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上的处女”
大约从1994年起，社会上出了一件“新鲜”事，一些医院开始做起针对处女膜的手术来，仅湖北就有十几家(《南方周末》1995年3月10日)。一开始，有人把这种手术叫做“处女膜修补术”，后来有人出来更正，说是应该叫做“处女膜再造术”。
其实，这玩艺一点也不新鲜，早在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就曾经大大风光过一阵。它是为妓女而发明和服务的。因为当时的男人风传，跟处女性交有某些妙不可言的滋味，于是处女妓的身价扶摇直上，达到过一次100英镑的高价点，相当于当时的一座中等商店的价值。许多卖淫老手看了眼红，就投资给一些医生，促使医生用羊肠子等物在她们的阴道口缝上一圈貌似处女膜的东西。一些妓女还做了缩紧阴道口的手术。
在当时和后来的西方，这个行当一直被叫做“处女膜伪造术(或者人造术)”，跟现在中国人的叫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观念的表现。中国人说的“再造”和“修补”，大概是想使劲往“再生”和“再现”靠拢吧？而西方人说的“伪造”或者“人造”却突出了“假的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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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个行当的好景不长，到了1880年代，由于工业化进程加速，贫富差距拉大，大批真正的处女涌入卖淫业。同时，嫖客的心理也从购买“初夜权”转向购买性技巧，而性技巧恰恰是处女妓所无从出售的。于是处女妓的价格就一落千丈，便宜到一次只卖5英镑，比其他妓女多不了多少。当然，“处女膜伪造术”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到了1960年代，它又在日本东山再起。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从战后恢复向经济起飞转变的历史时期，性文化则是一种“黎明前的黑暗”，对处女膜的崇拜还非常普遍和强盛。但是在当时的西方，性革命已经开始，日本自己的婚前(跟别人的)性交也有较大的但隐蔽的增长。为了避免又要性自由又要贞洁牌坊的苦恼，许多准新娘就再次求助于这种“处女膜伪造术”，使它又一次兴旺起来。
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人人都明白那不过是样子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开玩笑的话：“你是不是推迟两个星期结婚啊？”它说的是，伪造处女膜以后要休息两个星期，才能开始性交。如果一个新娘要求推迟婚期，那么她“奉献”给新郎的那片薄膜就大可被怀疑了。
, 百拇医药
这个玩笑表明，当时的日本青年已经开始怀疑和否定处女膜的价值和意义。果然，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的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加、日益公开，“处女膜伪造术”当然也就越来越日薄西山。
这种手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复兴”，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术，是试图用纯技术手段，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定规之间寻找一条生路，哪怕明知是虚幻的。国内已经有人批评这种伪造术，但是还没有说到根子上。批评者一来指责那些非要那层膜不可的新郎们；二来纠缠于医生该不该施行这种手术。这些都对，都应该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性活动与性别权势关系的层次上，就会发现：传统的男权社会并不是欣赏处女膜本身，而是用它来压迫女性。
处女膜被说成男女性构造的惟一区别，因此，女人的这个天生之物被说成是女性生来低人一等的证据，是社会格外压抑和束缚女人之性的天然理由，也是社会对男女实行不同的双重性道德标准的“生理依据”。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还在相信处女膜有任何价值，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个社会，在骨子里就一定是男女不平等的。那些自愿伪造处女膜的女性，实际上是自寻枷锁。尽管她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同情的具体理由，但是这种自甘卑下的客观结果却是无法逃避的。至于那些鼓吹或者纵容这种手术的人，就是为虎作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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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天下的处女都不要那层膜，或者说“天下从此无处女”，传统男权社会的“处女膜崇拜”，才能被彻底破除掉。那么，在中国国情下，“处女膜崇拜”会带来种种“假贞操”，却是人们很少想到的。
社会越是强调处女膜的道德价值，女性越是想拼命守住这道“最后防线”，就越是等于在说：只要这个膜没有破，其它什么性活动都可以做。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曾在北京市的大学里做过调查，虽然真正发生性交合(处女膜当然破裂)的人只有8%到9%，但是发生过种种性爱抚行为的人却高达40%左右。
这里所说的性爱抚，是指超过接吻的、直到双方生殖器发生接触却没有插入的各种行为。从性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爱抚行为与真正的性交合一样，也可以引发性高潮、获得性满足，是不折不扣的“性行为”。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不论双方怎么爱抚，爱抚多深，都仍然是“贞洁”的。结果，一些人为了保持“处女身”，连口交和肛交都做过了，唯独没有插入阴道，因此他们也就陶醉在自己的“贞操”之中。这种“技术上的处女”，这种“狭义的贞操”，难道不荒谬吗？
现代人需要的“贞操”是什么？不是膜的完整，而是爱的专一。
大概我们太习惯于“死要面子活受罪”了，才把伪造处女膜闹得这般沸沸扬扬。, 百拇医药(潘绥铭)
