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始末(1)
外蒙古为清末地名，又称喀尔喀蒙古或漠北蒙古。喀尔喀又作哈尔哈,是蒙古语 Halha的译音，指的是蒙古高原北部，以别于高原南部的内蒙古。外蒙古东临黑龙江将军辖境，西至阿尔泰山接新疆，南至瀚海与漠南蒙古相连，北与俄罗斯接壤，领土面积约为161万平方千米。
外蒙问题，是晚清民初国内首要的民族问题，也是了解中俄两国关系的重要窗口。
外蒙的第一次“独立”与“撤治”
外蒙问题的提出，是从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及封建王公“独立”开始的。1911年，中国国内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各行省纷纷“独立”，脱离清廷。当年12月，在沙俄的极力怂恿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驱逐了清朝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此后又派使赴俄，请求俄国派兵保护。沙俄也乐于做此顺水人情，不断供给军火、借款，派出顾问、代表等，完全控制了外蒙古的统治大权。此后数十年间，围绕着外蒙“独立”、“自治”、“撤治”等问题，中俄双方进行了长期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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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提出“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并致电蒙古各王公，告诫“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袁世凯组成北京政府后，也多次通电外蒙取消“独立”，并派人到库伦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谈判。外蒙不买账，反而邀请俄国出面干涉，这就为俄国堂而皇之地介入中蒙问题提供了可乘之机。原本属于中国内政问题的中蒙统一纠纷，却发展成了中俄谈判蒙古独立案的问题。
为了换取沙俄的扶助与保护，外蒙曾于1912年11月私自与沙俄签订《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并给了沙俄开矿、铁路、经济通商等各种特权。当时的中华民国自是无法忍受，多次提出抗议，但根本起不到效果。国内自身革命形势复杂，根本无法以武力收复外蒙。经过多次谈判，1913年11月中俄发表声明：“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但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这样，中方虽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外蒙的“宗主权”，而沙俄却在实际上控制了外蒙。此后多番交涉，几经周折，中俄蒙三方于1915年6月7日在恰克图签订《中俄协约》，提出：“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随即外蒙宣布取消“独立”，而中国则特任陈箓为首任都护使驻扎库伦，行使北京政府对外蒙的宗主权。于是，外蒙古第一次“独立”以“自治”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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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外蒙形势发生了变化。沙俄在外蒙的势力大幅削弱，外蒙“自治”也失去靠山。俄乱渐渐蔓及外蒙，俄国白军谢米诺夫勾结布里雅特，在日本的支持下盘踞大乌里、赤塔一带，企图侵占外蒙，建立包括内、外蒙古、呼伦贝尔、唐努乌梁海等在内的“大蒙古国”。与此同时，苏俄红军也进入外蒙区域。外蒙势力薄弱，不足以与之抗衡，于是邀请北京政府派兵进驻。北洋政府遂趁机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库伦，以图收复外蒙主权。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11月22日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取消外蒙古自治，废除1915年中俄蒙协定，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且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驻防。外蒙取消自治，还政中华民国，表面上外蒙问题暂告一段落，实际上却暗藏波澜。
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
好景不长。1921年2月，俄国白党谢米诺夫部将恩琴在日本的支援下攻陷库伦，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重登汗位，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7月上旬，蒙古人民革命党与苏俄红军联合击败了恩琴白匪，占领库伦并建立“蒙古独立国”，仍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此后苏维埃政府与外蒙古互相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并订立所谓友好条约，将外蒙古纳入苏俄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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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已还政中华民国，为何又借助苏俄之手“独立”？1919年已呈请取消自治，为何又重提独立？实际上，1919年外蒙提出取消自治之举，与其说是归属认同，不如说是权宜之策。白党方面试图将外蒙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基地，从而不仅对外蒙、对中国，而且对苏俄构成了威胁。苏俄红军方面，也力图剿灭白匪，巩固自己的地位。外蒙古成了苏俄内乱延续的竞技场。在俄白党、红党势力的渗透下，外蒙在夹缝中生存，举步维艰，于是提出还政民国，希望得到中国的保护。恰巧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忙于军阀混战中，根本无暇顾及蒙乱，也无力剿灭俄蒙白匪，所以，外蒙古“独立”的势力乘势抬头。
对于外蒙，苏俄政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支持外蒙“独立”的方针。1919年8月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告蒙古人民书》，其中写道：“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蒙古的全部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属于蒙古人民，任何外国人均无权干涉蒙古内政……苏维埃政府为此向外蒙古人民高声宣布，建议同俄国人民立刻建立外交关系并派遣自由蒙民的代表向红军接洽。”其后，苏俄红军的势力不断渗入外蒙古。192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而革命党的领导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都曾率领代表团赴俄求援。
, 百拇医药
为了得到中国对苏联政权合法性的认可，苏联亟需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外蒙问题成为中苏建交的一个重要障碍。在1922～1924年的谈判中，苏方始终采取回避态度，不提外蒙问题，而中方则以解决外蒙问题，特别是苏联从外蒙撤军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经过磋商协议，最终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明确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表面上看来，协定以中国恢复对蒙主权而告终，但实际上，如何实现这一原则以及如何安排苏联撤军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协定中规定要解决的疆界问题、外蒙问题等“悬案”仍悬而未决。
