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风云人物虞洽卿(1)
近代以来，随着徽商的衰落、晋商的回归，浙商异军突起，显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经营能力：头脑活络，精明能干，善于捕捉商机，相互提携，成为商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代表人物当属浪迹十里洋场的虞洽卿。
沪上妇孺皆知的大闻人
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人称“阿德哥”，浙江镇海人，1867年生。15岁时赤手空拳到上海打拼，从身无分文的小学徒到数十年后腰缠万贯的大富翁，纵横商界、实业界和金融界，名声显赫。1936年虞洽卿70周岁，租界工部局将横贯市中心的南北通衢大道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并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在当年外人统治的租界内，能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路名，足见虞洽卿社会地位之高。
虞洽卿有着复杂的人生轨迹，身为一个典型的商人，亦深深卷入到政治之中，从晚清到民国，他广泛参与了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早在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中，虞洽卿就有不俗的表现。四明公所为宁波人创办，以家乡四明山为名，是一个类似于同乡会的组织，深得宁波人的支持。法租界公董局倚仗特权，以筑路为名，强行征收并派兵拆除公所围墙。年轻气盛的虞洽卿追随同乡前辈奋起反抗，并鼓动洗衣工人罢工。这件事让虞洽卿声名鹊起，获得乡梓士人的信任，被选为四明公所会董，时年32岁。1905年上海英租界发生“大闹会审公堂案”，在审理一华人案件时，英籍陪审官侮辱中方会审官，一时引起公愤，华人放火烧了巡捕房，英方则实行武力镇压。代表商界出面与英方交涉的虞洽卿致电清政府，直言“华官尚被侮辱，若不据理力争，商民之受侮辱必日甚一日”，表示出对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在斗争中，有些工商界人士希望息事宁人，唯有虞洽卿义无反顾。他每日召集各界人士在寓所开会，商讨斗争方略。他还动员受雇于外人的华工离职，租界的华人巡捕罢岗，迫使英租界当局最终让步。为争取租界华人的权利，虞洽卿还发起成立了华商体操会，自任会长，由此上海商界华人有了自己的武装。1907年，华商体操会正式加入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是为中华队。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并充分显现其才干的虞洽卿一时名声大噪，渐成沪上妇孺皆知的大闻人。
浓厚的政治情结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里，为了寻求稳定的商业经营环境，商人阶层不得不去寻求政治上的庇护，虞洽卿也莫不如此。他应时而变，随势而动，虽然一再言称“在商言商，置身度外”，但其政治情结还是很浓，从未放弃与不同时期的政权和人物之间的联系。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虞洽卿秉持同情态度，并参与其间。他曾向陈其美提供经费，还在英租界六马路成立宁商总会，作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场所，并竭力为民军筹饷。革命党人在上海起事后，虞洽卿赶往苏州，以垫借100万两银子为条件，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起义，为上海局势的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1912年孙中山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发行公债，虞洽卿不仅自己大量购买，还动员其他宁波商人认购，贡献良多。
然而时隔不久，虞洽卿的政治态度骤变，前后判若两人。1913年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孙中山等人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当陈其美攻打上海制造局时，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商会发出公函，表示“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军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言下之意，不管是非如何，一概反对动武用兵，其立场明显偏向袁世凯。当年7月，作为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又致电浙江都督朱瑞，要他不要倒向反袁阵营。9月，上海反袁军失败，做过绍兴都督的王金发等人策动浙江军队反袁，虞洽卿担心“浙东一动，浙西难保”，有意集资前去犒劳军队，“消其异志”。对此，国民党人甚为不满，曾在他家放置炸弹，他则声称自己不过是一个商人，“并无党见”，犒军一事“虽有其说，但无其事”。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虞洽卿在《申报》上公开宣告：“国民之爱国，谁人不宜，谁时不宜，惟此时非急起救国不可。”