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下)
东西方的差距何以拉开
为什么宋元时期如日中天的中国古代科技没能持续多久便落伍于世界？这不得不回到李约瑟提出的那个著名论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讲，为什么近代科学诞生在了欧洲而不是中国？国际国内学者就此难题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也有人认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就是伪问题，因为历史不能假设。不过，我们从李约瑟绘制的“中西科学发展对比图”(见下页)上能够得出一些启示。
从这张对比图上可以看出，我国的科学成就以一条相对平缓的直线沿着时间轴在向前推进。反观西方(主要指欧洲)，起点比我国还高，因为古希腊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公元前3世纪阿基米德在数学及物理上作出了不朽贡献，公元前2世纪希帕恰斯等科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巨大贡献。随着罗马以武力吞并希腊，西方的科学成就迅速下滑，尽管单就天文学成就而言，在下滑期的托勒密时代达到了古代最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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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通常所言的西方科学跌入低谷的黑暗中世纪，大致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1500年到1600年是西方科学“绝地大反击”的时期，标志性的事件是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与维萨留斯《人体的结构》的出版。这是改变了我们整个近代科学的革命性事件，由此拉开了“科学革命”的序幕，到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这场科学交响乐终于达到了高潮。从图表上看，那时西方已经把我们抛在了后面。关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突飞猛进，许多科学社会学者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如14世纪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还有17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徒革命等，均可以从中找到相应且合理的解释。但是中西方探求自然奥秘过程中形成的风格迥异的科学方法，应该是造成整个科学发展进程差异的最关键因素，下面不妨进行一下对比。
西方注重分析，侧重还原论，即力求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纯粹单一的个体或元素。无论是古希腊的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朴素的原
子论，还是19世纪初期英国的道尔顿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原子论，都是在寻求物质构成的始基。古希腊文化中的“水、火、土、气”四元素亦是如此，还有段时期西方人曾用硫、汞、盐等去解释各种物质，最终发展到科学的元素概念。反观我国，则是注重直觉，侧重整体论，即强调从宏观上笼统地把握事物。比如古代的“元气说”，仅是笼统地讲宇宙“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但对宇宙的内部结构从不探求，仅仅而且长久地停留在经验直觉层面。中国古代这种经验直觉层面的认识，往往形成的是孤立的个体科学事件。比如早在东汉，郑玄在《考工记注》中就注意到了弓受力的弹性形变现象，可是到了明末《天工开物》仍然记载了这一现象，没有从经验事实上升到普适理论(胡克定律)。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从公元前240年到1910年，我国对29次哈雷彗星的回归均有记载，但是并不知道它们是同一颗彗星。可是英国的哈雷运用牛顿的理论，利用三次该彗星的轨道记录，就发现了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并且成功预言了1758年前后哈雷彗星的再次回归。科学理论超出经验事实的威力由此可见一般。从上述分析，我们大致能够领会到后来我国科技落后的部分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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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洪流之中，虽然整体上与世界科技前沿还有不少差距，但也有部分科学成就令人欣慰、振奋。比如2011年，我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教授因其在“青蒿素的发现与应用”方面的贡献获得了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2012年，广东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发现了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该实验结果入选《科学》杂志评选出的“年度十大科学突破”；2012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因其在“量子通信和多光子纠缠操纵方面的先驱性卓越贡献”获得2012年度国际量子通信奖。
抚古思今，不胜感慨。正如113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喻：一个老朽的中国已经远去，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正在走来。
【责任编辑】张小萌, 百拇医药(史晓雷)
为什么宋元时期如日中天的中国古代科技没能持续多久便落伍于世界？这不得不回到李约瑟提出的那个著名论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讲，为什么近代科学诞生在了欧洲而不是中国？国际国内学者就此难题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也有人认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就是伪问题，因为历史不能假设。不过，我们从李约瑟绘制的“中西科学发展对比图”(见下页)上能够得出一些启示。
从这张对比图上可以看出，我国的科学成就以一条相对平缓的直线沿着时间轴在向前推进。反观西方(主要指欧洲)，起点比我国还高，因为古希腊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公元前3世纪阿基米德在数学及物理上作出了不朽贡献，公元前2世纪希帕恰斯等科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巨大贡献。随着罗马以武力吞并希腊，西方的科学成就迅速下滑，尽管单就天文学成就而言，在下滑期的托勒密时代达到了古代最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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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通常所言的西方科学跌入低谷的黑暗中世纪，大致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1500年到1600年是西方科学“绝地大反击”的时期，标志性的事件是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与维萨留斯《人体的结构》的出版。这是改变了我们整个近代科学的革命性事件，由此拉开了“科学革命”的序幕，到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这场科学交响乐终于达到了高潮。从图表上看，那时西方已经把我们抛在了后面。关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突飞猛进，许多科学社会学者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如14世纪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还有17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徒革命等，均可以从中找到相应且合理的解释。但是中西方探求自然奥秘过程中形成的风格迥异的科学方法，应该是造成整个科学发展进程差异的最关键因素，下面不妨进行一下对比。
西方注重分析，侧重还原论，即力求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纯粹单一的个体或元素。无论是古希腊的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朴素的原
子论，还是19世纪初期英国的道尔顿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原子论，都是在寻求物质构成的始基。古希腊文化中的“水、火、土、气”四元素亦是如此，还有段时期西方人曾用硫、汞、盐等去解释各种物质，最终发展到科学的元素概念。反观我国，则是注重直觉，侧重整体论，即强调从宏观上笼统地把握事物。比如古代的“元气说”，仅是笼统地讲宇宙“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但对宇宙的内部结构从不探求，仅仅而且长久地停留在经验直觉层面。中国古代这种经验直觉层面的认识，往往形成的是孤立的个体科学事件。比如早在东汉，郑玄在《考工记注》中就注意到了弓受力的弹性形变现象，可是到了明末《天工开物》仍然记载了这一现象，没有从经验事实上升到普适理论(胡克定律)。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从公元前240年到1910年，我国对29次哈雷彗星的回归均有记载，但是并不知道它们是同一颗彗星。可是英国的哈雷运用牛顿的理论，利用三次该彗星的轨道记录，就发现了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并且成功预言了1758年前后哈雷彗星的再次回归。科学理论超出经验事实的威力由此可见一般。从上述分析，我们大致能够领会到后来我国科技落后的部分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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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洪流之中，虽然整体上与世界科技前沿还有不少差距，但也有部分科学成就令人欣慰、振奋。比如2011年，我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教授因其在“青蒿素的发现与应用”方面的贡献获得了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2012年，广东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发现了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该实验结果入选《科学》杂志评选出的“年度十大科学突破”；2012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因其在“量子通信和多光子纠缠操纵方面的先驱性卓越贡献”获得2012年度国际量子通信奖。
抚古思今，不胜感慨。正如113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喻：一个老朽的中国已经远去，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正在走来。
【责任编辑】张小萌, 百拇医药(史晓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