1924年，蒙古活佛圆寂，苏联改组“蒙古独立国”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依照苏联模式塑造外蒙古，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九•一八”事变后，鉴于远东日益紧张的形势，苏联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订立“君子协定”，约定：缔约一方一旦受到军事进攻时，对方应予以帮助和支援。此时，国民党政府希望能收回外蒙古主权，尤其希望苏联政府不要插手外蒙古。但是，苏联不愿放弃它在外蒙古的特殊地位。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接见美国记者罗伊•霍华德时公开承认，苏联不打算放弃它对外蒙古的控制。11天后，即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侵略。既然外蒙古自称独立，那么，这时的“第三国”显然也包括中国在内。4月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抗议苏蒙互助议定书违反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破坏中国统一，干涉了中国内政。国民党政府表示：“断难承认该《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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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民党政府当时无力收回外蒙古主权，但是，当时政府对于苏联干涉外蒙古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统辖的做法极为不满。在中苏关系改善的过程中，外蒙古的谈判举足轻重。
蒋介石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苏联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所以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定后，苏军并没有撤出而是仍旧驻留在外蒙大地上。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仍按旧例不予承认。此后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无暇顾及外蒙。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管是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还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都落入低谷；“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外蒙问题自然被搁浅。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恢复和改善才出现契机。为应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中苏寻求合作并于1932年12月恢复外交关系，双方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前曾就外蒙古问题长时间谈判，但始终未达成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顾不上外蒙问题，且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向苏联寻求的只能是援助而不是敌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外交接触中，国民党政府在外蒙问题上虽然也不得不提几句“抗议”，但基本上采取的是沉默和容忍的态度。外蒙问题遂一拖再拖。相反，苏联控制外蒙则由生米煮成了熟饭。, 百拇医药(肖淑娥)
外蒙问题，是晚清民初国内首要的民族问题，也是了解中俄两国关系的重要窗口。
外蒙的第一次“独立”与“撤治”
外蒙问题的提出，是从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及封建王公“独立”开始的。1911年，中国国内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各行省纷纷“独立”，脱离清廷。当年12月，在沙俄的极力怂恿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驱逐了清朝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此后又派使赴俄，请求俄国派兵保护。沙俄也乐于做此顺水人情，不断供给军火、借款，派出顾问、代表等，完全控制了外蒙古的统治大权。此后数十年间，围绕着外蒙“独立”、“自治”、“撤治”等问题，中俄双方进行了长期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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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提出“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并致电蒙古各王公，告诫“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袁世凯组成北京政府后，也多次通电外蒙取消“独立”，并派人到库伦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谈判。外蒙不买账，反而邀请俄国出面干涉，这就为俄国堂而皇之地介入中蒙问题提供了可乘之机。原本属于中国内政问题的中蒙统一纠纷，却发展成了中俄谈判蒙古独立案的问题。
为了换取沙俄的扶助与保护，外蒙曾于1912年11月私自与沙俄签订《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并给了沙俄开矿、铁路、经济通商等各种特权。当时的中华民国自是无法忍受，多次提出抗议，但根本起不到效果。国内自身革命形势复杂，根本无法以武力收复外蒙。经过多次谈判，1913年11月中俄发表声明：“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但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这样，中方虽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外蒙的“宗主权”，而沙俄却在实际上控制了外蒙。此后多番交涉，几经周折，中俄蒙三方于1915年6月7日在恰克图签订《中俄协约》，提出：“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随即外蒙宣布取消“独立”，而中国则特任陈箓为首任都护使驻扎库伦，行使北京政府对外蒙的宗主权。于是，外蒙古第一次“独立”以“自治”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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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外蒙形势发生了变化。沙俄在外蒙的势力大幅削弱，外蒙“自治”也失去靠山。俄乱渐渐蔓及外蒙，俄国白军谢米诺夫勾结布里雅特，在日本的支持下盘踞大乌里、赤塔一带，企图侵占外蒙，建立包括内、外蒙古、呼伦贝尔、唐努乌梁海等在内的“大蒙古国”。与此同时，苏俄红军也进入外蒙区域。外蒙势力薄弱，不足以与之抗衡，于是邀请北京政府派兵进驻。北洋政府遂趁机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库伦，以图收复外蒙主权。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11月22日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取消外蒙古自治，废除1915年中俄蒙协定，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且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驻防。外蒙取消自治，还政中华民国，表面上外蒙问题暂告一段落，实际上却暗藏波澜。
