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记忆深处的中英街(下)
中英街成为“购物天堂”
如果说，1979年深圳蛇口的第一声炮响拉开了中国经济特区建设序幕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街的“开闸解禁”，算得上是中国商贸业对外开放的悄然剪彩。
改革开放的政策犹如一缕和煦的春风，于无声处把封闭多年的边防禁区的大门吹开。在中英街这条狭小空间演绎着亘古未有的商贸繁荣的奇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英街的店铺开始逐步增多，几乎一家挨着一家。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界一侧的门店已经发展到160多家，新界一侧的门店有50多家，中英街的店铺按其发展空间计算已经达到饱和。当时，除香港著名金店“谢瑞麟”和沙头角日用百货商店外，中英街华界还进驻了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五六家国有银行。
1979年以前，中英街的商店以国营为主体；随着发展，不少公司纷纷加盟中英街的商品零售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英街的经营方式开始多样化，一般实行集体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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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84年，中英街开始有限制地向内地游客开放，游客因而逐渐增多。在沙头角中英街关外，当时还没有正规的停车场，车辆胡乱停放在一边。游客购买的商品主要是内地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如洗涤用品、方便面、味精、雨伞、丝袜、布料等。
按规定，凡进入中英街的游客不能“越界”到香港一侧的店铺购物。因此，开放初期，中英街呈现出“一边倒”的发展趋势。来自内地的购物人流基本上被控制在华界一侧的店铺购物，英界一侧的店铺相对冷清。由于购物人流不断增多，在巡警视线被人流遮挡的时候，也有不少人乘机跑到香港一侧的店铺购物，并迅速把购物袋丢回华界一侧，另有人站在华界一侧配合，抓起购物袋迅速离开。
为加强管理，当地公安部门曾在中英街大榕树上悬挂了一块木牌，木牌上面写着：“凡持特许证入镇内干部、职工一律不准越边界，如违反者，进行处罚”。木牌不大，朝向中英街入口方向。但长期遭受计划经济制约的内地购物大军，一旦进入中英街就进入了忘我的“疯狂购物”境界，根本顾不上街区上的“界碑”和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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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90年，是中英街商贸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已不再限制游客到英界的香港商店购物。游客办证进入中英街也更容易，最多时一天就有近10万人涌入中英街。当时人们以购买服装、电子表、进口录音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等产品为主，也有部分人开始购买黄金首饰。
沙头角进出口公司与日本八佰伴联营，在中英街合作开办的新佰伴商场为中方占51%股份，日方占49%股份，该公司在中英街的发展速度很快。当时的“新佰伴”是中英街上出名的超级商场，已采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硬件设施十分先进，开始使用电梯，采用闭路电视监控设备。
一条小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国营、集体、个体、合资、外资和股份制多种经营模式同处。人们在中英街这个“特区中的特区”上不断创造出商贸业的奇迹。
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回归之前，来中英街观光的游客出现了一种远望香港的热潮。随着手机的普及，不少人喜欢站在中英街界碑港方一侧给家人打电话：“妈妈，您好吗？我已经到香港啦。”说错了吗？没说错。在香港回归前，界碑的香港一侧仍为港英政府管辖。人们自发地站在中英街通向香港的岔路口，远望香港，这和喜欢在香港的商店里购物的心态一样，已成为国人对香港早日回到母亲怀抱的一种热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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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的建筑特色
