异，仿佛希望一切事不关己。

    其中一个年轻人的回答颇有意思：

    “可能会有战争。(你怎么看)”

    “可能有战争，可能也没有，在真正战争发生之前，我不想说。其

    实我认为开始不一定会有战争，正是因为电视节目中始终在讨论会不会

    发生战争，政府就真的开始考虑真的发动一场战争了。也许他们本来没

    这么想，但人们总这么说，也许他们就真的会这样做，以此来证明些什

    么。我们不应该老谈论战争，没有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老说呢？”

    战争自然不是令人愉快的话题，其实没有人愿意做这样残酷的假

    设，不过如果一切真的开始，如果美国大兵真的站在面前，崇拜还是仇

    恨，偶像还是敌人，恐怕仍会是他们无法逃避的选择。美国大片、西式歌曲，越发比照出伊拉克本土文化的疲惫无力。

    1980年，伊政府拨给文化新闻部门的经费是7500万美元；1998年，这个数字已经锐减到17万美元，当年养尊处优的艺术家只有自谋生路。

    为扭转颓势，政府偶尔也会有大手笔的投入，史诗剧《扎比芭与国

    王》是近年的扛鼎之作，这个标准的灰姑娘式的爱情故事却是出自萨达

    姆之手。

    故事讲述村姑扎比芭偶然遇到出城巡逻的国王，两人一见倾心，村

    姑胆识过人，教给国王很多治国的道理，但却被她的丈夫和阴谋家嫉妒

    迫害，后来，扎比芭在战斗中带领军民英勇作战，为国捐躯，国王也不

    幸殒命，但他们的故事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出自领袖之手的小说在伊拉克妇孺皆知，外国人不相信萨达姆在躲

    避美国追杀之余还有心情写作，普遍怀疑是由写手捉刀，但是伊拉克人

    对此深信不疑，萨达姆一向酷爱文学，演讲每每行文优美，甚至字句深

    奥难懂，据说写写小说是他平日里最大的娱乐，小说曾被美国中央情报

    局在内的很多要害部门拿去研究，认为此间必有深意，起码是影射

    了“海湾战争”。

    整个演出共耗资1亿第那尔，场景之盛大服饰之华丽多年少见，演

    员也由文化部钦点。

    出演《扎比芭和国王》的都是伊拉克顶尖的电影演员，但是他们已

    经10年没有出现在摄影机前。

    电影业的停滞使大批演员、导演纷纷流向话剧，同时小成本、小制

    作的电视剧也承载了不少人的艺术理想。

    失去政府资助，伊拉克的画家也大都生活没有着落，市场上找不到

    专业的绘画颜料，当然即便是有，他们的月收入恐怕连一管也负担不

    起。保持创作唯有拉下面子，寻求外国朋友的资助。我们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叫对话的沙龙，结果发现它在巴格达其实

    颇有名气，这里空间不大，还时常停电，但往往不经意间就会碰到伊拉

    克艺术界的顶尖大师。

    10年之中，这里连续举办了95次画展，创作力的丰沛远远胜过“海

    湾战争”之前，这一点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骆驼在伊拉克代表着耐

    心，妇女和鸽子象征着和平，废墟上的艺术大都有着共同的主题。

    沙龙的主人有着一股艺术家特有的挚诚：“作画的时候，我尽力抛

    开一切生活中的艰难，让思想飞出现实。你在这里看到的作品色彩那么

    丰富，形象那么跳跃，丝毫没有苦难，没有阴郁的调子，这正是我们想

    要向外界传达的精神。”

    临出门的时候，主人盛情邀请我们第二天再来，他会用底格里斯河

    肥美的烤鱼招待我们，我至今仍记得他连比带画那出奇认真的表情和伊

    拉克人特有的大嗓门：

    “我会再叫上一些朋友，我家大院子的夜色，配上无比鲜美的烤

    鱼，我保证你们终生难忘!”

    他的话我绝对相信，不过我们知道时间紧迫，我们必定会和这终生

    难忘擦肩而过了，于是我和郑浩一时性起，转回屋去，一人买下了一尊

    刚刚拍摄时就已经令我们心动不已的铜塑，少留些遗憾。

    2004年：他们给我的那些瞬间

    最怕总结。

    把过去的几年摆在眼前，究竟都做了点什么，我好像总也无法说得

    准确。

    他们不知道，每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貌似从容，其实大脑

    一定是在飞速奔跑着搜索那些近乎准确的词汇，而总在此时，某些个画面就会跳出来活生生挡在任何的语言面前，就那么理直气壮地站着，真

    真顽固，没有对手。

    我知道，难以说清的总是那些个瞬间。

    那是个中午，无比困倦，我在电脑面前埋头苦干。

    猛然抬头，“劳斯莱斯”隔着座位前的夹板站在我面前。我有20秒

    钟大脑空白——像是一个精彩故事片不应该有的续集，他怎么会出现在

    我面前？

    劳斯莱斯是我们几个月前刚采访完的一个“故事主人公”，多年前

    从农村来到城市，人很穷，志向很大。他在深圳整整打拼了10年，如今

    仍然住在10元店里面。所谓10元店，就是那种一个屋里挤着不少人的大

    房间，属于每个人的地盘只有一张床铺，每天收费10元。

    10元店里只有他拥有一辆自行车，算是富翁，每天丁丁零零出来进

    去，人送外号“劳斯莱斯”。

    10年前，农村青年劳斯莱斯来到城市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街拐角的书

    店买了一本励志书，他没有文化，没有亲戚，没有本钱，可是他不甘平

    凡。

    10年里，从刷盘子，到开饭馆，到在夜总会给人照相，到炒股票，到破产，到在地上捡零钱，到一只一只地倒卖烧鸡，到在法院门口给律

    师拉生意，到在皮包公司打工发现真相后愤然不干，劳斯莱斯基本上就

    是一个职业大全，甚至从他身上，中国近10年经济发展的脉络清晰可

    见。

    但是劳斯莱斯始终没有发财，甚至始终没有安身之处，虽然有着远

    大的理想，但他的起点和知识架构显然离这个城市太远.可是他是读了

    那些个励志书的，有一年大年三十，劳斯莱斯一个人在床上吃下最后几

    粒花生米，暗下决心：“明年，我要学很多的东西，要找个有希望的工

    作，要挣100万!”有一次，我们走在大街上，我问他：“在深圳待了这么久，喜欢去

    哪儿呢？”他只简单说了一句：“这城市不是我的，我哪儿都不敢喜

    欢。”

    当然，虽然时常困窘，劳斯莱斯仍很有原则，不偷、不抢、不骗。

    他在这个不属于他的城市坚守着，因为怀揣着外面的世界和远大的理

    想，他已经很难再回到那个偏僻的小村子了，虽然他儿时的伙伴都已经

    娶妻生子，柴米油盐。

    采访做完之后，我养成一个习惯，街上那些个发呆的人，我总会多

    看上两眼，我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心事，因为有一次劳斯莱斯说，他在最绝望的时候，不敢在家待着，就出来走，把家门口的一条路来回

    走了100遍。

    劳斯莱斯就这么站在我面前，他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但是我没有

    想到，节目中的故事结束之后，他还会站在我面前。

    他表情黯然，“我又失业了，我在那家给银行拉存款的公司，拉不

    到钱。人家看我坐着公共汽车来拉存款，不相信我，公司说完不成任务

    就别干了”。我想起上次采访的时候，他刚找到这份工作，兴致勃勃地

    准备大展宏图，那大概是两个月以前。

    “我从公司出来，不知道上哪儿去，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不知道应

    该找谁说说，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你们这来了。”他一连说了好几个不

    知道。

    我有点不知所措，他是我真实生活中见到的第一个失业的人。

    他在我桌前站了一会儿，我忘了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掏出一个本

    子，说：“我想起来了，我来这儿是想让你给我写点什么，随便，写点

    什么都行。”

    这更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个时候，我写下什么能有什么用呢？他很坚持，我猛然意识到，因为这次采访，我或许竟成了他在这个

    城市里唯一可以说说话的朋友。

    我写了一句话，“希望下次见到你，能有好消息”。

    劳斯莱斯收了本子，有点不好意思，兀自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我记得我看着他越过那几张桌子走出去，外面就是茫茫人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2003年2月的某一天。

    重庆忠县，一个忘了名字的小村庄的田埂上，我们扛着机器一脚深

    一脚浅地走着。

    想想那田埂真是很长。村里人说，田埂的尽头就是我们要采访的一

    个叫小芳的姑娘的家。不过小芳已经不能在家里迎接我们了，10年前，她在深圳致力鞋厂的一场大火当中葬送了年轻的生命，那是迄今为止在

    中国发生最大的外资企业工伤事故之一，当年那则新闻曾被炒得沸沸扬

    扬。最终，小芳的死为负债累累的家换来了3万元的赔偿，而这一刻离

    打工女小芳的婚期还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

    走到半路的时候，一个人影飞快地从对面小跑过来，见到我们，一

    个劲儿歉意地笑，“真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条路能到家，车也进不来，只好让你们走啊”。

