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的几次暗杀浪潮(2)
1948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当年6月，斯大林将南斯拉夫开除出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指责铁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凶恶的杀人犯。随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递交了一份呈给斯大林的报告，请求准备一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化名“马科斯”的这名特工准备了3个暗杀方案：一是在与铁托的私人会见中，通过释放大剂量能导致肺部感染的细菌，使铁托当场死亡；二是趁铁托访问英国时，进入招待会实施暗杀；三是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外交使团招待会上实施暗杀。1953年3月斯大林因病去世，刺杀铁托的行动才宣告终止。
除了美、苏针对异见者的暗杀行为，两国国内也由于紧张的政治局势、不同的政治立场产生过一系列暗杀行为。至今仍没有公开遭暗杀原因及相关情况的“肯尼迪家庭暗杀魔咒”，是暗杀事件中的一例悬案。苏联克格勃对十月革命前领导人托洛茨基的跨国暗杀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由斯大林一手提拔的苏联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基洛夫遭暗杀的事件，使斯大林找到理由发动大清洗行动，借机处决了政治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可见，这一浪潮时期的暗杀事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息息相关；暗杀事件的频次增多、手法多样，且呈现出国际性的特点。
由宗教极端势力主导的暗杀浪潮
苏联解体后，原来被按压在两大政治集团下的矛盾骤然突显，以宗教、民族等包含性概念为主体的“群体想象”开始发酵。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相结合是这一浪潮暗杀行为的特征。这一时期，释放恐怖暗杀能量的组织有巴勒斯坦伊斯兰原教旨组织“哈马斯”、因“9·11”事件而臭名昭著的极端恐怖组织“基地组织”以及伊拉克战争后在恐怖组织中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等。
这次浪潮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利用伊斯兰教派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极端化“圣战行动”，把伊斯兰与其他世俗现代社会绝对对立；并通过塑造、改写广受认可的伊斯兰前三代教徒“赛莱菲”及其为追随穆罕默德建教而进行迁徙的故事，打造了一个反对西方、保护伊斯兰教纯洁性、为恢复伊斯兰教往昔荣耀而进行“圣战”，从而死后升入“天堂”的“理想”叙事。可怕的是，在东南亚某些地方，由恐怖主义所重新撰写的“战斗檄文”竟被奉为正统教义得到民众的认可。国际社会也为这一套与现代民族国家完全相异的理念、思想体系而焦急、争论与反思，人们在担忧世界是否真的会迈入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末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
这一时期的恐怖事件包括：暗杀希望促成巴以和平路线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暗杀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暗杀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马巴胡赫，暗杀多名伊朗核专家等。
暗杀的时代分野
基本上，一个时期内的暗杀行动具有某种整体特征，这个特征大约可以持续一代人的时间。一代人之后，下一代人要么寻找到新的“恐怖暗杀动力”，要么从旧的“暗杀理念”中批判性继承。纵观4次暗杀的时代浪潮，“民族主义”情结在其中总是隐约闪现、挥之不去。历史上，民族主义与宗教概念的结合、与其他政治势力的结合令人深思。
当前，暗杀行动与恐怖主义保持着某种相似的脉动，许多暗殺行动由恐怖集团策划实施。随着国际社会反恐力度的加强，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一反奥巴马的中东战略收缩政策，决心打击猖狂的“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可以预见，恐怖势力中心将会被进一步打散。失去中心联络的恐怖势力却会带来扁平化、独狼化的零星、单个恐怖暗杀事件；加之现代社会传媒行业的发达、网络传播手段的易使用，治理新时期的暗杀恐怖行动将会面临新的挑战。
【责任编辑】王 凯 (黄立志)
除了美、苏针对异见者的暗杀行为，两国国内也由于紧张的政治局势、不同的政治立场产生过一系列暗杀行为。至今仍没有公开遭暗杀原因及相关情况的“肯尼迪家庭暗杀魔咒”，是暗杀事件中的一例悬案。苏联克格勃对十月革命前领导人托洛茨基的跨国暗杀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由斯大林一手提拔的苏联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基洛夫遭暗杀的事件，使斯大林找到理由发动大清洗行动，借机处决了政治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可见，这一浪潮时期的暗杀事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息息相关；暗杀事件的频次增多、手法多样，且呈现出国际性的特点。
由宗教极端势力主导的暗杀浪潮
苏联解体后，原来被按压在两大政治集团下的矛盾骤然突显，以宗教、民族等包含性概念为主体的“群体想象”开始发酵。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相结合是这一浪潮暗杀行为的特征。这一时期，释放恐怖暗杀能量的组织有巴勒斯坦伊斯兰原教旨组织“哈马斯”、因“9·11”事件而臭名昭著的极端恐怖组织“基地组织”以及伊拉克战争后在恐怖组织中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等。
这次浪潮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利用伊斯兰教派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极端化“圣战行动”，把伊斯兰与其他世俗现代社会绝对对立；并通过塑造、改写广受认可的伊斯兰前三代教徒“赛莱菲”及其为追随穆罕默德建教而进行迁徙的故事，打造了一个反对西方、保护伊斯兰教纯洁性、为恢复伊斯兰教往昔荣耀而进行“圣战”，从而死后升入“天堂”的“理想”叙事。可怕的是，在东南亚某些地方，由恐怖主义所重新撰写的“战斗檄文”竟被奉为正统教义得到民众的认可。国际社会也为这一套与现代民族国家完全相异的理念、思想体系而焦急、争论与反思，人们在担忧世界是否真的会迈入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末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
这一时期的恐怖事件包括：暗杀希望促成巴以和平路线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暗杀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暗杀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马巴胡赫，暗杀多名伊朗核专家等。
暗杀的时代分野
基本上，一个时期内的暗杀行动具有某种整体特征，这个特征大约可以持续一代人的时间。一代人之后，下一代人要么寻找到新的“恐怖暗杀动力”，要么从旧的“暗杀理念”中批判性继承。纵观4次暗杀的时代浪潮，“民族主义”情结在其中总是隐约闪现、挥之不去。历史上，民族主义与宗教概念的结合、与其他政治势力的结合令人深思。
当前，暗杀行动与恐怖主义保持着某种相似的脉动，许多暗殺行动由恐怖集团策划实施。随着国际社会反恐力度的加强，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一反奥巴马的中东战略收缩政策，决心打击猖狂的“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可以预见，恐怖势力中心将会被进一步打散。失去中心联络的恐怖势力却会带来扁平化、独狼化的零星、单个恐怖暗杀事件；加之现代社会传媒行业的发达、网络传播手段的易使用，治理新时期的暗杀恐怖行动将会面临新的挑战。
【责任编辑】王 凯 (黄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