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之累
当今社会，亲友之间礼尚往来，名目甚是繁多，节日寿诞、婚丧嫁娶、添丁满月、乔迁新居，都要赠送礼品礼金、宴饮庆祝。人情似乎正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不能承受之重，人们更多体会的是人情的压力，而非人情带来的快乐。我们一方面需要人情，一方面又为人情所累。尤其在农村，人们彼此之间联系较为密切，人情风更是越刮越猛，人情消费日益泛滥乃至“变味儿”，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农村人情的变化
近年一些农村调查表明，农村人情异化情况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人情名目越来越繁，频次越来越密，礼金越来越高，酒席花费越来越大。这直接导致农民不堪人情重负，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人情支出，有些农民因而被迫退出人情循环，其结果必然是农村人情“盛极而衰”，并极有可能导致农村熟人社会的解体。
首先，人情的变化体现为人情名目的增加。一般来讲，农村人情有相互帮衬、增进邻里间相互走动的功能，当一个家庭遇到人生大事如婚丧事时，亲友邻里都有帮助扶持的义务，以送钱送物来表达自己的心意，短期来讲，这笔钱物就是自送，人情并不即时结清，而是作为人情记在那里，欠在那里。一旦先前送人情家庭有了同样的人生大事，收人情家庭才得以还回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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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在农村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举办人情l的名目是相对固定的，不会随意增加或减少。所以，从长期来看，人情是趋近平衡的。但是，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人们对人情的预期普遍变短，想要快点收回人情。于是，新的人情名目不断被开发出来，以前本来不需办的酒席现在要办，以前仅在小范围内小办的酒席，现在也要大操大办，而一旦新的人情名目被开发出来，就逐渐成为这个地方新的人情常规，由此引起新的人情不平衡，进而导致更多人情名日的出现。极端情况下，甚至连猪卞仔、屋换瓦，也要置办酒席，人情名目变得五花八门，数目在短时间内极度膨胀。
其次，人情的变化体现为人情范围的扩大。比如，一些过去倪在亲戚范围内小办的人情变成在村子里大办的人情，参与人情循环的人员必然增加，朋友和邻里广泛参与其中。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农民与村庄以外的交往增多，农村人情中涉及的朋友越来越多，在人情里循环的人和钱物就越来越多，浪费越来越严重。
最后，人情名目的增加。人情范围的扩大，带来人情频次的增加，每个家庭送人情的次数增加。如果每次送人情的金额较小，那么即使人情频次增加，人情也并不会成为家庭的巨大负担。但总体来讲，农村还人情一般都要略高于所欠人情，随礼金额持续增加。更重要的是，在送礼和收礼时，每个人在决定送礼金额数量时，有人因为欠人情而多送，有人因为经济条件好而多送，有人因为个人关系好而多送，这些多送的人情都写在人情往来账上，并经过口口相传，极有可能成为其他人不得不看齐的目标和下次随礼金额的标准，人情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与礼金增加相伴随的，往往是酒席越办越好，酒席花费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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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无奈的现象：农村人情名目的多少、参与人情范围的大小，决定了农村人情的频次。人情频次高，每次所送人情的金额降低。可以使人情负担相对稳定，而一旦农村随札金额非但不降低，还持续上升时，人情负担难免水涨船高了。
人情越来越频繁，人情参与者越来越多，酒席费用越来越高，酒席中的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桌酒席从以前几十元上升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用于人情的整体支出越来越大。即使所有随礼金额的收送平衡，但因为办酒太多，大量人情随礼变成酒席费用。换句话说，农民手中的资源最终都被白白吃掉了。
人情的“名实分离”
基于上述三种表现来看，造成人情异化的核心是人情功能的“名实分离”，人们之所以维持人情的循环，目的就在于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增进情感，但是，人情的异化导致了人情功能的“名实分离”，已经难以达到其原有的预期效果。而“名实分离”背后则是维系人情的地方性共识的解体，地方性共识就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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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村庄经济发生分化的背景下，在村庄边界越来越开放，村民对收回人情预期越来越短的背景下，人情的地方性共识弱化，对于什么样的人情是“理所当然”应该办的，以及送多少是“理所当然”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在此情况下，人情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继而“交了味儿”。一方面，人们跟风、盲目攀比的心态严重，碍于面子，面对一些人情，虽然不愿拿出手，却不得不出手；另一方面，人们喜事成了钱事；人情的味道变淡了，交易的味道变重了。