    小芳的爹，脸膛黑黑的，人很瘦，目光里有一种软软的东西。就是

    他，当年壮着胆子去到了那个想都没想过的遥远城市，战战兢兢拿回了

    那3万元的赔款，听说，当时因为走迷了路，他曾经独自蹲在街边放声

    大哭。

    他顺手一指：“这一片就是我们家的菜地，那个，就是小

    芳。”——为了每天都能看到女儿，小芳的父母把她埋在了离自己最近

    的地方。我突然想在这里多待上一会儿，于是我们坐下来，就坐在田埂

    上，对着眼前一格一格的菜地开始聊天，我们的背后就是小芳。当时天色渐渐暗下来，拍摄已经有点困难，但是小芳爹还在自顾自

    地说着。那些个细节似乎是那样粘连着，无法割断，一旦进入，他就无

    法抽身离去。

    他说到怎样狠心地送本不想再外出打工的女儿走出村口，说到出事

    后跋涉千里惶然不知所措，不得不签下赔偿协议却落下终身的自责，他

    说坐火车把从未见过的3万元左边一沓右边一沓紧紧张张揣在怀里，像

    是怀揣着女儿的命，他还说终于家里盖起了房子，但搬进去的是10年前

    为女儿筹备婚事而漆了一半的家具。

    他自顾自地说，并不管我们的摄影机是否还在工作。

    天终于彻底黑下来，大片大片空旷的暮色里，我们并排坐着。这一

    刻，应该是在2003年底的那个冬天。

    成都，我们去采访曾经的志愿军战俘。

    这采访拖了很久，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遇到一个不得不做的重要

    专题，我们把原定的计划搁置了几个月。

    老丁戴个皮帽子，穿了件臃肿的棉大衣在街口等我们。他的脸色白

    白的，没有血色，我们快来的时候才知道，不久前他被查出得了癌症。

    我们去的时候老丁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旁人嘱咐我们不要让他太

    激动。

    我们两个对坐着，中间放一个小炭盆，思绪回到50年前。

    老丁是那种特别崇拜英雄的人，国民党军官家庭出身。抗美援朝，看别人戴着大红花，无比向往，终于有一天，自己也越过了三八线。但

    是没过多久，部队被包围，背着油印机精疲力竭的宣传队员丁先文在睡

    梦中被俘虏。

    战俘营里的丁先文算得上是个真正的英雄了。带头组成地下回国小

    组，受过美国人百般酷刑毒打，曾经以死抗争待遇的不公，最后冲过敌人的血腥屠杀坚决不去台湾回国成功。

    “要想当英雄就应该死在战场上，共产党的词典里没有战俘二

    字!”这是劝他们听美国话去台湾的那些看守最常用的讽刺。

    踏上故土，自以为没有愧对英雄主义理想的丁先文在不久之后便不

    得不想起了这几句话。去银行取钱的时候，他要偷偷把他的退伍证翻过

    来头朝下，因为他怕人看见那上面写着：“立场不坚定，曾当过战

    俘。”

    “文革”中，老丁四进四出监狱，战俘的身份始终是百口莫辩的耻

    辱。“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老丁知道终其一生恐怕也再难逃脱这

    仅仅10个字不需要答案的问句。

    平反的时候，老丁已经走过人生的大半，年届六十。“我这一辈子

    啊，就是太想当英雄。”这是他笑着对人生的最后总结。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在抽屉里翻出了一张纸递给我，说

    那是他的遗书。刚刚做的那次手术风险极大，老丁心里知道有可能一去

    不复返，于是他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我是病人、老人，更是九死一生的战士，作战先要有必死的决

    心，才有战胜敌人的勇气。治癌也是一样，要做最坏的准备，我如果死

    了，请把我还有用的器官无偿献给需要的病人，作为我对党、对祖国和

    人民的报答，但我更希望把感谢信、鲜花献给你们，希望你们——特别

    是今天给我治病的同志们，像当年，在战场指挥冲锋的战士一样，去争

    夺战斗的胜利，祝你们胜利，一个癌症病人上手术台前的心声。丁先文

    手笔。”

    因为手抖得厉害，那些字很难看清。

    我想起此前他曾经提起过要捐献遗体，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生蹉跎，对国家没有任何的贡献，如果可以的话，最后可以献上的就只有这具老

    迈的躯体。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几度哽咽。遗书的最后一段，我看到了一串电话号码，那几个数字特别熟悉

    ——竟是我们办公室的联系电话。

    我仔细辨认，那两行字是这样的，“如果我真的不在了，请打电话

    告诉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剧组的小王，告诉她我完不成他们交给我的

    任务了，非常抱歉”。

    小王是我们剧组的策划兼外联，我这才想起来，有一次她提起说她

    告诉老丁，我们一定会去，老丁激动地回答：“我一定等你们，等你们

    来!”

    这个未能实现的约定，竟是他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嘱托。

    我并不知道在我昏天黑地忙忙碌碌一次次更改日程的时候，一个轻

    巧随意的决定会在这个老人身上投下怎样的失望不安，我也无法想象，当他在门口小卖部公用电话前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心情——

    此时的我只是觉得无比的惭愧，还有庆幸。

    老丁把遗书叠起来，笑了笑：“真的，我得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个任

    务，让我觉得我不能死，我得等着你们。”

    他的语气，仍然像个士兵。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很关心地问：“节目什么时候能播？”我说大

    概要两个月，因为我们还要采访别的战俘，我们要做一个系列节目。我

    发现，他竟有点面露难色。

    “我会再争取等到播出那天的”，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天气很冷，老丁非要亲自送我们出来，上计程车之前，他伸出两只

    手来，伸得很远，和我重重地一握，这让我突然觉得像是战友之间的道

    别，或许，他是习惯了。

    这一幕，刚刚发生，就在昨天。

    这些年，我和我的同事走了很多的路，找了很多的人。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闭上眼睛眼前晃动的全是长腿长脚，行走着的

    风景，模模糊糊、绵绵延延，因为两年的时间里，有大半的光阴我是坐

    在车窗一侧，汽车、火车、TAXI、大巴——看窗外的一切拖着尾巴向前

    奔跑，风景一刻不停。

    我们寻找的人大多不在镁光灯下，甚至不在大城市中，因此注定我

    们也得一刻不停。

    醒来在祖国各地的宾馆，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这两年的时间，没有做冷暖，我现在会在做什么呢？

    这假设往往只是一闪而过，还要赶路，不能想太多。

    有一次出差途中和组里人吃饭，席间我豪言壮语：“如果可能的

    话，我们要用摄像机画一张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清明上河图》。”兄

    弟们看着我笑，可是我知道，他们同意我。

    真的，那恒常生活中的诗意，升斗小民的生命力，深厚、温暖而苍

    凉。

    如今他们说要把那许多镜头画面誊写在稿纸上，一时还真有点不知

    所措。编辑拿给我看目录的时候，暗中吓了一跳，第一次以这样的思

    路、这样的规模看这些故事，似乎有了一种额外的力量。

    拿着这张单子，那些个面孔旋即在我眼前列队出现，当然，还有那

    一个转身，那一次的握手，那在暮色中认真看向我的一眼。

    我想，恐怕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如此清楚地知道，如果从不曾与他

    们相识交谈，如果从不曾遭遇他们赠予我的那些个瞬间，我会多么遗

    憾。

    2006年：切尔诺贝利鬼城之旅

    得知我要去切尔诺贝利采访，周围的朋友颇有些诧异：“怎么会派一个未婚女性去那种鬼地方？辐射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黑手，谁知道会

    在你身上植入什么基因？”

    说实话听罢此言心下着实一惊，去战地采访枪林弹雨起码眼见为

    实，这说不清、道不明让人不痛不痒的辐射却真有可能是个阴谋家，心

    怀鬼胎的等上个数十年然后突然发作，告诉你曾经的某次相逢在你身体

    里早已种下了祸根。

    于是乎，开始自己吓唬自己，朋友争相想象着我从切尔诺贝利归来

    掉光了头发的鬼样子，而我嘴上说着豪言壮语，心下已是犹疑不定。

    说笑间，有人把一本介绍切尔诺贝利的画册放在我的面前，两个字

    不由分说跳入眼中，触目惊心——鬼城。

    那是个在几小时内被凝固了的城市，是些被骤然遗忘不再有人探访

    的街区，在人类历史的大灾难面前，它以最为平静却是最震撼的姿态永

    远地定格下去。

    这一刻，我知道，我会去那里。

    鬼城，普里皮亚季。如今已是一座幽灵之城。有人说，或许有一

    天，人们会把它和庞贝相比。

    普里皮亚季小城是20世纪70年代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建

    造的，那是一个代表着大好前景的核工业卫星城。它拥有树林、草地、小溪，精巧而美丽。20年前的这个春天，普里皮亚季的生活在一片惊惧

    中戛然而止。

    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遍及苏联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万居民被先后疏散，庄稼被全部掩埋，周围7000米的树木都逐渐死

    去。

    如今，核电厂周围30公里仍被列为禁区。经过层层申报特殊批准，我们的摄影队才终于踏上了人们眼中的这所谓“死亡之旅”。我们被告知，禁区内大多数地点短时间停留对人身体影响不大，因此拍摄的原则

