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探古
祭祀是人们通过一些特定的器物和形式向鬼神表示敬重、祈求保佑的一种活动。祭祀的对象主要为鬼(即所谓人死后化作的鬼魂)、自然神(即自然现象衍生的神)以及后世产生的宗教神。
据考古资料证明，祭祀最早产生于远古时期。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的山顶洞内发现的距今约3.4万～2.7万年的原始人类，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鬼魂崇拜意识。山顶洞穴遗址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4部分。位于洞穴西半部稍低处的下室内发现3个人类头骨和部分躯干骨化石，这里应是放置死者的场所。在骨骼的旁边还发现了赤铁矿石粉粒遗存，将红色的粉粒撒在死者的身上，显然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用意，或表示哀痛，或表示怀念，抑或表示驱邪避害。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原始人类已经对死去的同伴产生了或敬或畏的情感，萌发了人死后有鬼魂存在的意识，并通过撒赤铁矿石粉粒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无疑是一种最原始的祭祀方式。
随着原始人类的不断进化，工具制作技术从打制石器过渡到磨制石器，产生了原始的种植业和定居式生活。由于种植业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促使人们对自然现象更加关注。但因为原始人类无法理解自然界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便认为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必定还存在着一种支配它们的力量。古人将这种超越现实和自然的力量想象成“神”，这也是中国古人信奉自然神的由来。在这种认识下，古人们对鬼神既崇敬又畏惧，想方设法讨好它们，祈求鬼神能消灾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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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现实的生产和生活中，人们遭受的灾难大多来自于天、地，所以人们便想象出两位分别主宰天和地的神，即天神、地神。为了使天神、地神不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赐予人们所希望的福祉，古人便采用一些方式和方法以表示对鬼神的敬重和企盼。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运》中这段文献资料就记载了早期祭祀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即在祭祀前，要事先准备好酒和各种食物。祭祀时，先把黍和屠宰后劈开的小猪摆放在石头上，再点燃柴草灼烧石头，炙烤食物；另于地面挖一个坑，将酒倒入其中，人们用手捧酒而饮；还要用土制成鼓，敲击使之发出声响。这些祭祀的方式和方法经过世代相传，逐渐形成固定的仪式：在祭祀时，人们将最好的食物、制作精美的器物献给鬼神；或用焚烧祭品冒出青烟，以示通达天神；或将酒或牲畜血洒向地面，以示告慰地神，再通过敲击的方式使器物发出声响，以此通报和召唤鬼神；还通过肢体的动作表示对鬼神的敬重，以此希望鬼神满意。
早期人类的祭祀活动也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位于黄土高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是距今约7000年～49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代表性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姜寨(今陕西临潼北)、北首岭(今陕西宝鸡)、大地湾(今甘肃秦安东北)等聚落遗址中，居住区的房屋均围绕一个中心广场而建，所有房屋的门、窗均朝向广场，其中一些聚落遗址的中心广场上，发现有焚烧过的动物骨骼，表明这个中心广场在聚落成员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场所。这里不仅作为聚落成员日常聚会或一般性活动的地方，也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在仰韶文化的一些聚落遗址中，还出土了陶鼓(亦称土鼓)、陶埙、陶铃等陶制的乐器。这些乐器的发现，既反映了早期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使用乐器进行祭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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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不少遗址中，都出土了玉制的器物。其中，在浙江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4200年)遗址中，出土了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等大量的玉器。在玉琮和其他的一些玉器外表还雕刻有神人兽面图案(图1)，神人呈蹲踞状，头戴翎羽冠，双臂平伸内折，双手合抱位于胸前的兽面。这组图案充满了神秘、怪异的色彩，体现了良渚人对鬼神的敬畏感。这些在后世作为祭祀鬼神的礼器出现在这一时期，足以证明祭祀鬼神已经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一项活动。
