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天使保镖”
近年来，医患矛盾加剧，医患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白衣天使”这一对医护人员的美称，正逐渐从人们的词汇中消失，而诸如“白衣狼”等贬义词则时有所闻，与之相应的谩骂、殴打医护人员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行凶、毒打致伤、致残、致死的恶性事件也并非罕见。近日更闻华西医院恶性事件发生后，医院给六位备受死亡威胁的医务人员配备了形影不离的贴身保镖，美其名曰“天使保镖”。
天使保镖的出现并非正常现象，纵观全球，设此类专业保镖恐怕也独此一家。华西恶性事件的发生不是因四川地属山区、民风剽悍的特殊个例，而仅是国内医院近10年来的一个缩影。医疗行业中这类恶性事故发生次数之频，涉及面之广，近10年来已达全国、全球之冠，这很难用个别医务人员医德医风不良或病人家属情绪过激予以解释。长期以来，医生一直是颇受社会尊重的祟高职业，城市居民也已习惯于政府全包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而近些年医疗制度的变化，涉及到了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一些人的不满之情便释放出来，再加上舆论盛传的红包、回扣之风，于是，医生声誉一落千丈，医院也成为众多病人发泄不满情绪的场所。一旦病人对治疗效果不满，经治医生就成为泄愤的目标。那么，应该怎样解决医患之间存在的矛盾？医生和病人之间又应该如何沟通，才能杜绝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呢？
, 百拇医药
增大公益投入
长期以来，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比较低，我国人口占全世界的27%，卫生总费用不足世界卫生总费用的1%。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各国卫生费用最低要达到本国GDP的5%。我国经历了20年，于上世纪末达到GDP的5.3%，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6%)。据世界银行于1996年统计，我国人均的卫生费用只有美国的1/150~1/200，不足世界人均卫生总费用的1/20。近些年已有所上升，但仍只有世界人均卫生经费的1/6。值得提出的是，我国的GDP是近年来全世界增长最快的，而我国总的卫生经费虽在近年很快地从GDP的低于3%上升到GDP的5%以上，其实正是由于医疗费用猛涨所致。与此同时，政府所承担的卫生费用比例大幅度下滑，从大于60%降至14.9%。而居民个人负担的卫生费用比例从38.8%上升到60.6%。目前，一般发达国家个人负担的平均比例为27%(加拿大等高福利国家为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2.8%。
由此可见，政府长期以来投入不足，资源分配与使用又不够合理，再加上舆论宣传的影响，是造成目前医患信任危机、恶性伤人事故发生的总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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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从前不久召开的十届人大代表大会中传来消息，国家将加大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此乃治“本”之道，必将有助于医患矛盾的改善。
加强医患沟通
当然，问题的解决尚须标本兼治，而加强沟通则是治标之良策。首先，医生应善待病人，不能抱有恩赐观点，以居高临下之势将病人单纯地作为自己工作的对象，而应视为共同向疾病作斗争的战友，有如一场立体战争中的地方部队。医生是一非常特殊的职业，其工作对象不仅是人，而且是不健康的人，尤其是那些肉体、精神上均受到很大折磨的癌症病人，常有悲观失望、委屈不平、焦虑恐惧等情绪失常。行医之道一定要以人为本，不仅要耐心听其诉说，悉心予以诊治，解除其病痛，在此过程中，要充分体现病人对自己疾病的知情权，让其充分了解疾病的性质、预后的转归、各种诊治措施的优劣，以增加战胜病魔的信心，达到鼓舞斗志、全面配合诊治、争取最佳治疗效果的目的。所以，医生不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必须具备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愿望及精湛的医术，也应学会如何面对病人的艺术。从本人40多年行医的体会，掌握此门艺术的难度并不亚于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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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病人也应该理解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客观规律。如今，人们对此虽已知之不少，但仍存在诸多不解之谜。即使临床中极为常见的现象，诸如无菌伤口的感染、各种手术的合并症、未能治愈的癌症等，也难以“举证”说明必然会在某一个体发生。根据现今“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某病人或其家属要求经治医生“举证”指出何以此种治疗后会发生不良反应？即使患同样的癌症，为何该病人不能像其他病人一样被治愈反而死亡？的确，水平再高的医生也将无以作答。这是缘于个体的差异性极大，医学上只能客观地了解其疗效？手术合并症的发生率，或无菌伤口的感染率等，尚难确证以解释具体个例为何会出现术后感染或发生合并症。由此可见，“举证责任倒置”实际上是一种加剧医患不信任危机的又一重要诱因，其弊端远不尽于此，潜在的不良后果实在令人堪忧。
医患共解难题
医疗工作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业，其风险理应医患共同承担，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无疑加重了医生的行医风险。正如有的医生所言，过去，医生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现今，对医生在医患纠纷中的位置是“有罪推定”，所以“举证责任倒置”已使医生的两只脚均在法院了。为了减小风险、加强安全系数，为谋求客观的依据，医生势必增加各种检查，CT、MRI、B超、血尿化验等大大增加，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加剧了医药费用的上涨。西方医学的诸多弊端，也已在我国重演。以往在医务界盛行的“敢于为病人承担风险”“只要有一分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等以德行医的准则，也逐渐被“安全第一”“宁右勿左”等顾虑，害怕事后发生医患纠纷而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所替代。于是，一些尚有被治愈之望的重症病人，常因治疗有风险而丧失了治疗时机。在这个时刻，医生最需要的是病人及家属的理解及支持，共同承担风险，而医生单方面承担治疗的风险，就很难下决心了。
至于拿红包、回扣的问题，应从机制改革上予以解决。医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不足，技术性服务收费太低，药品、检查费用因进口税较高、中间环节甚多以致收费较高，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不足等，均是出现拿红包、回扣等的因素。要杜绝此类不良现象，应从国家增加投入、提高技术性服务的收费、减少药物销售的中间环节、降低进口关税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加以解决，也期盼医患双方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医患关系。, 百拇医药(徐光炜)
