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百年祭(中)
至于段祺瑞，也对张勋抱有很大期望。仍据阮忠枢报告，参加此次会议的倪嗣冲告诉他，“如东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将内政整理，国势略定，再由东海之手，归还旧主，其势尤顺而易”(东海，指徐世昌)——对张勋误导最甚，后来几个月的历史走势，都可以从这段话中找到痕迹。
这段话迎合了张勋这一批保守主义者的情绪，以“倒黎排冯”，推举徐世昌作为前置条件，渐次由徐世昌出面整理内务，然而找准时机将政权还给宣统，物归旧主。这是相当一批北洋旧人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毕竟他们当年是为大清效力，清帝退位也有他们的责任，而“民国不如大清”又让他们内心有点不安，尤其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如何将权力安全地转给宣统，是这批保守主义者的基本共识。阮忠枢的复述让这个行动具有了可操作性，其幕后操盘手至少在这个时候就是段祺瑞，倪嗣冲只是将段祺瑞的意思说了出来。
张勋对黎元洪、段祺瑞两个阵营的邀请、示意，均没有给予积极回应，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准备，他相信黎、段相斗，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把握得好，中国政治从此踏上坦途，一举解决辛亥国体变更后遗症，重建一个有效率的威权体制和秩序。顺着阮忠枢的思路，张勋没有在黎、段之间选边站，而是继续驻守徐州，密派心腹机要赴南北各地，与主张还政于宣统的各派势力接洽。在张勋等人看来，中国当时最大的困扰在权力结构，因此要有一个根本解决，要有制度性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步，剩余的问题如府院之争、对德宣战等这些枝节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随着黎、段之争愈演愈烈，5月23日，众督军自天津乘车南下，前往徐州，并邀请与张勋关系甚密、同样具有强烈复辟倾向的雷震春、张镇芳同行。雷、张二人婉辞，以为张勋“自有宗旨，非听人指使者”。众督军答曰：“彼之宗旨固在复辟，余等助之复辟可也。”二人遂允偕行。于是众督军与张勋在复辟帝制上无需商量而达成了共识。这是“丁巳复辟”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节点。
既至徐州，众督军欲张勋为之泄愤，然而张勋却以淡漠待之。当时，黎元洪免段祺瑞国务总理的命令已经发布，而众督军在旅途中，并不知道；张勋“出京电相示，众愈哗”。“张遂语之，曰诸君既欲泄愤，则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义而兴师乎？既无名义，则只得听之耳。遂其入内。是夜，又得免倪嗣冲职，以安武军归张节制，及免朱家宝职之令。张命人以京电出示于众。众怒汹汹，请张出共议。久之，未至。众排闼迳入，谓张曰，公意必在复辟，余等誓从公后。张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须坚定不渝。众曰诺。乃皆定约署名而散。大旨分三步进行：一解散国会，二迫黎退位，三复辟。”众督军如此爽快，让张勋错以为帝制复辟大业确实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重回帝制
这一段描述极具画面感。张勋绝对不像过去许多人所描述的那样迂腐不堪，脑后一个小辫子，摇头晃脑；而是一个足智多谋、很会设局，又会把握节奏、抑扬顿挫、调动各督军情绪的人。
当然，这段描述也不可尽信，不同或相互冲突的描述所在多有。一个略有差别的说法是：张勋是有备而来，欲借北京政治危机实现复辟目的，而众督军没有料到黎元洪此次出手如此迅猛，事出突然，又碍于军界同行的面子，在张勋突然动议复辟时，无法反对，也不便反对，但事后就很难说了。
5月24日午前，各督军纷纷启程离开徐州，返回各自任所。张勋致电大总统黎元洪，陈述徐州会议情形，重申各督军绝对反对罢免段祺瑞，声称“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经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兵役“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威胁黎元洪。无奈黎元洪也属于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他已经发布罢免段祺瑞的命令，也只好一条道走到黑。段祺瑞在黎元洪罢免令之后迅速通电全国，拒绝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认为这份文件没有经过他这位国务总理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黎元洪先前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人中间任选一位接任国务总理。结果，最优先的徐世昌死活不愿出来帮忙。至于王士珍，段祺瑞在21日往访，希望其代理国务总理，王推辞不就；25日，黎元洪亲访王士珍私宅，劝王出任国务总理，王依然婉言谢绝。28日，黎元洪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动荡不安的政局似乎有可能平息。
