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湿热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进展(1)
关键词 温病 湿热证 临床研究 实验研究 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关证的客观化研究十分活跃，温病中的湿热既是中医多种病变的原因，又是疾病某一阶段病因病性病势的集中反映，此证临床十分常见，但其治疗往往比较困难[1]。因此，深入研究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湿热证，因其部位有上中下之分、五脏六腑之别，而见上焦湿热、湿热中阻、下焦湿热、肝胆湿热等的不同，西医肝系、肾系、消化道等疾病常见此证，国内许多学者对该证的临床治疗及客观化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现综述如下。
1 湿热与病因学的关系
中医言病因有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之分，其中外感六淫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西医如细菌、病毒感染是多种疾病的原因。在湿热证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把两种医学的病因学说进行了对应性比较，如张琳[2]通过幽门螺杆菌(HP)与慢性萎缩性胃炎辨证分型关系的研究，认为HP可归属中医六淫中湿热之邪。杨春波[3]也认为脾胃湿热证与HP菌感染关系密切，危北海[4]、陈飞松[5]等持同样的观点。王长洪[6]则把HP感染作为胃热的一项客观指标。张俊富[7]研究了慢性乙型肝炎辨证分型与乙肝病毒(HBV)复制的关系，提出HBV感染是慢性肝炎产生湿热的原因，HBV的复制活跃程度和湿热轻重关系密切。沈庆法[8]则认为慢性肾炎的湿热和各种感染密切相关。
, 百拇医药
2 湿热证的病理基础
组织病理学检查与辨证分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白玉良[9]对病毒性肝炎作肝穿活检分析表明，肝胆湿热型的病理改变主要特点为肝细胞淤胆，肝细胞胆色素颗粒沉着以及小胆管扩张淤胆等。陈泽霖[10]认为肝胆湿热与肝内淤胆、肝细胞变性、坏死以及炎性细胞浸润有关。韩康玲[11]认为肝胆湿热，病理上主要是慢迁肝及慢活肝的早期。胃病湿热中阻型，危北海[12]提出主要是胃粘膜的充血、水肿、糜烂或伴出血点等急性炎症改变，而与之相对应的脾虚证则表现为胃粘膜的慢性炎症性质[13]。余江毅[14]认为慢性肾炎肾小球系膜增生可作为湿热证的客观指标，而王付民[15]通过慢性肾炎病理类型与中医分型相关性研究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3 湿热证动物模型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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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湿阻证动物模型：郭金龙[16]根据湿阻的致病因素有外湿、内湿的不同，模拟了伤于外湿和内湿的实验环境，一方面，通过提高空气湿度和温度，模拟长夏季节气候，制造外湿；另一方面，以过食猪脂、蜂蜜的方法损伤脾胃，制造内湿，据此成功地复制了大白兔湿阻证模型。陈孝银等[17]模拟湿邪致病环境，造成了中医湿阻证大鼠模型，并且观察湿阻证大鼠胃肠消化功能以及健脾祛湿方药的影响。
3.2 温病湿热证动物模型：王新华[18]在郭金龙复制湿阻证动物模型方法基础上，加用大肠杆菌内毒素，以气候、饮食、感染等多因素模拟建立了温病大白兔湿热证动物模型。吴仕九等[19]以气候、饮食、感染(鼠伤寒沙门多菌)等多因素造成了大鼠湿热证动物模型。而程方平等[20]亦运用气候、饮食、感染(大肠杆菌)加中药等多因素造成了大白兔温病湿重于热证的动物病理模型。
3.3 病症结合湿热证模型：文献表明，反复小剂量注射牛血清白蛋白造成家兔系膜增殖型肾炎的发病机理，与人类受到反复感染后导致的慢性进行性肾炎完全相似，熊宁宁[21]认为后者亦与中医湿热毒邪致病的病理过程类似，因此该模型具有病、证兼备的特点，反映了湿热证的病理变化，据此，复制了家兔肾炎湿热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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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湿热证的临床治疗
程文才[22]总结出周志成老中医治疗湿热病证经验是：制芩连荷佩汤以清解热邪，芳化湿浊，用于湿热蕴积中焦及杂病受湿热阻滞的病理阶段每多奏效；谭家鹏等[23]运用愈疡胃泰汤治疗消化性溃疡湿热证77例，治愈60例，显效11例，有效4例，总有效率为97.4%；王祥元[24]用知柏丸加味治疗湿热型前列腺肥大症60例，总有效率达90%；张福生等[25]观察到慢性肾炎湿热证肾小管功能的改变；而徐锡兰等[26]用黄蜀葵花胶囊治疗慢性肾炎湿热证43例疗效满意。李先等[27]自制腰突康治疗湿热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结果表明以清热除湿、宣痹通络为治则的腰突康颗粒剂对湿热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有确切疗效。
