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人类(美)伊芙·赫洛尔德著；欧阳昱译.—北京：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2018.1

    ISBN 978-7-5596-1308-0

    Ⅰ.①超… Ⅱ.①伊…②欧… Ⅲ.①医药学—发展②医药学

    —现状 Ⅳ.①R-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4949号

    BEYOND HUMAN: HOW CUTTING-EDGE SCIENCE IS EXTENDING OUR

    LIVES

    Text Copyright ? 2016 by Eve Herol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7-8324号

    超越人类

    作 者：[美]伊芙·赫洛尔德

    译 者：欧阳昱责任编辑：杨 青 高霁月

    封面设计：COMPUS·汐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9印张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308-0

    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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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引用了来自一些组织和网络的资料，并不意味着作者和出版

    方赞同他们的任何信息或任何推荐的内容。目 录 第一章 当人类与科技合二为一

    第二章 “比我与生俱来的心脏还好”

    第三章 战胜肾病、肺病、肝病的比赛

    第四章 患糖尿病了？有APP可以提供治疗

    第五章 美国军方开的头

    第六章 打造更佳大脑

    第七章 无年龄社会

    第八章 社会机器人时代

    第九章 千万别把这个叫“超人类主义”第一章

    当人类与科技合二为一

    来跟维克多见一面吧，他就是人类未来的样子。他已经250岁了，但看上去像30岁，感觉也是30岁。他50岁和60岁时得过心脏病，现在

    用的是人工心脏，其力量和活力足以让他跑马拉松。一个世纪前，他

    的Ⅱ型糖尿病(1)

    就通过移植人工胰腺治愈了。他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

    一条膀子，但谁都不知道，因为他装了一条假肢，这条假肢能服从他

    的每一个念头，而且远比原装的膀子强壮。他戴了一副隐形眼镜，能

    向他的眼睛提供有关他身体和所处环境的信息流。同时，他还能通过

    声控，随时连接互联网。倘若不是因为电脑芯片取代了他已老化的视

    网膜，他可能早在不知多少年前就瞎了。维克多不仅身心健康，而且

    比他的前辈聪明得多，因为他已通过神经移植增强了脑力、扩大了记

    忆力，还能下载知识，芯片甚至能帮他做决定。尽管250岁似乎是个老

    气横秋的年龄，但维克多几乎不用担忧死亡，因为他的整个身体中，有几十亿个小纳米机器人在巡逻。一有细胞因疾病或衰老被破坏，它

    们便会进行修复，趁DNA的错误尚未造成任何伤害，就将其改正之，癌

    细胞一露头便被其摧毁。

    虽然维克多能利用高级的医疗技术，但他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他的许多亲人都已去世，不是不能利用生命延长技术，就是自愿不选

    择使用这项技术。他一生有数个职业，但都因科技的发展而一个接一

    个地过时、被淘汰。他有几段婚姻以离婚告终，几个伴侣都在相伴40

    多年后一个个飘然而去。

    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莱恩，是他一生的最爱。两人在大学第一次邂

    逅时都在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的主题是反对采取一切“人工”生物医学干预寿命，争取个人自然生活、衰老、死亡的权利。几十年来，他

    们一直苦苦思索着“自然”生活的问题，试图按照这样的价值观抚养

    他们的两个孩子。有一天，维克多心脏病突发，差点儿送命，这令他

    极为震惊。有好几年，他和伊莱恩为了预防心脏病，穷尽了各种自然

    途径。他们锻炼身体，只吃有利于心脏健康的食物。而且，维克多还

    服用降低胆固醇的药物，但他的心脏病逐渐恶化。65岁时，他已过早

    地进入了终末期心力衰竭。维克多的心脏变得过于肥大，患病过程

    中，心力又大大衰弱了。他一天天感到疲软无力、头晕目眩，呼吸越

    来越困难。他因腿脚水肿而过粗，几乎寸步难行，躺下后再也无法入

    睡，肺部积水让他感觉好像要淹死一样。维克多体弱多病，又严重缺

    乏睡眠，因此生活质量一塌糊涂。伊莱恩的身体则健康得多，对他一

    直忠诚、呵护有加。

    维克多逐渐意识到，他来日不多了，多年疾病缠身，几致伤残，他心里很清楚，只是对此想法感到极为不安。他和伊莱恩婚后十分恩

    爱，刚刚迎接了第一个孙子辈孩子的降生。维克多很爱他的孙女，想

    亲眼看着她长大的愿望比想象中的还要强烈。很快，又有一个孙子或

    孙女快要出生了，维克多很想能够活得够长，能迎接他的到来并去认

    识他。维克多掂量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到那个时候，已有几百万人接

    受了人工心脏，并完全治愈了心脏病。虽然他一向认为自己不想活到

    高龄，但他不能否认，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接受了某些能从根本上延长

    生命、可资利用的技术。他们所获得的健康和活力，要比他和伊莱恩

    享受到的多得多。因为他从不接受心脏起搏器，也不接受植入式心脏

    除颤器，所以心脏病一发不可收拾，身体状况也迅速地每况愈下。很

    快，他的心脏病专家别无他法，只能协助护理，只要他还能靠与生俱

    来的心脏撑下去就行。他问心脏病专家能否活着见到即将出生的孙子

    或孙女时，后者回答说：“可能不行。”

    维克多拒绝接受人工心脏，对此，心脏病专家是不赞许的。人工

    心脏已经完全取代了生物心脏移植，不会被身体排斥，广泛有售，而且比生物心脏持久得多。截至目前，最早的人工心脏移植已经持续了

    80多年，而且这项技术仍在不断改善。不过，维克多仍一意孤行。移

    除自己的自然心脏，代之以一个金属和塑料的电子装置这种做法，令

    他极为不安。一天夜里，他惊慌失措地叫醒伊莱恩，跟她说他胸口极

    痛、无法呼吸。伊莱恩立刻打了911，与此同时，维克多停止了呼吸。

    接下来，维克多只记得，他已经身在医院急救室，周围围满了医

    生、护士和急救医务人员。他们利用一台心脏除颤器反复产生的电

    击，终于使他复活，但他感到心脏狂跳，复又失去知觉。他再睁开眼

    睛时，妻子、儿子和女儿都聚拢在他身边，眼睛都哭红了。他的心脏

    病专家跟他讲了句什么，因为话说得很急，他起初并未听懂，只听到

    “不治之症”和“要动手术”这几个字。然后，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已

    经成年的子女脸上。他们正向他俯下身来，悲恸欲绝，热泪盈眶。一

    想到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脸时，维克多就感到难受。他无力、沉默地点

    了点头，同意永久地移植人工心脏。伊莱恩代维克多在同意手术表上

    签字后，麻醉师很快往他的静脉血管打了一针，他就再度进入梦乡

    了。

    维克多的术后生活非常好。突然之间，他的精力和思维能力比过

    去20年都好。事实上，他也只是在这时才意识到，他过去病得多严

    重。现在，他的肺积水和身体的肿痛已经完全消失了。他跟伊莱恩

    说，他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他长期以来秉持的要“自自然然”地衰

    老死亡的想法，突然显得过于固执、毫无理性了。他注意到，尽管伊

    莱恩松了一口气，对他能够活下来而感激不尽，但她却初衷未改，不

    想采取任何过激的行为干预衰老过程。他暗自期望，伊莱恩一旦自身

    出现严重的健康危机就会改变想法。而他坚持不肯接受神经移植，尽

    管那么多人都称赞其在治愈与年龄有关的记忆问题，甚至老年性痴呆

    症方面具有神效。他和伊莱恩似乎仍有充分的时间享受天伦之乐，四

    个孙子、孙女成长很快，都快成少男少女了。这真令人难以置信，要

    不了多久，他们就会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维克多注意到，无论精力还是活力，他都比伊莱恩充沛。伊莱恩现在身患几种慢性病。不过，他倒觉得，她需要某次健康危机给她敲敲“警钟”，能说服她的时候

    就到了，该利用某些惊人的新医疗技术，使她重新焕发活力，大大延

    长她的生命了。

    伊莱恩生活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她下腹剧痛，总是感到疲倦。

    维克多催她赶快看病，但她性情古怪、脾气执拗，坚持说只是“年龄

    大了”。她的体重下降程度令人惊讶，时时刻刻似乎都想睡觉。维克

    多不停地唠叨了她几个月后，她才去看了妇科医生。做了几项检查

    后，令人崩溃的消息立刻接踵而至。伊莱恩身患第四期卵巢癌，并转

    移至整个腹部，甚至进入肺部和脑部。传统的癌症治疗方式无济于

    事，因为她的脑瘤不可能动手术切除。然而，她的肿瘤科医生向她保

    证说，治愈癌症的机会很好，只要使用特别制造的纳米颗粒，就可搜

    出并摧毁她身体里的所有癌细胞。伊莱恩跟肿瘤科医生见面时，维克

    多也在场。他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想法，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可他完

    全不敢相信，从伊莱恩嘴里竟然冒出来这样的话。“我活够了，”她

    说，“我只想回家，死掉拉倒。你可以请人提供临终关怀，但其他的

    事我都不想做。让我安然去世好了。”

    伊莱恩的死，是维克多有生以来最难以面对的事。她坚持原来的

    决定，只接受安宁疗护，三个月不到就在家中去世了。当时，她身边

    围绕着孩子和孙子、孙女。她死得十分平静，但维克多一点儿也不平

    静。他与伊莱恩最后的日子变得十分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心中悲伤，还因为他很生她的气，而这种怒气又没办法调和。纳米技术治疗方法

    已经拯救了上百万病人，她却不愿意接受，她的这个决定让他无法接

    受。他们结婚已近60年，但他仍旧感到，她若不在身边，他就难以继

    续活下去。因此，他陷入了深度忧郁。这时，他才想体会死是一种什

    么感觉。他甚至诅咒那颗人工心脏，觉得正是这颗心脏，“判决”他

    没有伊莱恩做伴，却要度过漫长的一生。他十分后悔，不该偏离了原

    来致力于“自然”衰老死亡的正道。如果他按自然规律办事，就不会发生现在这种事。对他来说，岁月好像要在难以忍受中持续下去，可

    能一持续就是几十年，而且还没有灵魂伴侣陪伴在身边。

    伊莱恩死后的岁月里，维克多拒绝再婚，根本不考虑再结婚的可

    能性，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抚养孩子和孙子、孙女上。他此时最大的一

    个问题是，由于黄斑退化病变，视力严重减退。该病变摧毁了视网膜

    上的感光细胞，很快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看不了书，开不了车，甚

    至想看电影缓解一下寂寞也不行。他越来越依靠他的女儿，并因自觉

    已成为她的负担而感到内疚，于是终于决定植入芯片，恢复视力。但

    他还是跟自己说，他这么做不是想人为地延长自己的生命，而只想减

    轻女儿照顾他的负担。那些芯片真是神奇，不仅把维克多的视力恢复

    到了20岁的程度，而且视力恢复之后，人能到处走动，这使得他感到

    仿佛获得了重生。他不想再当一个旁观者，眼巴巴地看着生活从身边

    流过，而想再度积极参与。他退休已经20年了，但现在他觉得，只有

    重新参加工作，才能找到焦点，而且他也很渴望寻找新的机会。不

    过，由于视力新近恢复，他照镜子时，看见的却是一个老人。他甚至

    开始考虑找个新的生活伴侣，但哪位雇主、哪位女士，会对他在镜中

    看到的那个满脸皱纹的怪老头感兴趣呢？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一场抗衰老运动，人们对其十分狂热。这听

    起来几乎像是科幻小说里面的情景。医生们发明了一种极为“聪明”

    的疗法，可将细微的纳米粒释放进肉体。它们进入每一个细胞后，即

    可“矫正”几乎任何问题，包括衰老过程所涉及的、无处不在的DNA问

    题。据人们称，采用纳米机器人治疗，可完全铲除所有衰老迹象。维

    克多曾比照过治疗前后的照片，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想起他与伊

    莱恩曾有一个共同愿望，想致力于自然衰老和死亡时，他心里就感到

    惭愧，但他接受人工心脏之日，就是抛弃那个选择方案之时。如果他

    还想再活几十年，那干吗不里里外外地感到既年轻又充满活力呢？100年后，维克多又发现，虽然他所接受的广泛的科技能使他保持

    年轻、健康、高效率，但他对这些科技还是持有模棱两可的态度。他

    最亲密的伴侣是一个机器人，能满足他的所有需要，但他还是对伊莱

    恩难以忘怀，还是渴望一种更为真实的关系。他时时感到内疚，觉得

    在这个极不平等的世界里活得太久，因为并非人人都能享受生命延长

    装置，而假如他卷入一场严重事故，这些装置几乎肯定能保存他的生

    命。就算他想死，医生也不会关掉使他存活的技术，因为这样做被认

    为是杀人行为。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不再依靠科技经常返老还童，然

    后随着仿生植入物的逐渐失效而衰老，直到复杂地死去。这一过程将

    持续几十年，而且很可能十分痛苦。他在生命的几个关口，都曾把自

    己所依靠的技术视为具有极大的解放性，但随着他生命中一个个10年

    的过去，他开始感觉到，这些技术就像设下了一个个陷阱似的。

    尽管维克多的故事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把他的生命延长并增强

    的这些技术，其实现在正处于发展之中，有些已在人体进行了试验。

    这些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健康，并将我们的生命期限远远延长到

    我们大多数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程度。电脑、微电子、工程技术、基

    因疗法、认知科学、纳米技术、细胞疗法和机器人技术等的交会地

    带，正在形成的大量医疗技术，今天仍然健在的许多人都可利用。这

    些综合技术都属于一个虽然处于萌芽状态，但却在迅速推进的领域，许多科学家都称其为“融合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简称

    CTs)。科学家预言，若把今日浮出水面的强大发现综合起来，就可把

    医疗科学和人类生命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对于纳米技术、基因工程和认知科学的效果，专家并不孤立地割

    裂开来加以预测，而是说只有看其综合效果，才能瞥见这些领域的真

    实潜力。各领域科学专家的合作结果，不仅能指向医疗研究方面全新

    的多学科研究途径，还能创造出新的治疗方法，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认

    为是前沿的方法。延续生命的可能性，不仅能够很快改变个人的生活，而且也能改变社会。与此同时，本书讨论的技术肯定会带来伦理

    方面的困惑和复杂性，而我们对如何从中穿行通过并未做好思想准

    备。伴随着大量技术的赐福，复杂的实际问题和伦理问题也随之而

    来，有些是我们能够预测到的，有些则不能。人工器官和其他关键人

    体部位，可增强脑力的神经移植，能治疗疾病、扭转衰老过程的纳米

    机器人，以及人机之间的直接交互等，都能大大提高人的健康水平，但也意味着，“人”和“机器”之间的界限，将逐渐变得越来越模

    糊。

    本书拟探索从事这些技术开发的医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想法，同时讲述那些使用进入市场的新品的病人的故事。本书还将对科学家

    和生物伦理学家提出难题，因为他们力图保证，随着我们的大脑和肉

    体变得越来越人工化，我们必须依然保有人性。是否人人都能享用技

    术奇迹，还是我们终将生活在一个差异悬殊的世界里？我们后人生活

    的是不是技术彻底解放的世界，还是我们终将不过是为机器和装置服

    务，因为它们使我们保持健康、聪明、年轻，并充满活力？

    随着极为先进的技术的出现，我们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问题。不

    妨考虑一下基因疗法的简单发展，它能消除体重过重的倾向。今天，上百万人患有的多种失调紊乱，都与肥胖病有直接关系，其中包括糖

    尿病和心脏病。然而，很多研究者都说，这完全可以避免，很快，药

    物和补药就能防止过量卡路里的吸收。波士顿乔斯林糖尿病中心的隆

    ·卡恩医生走得更远，经他查明，有一种基因可以起到“脂肪胰岛素

    吸收器”的作用，把糖变成脂肪，而且他还学会了阻止这种基因在老

    鼠身上表现出来。结果，老鼠能尽可能多地吃食物，却同时保持精瘦

    和健康，不仅不发胖，而且寿命比控制组中的老鼠长18%。这样一个发

    现如果应用在人身上，就会提出前所未有的问题。家长是否应该在孩

    子出生时，就把这个基因取消？我们是否都要选择把我们性细胞——

    卵细胞和精子中的该基因取消，从而使我们所有的后代都自动继承这

    个变化，改变人类进化的过程？又或者取消该基因，是人人必须到了某个年龄才能自我决定的事情？采纳这个技术的诱惑，差不多让所有

    人无法抗拒，然而它可能具有连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后果。道理很简

    单，因为这种可能性之前从来都不存在。而且，不是人人对超越上帝

    或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自然”界限都会感到舒服的。

    根据科学作家罗纳德·贝利(2)

    所言：“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

    努力摆脱生物的束缚更加自然的了。”由于我们都是人，这种努力将

    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提出挑战，而这是从未发生过的。对于今日这

    一代人，怎样的生命期限才是合理的期限，又不会对其他几代人造成

    不良的影响呢？以药物或神经移植来增强脑力，这在生命的游戏中，算不算“欺骗行为”？谁应该得到人工器官和纳米医疗干预形式的高

    级、昂贵的技术呢？在这个彻底延长生命的新世界中，人人都能平等

    吗？在那些足够幸运、能够生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人和那些不能如

    此的人之间，高级技术的获取是否会造成极端的不平等现象呢？

    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的生物伦理学家，都强烈地批评拟

    议中的人类增强做法。有些人还预测，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像增强

    人类和未增强人类之间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一样严重。过去的经验表

    明，新技术并不会突然整个儿地占领全世界。人类对技术的采纳呈现

    出波浪式的倾向，富人总是首先受益，同时社会上渐进出现较为廉价

    的制造形式，除了最穷的穷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然而，就连这种情况也在发生改变。

