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的上海(2)
电影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客满牌”常常高悬于门口，“兹就二租界内统计之，得大小电影院二十八家，其在虹口区域以及游戏场附设之电影场尚不在内”。此后因需求太大，又陆续兴建了一些新的影院，如1941年底落成的可容2000人观影的皇后大戏院耗资甚巨，为求壮观，还在其旁另建了一座宝塔。
旅居租界内的各国富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正如旅行家瓦尼娅·奥克斯在其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生活似乎与1937年前的模式完全相同，而其饭局、跳舞及饮酒的次数均比以前更多。大部分人受雇于大公司，其薪水则用美元或英镑结算，所以随着中国货币的贬值，他们的美满生活又回来了。”繁盛的霞飞路上到处是白俄的珠宝店、菜馆、舞场、妓院……虽然这繁华的区域号称“小巴黎”，实际却已成为“圣彼得堡”。
普通大众的艰辛生活
受战事影响，江南地区的大批民众涌入租界避难，仅在上海沦陷一周内，便收讫难民81750人。囿于局势未稳，人们的粮食及住房问题难以解决。虽然租界当局与华人慈善机构大力赈济，但依旧杯水车薪，难民潮愈发严峻。1938年1月初，寒潮入袭上海，年前的23天内竟有万余人冻饿致死，其中小孩与青年占了四分之三。正如报刊所述：“这个‘孤岛’看上去恐怕已经变成‘死’岛了。”沪上各同业会、同乡会纷纷组织收容所及慈善机构，收容难民，给民以食，并发给遣散费助其早日返乡。直至1941年5月，仍有14580名难民滞留租界。
, 百拇医药
同属难民，滞留在沪的犹太难民似乎就要好过许多。1938年，纳粹德国掀起了反犹高潮。由于上海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无需签证即可自由往来的城市，来沪避难外侨与日俱增。1938年7月第一批来沪犹太难民仅369人，至1939年夏，来沪犹太难民多达1.6万人。上海犹太社团和国际救援组织纷纷采取措施，安置救济这些难民。其中有早期来沪德国犹太人成立的“救济基金会”、塞法尔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由犹太巨富嘉道理家族召集成立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等，这些组织为犹太难民解决亟需的食品与住房问题。
安定下来的犹太难民不愿靠救济生活，开始自谋生路，靠着勤劳智慧，犹太难民使他们所在的虹口提篮桥一带逐渐繁荣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医院、剧场、报社、图书馆、美容院、广播电台等基础设施，该区域的繁华使其享有“小维也纳”的美誉。
黄包车夫是下层民众中的一个代表性群体，他们在“孤岛”的生活很是艰难。除了贫民失业者过多造成“车夫过多、生意清淡”之外，住房问题也深深困扰着他们，战前每月一两元的房租此时涨到了五六元。住房问题是困扰中下层民众的一个普遍难题。由于人多房少，“每一宅鸽笼子式的小屋子中总要住上好几家，每一个豆腐干般的小房间中总要住上好多人，这真合着昔人所谓‘蜗居’哩。在这种小房间中，吃饭拉屎洗澡睡觉全都在内，亲朋往来，还须充作会客室，俗语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确有些相像”。
工薪阶层指的是月收入三四十元的群体，他们是普通民众中的大多数，“像蚂蚁蜜蜂一般的勤劳，同样也像蚂蚁蜜蜂一般的微贱，老了病了死了，默默的从这个世界上消逝，再不留半点儿影踪”。他们在“孤岛”的生活也是很清苦的。由于人口暴涨，粮食蔬菜供不应求，加之商户囤积居奇，导致价格飙升。食物的匮乏和昂贵导致上海居民的营养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不论在哪一个角落里，尤其是比较低层的穷困地方，总可以看到许多因为营养不足而有各种病态的人们”。煤炭、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与普通民众关系密切的各种出行方式也在涨价。生活的艰辛使得人们贫病交加，求生无路而选择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葛琦 董强)
旅居租界内的各国富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正如旅行家瓦尼娅·奥克斯在其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生活似乎与1937年前的模式完全相同，而其饭局、跳舞及饮酒的次数均比以前更多。大部分人受雇于大公司，其薪水则用美元或英镑结算，所以随着中国货币的贬值，他们的美满生活又回来了。”繁盛的霞飞路上到处是白俄的珠宝店、菜馆、舞场、妓院……虽然这繁华的区域号称“小巴黎”，实际却已成为“圣彼得堡”。
普通大众的艰辛生活
受战事影响，江南地区的大批民众涌入租界避难，仅在上海沦陷一周内，便收讫难民81750人。囿于局势未稳，人们的粮食及住房问题难以解决。虽然租界当局与华人慈善机构大力赈济，但依旧杯水车薪，难民潮愈发严峻。1938年1月初，寒潮入袭上海，年前的23天内竟有万余人冻饿致死，其中小孩与青年占了四分之三。正如报刊所述：“这个‘孤岛’看上去恐怕已经变成‘死’岛了。”沪上各同业会、同乡会纷纷组织收容所及慈善机构，收容难民，给民以食，并发给遣散费助其早日返乡。直至1941年5月，仍有14580名难民滞留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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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难民，滞留在沪的犹太难民似乎就要好过许多。1938年，纳粹德国掀起了反犹高潮。由于上海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无需签证即可自由往来的城市，来沪避难外侨与日俱增。1938年7月第一批来沪犹太难民仅369人，至1939年夏，来沪犹太难民多达1.6万人。上海犹太社团和国际救援组织纷纷采取措施，安置救济这些难民。其中有早期来沪德国犹太人成立的“救济基金会”、塞法尔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由犹太巨富嘉道理家族召集成立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等，这些组织为犹太难民解决亟需的食品与住房问题。
安定下来的犹太难民不愿靠救济生活，开始自谋生路，靠着勤劳智慧，犹太难民使他们所在的虹口提篮桥一带逐渐繁荣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医院、剧场、报社、图书馆、美容院、广播电台等基础设施，该区域的繁华使其享有“小维也纳”的美誉。
黄包车夫是下层民众中的一个代表性群体，他们在“孤岛”的生活很是艰难。除了贫民失业者过多造成“车夫过多、生意清淡”之外，住房问题也深深困扰着他们，战前每月一两元的房租此时涨到了五六元。住房问题是困扰中下层民众的一个普遍难题。由于人多房少，“每一宅鸽笼子式的小屋子中总要住上好几家，每一个豆腐干般的小房间中总要住上好多人，这真合着昔人所谓‘蜗居’哩。在这种小房间中，吃饭拉屎洗澡睡觉全都在内，亲朋往来，还须充作会客室，俗语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确有些相像”。
工薪阶层指的是月收入三四十元的群体，他们是普通民众中的大多数，“像蚂蚁蜜蜂一般的勤劳，同样也像蚂蚁蜜蜂一般的微贱，老了病了死了，默默的从这个世界上消逝，再不留半点儿影踪”。他们在“孤岛”的生活也是很清苦的。由于人口暴涨，粮食蔬菜供不应求，加之商户囤积居奇，导致价格飙升。食物的匮乏和昂贵导致上海居民的营养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不论在哪一个角落里，尤其是比较低层的穷困地方，总可以看到许多因为营养不足而有各种病态的人们”。煤炭、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与普通民众关系密切的各种出行方式也在涨价。生活的艰辛使得人们贫病交加，求生无路而选择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葛琦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