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医学对体质问题的研究比较(上)
摘要 中医体质学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断、辨证和治疗的重要理论之一，近年来在中国研究日趋深入，在韩国医界，体质问题亦为众多医家所重视，形成以“四象医学”为代表的体质理论体系。该文从中韩两国体质理论的渊源、理论内涵、体质形成与分类及临床应用、基础研究进展等方面一一进行分析比较，认为双方的研究既存在一定的差异，又具有共同性，并存在相互补充及统一的基础。韩国“四象医学”受到中医体质学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体质学的内容。
关键词 中医体质学 四象医学 研究比较
中医体质学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断、辨证和治疗的重要理论之一，近年来在中国研究日趋深入，取得多项成果。在韩国医界，体质问题亦为众多医家推崇与重视，并有多方面的研究与进展。韩医“四象医学”与中医体质学同出一源，均非常重视对个体体质差异性的研究，但由于受地理文化、社会环境、民族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使体质研究在中、韩两国医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差别，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比较。
1 理论渊源
从理论形成的渊源来看，中医学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对人体体质的认识与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内经》为中医体质理论的源头，《伤寒杂病论》为体质理论应用的开端，历代医家为中医体质理论的延伸与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内经》体质理论多偏重于“气质”方面的阐述，不便于临床应用，历代医家虽有相关应用方面的论述，亦未形成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王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体质学说的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1978年王琦、盛增秀第一次明确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并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中医体质学说》[1]，从基本概念、体质分类、体质与发病、体质与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中医体质理论体系的构建，至《中医体质学》[2]的出版，标志着中医体质从学说到学科的建立，受到中医学术界广泛关注与肯定。在其影响下，一大批研究论著与科研成果相继发表，形成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热点。21世纪初，中医体质理论编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由王琦主编的《中医体质学》最终成为独立刊行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标志着中医体质学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3]，并以其成熟的理论在教学等领域发挥稳定而持久的作用。
“四象医学”是朝鲜名医李济马(1837—1900年)在《灵枢•通天》“五态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五态人”是指根据阴阳含量的多少，并结合个体的行为表现、心理性格及生理功能等将体质分为五类，即多阴而无阳的太阴之人、多阴少阳的少阴之人、多阳而无阴的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的少阳之人以及阴阳之气平和的阴阳平和之人[3]。李济马认为人的体质应该是或阴或阳，不偏不倚的中和之人是不存在的，因此，把其中没有实际临床意义的平和之人去除后，形成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四种类型，把每种类型体质的结构形态、五官特征、情志性格、饮食嗜好等同脏腑的大小及其相关生理功能、病理特征联系起来，同时与药味的四气阴阳性能相对应，将日常摄取的饮食区分属性，与体质阴阳结合，由此形成了融预防治疗、保健长寿为一体的四象体质医学体系[4]。尽管中、韩对体质理论的研究各有所侧重，但二者是“同源异流”的。
2 理论内涵
中医体质理论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点与突破口，它有三个关键科学问题：①体质可分论：人类体质可以客观分类，中医体质分类具有文献依据、临床依据和相应的生物学基础；②体病相关论：体质和疾病有明显的相关性，体质类型影响发病的倾向性；③体质可调论：体质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通过干预调整其偏颇，体现体质可调性。这三个关键科学问题是中医体质研究的基本要素[5]，在此基础上，中医体质学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理论体系上，拓宽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框架，深入阐明中医体质学“形神合一”、“治未病”、“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思想；②在病因上，延伸“三因学说”的内容，如从禀赋遗传角度拓展对遗传性、过敏性疾病的认知；③在病机上，论述体质与证的形成及从化关系，通过体质特征把握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丰富病机学说；④在诊疗体系上，重视辨体与辨病、辨证相结合，为临床提供新的诊疗模式，即在临床上突破单一“证”的认识层次，形成丰富多元的视角；⑤在防病治病上，通过分析不同体质状态及其分类特征，把握人的健康与疾病整体要素，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即从具体的人出发，权衡干预措施，体现以人为本、因人制宜的思想。
