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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含嘉仓(2)
http://www.100md.com 2015年7月15日 《百科知识》 2015年第14期
     含嘉仓的兴盛与衰落

    隋唐两朝都是以长安为国都,以洛阳为陪都;但洛阳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要大于长安,主要原因就是洛阳漕运便利,物资运输集中。

    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关内大饥,杨坚随即迁到洛阳,直到次年四月才返回长安;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又大旱,杨坚又率文武官员就食于洛阳。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后,就开始营建洛阳城,杨广在位的13年里,在长安的时间前后不到4个月,而在洛阳的时间占1/3,剩下的时间都在北巡南游。

    唐太宗贞观初年,李世民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为理由,打算营建洛阳,但并没有实现,主要原因是当时政府内外高级官员仅642人,每年需从水陆潜运至京师的租米不过20万石,能够满足京师的开销,所以面临的压力也不大。但是到了唐高宗显庆初年,京师内的一品至九品内外文武官激增至13465人;到了武则天、中宗时代,中央机构更为庞大,形成官员“内外盈隘,居无察署”。神龙时期,京师“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奉察之费,岁巨亿万……河渭广潜,不给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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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宗在位34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原因就是长安一带经常闹饥荒。有一件趣事是这样讲的:唐朝初期,每逢关中地区闹饥荒时,中央政府往往迁到水运便利、“舟车所会”的洛阳,主因就是洛阳有粮食,因此皇帝也得了一个“逐粮天子”的雅号。当时洛阳是“帑藏积累,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而长安则“府库及仓,庶事实缺,皆籍洛京传输”。武则天曾长期居住在洛阳,也是因为洛阳有粮。直到含嘉仓兴盛,即使关中缺粮,朝廷也能够从容调拨粮食了,皇帝才得以解除这个雅号。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居于长安仅有两年,其余的时间都在洛阳,这背后的原因有政治因素,但经济因素才是最主要的。在含嘉仓的考古挖掘工作中,曾出土一些带有调露、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的铭砖,这些年号都是高宗、武则天时代的,也证明了这一时期运入含嘉仓的租米数量很大。

    当时洛阳粮食的主要来源是华北地区和江南地区的租粟与租米,出土的铭砖上记录了苏州、楚州、冀州、邢州、德州、濮州、沧州、魏州等地,这些地方的大部分粮食是通过隋朝开凿的大运河运到东都洛阳,纳入含嘉仓内的。如此大规模的粮食北上洛阳,自然使得洛阳附近拥有很多分布集中和规模庞大的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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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宗时期,由于大运河水量渐小,漕运效率下降,许多粮窖遭到废弃,含嘉仓的利用率也大为降低。“安史之乱”爆发后,对当时的漕运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含嘉仓也受到严重破坏,唐朝也开始由盛转衰。在唐朝后期的历史上已经很少提到含嘉仓了,但它毕竟还是洛阳的粮仓,所以并没有完全遭到废弃,不过含嘉仓储粮的规模是远远不如以前了。史载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含嘉仓储粮7万石,而这个数字相对当时几个大粮仓的储粮来说是很小的;之后不久,含嘉仓就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只有160号窖一直沿用至北宋。

    如今,含嘉仓的繁华早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消散,我们能见到的也只有铭砖、窖仓等遗迹。但是含嘉仓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遗址,却有着无比炙热的灵魂,它身上的每一道痕迹都已经历尽铅华,它见证了隋末的战乱,又撑起了大唐的初兴,这期间的每一场战争、每一位英雄传奇似乎都充斥着它的影子。

    这就是含嘉仓,一个农业文明的奇迹。2014,隋唐大运河申遗成功,含嘉仓遗址作为大运河申遗中的项目也随之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永载人类史册。

    【责任编辑】王 凯, http://www.100md.com(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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