他联合同乡商人宋汉章发起爱国储金活动，计划在6个月内储足5000万元，用来建造兵工厂，添募陆军，整顿海军，或以充实业。及至袁世凯公开称帝，他又加入反袁行列。此后，他一直支持孙中山，所任理事长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每月都为东南一带的革命党人提供经费。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提出“缩小范围，单独对英”的主张，并组成五卅事件委员会，把工作重心放在抵制英货、提倡国货、筹款维持罢工等事务上，为运动的展开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出于阶级利益的驱动和考虑，虞洽卿对蒋介石一直持积极态度，1927年前后，曾多次出资援助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成了十足的“提款机”。虞洽卿与蒋介石及其政府交往多年，为了自身利益，他把“宝”全都押在老蒋身上。虞洽卿不愧为商界翘楚，蒋介石这座政治靠山让他多有受益。当然，虞洽卿深知，不辨政治风云无以把握商业之船的航向，但过问太多则易深陷其中，为时政所害。早期，他与蒋介石及其政府走得较近，后期则保持一定距离，不温不火。虞洽卿毕竟是商人、实业家，商场才是他的归宿。
抗战中气节可嘉
作为海上闻人，虞洽卿在自己应尽的职责范围内，还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热心租界华人参政运动，举凡华商公议会、华人纳税会、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顾问委员会之设立、华董席位之增设，无不与他的努力有关。尽管这与收回租界主权相去甚远，但对于维护本国主权、保障华人在租界的利益多有裨益。
1932年“八·一三”事变，虞洽卿领导的宁波同乡会组织战地救护队，设立难民收容所，租用专轮4艘，免费送20万人回宁波。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甚，社会各阶层纷起抗日，身为上海市商会会长、宁波同乡会会长等职的虞洽卿当仁不让，积极参与援助海外华侨组织、宣布对日经济绝交、组织抵制日货、救济难民等活动，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上海沦陷时期，他多次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1937年12月，日本军方在浦东组织成立“大道市政府”，有意让虞洽卿出任“市长”，为他所拒后，转而拉拢傅筱庵当了伪市长。1940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后，汪伪又想拉拢虞洽卿继任，他再次拒绝，气节可嘉。相反，一直对中共持敌视态度的虞洽卿于这年7月带领难民救济协会，参加了由中共江苏省委“职委”领导发起的物品慈善义卖会，虞洽卿等上海名流均为赞助人。 (管嗣昆)
沪上妇孺皆知的大闻人
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人称“阿德哥”，浙江镇海人，1867年生。15岁时赤手空拳到上海打拼，从身无分文的小学徒到数十年后腰缠万贯的大富翁，纵横商界、实业界和金融界，名声显赫。1936年虞洽卿70周岁，租界工部局将横贯市中心的南北通衢大道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并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在当年外人统治的租界内，能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路名，足见虞洽卿社会地位之高。
虞洽卿有着复杂的人生轨迹，身为一个典型的商人，亦深深卷入到政治之中，从晚清到民国，他广泛参与了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早在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中，虞洽卿就有不俗的表现。四明公所为宁波人创办，以家乡四明山为名，是一个类似于同乡会的组织，深得宁波人的支持。法租界公董局倚仗特权，以筑路为名，强行征收并派兵拆除公所围墙。年轻气盛的虞洽卿追随同乡前辈奋起反抗，并鼓动洗衣工人罢工。这件事让虞洽卿声名鹊起，获得乡梓士人的信任，被选为四明公所会董，时年32岁。1905年上海英租界发生“大闹会审公堂案”，在审理一华人案件时，英籍陪审官侮辱中方会审官，一时引起公愤，华人放火烧了巡捕房，英方则实行武力镇压。代表商界出面与英方交涉的虞洽卿致电清政府，直言“华官尚被侮辱，若不据理力争，商民之受侮辱必日甚一日”，表示出对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在斗争中，有些工商界人士希望息事宁人，唯有虞洽卿义无反顾。他每日召集各界人士在寓所开会，商讨斗争方略。他还动员受雇于外人的华工离职，租界的华人巡捕罢岗，迫使英租界当局最终让步。为争取租界华人的权利，虞洽卿还发起成立了华商体操会，自任会长，由此上海商界华人有了自己的武装。1907年，华商体操会正式加入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是为中华队。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并充分显现其才干的虞洽卿一时名声大噪，渐成沪上妇孺皆知的大闻人。