然而仅仅过了一夜，29日，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发难，通电宣告安徽独立；同一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致电黎元洪，宣告河南独立；翌日(30日)，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在张勋“以期一致”电催下宣布浙江独立；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也在这一天通电声明“与中央脱离关系”。第三天(31日)，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毕桂芳、帮办军务许兰洲致电黎元洪，要求收回免段职令，否则“江省亦惟有取各省自保治安之法，一致进行”；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电宣布陕西将与安徽、山东、河南“采取同一行动，与中央脱离关系”；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國会，重组内阁，否则山东将“对中央脱离关系，与奉皖豫浙秦等省为一致行动”；驻岳军总司令吴光新通电称独立各省“已相继自由行动，与中央脱离关系”，宣布岳阳“自本日起，一律戒严，所有地方行政、财政、司法、交通各机关，应移居于司令官监督保护之下”。
时局至此，北京政府陷入瘫痪状态。黎元洪丧失了他的优势之快，就像他获得优势时那样迅速。各条铁路对一切为督军们办理运输的命令都绝对服从。督军们的计划是要使北京陷于孤立和窒息状态。他们控制了通向北京的铁路，而且禁止装载粮食。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由于缺乏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权威迅即陷于瘫痪。不得已，黎元洪6月1日发布一道命令，召张勋入京共商国是：“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
对于黎元洪的邀请，张勋期待已久，因而欣然从命。只是黎元洪所想与张勋所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6月6日，张勋致电独立各省，宣布7日将“挈队入京，共商国是”，切盼独立各省一致进行，“各省业经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驻处所，勿再进扎”。对于各界关于其将进京复辟帝制的传闻，张勋在答《大陆报》记者时给予否认；要求黎元洪三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他张勋决不负调停责任。 (马勇)
这段话迎合了张勋这一批保守主义者的情绪，以“倒黎排冯”，推举徐世昌作为前置条件，渐次由徐世昌出面整理内务，然而找准时机将政权还给宣统，物归旧主。这是相当一批北洋旧人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毕竟他们当年是为大清效力，清帝退位也有他们的责任，而“民国不如大清”又让他们内心有点不安，尤其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如何将权力安全地转给宣统，是这批保守主义者的基本共识。阮忠枢的复述让这个行动具有了可操作性，其幕后操盘手至少在这个时候就是段祺瑞，倪嗣冲只是将段祺瑞的意思说了出来。
张勋对黎元洪、段祺瑞两个阵营的邀请、示意，均没有给予积极回应，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准备，他相信黎、段相斗，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把握得好，中国政治从此踏上坦途，一举解决辛亥国体变更后遗症，重建一个有效率的威权体制和秩序。顺着阮忠枢的思路，张勋没有在黎、段之间选边站，而是继续驻守徐州，密派心腹机要赴南北各地，与主张还政于宣统的各派势力接洽。在张勋等人看来，中国当时最大的困扰在权力结构，因此要有一个根本解决，要有制度性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步，剩余的问题如府院之争、对德宣战等这些枝节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随着黎、段之争愈演愈烈，5月23日，众督军自天津乘车南下，前往徐州，并邀请与张勋关系甚密、同样具有强烈复辟倾向的雷震春、张镇芳同行。雷、张二人婉辞，以为张勋“自有宗旨，非听人指使者”。众督军答曰：“彼之宗旨固在复辟，余等助之复辟可也。”二人遂允偕行。于是众督军与张勋在复辟帝制上无需商量而达成了共识。这是“丁巳复辟”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节点。
