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士康事件”谈我国企业外来工的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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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富士康事件；企业；外来工；工作倦怠
中图分类号：B845.6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10—0727—02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10.002
2010年上半年，在富士康集团所属的深圳一家工厂，一家口碑还“不错”的台资企业，在5个月之内发生12起员工跳楼事件，造成10死2伤。相对于全厂数十万员工的巨大基数，这一自杀率虽然不算高，低于我国的平均自杀率，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同一企业的同一个员工群体，在同一地点密集发生自杀事件，无疑属非正常社会心理现象，很有必要予以关注和研究。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对发生在企业外来工群体的这一现象的研究可能更具社会现实意义。
分析此12起跳楼事件，自杀者有以下基本特征：男多女少(男性8人、女性4人)，年龄较小(除1例28岁之外，其余都在17～24岁之间)，均未婚，受教育程度偏低(除2例本科外，其余都在高中及其以下)，外地户籍(都来自经济欠发达省份)，人职时间短(都不足2年，其中9人不足1年，多为首次参加工作)，流水线作业，工作形式和程序单调，加班时间多，工资偏低，业余时间少，生活单调，工友及室友之间陌生、少来往，社交活动极少，社会支持缺乏。少部分(3例)患有明确的精神病。
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固然有个体自身和外部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本文仅以工作一个人匹配(job—person nt)理论模型分析这一群体的工作倦怠问题。
Maslach等提出，工作倦怠并非由于个人本身或工作情境单方面的原因，而是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匹配一不匹配程度，即个人能力与工作要求差距越大，则越不匹配，越容易产生工作倦怠。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个人和组织在工作量、控制、报酬、工作团体、公平性、价值观六个方面的不匹配导致工作倦怠的产生和加剧。从自杀者的共同特征可以看出，他们长期从事紧张而又单调、机械的工作，还要经常加班，工作上完全缺乏自己掌控的余地，很容易产生工作疲劳感。他们薪水较低，尤其在深圳这样的消费水平比较高的城市，生活日用品支出之后，往往所剩无几，要再给家里回报寄钱(这是大部分外来工初始打工的主要动机)，就需要加更多的班，同时在生活上需要节约更多的钱。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同一个车间的工友常常不在同一个宿舍，同一个宿舍的室友却又不在同一个车间，加上人职时间不长，很难建立起密切的朋友关系。即使有老乡之间的来往，但由于见面机会少，形不成日常的人际交流，自然更谈不上互相的社会支持。而社会支持缺乏却又是工作倦怠的主要成因之一。文化水平偏低也影响社交与应对能力。由于业余时间少而单调，使他们在工作之余也难以享受他们这个年龄阶段应该享受的丰富、有趣甚至浪漫的现代生活。作为外来工，来到深圳这一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城市的同龄人就生活在他们身边，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较充裕的物质生活和较丰富的精神生活现实无不令他们向往甚至嫉妒，社会的不公平感难免产生。他们已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只是任劳任怨地工作，而对身边的诱惑无动于衷。不公平感一方面引起情绪上的耗竭，另一方面使得个体对工作玩世不恭。更为重要的是价值观的调节作用。新一代的外来工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工，尤其是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其价值观常常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他们打工的目的已不再只是为家里或自己攒上几个钱，也不再只是攒了钱就返回家乡生活，而是要在城市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想要抓住机会，自我发展，攒更多的钱，要永远留在城市，要像城市青年那样生活。他们也想要娶漂亮的女孩或嫁英俊的小伙儿，甚至要先打工后做老板。对于他们，回乡已是很丢面子的事情，而且已不能接受甚至不能适应家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成功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一系列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眼下大不如意的工作、生活现状形成了强烈反差。残酷的现实必将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导致工作满意度降低，工作倦怠自然产生。他们参加工作时间较短，工作倦怠之所以在短期内形成，可能反映了其工作满意度极低的现状。
当然，从移民文化适应的角度，也可解释这些外来工对新环境的不适应。他们从一个地区迁徙至另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地区，由于文化具有延续性与相对稳定性，原有的文化，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乃至价值观，难免受到新的文化或亚文化的冲击，导致原来的社会角色发生削弱甚至终止，形成无形的社会隔离或半隔离状态。这些因素无疑会加重工作倦怠的程度。
工作倦怠会带来各种健康问题，对心理、生理及社会功能产生广泛损害。据报道我国职业人群中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40.2%，远高于普通人群。睡眠障碍与工作倦怠也关系密切。Dyrbyc等报告，严重工作倦怠者常出现自杀观念。另外，工作倦怠还有“传染性”，它可在员工间传播、蔓延。可以推测，本事件12例中，不管是否有抑郁症状，工作倦怠可能是导致自杀行为的主要原因。
青年早期是精神病高发年龄段，12例中有3例有明确的精神病，因此在分析以上因素的同时，不能忽略精神病对自杀行为的影响。而精神病的发生与工作倦怠之间又存在交互关系。
对工作倦怠的干预包括个体干预和组织干预。就目前我国企业外来工现状，由于受到干预资源、干预成本以及外来工文化水平和心理服务接收能力等的限制，选择以组织干预为主、个人干预为辅的干预策略，应该更适合于国情。研究发现，有力的社会支持是消除工作倦怠的最重要手段，尤其来自管理者的支持。在企业中普及“员工援助计划”，建立员工心理援助体系，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是解决企业外来工工作倦怠问题的当务之急。加快“心理卫生进社区”的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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