    无线计算、微电子、药物、细胞疗法和基因疗法、纳米技术，以

    及机器人技术等方面的进步，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所有这些领域

    都汇集到一起，把各种治疗和技术都以新的方式综合起来。这些领域

    的变化率不仅在加大力度，而且越来越快。一项科技建立在另一项之

    上，极度的微型化正在发生，而且制造的费用也一落千丈。随着这一

    过程的发生，人类的生命可以延续数百年。当然，为了让这样长寿的生命具有意义，必须大大降低自然衰老的过程，保证这些岁月中人们

    能够健康活跃、独立不羁。

    有大批人工器官已在使用或开发之中，其中包括心脏、肾脏、胰

    腺、肺、视网膜，以及大脑的各个部分。今天还健在的人中，有些人

    可能机会很好，能够有朝一日成为这些先进技术的受益者。这些人类

    “部件”已经在拯救生命、延长生命了，但一旦纳米技术或在原子层

    面制造微型机器的技术能为人所用，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范式。

    这时，微纳米粒就会进入人体细胞中，修理因衰老、疾病和基因突变

    而造成的任何破坏。

    过去的几年已见证，无线计算技术已整合到了大量产品中，包括

    我们的肉体、家庭、小装置和衣服。计算技术在大范围内的分布，将

    使我们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轻松，也更方便。然而，随着这一技术

    的产生，大量关于我们肉体和大脑的信息也随之而来，很可能都会储

    存在互联网上。那么，谁来“拥有”这些数据？谁能取用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能够受到保险公司、雇主，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或公司的保护

    吗？如果我们不再希望被人监测，情况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做好准

    备，拥抱生命的终结，我们的医生愿意关闭人工器官吗？或者，他们

    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安乐死吗？

    把生物学与技术融合的技术，遭到大规模反对的可能性还存在。

    与此同时，很多人都将更加看重“自然”之物。关键问题在于，许多

    新技术并不仅仅是治愈疾病——它们的意义远大于这一点，可能最终

    会增强人类几乎所有的能力。当这些技术超越了当前的想象程度，我

    们生活的变化和只使用这些技术有利面的必要性，将需要我们这个时

    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对我们目前关于人类的几乎所有知识都重新进行反

    思。

    今日，有些人对增强的探询抱有强烈的反感，但关于“完美无

    缺”的追求，却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尽管这么说可能会引起争议。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不仅使用药物，而且

    也在美容方面做了很多。几百年来，文身、身体穿洞、美容，甚至我

    们认为是残害肉体的一些做法，一直都是司空见惯的。

    今日对极度人体增强和人脑增强的探索，都可归在超人类主义名

    下，这是拥抱了人机合一概念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过去几十年在科

    学界一直都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思想体系，然而，面对CTs方面的快速突

    破，特别是在已经开始进行人体试验的私营部门很快有了成果这个背

    景下，怀疑态度就土崩瓦解了。来自右翼(特别是宗教保守分子)和

    左翼(特别是环保人士和反全球化人士)的种种反对意见，都无不带

    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宗教保守分子特别担忧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过度自

    信，这种担忧至少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那儿。

    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用黏土造就了人类，却犯了一个错误

    ——把造火能力与人类分享。结果，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也变得像神祇

    一样，超越了他们的限度，其超越方式触怒了诸神。宙斯为了惩罚普

    罗米修斯所犯的罪行，把他绑在一块岩石上，天天让老鹰来啄食他的

    肝脏，但他的肝脏一个晚上就能恢复原状，第二天又被吃掉。普罗米

    修斯被判遭受着一种永久的折磨，因为他不该试图把人类提升到超出

    自然的地位之上。这个神话的要旨，反映了一旦我们试图超越人类

    “自然”限度之后，对灾难性惩罚的一种深度恐惧。整个西方历史

    中，一直不停地重复着这样一个主题，即如果人类试图改善命运，就

    会遭受某种恐怖的惩罚。即使今日，这个主题也得到了不计其数的人

    的支持。

    今日的生物保守分子，在各种医疗问题和生物科技问题方面，常

    常乞灵于“扮演上帝”的角色。而且，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如

    果人类自高自大地越过某种界限，从而发展出“神祇般”的能力，那

    无意中产生的结果，是具有毁灭性的。超人类主义与人类历史纠缠得如此之深，一开始就能看到超人类

    主义思想的种子。超人类主义的倾向也深深植根在理性人文主义和启

    蒙运动中，而且，其影响范围也因科学创新而逐年扩大。对完美无缺

    的深切渴望，导致超人类主义的诞生。这从一切事物中都能看到，从

    柏拉图的《对话录》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和现代科幻小说都无不如此。

    然而，在CTs开发和管理方面的绝大多数医生、研究者和其他人，都因

    为它所含有的激进意思而斩钉截铁地摒弃“超人类主义者”这个标

    签。

    阿尔都斯·赫胥黎的哥哥、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于1927年首

    度创造了“超越人类”这个词。赫胥黎用该词指代从“人”过渡到生

    存下一阶段的人类有机体，这被形容为后人类。我在本书中，只是简

    单地用该词表示人类积极参与了深刻变化的过程，而不一定是世界超

    人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即WTA)所用的那个严

    格意义上的词。WTA代表的是当代的超人类社会运动，又叫大写“T”

    的超人类主义。这场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尽管似乎萎靡不

    振，因为一小批大逆不道的思想家而鲜为人知，但因科学发现的惊人

    轨迹而势头见涨。本书要讲的是小写“t”的超人类主义在当今的具体

    发展，它把科技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嵌入人体，并呼唤对这些变化进

    行更深刻的考察。

    融合技术及其相关问题的国际性十分重要，因为太多的创新不是

    由政府，而是由私人企业研发的，这个问题遍布全球。把新科技和融

    合技术商业化、扩散化的公司，本身也成为全球化的公司了。然而，每个国家的管理政策和伦理政策都不一样。中国认为可以接受的，英

    美可能不接受，反之亦然。截至目前，还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调控制度能认可大家互享的价值观，或保证全世界的人都能平等享受

    科技的最佳之处。弗朗西斯·福山提到超人类主义时说，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思

    想”。他在2004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断言：“社会不大可能突然魅惑

    于超人类主义的世界观，但我们很可能会小口啮食生物科技提供的诱

    人祭品，而没有意识到其道德代价是很可怕的。超人类主义的第一个

    牺牲品可能会是平等。”我们就像本书开篇那位虚构人物维克多，在

    我们生命的某个节点，为了躲避某种危机，特别容易做出选择时，也

    很可能逐渐接受越来越多的新科技。但福山文中的说法则好像是，一

    切已成定局，那就是未来没有使用身体增强技术、身体不健康的人，相比使用了身体增强技术、身体健康的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平等

    的。如果社会的某一部分人变得更强大、更聪明、更健康、更长寿，他便假定，人皆平等的理念就会被荡涤一空，未增强人群的权利也会

    荡然无存。然而，目前还根本不清楚的是，社会是否会描绘出一种更

    加深刻的品质，超越健康和能力，形成一种新认识的内核，从而予人

    以尊严。反过来说，无论我们接受多少增强技术，使我们之所以成为

    人的那些相同的核心属性(尚待充分明确的属性)，依然是恒久不变

    的。

    这场论争的中心问题是，人类的身份构成是什么。我们肉体的某

    些部位人工化之后，我们的身份是否会发生改变？如果我们以扩展记

    忆体或计算能力，来增强我们的大脑，学习通过直接的人脑与机器的

    交互，不用词语跟其他人交流，那又会怎么样？尽管历代哲学家就如

    何定义人类身份都提出了论证，但CTs为这一问题平添了一种额外的刻

    不容缓之感。人类身份是一种不可能改变的固定价值，还是一种不断

    演变的现象，对我们个人甚至对全人类来说也一样？从理想的角度

    讲，我们应该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再深入肉体增强和大脑增强的领

    域。然而，正如以往的情况那样，技术蛙跳般跃进，以不断增加的速

    度越过了哲学问题。完全有可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增强会

    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核心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此前预先定义的那些素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很可能要在人工增强了肉体和大脑，并

    将之提高到更高功能的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定义我们自己。

    与人类能力增强技术并行不悖的，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开发方面

    的种种惊人突破。我们的命运很可能要与越来越有智慧和能力的机器

    共享了，这种机器甚至可能超过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命中注定要与

    这些机器人进行广泛交流，因为即使在今天，它们的能力都已越来越

    像人类，可以做日常工作，从为病人和老者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务，到

    学习如何识别人类情感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为老人提供保健服务的机

    器人已经近在眼前，这种机器人的设计，目的在于与拥有者交流并从

    中学习，从而与之发展出独一无二、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不仅将仰

    仗机器人使用无数的功能，其中有些功能还是感情方面的，而且先进

    的机器人会接管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科技进步的速度超过了道德、法律的调控对

    其控制的速度，这个事实令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法律和医学人士压力

    倍增，因为他们正在CTs的前沿工作，目的在于描述这些科技进步的伦

    理用途。美国政府、欧盟和其他许多国家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对这

    类技术进行分析和指导。除此之外，生物伦理学在我们前一代几乎并

    不存在，但这个尚不成熟的领域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成为医学和新

    技术开发中的一部分，而且在政府开会讨论公共政策的桌边，也占有

    一席之地。我们面临的真正任务，是把这些争论纳入主流，让来自社

    会方方面面的更多的人能参与这场谈话。所有这些因素都代表着跨步

    前行的是正确方向，但依然有可能的是，哪怕本星球最聪明的人也无

    法预料，一旦强大而改变生活的技术释放出来，会有何种副作用和后

    果。

    尽管得到广泛认可，生物伦理学的探索是医疗技术进步所不可或

    缺的，但反技术论点的核心，还有一个断言是需要进行考察的，即人

    性无论是上帝创造还是自然演进，都是固定不变的现象，不可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任何东西。反技术的思想家们倾向于如此断言：一、人类是一个成品(对此，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可能表示质疑)；二、我

    们今日做决定的程度，与将来的也将一样。例如，即使我们扩大人类

    的知识和能力，我们也无法抵达新的理解高度，产生更先进的决策过

    程。事实上，我们今日无法知道，今后几百年中，我们的子孙后代会

    做出何种决定。我们也无法断言，这些决定会像久远的过去所做的决

    定那样，是愚昧无知、很有问题的。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证据，即人类有能力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文化和社会都能向着更开明、更

    民主的社会制度演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忍，也更包容人类的多

    样性。

    有一个现象对未来决策会有深刻的影响，即社会上会有青春洋

    溢、充满活力的上百万人，但寿命都超过了目前所能达到的程度。在

    整个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基本上都缺乏个体通过多年的生活经验积

    累的智慧，因为大多数人的寿命都很短。总有一些人能够活到高龄，但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不妨考虑下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00年的美

    国，平均寿命为47岁，而现在是78.8岁。年龄很大的人过去不仅稀

    少，而且都受着与有关老年疾病造成的多种残疾折磨，如心脏衰竭或

    老年性痴呆症。有关激进生命延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开放式问题是，我

    们是否能够治疗或防止一些常见的老年病症。这些病症即使在今天，也能降低年过60的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令人崩溃的残疾。目前已达成

    广泛的共识，即在身体高度恶化的阶段延长生命，并不是一个大家欲

    求的目标。

    太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共同创办人比

    尔·乔伊曾指出，一些新崛起的技术中，如机器人技术、纳米机器人

    和工程生物等，本身就存在着某些危险，因为它们有能力复制自身。

    一旦把自我复制的机器开动起来，它们会不会利用所有的自然资源，把人类压倒？机器的自我复制必须加以控制，正如人类的生殖也必须

    加以控制一样，否则地球就会人流滚滚，无法支持人数众多、岁数过大的人群。乔伊指出的另一个危险是，由于网上知识无所不在的特

    性，制造具有巨大潜力技术的信息，终将能为人人取用，而这些人中

    会有一些用心险恶者，必欲为非作歹而后快。

    据乔伊预估，2030年就有可能出现自我复制的机器人。请想象这

    样一个场景：一个机器人，通过程序设计，目的就是为非作歹，制造

    出一大批复制品，互相联机，胶着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根除人类。在

    这种情况下，人类制伏了危险的掠食动物后，将面对与掠食机器的斗

    争，而这些掠食机器可能极为有力。乔伊特别担心自我复制的纳米机

    器人，这种分子大小般的机器能极大地改善人体健康，防止衰老，并

    可以在失控的复制过程中，逃逸到自然环境中，把地球的资源都吸收

    掉，科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称这个现象为“灰蛊”问题。到那时，全

    世界的资源都会被纳入一种复制纳米机器人的板块之中。考虑到纳米

    技术正在飞速发展，这就成了一个亟须考虑的问题了。然而，即使在

    今天，也有可供利用的纳米技术解决方案。例如，可设计出一旦完成

    任务——如消灭了癌细胞后——就可关机的纳米机器人，或设计出的

    机器人，用的是类似可降解医用手术缝线那样的聚合物材料。这些纳

    米机器人的存在，都要受到时间的限制，因此没有能力在身体或环境

    中累积起来。关键是，科学家在设计所有纳米机器人时，都要全面防

    范“灰蛊”问题。

    乔伊重点提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的确让人颇为踌躇，也就

    是这样一个事实，即CTs大多是由法人实体进行开发，其主要目的就是

    把新技术迅速商业化。尽管当今这类公司都有一个监督委员会，其中

    有生物伦理学家参与，但私企实体永远也不可能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这样的政府监督机构所完全控制。私人公司有强大的诱

    因，要领先把新技术专利化、商业化。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愿共享数

    据。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模式，在如此彻底改变一切的技术个案

    中，是不是最合适的模式，这也是值得一问的。进行调控要理智而且

    合理，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而且要在全球市场中放之四海而共享之。为了保证普天下都遵守安全政策和规定，经济领域必须受到普遍

    的国际规章制度的制约。

    今日还活着的许多人，都不得不亲自处理CTs的副作用，这种副作

    用好坏都有。例如，最近，科学家通过捕捉受试者大脑电脉冲，将其

    转换为电脑能够读取的信号，在受试者的大脑和电脑之间，达成了一

    种直接的界面。受试者发送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动某根指

    头”，从网上发给了另一台电脑，电脑跟另一个人连接。接收者收到

    信息，就按指示动了动手指头。尽管这种操练很基础，但它证明，大

    脑可以与电脑连接并通过电脑跟其他大脑连接。虽然这种程序具有非

    常大的可能性，能让人们无论隔着多远距离都能直接进行联系，但这

    项技术也可能被滥用。如果直接的脑对网络和脑对脑连接能够建立，那么，当老板要求每位雇员与“公司网络”连接时，这样一种意识共

    享，会不会不仅入侵公司给“用户”大脑的信息，而且也会潜在地读

    取用户的思想呢？有关我们思想的性质，我们大家都共享的根本隐私

    权是什么呢？一旦该技术发展到更精密的阶段时，就会放弃自己拥有

    自己思想的权利了吗？政府和强有力的公司有能力把思想“种”在我

    们的大脑吗？

    对有些人来说，一生中要完全或为了某种性命攸关的功能而仰仗

    人工智能技术，这本身就让人寝食不安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人工

    器官或神经移植器官这类人工部件，会被认为是接收者身体的一部

    分，还是植入该人身体的一个异物。鉴于人工移植器官的发展速度，这个问题又变得极为复杂，因为移植器官越来越与身体的自然过程结

    合一致了。尽管情况如此，我们还是会不断地碰到这个问题，即何谓

    “你”，何谓“非你”。

    这一点在生命终结之时尤为关键。例如，能刺激体内无穷无尽地

    产生干细胞的技术，可以治愈大范围的疾病，或至少在很长时间内将

    其遏制。然而，这一天终会到来，即某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过程，可能会把生活质量降低到不合意愿，甚至难以忍受的程度。这时，我们就

    会要求停止干细胞的产生。这个过程何时停止？如何停止？由谁来停

    止呢？这种疗法一旦停止，是否会被视为谋杀、自杀、安乐死，还是

    我们尚未命名的别的什么？尽管我们很不想终止人的生命，但直到目

    前为止，还无人能够逃脱死亡。据有些思想家，如雷·库兹威尔(3)

    预

    测，我们一旦成功地把我们的大脑上传到机器里，死亡就会根除。但

    就目前来看，要想达到长生不死，我们的路途还十分遥远。我们大多

    数人如果有选择的话，都会感激不尽地再度过几十年的健康岁月，但

    生物永生的希望可能最终还是徒劳无益的。事实上，目前迫切需要制

    定规则，中止先进技术的继续，包括向人体的移植，为的是能让人死

    也死得有情有义。

    在现有技术状态下，有些问题可能无法回答。如果我们想以科学

    家和工程师能够想出的各种方式拥抱人类增强技术，那么我们是否会

    抵达生命期限、记忆或力量的自然限度呢？我们是否会简单地遭遇回

    报递减法则，不断地在一具精疲力竭、病魔丛生的肉体上修修补补，直到生命成为一件难以承载的负担呢？我们之中的每个人，是否都有

    权利在某一时间节点死去，哪怕这么做意味着要把与我们身体深刻整

    合的某种技术解除？与此同时，会不会出现一个非生物学生存阶段，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阶段，而不愿意接受死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体是否有一部分不可能通过技

    术增强，而只能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演化。在这里，我想到的是智

    力、情感和精神等现象，这些也许技术永远都难以复制和加以改变。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所有先进的技术增强，即使用在不成熟的人身

    上，对人的生活质量或体验深度，都不可能带来很大的变化。我们也

    许永远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直到我们在每一个层面都拥抱人类增

    强，看它到底能把我们引向何处。超人类主义哲学家安德斯·桑德伯格(4)

    曾写道：“我们作为人而

    变化，不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是什么而不感到幸福，而是因为我们想变

    得更好。自我变化不是寻找某种想象的完美无缺状态，像人们有时暗

    示的那样，而是一个开放式的过程。随着我们作为人而成长，我们的

    理想和价值观也在成长和变化。”正是因为我们对更好状态永远在寻

    找的这种开放式性质，要想预测千年之后、500年之后，甚至哪怕是

    200年之后人类会是什么样子都太难了。我们今天珍视的价值观，对生

    活经验程度远高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许一点儿也不重要。另外，未来技术时代仍将持续的那些价值观，则可能达到更大的确认度。例

