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情感障碍流行病学调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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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件(3834KB，6页)。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2 方法
1.2.1 工具和诊断标准
诊断工具采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2.1版(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version 2.1,CIDI-2.1)[5],由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翻译提供中文版。 CIDI-2.1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于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由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使用的工具,可以得到基于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及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6]两套诊断系统中各类精神障碍的诊断。本研究情感障碍的诊断标准为DSM-Ⅳ,包括重性抑郁障碍(296.2x,3x)、双相情感障碍(296.0x,4x)、心境恶劣(300.4)。CIDI-2.1经过测试,结果表明其信度、效度良好[7]。
1.2.2 调查程序
调查员共90名,其中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医护人员24名,昆明医学院高职教育学院应届毕业生66名。调查员均参加由CIDI中国培训中心制定的为期9 d的培训计划,包括理论讲课,教师示教及实习,考试合格后被选为调查员。使用诊断工具对5例患者(按DSM-IV诊断标准,5位患者的诊断分别为:物质使用障碍,精神分裂症,重性抑郁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及进食障碍)做一致性检验,Kappa值为0.74～1.0(P<0.05)其中,重性抑郁障碍Kappa为0.86(P<0.05)。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访谈,访谈以入户调查为主,部分在村委会及居委会办公室或工作单位办公室调查,平均访谈时间为1.5 h。
所有受访者或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调查得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伦理委员会批准。
1.2.3 数据录入及整理
采用CIDI2.1配套录入软件(CIDI2.1-auto)进行录入,并使用该软件的相应的程序导出诊断。CIDI2.1-atuo具备一套完整的逻辑检错系统,在录入过程中对录入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对12%的问卷进行双录入显示诊断结果的一致率为100%,使用CIDI2.1-auto工具导出并且得出诊断。由于样本的社会人口学资料与昆明市人口构成存在区别,在计算患病率时,使用了权重的方法调整年龄、性别及城乡因素对患病率的影响。
1.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15.0软件包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计算患病率,由于调查样本的年龄结构与实际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所不同,在分析中根据2004年昆明市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进行了加权[8],使用Jackknife法计算调整率的95%的可信区间(95%CI)。比较不同性别、不同居住地的患病率时,查看2个亚组比值比(OR)的95%CI来决定亚组间是否有差异;社会人口学变量的计数指标进行Wald c2检验以检验不同社会人口学变量组的患病率差异;使用logistic回归进行相关的因素分析。使用生存分析的方法(Kaplan-Meier)计算情感障碍起病风险并绘制起病年龄(指患者回顾一生中首次发生情感障碍的年龄)曲线。
2 结 果
2.1 样本基本特征
共完成问卷5033份,其中非农业人口2429人,农业人口2604人,男性2416人,女性2617人。受访人应答率为82.6%,调查失访主要原因是被调查者外出或不合作。5033名完成CIDI访谈的受访人特征:年龄为≥15岁的人口,平均年龄(39.05±15.17) 岁,男性占49%,女性占51%;农村人口占51.7%,城市人口占48.3%;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为8(3～9) 年;70.6%在婚或同居;7.8%离婚、分居或丧偶,21.6%未婚。由于样本的社会人口学资料与昆明市人口构成存在区别(昆明市2004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农与非农所占的比例分别是:59%,41%;抽样数据农业与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是:51.7%,48.3%),在计算患病率时,使用了权重的方法调整年龄、性别及城乡因素对患病率的影响。
2.2 昆明市各类情感障碍30天、12个月及终生患病率
情感障碍30天患病率(0.98%,0.65%~1.18%),12个月患病率(1.22%,0.92%~1.52%),终生患病率(1.98%,1.54%~2.30%)。其中重性抑郁障碍30天患病率(0.93%,0.59~1.09%),12个月患病率(1.09%,0.78~1.35%),终生患病率(1.96%,1.49%~2.41%)。具体亚型患病率见表1。
2.3 情感障碍社会人口学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情感障碍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离婚/分居/丧偶,无业者是情感障碍的危险因素;受教育年限在0~9年者是情感障碍的保护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农村居民可能是情感障碍的保护因素(表2)。
2.4 情感障碍与各类精神障碍共病率
各类精神障碍与情感障碍之间普遍存在共病现象,共病率由0%~22.2%(表3)。
2.5 情感障碍起病年龄分析
情感障碍起病年龄分布(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依次为:重性抑郁38(23,10)岁,双相情感障碍25(11,9)岁,心境恶劣36(32,8)岁,情感障碍合计37(25,9)岁。90%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25岁以前起病,心境恶劣在50岁以前存在起病风险,重性抑郁的起病风险持续终生。
情感障碍起病风险曲线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 Rank(Mantel-Cox)检验,χ2=78.93,P<0.001。两两比较分析(Log Rank(Mantel-Cox))显示,重性抑郁与双相情感障碍及心境恶劣起病年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3.27,13.26;均P<0.001;),双相情感障碍与心境恶劣起病年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37.72,P<0.001)。累积风险率曲线见图1。
3 讨 论
1982年与1993年两次大型调查时所使用的工具、方法、诊断标准以及抽样地区基本一致[2-3]。两次调查曾是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模板。全国各地用同样的方法和工具做过多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其中情感性精神病的时点患病率为0.37‰~1.21‰,终生患病率为0.06‰~3.60‰(多为0.56‰~1.25‰)[9]。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我国的精神障碍中的情感障碍患病率尤为低,与同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情感障碍的终生患病率我国最低,分别为韩国的1/40[10],美国的1/60~1/200[11-12]。我国的调查显示情感障碍患病率极低,这一问题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及研究[13-15]。在1982年和1993年的两次调查中,对各类精神障碍的定义与目前使用的诊断标准有较大差别 [9,16]。调查中所使用的精神卫生筛选表是决定精神障碍能否被检出,曾经易使调查者在应用筛选表过程中,更多地关注精神病性症状,对以情感障碍为主的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常被忽略而影响检出。我国精神分裂症患病的检出率却较高,而情感障碍的检出率却很低,这可能是由于精神分裂症为精神病性障碍,易被识别且在调查中无法隐瞒,而情感障碍则识别率低,加之固有的疾病耻辱感,使患病率常常被低估。第二是生物与环境因素所致的情感症状躯体化,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习惯于将情绪症状转化为躯体症状来表现(即情绪的躯体化) [17],使情感障碍的患病率明显低于西方社会;第三,某些中国文化特有的因素对中国人群精神障碍的发生起到保护作用,比如家庭支持系统的“缓冲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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