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离婚时代
最近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劳燕分飞，平均每天有5000多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较去年同期增长17.1%。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一向崇尚“家和万事兴”的中华民族正在进入一个“新离婚时代”。
持续上升的离婚率
“新离婚时代”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一筠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她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婚姻从前30年的超稳定型阶段，进入后30年尤其是近年来的动荡时期。这一点从不断上升的离婚率上便可一窥究竟。离婚率是一个有效衡量某一历史时期内社会成员婚姻稳定状况的参考系数，具体指一定时期内某地区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它表明在某一时期内每千人中解除婚姻关系的人数。全国目前离婚率已高达14.6%。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离婚人数和离婚率持续上升，近5年来增速明显，增幅高达7.65%。去年，全国120多万对夫妻喜结连理的同时，196万多对夫妇劳燕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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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结构看，22岁～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岁～50岁婚姻相对平稳，50岁以上离婚率又迅速上扬。其中，70后、80后成为离婚高发人群，据中山大学在上海、广州进行的一项小样本调查显示，70后、80后的已婚人士中，离婚人数达到或接近一半。“闪婚快离”已经屡见不鲜。网络报道称，吉林长春市一对年轻人从相识到结婚只用了不到7个小时，创下了“闪婚”的最短纪录，而河南郑州的一对年轻人第一天结婚，第二天又匆匆办理了离婚手续，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对此哭笑不得，反映说，还有当天上午离婚，下午又来复婚的。
从大陆及台湾的范围看，十大高离婚率城市分别是：北京39%、上海38%、深圳36.25%、广州35%、厦门34.9%、台北34.8%、南京33.8%、大连31%、杭州29%、哈尔滨28%。目前，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的离婚率已超过1/3。
造成我国离婚率如此持续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究底，改革开放后30多年间所发生的巨大社会转型是根本原因。新离婚时代的背后折射出现阶段社会经济、政策、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的转型。
, 百拇医药
经济的转型
改革开放后，引起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稳定性影响是多维度的。尤其是城镇与农村之间的人口流通。一方面，城乡人口流通使得一部分人改变了原先的生活环境和思想面貌，对原有配偶的满意度有所下降，影响家庭和谐度；另一方面夫妻长期城乡异地的生活方式难以维系正常婚姻，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我国传统的狭小通婚圈逐步扩大，跨大地域空间的异地择偶日渐增多。据统计，仅我国农村的跨县婚姻目前已达到14%。这种异地婚姻往往由于缺少来自原居住地社区和家庭关系网络的支持和约束，又面临较为突出的地区文化习俗差异的摩擦而相对不稳定。
人口流动，城乡沟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平等择业的机会。经济实力的变化带来的是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更加重视自我在婚姻生活中的诉求，而不再单纯依附于男性；同时女性离异后经济自立能力有所提高，不再像过去面临艰难的
生存压力。于是，由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已经不再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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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转型
早在2003年10月正式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就已放宽了对离婚的限制，它明确规定：“婚姻登记员对符合登记离婚条件的当事人，应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2012年《新婚姻法》又重申“婚姻的维系应当以感情为基础，解除无爱情的婚姻是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要求”，并阐明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唯一条件。这使得当事人双方的离婚过程不再需要通过单位、居委会的证明和相关审查，从而避免了社会舆论的干扰。离异的过错行为变成感情行为。由于相关单位领导逐步减少对离婚行为的行政干预，离婚的社会影响和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名誉上的损失都明显减少，其结果不仅消除了离婚当事人的各种社会因素的顾虑，而且还降低了因婚姻生活的正常变动而付出的不正常代价或成本。
近年，《新婚姻法》关于房产问题的新规定引起了普遍热议。它规定婚前买房属于个人财产，婚后买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使得婚姻财产的所有权更加明确。并在第十九条阐明“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新法一颁布，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虽然单纯因为房子而离婚的社会现象仍非必然，但夫妻财产权利的明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家庭内部夫妻经济关系的相互独立的特征，现代家庭职能也在发生嬗变，政策对婚姻的束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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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转型