    如，如果人人因为基因工程个子都很高、身体消瘦，而且长得很美，那么，长得很美就可能不再像今天那样是很值得追求的了，因为它已

    司空见惯。我们的价值观可能转向一种不同的审美标准，或者转向完

    全不同的东西。我们目前对内在美的价值观——这个观念更要难以捉

    摸得多——可能会存活下来，甚至会得到加强。问题是：合成技术会

    不会从根本上令人类和人类生活发生质变，还是不过产生了大量我们

    已经拥有的素质？

    本书所讨论的撰写先进技术的生物伦理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

    要求，要先把焦点集中在某些具有持久性(虽然也具有演化性)的价

    值观上，然后才能接受可能会威胁这些价值观的变化。此处介绍的每

    一种技术，至少都有潜能，可威胁我们最珍视的一些价值观，其中包

    括人类尊严、自由、平等、个性、民主、隐私和自主等。其中有些会

    威胁我们就诸项问题做出自己决定的能力，如我们所熟悉的死亡方式

    那样的问题。我们有权拥抱、拒绝或限制我们肉体和大脑产生的深刻

    变化，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这种权利，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

    一个能力大大增强、生命非常持久、绝大多数人都拥抱了这种现象的

    世界里，人是否真的可以选择不接受增强？要是人数虽少，但意义重

    大的一批人没钱享受技术增强，或决定对之加以摒弃，那怎么办？这些人代表的是处于劣势的底层阶级吗？那社会上的其他人将如何对待

    他们呢？

    正如维克多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它不仅要

    求与机器进行更多的交流(就像我们与手机交流那样)，而且也要求

    与机器进行实际融合，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都要加以阐释了。柯特尼·S.坎贝尔领导的一组生物伦理学家，在

    2007年的《剑桥保健伦理季刊》中说：“也许，到了某一个节点时，机器这个‘他者’，可能越来越难以与有血有肉的‘自我’区分开

    来。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罗德尼·A.布鲁克斯说：‘尽

    管我们在过去50年中一直都要依靠机器，但我们要在新千年的第一个

    阶段，让机器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计算机芯片和电子阵列移

    植，如今已有可能为器官受损者恢复视力、听力、运动能力和记忆。

    它无疑会演化成技术，扩大感觉，延伸记忆和学识，远远超过我们当

    前的“正常能力”。认为这个过程不可避免的一个理由是，所谓“正

    常”是很难加以定义的一个概念。

    尽管科学家和哲学家仍在继续争论“正常”的定义问题，但我们

    关于何谓“正常的观点”，很可能会扩展到把普遍为人接受的性能增

    强技术囊括进来的地步。如果生物医学在未来的进展也按过去几十年

    中所综合、所接受的方式进行，那大多数人就很可能会迫不及待地拥

    抱视网膜移植、麻痹肌肉的功能性电刺激、人造器官，包括海马体之

    类的人造脑结构——人工耳蜗等技术，以及一大批通过脑机交互而获

    得的新能力。这一切貌似可能的理由是，目前已在介绍这些技术，将

    其作为能够救生、延长生命的修理机制，其依据是为盲人恢复视力，为老年性痴呆症患者恢复记忆力，因为我们的生死感、对死亡和残疾

    的恐惧等，也许是最欲罢不能的驱动力。如果治愈眼盲是一件好事，那么，延长人的视力，囊括红外光，想必是更好的事。军事研究过程

    中开发的多种先进技术(如输血技术就是在战场上研发的)，历史上

    是如何轻而易举地转为民用，只需考虑一下这个就行了。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犹豫，不肯让战士拥有无目镜红外观测、超强听

    力、记忆力和注意力增强呢？一旦这些技术在军事上被广泛运用，又

    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在平民人口中广泛运用呢？

    我们在保健领域所接受的一切，几乎肯定会进入增强领域。假如

    有选择的话，让孩子接受基因疗法，消除某些衰老基因，让孩子的生

    命和健康得到急剧延长，父母亲怎么会不愿意做呢？“正常”和“比

    正常更好”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起来。随着生物技术把更多的

    人工干预纳入我们肉体的细胞和组织中，“正常”和“人工”之间的

    界限何在呢？

    随着我们逐渐成长，大脑和肉体纳入了更多的人工干预，我们就

    会把我们与“活”环境和“智性”环境进行界面交流的程度大大加

    深，因为我们已经把无线运算、GPS和其他技术与几乎所有普通的消费

    对象结合了起来。我们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与我们的“智能居家”

    进行交流。而我们的“智能居家”，可通过生物感应器和肉体移植的

    计算机芯片、无人驾驶汽车、能对我们的存在进行自动回应的设施和

    环境安全特色，以及能持续监测我们生命特征、需要，甚至情绪的可

    穿戴电子设备等，对我们的存在进行回应。这些技术与以生物学为基

    础的识别技术，如视网膜扫描和移植识别芯片等一起，将会使日常生

    活变得更加简单，就像环境变得更为“友好”得多一样。很可能，我

    们很快就将如此依赖智能环境，而不太明白为何从前没有这个环境居

    然也活了下来，正如我们今天会对过去没有电子邮件和智能手机的生

    活感到惊讶一样。

    但是，把一切——包括肉体和大脑都电脑化是有风险的，而我们

    的隐私和自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这是因为有关我们、我们的行

    为、我们的习惯，潜在地来说甚至我们的思想，都会被数字化，在某

    个地方被记录下来、储存起来。如果我们的“智能”衣服能持续不断

    地给医生提供有关我们生命特征的信息，这方面的信息就会储存起来，并有被“黑客”侵入的潜在可能性。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社会

    中，这些信息甚至可能被卖给保险公司和其他商家，或者卖给某个潜

    在的老板。如果我们对谁能检索我们的个人信息进行大规模的调控和

    限制，这种信息也可能免费向政府提供。很快，有关我们的一套巨大

    而详细的资料就会存在。而目前来说，我们并不能保证能够掌控这种

    信息，因此有些人只要有可能，就愿意放弃使用许多新的技术。不

    过，在接受多重监测技术的过程中，阻力会非常小，甚至有些情况

    下，这个进程是难以避免的。例如，不妨假定机场安全系统可能会发

    展到要依靠要求所有人都移植“身份识别芯片”，以便进行读取和清

    关，才能让人登机的程度。如果想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可能有必要完

    全拥抱某些技术。

    我们通过综合技术，已经踏上了消除大量人类痛苦的道路，但并

    非所有的人都欢迎这种想法。生物伦理学家的一个重大担忧是，假定

    从肉体和精神上完全消除痛苦，人类是否真的幸福。在整个历史中，关于痛苦和不幸如何有潜能，可造就值得赞赏的性格特征，如对他人

    的同情和怜悯等，书写此类的材料早已汗牛充栋。英国生物伦理学家

    Y.J.厄尔登指出，如果患者有自我意识，而且爱好寻求真理的话，即

    使得了抑郁症，也具有超验价值。她写道：“我们的身份，是由多种

    可能引起痛苦的经验或情感而形成的，如抑郁症和痛失亲人等。”天

    主教伦理学家特别倾向于认为，痛苦是有救赎价值的。而这些思想家

    与厄尔登所称科学家的“技术乐观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科学社区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喜欢以简化论的方式思考人类经验，认为

    人类经验不过是人脑的化学和电子过程总和。而且，伴随着这种倾

    向，还有一种期望，希望人类的大多数痛苦都能加以改善。进而言

    之，应该加以消除。

    很难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但根除疾病、增强人类能力，是否就

    肯定会提供人类始终在寻找的那种难以捉摸的幸福状态，这一点目前

    尚未得到证明。科学证明，我们总在一成不变地把每一种改善的状况吸收进我们的生活，然后成为一种“新常态”，把构成幸福的界限进

    一步向前推进。如果假定有这样一个世界，把疾病彻底根除，人人获

    得永生，生活再也没有任何逆境，包括失望、挫折感、孤独感和对意

    义的渴求等，那似乎是很不现实的。

    本书叙述的大多数具有开创性的技术，不是尚处临床试验、已经

    提供了原则证据的动物试验，就是已然存在并正等待商业化。政府调

    控机构、大学和私企伦理监督委员会等，都感到难以赶上技术的发展

    速度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由于这些技术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将其实施的速度肯定会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很快发生。

    他们都要互相竞争，以便第一个获得专利并主宰国际市场。与医疗技

    术的快速发展相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这类调控机构的

    速度慢如蜗牛。人道关注给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其帮助把这

    些技术向患病公民提供，而FDA几乎都没开始考虑人类增强的种种问

    题。

    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提请人们注意“只提供优越地位(如身

    高增加)，他人缺乏而自己拥有的增强，和不是提供本质利益(就是

    提供正外部性，如更好的免疫系统或认知功能的改善)增强之间的差

    异。我们应该促进第二种增强，而不仅仅是给人优越地位的增强”。

    但在一个迷恋青春和美丽的社会里，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第二种增强

    中，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尽管激进的新发明(如人工器官)，现在正在人体中进行测验，但以机器人形式出现，能与人进行交流的人工智能(AI)，却更早面

    世，而且将在整个工业化世界变得无所不在。在可见的未来，我们这

    个星球可能要与数量众多、有智力且自动(指电算能力方面)的人工

    活体分享，它们的智力要超过我们的智力。在民主社会，这些活体是

    否有权利和责任？它们在哪些方面像我们，哪些方面不像我们？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一个时代，很少有人(就算有的话)能理解我

    们周围浩如烟海的科技。当智力超常的机器接替了人类的大部分劳

    动，急剧延长的生命期限使得人们手上有大量的剩余时间，我们是否

    会变得懒惰？是否会过分依赖我们并不理解的机器？我们如何保证，高度发展的AI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不是它自己的需要？有些极端

    分子认为，我们应该抛弃AI、纳米技术和遗传学等的开发，因为这样

    做最终只会产生一个人类显得多余、而没必要存在的未来。新卢德主

    义分子也许可以暂时减缓接纳新发明的速度，但在商业竞争和军事竞

    争驱动技术的全球化社会中，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取胜的。凡是决定坐

    山观CTs革命的国家，最终只会落得个经济处于劣势、军事羸弱的局

    面。

    博斯特罗姆展望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超人类主义正迅速成为

    现实。他写道：“虚拟现实、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能改善记忆、提

    高注意力、改善睡眠质量和情绪的药物，性能增强药物，整容手术，变性手术，修复学，抗衰老药，更亲密的人机界面。所有这些技术都

    已在此，再不就是接下去的几十年中可望出现。这些技术能力综合起

    来，随着它们的成熟，可能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这段话

    写于2005年，而自那时以来，这些技术中的每一项技术都已成为现

    实，只是等待商业化，然后就可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了。

    安德斯·桑德伯格指出，改变我们身体并增强我们身体的能力，不仅不会造就一模一样、完美无缺的人形机的大军(就像科幻小说中

    经常描写的那样)，而且更可能以非常人性化的方式操练。新技术以

    及按个人选择使用新技术的自由，将把自我实现的需要推向史无前例

    的高度。这项运动不会采取压迫手段逼人就范，而是会呼吁社会容忍

    比我们目前所能想象出的更大的人类多样性。这一切都不取决于我

    们，而是取决于我们所要成为的那种人，因为1.0人类(humanity

    1.0)正迅速攀上技术悬梯，从而产生一个新的人种——超人类。(1) Ⅱ型糖尿病：原名为成人发病型糖尿病，多在35岁或40岁之后发病。

    (2) 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1953— )：美国自由主义科学作家、编

    辑。

    (3) 雷·库兹威尔(Ray Kurzweil，1948— )：美国发明家，曾发明了盲人阅读

    机、音乐合成器和语音识别系统，被视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深度学习等领域

    的奇才。著有《奇点临近》《灵魂机器的时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等

    书。

    (4) 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1972— )：瑞典斯德哥尔摩计算神

    经科学博士，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研究员。第二章

    “比我与生俱来的心脏还好”

    当医生告诉40岁的斯苔西·苏曼迪格，说她只有几天好活了时，她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她病得如此严重，几乎无力放声大哭。她

    想：“我有四个孩子要照料，可不能死去。”得知一种病毒袭击并摧

    毁了她的两个心室，造成终末期心脏衰竭后，她极为震惊，难以接受

    这个消息。尽管一连几个月感到不适，但她身体健康，十分活跃。事

    实上，住院前多达两周的时间里，她一直每周健身三次，还有一份全

    日制的园林工作。斯苔西要干很重的体力活，还要照料小家庭，因此

    “几乎坐不下来”。

    斯苔西的故事证明，无论医生说什么，要想倾听你身体的声音，是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取代你本人的。她7月第一次去看她的家庭医生，抱怨说有伤风感冒的症状，夜里盗汗，呼吸困难。她病历上本来就经

    常有支气管发炎的记录，她的医生也是这么诊断的，给她开了抗生

    素。这个药好像管用了一段时间，但症状又回来了。从7月到9月，斯

    苔西看了几次病，先是诊断患了支气管炎，接着又诊断为肺炎。她被

    告知说，呼吸不畅可能是因为哮喘。虽然一剂剂抗生素似乎还能管用

    一段时间，但老的症状还是不可避免地又回来了。终于，在9月，她的

    医生命令她拍X光。医生在一个清晨看到结果，就打电话给她，这是她

    永远难忘的一个电话。

    “你的心脏严重扩大，”医生告诉她，“周围都是积水。你必须

    立刻住院。”于是，斯苔西开始了一场旅行，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具

    备足够的勇气和耐性。医生告诉她，她可能活不过周末了。他们建议

    她安排后事，通知亲人，做好最坏的准备。她没有接受这个消息，而是想着她的几个孩子：8岁、9岁、13岁和14岁。谁来照料他们呢？没

    有了她，丈夫如何操持这个家呢？“我病得太重了，泪水都哭不出

    来，但我告诉他们：‘你们肯定会有办法的。’”

    医生很快就做出决定，作为最后的方案，把斯苔西转院到西雅图

    的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UWMC)，因为那儿的资源要比她现在在华盛

    顿州皮阿拉普市的地方医院多。幸运的是，斯苔西在那儿遇到了一位

    名叫那胡希·莫卡丹姆的心脏病学家。此人给了她最后，也是唯一的

    选择方案。首先，他告诉她，目前暂时没有生物心脏进行移植拯救她

    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非常新的替代方案——全人工心脏(TAH)，是

    图森一家名叫辛卡迪亚(SynCardia)的公司制造的。只有几百人移植

    了这种人工心脏，但FDA已于最近批准了这项技术，而UWMC有能力为斯

    苔西提供。

    TAH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手段，而只是一种过桥技术，能让斯苔西暂时活一段时间，直到有合适的生物心脏为止。但就在这

    时，斯苔西产生了并发症。这意味着，她的自然心脏切除后——这是

    一个不可逆转的行为——把TAH接在她的主动脉上的机会，只有50%的

    成功可能。主动脉即心血管的主要通道，把血液从心脏输往身体的其

    他部位。斯苔西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主动脉狭窄，4岁时就做了一次

    主动脉重建手术，31岁时又做了一次主动脉瓣替换术。据医生估计，病毒攻击她的心脏已达两年。由于病毒造成的破坏，唯一能支撑她主

    动脉的是与主动脉瓣相连的肌肉，这块肌肉已遭感染，十分脆弱。完

    全有可能的是，一旦移除这块小肌肉，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维系人工

    心脏了。她知道，一旦上了麻药睡着了，她只有50%醒来的机会。斯苔

    西害怕得要命，但她只能坚信手术一定会成功。几天里要处理的信息

    量十分巨大，安装一个全人工心脏，光是这个想法就让人寝食不安。

    但是，一想到她的几个孩子，她就同意做手术了。结果，斯苔西长期心脏衰竭的一个效应，反倒改善了她成功心脏

    移植的机会。据莫卡丹姆医生说，切除她的心脏后发现，她的心脏没

    有健康心脏所特有的那种坚实、弹性的肌肉，而是十分稀松，从他手

    里滑了出去。而且，她的心脏还在急剧扩大，因此还扩大了她的胸

    腔。这也是斯苔西这位个子中等的女性，能够接纳SynCardia公司制造

    的70平方厘米(cc)的心脏的唯一原因。这个尺寸仅供男性或体形很

    大的女性使用。幸运的是，这个TAH有左右心房(上心室)，还有左右

    心室(下心室)，执行的是心脏的大部分工作，因此可以挂在斯苔西的

    主动脉上。但是，这时候，斯苔西的生命器官因缺乏血液流动而开始

    衰竭，而她的肺部在手术期间破裂了。她开始了长达两周的昏迷状

    态，与一台接管了血液循环任务的ECMO(体外膜肺氧合)机器相连。

    与此同时，她的生命器官慢慢开始恢复正常工作，肺部开始恢复功

    能。

    两周半后，斯苔西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她的生命器官因血流量

    增加而一直在稳稳地改善。使她大松一口气的是，这个TAH“比我与生

    俱来的还要好”。尽管她肚子上有两根管子接在13.5磅(1)