韩医学以“天、人、性、命”整体观为理论指导，以其“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 以辨象论治为主要特征。“四象医学”具有两大基本原理，即阴阳的对立统一原理和太少阴阳的四元构造原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及心性。“四象医学”的理论核心在于四象阴阳论[6]，四象阴阳论是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四象生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把阴阳学说当做宇宙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法则。以天机和人事、性和命、知和行、善和恶、轻和重、哀怒和喜乐、上焦和下焦、温热和寒凉等阴阳变化规律及对立统一的有机联系，阐明了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人的体质受“天理之变化”而形成，同时受喜怒哀乐的情志变化影响，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和病理，并在阴阳升降的调节中治疗病证，以此作为“四象医学”的核心内容。其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3]：①在理论体系上，对自然界、社会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及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尽管与中医学的某些理论相似，但“四象医学”对自然界、社会与有机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做了系统解释，对脏腑生理提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即太阳人“哀性远散则气注肺而肺益盛，怒性促急则气激肝而肝益削，故肺大而肝小也”；少阳人“怒性宏抱则气注脾而脾益盛，哀性促急则气激肾而肾益削，故脾大肾小也”；太阴人“喜性扩张则气注肝而肝益盛，乐性促急则气激肺而肺益削，故肝大而肺小也”；少阴人“乐性深确则气注肾而肾益盛，喜性促急则气激脾而脾益削，故肾大而脾小也”等。同时“四象医学”对人体生理机制也有独特的理论。②在疾病分类上，“四象医学”根据“四象人”的脏腑生理，对疾病分类采取了相应的方法，即少阴人肾受热表热病，少阴人胃受寒里寒病；少阳人脾受寒表寒病，少阳人胃受热里热病；太阴人胃受寒表寒病，肝受热里热病；太阳人外感腰脊病，内触小肠病等。③在诊断方法上，韩医根据其民族的特点，按人的体质性格和精神心理状态进行辨象、辨证等。④在临床治疗用药上，认为一种疾病因“人象”不同，出现症状不同，用药也不同，并根据阴阳失调原理，提出了“四象”人的基本药物方剂，归纳出太阴人用药106种，少阴人用药72种，少阳人用药90种，太阳人用药10种。形成了具有“体质医学”特点的民族医药学。
3 体质形成与体质分类
不同体质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先天因素决定。中、韩都强调了先天因素在形成不同体质中的重要作用，双方的认识差异在于：中医学认为，体质是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并强调了饮食因素、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因素及社会、精神因素和疾病因素对体质形成、发展过程的影响，即体质的不同，不仅决定于遗传因素，而且也受后天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
而韩医学更重视先天因素对体质形成的影响，如《东医寿世保元•四端论》对体质的形成认为:“人禀脏理有四不同,肺大而肝小者名曰太阳人;肝大而肺小者名曰太阴人;脾大而肾小者名曰少阳人;肾大而脾小者名曰少阴人。”其中“大”、“小”指形状大小和气之强弱两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李济马认为四象体质多由先天因素决定。, 百拇医药(王 琦 李英帅 马晓峰)
关键词 中医体质学 四象医学 研究比较
中医体质学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断、辨证和治疗的重要理论之一，近年来在中国研究日趋深入，取得多项成果。在韩国医界，体质问题亦为众多医家推崇与重视，并有多方面的研究与进展。韩医“四象医学”与中医体质学同出一源，均非常重视对个体体质差异性的研究，但由于受地理文化、社会环境、民族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使体质研究在中、韩两国医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差别，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比较。
1 理论渊源
从理论形成的渊源来看，中医学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对人体体质的认识与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内经》为中医体质理论的源头，《伤寒杂病论》为体质理论应用的开端，历代医家为中医体质理论的延伸与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内经》体质理论多偏重于“气质”方面的阐述，不便于临床应用，历代医家虽有相关应用方面的论述，亦未形成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王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体质学说的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1978年王琦、盛增秀第一次明确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并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中医体质学说》[1]，从基本概念、体质分类、体质与发病、体质与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中医体质理论体系的构建，至《中医体质学》[2]的出版，标志着中医体质从学说到学科的建立，受到中医学术界广泛关注与肯定。在其影响下，一大批研究论著与科研成果相继发表，形成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热点。21世纪初，中医体质理论编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由王琦主编的《中医体质学》最终成为独立刊行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标志着中医体质学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3]，并以其成熟的理论在教学等领域发挥稳定而持久的作用。