其实，这玩艺一点也不新鲜，早在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就曾经大大风光过一阵。它是为妓女而发明和服务的。因为当时的男人风传，跟处女性交有某些妙不可言的滋味，于是处女妓的身价扶摇直上，达到过一次100英镑的高价点，相当于当时的一座中等商店的价值。许多卖淫老手看了眼红，就投资给一些医生，促使医生用羊肠子等物在她们的阴道口缝上一圈貌似处女膜的东西。一些妓女还做了缩紧阴道口的手术。
在当时和后来的西方，这个行当一直被叫做“处女膜伪造术(或者人造术)”，跟现在中国人的叫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观念的表现。中国人说的“再造”和“修补”，大概是想使劲往“再生”和“再现”靠拢吧？而西方人说的“伪造”或者“人造”却突出了“假的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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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个行当的好景不长，到了1880年代，由于工业化进程加速，贫富差距拉大，大批真正的处女涌入卖淫业。同时，嫖客的心理也从购买“初夜权”转向购买性技巧，而性技巧恰恰是处女妓所无从出售的。于是处女妓的价格就一落千丈，便宜到一次只卖5英镑，比其他妓女多不了多少。当然，“处女膜伪造术”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到了1960年代，它又在日本东山再起。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从战后恢复向经济起飞转变的历史时期，性文化则是一种“黎明前的黑暗”，对处女膜的崇拜还非常普遍和强盛。但是在当时的西方，性革命已经开始，日本自己的婚前(跟别人的)性交也有较大的但隐蔽的增长。为了避免又要性自由又要贞洁牌坊的苦恼，许多准新娘就再次求助于这种“处女膜伪造术”，使它又一次兴旺起来。
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人人都明白那不过是样子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开玩笑的话：“你是不是推迟两个星期结婚啊？”它说的是，伪造处女膜以后要休息两个星期，才能开始性交。如果一个新娘要求推迟婚期，那么她“奉献”给新郎的那片薄膜就大可被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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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玩笑表明，当时的日本青年已经开始怀疑和否定处女膜的价值和意义。果然，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的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加、日益公开，“处女膜伪造术”当然也就越来越日薄西山。
这种手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复兴”，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术，是试图用纯技术手段，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定规之间寻找一条生路，哪怕明知是虚幻的。国内已经有人批评这种伪造术，但是还没有说到根子上。批评者一来指责那些非要那层膜不可的新郎们；二来纠缠于医生该不该施行这种手术。这些都对，都应该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性活动与性别权势关系的层次上，就会发现：传统的男权社会并不是欣赏处女膜本身，而是用它来压迫女性。
处女膜被说成男女性构造的惟一区别，因此，女人的这个天生之物被说成是女性生来低人一等的证据，是社会格外压抑和束缚女人之性的天然理由，也是社会对男女实行不同的双重性道德标准的“生理依据”。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还在相信处女膜有任何价值，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个社会，在骨子里就一定是男女不平等的。那些自愿伪造处女膜的女性，实际上是自寻枷锁。尽管她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同情的具体理由，但是这种自甘卑下的客观结果却是无法逃避的。至于那些鼓吹或者纵容这种手术的人，就是为虎作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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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天下的处女都不要那层膜，或者说“天下从此无处女”，传统男权社会的“处女膜崇拜”，才能被彻底破除掉。那么，在中国国情下，“处女膜崇拜”会带来种种“假贞操”，却是人们很少想到的。
社会越是强调处女膜的道德价值，女性越是想拼命守住这道“最后防线”，就越是等于在说：只要这个膜没有破，其它什么性活动都可以做。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曾在北京市的大学里做过调查，虽然真正发生性交合(处女膜当然破裂)的人只有8%到9%，但是发生过种种性爱抚行为的人却高达40%左右。
这里所说的性爱抚，是指超过接吻的、直到双方生殖器发生接触却没有插入的各种行为。从性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爱抚行为与真正的性交合一样，也可以引发性高潮、获得性满足，是不折不扣的“性行为”。但是按照社会的标准，不论双方怎么爱抚，爱抚多深，都仍然是“贞洁”的。结果，一些人为了保持“处女身”，连口交和肛交都做过了，唯独没有插入阴道，因此他们也就陶醉在自己的“贞操”之中。这种“技术上的处女”，这种“狭义的贞操”，难道不荒谬吗？
现代人需要的“贞操”是什么？不是膜的完整，而是爱的专一。
大概我们太习惯于“死要面子活受罪”了，才把伪造处女膜闹得这般沸沸扬扬。, 百拇医药(潘绥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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