    重的自由牌

    便携式驱动器上，随处走动都要把这个仪器背在背包里，但她能够回

    家，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同时等待一个与她相匹配的生物心脏。她

    的那个背包起先似乎很重，但她很快就适应了背包以及连在背包上的

    管子。只要还用这个TAH，就必须用管子。驱动器里的电池能保证心脏

    泵血，但必须每天插在墙上的插座里充电。充电一次，仅持续八小

    时。因此，她必须非常小心，到哪儿去都要找到伸手可及的充电插

    座。光这一点，就让人焦虑不已，但幸运的是，她晚上睡觉时，可以

    让驱动器充着电睡。

    这个心脏的优点是每分钟能泵9.5升血。她的肾脏又开始工作了。

    突然之间，她有了精力，脸上的气色也好了，感到生命在体内流动。

    她出门遛狗，照顾几个孩子，还去市场购物，感觉简直就像一个奇

    迹。不是每个人对斯苔西的情况都能做出善意的回应。人们倾向于盯

    着她瞧，看着她背着那个沉重的背包，有管子从背包里穿出来，钻进

    她肚子里。他们中有些人还会提一些“粗野、可恶的问题”，因为这

    个心脏的心跳好像扩音了一样，别人都听得见。虽然斯苔西很快就适

    应了，但不是人人都能容忍。她的情况足够好时，就跟家人一起去手

    术前常去的教堂。教堂门外有一个告示写道：“还你本色。”做了一

    次礼拜后，牧师告诉她说，她的心跳声太大，让其他一些教区的居民

    不胜其烦，叫她别再来了。这让斯苔西和她丈夫感到难以置信，但还

    是同意不再去了。

    斯苔西戴着人工心脏生活了196天后，接到一个电话，告诉她说，有捐献的心脏可用了。这个消息让她深受震动，心情十分复杂：一方

    面，她感到难以置信的兴奋，但另一方面，她又很担忧要把人工心脏

    移除，因为这个人工心脏工作得非常好，她一直过着基本上正常的生

    活。如果她的身体拒绝接受生物心脏怎么办？移植TAH时，不存在拒绝

    的问题。她得吃药，避免凝血问题，但如果移植了捐献心脏，就意味

    着一生都要吃药，以抑制她的免疫系统，而这是一个有着高度风险的

    过程。服用免疫抑制剂意味着，哪怕是简单的感染，也有夺去她生命

    的潜在危险。但她最终还是做了生物心脏移植。如今，斯苔西是一个

    活跃、健康的全职母亲。她得定期做活组织检查，监测看是否有拒绝

    新心脏的现象发生。而最近，她吃惊地得知，她正体验一场轻度的拒

    绝——她感到吃惊，因为她的感觉是如此之好。她的心脏病学家告诉

    她，实际上凡是心脏移植不久后，就经历轻度拒绝的人，从长远来说

    有可能是最好的。但她决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她不带疑虑地安排

    自己生活中的“轻重缓急”。她说：“我想要的已经得到，也就是跟

    我的家人待在这儿。”

    斯苔西是即将移植SynCardia公司制造的70cc人工心脏的约1200位

    病人之中的一个。尽管FDA已批准把大心脏作为过桥移植，但

    SynCardia公司已生产了适合女性和青年人的50cc的心脏，还获得了FDA的批准，探索作为目的地疗法的小心脏用途。也就是说，让移植成

    为永久移植。目前，人们还不知道TAH能持续多久，但这项技术的发展

    速度却令人难以置信。小型化仍在继续，目前正在开发30cc的人工心

    脏，其操作性能之好，可与大心脏相媲美。尽管TAH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但它还是有一些不利的地方。病人心脏移植后，必须切成开口插

    管，管子尺寸相当于花园的小水管，从肚子里伸出，插入驱动器。而

    且，还得天天给驱动器充电，还要时时刻刻把背包背着，这很不方

    便。但所有这些问题与另一选择——死亡相比，就相形见绌了。不

    过，这项技术正在很快地演进，即将产生更先进的终端产品——一颗

    小型的完全自成一体的人工心脏，和长寿电池一起植于皮下。这就免

    除了便携式驱动器，也不再需要切成开口插管。

    人工心脏的潜在市场极为巨大，因为心脏病是男男女女的头号杀

    手，而生物心脏极其稀缺。今天，有许多人都死于心脏病，但身体的

    其他方面却很健康。如果移植了一个持续长久又很可靠的人工心脏，谁又知道这些人的生命可延长多久呢？

    为了从医生那儿获得对人工心脏的看法，我采访了业界先驱、心

    肺移植外科医生马克·普兰科特(Mark Plunkett)。他曾在肯塔基大

    学(UK)医学院，作为胸心外科主治医生，移植过三个TAH。只要一与

    普兰科特医生交谈，就能听出他对人工心脏的热情，以及他与同事为

    “病得最重的”病人提供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拯救生命的替代方案：这

    些病人如果等待捐献心脏，肯定必死无疑。普兰科特在UK时，曾敦促

    医学中心投资近100万美元购买设备，为病人提供TAH。他身为儿科移

    植专家，现已接受了佛罗里达大学和佛罗里达甘尼斯维尔尚兹儿童医

    院先天心脏中心的一个职位。

    普兰科特医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他一生想做什么。他在马

    里兰州东海岸的一个小镇上长大。他才7岁时，就跟人说，他要当外科

    医生。他还清楚地记得，1967年他才7岁，南非医生克里斯廷安·巴纳德就做了世界上首例人对人的心脏移植手术。心脏移植接受者——53

    岁的路易·瓦西康斯基，仅活了18天就因并发症而丧生。但是，这次

    移植手术很成功。从那一刻起，普兰科特就知道，他要当一名移植外

    科医生。他此时已对医学入迷，而听说这次移植手术后，他“喜不自

    胜”。此后，他只要能找到医学信息，就会如饥似渴地去了解，并致

    力于扫清一切障碍，为的是能够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在学习中走得

    越远，对这个选择感觉越好。在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实习，又在UCLA医

    学中心接受专科训练后，他开始对各年龄的病人进行心肺移植手术，其中还包括儿童。

    普兰科特医生之所以迷上人工器官移植，部分原因是生物器官奇

    缺，这个问题仍继续困扰着患有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目前，等待

    单上有11.9万位病人在等待捐献器官，其中每年约有7000人在等待中

    死亡。问题是，鉴于各种原因，很少有人愿意捐献器官。与此同时，随着美国人口年龄增长和老化，器官移植的需要也在加大。除此之

    外，一般的心脏移植仅持续12～15年，就会因排斥和心脏衰竭而必须

    再进行心脏移植。对心脏尚未衰竭就死于其他疾病的老年人来说，这

    也许不算什么，但对儿科病人来说，这意味着，孩子一生中必须经过

    多次心脏移植手术。而每次他们移植的心脏衰竭，就要面临合适心脏

    极为短缺的问题。

    目前，有几种不同的人工器官正在研制和试验中，但人工心脏后

    面的技术，则早就一直在研发中。1963年，保罗·温彻尔制造了第一

    个人工心脏。这成了贾维克心脏的原型，后于1983年第一次在人体内

    移植。接下去的几十年中，人工心脏越来越精密，接受人工心脏的病

    人也活得越来越久。按马克·普兰科特医生的话来说，生物技术产业

    已出现“工具爆炸”现象。医生只要仔细寻找，就能找到安全、有效

    的工具。普兰科特医生对SynCardia公司制造的全人工心脏，特别是全

    部自成一体的小心脏的未来前景感到兴奋，因为这种心脏对儿童和青

    少年来说，可能是一生一劳永逸的疗法，而他相信，这种前景已近在拐角了。他对TAH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它不需要服用药物抑制免疫系

    统，而要移植生物器官，就永远都要对免疫系统进行抑制，这只能管

    一段时间。所有情况下，身体最终都会排斥移植心脏。依他所见，人

    工心脏的下一个突破，将是经过小型化，具有SynCardia公司泵血能力

    的那种心脏，其只需要病人佩戴一条持续充电的电池皮带，而不用携

    带沉重的背包。接下去的新版心脏，是电池植于皮下，能全部自成一

    体的心脏，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接受心脏移植，从很多层面来讲，都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有了人

    工心脏，就会增加一整个层面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任何人20年前都

    无法预见到的。普兰科特医生为我描述了整个保健专业人员团队的协

    调情况，进行人工心脏移植的就是这些人。而且，他还描述了把生命

    垂危的病患从医生办公室带上手术台的全过程。

    首先，病人必须满足符合生物移植的所有条件。这意味着，必须

    患有左右心室都衰竭的终末期心脏衰竭，或双心室衰竭，对任何其他

    可移植装置或药物都不能产生反应。病人一般都要由心脏病学家，通

    常还是心脏衰竭心脏病学家，转介到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那儿。这些病

    人身患重病，如果不接受心脏移植，平均寿命就会非常有限。他们心

    脏衰竭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包括冠状动脉疾病、心脏病、高血压，以及攻击心脏的病毒，或一至多个心瓣患病。一般来说，心脏因心肌

    逐渐萎缩而过于肥大，心脏的工作就越来越苦，导致其肥大，任何肌

    肉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如此。虽然这能暂时改善心脏的泵血能力，但长

    此以往，心脏的效率只可能越来越低。如果不做移植手术，最后就会

    以病人死亡而告终。

    随着心脏泵血能力的减弱，不能给生命器官提供足够的血液循

    环，导致生命器官一个个失灵，心脏衰竭的症状就会越来越糟糕。病

    人感到不胜疲倦，即使休息时也是如此，并随血液和其他液体在肺部

    积累而感到气短，随着心跳加速，挣扎着把血液泵入体内而产生心悸，又由于液体滞留而感到身体肿胀。失去胃口和感到恶心，也会增

    加因流入生命器官的血液不足而导致全身的病痛感。心脏衰竭到了这

    个阶段，病人一做任何体力活动，就会感到极不舒服，而由于肺部积

    累的液体，会产生即将被淹死的感觉。很多人只能坐着睡觉，而这种

    情况会使已经感到的极度疲倦更加严重。病人到了这种情况，一般就

    会被转介到普兰科特医生这样的移植外科医生那儿。

    一旦确定病人适合做人工心脏移植，就需要一个团队：心脏病学

    家、护士或执业护士(2)

    、移植协调员、社工，以及一个心理医生、一

    个营养师、一个传染病专家，有时还需要一个伦理学家一起来管理这

    个病案的方方面面。这些专业人士要定期开会，讨论病人面临的各种

    问题，其中包括缺乏保险或社会支持不足等问题。病人需要接受心理

    辅导，帮助理解和对付最终移除自己心脏的问题，并解决自己的种种

    焦虑和汹涌澎湃的情绪，因为这些情绪会在生命终结的状态中，将一

    个人完全吞没。

    普兰科特医生说，当把全人工心脏的情况告知病人并向其播放一

    部短片时，并不是人人都同意要看的。“这种观念太激进了，”他

    说，“很多年龄较大者感到很难接受。”人们对这个过程的感觉，也

    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心脏在我们的文化中，曾发挥了很

    重要的作用，其作用早已超出了它的生物功能。在大部分人类历史

    中，心跳一停止，其定义就是死亡——因此，没有了心脏，那是一个

    十分恐怖的景象。而且，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认为心脏是情感的中

    心、爱情的源泉，是我们感情最深的部分。我们如果对某事真的很确

    信，我们就“心知肚明”。没有了生物心脏，我们在“活着”这个意

    义上，还真的是“活着”的吗？而且，还有些问题针对的是命运和一

    生的期望，一旦心脏衰竭，人就不“应该”还活着。对信教的病人来

    说，也许上帝要的就是我们在心脏衰竭的时候死去，而如果“欺骗命

    运”，最终就会受到某种惩罚。普兰科特医生从介绍进行心脏移植的

    病人那儿听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病人问他：“如果我没有了心脏，我还会爱上别人吗？”对其他人来说，通过外接电源，驱动一个

    气动隔膜型人工心脏来替代自然的心脏，这个想法简直太让人毛骨悚

    然了。尽管这项技术令人兴奋，但在机器执行我们最重要的功能时，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把“何为人类”的定义确定下来。

    尽管如此，没有什么比逼近死亡更能让大脑集中注意力了，而大

    多数适合接受移植并提供了TAH的病人，都感激不尽地接受了这个手

    术。较为年轻的病人，都比较容易接受人工心脏。普兰科特医生还听

    说，欧洲病人对人工心脏信心十足，即使有可资利用的生物心脏，他

    们也宁可不要。我问斯苔西·苏曼迪格，如果她可以选择的话，她是

    否会接受永久性人工心脏，她毫不犹豫地说会。TAH是一件礼物，给那

    些如果没有得到这个礼物就会死去的人赐予了生命的数量和质量。而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TAH或人工心脏的另一个版本，就会给那些接受

    这种心脏的人带来良好的健康状态和大大延长的生命期限。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即知道何时关掉装置。普兰

    科特医生对我描述了一种凸显这一问题的假定病案：假定人工心脏移

    植病人严重中风，导致脑死亡，但人工心脏却像心肺旁通机一样，仍

    在全身保持血液循环。病人依然全身温暖发红，仿佛处于安宁的睡眠

    状态。这时，医生就会对其家人提供辅导，告知继续提供血液循环是

    无济于事的，因为一旦所有的大脑活动停止，他们认识的那个人就再

    也不会回来了。从任何方面讲，病人已经死亡。医疗团队可能会建议

    关掉人工心脏——这个决定与从脑死亡病人那儿移除呼吸器的决定是

    一样的，但这样的决定是令人十分痛苦的。

    移除了呼吸器的病人，一般不会马上就死亡。他们还可能存活数

    小时或数日，身体慢慢失去机能。但一旦关闭人工心脏，人就会立刻

    死亡。如果在关闭人工心脏之前没有妥善施以药物，就可能引发痉挛

    和大喘气，因为身体对突然撤销氧气是会产生反应的。这只是一个仍

    在工作的脑干造成的反射，而不是生命回光返照的迹象，却可能产生误导。无论关闭装置的行为有多么合适，家人仍然会觉得亲人在做生

    命挣扎，从而感到强烈的内疚。他们对亲人的最后记忆可能在他们心

    中萦绕一生。有些家庭绝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谋杀行

    为。而且，谁也不知道，有人工心脏的脑死亡病人是否会继续拥有某

    些生物功能，使其仍然显得好像活着一样。人工心脏方面，还没有出

    现卡伦·安·昆伦或特丽·夏沃的情况(3)

    ，但这样的案子肯定会出

    现。尽管人工心脏移植还太新，尚未出现形成一体的研究规模能够了

    解如何解决这类伦理问题，但我们通过生命终结问题，已有的心脏辅

    助设表是如何收场的情况，还是可以略知一二的。

    最近几十年来，心脏病人可移植装置的菜单内容一直都在增多。

    最古老，也最为人知的心脏装置是电子起搏器。不过，现在正在研发

    的心脏移植，除了终末期左右心室衰竭之外，可解决特定的问题。越

    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些装置，有时是作为过桥心脏移植，但更多的是

    作为永久疗法。这些装置包括：双心室辅助装置，支持双心室的功

    能；体外膜肺氧合(ECMO)，可趁病人从急病恢复时接管执行心肺功

    能；经胸主动脉内球泵，可以接管高达20%的心脏荷载；左心室辅助装

    置；右心室辅助装置；机械循环辅助(这是一个可以稳定循环血液，而不是以脉冲行为循环血液的机械泵)；人工泵；植入式心律去颤器

    (ICD)，这个装置能在检测到不正常的韵律时，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把心脏加以“重置”。为大家所熟知的是，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

    就装了一个ICD，后来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

    生物伦理学家林恩·A.杨森曾撰文谈到过电子起搏器的关闭问

    题。起搏器能在病人垂死之际产生稳定的电荷，保持心脏以规律的速

    率跳动。对许多人来说，起搏器是一个福音，因为它能在心脏电脉冲

    无节律到危险的地步，使人可能有心脏骤停而突然死亡的风险时，大

    大增强生命力和延长生命。然而，既然许多使用起搏器的人年龄都很

    大，并面临生命的终结，而且病因都不是心脏问题，那么，一个功能

    很好的起搏器就能大大减缓死亡过程和痛苦过程，否则病人早就自然死亡了。特别常见的情况是，家庭面临需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即是

    否要关闭起搏器，何时关闭，从而让人自自然然地死掉。人们十分清

    楚地认识到，凡是使用了心脏起搏器的病人，都会跟他们的装置产生

    一种复杂的心理关系：他们对这种装置既感激不尽，又十分依赖，也

    许将其视为他们和死亡之间的最后一堵隔离墙。有些人在植入起搏器

    后，实际上已将其视为肉体的一部分。而一场生物伦理的激烈辩论，正在我们视为身体某一部分和不属于身体任何部分的界限内展开。

    传统上讲，就算不是全部的自我，身体也被认为是自我一个不可

    分割的部分。杨森写道：我们在尚未决定是否关掉起搏器，以及何时

    关掉起搏器时，必须确定这个起搏器是不是完全与身体融为一体(因

    此也是自我的一部分)。虽然起搏器明显不含有人类细胞和组织，而

    且源自身体外部，但一旦植入身体，就成为维持生命的一个系统的活

    跃部分。她交代了一个病人的问题，该病人处于持续的植物人状态，如果没有一个起搏器发挥功能，就可能活不下来。据杨森估计，如果

    把起搏器视为身体的一部分，把它关掉就相当于谋杀。而如果起搏器

    被视为外在身体的物体，那从伦理上来说，就可以关掉起搏器，而且

    也不会认为这种行为是谋杀。杨森的立场是，起搏器的设计不是自行

    执行功能，而只是作为生命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这个系统关闭，起搏

    器就会失去其意义。只是，在脑死亡的身体中进行血液循环，这并不

    构成生命。

    最近，随着ICD接受者面临生命终结的问题，生物伦理学辩论又

    起。ICD所做的事，跟胸外去颤电极所做的一样，都是通过刺激心脏，使其回到维持生命的韵律，目的是防止心脏猝死。只有ICD是胸内植

    入，它们虽然能够为衰竭的心脏执行不计其数的功能(包括起搏功

    能)，但它们最出名的是能检测出心脏失常现象，然后立刻给心脏一

    个强大的刺激，“重置”心脏，从而避免死亡。据受到这种冲击的病

    人描述，冲击是一种十分强大、令人不安的击打，“就好像被马照胸

    口踢了一脚”。尽管病人余生都要依靠ICD，但大多数人都感到焦虑，不知道何时会受到这种痛苦的一击，而一旦接受了，就会很不安地知

    道，他们离死亡已经不远了。病人一般都依恋他们的ICD，但同时又对

    其感到恐惧。

    尽管心跳过速或不规律发生时，ICD很有效，但它们不可能防止晚

    期心脏衰竭的发生。由于其设计的目的是防止心脏猝死，因此可能使

    病人遭受更痛苦的死亡过程，ICD会对跳动速度逐渐减慢或变得不规律

    的心脏施加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这个过程对行将就木的病人来说是非

    常痛苦的，而对其亲人来说，也是很难受的。病人在去世的过程中，身体可能会发生猛烈的震动。据报道，曾有这样的例子表明，临终的

    病人受到30多次的冲击，而他们的亲人只能在一边无助地观望。如果

    没有这种心脏，他们也许会平平静静地去世。

    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病人遭受了这种痛苦的

    死亡。在一个层面上，人性以及我们关于死亡过程的传统态度，还没

    有跟上先进的技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如果病人只有几天或几

    周好活了，那就关掉ICD的除颤功能。关掉ICD并不意味着会发生突然

    死亡，心脏还将继续跳动，直到自然死亡发生。但医生、病人和家人

    之间，就是否关掉ICD，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对此几乎从不讨论。

    研究表明，病人不愿讨论是否关掉该装置，因为他们对此的感情

    很复杂，而且经常把关掉行为比作自杀。他们几乎千篇一律地不想就

    是否关掉ICD做出决定，而是期望医生这么做。但尚存的少数研究表

    明，医生并不想承担决定的责任，而且极少跟病人讨论关机的选择方

    案。他们期望病人主动讨论何时关机，而多达三分之一的医生绝对不

    会关掉ICD，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等于是由医生协助来进行自杀。

    ICD的制造商可为病人派一名技工，通过无线方式关掉该装置，但据

    ICD的三位美国制造商之一坚持说，关机的决定必须在病人和医生之间

    做出。一位产业代表2006年告诉《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并不认为，从事医疗是我们的工作。”因此，总是无人最终做决定。本来可