天使保镖的出现并非正常现象，纵观全球，设此类专业保镖恐怕也独此一家。华西恶性事件的发生不是因四川地属山区、民风剽悍的特殊个例，而仅是国内医院近10年来的一个缩影。医疗行业中这类恶性事故发生次数之频，涉及面之广，近10年来已达全国、全球之冠，这很难用个别医务人员医德医风不良或病人家属情绪过激予以解释。长期以来，医生一直是颇受社会尊重的祟高职业，城市居民也已习惯于政府全包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而近些年医疗制度的变化，涉及到了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一些人的不满之情便释放出来，再加上舆论盛传的红包、回扣之风，于是，医生声誉一落千丈，医院也成为众多病人发泄不满情绪的场所。一旦病人对治疗效果不满，经治医生就成为泄愤的目标。那么，应该怎样解决医患之间存在的矛盾？医生和病人之间又应该如何沟通，才能杜绝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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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公益投入
长期以来，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比较低，我国人口占全世界的27%，卫生总费用不足世界卫生总费用的1%。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各国卫生费用最低要达到本国GDP的5%。我国经历了20年，于上世纪末达到GDP的5.3%，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6%)。据世界银行于1996年统计，我国人均的卫生费用只有美国的1/150~1/200，不足世界人均卫生总费用的1/20。近些年已有所上升，但仍只有世界人均卫生经费的1/6。值得提出的是，我国的GDP是近年来全世界增长最快的，而我国总的卫生经费虽在近年很快地从GDP的低于3%上升到GDP的5%以上，其实正是由于医疗费用猛涨所致。与此同时，政府所承担的卫生费用比例大幅度下滑，从大于60%降至14.9%。而居民个人负担的卫生费用比例从38.8%上升到60.6%。目前，一般发达国家个人负担的平均比例为27%(加拿大等高福利国家为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2.8%。
由此可见，政府长期以来投入不足，资源分配与使用又不够合理，再加上舆论宣传的影响，是造成目前医患信任危机、恶性伤人事故发生的总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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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从前不久召开的十届人大代表大会中传来消息，国家将加大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此乃治“本”之道，必将有助于医患矛盾的改善。
加强医患沟通
当然，问题的解决尚须标本兼治，而加强沟通则是治标之良策。首先，医生应善待病人，不能抱有恩赐观点，以居高临下之势将病人单纯地作为自己工作的对象，而应视为共同向疾病作斗争的战友，有如一场立体战争中的地方部队。医生是一非常特殊的职业，其工作对象不仅是人，而且是不健康的人，尤其是那些肉体、精神上均受到很大折磨的癌症病人，常有悲观失望、委屈不平、焦虑恐惧等情绪失常。行医之道一定要以人为本，不仅要耐心听其诉说，悉心予以诊治，解除其病痛，在此过程中，要充分体现病人对自己疾病的知情权，让其充分了解疾病的性质、预后的转归、各种诊治措施的优劣，以增加战胜病魔的信心，达到鼓舞斗志、全面配合诊治、争取最佳治疗效果的目的。所以，医生不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必须具备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愿望及精湛的医术，也应学会如何面对病人的艺术。从本人40多年行医的体会，掌握此门艺术的难度并不亚于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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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病人也应该理解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客观规律。如今，人们对此虽已知之不少，但仍存在诸多不解之谜。即使临床中极为常见的现象，诸如无菌伤口的感染、各种手术的合并症、未能治愈的癌症等，也难以“举证”说明必然会在某一个体发生。根据现今“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某病人或其家属要求经治医生“举证”指出何以此种治疗后会发生不良反应？即使患同样的癌症，为何该病人不能像其他病人一样被治愈反而死亡？的确，水平再高的医生也将无以作答。这是缘于个体的差异性极大，医学上只能客观地了解其疗效？手术合并症的发生率，或无菌伤口的感染率等，尚难确证以解释具体个例为何会出现术后感染或发生合并症。由此可见，“举证责任倒置”实际上是一种加剧医患不信任危机的又一重要诱因，其弊端远不尽于此，潜在的不良后果实在令人堪忧。
医患共解难题
医疗工作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业，其风险理应医患共同承担，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无疑加重了医生的行医风险。正如有的医生所言，过去，医生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现今，对医生在医患纠纷中的位置是“有罪推定”，所以“举证责任倒置”已使医生的两只脚均在法院了。为了减小风险、加强安全系数，为谋求客观的依据，医生势必增加各种检查，CT、MRI、B超、血尿化验等大大增加，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加剧了医药费用的上涨。西方医学的诸多弊端，也已在我国重演。以往在医务界盛行的“敢于为病人承担风险”“只要有一分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等以德行医的准则，也逐渐被“安全第一”“宁右勿左”等顾虑，害怕事后发生医患纠纷而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所替代。于是，一些尚有被治愈之望的重症病人，常因治疗有风险而丧失了治疗时机。在这个时刻，医生最需要的是病人及家属的理解及支持，共同承担风险，而医生单方面承担治疗的风险，就很难下决心了。
至于拿红包、回扣的问题，应从机制改革上予以解决。医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不足，技术性服务收费太低，药品、检查费用因进口税较高、中间环节甚多以致收费较高，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不足等，均是出现拿红包、回扣等的因素。要杜绝此类不良现象，应从国家增加投入、提高技术性服务的收费、减少药物销售的中间环节、降低进口关税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加以解决，也期盼医患双方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医患关系。, 百拇医药(徐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