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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些打工的日子
http://www.100md.com 2009年5月1日 《中老年保健》 2009年第5期
     想起艰难的历程,如同回望一座险峰,忽然会有一种自问:山上并没有路呀,自己是怎么下来的?

    在我一生的艰难中,那些打工的日子会永远存留在我的记忆里。

    1957年高中毕业后,因母亲去世,我没能上成大学。家境贫穷,我却坚持来年再考,家里抛给我一句:“你能养活自己,家里不管。”我无话可说。

    那年月还没有“打工”这个词,但它能简练概括为“给私人做些临时活计”的意思,所以权且使用它。

    我第一次打工,是去北京和平东街“和平文化补习学校”做代课教师。看《北京日报》招聘广告,我找到那里。一个临街的四合院,校长在唯一的办公室对我进行了面试。见我一个学生模样,自然是质疑的神色,他告诉我,只有复读的高三班尚缺政治老师。大约他想让我自己说出放弃的话,不想,我即刻回答:政治我也能教。并且执意请求:给我一次试讲的机会吧。校长不语,沉默了许久,终于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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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讲那天,我提前了近一个小时到校,在院子踱来踱去。陆续有学生到来,见我像他们的“同龄人”,用眼神对我说:又多个同学。等待好像没有尽头的煎熬,我几次提醒自己:准备得很充分,紧张什么,会成功的!

    学校没有铃声,只由校长招呼一声,师生走进教室,就算上课了。当我跨进教室门口的瞬间,我看到齐刷刷向我投来的惊异的目光,怎么,他是老师?校长说:“今天由萧老师给我们讲一堂政治课,大家注意听。”话语简短而不确定。我走向讲台,校长走到教室后排座位听我的课。

    我拿起粉笔在黑板写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十个大字。这是校长给我出的考题。我回过身来,看到的目光,似乎多了些“对勾”。我从小习字,快捷而规范,板书助我驱走了心理紧张,立即平静了许多。打开教案本,说,今天我们讲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它是划时代的纲领性文件,也是高考大纲里最重要的部分。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学好它。于是按照“毛主席为什么在此时发表这篇文章,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路讲来,待校长宣布课间休息时,学生一下子拥上来七嘴八舌地对我说:“老师,您比我们老师讲得好多了。”“三个月前,我要听了您的课,政治也不至于考得那么糟。”别的话,我可能没有听清楚,“老师”、“您”,我却听清了,顿时我听到了自信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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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课后,校长把我让到办公室,给我沏了茶,满面笑容地说:“祝贺你,两个复读班的政治课就由你教了,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

    感谢这位校长,他终归不像当今绝大多数的“长”们,只看学历不看能力,而是给了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我还要感谢生活。我相信现在也还有许多像我当年一样贫穷的青年,我想对他们说:我们从来都不穷,我们只是没有钱。穷是我们执著和热忱地向命运挑战并实现自我的内驱力。

    尽管我认为人才只靠学校是培养不出来的,尖子学生未必能成功,主要靠素质的日积月累,但我仍然对我的母校怀有深深的敬意。母校不仅成就了我的学业,为积累就业本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润物细无声”地使我渐渐地读懂了生活的真意和生命的真谛。从毕业到就业,这是个角色转变。如何做到“美丽转身”?这是值得每个就业难的大学生思考的。

    其实学生哪里知道我试讲还算比较成功的奥秘呢!我讲的课基本是模仿和照搬了我的政治老师的课!我有高中三年各科详尽的笔记,特别是毕业前夕,高考科目都请能力超强,经验丰富(今天叫“学科带头人”)的老师进行总复习,记下了这些课的笔记,就吃透了教材,对重点、难点和易错点都会一清二楚。再加上我们的政治老师是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能手,每月给全校讲一次“时事课”,当时“时事题”在高考政治试卷中占的比重较大。我只要把那些笔记多看几遍,等于备了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此外,我长期担任学生干部,培养了我的组织能力和讲话能力,不怯场,思路清,语言利落,善于调动学生的兴趣、思维和情感。这些都有助我第一次打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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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星期讲两次,一次两节课。九个月里,我挣了144元钱。结业时,校长一再挽留我,我向他袒露了我马上也要参加高考的“秘密”,他先是惊讶,后是被我“一定要上大学”的心愿而感动,所以又给了我30元钱,说这是对我的奖励。在今天,一百多块钱不足齿数,但在半个世纪前却也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者三四个月的工资呢!那将是我上大学四年的零用钱,我舍不得花。

    那年我被大学录取了。开学前,我去看望了那位校长,告诉他我要上师范大学中文系了,因为师范免伙食费。告别时,他转交给我几封信,那是做了我九个月的学生们写给我的。他们有的和我一样考上了大学,有的依然还是没被录取,但他们仍然把“欣慰”送给我:他们各科成绩中,政治分数最高。

    我第二次打工,是去四季青公社做“家教”(当时似乎也没有此词)。大学一年级去四季青公社劳动。一天,副社长到大队布置工作,身后跟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赶上我们在地头休息。我问男孩为什么没上学,他说病了。我即刻又问他:“你知道‘病’字旁是什么意思吗?”他摇头。我拿草棍在地上画出这个象形字:横着看,那“点、横”是床头:那“撇”是床板;那“两点”是床腿。就是说病了就要卧床休息。男孩眼睛一亮,他父亲就是那位副社长,也有了兴致。接着我把男孩的名字“祝永福”也拆解给他。我说:“看,你的姓与名搭配得多好,父母永远祝福你。”父子一听,以为我大有学问,其实无非是《说文解字》的小常识。他父亲当即请我利用假期给他不爱学习的儿子补课。我说我教语文,我的一个同学教数学。于是,一年多的时间,我和我的同学利用星期日和寒暑假去祝家做家教。早餐在学校吃,步行二十多分钟到祝家,我们各讲一个小时,再到离公社最近的一个大队参加劳动两个小时。四季青公社是北京的蔬菜基地。我们也只不过是把社员捆好的蔬菜抱到汽车或者马车上码放整齐,有时也帮助除除草,拔拔萝卜。中午在大队食堂吃饭,饭菜管够。平生很少能吃到那么新鲜的蔬菜,美的享受啊!饭后迅捷地翻看队部的《北京日报》电影广告栏,选定场次后立即出发,无论远近,一元五角一张的学生月票,全市到处行。那时候学生看一场电影只有8分钱,有时是5分钱,这和我做家教挣来的40元钱相比简直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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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专看根据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从列夫·托尔斯泰到阿·托尔斯泰,一年多,看了当时所有能看到的近60多部,几乎囊括了俄国文学史上全部重要代表作。那些经典在我看来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是聆听大师讲课,是我在给自己上美育课,进行情感教育。我把观后感记录下来,还起了个总标题——《从大师的小说到大师编导的电影》。从看到写,我沉浸在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美的享受中,美的内涵如甘甜的雨露滋润着我的心田。为了看电影,暑热中和光膀子的工人挤在一起看,寒冷中在影院门口等退票,赶场时买个烧饼边跑边嚼,晚场散了学校大门关了,翻爬栅栏门……许多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不过饥饿的1960年的到来,结束了我的打工生活;但那一段生活已成为我积累下的精神财富,毕竟自己养活了自己,还实现了自我的心愿和价值,想来总有一点成功感萦绕心间。如果从毕业到就业希望“美丽转身”的大学生,能从我的不是打工故事的故事中得到一丝启悟,我会感到幸福。, http://www.100md.com(萧 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