    以平平静静地去世，结果成了对所有参与者的一场折磨。

    ICD于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引入美国，已植入50多万名美国人的身

    体。每年都有15万左右的人被植入该物。婴儿潮(4)

    出生的人慢慢长

    大，他们的父母日渐衰老，这些人中有许多病人都在接近生命的终

    点。有些情况下，这些病人早就与为其植入ICD的医生失去了联系。并

    发现，他们现在的护理人员中，无人愿意就关掉装置与之交谈。病

    人、医生和护士中间，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偏见。就连临终关怀提供者

    也不愿讨论ICD的关闭问题。哈佛医学院报告说，尽管大多数临终医院

    都有强大的电磁装置，只要放在ICD上面，就能停止冲击的产生，但只

    有10%的临终医院制定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政策。

    詹姆斯·卢索(James Russo)在《美国护理杂志》2011年发表的

    一篇文章，是在临终使用ICD的现实问题上最经常引用的一篇文章。卢

    索把1999年1月到2010年10月31日，就此题发表的所有文章做了一份调

    查，调查对象包括病人、医生、行业代表和临终医院的工作人员。他

    的文章对为何病人临终时，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关闭ICD的原因，做了

    清楚的阐述。卢索注意到，去颤器的主要用途，是治疗涉及心室、心

    脏下方两个心室心动过速或心跳紊乱的问题。病人被认为接近临终状

    态的很多年前，通常就已植入了这个装置。而且，医生在植入时一般

    并不认为有必要急于讨论关闭装置的问题。除此之外，这种装置逐渐

    被视为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他的生命支持形式，如呼吸机或洗

    肾机等，都不具备这样一种特性。使所有这些因素变得更糟的，是病

    人和ICD结成的心理关系。卢索找到的证据是，病人常常会高估ICD的

    救生能力，认为该装置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病人可能错误地

    认为，ICD可以防止晚期心脏衰竭造成死亡，但情况并非如此。卢索还

    注意到，从ICD受到冲击的病人，可能因害怕冲击、害怕死亡而产生焦

    虑，甚至得了抑郁症。这就好像使病人进入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

    规”(5)

    一样的恶性循环，禁止他们与医生讨论关机的可能性。内森·戈尔德斯坦因(Nathan Goldstein)和同事们做了一项小

    型研究，于2008年将研究结果发表在《普通内科学杂志》上，该文描

    述了15位病人的态度。他们作为焦点小组组合在一起，考察其对关机

    问题的态度。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病人中没有一个处于积极的临终状

    态。因此，关机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是假定，而不是当务之急。

    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一位病人与医生谈过关机问题。大家一致不愿讨

    论这个话题，尽管他们也害怕ICD的冲击。他们倾向于过高估计ICD的

    功能，以及一旦关机，就可能立刻死亡的风险。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

    道，关机或重新编程(关掉去颤功能，但继续起搏功能)其实是有可

    能的。一位病人把关闭ICD比作“自杀行为”。

    这项研究还表明，病人并不真正理解ICD在他们健康方面所发挥的

    作用，也不理解他们为何会接受ICD。无论是否受过冲击，所有病人都

    对接受冲击感到高度焦虑。没有一位病人愿意为了研究而讨论关机问

    题，也不愿在以后的日子里与医生讨论这个问题。一位病人把关掉ICD

    等同于突然心肌梗死，虽然这个想法并不准确，但全组都强烈地持有

    这种看法。另外，参加者似乎并不理解这样一点，即ICD不会阻止他们

    不因晚期心脏衰竭或另一种疾病而死去。大多数人“都不敢想象死亡

    成为可能，或很有可能”，而且，有几位还非常清楚地说，在正确的

    时间建议关机，这应该是医生的工作。病人过于依赖医生，指望他们

    为其做出关键的决定，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上述作者中还有几位做

    了另一项研究发现，医生跟病人一样，也不愿意讨论关机问题。

    为了探讨医生的观点，戈尔德斯坦因和他的团队一起，对四位电

    生理学医生、四位心脏病医生和四位普通执业医生进行了详细的采

    访。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有点偏差，因为几位作者采访的医生，只限

    于那些曾在某个时间与病人讨论过关机问题的医生(在医生中绝对占

    少数)。即使如此，这些医生也极少与病人进行这样的交谈。而经他

    们查明，进行这样的交谈，是有几个障碍的。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害

    怕让病人感到可能接近死亡，而他们做的是“关闭希望”。医生还认可，即使做出了生命终结时的决定，ICD有某种东西使其关闭，本身要

    比其他生命支持技术的关闭更难。他们的报告中说，事实是，ICD很

    小，植入了体内，很容易被忽略。他们还承认，跟病人讨论这事令他

    们不舒服。尽管所有的医生都认为应该进行讨论，但大家都不确定何

    时开始为好，而且对提及即将死亡的可能性一事，都持强烈的保留态

    度。

    虽然该文的几位作者没有明显提及，但文中暗含的主题是，美国

    医学界均有一种倾向——尽量避免认识到死亡终将到来。无论病人还

    是医生，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永远都想用其他治疗方式或干预方

    式，希望尝试着避免死亡。医生不仅不愿讨论生命终结时的ICD关闭问

    题，他们甚至都没有意愿去关闭该装置。卢索引用一项研究表明，根

    据对电生理学医生和装置公司代表(他们经常是最后关掉装置的人)

    的抽样，只有57%的人说，他们关掉ICD的时候会感到舒服，哪怕病人

    提出了要求也是如此。这么一来，我们发现，我们面临一道难题：病

    人要医生为他们做决定，而医生则把责任推到病人身上。这个行业占

    百分比很大的一批代表则觉得，即使病人提出要求，要他们关掉ICD，他们也不会感到舒服。结果是，临近死亡时，把ICD关闭是极为罕见

    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很遭罪，经历了几乎人人都称作“死得很

    糟”的那种状态。由于医生(以及病人)都倾向于把关机等同于安乐

    死，他们有时就会推迟做决定，要求进行伦理或心理评估，这反而增

    加了体验痛苦和无效冲击的风险。

    正当我们展望医疗技术崛起之时，很有可能，ICD并非故意产生的

    后果，也有可能在一系列产品中发生。即使在植入时能就最后是否关

    掉ICD进行讨论，但讨论得这么早，并不一定就能反映出病人只有几天

    好活或几周好活时的实际感觉，也不一定就能反映出病人陷入昏迷或

    脑死亡状态时，亲人处于迫不得已的状态下可能做出的决定。就连医

    生对能与身体自然功能协调一致的植入式小电器的态度都很不一样。

    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病人和技术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起来。如果我们相信，只要这些装置横亘在我们和死亡之间，那我们就肯定会对之

    产生很深的感情，也会反射性地抵触消解这种界限的努力。

    随着人工心脏和心脏辅助装置的科学迅速推进，即使更激进的解

    决方案，现在也在调研之中。再过几十年，就连自成一体的全人工心

    脏都有可能过时，因为到了那时，科学家会发明一种纳米技术来解决

    心脏衰竭问题。一个可能的场面是，可以对几百万纳米机器人进行编

    程，令其行使心脏功能，给全身的红细胞供氧，并移除、去除二氧化

    碳和其他废料。这些软体机器人甚至可以进行自动推进编程。也就是

    说，它们可以实现自我推动，穿过血流，完全终结对心脏的需要。这

    种特效疗法可能会把生命延长数年或数十年也未可知，但技术最终还

    是会遇到人类生命期限的最终限度。很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时候出现：

    病人极度衰老，身患其他毁灭性的疾病。这时，纳米机器人虽然能使

    他们活下去，但他们却活得非常痛苦。解决这类问题的科学家们就会

    有能力关掉这些纳米机器人，但到了这时，我们又会发现自己要面临

    是否“关掉”软体机器人的道德困惑。

    但是，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很可能面临的可能

    性吧。这么假定还是相当理智的，即许多人最后总会植入某种装置，为他们执行某种非常重要的身体功能。无论这种装置是人工器官、多

    种心脏辅助器之一，还是神经移植，当我们习惯了这些装置，它们就

    会为我们创造出一种“新常态”，而我们的身份感也可能扩大，把我

    们的装置也囊括进来。这种新常态对许多人来说，将意味着他们的生

    活没有植入体的帮助，就不可能长久。我们才刚刚开始习惯这样一种

    想法，即当病人脑死亡时，可以把外部的生命支持机关掉，把内部

    “身体部分”关掉，感觉像杀人，而要求把植入装置关掉，似乎更像

    自杀。正当我们忙着拥抱人工植入体的生命给予和生命延长效益时，我们却给我们(以及我们的亲人)造成了今后要做决定会感到非常困

    难的局面。近年来，已在努力解决关机问题并努力为面对不治之症病人提出

    要求的那些医生，确立了一些指导原则。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心脏病

    学院和心律学会，曾于2008年发布了《心律异常装置疗法大纲》。理

    查德·泽尔纳(Richard Zellner)领导的团队曾为撰文而研究了这个

    大纲，该文于2009年在《循环：心律失常和电生理学》杂志上发表。

    他们注意到，尽管撤销生命维持性治疗“有违”医生训练和价值观，但该大纲却清楚地说明，把垂死病人的起搏器或ICD关闭，“不应视为

    医生协助自杀或安乐死”。大纲强调了病人自主原则，这是现代医疗

    伦理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原则主张，医生应该首先尊重病人的意

    愿，如果病人根据道德理由拒绝这么做，他们必须把病人转介给另一

    个可以这么做的医生。几位作者还引证了医生兼方济会教士丹尼尔

    ·P.萨尔马西的文字，因为他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在你体

    内、体外：生物技术、本体论和伦理学》。

    萨尔马西的论点是，构成“替换”疗法(如取代病人原生心脏功

    能的生物心脏移植)的医疗技术和“替代性”疗法(如并不能治疗所

    患疾病，而只是在启动之后，能够强加某种人工功能的心脏起搏器)

    之间，有着清晰的伦理界限。萨尔马西很清楚地把人工移植物确定为

    替代性疗法，从伦理角度讲，只要病人提出要求，就可以关掉。他并

    不像医生和病人那样，很清楚地把该技术存在于体内(如植入式装

    置)还是体外(如洗肾机)区别开来。对萨尔马西来说，替代性疗法

    都是人工干预方式，是不可能治愈所患疾病的。与临终病人中断人工

    生命支持疗法有关的规定，其实都是一样的，无论该疗法是人工呼吸

    器还是植入式电子装置。他指出，当临终病人要求中断生命支持，或

    当病人的痛苦超出了技术的效益，这两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中断生命支

    持，已经是很确定的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无论医生还是病

    人，都不大可能读过萨尔马西的文章，也不大可能领会他描述的那种

    含义。他承认，就像以上戈尔德斯坦因等人所论证的那样：“根据伦理学的逻辑似乎等量齐观的问题，却在心理层面上仍让病人和医生感

    到不一样。”

    尽管萨尔马西的观点很有道理，但他把能够在某些情况下，按照

    伦理标准关掉的人工植入物和要干扰就会不符合伦理标准的生物植入

    物之间，重要地区别开来。生物植入物不是人工技术，而电子植入物

    却是人工技术，对这一点，并非人人都很清楚。而他对为什么老人或

    永久残疾者虽未处于“积极”的垂死状态，却因只想死而后已而要求

    关掉植入物这种问题，也未加以处理。而现在，也只不过才过了几

    年，医疗技术就已经准备模糊萨尔马西的有机(无机)界限了。

    为了进一步向生物—人工界限挑战，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工程器

    官，因其能把人工部件与人体生物细胞整合。这一点，我将在下面一

    章讨论。正在设计的植入式装置，将会更容易与身体整合，也更难归

    类为有机或无机。除此之外，并非人人在心理上都持有生物伦理学家

    对植入式装置所持的那种冷静的观点。人们对无论自己还是他人的身

    体，都怀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害怕死亡，有时感情冲动，无法决定是

    否关闭失去生活能力的亲人的生命维持系统。如果要“放弃”一位奄

    奄一息的病人，承认“失败”的话，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感情

    也会变得复杂起来。根深蒂固的心理和文化现象，要想和当今科学发

    展的速度匹配而发生变化，那是不太可能的。

    总有一天，这个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到来。这时，我们要死了，我

    们的植入物很可能使我们的逝去变得复杂化。在可见的未来，何时关

    掉植入物的决定也不大可能变得更为容易。即使在今天，医生也觉得

    很难预料，一个病重的人还残留着多少生命。而如果我们不与之开始

    一场关于关机的谈话——那这样的谈话就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但是，更大的那场谈话——那场关于如何理解我们“自己”既有生物性又有

    人工性的谈话，只是刚刚开始。

    (1) 1磅≈0.454千克。(2) 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中，执业护士(nurse practitionet)要比护士接受更多的

    医学训练，可以诊疗患者。

    (3) 卡伦·安·昆伦(Karen Ann Quinlan)和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是

    两例植物人事件，亲人要求结束其生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4) 婴儿潮(baby boom)：指“二战”后美国从1946年至1964年，新增了7800万

    婴儿。

    (5) 源自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根据“第二十二条军

    规”，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疯子本人提出申请。同时又规

    定，只要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都是头脑清醒者，应继续执

    行飞行任务。第三章

    战胜肾病、肺病、肝病的比赛

    光看弗兰克·鲍尔斯的外表，难以猜出他与慢性肾病进行过怎样

    的斗争。弗兰克看上去很年轻，但已60岁了，有3个已成年的孩子。他

    需要每周三次、每次三个半小时，接通一个洗肾器。他的自然肾功能

    已降至5%，如果没有洗肾器，他就会死，因为他的肾脏再也无法从他

    的血液中把积累的毒素过滤掉。弗兰克患的是终末期慢性肾脏病，又

    称ESRD。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他患ESRD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三倍。

    而他的家庭中，肾脏病已经摧残了兄弟姐妹中的两个和一个表亲。他

    很担忧他的3个孩子和12个孙子、孙女，为了他们，他参加了一项关于

    遗传学和肾病的全球性研究。

    弗兰克一向都坚持过一种健康而积极的生活。即使如此，48岁

    时，他的肾脏就已经开始衰竭。虽然没有痛感，但他感到头晕目眩、迷失方向、无精打采。于是，他的医生便给他做了肾脏检查。他的尿

    检中发现了蛋白质，这明确无误地表明，他的肾脏在衰竭。即使经过

    三次活体组织切片，以及一次次的检查，他的医生也始终没有查明原

    因是什么。他们开的处方是特别的食谱、增加饮水量，并以类固醇药

    物泼尼松进行治疗。这些措施管用了几年，但到1996年，他的肾功能

    终于崩溃了。他的医生开处方建议他洗肾，于是，弗兰克上了肾脏移

    植等待名单。

    他为了等一个新肾，一等就是37个月。在这37个月中，他的健康

    状况惊人地变差。他几乎完全停止了排尿，结果开始有大量尿液储

    存。他的医生向他保证，一旦有了新肾，他就会焕然一新。但首先，他们得尽量找到基因上能够搭配的新肾——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这样的新肾中死去。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一个很适合的肾脏。于

    是，弗兰克进行了移植手术。

    弗兰克还在手术中，新肾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当外科医生把最后

    一根血管接在肾脏上时，他立刻开始排尿了。他醒来时第一句话便

    是：“我感到年轻了20岁。那时候，我能工作、度假，能远足、锻炼

    身体。这感觉简直就像奇迹。”接下来的13年中，弗兰克每天都能尝

    到甜头，但最终还是遇到了器官移植的限度问题。新肾失效，他再度

    陷入重病之中。

    到了2013年1月，他的体液潴留达到极点，体重达到456磅(1)。据

    他形容，这种体验“非常难受”。肾脏无法排除的液体令他体重翻

    倍。住院后，医生说，他的病属于不治之症。家人都被召集到医院，准备跟他告别。尽管诊断结果很恐怖，但医生都不愿意放弃他，还是

    在他腹股沟插了导尿管，以便为他洗肾。令大家都吃惊的是，洗肾效

    果超过了预期。于是，他很快就排出了大量积液，身体恢复到正常体

    重226磅(2)

    ，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自从那时开始，弗兰克每周都有三次要接通洗肾机。洗肾机把他

