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下)
几个重要失误
如果一定要检讨清廷政治失误的话，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清廷在开启政治改革的时候，在呼吁各派政治势力回归参与的时候，太过于忽视或蔑视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中坚力量，如果当时有一个适当方式尽量将这些先前的反叛者拉回体制，后来的历史即便不发生趋势性的改变，也一定会有所缓和。
然而清廷并没有这样做，清廷在政治改革启动后太自信了，他们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同时只想着将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斩尽杀绝，没有从政治和解的层面去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沟通。这无疑也为后来的政治变故留下了伏笔。
清廷的政治改革总体而言是顺利的，尽管有革命党在外面一直反对，但实事求是的说，这些改革是得到社会各阶层拥护支持的，只是到了关键时刻，到了真要与既得利益集团分享权力的时候，满洲贵族统治集团还是暴露出了其自私狭隘的一面，并由此引爆政治危机。
根据修正后的预备立宪计划，清廷应该在1913年召开正式国会，这就标志着中国由此步入一个立宪的国家。有了这个美好期待，我们看到1910年的下半年和1911年的上半年，国内政治大致平静，革命党在组织了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即“黄花岗起义”后，其实真的已经心灰意冷，因为宪政改革日益迫近，留给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心灰意冷的革命党奋斗没有得来的机会竟然因清廷的失误而获得，革命在清廷的失误中再一次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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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立宪进程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步入立宪的标志，然而这个名单却出了状况，13个内阁成员中竟然有9个是皇室或皇族，汉族出身的只有4人，不到三分之一。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
从今天的眼光看，第一届内阁当然有许多改革，先前标明满汉身份不平等的双首长制被一举废除，中央所有部院不再设置满大臣与汉大臣，之下所有层级也都一并废除了满汉双轨。然而从当时的观感说，汉大臣还是觉得吃了亏，因为改革前的阁员实行双轨制，汉大臣应该占50%或稍弱。
皇族内阁不仅使许多人大跌眼镜，更重要的是清廷在用事实证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判断：看吧，满洲贵族集团什么时候有过诚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那样自私、那样贪婪，中国依靠他们根本不可能走向现代，中国的唯一出路还是过去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情绪在清廷的失误中不断加强，原本陷入低谷甚至接近于终结的革命就这样在清廷的失误中走向复活。
, 百拇医药
皇族内阁的出台使朝廷主导的政治改革黯然失色，人们不太清楚朝廷的真实用意，开始不自觉地怀疑朝廷对立宪政治的诚意。这对朝廷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一个不被人民充分信任的政府，一个总是被人民怀疑的政府，是很难带动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它所出台的每一个政策都会被人民问一个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当然使政府的行政效率逐步减弱，到了最后就是很难推动任何改革。
从当时的情况看，皇族内阁真的是清一色的老班底，13个国务大臣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政客，经多见广，应该不会出现决策性失误。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班底，上台之后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这个致命错误终于将大清王朝送进了历史。
责任内阁名单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5月9日，内阁部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一百年后回望这个政策，或许有其正当性，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鉴于先前铁路建设中的问题比如像四川川汉铁路那样拿集资者的利益不当一回事，造成巨大亏空。
, http://www.100md.com 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正当性不必怀疑，问题是这个政策出台的时机太不合时宜了，方法更是蛮横的，没有想到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仅没有制住川汉铁路主事者，反而被这些涉嫌贪腐的人所利用。川汉铁路主事者利用这个政策绑架人民，宣称清廷的国进民退政策严重损害了川民的利益，于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几千万集资者被运动起来，为保卫路权而奋斗。
保路风潮在有铁路的各省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被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巧妙化解，独独四川的路权无法收回，僵局就在谁为川汉铁路的巨额亏损买单。盛宣怀坚持中央政府不买单是对的，但是那些集资老百姓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先前集资也是朝廷号召的，这多少带有担保的意思。现在让老百姓的血汗钱付诸东流，那怎么可能呢？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抗争呢？
成都告急，朝廷就近调兵入川平息，于是武昌空虚，新军起义，一个老大帝国顷刻之间成为历史，一场并未周密计划的革命改变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各有坚持 相互妥协
, 百拇医药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打响了第一枪，并很快拉来具有新思想的黎元洪组建军政府。
湖北新军的表现无疑是传统的军事哗变，但新军和黎元洪领导的军政府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军事哗变，因为他们既不是要求加薪，也不是要求升官，而是提出一个政治诉求，要求朝廷兑现君主立宪承诺，撤销皇族内阁，调整铁路政策，平息国内民怨。