    明确简单——尽量远离危险地带，速战速决。

    此行，我们的武器就是一个不断嘀嗒作响的小小辐射测量仪。

    30公里禁区内的很多地方尤其是公路上已经被反复清洗，辐射尘已

    不再堆积，所以读数颇为正常，不过随着车子离核电站越来越近，我们

    心跳的速度也就随着辐射表读数的嘀嘀嗒嗒开始不断攀升。不过，扭头

    看看陪同我们前往的工作人员谢尔盖，却是一脸的气定神闲。为使废弃

    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不再继续泄漏有害物质，直到现在，仍有2000多名

    工作人员在禁区内做维护工作，核电站像个形状诡异的大毒瘤矗立在那

    里，无法拆解，无法去除，成为这地球上最不该存在的怪物。对于那些

    每天进出禁区的人们，潜在的危险就像是随时要呼吸的空气，有人一笑

    了之，有人只字不提。

    终于，踏进鬼城。

    真的是恍如进入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小城市，楼上的窗户打开

    着，衣服还晾在窗台上，小黑板上写着明天的节目单……只有那些随处

    可见的列宁头像，镰刀斧头标志猛然间会提醒你，那些窗子是永远地开

    向1986年4月的某个瞬间。

    在鬼城，室外还算是相对安全，室内辐射聚集量超高，相当危险，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在这样的地方行走必须携带辐射表随时测量，否则

    就相当于是大步行走在战场上的地雷阵。

    事故发生后，普城的居民紧急撤离，据说当时车队排了足足有20公

    里。人们被告知，只是离开3天，马上就会回来，什么都不允许携带。

    于是，孩子和他们的玩具告了别，大人与房子、车子告了别，他们没有

    想到，3天，变成了5年、10年、20年，其实就是在那一刻，他们已经与

    这座小城——他们的家园，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生活永远地告了别。

    走在鬼城里，好像走在凝固的画面里。这里的静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没有鸟叫，没有风声，没有什么打破寂静，有时候你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失去了听觉。不知道从我们的录音效果中，人们能不能感受得到

    这沉积了20年的寂静。有一个来过此处的人形容，这里有着一种震耳欲

    聋的寂静。

    据说，本来还曾有人想组织旅游团来鬼城转上一两个小时，但待了

    15分钟，人们已然想逃离了。

    学校里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孩子们玩了最后一个游戏；墙壁上人

    们留下了最后一个涂鸦。普里皮亚季的一切，用它们自己的方式述说着

    任何语言都讲述不了的故事，连同这份令人窒息的寂静一起凝固在1986

    年4月26日凌晨1：23分。

    从鬼城出来我们驱车驶向15公里外一个叫伊力因齐的小村子，听说

    那里还住着十几位老人。切尔诺贝力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强令撤走了

    方圆30公里内所有的村民，但一年后，就有不少老人思家心切陆续回

    迁，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已经93岁。

    玛力亚老妈妈居住的村子一共住了18位老人，都是事故发生一年后

    执意背着政府私自回到这里的，政府对这些老人也采取宽容的态度，让

    他们叶落归根。在这些已被污染的土地上，老人们种土豆、洋葱、西红

    柿，自给自足。

    玛力亚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两个儿子也都是英年早逝，他们都曾

    经是核电厂的工人。

    一个人的生活有多么单调寂寞老人并不愿意多说，对于辐射，她更

    是轻描淡写。

    “我觉得这里空气好得很，人们总说这里有多么可怕，我倒觉得我

    的家很美，你看，有草地，有小河……到了这个岁数，一切都要交给老

    天，不必太在意。”

    老人们回到这片污染之地外界看来似是惊人之举，对他们而言，道理却实在简单，他们宁可因辐射而死，也不愿因思乡而死。

    不过这或许会是切尔诺贝利的最后一批居民了，每一年，这里都会

    有几位老人故去，玛力亚知道，总有一天，她也会追随着她的伙伴沉睡

    在这里。

    快离开的时候，我问玛力亚：“这里肯定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冷

    清，你还会住下去吗？”

    老人说：“留在家，总比做客好，从这里开始的，就在这里结

    束。”

    2008年：灾区日记

    在香港直播室的时候，每一次连线记者，我都下意识地身体前倾，直到有人提醒：“你怎么老趴着？都快钻到监视器里了!”

    香港太远了，演播室太豪华了，我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127个小时过去，录完周六的特别节目，走出大楼，给头儿打了个

    电话：“我必须得走了。”

    《冷暖人生》摄制组已经在那里拍摄了五天的时间。有一个晚上，和老朱通话，他气喘吁吁，声音也有点儿不对劲，我正一个劲儿嘱咐怎

    么拍怎么拍，他突然说：“晓楠，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周围一片漆黑，只有一个大月亮在天上，我们正走过死尸堆。”我呆了半晌，一个字也

    说不出来。

    那个一片漆黑的地方，就是北川。

    北川中学的学生们，如今被安置在宏苑宾馆的大礼堂里。礼堂外面

    墙上是疏散到这里的学生的名单，紧挨着它的，是一张张的寻人启事。

    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家长正紧张地看名单，她要找侄子，北川中学

    高一三班的李纳。我帮她一起找，“这儿是高一的，高一一班、高一二班……”手指按着墙上的名单，我高声念着班级学生的名字，但手指慢

    慢滑下来的时候，突然不再敢念出声，高一一班有十几个学生在这里，但二班只有两个，三班有五个，这其中，没有李纳。

    每个班级当时教室的位置不同，上的课程不同，跑出来的学生数字

    相差很多，有一个班，四十几个学生，只生还了四名。

    我问这个班的女孩：“你们班是个什么样的班级啊？”本来悲伤的

    女孩子突然笑了：“我们班，成绩不好，体育好，是个特别义气的班，这是我们班同学自己总结的。”

    有一个男孩子，和自己最铁的哥们儿一块往外跑，一转头，房子倒

    下来，巨石离他只有几十厘米，再看跑在他身后的好朋友，只剩下了一

    双脚。好友的家长来的时候，这画面他一个字也没有说。

    我拍他的肩膀说：“抱歉，我不应该让你回忆这么残酷的时刻。”

    男孩儿很懂事地摇摇头。

    是啊，我该问吗？我怎么能问出口？

    孩子毕竟是孩子，突然而至的集体生活让他们感觉新鲜，几天之

    后，他们已经在用纸板铺成的大通铺上开始笑闹，每当我蹲下来，问他

    们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他们总是会高高兴兴地回答，于是我就更

    没有勇气问出那个世上最残忍的地震问题：“地震的时候你在哪里？”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开启生命最黑暗的回忆。

    有一个女孩子，被砸在一块大石板下面，后面一个男孩子，也在瓦

    砾堆里。女孩儿的伤比较轻，救援人员决定先把她抬出去，当他们返回

    来的时候，男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女孩儿哭着对我说：“都是因为

    我……”

    我抓着她的手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旁边的女生紧紧搂着她安慰，脸上却是微笑着的，那笑容，有一种坚定，远远超越了她的年纪。我的采访断断续续地进行，从来没有哪次采访像这样总是长时间地

    停顿，有时候，我需要长长地舒一口气，才能问出下一个问题。

    我该去问吗？

    陪我们采访的小何介绍说，学生们现在情绪还算稳定，他们最担心

    的就是初中部这1000多名学生中，只有60多位家长来认领，另外的一些

    父母，还没有音信。他说，他很难想象，当孩子们度过了这特殊的集体

    时期，当他们分开的时候，那些没有了家的，生活该怎么继续。

    晚上总部传来消息，让我们小心，今明两天恐怕会有6～7级余震，酒店墙上已经有几道裂纹，我们商量着到底要不要住到街上去，还真是

    有点揪心。

    老朱说，这几天满脑子都是陈坚的歌声，在瓦砾下坚持了3天3夜之

    后，这个26岁的年轻人用世界上最微弱的声音唱着《红高粱》：“好

    酒，好酒……”那声音，从几根巨大的横梁下传来，响彻整个北川城。

    写前一篇博客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屋子里的人正热闹地商量，到底

    要不要住到街上去。摄像小张说这几天家里人一直挺担心，咱们还是小

    心为好；老朱则永远一派大义凛然老江胡架势，“反正我得好好睡一

    觉，太累了，都是命，爱谁谁……”

    我呢，还真没拿定主意。

    两分钟之后，也不用犹豫了。接酒店正式通知：全城疏散，大家都

    睡到街上去。警车开始在街上拉着警笛来回奔跑，大人小孩夹着铺盖鱼

    贯而出。

    贪生怕死如我，还真是有点慌。夹着电脑跑出来，想起应该去趟洗

    手间，又跑回去，以有生以来最快速度上了次厕所，想着，要是因为这

    个被砸在里面，可是不太值。

    这几天听到的骇人故事太多了，没有办法不去想象。我们的酒店恰好在火车站广场，夜里仍有很多匆忙归乡的人刚下火

    车。有十几个刚从新疆打工回来的老乡看我们记者模样于是一把拉住我

    的手问：“茶坪怎样了？你们有没有消息？我们一直看电视，怎么好像

    一直没怎么报道那边的情形？”