    的精力耗尽，每做一次之后，他回家后只能爬上床。有时日子不错，有时日子却很糟，这时的他已无精打采、体力不支。他也知道，他是

    靠借来的时间活着的。影响洗肾者的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现已成为

    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医生不得不在洗肾病人的血液中移植一个“嫁

    接物”，以便让血液流过一根管子，经洗肾机过滤，移除毒素和积

    液，然后流回身体。弗兰克现已移植了多个“嫁接物”，每一个工作

    一段时间后就会堵塞或失效，原因是用作通道的血管已经崩溃。洗肾

    多年之后，医生告诉他已经没有可以用来工作的血管了。弗兰克非常

    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他不会再有供插管用的血管了。

    在11月寒冷的一天，我在弗兰克妻子装饰得很美、很舒适的联排

    别墅中跟他见面。那时，我忍不住想，像他这样明显充满生命力的人，却处于如此可怕的窘境，是多么不公平啊。很明显，他的孩子和

    孙子、孙女是他生命的焦点，而他却担忧他们每个人都有患上肾脏衰

    竭症的可能。我想问他接下来怎么办，但我犹豫不决。若再移植一个

    肾脏，他很可能再活十来年，但他会再考虑接受外科手术、抑制免疫

    系统，以及经历伴随而来的所有医疗管理的折磨吗？

    他承认：“关于再做移植一事，我还没跟医生谈过。”除了ESRD

    之外，他现在还患有瘀血性心脏衰竭。不做手术，他可能活不下来。

    他还担忧，随着年龄的变大，免疫系统抑制不知会对他有何影响。他

    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无论哪种选择，都有潜在风险，甚至都不能

    拥有一种可接受的生活质量。“那移植人工肾脏呢？”我问他，“假

    如你有途径，你愿意试一试吗？”他想了一分钟后说：“可以呀，如

    果有这种选择的话，我愿意为了我的孩子和孙子，做一个试验用的天

    竺鼠。”

    如上所述，非裔美国人相较于其他少数族群，患上终末期肾脏病

    要容易得多。尽管原因尚不太明确，但很明显的是，这个问题与基因

    和像糖尿病这样的主要风险因素有关。大多数转介做洗肾的病人，都

    患有多年的慢性肾脏病，他们的自然肾功能已下降到正常情况的10%～

    15%。正如弗兰克的故事说明的那样，洗肾可延长生命，但非常耗时，副作用也很糟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多个“嫁接物”的反

    复失灵和并发症的风险。除此之外，尽管洗肾能够为病人赢得一点儿

    时间，但所患的肾脏病会继续发展，而如果不移植器官，这个病终将

    是致命的。

    即使移植了器官，移植器官也不可能维持病人的一生，这个事实

    鲜为人知。移植后的所有器官，不是最后受制于摧毁原器官的疾病，就是最终被身体排斥。免疫系统可以抑制一段时间，但它总会打赢这

    场针对基因匹配器官的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由于人口老化，器官需

    求量迅速增长，我们现正处于器官奇缺的时期。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是配合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工作，操作

    器官劝募和移植的网络(3)。根据器官共享联合网络发布的消息，每年

    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等待基因匹配器官时死去。移植等待单上目前

    尚有12万人。单上约有9万人在等待肾脏，而每年做的肾脏移植手术仅

    有1.8万个。问题是，选择捐献自己器官的人太少。为什么？问题是缺

    乏信息，以及一些常听说的流言，使人不愿捐献。

    最常听到的一个流言是，如果急救室里的医生知道你是器官捐献

    者，他们就不会为了拯救你的生命而努力工作。据UNOS报道，这个看

    法完全与医疗专业人士的做法背道而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治病救

    人，病人若死亡，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对医生和护士来说，都会被视

    为一种失败。而且，病人死亡时，医疗专业人士会经历很强烈的感情

    创伤，有时甚至还会背黑锅。除此之外，病人临终时，虽然有人愿意

    成为器官捐献者，但在美国很多州都无法完成这个过程——捐献者的

    近亲必须同意捐献，而如果他们怀疑亲人得不到所需要的救生护理，就可以很容易地取消这个选择方案。有个别关于医生对延长临终病人

    生命的态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医生事实上倾向于尽可能延长病人的生

    命，哪怕英雄般的举措与病人陈述的愿望相违背。至少在美国，最常

    见的场面是——医生把病人的生命延长到生命已无意义的地步。

    人们不愿捐献器官，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他们有一些错误的

    观念，认为他们信的教不允许这么做，或认为年龄太大做不了(年龄

    再大，器官捐献也没有限制)。甚至持有一种痛苦的看法，认为如果

    捐献了器官，就等于肢解了肉体，不再适合参加开棺式葬礼。实际

    上，通过手术割除器官后，对身体的样貌并无影响，并不会不适合参

    加开棺式葬礼。尽管如此，一想到身体的完整性被破坏就令亲人如此

    不安，即使他们知道虽然拒绝的理由没有逻辑，但他们还是不接受器

    官捐献。我在二十几岁时就得知，我的一个兄弟在驾驶执照换新时，就决定成为器官捐献者。我当时对这个做法感到极为震惊，以致流着

    泪乞求他改变这个决定。尽管我现在知道，器官捐献是什么样的救生过程，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成为器官捐献者，要比让我的亲人捐献容易

    一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器官短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导致产

    生了一个剥削化程度很高、兴旺发达的器官倒卖黑市。有此做法是因

    为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有需求，也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的处境

    令人绝望。2004年，一个主要的器官走私链被侦破，他们从贫穷的南

    美国家的活体捐献者那儿买来肾脏，然后卖给以色列、美国和欧洲国

    家的受众。这个黑帮组织原发地为以色列，该国是器官捐献率最低的

    国家之一，因为当地犹太教禁止捐献器官。

    器官贩卖生意极为有利可图。据《纽约时报》2004年一篇文章报

    道，巴西的活摘肾脏捐献者可赚取6000～10,000美元，这在每月最低

    工资仅为80美元的国家，简直就是发了一笔大财。这个过程相当复

    杂，首先要招募捐献者，然后让这些人飞到南非，活摘器官，再送返

    本国。与此同时，贩卖者对每一个肾脏的收费可高达15万美元。尽管

    在美国购买器官为非法行为，但根本不可能阻止患者按贩卖者要求的

    价格购买，因为他们都是奄奄一息、坐以待毙之人。他们飞到南非，接受新器官，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之后，再回到美国。最近，南非已取

    代土耳其，成为手术过程的首选国，尽管进行器官贸易从严格上来说

    是非法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要想进行这类手术，许多医院、外科医

    生和其他医务人员都会对此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即使有更多的人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器官移植的实践也会有其

    限度：因为基因匹配问题，以及身体最终对移植器官的排斥，都非常

    具有挑战性。正如弗兰克的病例所显示的那样，所有的移植，最终都

    会被因其造成的疾病迎头赶上，或是遭到身体排斥而失效。这对那些

    年轻时就接受器官移植者来说，问题特别大。这些人一生需要进行多

    次移植，由于上述的种种限制，这样的前景是不可能保证的。即使情况最佳，有人自愿捐献，依然会有伦理问题存在，必须在捐献器官之

    前加以解决。

    哪怕已经查明了临终捐献者的情况，医疗团队依然会面临种种困

    惑，比如如何选择管理肝素。这是一种抗凝剂，能防止血管中的血液

    板结，但它却可能加速流血的病人死亡。在临终病人或脑死亡病人的

    身上保持器官方面还有一个进展，即引入了器官获取体外间隔支持

    (EISOR)。就是斯苔西·苏曼迪格进行人工心脏移植后，对所使用的

    ECMO机的暂时使用。EISOR使用ECMO机，清除来自身体的血液并对血液

    充氧，然后再返还给身体，灌注并保存各器官，最后再加以切除。需

    要这么做的理由是，一旦捐献者停止呼吸，血液不再循环，器官就会

    很快受到损坏。就算不会破坏获得可移植器官的机会，也会降低这个

    机会。使用EISOR时，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已经停跳心脏的重新激活。

    心脏会因血液流动而再度跳动，但病人不会呼吸。这可能让悲恸欲绝

    的亲人产生希望，误以为该人可能会复生，哪怕脑死亡已经发生，而

    当EISOR一中断，血液循环就会立刻停止。身体显得粉红，摸起来有温

    暖之感，这时容许移除亲人器官，是件很难的事，其难度是绝对不能

    低估的。捐献者的家人常常会感到，他们是在“杀害”捐献者，即使

    经过多次检查，早已确认了脑死亡。虽然脑死亡就是死亡，但不是人

    人都理解这一点，也不是人人在情感上愿意接受这一点。而对血液循

    环进行人工维持，是绝对不可能逆转这个事实的。

    除了上述那些与所有器官捐献个案有关的问题之外，就连医嘱洗

    肾本身，也有必须解决的伦理问题。2002年，艾利·弗里德曼为《美

    国人工体内器官协会杂志》撰文时，开列了一张清单，列举了医生是

    否对病人进行洗肾或置于等待移植单上时，必须提出的问题：对预后

    无效的病人进行洗肾，有无这个必要？年龄过大，是否可以从洗肾治

    疗中排除出去？接受者的年龄在分摊器官的轻重缓急方面，是不是一

    个考虑因素？是否应该进行将孩子的肾脏移植到父母身上的手术？服

    用海洛因或可卡因是否能成为充分的理由，不为其提供洗肾治疗？向医院支付了保险费的富人，是否应该优先享受捐献的肾脏？肾脏是否

    应该市场化，意思就是说，富人可从穷人那儿买肾？虐待行为、毁灭

    行为，以及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是否足以构成不给予洗肾治疗的理

    由？

    采取永久性器官，就能解决其中一些问题，而全世界的科学家现

    在都在研究完全自成一体(不为插管或插线而切开伤口)的人工器

    官，以对应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如斯苔西的故事所阐明的那样，总有

    一天，将会有某种永久性可植入的器官，来治疗一系列的致命疾病，而我们离这一天已经不远了。这个现象的效应可能意味着，这些器官

    (或装置)接受者的生命可能会急剧延长，而自然器官捐献的难度也

    会急剧减小。人工器官不会受上述一些问题的阻挠，但一旦涉及生物

    伦理学家所称的分配式公正问题时，就又提出了新问题。由于自然器

    官稀缺，这肯定会引起一个问题，即要决定谁能接受自然器官。但无

    论研制还是分配都极其昂贵的人工器官，可能只能提供给生活在富

    国，买了医疗保险或有能力马上支付的那些人，这样就等于冷落了穷

    人和中产阶级。

    人工器官很快就会被设计出来，它与自然器官相比，更耐用，也

    更强大有力，从而不仅可能具有疗效，而且具有增强力。例如，生物

    伦理学家中，基因增强目前被广泛地认为不可接受，但当基因增强装

    置可以开始供货，为矫正某种疾病或残疾而服务，以及人工移植物可

    以超越矫正，有能力增强人类属性时，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还可能存在

    吗？我们应该考虑这一点，即我们每年都进行大量的医疗手术，这些

    手术毫无医疗效益，仅仅只是通过整形外科的形式，使容貌更美而

    已。整形外科最开始研发时，目的是作为对因事故和疾病而毁容的一

    种矫正方式，但现在，数百万的人都用它来作为整容方式。同样，原

    来研发专治瞌睡症的药物，现在则被武装力量用来提高军队警觉状

    态，加强注意力。这样预测也许是合理的，即目前处于研发之中，用来治疗一系列疾病和残疾的技术，可能将来会被用来改善“正常”的

    功能。

    即使上述伦理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对病人实行了洗肾治疗，但洗肾治疗依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技术。洗肾的病人中，只有大约33%的

    人能存活五年，而移植的病人中，80%也仅能存活五年。洗肾并不能代

    替自然肾脏的所有功能，如帮助调节血压，生产维生素和激素，降低

    血酸，重新吸取体内需要的液体。接受洗肾治疗的病人，如弗兰克，依然会体验到与血液积毒有关的病痛感，但只能每周三次进行缓解，而不是像正常肾脏那样，能够进行持续的过滤。

    由于这些限制，现有几个研究团队正在研发能持续进行更多必要

    功能的人工肾脏。正在研发中的大多数人工肾脏都需要一个体外装

    置，戴在皮带上，但也有导管和导线，必须通过切口与病人的血管相

    接。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潜在的致命感染和血管崩溃，令接受洗肾的病

    人不胜其烦。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地方，是社会接受问题。根据斯苔

    西·苏曼迪格的故事讲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样，人们在看

    到某个装有人工体外装置，进行某种生命维持功能操作的人并与之交

    流时，才有可能感到舒服。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生物工程学家、生物学家、医生和其他研究者组成的一支跨学科团队，正在进行一些最令人兴奋

    的肾脏替换研究，项目名为“肾脏工程”。在生物工程学家苏沃·罗

    伊博士的领导下，该项目是一个几种尖端技术汇合的榜样。该团队研

    发的肾脏，把微机电科学(电机装置微型化)、纳米技术(利用微细

    分子打造的超强材料)和人类细胞技术结合起来。UCSF的网站上，可

    以找到关于该技术的综述。它是这么说的：“需要硅纳米技术的进

    步，才能批量生产性能可靠、高孔隙、强有力和结构致密的薄膜。还

    需要分子涂料的改善，因其能把血液互通性和技术转换到涂料硅胶薄

    膜，而不会堵塞毛孔。细胞采源和储存问题也必须解决。所有这些技术现在都已到位。”目前，正在研发中的这个装置，是可植入的、独

    立式的，由病人自身的血压提供动力，不需要电池，也不需要外部插

    管，所提供的肾功能远远大于洗肾器。这个双部件装置尺寸约有一只

    咖啡杯大，它所含有的肾脏细胞源自病人免疫系统中的干细胞。它不

    像移植生物肾那样，不需要抑制免疫系统。人工肾脏已成功地在鼠、羊和猪身上进行了试验。据罗伊博士当时预估，人类临床试验将于

    2017年年中开始。

    这个人工肾脏除了每时每刻提供与生物肾脏很相近的血液过滤减

    毒功能之外，据说比洗肾器要便宜得多。目前，每个病人洗肾，每年

    都要耗费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8.5万美元。对移植接受者的管

    理，每年要耗费联邦医疗保险大约3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钱都花在抗排

    斥药物上。预计人工肾脏在初次手术后，每年花费2万美元。随着技术

    的成熟，以及广泛运用，会进一步降低成本，也会领先于价格上的这

    种急剧下降。与此同时，技术的进一步优化，肯定会使设备的微型

    化。由于这种人工肾脏不用电池，病人就不需要反复不停地做手术来

    将其替换，而目前，心脏起搏器和其他植入式装置就必须这样。随着

    人工肾脏变得更小，最终可以直接置于皮下。这样，在装置的使用期

    限内，可以更换不同的部件，而无须做重大的手术。

    人工肾脏中，两个主要部件是滤血器和细胞生物反应器。滤血器

    使用纳米技术涂层，其颗粒如此之细，血液中积累的糖分子和盐分

    子，以及其他毒素等，都能过滤掉。同时，还能防止血栓，并让重要

    的分子(如蛋白质)待在血液中。这个生物反应器中含有取自病人的

    真正的人类细胞，可以进一步处理过滤过的血液。这样，适量的糖和

    盐都能回到血液中，身体重新吸收水分，制造可由膀胱排掉的尿。到

    目前为止，这两个部件都已在动物身上进行过成功试验。该研究团队

    现正研究如何把这些部件综合成一个很小的装置，接在病人内部的血

    管上。尽管想知道每个部件移植到体内可持续多久还为时尚早，但这个装置的研发不是作为过桥移植，而是意在成为永远解决ESRD的手

    段。

    首批人类临床试验，将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装置的安全问题上。试

    验对象是已经上了移植等待清单，但如做手术仍可活下来的病人，他

    们既不是病情最重的病人，也不是在等待移植清单上等了很久的人。

    尽管这项技术很先进，但把它应用在工作上还不是最大的挑战——在

    这种情况下，“能否”获得足够的资助才是最大的挑战。假定项目能

    够吸引到需要的资助，据罗伊博士估计，临床试验2020年就可全部结

    束。这之后，装置就可投入市场，供公众使用了。尽管这个项目许诺

    给患有ESRD的病人一个救命的礼物，但它也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伦理

    问题，并超出了考虑的限度，因为它所考虑的内容，都是如何做出选

    择，才能按轻重缓急的次序安排病人接受生物肾脏。例如，装置中有

    人类细胞存在，与人类循环系统连接，从而也与人体自然过程整合

    (如血液组成和血压)。这是否意味着，该装置是“活”的？它有

    “人性”吗？进而言之，对该装置的控制，是交给接受者、医生，还

    是社会呢？不妨考虑一下，接受者是否有权把移植物关闭或移除，如

    果该行为会很快导致死亡的话。在移植人工肾脏的情况下，一个因患

    另一种疾病或有另一种病情，处于生命终结期、十分痛苦的人，可能

    宁可接受因肾脏衰竭造成的相对平静的死亡，也不要经受另一种病情

    的痛苦而死亡。那么，这个决定是否可以视为自杀？除此之外，如果

    关闭或移除装置，还有医护人员参与协助，那是否可以把该种行为定

    义为安乐死，甚至是谋杀？我们科学的状况又一次超过了当前的医疗

    伦理学、社会、法律和政治政策的界限。人工肾脏代表着首批冒险行

    为之一，进入鲜活的人体系统和纯粹技术系统之间模糊的界限之中。

    到目前为止，“肾脏工程”的资助约有700万美元，其来源也出人

    意料——至少我知道后很吃惊，因为资助者不仅有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4)

    ，还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防部(DoD)。虽

    然还需要私人投资商提供更多资助，完成这个项目，但NASA和DoD的投资表明，现在研发的技术可能会广泛地应用于一些重大的创新项目，其中有很多都超出了医学范围。

    “肾脏工程”并非第一个被认为是由几个组织共同投资，它们却

    同床异梦的重大工程。对综合技术影响问题做出的第一次严肃考察，就于2001年在美国发生。该项研究的资助者是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军方，以及商务部。这项研究和有关CTs的更大的争论，跨