原始社会时期产生的鬼神崇拜及由此形成的祭拜方式，又在后世的沿袭中不断加入新的形式、内容，最终形成中国古代社会的祭祀活动。在国家建立后，祭祀活动又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神话王权和统治的工具。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中，就曾发现夏朝祭祀的遗址。遗址内出土了玉琮、玉璋等器物，同一地点还发现30多具人骨架，有的双手呈捆绑状，有的身首异处，还有的是和兽骨埋在一起。据分析，这些死者显然是与祭祀有关，是献给鬼神的“祭品”。殷商时期，祭祀更为盛行，除了祭祀天、地神外，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等亦成为祭祀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商王还将祖先作为祭祀的对象。据已发现的甲骨文卜辞记载，商王室所祭祖先多达上百位，祭祀的方法达数十种之多。商王祭祀祖先，是认为这些已经逝去的先人仍具有神力，可为后代消灾祛祸；同时也借助先祖的神力，用以协调王室成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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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源自原始社会、在国家建立后又被移植到政权建设中的祭祀活动，在西周时期进一步得到加强，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周朝政权机构中，还设有掌管祭祀的官职，祭祀鬼神还被编入礼仪制度中，并对祭祀的对象和等级、陈设器物、供奉食物、行礼方式等诸多方面作了严格的规定，从此祭祀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以后的历史中，祭祀鬼神一直为历朝历代所沿袭。今天北京城内保留的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五色土)、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皇家祭祀建筑，就是明清两代皇帝们祭祀鬼神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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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立后，统治者通过操纵祭祀活动，为王权统治罩上了“天授”的光环。他们自诩为“天子”，使自己与鬼神处于同等的神化地位，以令举国上下敬畏自己，成为“万民之主”。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借助鬼神的力量巩固王权统治。大禹建立夏朝后，传说曾铸“九鼎”，以示自己为“天下共主”。鼎被赋予新的内涵和特殊的作用，成为礼仪的专用器物，并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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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统治者对祭祀尤为重视，但凡遭遇战争、灾害、疾患、决定重大事项等，均要通过占卜，向鬼神“请示”。在殷墟的卜辞中，有大牢、小牢的记载，即将牛、羊、猪作为牺牲进献给鬼神；大量的青铜器礼器作为祭器列于宗庙，用于祭祀鬼神。西周建立后，还专设管理祭祀事务的官职，如“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朱筱新)
据考古资料证明，祭祀最早产生于远古时期。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的山顶洞内发现的距今约3.4万～2.7万年的原始人类，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鬼魂崇拜意识。山顶洞穴遗址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4部分。位于洞穴西半部稍低处的下室内发现3个人类头骨和部分躯干骨化石，这里应是放置死者的场所。在骨骼的旁边还发现了赤铁矿石粉粒遗存，将红色的粉粒撒在死者的身上，显然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用意，或表示哀痛，或表示怀念，抑或表示驱邪避害。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原始人类已经对死去的同伴产生了或敬或畏的情感，萌发了人死后有鬼魂存在的意识，并通过撒赤铁矿石粉粒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无疑是一种最原始的祭祀方式。
随着原始人类的不断进化，工具制作技术从打制石器过渡到磨制石器，产生了原始的种植业和定居式生活。由于种植业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促使人们对自然现象更加关注。但因为原始人类无法理解自然界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便认为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必定还存在着一种支配它们的力量。古人将这种超越现实和自然的力量想象成“神”，这也是中国古人信奉自然神的由来。在这种认识下，古人们对鬼神既崇敬又畏惧，想方设法讨好它们，祈求鬼神能消灾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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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现实的生产和生活中，人们遭受的灾难大多来自于天、地，所以人们便想象出两位分别主宰天和地的神，即天神、地神。为了使天神、地神不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赐予人们所希望的福祉，古人便采用一些方式和方法以表示对鬼神的敬重和企盼。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运》中这段文献资料就记载了早期祭祀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即在祭祀前，要事先准备好酒和各种食物。祭祀时，先把黍和屠宰后劈开的小猪摆放在石头上，再点燃柴草灼烧石头，炙烤食物；另于地面挖一个坑，将酒倒入其中，人们用手捧酒而饮；还要用土制成鼓，敲击使之发出声响。这些祭祀的方式和方法经过世代相传，逐渐形成固定的仪式：在祭祀时，人们将最好的食物、制作精美的器物献给鬼神；或用焚烧祭品冒出青烟，以示通达天神；或将酒或牲畜血洒向地面，以示告慰地神，再通过敲击的方式使器物发出声响，以此通报和召唤鬼神；还通过肢体的动作表示对鬼神的敬重，以此希望鬼神满意。
