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表明，除了模型5之外，其他模型的各个滞后变量系数均与理论上预测的相符，但系数的显著性程度有所提高。UE(-3)、EX(-1)以及CAB(-1)三个变量的系数均非常显著，只是GDP(-3)以及IMP(-1)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不太显著。值得说明的是，关于汇率对反倾销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与Goldman Sachs(1999)、Knetter和Prusa(2003)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即上期汇率的上升(本币贬值)，会降低本期的反倾销立案数。CAB(-1)对反倾销的影响与表2基本一致。IMP(-1)对反倾销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MPR(2004)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从表2和表3来看，失业率对反倾销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正好反映出经济景气状况对反倾销影响的重要性。为此，我们在以下对七个国家采用的负二项式回归模型中，只采用失业率指标分析各个国家经济景气程度对反倾销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增强本文结论的正确性，在注重考虑滞后一期的进口渗透率系数不显著及其它变量均比较显著的分析前提下，本文采用Knetter和Prusa(2003)等人所采用的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分别对1995～2005年间反倾销立案数最多的7个国家进行分析(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UE(-3)的系数在七个国家中均为正值，并且都很显著。这说明反映经济景气状况的滞后三期的失业率对反倾销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与上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