新军的政治诉求肯定是清廷想不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会是新军起而发难呢？这就与新军的性质有关了。新军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原本是为了复仇而构建的新式军队，但在此后十几年，中国没有战争的机会，这支军队就一直没有在对外战争中发挥功能，反而在内政上屡屡发挥作用，比如这十年的新政，尤其是后来的预备立宪，真正的推手除了立宪党人外，主要就是新军将领。这批新军将领相信中国的未来在于重构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当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后，新军中许多人是不满意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但他们知道中国必须变，必须要改革。所以一直具有忧患意识和政治情怀的新军官兵在国内政治发生困难时，就理所当然觉得有责任站出来说话。这就是武昌起义发生的根源。
, 百拇医药
严格意义上说，武昌起义并没有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多少事，这几乎完全是体制内开明派的抗争，所以朝廷在获悉武昌的消息后，一方面拉出强力镇压的态势，另一方面请求袁世凯重出江湖寻求政治解决。
袁世凯当然是坚定的君宪主义者，他重出江湖后坚守对朝廷的承诺，寻求与黎元洪的湖北军政府和解，他除了让冯国璋用强势打出一个有利地位外，基本上把握着政治和解的节奏。然而，遗憾的是，君主立宪的阻力太大了，这个阻力并不来自皇室，而是来自皇室之外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君主依然享有至上威权，而且万世一系皇位永固，只是君宪体制下不太可能容忍这么庞大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继续享有特权，因此这拨既得利益享有者宁愿玉碎不为瓦全。南北僵局因此而蔓延，各省新军在湖北新军的号召、示范下先后起义，关内14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相继光复。
南北僵局无法化解，体制内的抗争持续升级，南方的叛乱不仅性质在改变，而且其内部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武昌起义后不久，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邀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袖前来深度介入，湖北军政府的性质在黄兴等人来了之后实际上在改变。然而这种改变依然没有引起清廷内部强硬派的反省，他们依然相信朝廷的正义、合法与力量，他们期待以时间换空间，期待重现半个世纪之前的洪秀全太平军的情形，期待出现曾国藩。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用孙中山的话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多年鼓吹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本质上就是要模仿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终结帝制，恢复民权，现在机会来了，中国人怎么会轻易放弃这个诱人的政治理想呢？
革命党的介入使南北和谈注入了新的因素，原本体制内的抗争变成了一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当南北新军将领发现清廷很难顺利走上君主立宪道路时，他们以军事强人的姿态对中国未来进行了安排。1911年12月20日，湖广总督兼新军第一军总统段祺瑞派员与黄兴的军事代表达成秘密的和解协议，确定未来中国实行共和政体，确定未来政府将优待皇室，确定先“推覆”清廷者为未来政体中的大总统。这就为整个政治危机的善后提供了一个大致轮廓和路线图。, 百拇医药(马勇)
如果一定要检讨清廷政治失误的话，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清廷在开启政治改革的时候，在呼吁各派政治势力回归参与的时候，太过于忽视或蔑视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中坚力量，如果当时有一个适当方式尽量将这些先前的反叛者拉回体制，后来的历史即便不发生趋势性的改变，也一定会有所缓和。
然而清廷并没有这样做，清廷在政治改革启动后太自信了，他们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同时只想着将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斩尽杀绝，没有从政治和解的层面去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沟通。这无疑也为后来的政治变故留下了伏笔。
清廷的政治改革总体而言是顺利的，尽管有革命党在外面一直反对，但实事求是的说，这些改革是得到社会各阶层拥护支持的，只是到了关键时刻，到了真要与既得利益集团分享权力的时候，满洲贵族统治集团还是暴露出了其自私狭隘的一面，并由此引爆政治危机。
根据修正后的预备立宪计划，清廷应该在1913年召开正式国会，这就标志着中国由此步入一个立宪的国家。有了这个美好期待，我们看到1910年的下半年和1911年的上半年，国内政治大致平静，革命党在组织了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即“黄花岗起义”后，其实真的已经心灰意冷，因为宪政改革日益迫近，留给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心灰意冷的革命党奋斗没有得来的机会竟然因清廷的失误而获得，革命在清廷的失误中再一次起死回生。
, http://www.100md.com
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立宪进程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步入立宪的标志，然而这个名单却出了状况，13个内阁成员中竟然有9个是皇室或皇族，汉族出身的只有4人，不到三分之一。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
从今天的眼光看，第一届内阁当然有许多改革，先前标明满汉身份不平等的双首长制被一举废除，中央所有部院不再设置满大臣与汉大臣，之下所有层级也都一并废除了满汉双轨。然而从当时的观感说，汉大臣还是觉得吃了亏，因为改革前的阁员实行双轨制，汉大臣应该占50%或稍弱。
皇族内阁不仅使许多人大跌眼镜，更重要的是清廷在用事实证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判断：看吧，满洲贵族集团什么时候有过诚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那样自私、那样贪婪，中国依靠他们根本不可能走向现代，中国的唯一出路还是过去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情绪在清廷的失误中不断加强，原本陷入低谷甚至接近于终结的革命就这样在清廷的失误中走向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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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阁的出台使朝廷主导的政治改革黯然失色，人们不太清楚朝廷的真实用意，开始不自觉地怀疑朝廷对立宪政治的诚意。这对朝廷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一个不被人民充分信任的政府，一个总是被人民怀疑的政府，是很难带动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它所出台的每一个政策都会被人民问一个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当然使政府的行政效率逐步减弱，到了最后就是很难推动任何改革。