在经济与政策环境转型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应当是新离婚时代驾临的主观因素。首先是家族意识的削弱。“大家族”逐渐成为过时的名词，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小家庭单元，原先存在于传统社会中的族长权威已无足轻重，减少了对夫妻双方离婚行为的制约和干涉。家族意识的削弱还直接导致家庭本位主义观念的淡化，相比于婚姻责任，婚姻中的权利关系更受到人们的重视。夫妻双方都重视衡量自我在婚姻中的满意度，都有权对婚姻现状提出控诉。其次是性的问题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新认识。性得到了解放，开始走向婚姻的前台，成为人们明确关注的对象。“性生活不和谐”已经变为现阶段的几大离婚理由之一。这也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的解放息息相关。这两种价值观的嬗变使得离婚不再是一种关乎道德的行为，而变成一种日常个人生活的事件。“过去，一位教授娶一个农民，一样过一辈子。今天，婚姻家庭的凝聚力发生转移，更多关注夫妻心理和谐、文化般配、性生活的满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两性问题专家李银河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几代人完成核心家庭转变，即以亲子关系为轴心转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在以往家族主义浓厚的空气里，婚姻起着父母侍奉、宗族承继的功效，而在“核心家庭转变”过程中，夫妻双方的感情越来越为个人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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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不是儿戏
来自经济、政策、价值观的多重影响使得现今离婚率持续上升，“新离婚时代”在昭显个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称：“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比婚姻家庭的解体造成的悲苦更严重，它使孩子受到伤害，单身母亲的生活陷入困境，给社会底层承受力最差的人们带来巨大灾难。”
离婚尤其导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离婚是造成儿童的最严重和最复杂的精神危机的因素之一。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父母离婚后，为孩子所创造的生长环境往往不尽如人意，带来了离异家庭子女的社会问题。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双亲离异的家庭是向社会上输送精神和道德上畸形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儿童阶段的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家庭环境的剧变很可能使得孩子产生自卑感、被遗弃感、怨恨感等情绪，加之以缺少父母双方的正确诱导，久而久之，与人相处、人格培养等方面都会出现缺失，甚者可能危及终生。
【责任编辑】林 京, 百拇医药(王东芳)
持续上升的离婚率
“新离婚时代”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一筠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她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婚姻从前30年的超稳定型阶段，进入后30年尤其是近年来的动荡时期。这一点从不断上升的离婚率上便可一窥究竟。离婚率是一个有效衡量某一历史时期内社会成员婚姻稳定状况的参考系数，具体指一定时期内某地区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它表明在某一时期内每千人中解除婚姻关系的人数。全国目前离婚率已高达14.6%。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离婚人数和离婚率持续上升，近5年来增速明显，增幅高达7.65%。去年，全国120多万对夫妻喜结连理的同时，196万多对夫妇劳燕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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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结构看，22岁～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岁～50岁婚姻相对平稳，50岁以上离婚率又迅速上扬。其中，70后、80后成为离婚高发人群，据中山大学在上海、广州进行的一项小样本调查显示，70后、80后的已婚人士中，离婚人数达到或接近一半。“闪婚快离”已经屡见不鲜。网络报道称，吉林长春市一对年轻人从相识到结婚只用了不到7个小时，创下了“闪婚”的最短纪录，而河南郑州的一对年轻人第一天结婚，第二天又匆匆办理了离婚手续，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对此哭笑不得，反映说，还有当天上午离婚，下午又来复婚的。
从大陆及台湾的范围看，十大高离婚率城市分别是：北京39%、上海38%、深圳36.25%、广州35%、厦门34.9%、台北34.8%、南京33.8%、大连31%、杭州29%、哈尔滨28%。目前，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的离婚率已超过1/3。
造成我国离婚率如此持续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究底，改革开放后30多年间所发生的巨大社会转型是根本原因。新离婚时代的背后折射出现阶段社会经济、政策、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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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转型
改革开放后，引起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稳定性影响是多维度的。尤其是城镇与农村之间的人口流通。一方面，城乡人口流通使得一部分人改变了原先的生活环境和思想面貌，对原有配偶的满意度有所下降，影响家庭和谐度；另一方面夫妻长期城乡异地的生活方式难以维系正常婚姻，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我国传统的狭小通婚圈逐步扩大，跨大地域空间的异地择偶日渐增多。据统计，仅我国农村的跨县婚姻目前已达到14%。这种异地婚姻往往由于缺少来自原居住地社区和家庭关系网络的支持和约束，又面临较为突出的地区文化习俗差异的摩擦而相对不稳定。