    这时候一个刚刚去过茶坪的人闻声跑过来，赶紧报告：“茶坪新街

    还好，老街那边房子都倒了……”我身旁刚刚还积极领头说话的男子眼

    神一暗，没再接话。我没敢问，他的家是在哪里。

    另一队刚下火车的老乡大包小包地扛了很多行李，甚至还拎着塑料

    桶、暖水瓶。我问他们为什么带这么多东西。他们答，家里恐怕是什么

    都没有了，能多背就多背点回去。一个女子被硕大的行李压得头低低

    的，但决心满满，“翻山越岭也得走回去，哪怕走别人从没走过的

    路”。

    对这些离乡的人来说，回家，从未如此残酷。

    广场另一头始终人头攒动，我们跑过去看，原来是妇幼保健医院把

    今晚要生产的孕妇们都搬到广场上来了。人们以让人眼晕的速度穿梭

    着，彼此大声吆喝着，协力搭建帐篷。这里面有医生护士，也有普通民

    众。

    医院离广场步行要半个小时。大到沉重的病床，小到药品针头，都

    是医生们一趟趟地从医院搬过来。而这样的搬迁，从地震开始，一周来

    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一个医生说：“我只记得，有一次刚刚搬回

    去，马上就通知可能又有余震，于是再赶紧往外运。”

    这情景酷似战地。百十来人个个动作紧张，表情严峻，跑来跑去似

    幻影流动，片刻不停。帐篷不够，床铺不好摆，药品还没配齐，20多个

    孕妇快生了，才运出了十来个……

    一个医生正给病人扎针，护士在旁边打着手电筒。突然，装药液的

    拇指大的小瓶子掉到地上，于是又借着手机的光亮蹲下去找了好一阵。我原本举着话筒想采访，但看来看去竟没有一个有时间多打量我一

    眼的人，索性打消念头，一起搭帐篷。

    间隙中知道，医生、护士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过家了。

    院领导骄傲地说，“5·12”地震那天，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先抢

    着把病人护送出去，自己最后撤离。他说那么多的小年轻儿，平常那么

    孩子气不大听话的年轻人，真让他刮目相看。有的女护士一边哭一边运

    病人。我问，那楼房当时抖得有多厉害？他说，反正楼道里根本站不住

    人!

    小学英语老师夏槐兰是当晚第一个要进行剖腹产手术的人，她丈夫

    冲我们苦笑：“你瞧我们，结婚那年赶上‘非典’，预产期这天恰好地

    震。手术延期，到今天不能再拖了……”

    我们和他一起屏息以待。

    凌晨1点14分，摄像机记录下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爸爸眼

    睛死死盯着帐篷帘子掀起的那一点点缝隙，“儿子，是个儿子!”

    生命，周而复始，如此神奇。

    凌晨2点30分，我站在空旷的火车站广场正中，摄像师离我远远

    的，拍下了这一天的摄制我说的最后一段话。

    “今天，有很多人安睡在这个火车站广场。绵阳市的大人孩子躲避

    余震；匆忙回乡寻亲的人暂时安歇；刚刚出生的孩子，把人生的第一个

    夜晚留在这里；还有我们。我想，对于所有在2008年5月20号的凌晨在

    此停留过的人来说，这一个夜晚，我们注定不会忘记。”

    说实话，有那么一小阵儿，我心里暗暗地有点感谢这余震警告，它

    逼我夜不能寐，让我有机会记录下了如此珍贵的片段，可遇不可求。这

    么想着，又感觉着心里痛。

    “呸”了几声，还是希望一切平安吧，祝大家都平安!天是房，地是床，何等大境界，我们也睡了。

    警告还没有解除，北京的朋友纷纷发来信息提醒我们小心，甚至有

    一条信息说，有先兆，因为有人发现蟾蜍们又上街了。

    睡，还是不睡，这是个问题。

    北川中学的老师说，前两天总传言有余震，有一次老师在礼堂门口

    刚说了一声“大家注意”，话音未落孩子们已经狂奔到了门口，一转眼

    的工夫全都不见踪影。

    在他们记忆中的那一幕实在太恐怖了。

    地震那天，一个体育老师在操场上看到教学楼猛烈摇动了几下，伴

    随着楼内一片惊呼，五层楼瞬间化为一层，之后，鸦雀无声。

    当地动山摇停止下来，人们面临的是惊心动魄的残酷选择。

    初中政治老师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

    刻，她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用手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

    去，到第36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

    几天后人们找到了她，她的身体仍是在教室里面的，没有跨出门口

    一步。

    她所在的教室，其实就在一楼，最靠近出口，跨出去只需要三四

    步，五六秒钟。

    李老师和4个同学被埋在瓦砾下两天的时间，到第二天下午的时

    候，她自感体力不支，于是把戒指和手镯摘下来，让同学获救后带给她

    的丈夫。她原本还想再带给家人几根头发，但她的头上都是血，同学

    说，怎么拔也拔不下来。

    丈夫刘全如今把这几件遗物天天带在身上，他掏出来让我看，那玉

    镯上还带着斑斑血迹。刘全一一数给我，“这是我们的结婚戒指，当时

    花了80块钱，这个是我们结婚10周年的，102块，我说买个贵点的，她不肯，今年是我们结婚20周年，本来我想这回给她买个白金的……”

    教音乐的蹇老师高高的个儿，特别会唱歌，曾经代表北川参加过很

    多比赛，拿过不少奖，学生们平日里没事儿就去找他聊天，拉开他家冰

    箱门就找吃的，像是到了自己家里。

    出事的时候，蹇老师狂奔到瓦砾堆前，听到自己班的同学呼救，马

    上组织救人。他们只能徒手搬开巨大的石块，贴着石缝去听哪里还有声

    音。

    他知道，那时候她的女儿，一定就在另一堆乱石里。

    蹇老师的女儿当时正在新教学楼上课，根据垮塌的位置判断，蹇老

    师知道女儿大概在什么方位，后来他的妻子真的跑过来告诉他听到了女

    儿的声音，但是蹇老师没有去。

    女儿埋在更深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必须先救更有可能逃生的人。

    女儿从石头缝隙中伸出手，和母亲的手握在一起。

    两天后，当他再次返回去看女儿的时候，那只手已经冰凉。

    听到自己的儿女呼救，却无能为力，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

    更为残酷。

    我说，你们也是凡人啊，怎么可能？

    他怔怔地看着我，“可是我们是老师”。

    采访结束的时候，蹇老师说，他这两天一不小心就会哼起一首记不

    得名字的歌，那是他女儿在刚刚举行的歌唱大赛上的获奖歌曲。

    我问有没有女儿的照片，蹇老师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白色手机，他说这是余震还很厉害的时候从女儿宿舍抢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家已经

    垮塌了，他担心再留不下女儿的任何痕迹。

    那手机很小，照片也很模糊，我们的摄像机根本拍不下来，但是我记住了那个漂亮女孩的样子，大大的眼睛，一米七的个头儿，蹇老师

    说，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考军艺。

    蹇老师介绍宋波老师给我认识，宋老师腼腆地笑着和我握手，我们

    的采访只能利用他中午休息的时间，因为他肩负着给高三学生上课的任

    务，还有20多天就要高考了，他们想让学生能够正常参加考试。

    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听说这位宋波

    老师在地震中不仅失去了儿子，还失去了妻子，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那么平静，看不出悲痛。

    宋老师说，当时一出事儿他就想到儿子也在那栋楼里，但后来没有

    听到儿子呼救，他也没有时间去找他，因为必须先去救身边的那些同

    学。

    几小时后，有人报信，他妻子上班的楼也塌了，凶多吉少，家里的

    房子也倒了。宋老师说知道了，接着救人。

    儿子没了，妻子没了，家也没了。

    我说，那你还有什么家当？他指指身上，“就这一身衣裳”。

    “学生们知道您家里的情况吗？”我问。

    “我没告诉他们，我们得尽量显得轻松些，他们要考试了，不能影

    响他们的情绪。”

    我突然想起蹇老师说过，有一位高三的老师从不和人说起家里的

    事，但早上起来，会看到他枕边湿了一大片。这个人，应该就是宋波。

    我问他：“你挺得住吗？”

    他泪湿了眼眶：“做老师太难了。”

    我放纵我的泪水，我没有办法不放纵。

    地震发生的时候，高一七班贾国伟被埋在了瓦砾中，等他清醒过来，他听到了几个同学和班主任老师微弱的声音。因为上课时坐在第一

    排，贾国伟离讲台上的老师最近。

    他起先以为很快就能有人来营救，可是等了很久还没有人发现他

    们。被巨石压住全身无法动弹的班主任曾老师说：“贾国伟，你伤得最

    轻，你来起个头儿，咱们唱首歌。”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这是

    高一七班的班歌，每天上课前都要唱一遍，贾国伟此时想起了它，他说

    他和几个同学唱得可大声了，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贾国伟被巨石别住了脚，只能歪着身子保持一个姿势，可是他可以

    一厘米一厘米地扭动着身体向前挪，大声说着“曾老师，我来救

    你!”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挪到了老师的身边，用铁棍撬开了卡在老

    师头上的板凳，老师终于可以呼吸畅通。

    最终，贾国伟和老师都获救了。

    我说，小伙子，你真棒!

