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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1096247
“城市不是我的家”
http://www.100md.com 2003年9月1日 《大众健康》 2003年第9期
     “北京?别提那儿了。”电话那端,凡东的语气愤怒中有些沮丧,“麦收后还回去?再说吧。”

    32岁的凡东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随庄村的农民,今年2月中旬来到北京,在一个装修工地当泥瓦工。4月20日前后,他干活的小区内开始传说非典的可怕和高度传染性。“当时我们很害怕,哪里都不敢去,就想着赶快回家。”凡东说。

    回老家的大部分运输车当时都已停止运营,他决定骑自行车回家。第二天傍晚,骑了300公里的他终于到了家乡的村口,却被村干部们给拦住了,当即被隔离在早已在村边搭起的塑料帐篷内。

    三个星期后,凡东健康地回家了。

    凡东只是非典暴发时期众多逃离北京的外地民工中的一个。尽管从一开始,北京市就意识到民工返乡可能导致非典扩散,三令五申,劝阻民工返乡。但据北京市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在北京暴发非典疫情之前,全市外来建筑施工人员超过70万人,到了5月20日,建筑工地的民工总数已经锐减为62万余人。这意味着在一个月之内,大约有10万建筑民工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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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知道北京的医疗条件和救治水平全国一流,即使染上非典,在北京获救的机会也要大得多,但那些民工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家?

    一直关注农村外出打工者生存状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谭深指出,民工返乡的原因和大学生不尽相同,他们不完全出自对非典的恐慌。生病,而且是在务工地无法应付的重病,就要回家。这是历来农村外出打工者的选择,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

    生病对于在外打工的农村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他们在生病期间没有了收入,有些雇主和工厂还规定病假要扣工资。其次,看病需要自己花钱。民工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大病小病都要自己负担,而除了必要的开支,他们的收入一般都寄回了家乡,很少为意外的伤病预留。据媒体报道,在政府对非典患者免费治疗的政策出台之前,有的民工因经济困难,被送进医院后闹着要出院;还有的交了住院押金之后,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如果是一般的病,民工仗着年轻,往往买些药吃就扛 过去了;病情稍重一点,向亲友借钱;倘若不幸得了重病,除了回家也就别无他法。难怪访谈中民工说:“生病就像塌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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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门显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接连出台了防止民工流动的措施:医疗费用方面从实行救助到全部免费;劳动用工方面规定不得解雇、转移或遣送民工,治疗或隔离期间工资照发等等。这些措施对于非常时期控制疫情、保障农村防非典袭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记者以外地在京民工都有何种健康保障为题,先后询问了北京市社保、建设、卫生等部门,发现除了前不久临时出台的一些非常措施外,并没有相应规定,而即便是这些应急措施,也仅仅适用于非典。非典以后怎么办?没有答案。

    “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但城市却不属于他们。”一位社会学者评论说。长期以来,这些支持着城市建设的民工们,并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有些人的工钱都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医疗、工伤保险了。

    不少民工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和恶劣。记者前不久在北京疾控中心采访时,防疫人员曾说起一家发生过疫情的工地职工宿舍的糟糕环境:一个废弃仓库隔成3个大房间、3个中房间及一排简易工棚,3个大房间分别住108人、110人和125人,每间面积只有380平方米。铺位是上下两层大通铺,中间有通道,宽约1米。室内地面较室外地面低0.5米,每个房间的通气口只有0.5米×0.2米。在30米×70米的工地内,生活着593人!宿舍旁边是厕所和简易食堂,厕所离食堂只有10米,食堂食品卫生和食品质量根本不能保证。垃圾露天堆放,离最近的宿舍出口只有5米。生活区到处是积水、痰迹。室外的水池下水系统污物暴露。“这种居住状况为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的暴发创造了条件。”这是防疫人员调查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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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关于外出民工安全和健康的事故不时见诸媒体,触目惊心。主要包括:职业安全,如频频发生的矿难、工伤事故、工作或居住场所的火灾、化学品中毒等职业病,以及失业等;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春运高潮中及平时的交通事故、被杀、被打、被拐、被收容、被抢、被偷、被强奸、失踪等;生活中的安全与健康,如食物中毒、一般疾病、重病、传染病、人工流产,以及身上没有一点钱等;精神健康,如一般心理疾患、精神病、自杀等。几乎可以肯定,作为流动人口的民工,这些安全和健康事故的发生率,要高于稳定的人群。而其中除少量事件外,任何一个事故的发生都可能导致民工命运的逆转,使其滑向贫困。

    近几年,有关学者在对农村外出务工者的研究中,开始比较多地关注到上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谭深曾分别参与或组织过对全国和广东的民工调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强教授等也对北京民工进行了连续几年的调查。当调查涉及民工打工期间的健康经历时,尽管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但民工一般的安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比如当问到工作场所有无有害健康的情况时,广东的外来工中有11%的人认为“严重”,45.7%的人认为“轻微”;而问到每天下班以后的感觉,有近一半的人回答“非常疲劳”和“比较疲劳”;另外有9.2%的人出现过工作时晕倒,27.4%的人出现过精神极度紧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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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的流行让政府注意到了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地区附近的某工地,只见大门紧闭,保安人员还戴着严严实实的口罩。一位民工热情地告诉记者,他们的住宿环境变好了,每间房住的人比过去少了,每天回去都能闻到很浓的消毒水的气味,还不时收到项目部送来的药物和水果,伙食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

    在另一家曾出现非典疫情传言的工地,情况似乎更好一些。一位民工满足地说:“如果将来非典闹完了,还能这样就好了。”

    基于非典疫情本身传染的特点以及集中居住、生活、工作的生存现状,对工地上的外来民工来说,改善住宿条件和生活环境成了起码的要求。那么,这种非常举措在未来能否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规定和安排呢?

    另外,有关专家认为,以上措施主要是针对成建制的或是在正规单位工作的民工,而对那些散工或自营者,作用却很有限。据专家分析,中国流动人口中自营劳动者占1/3强,在私营、个体中就业的占1/5,两者相加占到流动就业者的一半还多。这部分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往往更差,工作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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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说,外地民工在城市属于非正规就业者。这次因防治非典的需要而对民工生活条件的改善,作为一个特定条件下的特定行为,有可能成为加快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和改善民工境遇的契机。但专家同时也指出,对民工权益的保护,是一个太大的话题。

    民工是连接城乡的一个群体。从民工与家乡社会割不断的联系来看,他们的卫生和健康似乎应考虑在农村公共卫生系统之中;但他们的主要工作生活又是在城市或其他地区,他们的健康状况又与当地整体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照现有的制度,民工安全和健康的成本,最终是由本人、家庭和输出地、社会所承担的。但是非典的流行给了我们严重的教训:其一,同一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人都是“利益相关者”,城市人或当地人独享利益是不可能持久的。其二,保护农村,就不能不保护农村的有生力量———那些为农村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年轻的打工者。

    因此,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考虑,当前应该把民工安全健康系统的建立放在首位。谭深认为,政府的公共卫生系统应针对弱势人群的需求,而不是分城乡覆盖所有人群。所谓弱势人群,大致包括不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城市的贫困人口以及流动人口。在发达地区,特别是聚集了大量民工的地区,应建立社会救助等形式,以帮助危难之中的外来人口,同时缓解由于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问题。, http://www.100md.com(孟庆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