晚清的碉楼、排屋和民国的骑楼、界碑构成了中英街最具特色的建筑群体。早在中英街形成之前，南迁的客家人就在东和墟建有3座碉楼，形成了碉楼与排屋相结合的建筑格局。其中有两座碉楼位于东和墟入口处。碉楼用三合土砌筑而成，由于它墙体厚实，封闭性很好，因此，在当时社会治安不太好的情况下，具有安全防护的作用。我们从一幅1949年美国《生活》杂志记者伯恩斯拍摄的照片中发现，在中英街7号界碑附近，华界的房屋后面仍露出半截碉楼，这证明解放初期中英街碉楼仍在。
排屋也是极为典型的中式建筑。吴氏客家人在海边的沙栏上构建了整齐的排屋，排屋在结构上讲究和谐对称，门前的巷道长20～30米、宽约2米；排屋墙身厚、屋梁高，其特点是“家家户户并排建屋，左邻右舍墙瓦相连”。排屋中心设有祠堂，前有风水鱼塘，中间有空旷的禾坪，非常贴近乡民的生活，体现了滨海客家人的建筑特色。
20世纪30年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中英街两边出现了建设骑楼的热潮。1930年，新界禾坑的商人李新昶在中英街华界4号界碑处建造了一段骑楼，这段骑楼具有典型的南洋建筑风格，骑楼的一、二层均设有连廊，女儿墙采用罗马柱装饰。李新昶在骑楼竣工后给这条街起名为“犹昶街”，并做了一块牌子挂在骑楼一侧。解放初，犹昶街骑楼和西侧新界新楼街兴建的骑楼连在一起，成为华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骑楼为中英街的发展增添了西方古老建筑的文化气氛，它曾与客家排屋融为一体，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街区商业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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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那边也在同一时期建成了一条骑楼街，起名新楼街。新楼街的骑楼建筑风格与华界骑楼的风格完全不同，二层没有华界骑楼的那种连廊，而是一排间隔有序的西式窗户。
中英街的骑楼和广州近代的商业建筑骑楼大同小异。骑楼建筑前半部跨人行道而建，在马路边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它不仅适用当地的亚热带气候，也具有避风雨防日晒的优点。
在中英街的建筑中，历史价值最高的是中英界碑。从中英街3号界碑开始，5块界碑呈纵向排列在中英街街心。1、2号界碑在环城路，8号界碑在中英街鸿福桥下的河道中央。这些用麻石制成的界碑在历经100多年的风雨侵蚀之后，碑上的字迹仍依稀可辨：中英界碑，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X号。
4号界碑已成为中英街人文景点。100多年前，海关职员在这里不经意移栽的一棵榕树竟成为今天中英街重要的景点。大榕树粗壮的树根深深扎根在华界，繁茂的枝叶却延伸到香港。碑与树的巧妙结合构成了中英街八景中的“古榕奇观”。文人墨客纷纷来此采风，称赞其景为自然生成的“根在祖国，荫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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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英街两边居民可以自由往来的时候，乡民们几乎不会注意界碑的存在。1941年，当日军从占领的沙头角开始进攻香港时，曾以“妨碍交通”为名，将3～7号界碑丢弃。1945年日本投降后，经港英政府与国民政府协商，广东省地政厅重勘了沙头角边界，界碑复建在原来的位置。
世纪之交，中英街出现了文化旅游热。这时，来中英街观光的游客开始增多，人们开始仔细打量眼前这些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块块“石碑”，感悟历史留下的种种印记。
中英街的民俗风情
居住在中英街华界的客家人除了民风淳朴外，还保留着汉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从春节开始，经过端午、重阳和中秋节，客家人的节日习俗和汉族大同小异；但客家人保留的风俗更传统。有些风俗，汉族已经失传了，像客家娶亲时的“麒麟舞”喜庆而热烈，在重要节日表演的吉庆舞蹈“鱼灯舞”神奇而诡秘。“天后宝诞”已成为中英街两边居民每年一次重要的民间祭祀活动。“九簋菜”更体现了古代文化的丰富内涵，这是吴氏客家人传承保留至今的。“簋”特指古代青铜器皿，唯粤地有“九大簋”之说。有文曾说：“九代表多数，它含有极为丰盛及隆重之意。且‘九大’即风、云、雷、雨、海、火、水、地、天，是‘造物之初’的‘相争’之物，乃万物之最，有其独特意涵。”
“九簋菜”不同于客家人传统的“大盆菜”。“大盆菜”实际上是多种菜盛装在一个大盆的“大杂烩”。而“九簋菜”无论从制作、配料和容器都非常讲究。传统的“九簋菜”含鲍、参、翅、肚、菰、飞(飞鸟类)、潜(海鲜类)、动(动物类)及植(蔬菜类)九种材料。每道菜都有吉祥如意的菜名。如：葱油子鸡：寓意“聪明子佳”；香芋扣肉：寓意“大富大贵”等。从材料分析，源于古代饮食文化的“九簋菜”过去不是一般老百姓的食物。沙头角传承至今的“九簋菜”，客家人只有在结婚、喜庆等重要日子才用来宴客。他们认为，“九簋菜”亦称“九子碟”，象征长长久久，取其“九子登科”之意。如果主人用9个簋来盛菜，足以表示主人的盛情和客人尊贵的地位。
