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1942(1)
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人们逃难的故事。追忆1942年，聚焦70年前的那场灾难，那段被遮蔽的心酸、淹没在岁月灰烬中的国难，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历史链条中的中原饥馑、难民、地方官员、各级军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抗日战争、自然灾害、百姓生计、官员腐败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呈现。
灾害频仍
人类从文明的初曙开始，就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中国国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变异强烈，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综观历史，数千年来，我国的自然灾害兼具时空的双重普遍性。从时间而言，几乎每年都有轻重不同的各类灾害发生，完全风调雨顺的年份不多；以空间划分，几乎每个省份都曾发生过自然灾害，平安无事的地区极少。一言以蔽之，“无年不灾，无地不灾”。
远的不说，就从民国谈起。按照《中国救荒史》统计，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计发生自然灾害77次，其中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6次，雹灾4次，霜灾2次，歉饥2次。实际上在整个民国期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从未间断，百姓深受其害。以河南省为例，根据当时的《政府公报》记载，1913～1931年间，共发生旱灾5次，水灾6次，虫害1次；1932年大旱、水灾及霜雹；1933年黄河上游溃堤，河南滑县受灾尤重，另有大旱与蝗害；1934年水灾，又遇水旱蝗灾；1935年水灾、旱灾加虫灾；1937年大旱，豫省尤重，灾民达千万人，受灾县数十余。随后瘟疫流行，继而风灾，苗麦被害，秋收无望，摧毁房屋无数。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豫北河水泛滥达9年；1939年，黄河决口改道后长期泛滥，在豫形成灾难深重的“黄泛区”；1942年，河南省又发生大旱加蝗灾。由此可见，位于中原地区黄河之翼的河南，自然灾害始终相伴，百姓饱受困苦。
, 百拇医药
多种缘由
河南作为兵戈之地，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川陕大后方的屏障。中日军队在此多次交锋，许多地区时得时失，至1942年，豫北、豫东、豫南已有30多个县沦陷，占河南总面积的1/3。而国统区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的半壁江山。
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决堤，蒋介石“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河南形成了长达400多千米的“黄泛区”，河水经年泛滥，灾害频仍。而大灾之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了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形成可怕的蝗灾。
抗战军兴，几十万军队驻防河南，粮食、草料和兵源的补充全靠“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5年多的时间里，河南省出兵出粮都位列第一。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人民不堪重负。正常年份，百姓交粮纳赋后勉强维持生计，家无余粮；遇到荒年，则入不敷出。因此，当1942年全省灾难来临时，百姓一穷二白，囊中羞涩，食不果腹，根本无法抵御这场特大饥荒的爆发。
, 百拇医药
由于地理位置所致，平汉线纵贯河南省南北，陇海路则横跨东西，河南本为交通便利之地。但中日战事激战犹酣，出于各自战略需要，铁路被拆毁和炸毁，两条大动脉绝大部分已经瘫痪。灾害爆发后，救济饥荒无非通过“移民”和“移粟”以缓解，而交通运输不便导致救灾效率低下，灾民无力挣脱，只能坐以待毙。
所有这些特殊因素都与这场大灾难有着直接的关联，让百姓默默地肩负着本不该属于他们承受的那份生命之重!
灾害发生
1942年，老天又一次与农民作对，整个春季滴雨未下，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无奈，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秋收。可是，整个夏天都烈日炎炎，未见甘霖。祸不单行，到了夏秋交替之际，铺天盖地的蝗虫袭来，如风卷残云，将田间的禾苗蚕食一空，无一县一地幸免。干旱加蝗虫让农民彻底绝望了，他们面临着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徘徊在鬼门关，生死只有一步之遥。起初，人们还有活下去的欲望，艰难地、拼命地挣扎着。随着灾荒愈演愈烈，灾民们陷入绝境，从吃三顿饭至两顿饭再至一顿饭，然后开始吃谷皮、麸皮，吃饲养牲畜的饲料；再后来就断绝了吃粮的念头，开始吃树皮、野草，甚至“人相食”。为了一家人不同时饿死，也为了给孩子找条活路，卖妻、卖儿女的人比比皆是。有人逃难是为了继续活下去，有人居守家园亦是为了求生。然而，无论是走还是留，都无济于事。饥寒交迫，疾病相连，冻死饿死者无数。今天还有一口气，明天就没了；上午还在，下午就毙命；刚才还活着，转眼就猝死。生存变得万般艰难，生命变得如此脆弱，路沟里、草丛中、平野上、茅屋间、屋角下、炕头上，饿殍随处可见。更为悲惨的是，幼儿抚尸吮乳，自己挖坑活埋，亲生骨肉相食，弃儿“人肉”市场，这些都是难以置信却又如此真实的事情。到后来，人们便不再有求生的本能了，因为实在看不到希望，只好等待死亡，看生命能熬到哪一步。活着成了一种痛苦，结束生命倒是一种解脱。
, http://www.100md.com
当灾民最初踏上外出逃荒的路途时，多少还带有一线寻找生的希望，“树挪死，人挪活”。渐渐地，这样的想法开始磨灭。据统计，整个灾荒期间，仅国统区就有200万人流落异乡，这么多无助的灾民，哪里能容？又怎能存活？
在汹涌四散的人流中，一批人南下湖北，一批人万般无奈地进入日占区，另有一批人北上投奔抗日边区，但更多的还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西进陕西大后方。然而历经千辛万苦，除了为数不多的灾民活下来外，大部分灾民都无法逃脱死神的魔掌。
灾情披露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刊载了该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来的通讯，文章的原标题为《饥饿的河南》，记者是想让读者一看便知那里的人们没饭吃。也许是考虑到这样的标题过于刺激，报社在发表时，将标题改为较为平实的《豫灾实录》。在文中，记者报道了河南的惨况：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百拇医药(韩文宁)