    他答：“是啊，我也没想到，出来以后我们老师都说，当时对你撬

    那板凳可真没抱什么希望……”贾国伟是班上个子最小的，永远坐第一

    排，他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他只知道班主任老师平时对

    他们特别好，有老师在，他似乎并没有太多恐惧。

    我问他，获救之后老师夸你了吗？额头上还贴着纱布的年轻人孩子

    气地笑了，操着四川口音说：“他说我还是可以。”要是我没猜错的

    话，“还是可以”，在四川话中就是“真不错”的意思。

    一簇笑容在小伙子脸上，格外动人。

    高一一班张露，出事的时候自己伤得并不重，可是当她爬过几块巨

    石之间的缝隙，却看到班上的一个女孩子已经脸色苍白，手脚冰冷。她

    和另外几个赶过来的同学一起高喊着：“不要睡，不要睡啊，睡下去就起不来了!”

    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同学们开始给她做人工呼吸，女孩儿的手却是越来越冰。焦急中张

    露突然趴在女孩儿身边一阵耳语，她说：“你不是排球队的吗？我现在

    以一个排球队长的名义命令你，必须醒过来，必须坚持，咱们是一个集

    体!”

    张露刚当上排球队长，同学们选她当，她还总是不好意思。而现

    在，她把这句悄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只说给她一个人听。

    女孩儿并没有醒来。

    几个小时过去，又几个小时过去，张露和几个同学挤坐在一起，这

    时有人喊出了一句口号：“一起进来，也一起出去。”这句话一下子让

    孩子们鼓足了精气神儿。

    最终，几个同学一起获救。

    张露是农村姑娘，父母常年都在外面打工，家里只剩下自己支撑，她时常会觉得委屈，有时候还哭哭啼啼地找朋友倾诉。

    她特别郑重地对我说，“原来总觉得生活很无聊，现在每天心里都

    满满的……”

    我说：“你和同学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小姑娘骄傲地笑了。

    来到北川中学临时驻地，第一个约的就是校长刘亚春。但直到两天

    里所有的采访几乎都做完了，我们还在等他。

    刘校长太忙了，他不停地接电话，不断地布置工作，不断有各路人

    马向他来请示，总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大灾后仅仅一个星期，高三的学生已经复课了，学生们的衣食住行都是非正常状态，夏天到了，如果酷暑，如果下大雨，帐篷里也不是久

    居之处……

    终于，校长给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特意要我们找一个周围完全

    没有人的地方，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他说话声音始终很低，一字一顿，不知是因为这几天的劳累，还是

    心中积蓄了太多的东西。

    但，在他的眼神中看不到半点犹疑。

    北川中学是县重点中学，每年都有不少学生考上名牌大学，每年的

    高考，学校都要拿上几个一等奖、二等奖的，2800多名学生，也是2000

    多个北川家庭的骄傲。

    校长说：“北川中学还会重建的，而且可能会很快，当然，不会再

    建在原来的那个地方，那样老师、同学们感情上都接受不了……不过，那片土地在我们心里更重了、更亲密了，因为我们的亲人还留在那

    里。”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这一次大灾中，有十几位老师的子女也丧生在教学楼里，其中也包

    括校长帅气懂事、一心想上香港中文大学的儿子。地震后两个小时，又

    有人来告诉他，他的妻子也在地震中离去。

    他没有时间悲伤，也没有权利悲伤，他得率领毫无经验、惊慌失措

    的人们开始救援，用最原始的工具。

    在镜头面前，他长长地舒气，时常静默，但一滴眼泪也没有掉。

    我说：“我觉得你是个硬汉。”

    他眼睛望向远处，“也不是，有时候也会放声大哭，那也没什么

    的。有一次，我看见趴在地上的一个男孩子，从背面看穿的衣服样子都

    很像是我儿子，悲伤了一场，但翻过身一看，并不是，不过也都一样，我跟他们说，死去的都是我们的孩子。”

    至今，他并没有找到儿子的尸体。

    校长说，刚开始还要花时间来劝劝大家，现在也不用了。彼此见面

    一个眼神，拍拍肩膀，什么也不用说。

    “有人来劝你吗？”我问。

    “是，也有很多人问我怎么样，我告诉他们，我还行。”

    当一个人失去所有的挚爱家人，别的一切还那么重要吗？真的还重

    要吗？

    我问：“现在人们都很关心北川中学，你想对外界说些什么？”

    “你告诉他们，北川中学一定还会站起来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声音仍然压得很低，却直达我心。

    2009年：我所知道的唐富珍

    已经没有机会认识唐富珍了。来到她所居住的城市，站在她住了十

    几年如今已是一片废墟的家门口，我们尽一切可能追索、想象、拼凑。

    但也只能是传说中的她了。

    推土机已经把房屋推平，唐家人很多东西没来得及拿出，我们看到

    的照片都是唐富珍的哥哥从亲戚那里四处收罗来的，不是大合影就是侧

    面照。但还是不难看出，唐富珍很漂亮，比47岁的同龄人显得年轻得

    多。她姐姐说，每次两人一起出门，周围的人甚至都要问，“呦，你们

    是不是娘儿俩啊。”

    唐富珍自小活泼好动，爱唱歌，爱漂亮。不管多忙，必定把自己打

    扮得美美的，为此还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山妖精”。恐怕也正是因

    为对时尚颇有感觉，她从加工裤子，到卖成衣再到代理外国品牌，在服装行业做得顺风顺水。加工厂越开越大，成都市里也有不少她的商铺。

    唐富珍自幼家贫，结婚的时候，住的是茅草房。可是她生来不安

    分。她差不多是村上最早出来闯荡经商的人，最初骑着自行车每天往返

    4小时拉布料，在市里租一个只能站得下一两个人的小摊位。姐姐唐富

    秀用手比画着，“就那么一小截儿，她再饿都不在外面吃一碗面。”

    后来她胆子大了，自己跑到广州进货，甚至还雇了个翻译去了几趟

    韩国。大家族里大事小情都由她做主，甚至夫家胡家人有了什么事儿，也不找胡昌明，直接就来问她。“她是我们的主心骨儿。”所有的亲戚

    都这么说。

    很快富裕起来的唐富珍不仅支撑照应着整个家族，她的强悍豪爽，她的热情慷慨也很快让她成了四里八乡的名人——人称“国际警察”。

    别人夫妻打架了她去照看人家的孩子；街边上遇到乞丐人家还没说话她

    就把钱摸了出来，还要拉着聊上半天；一个邻居小伙子给她打工，她主

    动提出来，“你也老大不小了，我给你1万块，你去做生意吧，赚了把

    本钱还我，亏了就算了。”“1万块啊，九几年的时候，可以盖个新房

    了!这钱我10年后才还上”，小伙子至今提起来还很不好意思。

    1997年，唐福珍收养了一个耳聋的残疾弃婴，小女孩两个耳朵一直

    往外流水，花了很多钱做了几次手术。现在孩子已经上中学了，送到成

    都市里的贵族学校，至今并不知道自己是养女。

    唐富珍很倔，性格有点火暴，很有几分川女的侠气。她哥哥记得有

    一次坐公共汽车，看到小偷偷人家的东西，她就用眼睛死死瞪着，竟然

    把小偷给盯虚了，只好把东西给放回去。然后还问，“你是哪个地方的

    大姐？”当时也在车上的侄女说，“她咋个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当时

    我脚都在发抖。”

    1996年，唐富珍在村里盖起了综合楼。为这个事儿，她还上了村里

    的光荣榜，连报纸上都登了她的照片，算是村里招商引资的一个成果，“女性自主创业模范”。

    她在园子里造了假山，栽了很多铁树，还买了好多名贵兰草，桂花

    开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到那儿去耍，走的时候，她还锯一抱桂花给人

    家。

    “唐娘每天进进出出老唱着歌儿的，见谁都打招呼，好像没有累的

    时候。”邻居的一个女孩很是羡慕。

    唐富珍从来没有料想到自己的死亡——她的儿子刚刚从英国留学回

    来，还打算再找个好学校上个硕士；她最大的心愿是等搬了家，找个新

    的地方建起新房子把六个兄弟姐妹都接到一起住；拆迁的纠纷拖了一两

    年，她总是说：“哎呀，这房子赶快拆迁完了吧，咱们好好出去旅游一

    趟。”

    没有人料想到她的死亡。

    唐富珍被抬上救护车，她在侄女的哭声中醒来，说了人生中最后一

    句话：“如果我活不了了，拿我身份证上的照片作遗像……”