5 湿热证的免疫学基础
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湿热证与免疫关系密切，杨春波[3]认为脾胃湿热CIC显著升高且与血清IgG升高呈正相关；郭朋[28]总结了近年来慢活肝湿热型与免疫的关系的研究成果，提出该型细胞免疫功能与其他证型相比多增高，IgG、IgM升高，血清补体C3正常；韩康玲[11]认为慢肝湿热型PHA皮试反应低下，IgG、IgA、IgM升高。桂秀雄[29]则认为湿热型IgG显著升高而C3活性花环、稳定性花环变化不明显。张育轩[30]分析文献认为CIC阳性率以肝经湿热为主型较多，但也有虚证患者CIC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实证报道。余江毅[14]认为慢性肾炎湿热病理的基础是免疫反应，特别为CIC及红细胞免疫复合花环率升高；一般认为慢性肾炎血清免疫球蛋白、C2与虚证关系密切[31]，而刘宏伟[32]则探讨了肾小球内沉积的C3和C14与中医的湿热密切相关，C2和C14在肾小球内的沉积可以作为湿热的一项客观指标；刘慰祖[33]测定了慢性肾炎患者补体旁路途径可以作为判断湿热的指标；陈志伟[34]通过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医辨证分型与实验室检查关系的研究，建议尿抗尿包裹细菌试验(ACBT)加中段尿培养可作为湿热型辨证的客观指标。田学洵[35]观察到胆道手术患者肝胆湿热证免疫功能与病程、年龄多呈负相关，而与近期术后预后多呈正相关。林群莲等[36]发现胃、十二指肠疾病湿热证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4/CD8比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与其他各组比较差异不显著，CD8与各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佟丽等[37]采用红细胞酵母菌混合花环法测定湿热证模型大鼠红细胞C3b受体花环数(E-C3bRR)和红细胞免疫粘附物(E-ICR)花环数。结果发现大鼠外周血中红细胞C3b受体花环数(E-C3bRR)显著降低，而红细胞免疫粘附物(E-ICR)升高。从而认为大鼠温病湿热证模型其红细胞免疫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
6 湿热证的生化基础
[ 下 页 ], 百拇医药(廖荣鑫 周福生)
近年来有关证的客观化研究十分活跃，温病中的湿热既是中医多种病变的原因，又是疾病某一阶段病因病性病势的集中反映，此证临床十分常见，但其治疗往往比较困难[1]。因此，深入研究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湿热证，因其部位有上中下之分、五脏六腑之别，而见上焦湿热、湿热中阻、下焦湿热、肝胆湿热等的不同，西医肝系、肾系、消化道等疾病常见此证，国内许多学者对该证的临床治疗及客观化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现综述如下。
1 湿热与病因学的关系
中医言病因有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之分，其中外感六淫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西医如细菌、病毒感染是多种疾病的原因。在湿热证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把两种医学的病因学说进行了对应性比较，如张琳[2]通过幽门螺杆菌(HP)与慢性萎缩性胃炎辨证分型关系的研究，认为HP可归属中医六淫中湿热之邪。杨春波[3]也认为脾胃湿热证与HP菌感染关系密切，危北海[4]、陈飞松[5]等持同样的观点。王长洪[6]则把HP感染作为胃热的一项客观指标。张俊富[7]研究了慢性乙型肝炎辨证分型与乙肝病毒(HBV)复制的关系，提出HBV感染是慢性肝炎产生湿热的原因，HBV的复制活跃程度和湿热轻重关系密切。沈庆法[8]则认为慢性肾炎的湿热和各种感染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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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湿热证的病理基础
