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灰暗”、“低沉”等成了文学的“罪过”与“禁区”，灰暗就等于消极悲观，悲观就等于没落，没落就等于不革命、不进步，就等于腐朽反动，情绪的高低竟然和特定的阶级连在一起，似乎只有资产阶级才是伤感低沉的，无产阶级则没有低沉的时候。这样一个直线链条使人们对“忧郁”、“消沉”一直以来都进行着不绝如缕的声讨，一些作家也为自己曾有的“灰暗叙事”而懊悔。巴金1977年的《一封信》就对自己解放前的“灰色叙事”做了自我批评：

    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章是《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我最后一部长篇的最后一句又是“夜的确太冷了”。我的作品里充满了忧郁、痛苦的调子。二十年中间我写了那么多的痛苦和黑暗……我没有给读者带来光明，指明出路。我自己不断地诉苦、呼号，我不断地在黑暗中摸索，用我的痛苦折磨读者。这就是我的痛苦的经历。我对读者的确欠了一笔还不了的债，我每次回顾过去都感到内心不安。为了这个，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我都心甘情愿。

    看来巴金真诚地为过去写了“不欢乐”、“不健康”的作品而忏悔，他说：“十七年中间我的笔底下再没有忧郁、痛苦的调子了；不管我那些文章怎样软弱无力，但字里行间也或多或少地闪耀着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巴金为自己的作品里充满了“欢乐”而自豪，好像即使是“无力”的、廉价的欢乐也比深刻的“痛苦”强，哪怕是肤浅的，只要是“欢乐”似乎就可以了。对这种唱赞歌的“欢乐叙事”，巴金是真诚地认同、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