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高风险个体的保密问题时不难发现,和法律联系最多的是在临床实践中对有暴力倾向个体的处理。Monaham[31]建立了一个暴力行为风险的临床决策模型,根据暴力风险和治疗关系的情况将来访者分到四个由风险高低和治疗联盟强弱划分的矩阵中,并选择相应的干预方式来加强治疗联盟,使来访者从高暴力风险矩阵移动到低暴力风险矩阵之中。只有当无法将治疗联盟加强到足以使治疗师完成降低暴力风险的干预工作时,打破保密规则、警告潜在的受害者和报告警察部门的措施才是必要的。一旦保密规则被打破,来访者对于心理治疗的信任及未来继续进行治疗的机会可能会随之一起丧失,理想的方式是从来访者那里获得打破保密的许可,从而避免信任的丧失。

    在治疗过程中对高风险来访者的记录也需要谨慎处理。Cohen[32]建议此类记录应包含下列内容:与来访者以及相关他人接触的概要,定期的干预进程摘要,知情同意和心理测验数据。Sossion等[33]认为有关法律行为、性行为或者其他敏感的可能伤害来访者的信息不适合记录。很多机构和私人开业的心理治疗师会单独做工作笔记,并把这一笔记与来访者会谈的正式记录分开保存,以此方式确保相关信息的保密性。

    4 保密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心理治疗师本身至少具有两种身份,一方面是社会的公民,组织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其职业要求以来访者为中心,是社会中心理治疗或咨询的专业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