组织病理学检查与辨证分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白玉良[9]对病毒性肝炎作肝穿活检分析表明，肝胆湿热型的病理改变主要特点为肝细胞淤胆，肝细胞胆色素颗粒沉着以及小胆管扩张淤胆等。陈泽霖[10]认为肝胆湿热与肝内淤胆、肝细胞变性、坏死以及炎性细胞浸润有关。韩康玲[11]认为肝胆湿热，病理上主要是慢迁肝及慢活肝的早期。胃病湿热中阻型，危北海[12]提出主要是胃粘膜的充血、水肿、糜烂或伴出血点等急性炎症改变，而与之相对应的脾虚证则表现为胃粘膜的慢性炎症性质[13]。余江毅[14]认为慢性肾炎肾小球系膜增生可作为湿热证的客观指标，而王付民[15]通过慢性肾炎病理类型与中医分型相关性研究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3 湿热证动物模型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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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湿阻证动物模型：郭金龙[16]根据湿阻的致病因素有外湿、内湿的不同，模拟了伤于外湿和内湿的实验环境，一方面，通过提高空气湿度和温度，模拟长夏季节气候，制造外湿；另一方面，以过食猪脂、蜂蜜的方法损伤脾胃，制造内湿，据此成功地复制了大白兔湿阻证模型。陈孝银等[17]模拟湿邪致病环境，造成了中医湿阻证大鼠模型，并且观察湿阻证大鼠胃肠消化功能以及健脾祛湿方药的影响。
3.2 温病湿热证动物模型：王新华[18]在郭金龙复制湿阻证动物模型方法基础上，加用大肠杆菌内毒素，以气候、饮食、感染等多因素模拟建立了温病大白兔湿热证动物模型。吴仕九等[19]以气候、饮食、感染(鼠伤寒沙门多菌)等多因素造成了大鼠湿热证动物模型。而程方平等[20]亦运用气候、饮食、感染(大肠杆菌)加中药等多因素造成了大白兔温病湿重于热证的动物病理模型。
3.3 病症结合湿热证模型：文献表明，反复小剂量注射牛血清白蛋白造成家兔系膜增殖型肾炎的发病机理，与人类受到反复感染后导致的慢性进行性肾炎完全相似，熊宁宁[21]认为后者亦与中医湿热毒邪致病的病理过程类似，因此该模型具有病、证兼备的特点，反映了湿热证的病理变化，据此，复制了家兔肾炎湿热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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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湿热证的临床治疗
程文才[22]总结出周志成老中医治疗湿热病证经验是：制芩连荷佩汤以清解热邪，芳化湿浊，用于湿热蕴积中焦及杂病受湿热阻滞的病理阶段每多奏效；谭家鹏等[23]运用愈疡胃泰汤治疗消化性溃疡湿热证77例，治愈60例，显效11例，有效4例，总有效率为97.4%；王祥元[24]用知柏丸加味治疗湿热型前列腺肥大症60例，总有效率达90%；张福生等[25]观察到慢性肾炎湿热证肾小管功能的改变；而徐锡兰等[26]用黄蜀葵花胶囊治疗慢性肾炎湿热证43例疗效满意。李先等[27]自制腰突康治疗湿热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结果表明以清热除湿、宣痹通络为治则的腰突康颗粒剂对湿热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有确切疗效。
5 湿热证的免疫学基础
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湿热证与免疫关系密切，杨春波[3]认为脾胃湿热CIC显著升高且与血清IgG升高呈正相关；郭朋[28]总结了近年来慢活肝湿热型与免疫的关系的研究成果，提出该型细胞免疫功能与其他证型相比多增高，IgG、IgM升高，血清补体C3正常；韩康玲[11]认为慢肝湿热型PHA皮试反应低下，IgG、IgA、IgM升高。桂秀雄[29]则认为湿热型IgG显著升高而C3活性花环、稳定性花环变化不明显。张育轩[30]分析文献认为CIC阳性率以肝经湿热为主型较多，但也有虚证患者CIC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实证报道。余江毅[14]认为慢性肾炎湿热病理的基础是免疫反应，特别为CIC及红细胞免疫复合花环率升高；一般认为慢性肾炎血清免疫球蛋白、C2与虚证关系密切[31]，而刘宏伟[32]则探讨了肾小球内沉积的C3和C14与中医的湿热密切相关，C2和C14在肾小球内的沉积可以作为湿热的一项客观指标；刘慰祖[33]测定了慢性肾炎患者补体旁路途径可以作为判断湿热的指标；陈志伟[34]通过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医辨证分型与实验室检查关系的研究，建议尿抗尿包裹细菌试验(ACBT)加中段尿培养可作为湿热型辨证的客观指标。田学洵[35]观察到胆道手术患者肝胆湿热证免疫功能与病程、年龄多呈负相关，而与近期术后预后多呈正相关。林群莲等[36]发现胃、十二指肠疾病湿热证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4/CD8比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与其他各组比较差异不显著，CD8与各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佟丽等[37]采用红细胞酵母菌混合花环法测定湿热证模型大鼠红细胞C3b受体花环数(E-C3bRR)和红细胞免疫粘附物(E-ICR)花环数。结果发现大鼠外周血中红细胞C3b受体花环数(E-C3bRR)显著降低，而红细胞免疫粘附物(E-ICR)升高。从而认为大鼠温病湿热证模型其红细胞免疫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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