    唐富珍走了。她不再是那个大家族中的主心骨儿，不再是人们眼中

    爱管闲事儿的豪侠女杰，不再是上了光荣榜的优秀企业家，不再是两个

    孩子的母亲，也不再是让拆迁办头疼的重要人物。

    她，如今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闻事件中主人公的名字，一个注定

    不久就会淡出人们视野的名字。

    2010年：走不出的北大荒

    30多年前，北大荒。

    知青姜盈国开着拖拉机，从一捆稻草上轧了过去；来自北京的赵印

    宝在“打到刘少奇”的标语下面偷偷写下了“万岁”二字；肖景秀的连

    队里回城的人越来越多，唯有她和当地老乡结了婚，终日郁郁寡欢。没有人知道，是在哪一个瞬间，他们走进混沌。

    我们来到佳木斯市郊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82名知青被接到这

    里，他们都患有精神分裂症。此前，他们有的被福利院收留，有的被当

    地老乡抚养，还有的四处流浪。据说在曾经的北大荒知青当中，有至少

    300人由于各种原因而罹患精神病，但当去年医生们开始寻找的时候，发现已有近百人不知所终。

    患病知青中大多数人几十年间从未离开北大荒，暮年的他们，就这

    样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又和战友重聚在一起。

    安养医院楼道尽头的大厅，是病人们集中活动的地方。粉色的病号

    服，一张乒乓球台，散坐在各处表情异样的老人。一切比想象中平静得

    多。

    病人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着的，以各自不同的姿势持久发呆。彼

    此之间不见交流。总会有好几位在屋子中间走来走去，细细碎碎的步

    子，一圈又一圈，反反复复。其中一位叫姜盈国。

    没有人记得究竟是在哪一年，姜盈国做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动作

    ——他驾驶拖拉机轧过了一捆稻草。据说在当地，人们常嘱咐开拖拉机

    的人要小心绕着草堆走，以防有人靠在稻草里休息发生危险。姜盈国一

    定是把这话牢牢记下了，所以当他不小心轧过一个草堆，他笃信，他轧

    过的是一个人。后来知青们把那捆被轧的稻草摆在他面前，还是无法医

    治他所受到的惊吓。姜盈国，疯了。

    “叔叔您多大年纪？”

    “21……”

    “您哪年当的知青啊？”

    “1968年……”

    “1968年，你哪年出生的？”“1990年出生的……”

    简单的几句对话，让姜盈国陷入长时间的停顿，他偏着头眯着眼掐

    算，铆足了劲想拨开脑中的一片混沌，像是在努力回想一个没有线索的

    梦。

    我们不忍心再问，赶紧岔开话题。

    据医生讲，很多精神病患的意识还停留在早年犯病之前，之后就是

    模糊一片。所以大多数患病知青的记忆停驻在他们最灿烂的年纪。他们

    唱的是当年的歌，用的也大都是当年的词儿。一个女知青坚持说自己没

    病，护士说：“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啊？”她笑：“我是来这儿吃饭的，吃毛主席的饭。”

    说到当年那些事儿，北京知青赵印宝很是积极。他的大脑已经严重

    退化，说话只能三两个字往外蹦，但仍然吃力地向我们解释着什么是上

    山下乡，什么是最高指示。

    赵印宝自小好强，追求进步，没跟家里人说一声就偷偷来了北大

    荒。可是别人都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反倒在标语下角写了“万岁”二

    字，问他为什么那么大胆，他憋了半天，“国家主席……”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时候，家里人只接到了一纸通知书。三年后，母亲打开家门，发现满身粪便的赵印宝站在那里，目光呆滞。据说因为

    在监狱里得了病，放出来后大队也没办法收留，就由两个知青把他领了

    回来，直接丢在了他家门口。

    发病的时候，赵印宝打人打得很厉害；清醒的时候，他从未向家里

    人说过他曾受了怎样的委屈。

    护士们最爱逗赵印宝说俄语，他当年是外语学校的大才子，俄语说

    得数一数二。而今，这也成了他头脑中罕有的没有退化的部分。

    他最熟悉的单词仍旧是，毛主席。听到李启纯正的北京腔儿，我走过去和他聊天儿，说“我是你老乡

    啊”，他顿时来了精神，得意地把北京的各大公园数了个遍。

    但接下来数的，就让人不忍去听了，他说，“后来，宣武区的(知

    青)走了，海淀区的也走了，就剩我一人儿了……”

    20年前，已经沦为乞丐的李启，被北安农场的一个老乡收养。

    所有患病的知青都经历了战友们大规模返城，而他们被独自抛下那

    一幕。因为有病，没有单位愿意接受；或者病情太严重，根本说不清自

    己是谁，怎么和家里联系；又或者家里的兄弟姐妹们无能为力，选择遗

    忘他们的存在。总之，他们最终反倒成了真正守住誓言、扎根在这片土

    地的人。

    至少有一半的病人后来从未回过家，也没有亲人探望，甚至没有过

    一通问候的电话。他们，就此和家乡永远断了联系。乡音是他们身上唯

    一的标签，一个知青操着浓重的上海腔叨念：“不知道怎么搞的，单位

    老不来人接我……”

    也曾有来自家乡的知青返乡慰问团来看望他们，自然是洒泪一场，相互都已认不出。

    其实很多病人的身世已经成了永久的谜团，他们无力叙述，旁人也

    无从考证。我们所能拼凑的只是些碎片而已。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以一个

    突兀的横断面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过往，但又像是永久烙印着那个年

    代的一尊尊活化石。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将在这里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了，陪伴他

    们的将是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

    生长在北大荒的医生、护士们说：“我们小时候的老师就是知青，现在也算是回报这份特殊的感情。”

    张慧颖或许是这里最幸福的人了，因为她始终坚信当年同来的那些知青谁都不曾离去。我们问她怎么没有回家，她一歪头笑着说，“战友

    们都在这儿呢啊，都在呢，都在别的楼上呢……”

    我的2014

    最近几年，《冷暖人生》的采访地点基本上都选在“革命圣地”凤

    凰会馆六层的一间会议室。我们在这个只有几套办公桌椅的标准化会议

    室开辟出一个固定的角落，没人开会的时候，就摆上摄影机，挂上两块

    灰蓝色喷绘背景布，再合上厚厚的窗帘，布上几盏灯，开始长达四五个

    小时的私密采访。从镜头里看去，我和被访嘉宾想必是置身于一个精致

    深沉颇富格调的环境当中，不是图书馆怎么也是咖啡馆吧，绝对有一种

    超时空的历史美感。而事实是只要镜头稍拉开几公分，你就可以看到地

    上满是横七竖八一团乱麻的电源线；桌上满是堆得高低起伏的书包、衣

    服、水瓶、手机；还有一个歪着身子勉强支撑在椅子上的反光板，总

    之，很煞风景。很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类似工地的空间里怎

    么能采访呢，但抗议未果，因为这确实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方便也最安静

    的地点了。不过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很快发现，这个小小的极富欺

    骗性的镜头里的世界，其实也并不那么虚幻，它越来越真实，也越来越

    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似乎只要坐上那把神奇的椅子，只要

    开始问第一个问题，周遭杂乱无章的现实就可以渐渐虚化，我和我面前

    的那个人，携手出逃，一起走入属于他的时光隧道、他的离合悲喜。

    四五个小时的采访，高度专注，很累，交流不顺利的时候甚至感觉

    异常艰苦，当然崩溃也是免不了的。

    去年夏天，我们采访网络上的争议人物刘强，就是曾经投掷燃烧瓶

    火烧靖国神社的激进青年。他在韩国坐了几个月的监狱，险些被引渡日

    本受审。回到中国后，他仍隔三岔五去日本使馆门口拉标语，唱革命歌

    曲，最疯狂的是，还在后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刘强坐下后，眼神炯炯，近乎挑衅。他用中、英、日三种语言的名人名言回答我的大部分问题，拒绝讲任何故事，更不用提感受与细节。他刻意保持戏剧性

    高亢语调，每讲完一段话就要热切地望着我，似乎等待我击节叫好。几

    个回合下来，我毫不意外地抓狂了。我提议休息一会儿，走出会议室直

    奔五楼剧组办公室。一般这个时候，制片人朱卫民同学都会猫在那里等

    待我胜利的消息，偶尔呢，就是在如此这般不顺利的时候，他就要在那

    里充当一个万能出气筒。果然，在我一通儿气宇轩昂发泄之后，他稳稳

    当当地说：“别勉强，不行就算了。”