【责任编辑】赵 菲, 百拇医药(孙霄)
如果说，1979年深圳蛇口的第一声炮响拉开了中国经济特区建设序幕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街的“开闸解禁”，算得上是中国商贸业对外开放的悄然剪彩。
改革开放的政策犹如一缕和煦的春风，于无声处把封闭多年的边防禁区的大门吹开。在中英街这条狭小空间演绎着亘古未有的商贸繁荣的奇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英街的店铺开始逐步增多，几乎一家挨着一家。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界一侧的门店已经发展到160多家，新界一侧的门店有50多家，中英街的店铺按其发展空间计算已经达到饱和。当时，除香港著名金店“谢瑞麟”和沙头角日用百货商店外，中英街华界还进驻了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五六家国有银行。
1979年以前，中英街的商店以国营为主体；随着发展，不少公司纷纷加盟中英街的商品零售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英街的经营方式开始多样化，一般实行集体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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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84年，中英街开始有限制地向内地游客开放，游客因而逐渐增多。在沙头角中英街关外，当时还没有正规的停车场，车辆胡乱停放在一边。游客购买的商品主要是内地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如洗涤用品、方便面、味精、雨伞、丝袜、布料等。
按规定，凡进入中英街的游客不能“越界”到香港一侧的店铺购物。因此，开放初期，中英街呈现出“一边倒”的发展趋势。来自内地的购物人流基本上被控制在华界一侧的店铺购物，英界一侧的店铺相对冷清。由于购物人流不断增多，在巡警视线被人流遮挡的时候，也有不少人乘机跑到香港一侧的店铺购物，并迅速把购物袋丢回华界一侧，另有人站在华界一侧配合，抓起购物袋迅速离开。
为加强管理，当地公安部门曾在中英街大榕树上悬挂了一块木牌，木牌上面写着：“凡持特许证入镇内干部、职工一律不准越边界，如违反者，进行处罚”。木牌不大，朝向中英街入口方向。但长期遭受计划经济制约的内地购物大军，一旦进入中英街就进入了忘我的“疯狂购物”境界，根本顾不上街区上的“界碑”和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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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90年，是中英街商贸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已不再限制游客到英界的香港商店购物。游客办证进入中英街也更容易，最多时一天就有近10万人涌入中英街。当时人们以购买服装、电子表、进口录音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等产品为主，也有部分人开始购买黄金首饰。
沙头角进出口公司与日本八佰伴联营，在中英街合作开办的新佰伴商场为中方占51%股份，日方占49%股份，该公司在中英街的发展速度很快。当时的“新佰伴”是中英街上出名的超级商场，已采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硬件设施十分先进，开始使用电梯，采用闭路电视监控设备。
一条小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国营、集体、个体、合资、外资和股份制多种经营模式同处。人们在中英街这个“特区中的特区”上不断创造出商贸业的奇迹。
20世纪90年代，在香港回归之前，来中英街观光的游客出现了一种远望香港的热潮。随着手机的普及，不少人喜欢站在中英街界碑港方一侧给家人打电话：“妈妈，您好吗？我已经到香港啦。”说错了吗？没说错。在香港回归前，界碑的香港一侧仍为港英政府管辖。人们自发地站在中英街通向香港的岔路口，远望香港，这和喜欢在香港的商店里购物的心态一样，已成为国人对香港早日回到母亲怀抱的一种热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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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的建筑特色
晚清的碉楼、排屋和民国的骑楼、界碑构成了中英街最具特色的建筑群体。早在中英街形成之前，南迁的客家人就在东和墟建有3座碉楼，形成了碉楼与排屋相结合的建筑格局。其中有两座碉楼位于东和墟入口处。碉楼用三合土砌筑而成，由于它墙体厚实，封闭性很好，因此，在当时社会治安不太好的情况下，具有安全防护的作用。我们从一幅1949年美国《生活》杂志记者伯恩斯拍摄的照片中发现，在中英街7号界碑附近，华界的房屋后面仍露出半截碉楼，这证明解放初期中英街碉楼仍在。
