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苏日中立条约》
翻看民国二十三年的地图，中国的地形就像一片枫叶。1989年2月，老布什来北京访问。邓小平说：“你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看看地图，外蒙古被苏联分割后变成了什么样子？中国5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中国的形状像枫叶，假如你现在再看地图，就发现北边缺了一大块，使我们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地位。”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从此，中国的地形从枫叶变成了雄鸡。对于外蒙古的独立，我们不能忘记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
条约是利益妥协的产物
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从历史上看，日俄战争使两国结下了多年的宿怨，从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上看，二者也有着尖锐的矛盾。因此，苏日之间的对抗是必然的。但是，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日趋恶化，两国寻求缓和和妥协的倾向也日益明显。《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正是苏联和日本为了各自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
对于日本来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长期的战争使日本国内政治、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使得日本不得不加紧侵略、占领中国的步伐，而当时苏联不仅积极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而且在北方屯有重兵，对日本构成威胁。1938年和1939年爆发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使日本认识到向北进攻苏联的时机并不成熟，只有向南挺进才符合日本侵略的利益。因此，为顺利实现其侵略计划，解除苏联这一后顾之忧，日本在加强同德、意勾结的同时，积极谋求调整对苏的关系，缓和日苏矛盾，以便巩固北方安全，并促使苏联停止援华，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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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来说，1940年，纳粹德国闪击欧洲取得成功，为了应付来自西线日益强大的德国的威胁，保障自己的东部边境，从而把世界大战的战场留在欧洲，苏联也打算在东方与日本谋求妥协。在1939年3月的联共(布)十八大上，苏联政府制定了对外政策总路线，即保障苏联安全和阻止战争地区扩大，“同一切国家联系，避免卷入冲突”。
1941年日本尝试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年初时，日本外相松冈对苏、德、意等国进行了访问，十分明显地向苏联发出了妥协信号，谋求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3月～4月间，松冈抵达莫斯科，与苏外长莫洛托夫共进行了3轮会谈，但会谈中双方各不相让，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就在4月12日松冈被迫返回日本这一天，局面出现了大逆转，他突然接到斯大林的邀请并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斯大林。为了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松冈拼命向斯大林强调条约的重要性。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该条约全文如下：大日本帝国及苏维埃联邦为巩固两国间和平及友好关系之希望，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协定如下：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5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自动再行延长5年。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签约同日，双方还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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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苏联同日本长期以来的旧仇新恨使得苏联政府不能马上答应日本的要求，但是有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总比没有强，苏联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日本签订合约。苏联对日妥协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保障苏联远东边境的安全和扩大其在新疆以及外蒙的影响，同时转移日本的侵略视线，把祸水向南移，避免由于苏德爆发战争而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条约签订以后，斯大林亲自到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送行。俄共《真理报》4月15日也发表社论指出：“这一条约不但有助于和平的增强，同时也为日俄两国伟大人民的真实善邻友好关系开启一条大道!”日本政府对条约也甚为满意。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外相松冈对德国驻俄大使强调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给中国国民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强了。”
国共虽不满，但顾全大局
1941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的时期，苏联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如同一枚重磅炸弹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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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友好关系，对于条约的签订，中国共产党虽有不满，但考虑到大局采取了默认的态度。4月14日，毛泽东就苏日条约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这一行为也进行了委婉而严肃的批评，重申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中指出：“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总之，“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重大倒退，使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
条约签订以后，重庆“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就苏日签订的条约召开了座谈会。大家纷纷对苏联和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表示了谴责。会后，大家一致推举王造时先生写一封致斯大林的信，王造时用了一整天写出初稿，又在史良家里开会，对信的内容反复讨论修改，并最终由张申府润色定稿。信件写完以后，由沙千里抄写，一式两份，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当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王世杰，一份打算由沙千里送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这封信写完之后，被周恩来得知，周恩来找到了沈钧儒，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仍需要苏联的援助，这封信的发表可能在客观上产生不利影响。沈钧儒最终收回了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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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国民党来说，蒋介石在收到宣传部长王世杰的报告后对苏联的做法备觉失望，亦相当不满。蒋介石在13日的日记中称：“俄倭在莫斯科十四时签订中立友好条约，闻其内容有互认满蒙、伪领土完整之条，此俄损人利己必有之惯技，自在意中。如果属实，于我实质上并无所，然形式上倭国乃得一时之优胜，此为俄国信义与国际上之最大损失，而非我之害也。”。但是为了继续争取苏联的对华援助，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行为虽表示了抗议，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批评。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出的《苏日中立条约宣传要点代电》要求各宣传机关及言论界评论条约时，只可“根据外交部之声明及左列事实，表示惋惜与不满之意”。可见，迫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压力，国共两党对于苏日中立条约虽表达了不满和抗议，但实际上并没有其他太大的作为。
条约给中国带来沉重的灾难
《苏日中立条约》从本质上来说，是苏日双方牺牲中国利益而达成的交易和暂时性妥协。东北和外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依靠战争的手段，占领整个东北后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而苏联出于国家安全和输出革命的目的，在外蒙扶持了蒙古国。《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和外蒙古的独立，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而且更严重损害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所具有的爱好正义与和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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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由于苏联对日的绥靖政策，使日本没有了后顾之忧，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调整了侵略方针，放手南进，客观上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于中国来说，《苏日中立条约》大大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压力。日本一方面对国民党采取诱降的政策，促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造成抗战势力的分裂，使中国国内抗战局势复杂化。另一方面，日本确定了南进战略以后加紧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使解放区受到沉重打击，处境更为艰难。战争、自然灾害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条约签订以后，苏联的对华政策相应起了变化，其援华物资迅速减少甚至中断，使中国失去了抗战物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此时正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大力援助的时候。