    没有了继续发泄的理由，也消了一半儿的气，当我再次坐回那个只

    有我和刘强对坐的空间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我需要知道到

    底发生了什么，我要身临其境。

    真正打开我们之间连接的是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词，“恐惧”。不

    知道被哪个细节触发，他突然谈到在韩国监狱中知道自己有可能被引渡

    的那一刻竟瑟瑟发抖，从一个冲动的英雄变为后悔万分的抑郁症患者，在被护送回国的飞机上也想象着被日本人刺杀报复。回国之后，失去工

    作，家人朋友无法理解，整日处在担心被日本“右翼”报复的阴影中，一个温文尔雅的英语教师最终变为了站在天桥上一心想要跳下去的人。

    终于有一天，他对自己说，“恐惧”，趁你还没有杀死我之前，我必须

    要站在你的面前。于是他从几年足不出户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开始了在

    外人看起来那些近乎偏执的举动。与其说是政治狂热，不如说是一种自

    我救赎。

    精神的困境与挣扎，是这个时代更大的真相。而我们正是希望在这

    个小小的空间之中，完成对周遭世界尽量敏感的观察，尽量深入的解

    读，更重要的是，对世道人心尽可能真诚地靠近。而这需要一份活跃却

    也安静的力量。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可以承载四五个小时心无旁骛专注对谈的地

    方，和包围着它的杂乱无章相映成趣，这幅画面或许正是我们与我们所

    处现实之间关系的最好隐喻。有时候在去采访的路上，想到我们打造的这个小小空间，会觉得等

    待我的好像并不是什么具体的楼，具体的房间，而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情

    境，在这里，我们可以与这个喧嚣的世界保持一点点距离，沉下心来观

    察、思考、剖解、梳理。而且，这里有一份很深的信任，也有一份很纯

    粹的感情的流动。

    过去的一两年间，我还承担了《凤凰大视野》大部分的录制工作，常被人问：“一天一集，这量也太大了吧。”这个时候，反倒是我会觉

    得有点诧异，因为大视野的录制于我从来不是负累，更像是一次又一次

    的新鲜旅行，而且是深度游，有时候去往远古，有时候去往民国，有时

    候品评人物，有时候亲历战争。那个不大的摄影棚里也有一把神奇的椅

    子，坐上它，说上一句“各位好”，就出发了。往往还没觉得是疲惫就

    已经到站，还真有点意犹未尽。

    回头看看，这两档节目其实铺陈了我这几年生活的底色，帮助我找

    到了与这个不断变换的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时而走近，时而抽离。但更

    重要的是，在它们依然沉稳的气息中，我得以在这个躁动的常常令人感

    到猝不及防的时代里，落稳脚跟，看看眼前的路，然后走下去。卫毅：

    人物特稿就是去掉报告文学背后的金光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总监、资深非虚构写作者。

    主要作品有：《路遥：身后20年》《风暴里的黄金时代》《劳蛛缀

    网一百年——许地山的一家》《李泽厚 寂寞思想者》《放映员往事》

    《一项鲜为人知的教育实验》等

    非虚构写作的定义

    首先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大家认为什么是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

    作的定义其实很难找，我记得美国记者何伟，他曾经写过《寻路中国》

    和《江城》，他在他的新书《奇石》里面提到他的老师麦克菲跟他说

    过，非虚构写作这个定义可能是有问题的，这就好比说问你早上吃了什

    么早餐，我说我今天早上没有吃葡萄柚一样。

    非虚构写作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到了中国非虚构写作这

    个概念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最相似的是20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这是特别接近的一个概念，但是报告文学会有一

    些让人感觉特别不真实的东西。比如说写一个人物，他的后面是冒着金

    光的，我读报告文学就有这种感觉。非虚构写作可能就是把背后的金光

    去掉，我觉得这就是接近非虚构写作的概念。

    非虚构写作是西方传进来的概念，在中国，大家更愿意接受的是特

    稿的概念，也更接近我们的新闻写作。特稿在《南方周末》可能会讨论得特别多，然后一直延续到周刊，大家对特稿的定义其实有一个认识的

    过程。什么叫特稿？它到底特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我写的一些东西它

    是接近特稿的一些概念的。我觉得用事实去说一个有意味的故事，它就

    是一个特稿。所以说，我们可以把非虚构写作的概念相对缩小到我们可

    以实际操作的层面。

    因为非虚构写作可能可以写成一本书。写成一本书的话，它就不是

    一个稿子了，但是我们平时的新闻写作或者杂志写作的话，它更像是一

    个特稿写作，所以，我主要集中在特稿写作这方面。

    文学与特稿

    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说过：“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

    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这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这是对小说的定义，但可能用发现这个会比较狭隘，用传达这个词会更好。如果特稿有个定

    义或者说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我觉得是唯有特稿能传达的东西才是特

    稿存在的理由。这是我对特稿的一个理论性的理解。

    相信柴静的《穹顶之下》大家都看过。想象一下，如果让你写一篇

    关于雾霾的特稿，大家会怎么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当去掉个

    人魅力非常强的柴静，我们应该怎么操作，或者用文字来表达，用特稿

    的方式去表达？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这个是我们编辑部讨论过的一个话题。我们会

    怎么操作？特别是怎么用特稿的方式去表达。其实在柴静的片子出来之

    前的几个月，贾樟柯拍了一个短片，叫《人在霾途》，说的也是雾霾的

    话题。这个片子倒是给我一些启发，片子说的是一个工人的家庭和一个

    艺术家的家庭。他把他们的整个生活过程拍了一遍，将他们在雾霾下的

    生活编织在一块儿。时长七八分钟的一个很短的纪录片其实对我很有启

    发，因为如果我操作的话，我可能会选河北某个工厂的工人，他这个工厂可能会因为雾霾的原因，需要减少排污，被迫被关停，那么他的经济

    来源会受到一些威胁，可能会断了以后的经济来源或是失业，但是这个

    地方的空气环境会变得更好。到底是我们要身体的健康还是要工作的保

    障？如果是我，我可能会选择这样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是特稿的思路

    ——找一个合适的人表达两难境地。对于艺术家而言，如果说他们是在

    北京生活，可能会有很好的工作，但是空气不好，他回到家乡可能空气

    很好，但是工作的机会就没有这么好了。这样的人群他可能会构成我做

    特稿的人物选择。

    我还没有到《南方人物周刊》之前曾经想到与雾霾类似的话题。当

    时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广西的一家报纸跑环保新闻。最开始产生特稿意

    识的机缘可能是当一次我拿到了一组环保局关于水污染的数据的时候。

    大家拿到这个数据可以做什么呢？如果把这个数据报道出来，就是一个

    数据新闻的报道，很省事。当我拿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可能不是这样

    想的，因为我发现这个数据显示南宁有一条江叫邕江，这条江上的污染

    是逐年在变化的，我想到这个江上找水上人家，我觉得没有比水上人家

    更了解整条江的变化的人了，于是我就去那里找到在船上的渔民，跟他

    们一聊，我就发现了很好的一个故事。

    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渔民在江上打鱼的时候，他们原来希望这

    个水特别清澈，这样他们才能打到更多的鱼，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随

    着水污染日益严重，水里的鱼越来越少，他们开始抱怨这个环境，直到

    已经没有什么鱼可以去卖了。但是呢，这个故事的另一半是他们后来发

    现一个致富的机会，他们发现污水的出水口有大量的淤泥，淤泥里面有

    红虫，特别细的红虫。红虫是喂花鸟市场养的那种金鱼最好的饲料，价

    格非常高，他们就开始挖淤泥里的红虫到花鸟市场去卖，获得的收入并

    不比打鱼的收入少。这个故事发生了转折，他们开始希望水质越来越

    差，只有水质越来越差，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红虫，然后才能够获得更

    多的收入。我就把这写成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特稿故事，从一组环境的水污染变化的数据到把它转换成一个特稿故事。所以，我