排屋也是极为典型的中式建筑。吴氏客家人在海边的沙栏上构建了整齐的排屋，排屋在结构上讲究和谐对称，门前的巷道长20～30米、宽约2米；排屋墙身厚、屋梁高，其特点是“家家户户并排建屋，左邻右舍墙瓦相连”。排屋中心设有祠堂，前有风水鱼塘，中间有空旷的禾坪，非常贴近乡民的生活，体现了滨海客家人的建筑特色。
20世纪30年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中英街两边出现了建设骑楼的热潮。1930年，新界禾坑的商人李新昶在中英街华界4号界碑处建造了一段骑楼，这段骑楼具有典型的南洋建筑风格，骑楼的一、二层均设有连廊，女儿墙采用罗马柱装饰。李新昶在骑楼竣工后给这条街起名为“犹昶街”，并做了一块牌子挂在骑楼一侧。解放初，犹昶街骑楼和西侧新界新楼街兴建的骑楼连在一起，成为华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骑楼为中英街的发展增添了西方古老建筑的文化气氛，它曾与客家排屋融为一体，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街区商业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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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那边也在同一时期建成了一条骑楼街，起名新楼街。新楼街的骑楼建筑风格与华界骑楼的风格完全不同，二层没有华界骑楼的那种连廊，而是一排间隔有序的西式窗户。
中英街的骑楼和广州近代的商业建筑骑楼大同小异。骑楼建筑前半部跨人行道而建，在马路边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它不仅适用当地的亚热带气候，也具有避风雨防日晒的优点。
在中英街的建筑中，历史价值最高的是中英界碑。从中英街3号界碑开始，5块界碑呈纵向排列在中英街街心。1、2号界碑在环城路，8号界碑在中英街鸿福桥下的河道中央。这些用麻石制成的界碑在历经100多年的风雨侵蚀之后，碑上的字迹仍依稀可辨：中英界碑，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X号。
4号界碑已成为中英街人文景点。100多年前，海关职员在这里不经意移栽的一棵榕树竟成为今天中英街重要的景点。大榕树粗壮的树根深深扎根在华界，繁茂的枝叶却延伸到香港。碑与树的巧妙结合构成了中英街八景中的“古榕奇观”。文人墨客纷纷来此采风，称赞其景为自然生成的“根在祖国，荫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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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英街两边居民可以自由往来的时候，乡民们几乎不会注意界碑的存在。1941年，当日军从占领的沙头角开始进攻香港时，曾以“妨碍交通”为名，将3～7号界碑丢弃。1945年日本投降后，经港英政府与国民政府协商，广东省地政厅重勘了沙头角边界，界碑复建在原来的位置。
世纪之交，中英街出现了文化旅游热。这时，来中英街观光的游客开始增多，人们开始仔细打量眼前这些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块块“石碑”，感悟历史留下的种种印记。
中英街的民俗风情
居住在中英街华界的客家人除了民风淳朴外，还保留着汉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从春节开始，经过端午、重阳和中秋节，客家人的节日习俗和汉族大同小异；但客家人保留的风俗更传统。有些风俗，汉族已经失传了，像客家娶亲时的“麒麟舞”喜庆而热烈，在重要节日表演的吉庆舞蹈“鱼灯舞”神奇而诡秘。“天后宝诞”已成为中英街两边居民每年一次重要的民间祭祀活动。“九簋菜”更体现了古代文化的丰富内涵，这是吴氏客家人传承保留至今的。“簋”特指古代青铜器皿，唯粤地有“九大簋”之说。有文曾说：“九代表多数，它含有极为丰盛及隆重之意。且‘九大’即风、云、雷、雨、海、火、水、地、天，是‘造物之初’的‘相争’之物，乃万物之最，有其独特意涵。”
“九簋菜”不同于客家人传统的“大盆菜”。“大盆菜”实际上是多种菜盛装在一个大盆的“大杂烩”。而“九簋菜”无论从制作、配料和容器都非常讲究。传统的“九簋菜”含鲍、参、翅、肚、菰、飞(飞鸟类)、潜(海鲜类)、动(动物类)及植(蔬菜类)九种材料。每道菜都有吉祥如意的菜名。如：葱油子鸡：寓意“聪明子佳”；香芋扣肉：寓意“大富大贵”等。从材料分析，源于古代饮食文化的“九簋菜”过去不是一般老百姓的食物。沙头角传承至今的“九簋菜”，客家人只有在结婚、喜庆等重要日子才用来宴客。他们认为，“九簋菜”亦称“九子碟”，象征长长久久，取其“九子登科”之意。如果主人用9个簋来盛菜，足以表示主人的盛情和客人尊贵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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