从当时的情况看，皇族内阁真的是清一色的老班底，13个国务大臣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政客，经多见广，应该不会出现决策性失误。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班底，上台之后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这个致命错误终于将大清王朝送进了历史。
责任内阁名单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5月9日，内阁部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一百年后回望这个政策，或许有其正当性，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鉴于先前铁路建设中的问题比如像四川川汉铁路那样拿集资者的利益不当一回事，造成巨大亏空。
, http://www.100md.com 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正当性不必怀疑，问题是这个政策出台的时机太不合时宜了，方法更是蛮横的，没有想到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仅没有制住川汉铁路主事者，反而被这些涉嫌贪腐的人所利用。川汉铁路主事者利用这个政策绑架人民，宣称清廷的国进民退政策严重损害了川民的利益，于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几千万集资者被运动起来，为保卫路权而奋斗。
保路风潮在有铁路的各省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被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巧妙化解，独独四川的路权无法收回，僵局就在谁为川汉铁路的巨额亏损买单。盛宣怀坚持中央政府不买单是对的，但是那些集资老百姓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先前集资也是朝廷号召的，这多少带有担保的意思。现在让老百姓的血汗钱付诸东流，那怎么可能呢？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抗争呢？
成都告急，朝廷就近调兵入川平息，于是武昌空虚，新军起义，一个老大帝国顷刻之间成为历史，一场并未周密计划的革命改变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各有坚持 相互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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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打响了第一枪，并很快拉来具有新思想的黎元洪组建军政府。
湖北新军的表现无疑是传统的军事哗变，但新军和黎元洪领导的军政府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军事哗变，因为他们既不是要求加薪，也不是要求升官，而是提出一个政治诉求，要求朝廷兑现君主立宪承诺，撤销皇族内阁，调整铁路政策，平息国内民怨。
新军的政治诉求肯定是清廷想不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会是新军起而发难呢？这就与新军的性质有关了。新军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原本是为了复仇而构建的新式军队，但在此后十几年，中国没有战争的机会，这支军队就一直没有在对外战争中发挥功能，反而在内政上屡屡发挥作用，比如这十年的新政，尤其是后来的预备立宪，真正的推手除了立宪党人外，主要就是新军将领。这批新军将领相信中国的未来在于重构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当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后，新军中许多人是不满意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但他们知道中国必须变，必须要改革。所以一直具有忧患意识和政治情怀的新军官兵在国内政治发生困难时，就理所当然觉得有责任站出来说话。这就是武昌起义发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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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武昌起义并没有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多少事，这几乎完全是体制内开明派的抗争，所以朝廷在获悉武昌的消息后，一方面拉出强力镇压的态势，另一方面请求袁世凯重出江湖寻求政治解决。
袁世凯当然是坚定的君宪主义者，他重出江湖后坚守对朝廷的承诺，寻求与黎元洪的湖北军政府和解，他除了让冯国璋用强势打出一个有利地位外，基本上把握着政治和解的节奏。然而，遗憾的是，君主立宪的阻力太大了，这个阻力并不来自皇室，而是来自皇室之外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君主依然享有至上威权，而且万世一系皇位永固，只是君宪体制下不太可能容忍这么庞大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继续享有特权，因此这拨既得利益享有者宁愿玉碎不为瓦全。南北僵局因此而蔓延，各省新军在湖北新军的号召、示范下先后起义，关内14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相继光复。
南北僵局无法化解，体制内的抗争持续升级，南方的叛乱不仅性质在改变，而且其内部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武昌起义后不久，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邀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袖前来深度介入，湖北军政府的性质在黄兴等人来了之后实际上在改变。然而这种改变依然没有引起清廷内部强硬派的反省，他们依然相信朝廷的正义、合法与力量，他们期待以时间换空间，期待重现半个世纪之前的洪秀全太平军的情形，期待出现曾国藩。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用孙中山的话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多年鼓吹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本质上就是要模仿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终结帝制，恢复民权，现在机会来了，中国人怎么会轻易放弃这个诱人的政治理想呢？
革命党的介入使南北和谈注入了新的因素，原本体制内的抗争变成了一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当南北新军将领发现清廷很难顺利走上君主立宪道路时，他们以军事强人的姿态对中国未来进行了安排。1911年12月20日，湖广总督兼新军第一军总统段祺瑞派员与黄兴的军事代表达成秘密的和解协议，确定未来中国实行共和政体，确定未来政府将优待皇室，确定先“推覆”清廷者为未来政体中的大总统。这就为整个政治危机的善后提供了一个大致轮廓和路线图。, 百拇医药(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