“四象医学”是朝鲜名医李济马(1837—1900年)在《灵枢•通天》“五态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五态人”是指根据阴阳含量的多少，并结合个体的行为表现、心理性格及生理功能等将体质分为五类，即多阴而无阳的太阴之人、多阴少阳的少阴之人、多阳而无阴的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的少阳之人以及阴阳之气平和的阴阳平和之人[3]。李济马认为人的体质应该是或阴或阳，不偏不倚的中和之人是不存在的，因此，把其中没有实际临床意义的平和之人去除后，形成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四种类型，把每种类型体质的结构形态、五官特征、情志性格、饮食嗜好等同脏腑的大小及其相关生理功能、病理特征联系起来，同时与药味的四气阴阳性能相对应，将日常摄取的饮食区分属性，与体质阴阳结合，由此形成了融预防治疗、保健长寿为一体的四象体质医学体系[4]。尽管中、韩对体质理论的研究各有所侧重，但二者是“同源异流”的。
2 理论内涵
中医体质理论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点与突破口，它有三个关键科学问题：①体质可分论：人类体质可以客观分类，中医体质分类具有文献依据、临床依据和相应的生物学基础；②体病相关论：体质和疾病有明显的相关性，体质类型影响发病的倾向性；③体质可调论：体质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通过干预调整其偏颇，体现体质可调性。这三个关键科学问题是中医体质研究的基本要素[5]，在此基础上，中医体质学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理论体系上，拓宽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框架，深入阐明中医体质学“形神合一”、“治未病”、“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思想；②在病因上，延伸“三因学说”的内容，如从禀赋遗传角度拓展对遗传性、过敏性疾病的认知；③在病机上，论述体质与证的形成及从化关系，通过体质特征把握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丰富病机学说；④在诊疗体系上，重视辨体与辨病、辨证相结合，为临床提供新的诊疗模式，即在临床上突破单一“证”的认识层次，形成丰富多元的视角；⑤在防病治病上，通过分析不同体质状态及其分类特征，把握人的健康与疾病整体要素，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即从具体的人出发，权衡干预措施，体现以人为本、因人制宜的思想。
韩医学以“天、人、性、命”整体观为理论指导，以其“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 以辨象论治为主要特征。“四象医学”具有两大基本原理，即阴阳的对立统一原理和太少阴阳的四元构造原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及心性。“四象医学”的理论核心在于四象阴阳论[6]，四象阴阳论是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四象生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把阴阳学说当做宇宙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法则。以天机和人事、性和命、知和行、善和恶、轻和重、哀怒和喜乐、上焦和下焦、温热和寒凉等阴阳变化规律及对立统一的有机联系，阐明了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人的体质受“天理之变化”而形成，同时受喜怒哀乐的情志变化影响，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和病理，并在阴阳升降的调节中治疗病证，以此作为“四象医学”的核心内容。其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3]：①在理论体系上，对自然界、社会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及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尽管与中医学的某些理论相似，但“四象医学”对自然界、社会与有机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做了系统解释，对脏腑生理提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即太阳人“哀性远散则气注肺而肺益盛，怒性促急则气激肝而肝益削，故肺大而肝小也”；少阳人“怒性宏抱则气注脾而脾益盛，哀性促急则气激肾而肾益削，故脾大肾小也”；太阴人“喜性扩张则气注肝而肝益盛，乐性促急则气激肺而肺益削，故肝大而肺小也”；少阴人“乐性深确则气注肾而肾益盛，喜性促急则气激脾而脾益削，故肾大而脾小也”等。同时“四象医学”对人体生理机制也有独特的理论。②在疾病分类上，“四象医学”根据“四象人”的脏腑生理，对疾病分类采取了相应的方法，即少阴人肾受热表热病，少阴人胃受寒里寒病；少阳人脾受寒表寒病，少阳人胃受热里热病；太阴人胃受寒表寒病，肝受热里热病；太阳人外感腰脊病，内触小肠病等。③在诊断方法上，韩医根据其民族的特点，按人的体质性格和精神心理状态进行辨象、辨证等。④在临床治疗用药上，认为一种疾病因“人象”不同，出现症状不同，用药也不同，并根据阴阳失调原理，提出了“四象”人的基本药物方剂，归纳出太阴人用药106种，少阴人用药72种，少阳人用药90种，太阳人用药10种。形成了具有“体质医学”特点的民族医药学。
3 体质形成与体质分类
不同体质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先天因素决定。中、韩都强调了先天因素在形成不同体质中的重要作用，双方的认识差异在于：中医学认为，体质是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并强调了饮食因素、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因素及社会、精神因素和疾病因素对体质形成、发展过程的影响，即体质的不同，不仅决定于遗传因素，而且也受后天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
而韩医学更重视先天因素对体质形成的影响，如《东医寿世保元•四端论》对体质的形成认为:“人禀脏理有四不同,肺大而肝小者名曰太阳人;肝大而肺小者名曰太阴人;脾大而肾小者名曰少阳人;肾大而脾小者名曰少阴人。”其中“大”、“小”指形状大小和气之强弱两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李济马认为四象体质多由先天因素决定。, 百拇医药(王 琦 李英帅 马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