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弱国无外交，落后必将挨打。《苏日中立条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被压迫被屈辱的历史，古语云：“欲亡其国，必毁其史。”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重温历史，历史不能遗忘。
【责任编辑】林 京, http://www.100md.com(江珂)
条约是利益妥协的产物
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从历史上看，日俄战争使两国结下了多年的宿怨，从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上看，二者也有着尖锐的矛盾。因此，苏日之间的对抗是必然的。但是，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日趋恶化，两国寻求缓和和妥协的倾向也日益明显。《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正是苏联和日本为了各自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
对于日本来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长期的战争使日本国内政治、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使得日本不得不加紧侵略、占领中国的步伐，而当时苏联不仅积极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而且在北方屯有重兵，对日本构成威胁。1938年和1939年爆发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使日本认识到向北进攻苏联的时机并不成熟，只有向南挺进才符合日本侵略的利益。因此，为顺利实现其侵略计划，解除苏联这一后顾之忧，日本在加强同德、意勾结的同时，积极谋求调整对苏的关系，缓和日苏矛盾，以便巩固北方安全，并促使苏联停止援华，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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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来说，1940年，纳粹德国闪击欧洲取得成功，为了应付来自西线日益强大的德国的威胁，保障自己的东部边境，从而把世界大战的战场留在欧洲，苏联也打算在东方与日本谋求妥协。在1939年3月的联共(布)十八大上，苏联政府制定了对外政策总路线，即保障苏联安全和阻止战争地区扩大，“同一切国家联系，避免卷入冲突”。
1941年日本尝试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年初时，日本外相松冈对苏、德、意等国进行了访问，十分明显地向苏联发出了妥协信号，谋求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3月～4月间，松冈抵达莫斯科，与苏外长莫洛托夫共进行了3轮会谈，但会谈中双方各不相让，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就在4月12日松冈被迫返回日本这一天，局面出现了大逆转，他突然接到斯大林的邀请并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斯大林。为了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松冈拼命向斯大林强调条约的重要性。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该条约全文如下：大日本帝国及苏维埃联邦为巩固两国间和平及友好关系之希望，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协定如下：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5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自动再行延长5年。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签约同日，双方还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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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苏联同日本长期以来的旧仇新恨使得苏联政府不能马上答应日本的要求，但是有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总比没有强，苏联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日本签订合约。苏联对日妥协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保障苏联远东边境的安全和扩大其在新疆以及外蒙的影响，同时转移日本的侵略视线，把祸水向南移，避免由于苏德爆发战争而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条约签订以后，斯大林亲自到车站为日本外相松冈送行。俄共《真理报》4月15日也发表社论指出：“这一条约不但有助于和平的增强，同时也为日俄两国伟大人民的真实善邻友好关系开启一条大道!”日本政府对条约也甚为满意。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外相松冈对德国驻俄大使强调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给中国国民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强了。”
国共虽不满，但顾全大局
1941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的时期，苏联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如同一枚重磅炸弹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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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友好关系，对于条约的签订，中国共产党虽有不满，但考虑到大局采取了默认的态度。4月14日，毛泽东就苏日条约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这一行为也进行了委婉而严肃的批评，重申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中指出：“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总之，“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重大倒退，使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
条约签订以后，重庆“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就苏日签订的条约召开了座谈会。大家纷纷对苏联和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表示了谴责。会后，大家一致推举王造时先生写一封致斯大林的信，王造时用了一整天写出初稿，又在史良家里开会，对信的内容反复讨论修改，并最终由张申府润色定稿。信件写完以后，由沙千里抄写，一式两份，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当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王世杰，一份打算由沙千里送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这封信写完之后，被周恩来得知，周恩来找到了沈钧儒，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仍需要苏联的援助，这封信的发表可能在客观上产生不利影响。沈钧儒最终收回了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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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国民党来说，蒋介石在收到宣传部长王世杰的报告后对苏联的做法备觉失望，亦相当不满。蒋介石在13日的日记中称：“俄倭在莫斯科十四时签订中立友好条约，闻其内容有互认满蒙、伪领土完整之条，此俄损人利己必有之惯技，自在意中。如果属实，于我实质上并无所，然形式上倭国乃得一时之优胜，此为俄国信义与国际上之最大损失，而非我之害也。”。但是为了继续争取苏联的对华援助，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行为虽表示了抗议，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批评。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出的《苏日中立条约宣传要点代电》要求各宣传机关及言论界评论条约时，只可“根据外交部之声明及左列事实，表示惋惜与不满之意”。可见，迫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压力，国共两党对于苏日中立条约虽表达了不满和抗议，但实际上并没有其他太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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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日中立条约》从本质上来说，是苏日双方牺牲中国利益而达成的交易和暂时性妥协。东北和外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依靠战争的手段，占领整个东北后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而苏联出于国家安全和输出革命的目的，在外蒙扶持了蒙古国。《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和外蒙古的独立，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而且更严重损害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所具有的爱好正义与和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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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由于苏联对日的绥靖政策，使日本没有了后顾之忧，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调整了侵略方针，放手南进，客观上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于中国来说，《苏日中立条约》大大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压力。日本一方面对国民党采取诱降的政策，促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造成抗战势力的分裂，使中国国内抗战局势复杂化。另一方面，日本确定了南进战略以后加紧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使解放区受到沉重打击，处境更为艰难。战争、自然灾害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条约签订以后，苏联的对华政策相应起了变化，其援华物资迅速减少甚至中断，使中国失去了抗战物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此时正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大力援助的时候。
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弱国无外交，落后必将挨打。《苏日中立条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被压迫被屈辱的历史，古语云：“欲亡其国，必毁其史。”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重温历史，历史不能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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