早期人类的祭祀活动也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位于黄土高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是距今约7000年～49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代表性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姜寨(今陕西临潼北)、北首岭(今陕西宝鸡)、大地湾(今甘肃秦安东北)等聚落遗址中，居住区的房屋均围绕一个中心广场而建，所有房屋的门、窗均朝向广场，其中一些聚落遗址的中心广场上，发现有焚烧过的动物骨骼，表明这个中心广场在聚落成员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场所。这里不仅作为聚落成员日常聚会或一般性活动的地方，也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在仰韶文化的一些聚落遗址中，还出土了陶鼓(亦称土鼓)、陶埙、陶铃等陶制的乐器。这些乐器的发现，既反映了早期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使用乐器进行祭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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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不少遗址中，都出土了玉制的器物。其中，在浙江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4200年)遗址中，出土了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等大量的玉器。在玉琮和其他的一些玉器外表还雕刻有神人兽面图案(图1)，神人呈蹲踞状，头戴翎羽冠，双臂平伸内折，双手合抱位于胸前的兽面。这组图案充满了神秘、怪异的色彩，体现了良渚人对鬼神的敬畏感。这些在后世作为祭祀鬼神的礼器出现在这一时期，足以证明祭祀鬼神已经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一项活动。
原始社会时期产生的鬼神崇拜及由此形成的祭拜方式，又在后世的沿袭中不断加入新的形式、内容，最终形成中国古代社会的祭祀活动。在国家建立后，祭祀活动又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神话王权和统治的工具。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中，就曾发现夏朝祭祀的遗址。遗址内出土了玉琮、玉璋等器物，同一地点还发现30多具人骨架，有的双手呈捆绑状，有的身首异处，还有的是和兽骨埋在一起。据分析，这些死者显然是与祭祀有关，是献给鬼神的“祭品”。殷商时期，祭祀更为盛行，除了祭祀天、地神外，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等亦成为祭祀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商王还将祖先作为祭祀的对象。据已发现的甲骨文卜辞记载，商王室所祭祖先多达上百位，祭祀的方法达数十种之多。商王祭祀祖先，是认为这些已经逝去的先人仍具有神力，可为后代消灾祛祸；同时也借助先祖的神力，用以协调王室成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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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源自原始社会、在国家建立后又被移植到政权建设中的祭祀活动，在西周时期进一步得到加强，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周朝政权机构中，还设有掌管祭祀的官职，祭祀鬼神还被编入礼仪制度中，并对祭祀的对象和等级、陈设器物、供奉食物、行礼方式等诸多方面作了严格的规定，从此祭祀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以后的历史中，祭祀鬼神一直为历朝历代所沿袭。今天北京城内保留的社稷坛(今中山公园五色土)、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皇家祭祀建筑，就是明清两代皇帝们祭祀鬼神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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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立后，统治者通过操纵祭祀活动，为王权统治罩上了“天授”的光环。他们自诩为“天子”，使自己与鬼神处于同等的神化地位，以令举国上下敬畏自己，成为“万民之主”。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借助鬼神的力量巩固王权统治。大禹建立夏朝后，传说曾铸“九鼎”，以示自己为“天下共主”。鼎被赋予新的内涵和特殊的作用，成为礼仪的专用器物，并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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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朱筱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