人口流动，城乡沟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平等择业的机会。经济实力的变化带来的是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更加重视自我在婚姻生活中的诉求，而不再单纯依附于男性；同时女性离异后经济自立能力有所提高，不再像过去面临艰难的
生存压力。于是，由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已经不再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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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转型
早在2003年10月正式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就已放宽了对离婚的限制，它明确规定：“婚姻登记员对符合登记离婚条件的当事人，应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2012年《新婚姻法》又重申“婚姻的维系应当以感情为基础，解除无爱情的婚姻是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要求”，并阐明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唯一条件。这使得当事人双方的离婚过程不再需要通过单位、居委会的证明和相关审查，从而避免了社会舆论的干扰。离异的过错行为变成感情行为。由于相关单位领导逐步减少对离婚行为的行政干预，离婚的社会影响和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名誉上的损失都明显减少，其结果不仅消除了离婚当事人的各种社会因素的顾虑，而且还降低了因婚姻生活的正常变动而付出的不正常代价或成本。
近年，《新婚姻法》关于房产问题的新规定引起了普遍热议。它规定婚前买房属于个人财产，婚后买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使得婚姻财产的所有权更加明确。并在第十九条阐明“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新法一颁布，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虽然单纯因为房子而离婚的社会现象仍非必然，但夫妻财产权利的明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家庭内部夫妻经济关系的相互独立的特征，现代家庭职能也在发生嬗变，政策对婚姻的束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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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转型
在经济与政策环境转型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应当是新离婚时代驾临的主观因素。首先是家族意识的削弱。“大家族”逐渐成为过时的名词，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小家庭单元，原先存在于传统社会中的族长权威已无足轻重，减少了对夫妻双方离婚行为的制约和干涉。家族意识的削弱还直接导致家庭本位主义观念的淡化，相比于婚姻责任，婚姻中的权利关系更受到人们的重视。夫妻双方都重视衡量自我在婚姻中的满意度，都有权对婚姻现状提出控诉。其次是性的问题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新认识。性得到了解放，开始走向婚姻的前台，成为人们明确关注的对象。“性生活不和谐”已经变为现阶段的几大离婚理由之一。这也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的解放息息相关。这两种价值观的嬗变使得离婚不再是一种关乎道德的行为，而变成一种日常个人生活的事件。“过去，一位教授娶一个农民，一样过一辈子。今天，婚姻家庭的凝聚力发生转移，更多关注夫妻心理和谐、文化般配、性生活的满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两性问题专家李银河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几代人完成核心家庭转变，即以亲子关系为轴心转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在以往家族主义浓厚的空气里，婚姻起着父母侍奉、宗族承继的功效，而在“核心家庭转变”过程中，夫妻双方的感情越来越为个人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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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不是儿戏
来自经济、政策、价值观的多重影响使得现今离婚率持续上升，“新离婚时代”在昭显个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称：“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比婚姻家庭的解体造成的悲苦更严重，它使孩子受到伤害，单身母亲的生活陷入困境，给社会底层承受力最差的人们带来巨大灾难。”
离婚尤其导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离婚是造成儿童的最严重和最复杂的精神危机的因素之一。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父母离婚后，为孩子所创造的生长环境往往不尽如人意，带来了离异家庭子女的社会问题。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双亲离异的家庭是向社会上输送精神和道德上畸形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儿童阶段的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家庭环境的剧变很可能使得孩子产生自卑感、被遗弃感、怨恨感等情绪，加之以缺少父母双方的正确诱导，久而久之，与人相处、人格培养等方面都会出现缺失，甚者可能危及终生。
【责任编辑】林 京, 百拇医药(王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