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亿人口时代的思考
2011年10月31日，地球迎来了她的第70亿位人类居民。这被视为一个令人悲喜交集的里程碑式的时刻，危机感伴随着成就感而来。
对于整个地球来说，人口问题意味着什么呢?近年来，粮食价格高涨、能源短缺、全球变暖、物种减少等问题持续“骚扰”着这个世界，面对业已到来的70亿人口时代，地球准备好了吗?
全球人口发展历程
迄今为止，全球人口经历过5次大扩张，每一次的增长都代表着数量级的规模扩大。5个时期为：早期人类期、采集时期、新石器部落时期、农业文明时期、商业世界时期。
“早期人类期”包括4亿年前的原始人到10万年前的智人所经历的生物文化进化，这些人在体质上与现代人一样，但文化上较为原始，那时全球人口还不到100万，人类没有能力征服整个世界。
“采集时期”即距今10万年前到1.2万年前，采集与狩猎社会向全球扩展，形成了一些完全基于人类符号文化和语言的季节性村庄(指随着食物多寡而进行季节性定居和迁徙的村庄)。这时期的人口大约有1000万，分布在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接下来是“新石器部落时期”，年代从1.2万年前到8000年前。这时产生了部落，部落一般指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部落的产生使人口聚集在一起，出现了基于家庭种植和养殖的村庄定居生活，这时全球大约有85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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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时期是农业文明阶段，时间从8000年前到600年前。到公元1200年，世界人口达到惊人的3.6亿，是依赖可再生太阳能的政治组织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人口数量。最后一个时期则是近代商业世界时期，大约始于公元1400年，1820年时全球人口为10亿，2000年时增长到60亿，商业组织的发展把全球人口组织成一个全球一体的系统。
从世界人口的发展历史来看，直到最近500年之前，全球人口都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在最后阶段，即商业世界兴起并向全球扩张之后，全球人口扩张了两个数量级，到19世纪初时世界人口已经达到10亿。
人口发展有序还是无序
从人口发展的几个大的历史时期可以看出，人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同步变迁。
现代商业社会产生以前，人口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随着以大量劳动力为支撑的商业社会的兴起，人口开始大踏步向前发展。从人类社会宏观的演变来说，人口的发展由于其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而具有秩序性，能够被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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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微观层面呢?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口增长是否也是有序呢?答案是否定的。国家之间人口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大，出生率高，人口素质较低；发达国家出生率较低，人口素质高。虽然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些控制人口的措施，使得生育率有所下降，但其巨大的人口基数依然带来了每年较大的人口数量增长。由此可知，除了非常规的战争等因素，不同国家的人口并不一定协同增加或减少。
人口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早在远古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利用石头、树木制作工具，来捕杀、切割动物，采集果实。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农业文明更体现了人类随着智慧的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影响都同时加强了。但那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还是相对和谐的。
农业社会产生之前的部落社会开拓自然的范围较小，他们依赖当地生态系统提供的资源生存，如果利用资源的模式对环境有破坏作用，他们马上就能察觉到。而近代以来诞生的商业世界，取用全球的资源，‘对地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但人类尤其是精英阶层并不会马上注意到，这种破坏产生的影响也不会马上表现出来。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开拓的范围太广，就可能脱离当地特定环境的限制，并忽视自己对环境的影响。比如，当前亚马逊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商业世界的大规模破坏，当地的部落民对环境的不利变化能够马上做出反应，而那些商业世界的决策者们却反应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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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口有怎样的关系呢?学者们通常用“生态足迹”来说明这一问题。“生态足迹”用来表现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生物产品的关系。例如，秘鲁亚马逊流域热带森林里的园艺狩猎者，在他们居住的范围内使用的年生物产能不到0.25%，其生态足迹一半来自于园艺。三分之一来自于狩猎。南美洲阿沙宁卡人有非常低的人口密度，他们仅仅使用了地域范围内生态承载力的0.24%。这种极低的需求保证了他们的热带雨林环境能够持续到遥远的未来。相比之下，2001年美国人使用了他们国内生态承载力的200%，只能依靠全球贸易和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来维持。过度使用化石燃料已然造成了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诸多全球性环境问题。美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人，而阿沙宁卡人每平方千米只有0.2人。可见，人口密度对环境变迁有重要影响。
当然，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部落与商业文化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部落的意识形态常常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倾向于把自然置于一个神圣的、令人敬畏的范畴之内。商业组织文化的显著特点则是主张与自然持续斗争并征服自然，这可能来源于圣经戒律的影响。部落民常把自己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会给自己取一个动物的名字，承认与某物种的亲属关系等。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些信仰有助于控制人口规模和资源的消耗水平。比如在亚马逊流域，对于具体野生动物的取用有特别的禁忌限制，特定区域中的人将禁忌用于特定的容易遭到过度捕杀的动物身上。但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部落的信仰经常被瓦解，并被那些加速环境失衡的信仰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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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人口问题
