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历史剧的创作，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郭沫若先生。他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起了一面旗帜。他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部历史悲剧，为革命“立了大功”，有大益于中国人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他又以其创作实践为历史悲剧创作提供了借鉴，为中国话剧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屈原》等6部史剧除了适应当时形势表达反分裂求团结的主题之外，还生动地重新解释了民族精神。具体地讲，历史剧中郭沫若力图借助将古代仁人志士“复活”，进一步挖掘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念。他是从重新解释文化传统、发掘民族精神中的“仁义”思想来回答现实问题的。向传统文化靠拢的倾向一直是郭沫若所尽力追求的。但是以审美方式选择广泛深刻地挖掘历史过程中蕴藏的民族精神力量，在一大批光彩绰约的女性形象和屈原、信陵君、高渐离等具有民族气节、心存仁义观念的热血男儿身上寻求自身的精神寄托，力图在历史传统中发掘一种支持我们民族觉醒、新生的精神动力，一种支撑我们民族现实战斗的意志力、凝聚力，这只能发生于民族处于危亡时期。《屈原》等6部历史悲剧就是郭沫若在这种处境和思想状态下完成的，因而决定了这一过程必然是一个寻找英雄时代和英雄人物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史剧也必然是英雄悲剧。郭沫若是情绪激昂的诗人，因此他的英雄悲剧也就自然地洋溢着一种慷慨悲壮的激情，具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化倾向。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他从传达自己的理念和情感出发，遵循理想化与情感化的原则，以一种夸大的手法强化人物塑造、赋予主人公罕有的、平常人不可企及的精神、道德品格，从而使他(她)们在人格上具有了非凡的道德力量和感召力量。

    郭沫若在其史剧理论文章《献给现实的蟠桃》中有一段名言：“我主要的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怎样合理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