但在一些宗族等传统力量仍然较强的农村，维系地方性共识的公共力量仍然存在，决定人情状况的公共秩序仍然存在，这些力量就可能成为抵制人情异化的力量。简单举例来说，笔者到湖北东南地区的大冶农村调查时发现，大冶农村人情异化程度很低，具体表现就是人情名目并未快速增加，随礼金额相对较低，而尤其重要的是，在送人情时，必须按血缘关系的远近来送，送多送少在地方规范中早巳有之，多送少送都会引起非议，甚至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换句话说，在大冶农村，人情必须完全服从村庄公共性规则，是不能乱来的，从而可以使农村的人情仍然保持传统功能的“名实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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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情越来越工具化，成为被个人利用的对象，人情之实越来越少，办酒席就可能被一些人用于赚钱或者恶性攀比，人情成为所有人不堪承受之重。失去了它原有的人情交往和人际互动功能，人情不再持续。
避免人情“盛极而衰”
以上讨论可见，当前农村人情异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情的不可持续，对人际交往的积极作用不再明显，那么如何避免人情的“盛极而衰”，就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了。
安徽省繁昌县农村有一套控制人情异化的机制。具体来讲，在繁昌农村，丧事是要大办的大事，全部村民都要参与，也是具有很强竞争性的大事。丧事办得好不好，来客多不多，事关社会评价和个人地位。丧事招待标准也相当高，一般一桌酒席要花七八百元，若办30桌，仅酒席就得花两三万元。酒席花费高，礼金也不可能低。村支书母亲的丧事在繁昌当地比较有代表性，支书办酒席花费3万多元，收到礼金6万元，几乎所有随礼的人都要放鞭炮，仅放掉的鞭炮钱就超过3万元。酒席越办越好，随礼金额越来越大，丧事花费也越来越高。繁昌农村在丧事上的这种变化，正是全国大部分农村人情异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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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繁昌人情中，除丧事以外，其余诸事包括婚嫁、做寿等人生大事，都不一定在整个村落范围内大办，而仅在亲朋好友的小圈子内小办，甚至不办酒席。这样一来，在繁昌农村，虽然丧事大办，但红事小办或不办，就使得繁昌农村既可以通过大办丧事来维持社区范围最低限度的人情交往和人际互动，使农村熟人社会变得可能，又因为其余诸事小办或不办，而使村民人情负担不至太重，这是对农村人情异化不错的应对。
给农民的“人情债”减负，需要基层政府，乃至乡村的结构性力量积极提倡社交新风尚，借鉴繁昌和番禺农村区分红白喜事的做法，“抵制人情风，倡导新乡风”。另外，基层干部更要带好头，引领村民做到大事必办，小事简办甚至不办，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农村人情的异化，让礼尚往来发挥社交的积极功能，使人情回到既“有礼”又“合理”的轨道上来。
【责任编辑】王贺, 百拇医药(贺雪峰)
农村人情的变化
近年一些农村调查表明，农村人情异化情况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人情名目越来越繁，频次越来越密，礼金越来越高，酒席花费越来越大。这直接导致农民不堪人情重负，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人情支出，有些农民因而被迫退出人情循环，其结果必然是农村人情“盛极而衰”，并极有可能导致农村熟人社会的解体。
首先，人情的变化体现为人情名目的增加。一般来讲，农村人情有相互帮衬、增进邻里间相互走动的功能，当一个家庭遇到人生大事如婚丧事时，亲友邻里都有帮助扶持的义务，以送钱送物来表达自己的心意，短期来讲，这笔钱物就是自送，人情并不即时结清，而是作为人情记在那里，欠在那里。一旦先前送人情家庭有了同样的人生大事，收人情家庭才得以还回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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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在农村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举办人情l的名目是相对固定的，不会随意增加或减少。所以，从长期来看，人情是趋近平衡的。但是，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人们对人情的预期普遍变短，想要快点收回人情。于是，新的人情名目不断被开发出来，以前本来不需办的酒席现在要办，以前仅在小范围内小办的酒席，现在也要大操大办，而一旦新的人情名目被开发出来，就逐渐成为这个地方新的人情常规，由此引起新的人情不平衡，进而导致更多人情名日的出现。极端情况下，甚至连猪卞仔、屋换瓦，也要置办酒席，人情名目变得五花八门，数目在短时间内极度膨胀。
其次，人情的变化体现为人情范围的扩大。比如，一些过去倪在亲戚范围内小办的人情变成在村子里大办的人情，参与人情循环的人员必然增加，朋友和邻里广泛参与其中。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农民与村庄以外的交往增多，农村人情中涉及的朋友越来越多，在人情里循环的人和钱物就越来越多，浪费越来越严重。