    越了很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德国，以及欧盟的其他国家和亚洲一

    些国家。资助来源成分复杂，这表明CTs已具备影响生命各方面的潜

    力。2003年，由NSF和DoD资助发布了一份长达482页的报告，题为《综

    合技术，以改善人类操作情况：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

    知科学》(NBIC报告)。报告中，主编米哈伊·C.罗可和威廉·辛姆

    斯·贝恩布里吉写道：

    在20年期限之外，或在高科技范围之外，综合技术在这样一

    些方面可能会有意义重大的影响，如工作效率、生命周期的人类

    身体和大脑、通信和教育、心理健康、航空学和空间航行、食品

    和耕作、可持续环境和智能环境、自我呈现和时装、文明转型。

    这份报告反映出，许多个人和机构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以便协调

    广泛学科间专家的工作。这些学科中所含的不仅有科学家和医生，还

    有伦理学家、政治家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思想家。这表明有一种认识，即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传统划分界限，在一个激进

    的技术转型世界里，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对在创新核心处保持人类尊

    严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更急迫。科学家必须学会说伦理学家、宗教

    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语言。与此同时，这些组别的人

    也必须更熟悉CTs方面的突破。随着新的范式崭露头角，社会几乎每一

    个部门都需要发生重大的变化。CTs的存在将意味着，各专业都要史无前例地进行合作，其范围要

    比社会或教学机构一向支持过的还要广泛。在上述NBIC报告中，罗可

    和贝恩布里吉把他们的推荐方案提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个个都必须

    学会相邻学科的技能，以便增强合作；在学术界，各机构必须“进行

    重大的课程和组织改革，重新进行结构科学和工程学的教研”；联邦

    政府必须把重点放在资助“综合技术，其焦点是增强人的工作效率，包括对CTs的社会和伦理方面的研究”；职业学会应该致力于“减少妨

    碍个人跨学科工作的障碍”，而新闻媒体则有责任“从新综合范式基

    础出发”，提供“关于科技的高质量报道”，以便公民都能理智地参

    与公共政策的形成。这种要求可能过高，但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些新的协同效益会对全社会提出挑战，要求社会变得更聪明，容纳

    广泛的发散知识，并适应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激进变化。朝向CTs的迈进

    将终结主导一个多世纪极端专业化的教育和工作模式。

    强大的新技术，如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一旦综合并加以使用，将意味着不仅会发生增量式的变化，而且会发生指数式的变化。也许

    最难的一个概念是CTs精髓中的一个概念，这在一篇名为《纳米技术聚

    焦》的文章中已清楚地阐明。该文作者陈述说：“过去是向大自然学

    习，模仿大自然制造工艺品，现在则越来越转变为在有生命体和无生

    命体之间搭建新的桥梁，或为设计的目的而修正自然过程和结构。这

    甚至延伸到从头开始、从技术上创造生物体的愿景。”

    该文是这样解释的：“新的人脑与机器的交互，目的在于补偿感

    觉局限、提高运动能力的修复术，以及关于移植物能提高认知成就的

    愿景等，都属于CTs争论的核心话题，在人类增强的话题方面尤其如

    此。”我们不仅要对这些全新的生物——人工生命形式进行新的关

    注，我们也将接受这些生命形式。仍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随着

    我们把这些强大的创新越来越多地整合进来，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远见

    和适应性，来妥善地管理我们的新生化机器人的性质，还是我们会对

    使用CTs的潜在灾难而感到吃惊？科学家们说，在创生人工器官的过程中，科学问题和伦理问题虽

    然令人心悸，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必要的资金挹注，从而推动技

    术从实验室走向动物试验，然后走向人体试验。取得FDA批准的过程，在非常复杂的调控环境中，所花时间最多可达10年，而新技术需要有

    持续的资金才能跨越一个个障碍。由于人工器官正在研发的数家生技

    公司都受制于市场的起落，导致公司还没有获得FDA批准的所有要求，资金就可能已经用完了。

    一个典型个案是人工肝脏的肝脏辅助系统(HepatAssist)，对我

    们这些尚未深入生物技术宇宙的人来说，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令人糊涂

    而灰心。如果从头讲起的话，肝脏这个器官远比肾脏复杂，执行的功

    能也比肾脏多得多。它可稀释从肠道和身体其他部分吸收的有毒物

    质，并把它们合成为无害的分子，最后从身体中排除出去。肝脏还能

    发挥消化的关键作用，把食物转化成为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

    肪和胆固醇。我们知道，胆固醇太高是有害的，但它在制造重要的激

    素(如雌激素、睾酮和肾上腺激素)方面则必不可少。肝脏还有大量

    储积的糖，并在身体需要时，将其释放到血液之中，还能将食物转化

    成重要的混合物，用于创生凝血因子。

    制造人工肝脏的技术难度极为巨大，但其中很多难题最近已经得

    到解决。洛杉矶西达—赛奈医疗中心前外科医生阿基里斯·迪米特里

    欧，曾在21世纪初期，领导了一支由研究人员和医生组成的团队，制

    造了一个名为HepatAssist的人工肝脏辅助系统。HepatAssist就像人

    工肝脏，能把人工组件与活体细胞结合起来。所谓“活体细胞”，在

    这种情况下，就是猪肝细胞，即猪的肝脏细胞。制造这个装置时，是

    把它作为体外搭桥进行移植，或接通身患严重肝脏衰竭病人的肝脏痊

    愈辅助系统。该技术的一个功能是，把等离子体与血液中的红细胞分

    开。这样，等离子体就可在各组件中循环，通过猪肝细胞和其他部件

    进行过滤，然后回到血液中，但已经没有肝脏衰竭时积累的有毒物质了。这个装置利用纳米技术创造了一个过滤薄膜，其毛孔如此之细，以至于可以防止细胞碎片回到病人的血液中。

    2004年，迪米特里欧医生的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其中涉及

    了很大一组患有肝衰竭的病人，他们都得到了人工肝脏的支持。研究

    者将他们与未得到支持者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者们表示要谨慎，许多专家也表示同意，即研究结果有些偏斜，因为研究涉及的有些病

    人曾接受过肝移植，但产生了移植排斥反应。据悉，任何治疗对这一

    组人都未起作用，但该研究仍表明，得到HepatAssist支持的病人，其

    幸存率大大高于他人，为30天。其后对研究进行分析的专家表示，假

    如没有包括曾拒绝移植的病人，病人存活率可能会明显提高，但这项

    研究强调，该技术只是许诺为移植做延长生命的搭桥工作。不过，有

    了HepatAssist后，在获取资助以便进一步研发该技术时，出现了错综

    复杂的种种困难。

    研究结果发表前，曾研发了某些技术的一家公司(麻省列克星敦

    的塞斯生化医学公司)买下了HepatAssist的技术权。此前，塞斯生化

    医学公司在饲养细胞能安全用于该装置的无病毒猪方面，已经取得了

    突破。经FDA批准，可对患有急病的病人的HepatAssist进行进一步研

    究，但为了实际上获批用于医疗用途，塞斯生化医学公司还需要做额

    外的研究，排除那些已拒绝移植的病人，以便获得更准确的结果。研

    究者们已经知道，这个装置能帮助那些有病毒或药物诱发的肝损坏

    者，但要进行广泛试验，需要更多的病人，并建造多个研究中心，而

    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程序。

    塞斯生化医学公司正申请许可权，以进行额外研究时，“9·11”

    事件动摇了金融市场，本来可以资助该研究的创业投资资金便干涸见

    底。塞斯生化医学公司把该项技术卖给了另一家生技公司，名叫阿尔

    比奥公司。阿尔比奥公司试图重振这项试验，但还是吸引不了资助，结果把技术权又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即肝生命技术公司。到了这儿，这个故事便岌岌可危、濒于终结了。菲利普·罗森塔尔医生是原始研

    究的几个作者之一，他推测说，这家公司要么拿不到足够的钱，持续

    进行新的研究；要么已经决定，该装置无法盈利，只能放弃项目。罗

    森塔尔医生相信，自从研发了HepatAssist，医学界的兴趣已经转移到

    看是否有可能使用人类干细胞在实验室生长特殊化的细胞，以取代病

    肝中受损的组织。

    HepatAssist似乎好景不长，而后面却更加命途多舛。肝生命技术

    公司获得HepatAssist技术后，把该装置重新命名，称为HepaMate，并

    在2009年的一项声明中宣布，获得HepaMate技术时，已从FDA获批，可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享有快速通道地位和临床试验一期、二期，及

    二期、三期的临床数据。据他们陈述，他们期望开始新的第三阶段的

    临床试验，但并没说何时开始。同一份文件针对的是潜在的投资商，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即HepaMate技术并未获利，也不能保证以后可

    以获利——用的都是官方程序化语言，为的是求得法律保护。他们还

    列举了一份冻结令清单，向凡是寻求把新技术从研究桌上带到病床边

    的生技公司都提出了挑战。

    他们提出的许多挑战中，有一条说：“生物技术产业的特点，就

    是竞争激烈，产品研发和技术变化迅速。数家公司、研究机构和大学

    现正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可能都与我们以细胞为基础的人工肝脏相

    似，并(或)具有潜在的竞争性。”换言之，竞争者很可能研发更好

    的装置并先行进入市场，从而使HepaMate过时，而且不能保证该装置

    是否会在调控上获批。除此而外，公司为争取有才干的研究人员和其

    他人员的竞争也很激烈。这些人是否会被招聘并保留，也是不确定

    的。而这些只不过是产品研发方面的一些挑战，一旦准备进行产品的

    市场营销时，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问题。市场营销问题中，有是否需

    要确定品牌再认，发展分配网络和保险公司、保健专业人士和病人的

    关系，以及是否有能力提供折扣和优惠，以便使得产品具有竞争力，还有是否需要解决任何法律争端等。肝生命技术公司的母公司，是一家名叫阿利夸生物医学(Alliqua

    Bio-medical)的公司。这家公司建立肝生命技术公司，是为了研发其

    肝疗法，并继续研究猪胚胎干细胞，而且已将其发展成肝细胞，可用

    于HepaMate。2009年2月，肝生命技术公司宣布它正计划所需的三期试

    验，其中不包括拒绝新肝的移植病人。2010年12月，肝生命技术公司

    改名，成了阿利夸生物医学公司。现在尚不清楚三期试验计划进行得

    如何，但2010年12月，提供投资者信息的一家网站再次宣布说，肝生

    命技术公司(现在是阿利夸)仍在计划三期试验。接下来的一条新闻

    于2013年2月出现，这时，阿利夸宣布，它正“加强并重整”其执行团

    队。我给阿利夸打了几次电话，想找一个人，要他跟我讲讲HepaMate

    的现状，但该公司没人回我电话。看起来，我的调查进入了死胡同。

    这时，我试图联系迪米特里欧医生，亦即2004年那篇关键文章的主要

    作者，却发现他已于2013年去世了。我能找到的最近的信息是一条通

    知，发于2014年11月，上面说，该网站的域名，即HepaLife.com，现

    在待售。

    关于人工肝脏，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截至目前，它虽有许多拥

    有者，但没人具有足够的拉动力，能把这项技术带入市场，连接近市

    场都达不到。显而易见，要走完这艰难而曲折的旅途，要吸引并持续

    拥有大量的金钱，是十分困难的。这个装置如此重要，也如此能够提

    供效益，最后一定会导致永久性、植入式肝脏的产生，但它却又如此

    依赖于市场的沉浮，才能为那些生命处于悬置状态的人所用。一想到

    这一点，就让人感到寒心。但是，每当一项新技术在私企进行开发

    时，这种情况就会经常发生。

    罗伯特·巴特勒医生是一个开路先锋，他接手了一个创生人工肺

    的项目，可为病人提供百分之百的吸氧需要。他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

    兼外科医生，早于1966年就发明了ECMO机。这台ECMO机虽然是一个救

    生装置，但也有某些局限性。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它最多只能使用8～10周，因为它做的是心和肺的所有工作。一旦心脏和肺部脱机离线，便很快出现恶化，结果就会很危险地削弱二者的功能。最近，巴特勒

    与其他外科医生、生物医学工程师、肺部专家医生，以及一支团队一

    起，一直在研究BioLung——一种人工肺，可由病人的自然心跳提供动

    力，在等待移植时依然可以走动。这种BioLung还可用来在不能进行移

    植的情况下，为呼吸烟气或其他某种挫伤而受损的肺部提供疗伤时

    间。

    肺部与心脏一样重要，因为它对维持生命来说必不可少。它能够

    消除血液中的二氧化碳——那是新陈代谢的一个正常的副产品，同时

    代之以氧气，这是维持每个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关键所在。哪怕短暂

    的缺氧，对身体尤其是对大脑都是具有毁灭性的。谢文·努兰德在其

    1993年的畅销书《死亡的脸》(How We Die)中这样写道：“无论是

    细胞死亡还是行星死亡，但若要为所有死亡的普遍因素命名，那肯定

    是缺氧无疑。”接着，他引用密尔顿·赫尔朋的话说，“死亡也许是

    因各种疾病和紊乱而造成的，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其病因都是身体的

    氧气循环出现了崩溃。”正常情况下，我们肺部的关键功能是我们不

    用考虑的，呼吸由自动的神经系统控制。该系统从脑干的专业化细胞

    那儿接受前进的命令。肺部与心脏协同合作，与氧气交换二氧化碳，保证氧气能进入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支持新陈代谢的无数过程。这种

    气体交换过程持续发生，把缺氧的血液从心脏移动着穿过肺部，在那

    儿吸氧后再回到心脏，然后再在全身循环。

    肺部若生疾病，导致残疾和死亡，一般都会造成肺部繁密气道尺

    寸、形状和弹性的失去。这包括癌症、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和胞

    性纤维症。目前，可植入肺供不应求，而每年有20多万美国人死于肺

    病，其中有5万人在移植等待单上等待，但还没有等到基因匹配的肺出

    来就死了。2001年，巴特勒医生和基斯·库克医生构制了第一版的BioLung。

    这是一项重大推进，因为它不需要其他电源，只需要病人心跳即可。

    这就能让心脏保持活跃、健康的状态，同时也无须定期更换电池。目

    前的模型正在医疗装置公司密歇根病危护理咨询公司(MC3)研发，它

    全部由轻量聚合物构成，自成一体(意思是说，血液永远不离开身

    体)，而且只有一个苏打水罐那么大。已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广泛试

    验，现正等待FDA批准，即可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了。

    BioLung植入病人的胸腔后，心脏便通过一个植入式导尿管把血泵

    入其中。血液通过一束空心塑料纤维过滤，其纳米尺寸的孔洞如此之

    小，只有气体分子能从中穿过。二氧化碳通过这些纤维与氧气交换。

    这个装置可以编程，把吸氧后的血液送回心脏。血液也可穿过肺部进

    行额外的过滤，然后泵入全身进行循环。

    BioLung与ECMO机相比，有好几个优点。它可为病人提供百分之百

    的氧气需要，无须切开伤口，也无须提供电源，可让病人摆脱受困于

    外部机器的窘境。除此之外，它不需要切除病人的双肺，因此，肺损

    坏严重者，只要能够治愈，肺部最终还是可以回归自然。尽管BioLung

    有着上述种种优点，其设计还是没有永久性，估计最多能管五年。

    2013年，在开始人体试验的前夜，我跟巴勒特医生谈过。当时，已在全世界的100名病人身上对一个外部可佩戴的版本进行过试验。据

    他预测，不出10年，就可能出现一种永久性的BioLung，可解决植入式

    器官的奇缺问题。目前，这种BioLung并不是正在研发中的唯一的人工

    肺。随着纳米技术、生物医药工程和干细胞技术(探索生物肺生长的

    可能性)的快速推进，我们很快就可能会有一种永久性的、完全自成

    一体的人工肺，它的寿命可能超过任何其他生物植入体。虽然人工肺

    可能有某些风险(如凝血)，但现在用的耐久聚合物却不会因疾病和

    衰老而受损。某种版本的人工肺可能像人工肾脏一样，可以把生物和人工部件整合起来。这样一来，总体健康状况良好，但患有肺病者的

    寿命，就可以增加几十年了。

    BioLung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从伦理角度讲，在生命终结时，是

    不需要关机的。如果肺部由病人心脏提供动力，那心脏停止跳动，肺

    也会自然地停止执行功能。所有走向市场的人工肺并非都是如此，但

    这是生物医学工程师和其他研究人员在开始制造这些装置时需要通盘

    考虑的一类问题。人工肺如果为了停止对血液稳固供养而需要停机，那肯定是违反生命终结时的医疗伦理学的。

    很有可能，人工器官会是首批开发、广为接受的技术之一，这是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器官都有可能以不同的速度衰老或变坏，但这要取

    决于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吸烟者，其肺部的衰败速度要比其他器官快得多，患有遗传肾病的病人也是如

    此。正如斯苔西·苏曼迪格的病例那样，当身体本来健康的人出现危

    险，又没有可资利用的生物器官移植时，人工器官就可能在危机情况

    下被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器官如果磨损或因超前的技术创新

    使之过时，这时就可以更换之。完全用人工材料制作器官还有一个优

    点，就是不会造成排斥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是所有生物器官移植中的

    一个特点。具有可行性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衰老的个人可以积累几

    个人工器官、组织、关节和其他装置，因此可以容纳其生命需要依赖

    的多重人工部件。但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科学家没能征服衰老过程

    本身，这意味着什么呢？

    虽然就身体各部分衰老的速度，各方说法都不一致，但衰老是一

    种全面的过程，影响到身体的里里外外。其起因是身体细胞，即生命

    基石本身的老化。我们的一生中，细胞都在分裂，每次分裂的结果，就是对原始细胞的复制。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复制DNA时，会

