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我一直在社会底层流浪，连个单位也没有，在街道上三朋四友、狐朋狗友地混世。结交的不光是引车卖浆者流，更有许多命运相似的落魄者。虽已斯文扫地，却又不舍风。不能读书弹琴，不能谈禅说道，甚至连玩笑也开不得，那就只有喝酒。黄昏时分，到十字街切一包卤豆腐皮，二毛钱一张，四、五张就行。切成细丝，用手揉开，虚蓬蓬一大捧，比孔乙己的一碟茴香豆丰盛多了。打几斤散装红薯干酒，用我们那儿的话说，这都是红薯精，七毛钱一斤。菜不拘多少，酒是绝不可少于二斤，否则就有可能半夜去敲小卖部的门。邀三二好友，晚饭后七八点钟开场——大约吃饭牵扯到粮票，那是人的口粮，不敢妄充大方，那时候请喝酒就是喝酒，不包括吃饭。一直喝到早晨三四点。

    为了使酒喝得有趣，喝得快乐，能消磨尽可能多的时光，酒场里就开始兴起各种不同的酒令。尽管我们那座古老文明的县城在饮食文化上有悠久历史，出于不招惹“四旧”麻烦的原因，一套新酒令在县城悄然兴起，逐渐蔓延城乡，进入地区首府南阳，被大家在应用中加工、丰富，就成了盛行至今的有名的南阳牌枚。

    我听到这酒令大约是一九七O年左右，“文革”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造反派和老保都松了点劲，人们的战斗热情已经不那么炽烈，不少运动初期得意的人已开始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