人口历史学家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描述了世界人口的—个主循环，在公元200年，世界人口达到2亿的顶峰，其后欧洲和亚洲的人口开始下降。之后，世界人口又进入了另一个循环增长期，从公元500年到1400年人口不断增长，在公元1200年达到3.6亿。如果不是受瘟疫和战争影响，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他们把每个循环的原因归结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极限或气候变迁。但有学者认为政治组织文化体系的内在稳定性，以及粮食价格的持续涨跌可能是主要的限制因素。
那么人类学家又如何看待人口问题呢?约翰·博得利在《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一书中从人类学角度看待当今全球的诸多问题。在人口问题上，他例举了采集民、部落社会、澳洲土著、岛屿人口的人口控制实例，以说明人口和诸多社会现象一样具有文化的内在规定性，每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人口控制措施对其人口数量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以前，不同地区的社会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这更凸显了文化因素对人口变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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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史前经验”面对未来
人类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文化是人口变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现代国家需要借鉴史前部落社会保持人口平衡的经验。现代商业社会的特点是一味地追求庞大的社会规模和权力的精英化。有学者就提出，现代社会各种形式的“痛苦”的基本原因就是“大”——国家已经变得太大。大国家无法阻止内部压迫的力量，也无法阻止毁灭性的战争。将国家与家庭规模型部落社会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精确地发现国家组织中发生的问题。经济学家利奥波德·科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世界分成权力相对平等的小国家后，全球体系将会更加安全和人性化。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美国的社会权力非常集中，经济成本也很高。全球政治和经济精英按照美国的发展模型动用了巨大的资源去发展经济，经济也确实增长了7倍，其速度远超过人口增长。但我们也看到，整个人类幸福的许多指标已经下降，环境也被推到了灾难的边缘。
因此解决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全球问题就要在规模和权力上下工夫。以美国为例，它可以指定政策，重新分配财富、设置有效的最低生活标准、制定彻底的低能源密集型发展策略。为了减少生产、加工和运输成本，需要收缩能源、食物和消费品市场。这一人性化的节约型的发展策略需要政治和经济民主来保证，从而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当今网络社会的到来，通讯的开放化和信息网络的分散化，都有助于巩固家庭规模型文化和社区的自治。因此，从人类学的规模和权力视角来看，现代网络型社会是可以做到人口、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
《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写道：世界创纪录的人口规模“是挑战，是机会，也是行动的召唤”。现在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我们是拥有健康、可持续和繁荣的未来，还是拥有以不平等，环境恶化和经济衰退为特点的未来。
【责任编辑】 张小萌, http://www.100md.com(兰维)
对于整个地球来说，人口问题意味着什么呢?近年来，粮食价格高涨、能源短缺、全球变暖、物种减少等问题持续“骚扰”着这个世界，面对业已到来的70亿人口时代，地球准备好了吗?
全球人口发展历程
迄今为止，全球人口经历过5次大扩张，每一次的增长都代表着数量级的规模扩大。5个时期为：早期人类期、采集时期、新石器部落时期、农业文明时期、商业世界时期。
“早期人类期”包括4亿年前的原始人到10万年前的智人所经历的生物文化进化，这些人在体质上与现代人一样，但文化上较为原始，那时全球人口还不到100万，人类没有能力征服整个世界。
“采集时期”即距今10万年前到1.2万年前，采集与狩猎社会向全球扩展，形成了一些完全基于人类符号文化和语言的季节性村庄(指随着食物多寡而进行季节性定居和迁徙的村庄)。这时期的人口大约有1000万，分布在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接下来是“新石器部落时期”，年代从1.2万年前到8000年前。这时产生了部落，部落一般指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部落的产生使人口聚集在一起，出现了基于家庭种植和养殖的村庄定居生活，这时全球大约有85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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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时期是农业文明阶段，时间从8000年前到600年前。到公元1200年，世界人口达到惊人的3.6亿，是依赖可再生太阳能的政治组织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人口数量。最后一个时期则是近代商业世界时期，大约始于公元1400年，1820年时全球人口为10亿，2000年时增长到60亿，商业组织的发展把全球人口组织成一个全球一体的系统。
从世界人口的发展历史来看，直到最近500年之前，全球人口都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在最后阶段，即商业世界兴起并向全球扩张之后，全球人口扩张了两个数量级，到19世纪初时世界人口已经达到10亿。
人口发展有序还是无序
从人口发展的几个大的历史时期可以看出，人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同步变迁。
现代商业社会产生以前，人口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随着以大量劳动力为支撑的商业社会的兴起，人口开始大踏步向前发展。从人类社会宏观的演变来说，人口的发展由于其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而具有秩序性，能够被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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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微观层面呢?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口增长是否也是有序呢?答案是否定的。国家之间人口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大，出生率高，人口素质较低；发达国家出生率较低，人口素质高。虽然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些控制人口的措施，使得生育率有所下降，但其巨大的人口基数依然带来了每年较大的人口数量增长。由此可知，除了非常规的战争等因素，不同国家的人口并不一定协同增加或减少。