    产生小小的错误，我们不妨称DNA为能告诉细胞该怎么做的一种软件。

    错误一旦被复制，就能发生更多的错误，其效应会在一生的过程中积累起来，让我们的细胞变得不那么有效、再生过程减缓、经常患病。

    尽管我们可以随着各部件的衰老和死亡而加以更换，但衰老过程会影

    响身体的所有细胞。只要这个过程还继续，人们就会在考虑人工器官

    时，面临艰难的选择。例如，一个非常虚弱的患病老人，生命质量早

    已受到严重破坏，那是否应该在他的身上移植一颗崭新的心脏？如果

    该人已患老年性痴呆症，或者某种科学尚不能治疗的另一种形式的痴

    呆症怎么办？延续这样的生命体真的是一种富于同情心的决定吗？

    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对通过人工手

    段延续生命的种种方面，提出了一种暗淡的愿景。他写道：

    唯一的问题是，人类的衰老问题。有很多微妙和不那么微妙

    的方面，是生技产业尚不太清楚如何解决的：人们随着年龄的增

    长，思想变得僵化起来，观念越来越不灵活；无论怎样努力，也

    没法互相产生性的吸引力，而且还继续渴望找到处于生育年龄的

    伴侣。最糟糕的是，他们偏要拒绝让道，既不肯给自己的孩子让

    道，也不肯给自己的孙子孙女、重孙子孙女让道。

    总的来说，虽然我们并不同意福山的这个愿景，但不能否认的

    是，使用人工器官延长生命，可能会需要进行社会和文化的调整。人

    的生命并不在真空中发生，而发生在资源有限世界的一个互相关联的

    社会中。我会在第七章中更详尽地讨论大大延长生命期限的问题，但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人能活到200岁、300岁，甚至更久，人类的生产

    就不可能按当前的速度继续下去。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衰老过程需

    要阻止或彻底地降低，以便能够企望更长久的生命或使这样做变得有

    意义。

    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我们对生与死已经有了越来

    越强的控制。然而，人们是否欢迎这种控制或准备好如何对付之，却

    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开放式问题。我们对人的生命看得很重，但如果心脏的继续跳动仅仅意味着延长痛苦，那重视生命还能延伸到延长生命

    的那一点上吗？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并无真正的社

    会或文化机制来引导那些为自己或为亲人而经历痛苦决策过程的人。

    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维持生命，也有种种优点，但学者们对此意见并

    不一致。不过，医生们却倾向于一边倒，都愿意不顾一切地维持生

    命，而这一点已经造成了生命终结时广泛而无必要的痛苦。大家好像

    穿过墓地要吹口哨一般，似乎都想避免谈论这个问题，以致无论医生

    还是病人或其家属，都不愿意承担决定是否死亡的深重责任。然而，这个不可规避的事实是，我们今天都还活着的许多人，总要决定我们

    死亡的方式。允许不进行英雄式(和无效)干预而终结生命的一个重

    大障碍，是已经过时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常常把富于同情的行为定

    为犯法，因为该行为允许人死，尽管如果进行干预，也许会令不可避

    免的事暂缓发生，而且其代价是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作为一个热爱动物的人，我经常会对我们对宠物生命结束时表现

    的不同态度感到吃惊。让一个痛苦的动物“睡着”正确与否，实际上

    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质疑，但对忍受痛苦者停止毫无意义的治疗，我

    们却会坚决反对。我们对痛苦的态度事实上具有深度的模棱两可性。

    人类的全部历史，都可看作是减轻人类痛苦的一种巨大努力。无论是

    建立更好的保健体系，能享受更多的食物和舒适条件，还是降低因生

    命的种种沉浮而造成的伤害。然而，文学、哲学和神学都充满了关于

    从人类受苦受难中所提取意义的叙述。当代的许多生物伦理学家，特

    别是生物保守主义者都力主，即使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人类的生命还

    是有意义的，因此还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的。

    有些人可能辩解说，人们之所以常常从痛苦中寻找(或制造)意

    义，是因为那只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世界的一个现象。不可否认的是，自古以来，苦难深重一直都是生命持久的一方面。战争、疾病、丧

    亲、自然灾害等不一而足，从一开始就纠缠着人类，而且还会继续如

    此。但同样不可抵赖的是，尽管人类经历了无数挫折，其走向依然是要消除让生命变得“丑陋、野蛮、短促”的普遍原因。科学的崛起，以及文化的演进，已在快速创生出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大改善的世

    界。

    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医疗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大幅度进步看作是良性

    的，有些人尤其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苦难是一个关键因素——一种能

    净化一切的火焰。谁若想在道德和精神上成熟，就得从中穿过，最后

    成为完整的人。福山在书中写道：

    人们对技术所表现出的最深切的恐惧，完全不是功利主义

    的，而是这样一种恐惧，即生物技术最终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失

    去人性。也就是说，失去某种最基本的素质，这种素质一直是我

    们是谁、去向何方的那种感觉的基础，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人

    类的情境已经发生了很多明显的变化。更糟糕的是，我们在制造

    这种变化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某种很有价值

    的东西，从而出现在人类历史和后人类历史之间那个鸿沟的另外

    一边，甚至都看不见已被破坏的分水岭，因为我们看不见事物的

    本质。

    福山写上面一段话时，无论他考虑的是不是受苦受难的意义，他

    的历史人类观似乎必定包括了这样一个假定，即生命会经历深刻的苦

    难。然而，人类不断终结自身和他人苦难的斗争，因其显著的普遍性

    和坚定性，可以很容易地视为一种天生的特点。只要痛苦在人类生命

    中凸显而不去，许多思想家就会继续为其规定一个道德价值，并继续

    主张痛苦是人类智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我们因目前易受大量疾病

    影响的观点所限，是很难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只有当我们从生命

    得到大大改善和延长的角度，站在另一种高度时，才可能更好地解决

    痛苦的问题。完全有可能的是，即使生命像前述那样大大地改善，可能还会有存在主义式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有名的塑造人格的痛苦

    体验(5)。

    (1) 456磅约为206.8千克。

    (2) 226磅约为102.5千克。

    (3) 器 官 劝 募 和 移 植 网 络 ， 2016 年 3 月 2 日 检 索 ：

    https:optn.transplant.hrsa.gov。

    (4) 国立卫生研究院：隶属于美国卫生及人类服务部，是美国联邦政府中首要的生

    物医学研究部门。

    (5) 塑造人格体验(Character-building experience)：为了使人类能更好地适

    应不良情绪而经受的痛苦、可怕、尴尬的体验。第四章

    患糖尿病了？有APP可以提供治疗

    米歇尔·克莱格成了首批尝试最前沿科技的新人工胰腺者之一，但这绝不是随便发生的事。她来自弗吉尼亚罗阿诺克，是很懂技术的

    网站内容经理，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自6岁以来，她一直在对付

    Ⅰ型糖尿病，这是糖尿病里最凶的一种。作为一位热爱技术的人，她

    多年来一直在做“家庭作业”——寻找最新糖尿病创新疗法。我跟米

    歇尔谈话时，最令我惊奇的，是她那种积极的态度和充满智慧的执

    着：一定要找到各种可能的方式，更好地控制在她一生投下阴影的病

    情。

    她还是个孩子时，父母就试图尽可能让她和妹妹过上正常的生

    活，因为她妹妹也在很小的时候就患有少年糖尿病。米歇尔只被允许

    摄取有限的食糖，她记得，那时市场上唯一无糖的软饮料是味道很差

    的“Tab”。Nutrasweet上市后，她欢天喜地，因为这个产品稍微扩展

    了糖尿病患者的饮品选择范围。等到她上初中后，她学会了通过刺破

    手指头，给自己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自己的血糖量。她爱在田径场跑

    步，还跟所有“正常”的孩子去夏日野营。在她成人后，父母才告诉

    她，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些别的孩子的父母曾拒绝让她在家里过

    夜，因为他们担心她吃错了东西或出现医疗紧急情况时会出事。她的

    父母都有糖尿病家族病史，她父亲本人也患有该病，因此，他们都清

    楚地知道，他们的两个女儿要与什么做斗争。

    米歇尔20岁时已结婚，但还没孩子。她领了一只胰岛素泵。这比

    注射要好，能更稳定地释放胰岛素。在使用胰岛素泵之前，她的血糖

    经常呈现拉锯状态，忽高忽低。有了胰岛素泵后，情况得到了改善，也使怀孕更安全了，后来生的两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也未患该病。在

    1997年，这是最佳的控制严重糖尿病的解决方案。不过，到了2000

    年，她就发现，已有数种人工胰腺正在研制中，可以迅速改善血糖的

    管理。她急切地跟踪着这一话题，学会在ClinicalTrials.gov这个政

    府网站上寻找人类临床试验的信息，因该网站列举了NIH资助所进行的

    所有试验。当弗吉尼亚大学(UVA)研发的人工胰腺就要进行试验时，她一跃而起，抓住了这个机会，申请成为受试者。该网站的联络人

    员，是UVA项目的一个协调员，米歇尔“恳求让她参与”。不久，她发

    现，她已被接受，由此感到兴奋不已。

    这项试验的目的，是让病人在自己家里试验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因此，她不得不跑好几趟夏律第镇，开车去要一个半小时，去

    拿装置、下载数据、接受训练，以及了解如何使用该技术，并与监督

    该项试验的医生讨论其他问题。对米歇尔来说，还需要经历这几个阶

    段。人工胰腺实际上总共有三个装置：一个是葡萄糖持续监测器

    (CGM)，一个是胰岛素泵，一个是智能手机。2014年7月，她安装了

    CGM，这个小装置通过与她腹部相连的一根针管，与她的供血系统连

    接。正如装置名称所表示的那样，这个装置在整个试验期间，都对她

    的血糖水平进行持续的读数监测。大约两周半后，她的胰岛素泵升

    级，能使用蓝牙技术，进行无线数据传输。该装置通过蓝牙，可把葡

    萄糖水平的信息发往使用安卓应用的智能手机。上面还有一个特别安

    装的APP，名叫糖尿病辅助器。她的工作就是把吃了什么、吃了多少等

    关键数据输入这个APP里。这个APP从CGM那儿收取了血中葡萄糖读数之

    后，便通过无线告知胰岛素泵，需要把多少胰岛素释放进她的血流

    中。

    这个完整的配置米歇尔用了两周半。据她描述，这个体验“与只

    用胰岛素泵有天壤之别”。试验中，她说：“我只需要用一只手，就

    可以数出来，我的血糖量有多少次超过了正常范围。”她觉得“非常

    非常好”。而且，最好的是，她不需要再扎破手指头，也不需要给自己注射了。她觉得最难的是“不对任何读数做出反应，而让装置自己

    干自己的活”。多年来，她不得不总是查看自己的血糖，因此要放弃

    这种控制，也颇具挑战性，她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如释重负之感。这个

    智能手机每天夜晚都得充电，就像其他手机一样。她也得每三天给胰

    岛素泵重新注满胰岛素。我问她是否对手机不工作，没有电源而感到

    焦虑时，她回答说：“一点儿也不。因为如果手机不工作，胰岛素泵

    (已与葡萄糖持续监测器连接)就会接管。”至于三个装置互相交流

    时是否太复杂，她说：“如果你能使用手机，那这个你也会做。”

    我问她，她试验的这个技术是否有不良的一面。“我唯一的抱怨

    就是，不想用那么多的装置，”她说，“如果苹果手表这样的东西能

    够取代智能手机，那就太棒了。”她表示希望FDA或保险公司都不要在

    推广该技术的路上设置障碍。她意识到，也许人工胰腺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如果能够更好地控制葡萄糖水平，它就会大大地减少糖尿病带

    来的器官损坏、神经损坏和视觉损失等长期而严重的并发症。她说，这项技术将导致“更具创造性，也更幸福的人”的出现。如果她的未

    来会出现永久性人工胰腺，那她会很高兴地接受。

    UVA人工胰腺技术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例子，表明是怎样一种广泛的

    协作，在把这项技术介绍给我们的身体，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这个

    项目所含的协作人员还有几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内分泌学家、计算机

    科学家和程序员、糖尿病科医生，以及工程师。

    鲍里斯·科瓦切夫医生曾为该技术使用的某些算法做过设计，他

    走了一条非同寻常的路，成了UVA糖尿病技术中心的主任。他原籍保加

    利亚，在索非亚大学接受的训练基本上是数学、概率和统计学。他

    1991年到美国留学，很快就在UVA做博士后，研究糖尿病血糖控制问

    题。他父亲身患该病，因此，他有兴趣了解，如何使用数学模型来帮

    助那些身患Ⅰ型糖尿病的人。他哪里知道，14年后，他居然要跟一批

    专家合作，研发人工胰腺。这么说来，人工胰腺跟数学有何关系呢？它在米歇尔试验的智能

    手机APP中，使用了特别设计的算法。科瓦切夫医生的技术享有FDA快

    速通道地位的待遇，这项技术还计划用于另外一组临床试验。因其能

    将病人从以前的一种人工胰腺版本中解放出来，因该版本需把他们通

    过无数限制行动的导线与笔记本电脑连接起来。笔记本电脑也采用特

    殊算法，但因过于笨重，要趁病人住院时进行试验，以便让医生和护

    士能定期检查他们的血糖水平，并给他们注射胰岛素。新的版本不仅

    能得益于更好的算法，而且也得益于电子微型化和无线技术。在创新

    方面不过几年，变化就如此之大!

    我2015年2月跟科瓦切夫交谈时，他告诉我，UVA的人工胰腺并不

    完美，但有可能与一连串创新相衔接，最终产生更好也更完善的模

    型。自然胰腺能做到的，目前这个版本并不是都能做到。血糖水平可

    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起起落落，而生物器官能够更快地校准血糖水平。

    装置了人工胰腺的病人，依然能体验到大起大落，结果不是产生损坏

    器官的高血糖，就是在血糖过低时，出现危险的低血糖发作现象。低

    血糖可能引起各种恐怖的效应，从头晕目眩到昏厥，甚至死亡。胰腺

    激素血糖素可提高血糖水平，而且还有其他版本的人工胰腺，正试图

    按需要使用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以便尽可能使血糖保持稳定。按照

    这项技术目前的进展速度，可能只要几年，人工胰腺的操作性能就能

    接近自然器官的水平，成为科瓦切夫医生所称的“主流解决方案”，最终免去对生物移植体的需要。

    科瓦切夫医生说，接下去的两三年中，UVA的人工胰腺可能会进入

    市场。该项目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和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会收到丰厚

    的资助。谈话结束时，我提到了UCSF的肾脏工程，这个项目是如何把

    人工材料和部件与活肾脏细胞结合起来，以便使其更加接近生物肾，我问他类似的做法是否也可以在人工胰腺上试验。他简单地回答说可

    以，并说目前有几条研究专线在探讨人类细胞和动物细胞的用途。如

    果跟硬件联用，就可更好地控制血糖。尽管这在科学层面上来说，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概念，但它会使结果产生的装置陷入与肾脏工程相同

    的窘境。目前不太清楚的是，活细胞从何而来——病人自己的干细

    胞，还是捐献者的细胞？如果细胞取自人体胚胎，就会引起争议。另

    外，如果细胞来自动物(有时会把猪用作植入式组织的原料)，就可

    能会有免疫系统抑制问题和可能产生动物病毒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考虑过人工心脏、肺部、肾脏、肝脏和胰腺。

    但研究正在快速推进，创生出更多的精密装置，以取代身体的几乎每

    一个器官，其中包括皮肤这样的器官，甚至人工视网膜这样的感光器

    官。这样假定也许是合理的，即在接下去的几十年中，仿生技术将实

    际上替代身体的所有器官。这样说也许会引起争议，但凡是技术能够

    取代的，技术也能加以改善和提高。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植入硬件，配合无线数据传输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吧。

    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一节点，大多数人工器官都可通过无线传输，与医生和专家交流有关身体的重要数据。这些医生和专家再对该数据

    进行阐释，以便更好地管理疾病和病情。总的来说，这是具有高效益

    的一种技术。我自己碰巧也有一个这样的装置。几年前，我弄了一个

    胃起搏器，这是跟心脏起搏器类似的一种小型装置，移植后通过电子

    导线连着我的胃部。我得了一种病，叫胃轻瘫。也就是说，胃部处于

    瘫痪状态，导致必要的收缩功能停止，不能消化食物，甚至也不能把

    流体输送到消化系统。这个病情导致了腹部疼痛和肿胀。最糟糕的

    是，它让人恶心得丧失一切能力。我拿到这个起搏器之前，恶心频繁

    发作，而且十分严重，以致我以为完全会因此而残疾。

    幸亏我住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市中心，有条件享受最先进的

    技术。我的胃肠病外科医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弗雷德里克·

    布罗迪医生。布罗迪医生当时是美国能够在我这样的病人身上移植新

    装置的少数外科医生之一。我找到布罗迪医生时，此前一年就瘦了45

    磅。病到这种程度，我术后的痊愈过程似乎花了很长时间。术后安装了导管和移植起搏器，我以为再也爬不了自家那层楼梯了。不过，我

    的胃部慢慢开始对来自起搏器的电子信号产生了反应，尽管这花了几

    周时间。恶心的感觉逐渐退去，我很快又能吃固体食物了，体力和精

    力开始重新流回到我的体内。我到这时才体会到，在移植起搏器之

    前，我的身体有多差。这个起搏器并没有完全治愈该病，也不会完全

    治愈该病，但它把80%的生命还给了我，我对此感激不尽。

    现在，我每年只需要看布罗迪医生四次。去他那儿看病时，他会

    在我胃部放上一个无线感应器，可以读出有多少电流流往胃部，并把

    该信息传输到一个盒式的接收器中。他不仅能够检查来自起搏器的脉

    搏频率和强度，还能测定电池中还剩多少电量。如果我出现问题，他

    会利用无线来调整脉搏，一般来说都可使之更强或持续更久。电池耗

    尽之后，就得更换整个起搏器——要动一个小手术，因为所有的导线

    都插好了。我的第一个起搏器持续了两年，然后就不得不更换之。第

    二个起搏器用起来比第一个好很多，完全裹在我的腹部皮肤下面。没

    有切口，所需的唯一维护，也只是每个季度去见一次布罗迪大夫这样

    知识渊博的外科医生而已。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这个起搏器的确让

    我开了眼界，让我看到，身体是一种多么电化的现象——某种意义上

    来说，能与其他形式的技术整合，甚至能与之协调一致。身体似乎并

    不在乎这个技术是人工的还是生物的，只要能操作必要的功能就行。

    事实上，“硬件”的整合可以极大地增强身体“湿件”(1)

    的操作性

    能。

    我也不知道这个胃起搏器是否能够延长我的寿命(我估计可能

    会)，但我知道，它已经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