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尊重邮递员这个神圣的职业，他们像一只只辛勤的信鸽，将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期待、祝愿、牵挂与叮咛传送给另一个人。我曾做过信使，不过不是绿色的信使，而是“粉红”的那种。 那是1968年，我做“老插”时发生的故事。当时我们知青点共有13人，其中7男6女。也许是感到毛主席的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口号，会使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在农村插定了，于是，都比我年龄大的6男6女纷纷结成了恋爱的对子，我自然被挤出了爱的圈子。那时还不开化，少男少女常需要旁人来传信送物，从此，15岁的我幸运地做了一回“粉红”信使。

    赵连宝与王燕的初恋似乎更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连宝曾不无自豪地讲：“我和小燕是革命加同志的关系，我们追求精神的品位与气质的高洁。”

    他们之间传递的信件从来不外加信封，很像今天的明信片，上面总是抄录一段毛主席的语录。一次连宝把抄录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信交给我，我一路小跑，谁知王燕看到信后竟哭了，她一个劲地自言自语地在说：“什么是无缘无故?什么是无缘无故?……”。我回去向连宝“回报”了详情，连宝当即又抄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要我立即送去，信中写到“前途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