人口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早在远古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利用石头、树木制作工具，来捕杀、切割动物，采集果实。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农业文明更体现了人类随着智慧的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影响都同时加强了。但那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还是相对和谐的。
农业社会产生之前的部落社会开拓自然的范围较小，他们依赖当地生态系统提供的资源生存，如果利用资源的模式对环境有破坏作用，他们马上就能察觉到。而近代以来诞生的商业世界，取用全球的资源，‘对地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但人类尤其是精英阶层并不会马上注意到，这种破坏产生的影响也不会马上表现出来。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开拓的范围太广，就可能脱离当地特定环境的限制，并忽视自己对环境的影响。比如，当前亚马逊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商业世界的大规模破坏，当地的部落民对环境的不利变化能够马上做出反应，而那些商业世界的决策者们却反应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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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口有怎样的关系呢?学者们通常用“生态足迹”来说明这一问题。“生态足迹”用来表现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生物产品的关系。例如，秘鲁亚马逊流域热带森林里的园艺狩猎者，在他们居住的范围内使用的年生物产能不到0.25%，其生态足迹一半来自于园艺。三分之一来自于狩猎。南美洲阿沙宁卡人有非常低的人口密度，他们仅仅使用了地域范围内生态承载力的0.24%。这种极低的需求保证了他们的热带雨林环境能够持续到遥远的未来。相比之下，2001年美国人使用了他们国内生态承载力的200%，只能依靠全球贸易和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来维持。过度使用化石燃料已然造成了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诸多全球性环境问题。美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人，而阿沙宁卡人每平方千米只有0.2人。可见，人口密度对环境变迁有重要影响。
当然，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部落与商业文化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部落的意识形态常常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倾向于把自然置于一个神圣的、令人敬畏的范畴之内。商业组织文化的显著特点则是主张与自然持续斗争并征服自然，这可能来源于圣经戒律的影响。部落民常把自己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会给自己取一个动物的名字，承认与某物种的亲属关系等。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些信仰有助于控制人口规模和资源的消耗水平。比如在亚马逊流域，对于具体野生动物的取用有特别的禁忌限制，特定区域中的人将禁忌用于特定的容易遭到过度捕杀的动物身上。但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部落的信仰经常被瓦解，并被那些加速环境失衡的信仰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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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人口问题
人口历史学家科林·麦克维迪和理查德·琼斯描述了世界人口的—个主循环，在公元200年，世界人口达到2亿的顶峰，其后欧洲和亚洲的人口开始下降。之后，世界人口又进入了另一个循环增长期，从公元500年到1400年人口不断增长，在公元1200年达到3.6亿。如果不是受瘟疫和战争影响，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他们把每个循环的原因归结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极限或气候变迁。但有学者认为政治组织文化体系的内在稳定性，以及粮食价格的持续涨跌可能是主要的限制因素。
那么人类学家又如何看待人口问题呢?约翰·博得利在《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一书中从人类学角度看待当今全球的诸多问题。在人口问题上，他例举了采集民、部落社会、澳洲土著、岛屿人口的人口控制实例，以说明人口和诸多社会现象一样具有文化的内在规定性，每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人口控制措施对其人口数量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以前，不同地区的社会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这更凸显了文化因素对人口变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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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史前经验”面对未来
人类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文化是人口变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现代国家需要借鉴史前部落社会保持人口平衡的经验。现代商业社会的特点是一味地追求庞大的社会规模和权力的精英化。有学者就提出，现代社会各种形式的“痛苦”的基本原因就是“大”——国家已经变得太大。大国家无法阻止内部压迫的力量，也无法阻止毁灭性的战争。将国家与家庭规模型部落社会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精确地发现国家组织中发生的问题。经济学家利奥波德·科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世界分成权力相对平等的小国家后，全球体系将会更加安全和人性化。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美国的社会权力非常集中，经济成本也很高。全球政治和经济精英按照美国的发展模型动用了巨大的资源去发展经济，经济也确实增长了7倍，其速度远超过人口增长。但我们也看到，整个人类幸福的许多指标已经下降，环境也被推到了灾难的边缘。
因此解决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全球问题就要在规模和权力上下工夫。以美国为例，它可以指定政策，重新分配财富、设置有效的最低生活标准、制定彻底的低能源密集型发展策略。为了减少生产、加工和运输成本，需要收缩能源、食物和消费品市场。这一人性化的节约型的发展策略需要政治和经济民主来保证，从而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当今网络社会的到来，通讯的开放化和信息网络的分散化，都有助于巩固家庭规模型文化和社区的自治。因此，从人类学的规模和权力视角来看，现代网络型社会是可以做到人口、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
《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写道：世界创纪录的人口规模“是挑战，是机会，也是行动的召唤”。现在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我们是拥有健康、可持续和繁荣的未来，还是拥有以不平等，环境恶化和经济衰退为特点的未来。
【责任编辑】 张小萌, http://www.100md.com(兰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