灾害频仍
人类从文明的初曙开始，就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中国国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变异强烈，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综观历史，数千年来，我国的自然灾害兼具时空的双重普遍性。从时间而言，几乎每年都有轻重不同的各类灾害发生，完全风调雨顺的年份不多；以空间划分，几乎每个省份都曾发生过自然灾害，平安无事的地区极少。一言以蔽之，“无年不灾，无地不灾”。
远的不说，就从民国谈起。按照《中国救荒史》统计，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计发生自然灾害77次，其中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6次，雹灾4次，霜灾2次，歉饥2次。实际上在整个民国期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从未间断，百姓深受其害。以河南省为例，根据当时的《政府公报》记载，1913～1931年间，共发生旱灾5次，水灾6次，虫害1次；1932年大旱、水灾及霜雹；1933年黄河上游溃堤，河南滑县受灾尤重，另有大旱与蝗害；1934年水灾，又遇水旱蝗灾；1935年水灾、旱灾加虫灾；1937年大旱，豫省尤重，灾民达千万人，受灾县数十余。随后瘟疫流行，继而风灾，苗麦被害，秋收无望，摧毁房屋无数。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豫北河水泛滥达9年；1939年，黄河决口改道后长期泛滥，在豫形成灾难深重的“黄泛区”；1942年，河南省又发生大旱加蝗灾。由此可见，位于中原地区黄河之翼的河南，自然灾害始终相伴，百姓饱受困苦。
, 百拇医药
多种缘由
河南作为兵戈之地，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川陕大后方的屏障。中日军队在此多次交锋，许多地区时得时失，至1942年，豫北、豫东、豫南已有30多个县沦陷，占河南总面积的1/3。而国统区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的半壁江山。
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决堤，蒋介石“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河南形成了长达400多千米的“黄泛区”，河水经年泛滥，灾害频仍。而大灾之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了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形成可怕的蝗灾。
抗战军兴，几十万军队驻防河南，粮食、草料和兵源的补充全靠“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5年多的时间里，河南省出兵出粮都位列第一。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人民不堪重负。正常年份，百姓交粮纳赋后勉强维持生计，家无余粮；遇到荒年，则入不敷出。因此，当1942年全省灾难来临时，百姓一穷二白，囊中羞涩，食不果腹，根本无法抵御这场特大饥荒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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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位置所致，平汉线纵贯河南省南北，陇海路则横跨东西，河南本为交通便利之地。但中日战事激战犹酣，出于各自战略需要，铁路被拆毁和炸毁，两条大动脉绝大部分已经瘫痪。灾害爆发后，救济饥荒无非通过“移民”和“移粟”以缓解，而交通运输不便导致救灾效率低下，灾民无力挣脱，只能坐以待毙。
所有这些特殊因素都与这场大灾难有着直接的关联，让百姓默默地肩负着本不该属于他们承受的那份生命之重!
灾害发生
1942年，老天又一次与农民作对，整个春季滴雨未下，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无奈，人们只能寄希望于秋收。可是，整个夏天都烈日炎炎，未见甘霖。祸不单行，到了夏秋交替之际，铺天盖地的蝗虫袭来，如风卷残云，将田间的禾苗蚕食一空，无一县一地幸免。干旱加蝗虫让农民彻底绝望了，他们面临着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徘徊在鬼门关，生死只有一步之遥。起初，人们还有活下去的欲望，艰难地、拼命地挣扎着。随着灾荒愈演愈烈，灾民们陷入绝境，从吃三顿饭至两顿饭再至一顿饭，然后开始吃谷皮、麸皮，吃饲养牲畜的饲料；再后来就断绝了吃粮的念头，开始吃树皮、野草，甚至“人相食”。为了一家人不同时饿死，也为了给孩子找条活路，卖妻、卖儿女的人比比皆是。有人逃难是为了继续活下去，有人居守家园亦是为了求生。然而，无论是走还是留，都无济于事。饥寒交迫，疾病相连，冻死饿死者无数。今天还有一口气，明天就没了；上午还在，下午就毙命；刚才还活着，转眼就猝死。生存变得万般艰难，生命变得如此脆弱，路沟里、草丛中、平野上、茅屋间、屋角下、炕头上，饿殍随处可见。更为悲惨的是，幼儿抚尸吮乳，自己挖坑活埋，亲生骨肉相食，弃儿“人肉”市场，这些都是难以置信却又如此真实的事情。到后来，人们便不再有求生的本能了，因为实在看不到希望，只好等待死亡，看生命能熬到哪一步。活着成了一种痛苦，结束生命倒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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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灾民最初踏上外出逃荒的路途时，多少还带有一线寻找生的希望，“树挪死，人挪活”。渐渐地，这样的想法开始磨灭。据统计，整个灾荒期间，仅国统区就有200万人流落异乡，这么多无助的灾民，哪里能容？又怎能存活？
在汹涌四散的人流中，一批人南下湖北，一批人万般无奈地进入日占区，另有一批人北上投奔抗日边区，但更多的还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西进陕西大后方。然而历经千辛万苦，除了为数不多的灾民活下来外，大部分灾民都无法逃脱死神的魔掌。
灾情披露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刊载了该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来的通讯，文章的原标题为《饥饿的河南》，记者是想让读者一看便知那里的人们没饭吃。也许是考虑到这样的标题过于刺激，报社在发表时，将标题改为较为平实的《豫灾实录》。在文中，记者报道了河南的惨况：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百拇医药(韩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