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也是一段与疫魔抗争的历史。众所周知，闻风丧胆的黑死病曾在中世纪时夺去了7500万人的生命，欧洲的人口在顷刻间锐减了1/3。其实，类似的惨剧也在华夏故土上出现过。

    大瘟疫颠覆了明王朝

    “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就发生在万历八年的山西大同府。同年，疫情从大同府绵延至太原府和潞安府，就连当地的医官也不知所传瘟疫究竟为何疾。然而，当时的明政府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加重百姓的赋税，即便是在瘟疫侵袭之时，监工的太监照旧役使矿工下井挖煤，以致被传染者没有即时隔离，瘟疫肆意传播。

    山西瘟疫发生后，百姓惊恐万分，四处逃散。万历十年疫病传至相邻的河北宣府(今宣化)地区，这里是京畿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病发作时，“人肿颈，一二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是年冬季，疫病传至北京。翌年，沿京杭运河传至南方。我们从史籍所载症状中可以推断，当年所传的就是腺鼠疫。腺鼠疫是鼠疫中的一种，它是鼠疫杆菌侵入皮肤后，靠荚膜吞噬细胞，先从局部繁殖，随后又靠透明质酸及溶纤维素等作用，迅速经由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原发性淋巴结炎，其临床的表征就是大脖子。

    京师疫病发生后，周边的通州、安东、霸州、大城、保定等地患大头瘟疫者枕藉，造成“父死子不敢望，夫死妻不敢葬”的悲惨境地。据当时史料记载，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河北真定府(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鼠疫还传至河南及山东等地，往往是村空无民，巷中无声。

    万历年间的鼠疫大流行也许是明亡的征兆。崇祯六年，鼠疫再次席卷而来。此时的明王朝政局动荡，崇祯帝刚从覆灭阉党魏忠贤的胜利喜悦中苏醒开来，朝廷的党争又此起彼伏，加上东北满洲军事威胁的加剧，百姓的赋役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加沉重。此刻，山西知州的一封600里寄递奏折却被湮没在口诛笔伐的党争奏章中。当我们今天翻开奏折时，依稀可辨当时地方官的茫然无措，“(崇祯)八年，……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一家尽死孑遗”。

    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山西鼠疫开始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陕西榆林府和延安府相继发生大疫，“(崇祯)十年，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境况下，明政府还继续派发“三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