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二战史观和战争责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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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2日，日本东京民众高举“不能容忍战争”标语游行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中国而言，可以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但对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他们接受“战败70周年”或诸如此类的说法了吗？众所周知，日本对二战的理解和记忆已经走向多元化，导致这一结果的恐怕并不仅仅是战争本身，更多的在于战后日本政府以及美国占领当局对战争相关记忆进行的操控。
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的形式宣读了“关于终结大东亚战争的诏书”，在日本被称为“玉音放送”。在广播中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美英苏中四国达成的《波茨坦公告》，即实质意义上的投降。尽管这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北，但是此后日本国家的纪念日中并没有“战败纪念日”或类似的说法。为了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民，日本政府将每年的8月15日定为“追悼逝者、祈祷和平纪念日”，通称为“终战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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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的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更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当大多数德国人认为1945年5月8日是德国的“投降日”或者脱离纳粹统治的“解放日”的时候(也有人称为“民主日”)，在日本，8月15日仅仅意味着日本天皇主动地宣布“终结”了“大东亚战争”，在天皇终战诏书中并没有明确表示这是日本的战败和投降，同时，该诏书似乎只有面向英美等宣战国之嫌，并没有明确表明日本对亚洲邻国应承担的侵略责任，当然更没有明确日本败给了中国。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日本选择将8月15日定为“终战纪念日”自有规避责任之嫌。
当然，对日本而言，可供选择的选项并不仅仅限于8月15日，实际上日本政府在8月14日就已经通告盟国各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全权代表重光葵在美海军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正式生效，日本同各缔约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终结。在太平洋战争各主要牵涉国家和地区中，选择将8月15日作为国家纪念日的只有日本和韩国，韩国将8月15日视为“解放日”，因此8月15日有“光复节”之称。美国选择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9月2日作为对日战争胜利日。中国、苏联等国则将日本签署投降的第二日即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由于上述各日期“投降”的意味更浓重，这也是日本没有选择这些日期作为纪念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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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个具有官方性和法律效力的重要时间点，原本均可以被日本作为纪念日并慎重对待。然而日本却选择了时为三军最高统帅的昭和天皇播报“玉音放送”的8月15日作为“终战纪念日”。为何是8月15日而不是其他？为何是“终战”而不是“投降”或者“战败”等其他更为积极的言说？这里面蕴含了一种日本人畸形的战争观，同时也是他们否认战争责任的盲点所在。
“中日战争”从何时开始？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8年抗战(1937～1945)已经成为熟知的概念，但是日本对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的认识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分歧。1956年日本左翼进步学者鹤见俊辅首次提出了“15年战争”的概念，他认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5年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15年。此后“15年战争”的主张被进步主义者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积极承担战争责任的一种表现。当然，日本国内也有跟中国近似的“8年战争”的主张，比较官方的说法是将这8年战争称为“日中战争”，但是日本的历史学者对“卢沟桥事变”是偶然发生的还是蓄谋已久的存在争议，日中间的冲突是“战争”还是“意外事件”在学术界也没有定论。最具争议性的还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对日宣战并将日本定义的“大东亚战争”改称为“太平洋战争”，美国视角下的二战远东战场也从亚洲大陆转移到太平洋。1945～1952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对日本占领期间，所有关于“大东亚战争”的表述皆被改为“太平洋战争”，这样，日本战败给美国的印象得以充分灌输，它在亚洲战场上的所作所为却被忽视和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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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而言，“15年战争”“8年战争”“日中战争”“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其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称谓上，其背后隐含着的是“战争主体、战争对象、战争力量以及战争责任”的不同立场。特别是中国在日本战争观中的位置，它直接导致了此后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出现，以及延至今日两国关系的周期性恶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阶段。但是，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明确对日宣战，日本也没有正式向中国宣战，即使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日本方面一直将日中间的战争定义为“支那事变”。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由于当时美国已经出台了不向交战国提供武器、资源运输和进出口的《中立法案》，所以当时中日双方都想以非交战国的身份获得从美国进口武器和运输的便利。这种奇怪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珍珠港事件”以后，随着美国对日宣战，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由于日本在中国已经承认了“满洲国”和“汪伪政府”，所以日本在向英美等国宣战的同时，因为不承认蒋介石政府的正式地位而没有向国民政府宣战，这在法理上制造了一种日中之间无战争的假象。
但是，日本政府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日中之间的交战状态，1941年以后，日本已不再将日中之间的冲突称为“支那事变”，而是改称为“大东亚战争”框架下的“日中战争”。1945年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虽然宣称日本接受美英苏中达成的《波茨坦公告》，但是，天皇在广播中仅表示向英美等国投降，并未提及向中国投降等事实，这是日本政府“依据法理”而做出的狡辩策略，背后更重要的阴谋在于减少对中国应承担的侵略责任。虽然稍后的9月9日，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国民政府投降，但是这类事实在战后并没有得到广泛认知。从战争的名称及时间上，以及日本天皇在“玉音放送”中并没有提及向中国投降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导致了战后日本人战争观中“败给中国”这一意识的薄弱。, 百拇医药(王广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