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问题——巴以争端的“死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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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发表有利于以色列的表態之后，实际上让美国主导下的巴以和谈成为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治禁忌”，巴以和平谈判也因此陷入僵冷状态。
孱弱的反抗
耶路撒冷问题不仅涉及到城市的实际归属，而且涉及到巴勒斯坦民族身份和伊斯兰宗教情感，因此当特朗普总统在巴以问题上做出争议表态之后，巴勒斯坦必然要做出反制措施。
历史上，巴以之间敏感问题争端往往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如1987年和2000年的两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但是在当前来说，巴勒斯坦爆发类似于“巴勒斯坦大起义”那样的全民暴动，可能性十分有限：一方面以色列情报机构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信息掌控非常详细，任何异动都可能会遭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打压；另一方面，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担心民众暴动会威胁自己的政权基础，加沙地区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局则被当地民众的高失业率(失业率高达70%)所困扰，任何大规模的民众示威都有可能演变为对自己治理合法性的质疑。因此，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发动民众反抗以色列占领、表达在巴以问题上的不满难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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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势下，外交便成为巴勒斯坦人唯一的选择。巴勒斯坦高层希望通过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来向以色列和美国施压，但是效果不佳。近些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一直希望能够加入联合国，并希望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国际机构，制造国际舆论，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与此同时，在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来，巴勒斯坦更是积极地与欧洲、俄罗斯和中国保持沟通，希望能够促成俄罗斯或者欧洲主导下的新的巴以谈判安排；此外，巴勒斯坦还积极地游说广大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希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能够以一个坚定统一的态度支持巴勒斯坦，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
但是巴勒斯坦的外交手段在现实政治面前难以奏效。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巴勒斯坦的外交压力并不“感冒”：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缺乏实际影响力，仅能在舆论方面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特朗普总统甚至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削减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援助，显示出对国际机制的不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际上缺少真正能够约束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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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斯兰世界来说，耶路撒冷问题无疑是重要的敏感议题，因此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做出有利于以色列的表态和言行，无疑会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反弹。但是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内部分歧重重，无论是高呼“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还是自诩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沙特阿拉伯，除了在摄像机镜头前向巴勒斯坦表示“口头支持”以外，并不愿意真正的为了巴勒斯坦问题牺牲自己的实际利益。甚至在2017年12月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上，埃尔多安还和沙特王储萨勒曼“隔空吵架”，批评萨勒曼王储提出的“温和伊斯兰”口号是在“分裂伊斯兰世界”。
巴勒斯坦议题实际上成为各个地区大国争夺“伊斯兰世界话语权”的重要议题，各个伊斯兰国家对巴以问题都小心翼翼。一方面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往往借助外交平台，相互之间“赛嗓门”，比如埃尔多安不停高呼要“与以色列断交”，“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国家”，以此凝聚在国内的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国家领导层却因为担心可能出现的国内政治乱局，并不愿意真的“出力”，害怕自己被推到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的第一线，往往支持巴勒斯坦团体在其他“地区对手”国内“闹事儿”，祸水他引。一些巴勒斯坦人抱怨道：那些海湾阿拉伯富国，宁可去欧洲购买一支昂贵的足球俱乐部，也不愿多投资金帮助巴勒斯坦民众。
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涉及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因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巴以双方的“零和博弈”议题。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巴以双方在现实层面通过巧妙的外交安排来予以实现，更需要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民族身份重构来推动和帮助。, 百拇医药(王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