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
好景不长。1921年2月，俄国白党谢米诺夫部将恩琴在日本的支援下攻陷库伦，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重登汗位，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7月上旬，蒙古人民革命党与苏俄红军联合击败了恩琴白匪，占领库伦并建立“蒙古独立国”，仍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此后苏维埃政府与外蒙古互相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并订立所谓友好条约，将外蒙古纳入苏俄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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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已还政中华民国，为何又借助苏俄之手“独立”？1919年已呈请取消自治，为何又重提独立？实际上，1919年外蒙提出取消自治之举，与其说是归属认同，不如说是权宜之策。白党方面试图将外蒙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基地，从而不仅对外蒙、对中国，而且对苏俄构成了威胁。苏俄红军方面，也力图剿灭白匪，巩固自己的地位。外蒙古成了苏俄内乱延续的竞技场。在俄白党、红党势力的渗透下，外蒙在夹缝中生存，举步维艰，于是提出还政民国，希望得到中国的保护。恰巧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忙于军阀混战中，根本无暇顾及蒙乱，也无力剿灭俄蒙白匪，所以，外蒙古“独立”的势力乘势抬头。
对于外蒙，苏俄政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支持外蒙“独立”的方针。1919年8月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告蒙古人民书》，其中写道：“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蒙古的全部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属于蒙古人民，任何外国人均无权干涉蒙古内政……苏维埃政府为此向外蒙古人民高声宣布，建议同俄国人民立刻建立外交关系并派遣自由蒙民的代表向红军接洽。”其后，苏俄红军的势力不断渗入外蒙古。192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而革命党的领导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都曾率领代表团赴俄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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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中国对苏联政权合法性的认可，苏联亟需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外蒙问题成为中苏建交的一个重要障碍。在1922～1924年的谈判中，苏方始终采取回避态度，不提外蒙问题，而中方则以解决外蒙问题，特别是苏联从外蒙撤军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经过磋商协议，最终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明确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表面上看来，协定以中国恢复对蒙主权而告终，但实际上，如何实现这一原则以及如何安排苏联撤军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协定中规定要解决的疆界问题、外蒙问题等“悬案”仍悬而未决。
1924年，蒙古活佛圆寂，苏联改组“蒙古独立国”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依照苏联模式塑造外蒙古，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九•一八”事变后，鉴于远东日益紧张的形势，苏联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订立“君子协定”，约定：缔约一方一旦受到军事进攻时，对方应予以帮助和支援。此时，国民党政府希望能收回外蒙古主权，尤其希望苏联政府不要插手外蒙古。但是，苏联不愿放弃它在外蒙古的特殊地位。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接见美国记者罗伊•霍华德时公开承认，苏联不打算放弃它对外蒙古的控制。11天后，即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侵略。既然外蒙古自称独立，那么，这时的“第三国”显然也包括中国在内。4月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抗议苏蒙互助议定书违反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破坏中国统一，干涉了中国内政。国民党政府表示：“断难承认该《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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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民党政府当时无力收回外蒙古主权，但是，当时政府对于苏联干涉外蒙古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统辖的做法极为不满。在中苏关系改善的过程中，外蒙古的谈判举足轻重。
蒋介石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苏联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所以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定后，苏军并没有撤出而是仍旧驻留在外蒙大地上。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仍按旧例不予承认。此后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无暇顾及外蒙。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管是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还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都落入低谷；“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外蒙问题自然被搁浅。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恢复和改善才出现契机。为应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中苏寻求合作并于1932年12月恢复外交关系，双方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前曾就外蒙古问题长时间谈判，但始终未达成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顾不上外蒙问题，且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向苏联寻求的只能是援助而不是敌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外交接触中，国民党政府在外蒙问题上虽然也不得不提几句“抗议”，但基本上采取的是沉默和容忍的态度。外蒙问题遂一拖再拖。相反，苏联控制外蒙则由生米煮成了熟饭。, 百拇医药(肖淑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