既至徐州，众督军欲张勋为之泄愤，然而张勋却以淡漠待之。当时，黎元洪免段祺瑞国务总理的命令已经发布，而众督军在旅途中，并不知道；张勋“出京电相示，众愈哗”。“张遂语之，曰诸君既欲泄愤，则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义而兴师乎？既无名义，则只得听之耳。遂其入内。是夜，又得免倪嗣冲职，以安武军归张节制，及免朱家宝职之令。张命人以京电出示于众。众怒汹汹，请张出共议。久之，未至。众排闼迳入，谓张曰，公意必在复辟，余等誓从公后。张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须坚定不渝。众曰诺。乃皆定约署名而散。大旨分三步进行：一解散国会，二迫黎退位，三复辟。”众督军如此爽快，让张勋错以为帝制复辟大业确实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重回帝制
这一段描述极具画面感。张勋绝对不像过去许多人所描述的那样迂腐不堪，脑后一个小辫子，摇头晃脑；而是一个足智多谋、很会设局，又会把握节奏、抑扬顿挫、调动各督军情绪的人。
当然，这段描述也不可尽信，不同或相互冲突的描述所在多有。一个略有差别的说法是：张勋是有备而来，欲借北京政治危机实现复辟目的，而众督军没有料到黎元洪此次出手如此迅猛，事出突然，又碍于军界同行的面子，在张勋突然动议复辟时，无法反对，也不便反对，但事后就很难说了。
5月24日午前，各督军纷纷启程离开徐州，返回各自任所。张勋致电大总统黎元洪，陈述徐州会议情形，重申各督军绝对反对罢免段祺瑞，声称“凡任免官吏，向由国务院发出，非经国务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兵役“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威胁黎元洪。无奈黎元洪也属于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他已经发布罢免段祺瑞的命令，也只好一条道走到黑。段祺瑞在黎元洪罢免令之后迅速通电全国，拒绝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认为这份文件没有经过他这位国务总理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黎元洪先前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人中间任选一位接任国务总理。结果，最优先的徐世昌死活不愿出来帮忙。至于王士珍，段祺瑞在21日往访，希望其代理国务总理，王推辞不就；25日，黎元洪亲访王士珍私宅，劝王出任国务总理，王依然婉言谢绝。28日，黎元洪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动荡不安的政局似乎有可能平息。
然而仅仅过了一夜，29日，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发难，通电宣告安徽独立；同一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致电黎元洪，宣告河南独立；翌日(30日)，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在张勋“以期一致”电催下宣布浙江独立；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也在这一天通电声明“与中央脱离关系”。第三天(31日)，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毕桂芳、帮办军务许兰洲致电黎元洪，要求收回免段职令，否则“江省亦惟有取各省自保治安之法，一致进行”；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电宣布陕西将与安徽、山东、河南“采取同一行动，与中央脱离关系”；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國会，重组内阁，否则山东将“对中央脱离关系，与奉皖豫浙秦等省为一致行动”；驻岳军总司令吴光新通电称独立各省“已相继自由行动，与中央脱离关系”，宣布岳阳“自本日起，一律戒严，所有地方行政、财政、司法、交通各机关，应移居于司令官监督保护之下”。
时局至此，北京政府陷入瘫痪状态。黎元洪丧失了他的优势之快，就像他获得优势时那样迅速。各条铁路对一切为督军们办理运输的命令都绝对服从。督军们的计划是要使北京陷于孤立和窒息状态。他们控制了通向北京的铁路，而且禁止装载粮食。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由于缺乏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权威迅即陷于瘫痪。不得已，黎元洪6月1日发布一道命令，召张勋入京共商国是：“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
对于黎元洪的邀请，张勋期待已久，因而欣然从命。只是黎元洪所想与张勋所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6月6日，张勋致电独立各省，宣布7日将“挈队入京，共商国是”，切盼独立各省一致进行，“各省业经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驻处所，勿再进扎”。对于各界关于其将进京复辟帝制的传闻，张勋在答《大陆报》记者时给予否认；要求黎元洪三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他张勋决不负调停责任。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