最后，人情名目的增加。人情范围的扩大，带来人情频次的增加，每个家庭送人情的次数增加。如果每次送人情的金额较小，那么即使人情频次增加，人情也并不会成为家庭的巨大负担。但总体来讲，农村还人情一般都要略高于所欠人情，随礼金额持续增加。更重要的是，在送礼和收礼时，每个人在决定送礼金额数量时，有人因为欠人情而多送，有人因为经济条件好而多送，有人因为个人关系好而多送，这些多送的人情都写在人情往来账上，并经过口口相传，极有可能成为其他人不得不看齐的目标和下次随礼金额的标准，人情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与礼金增加相伴随的，往往是酒席越办越好，酒席花费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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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无奈的现象：农村人情名目的多少、参与人情范围的大小，决定了农村人情的频次。人情频次高，每次所送人情的金额降低。可以使人情负担相对稳定，而一旦农村随札金额非但不降低，还持续上升时，人情负担难免水涨船高了。
人情越来越频繁，人情参与者越来越多，酒席费用越来越高，酒席中的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桌酒席从以前几十元上升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用于人情的整体支出越来越大。即使所有随礼金额的收送平衡，但因为办酒太多，大量人情随礼变成酒席费用。换句话说，农民手中的资源最终都被白白吃掉了。
人情的“名实分离”
基于上述三种表现来看，造成人情异化的核心是人情功能的“名实分离”，人们之所以维持人情的循环，目的就在于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增进情感，但是，人情的异化导致了人情功能的“名实分离”，已经难以达到其原有的预期效果。而“名实分离”背后则是维系人情的地方性共识的解体，地方性共识就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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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村庄经济发生分化的背景下，在村庄边界越来越开放，村民对收回人情预期越来越短的背景下，人情的地方性共识弱化，对于什么样的人情是“理所当然”应该办的，以及送多少是“理所当然”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在此情况下，人情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继而“交了味儿”。一方面，人们跟风、盲目攀比的心态严重，碍于面子，面对一些人情，虽然不愿拿出手，却不得不出手；另一方面，人们喜事成了钱事；人情的味道变淡了，交易的味道变重了。
但在一些宗族等传统力量仍然较强的农村，维系地方性共识的公共力量仍然存在，决定人情状况的公共秩序仍然存在，这些力量就可能成为抵制人情异化的力量。简单举例来说，笔者到湖北东南地区的大冶农村调查时发现，大冶农村人情异化程度很低，具体表现就是人情名目并未快速增加，随礼金额相对较低，而尤其重要的是，在送人情时，必须按血缘关系的远近来送，送多送少在地方规范中早巳有之，多送少送都会引起非议，甚至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换句话说，在大冶农村，人情必须完全服从村庄公共性规则，是不能乱来的，从而可以使农村的人情仍然保持传统功能的“名实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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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繁昌县农村有一套控制人情异化的机制。具体来讲，在繁昌农村，丧事是要大办的大事，全部村民都要参与，也是具有很强竞争性的大事。丧事办得好不好，来客多不多，事关社会评价和个人地位。丧事招待标准也相当高，一般一桌酒席要花七八百元，若办30桌，仅酒席就得花两三万元。酒席花费高，礼金也不可能低。村支书母亲的丧事在繁昌当地比较有代表性，支书办酒席花费3万多元，收到礼金6万元，几乎所有随礼的人都要放鞭炮，仅放掉的鞭炮钱就超过3万元。酒席越办越好，随礼金额越来越大，丧事花费也越来越高。繁昌农村在丧事上的这种变化，正是全国大部分农村人情异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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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繁昌人情中，除丧事以外，其余诸事包括婚嫁、做寿等人生大事，都不一定在整个村落范围内大办，而仅在亲朋好友的小圈子内小办，甚至不办酒席。这样一来，在繁昌农村，虽然丧事大办，但红事小办或不办，就使得繁昌农村既可以通过大办丧事来维持社区范围最低限度的人情交往和人际互动，使农村熟人社会变得可能，又因为其余诸事小办或不办，而使村民人情负担不至太重，这是对农村人情异化不错的应对。
给农民的“人情债”减负，需要基层政府，乃至乡村的结构性力量积极提倡社交新风尚，借鉴繁昌和番禺农村区分红白喜事的做法，“抵制人情风，倡导新乡风”。另外，基层干部更要带好头，引领村民做到大事必办，小事简办甚至不办，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农村人情的异化，让礼尚往来发挥社交的积极功能，使人情回到既“有礼”又“合理”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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