    觉得特稿写作很考验人的一个转化能力，考验记者的是把一个基本的事

    实，或者大家熟视无睹觉得没办法做出新意的东西写出一个特别吸引人

    的故事，这比把那些数据列在上面更有意思，这是我的看法。

    非虚构写作运用的文学手法

    刚才说的是我还没到《南方人物周刊》之前的一个例子，我现在想

    讲的是我到《南方人物周刊》之后亲自操作一个题的例子。这是个什么

    例子呢？有一天，北京的一家都市报同行转给我一个消息：北京有一群

    电影放映员正在北京上访，都市报觉得这个消息根本没办法报，因为上

    访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些消息几乎不能成为新闻。所以他转给了我，觉

    得我们可以报，原因是觉得这里面可以把它写成特稿，但是他们那里没

    有写特稿的机会。

    电影放映员它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呢，大家都是20世纪90年代出生

    的同学，可能没看过露天的电影。

    这张图片是我在陕西户县拍的，这都是老的电影放映员，也是刚才

    我们说到的北京另外一个报纸的同事转给我的电影放映员。他们当年是

    放露天电影的，放映员属于我们以前公社八大员之一，公社就类似于乡

    镇级，在公社八大员时期，放映员是其中一员，还有邮递员什么的，他

    们的地位非常高。这些放映员到北京上访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现在的

    生活没有保障，他们辉煌的时期过去了，现在不能解决他们养老的问

    题。当时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就可以反映出时代的变化，所以我去采访他

    们，听他们讲这些年的故事，这里面还有很多个层次，还有我们对电影

    概念的理解。他们当时放的电影现在逐渐市场化，他们也就逐渐失去了

    这个工作。公社这个概念，更不用说公社“八大员”之一的放映员，从

    他们身上是体现这个时代的变化。其中有一个放映员，是我之前稿子里面写的，他和他妻子两个人过

    日子，我发现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到村子里去主持一些丧事。

    然而，因为他把他的经历更多地投入到放映事业中，就对女儿的身体没

    有太多关注，所以他感到特别后悔。

    当时我去采访遇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的是，马尔克斯有一篇中

    篇小说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篇小说我不知道大家读过没

    有？它可能是去年才正式出了正版，我看的肯定是当年没有授权的，因

    为当年马尔克斯所有的这些小说都没有授权。在1980年代，马尔克斯的

    小说滋养了很多中国的作家，像莫言、余华，他们的很多写作都是跟马

    尔克斯相似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魔幻现实主义。那篇小说讲的主要内

    容就是一个退休的老上校和他的妻子两个人生活非常困苦，他们的小孩

    死了，两个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

    我就觉得他们和其中一个放映员的生活特别像。所以我们在写或者

    构思一篇文章的时候，如果有其他的可以借鉴的、特别是文学语言类似

    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那些手法运用到非虚构写作当中来，就是文学写

    作中文学的手法。而且特别是像马尔克斯，大家也知道，他原来是做记

    者的，他说他特别受新新闻主义的影响，他的文学也是受新新闻主义的

    影响。当年特别有名的就是《卡波特》，这就是用新新闻主义或者非虚

    构写作写出来的一篇长篇非虚构作品。

    马尔克斯他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呢？大家知不知道约翰·赫西这个

    人？前几年，美国最著名的新闻作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约翰·赫西写的

    《广岛》，中文版的正版应该也是去年还是今年初才出的正版。我在

    1981年《巴黎评论》的采访中，看到了马尔克斯喜欢它的痕迹。

    《巴黎评论》：对你来说，怎样才算是一篇新闻杰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约翰·赫西的《广岛》是一篇罕见的作

    品。——《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

    这曾经影响了中国很多的写作者，包括大家熟悉的《唐山大地震》

    的写作者钱刚老师，这个我曾经亲自向钱刚老师求证过，写这个有没有

    受到过《广岛》的影响，他说是。他当年在作家班学习的时候，在路边

    花两毛钱买了特别薄的小册子，他说当时都没有注意到约翰·赫西写的

    这个作品，当时翻译成的名字叫作《广岛浩劫》。钱刚老师受这个启

    发，所以用一种大家觉得比较新奇的方式重新写了唐山大地震这个作

    品。约翰·赫西直接影响了许多作家，但是大家都不太知道他，后来他

    回到了耶鲁大学做文学教授写了很多的小说。而实际上，他是在中国天

    津一个传教士家庭中出生的，曾经他从中国去广岛采访广岛原子弹爆炸

    给日本带来的影响或者对世界的影响。《纽约客》当时一整本杂志刊登

    了他的这部作品，这是《纽约客》历史上唯一一次使用一期杂志只刊登

    一篇文章的方式发行，就是这部作品《广岛》。他的作品当时还出了单

    行本，被认为是美国杂志历史上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找来读一

    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写特稿可以去看相类似的文学作品，寻找灵

    感。我写这篇文章运用的手法就是马尔克斯的基调，因为它里面人物的

    关系或者状态特别相似。这是马尔克斯的塑像，这张照片是我在北京的朝阳公园拍的，我估

    计没有多少人知道。当时是去年马尔克斯去世的时候，我在网上查到的

    说朝阳公园里面有他塑像，应该是中国唯一一座马尔克斯的塑像。塑像

    上写的是“我想做的只是讲一个好故事罢了”。我觉得这和非虚构写作

    是一样的。这座塑像应该是哥伦比亚驻中国大使馆捐献的，在2013—

    2014年间捐献之后，马尔克斯就去世了。

    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很神奇。塑像上放上了玫瑰，大概因为马尔

    克斯特别喜欢玫瑰。这个画面有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我就把它拍

    下来了。

    我想讲下一个例子，莫言大家可能一看就知道，这张照片也挺有意

    思的。

    这是我们杂志在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做的一个封面报道，这

    是配图之一。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从哪里找来的，但特别有意思。当时莫

    言得奖大概是2012年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当时我正在采访，因为之前大

    家都觉得诺贝尔奖要开奖了，编辑部应该做一些准备，设想下谁会得奖，到时候不要措手不及。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得奖希望最大的是村上春

    树，因为当时有一个机构出了一个赔率，村上春树获奖的概率是最大

    的。我看到莫言排到第二位，还觉得为什么排名这么高。当时大家对他

    获奖的希望还不是很大，我们另外一个同事说去准备村上春树，那莫言

    谁准备呢，我说我来准备一下吧。实际上我觉得他得奖的概率不是很

    大，但是还是真的去准备了。因为我学中文的，所以对莫言比较熟悉。

    而且我记得非常清楚，1987年《红高粱》上映，我是在电影院里看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7岁。我记得看电影的时候睡着了，因为看不懂，一

    片红彤彤的，然后我就睡着了。上大学之后，我学了中文。有一门课

    叫“文学与电影”，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红高粱》。我们去读原著还

    放电影，老师让大家比较一下原著和电影的区别。而且特别有意思的

    是，我们高中有一次生日，我同学送的生日礼物是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

    叫《红树林》，可能是他写得最糟糕的一部小说。当时我也都看完了，所以说我对莫言还比较熟悉，准备起来可能比一般人轻松一点。2012年那个星期四的晚上莫言得奖了。我第二天大清早马上买了飞

    机票飞往青岛，从青岛再坐车去莫言的老家高密。高密是一个特别小的

    地方，而且莫言写的几乎所有小说的背景都是以高密为环境的。我去到

    那里才知道，全世界的记者都来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我看到有

    瑞典的记者啊，美国、法国、英国的记者，中国的记者就更多了。

    以前我也跑过社会新闻，只有突发的社会新闻才会有这么多记者。

    那是第一次我看这么多文化记者扎堆，这个时候怎么把自己的稿子做得

    比较特别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也在考虑，因为所有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

    独家的机会。莫言他们家只找了两三家专访，但是他家里人都把门打

    开，然后桌子上放很多茶杯，记者排着队进来采访，大哥、二哥坐在这

    儿，一直坐在你面前一个半小时，轮流一直从早上到晚上，就是这样。

    你除了莫言本人，几乎所有的人你都采访到了，别人也跟你一样。这时

    候你怎么写出新东西来？我就开始琢磨和构思。当时还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莫言讲的东西全都是一样的，因为所有

    人都在场，听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回答也是一样的。然后莫言在

    台上讲话的时候，我拿着相机。我不是摄影记者，但我觉得相机有一个

    好处是它能够有机会靠近人，一个文字记者手上没有东西跑到最前面会

    非常奇怪，但是如果是一个摄影记者，你跑到最前面，那是为了拍摄很

    自然。莫言在台上这样子讲，台下坐的人可能跟今天差不多，但全是记

    者啊，一两百个记者。我当时发现莫言讲话结束的时候，他弄了一下袖

    子，当时露出一块手表。

    这个时候你之前的积淀和你的联想可能就起了作用。因为之前看过

    莫言所写的一篇散文，说他当年是部队的新兵，新兵报到的时候他的老

    乡提醒他，说你到部队之后一定要写决心书，这是为了表达你对这个部

    队的忠诚，然后你表达好的话，你在部队就有好日子过了，你就容易获

    得提拔的机会。然后，他就听老乡的话，因为他有天赋，文笔比较好，就把决心书写得特别漂亮，上台讲得特别好。他自己感觉也很好，脑子

    里就在想，我被提拔之后就可以有好的收入。

    在掌声还未停息的台上，他脑子里掠过了自己想要拥有的东

    西。“谁见过这样的大场面了。但这是光荣，是前途，是4个兜的

    军装，是上海牌手表，全钢防震，19个钻。”

    不知在高密这家酒店的会议厅里，57岁的莫言来到讲台前那一

    刻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此时戴的又是什么牌子什么质地的手表？

    ——《莫言的国》

    当时我们说的几大件，其中一个大件应该就是手表。这是他当年十

    几岁去当新兵时的一个想法和一个愿望。我可以把他的愿望写在这里。

    那如果你没有参与到莫言的颁奖仪式或者看过莫言的书，怎么去做

    一些补救？对于作家来说有一点很好，那就是莫言写的散文。他自己写的散文是真实的，非虚构的。

    21岁的管谟业“一屁股坐在那把坐过曹副团长、坐过新兵连指

    导员的椅子上”，那是一把红色人造革面的钢架折叠椅。他望了一

    眼台下，开始低头念稿子。

    ——《莫言的国》

    我在这段稿子里用了“管谟业”和“莫言”两个称呼，对应的是两

    个不同的莫言，对应的也是两个不同的年代和生活环境。这如同戏剧一

    样，能形成强烈的冲突。如此场景，我称之为“核心场景”。这是受到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

    如果把两个场景分开来看，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你和现实

    中的场景联系起来，它的意义就出来了。在高密这家酒店里，57岁的莫

    言在讲台前面一看，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此时戴的又是什么牌子什

    么质地的手表，你就自然而然地把他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形成了对

    比。

    我们写稿子，或者说我们构思一个稿子，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找矛盾

    和冲突，有时候，这个矛盾和冲突不是同时的。就比如说，两个人在你

    面前打架可能是同一个场景里发生的，它也可能是在不同的空间里发生

    的。过去和现在，也可以形成冲突。把过去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