浓厚的政治情结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里，为了寻求稳定的商业经营环境，商人阶层不得不去寻求政治上的庇护，虞洽卿也莫不如此。他应时而变，随势而动，虽然一再言称“在商言商，置身度外”，但其政治情结还是很浓，从未放弃与不同时期的政权和人物之间的联系。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虞洽卿秉持同情态度，并参与其间。他曾向陈其美提供经费，还在英租界六马路成立宁商总会，作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场所，并竭力为民军筹饷。革命党人在上海起事后，虞洽卿赶往苏州，以垫借100万两银子为条件，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起义，为上海局势的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1912年孙中山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发行公债，虞洽卿不仅自己大量购买，还动员其他宁波商人认购，贡献良多。
然而时隔不久，虞洽卿的政治态度骤变，前后判若两人。1913年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孙中山等人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当陈其美攻打上海制造局时，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商会发出公函，表示“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军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言下之意，不管是非如何，一概反对动武用兵，其立场明显偏向袁世凯。当年7月，作为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又致电浙江都督朱瑞，要他不要倒向反袁阵营。9月，上海反袁军失败，做过绍兴都督的王金发等人策动浙江军队反袁，虞洽卿担心“浙东一动，浙西难保”，有意集资前去犒劳军队，“消其异志”。对此，国民党人甚为不满，曾在他家放置炸弹，他则声称自己不过是一个商人，“并无党见”，犒军一事“虽有其说，但无其事”。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虞洽卿在《申报》上公开宣告：“国民之爱国，谁人不宜，谁时不宜，惟此时非急起救国不可。”他联合同乡商人宋汉章发起爱国储金活动，计划在6个月内储足5000万元，用来建造兵工厂，添募陆军，整顿海军，或以充实业。及至袁世凯公开称帝，他又加入反袁行列。此后，他一直支持孙中山，所任理事长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每月都为东南一带的革命党人提供经费。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提出“缩小范围，单独对英”的主张，并组成五卅事件委员会，把工作重心放在抵制英货、提倡国货、筹款维持罢工等事务上，为运动的展开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出于阶级利益的驱动和考虑，虞洽卿对蒋介石一直持积极态度，1927年前后，曾多次出资援助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成了十足的“提款机”。虞洽卿与蒋介石及其政府交往多年，为了自身利益，他把“宝”全都押在老蒋身上。虞洽卿不愧为商界翘楚，蒋介石这座政治靠山让他多有受益。当然，虞洽卿深知，不辨政治风云无以把握商业之船的航向，但过问太多则易深陷其中，为时政所害。早期，他与蒋介石及其政府走得较近，后期则保持一定距离，不温不火。虞洽卿毕竟是商人、实业家，商场才是他的归宿。
抗战中气节可嘉
作为海上闻人，虞洽卿在自己应尽的职责范围内，还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热心租界华人参政运动，举凡华商公议会、华人纳税会、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顾问委员会之设立、华董席位之增设，无不与他的努力有关。尽管这与收回租界主权相去甚远，但对于维护本国主权、保障华人在租界的利益多有裨益。
1932年“八·一三”事变，虞洽卿领导的宁波同乡会组织战地救护队，设立难民收容所，租用专轮4艘，免费送20万人回宁波。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甚，社会各阶层纷起抗日，身为上海市商会会长、宁波同乡会会长等职的虞洽卿当仁不让，积极参与援助海外华侨组织、宣布对日经济绝交、组织抵制日货、救济难民等活动，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上海沦陷时期，他多次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1937年12月，日本军方在浦东组织成立“大道市政府”，有意让虞洽卿出任“市长”，为他所拒后，转而拉拢傅筱庵当了伪市长。1940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后，汪伪又想拉拢虞洽卿继任，他再次拒绝，气节可嘉。相反，一直对中共持敌视态度的虞洽卿于这年7月带领难民救济协会，参加了由中共江苏省委“职委”领导发起的物品慈善义卖会，虞洽卿等上海名流均为赞助人。 (管嗣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