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在太空响起的那一刻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伴随着一阵阵轰隆隆巨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周边的大地微微颤抖，空气急剧膨胀，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随着“长征”一号火箭，拔地而起，扶摇直上，飞进太空。13分钟后，卫星成功入轨，并从九天之上发回《东方红》的乐曲信号，使这首动人的旋律响彻神州大地。从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的航天事业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离不开老一辈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卫星—“人造地球卫星”1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应苏联天文委员会之邀，对“人造地球卫星”1号进行了光学观测。在同年的一次座谈会上，钱学森、赵九章等人建议我国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这项建议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提到了卫星问题，他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得大一点。”到了1958年10月，赵九章先生率团访问苏联，考察苏联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情况。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苏联只让代表团看了看天文台、空间电子所和一些無关紧要的实验设备。这次几乎“一无所得”的访问使赵九章下定决心：“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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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了解光学设备的使用情况
自力更生成立人造卫星小组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由钱学森任组长，专门研究我国的人造卫星问题。581组将分散在各研究所的探测仪器、箭头结构、电源、天线、遥控、雷达跟踪及总体设计等研制工作集中起来，这使得我国的探空火箭和卫星的研发工作正式开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航天科技绝对是个新事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只是狭小圈子里的事。581组专家们没有中文书刊可查，少量的外文资料也难觅实质内容。此时，国际上正对我国全面封锁，国内由于保密又限制了交流，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埋头摸索，从零开始。值得欣慰的是，581组内的所有人都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探空火箭和卫星的研究工作稳步推进。
“东方红”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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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4年，581组不断壮大，先后组建和完善了6个研究室，同时在空间探测器研制及相关实验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有了前期的准备工作，581组开始酝酿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方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央很快便批准了《关于人造卫星方案的报告》，做出了关于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决定，这也是中央关于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第一次决策。1965年7月，我国人造卫星工作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对几百项元部件、材料和设备研制进行布局。1965年10月，我国召开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对卫星的总体方案、本体方案、运载方案、地面系统方案展开了充分论证。1967年 12月，国防科委召开卫星研制工程落实会议，简化了卫星方案，正式命名我国第一颗卫星为“东方红”一号，从此，这颗“东方红”一号便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攻克重重技术难题
在卫星的研发过程中，专家们需要分析和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难题。第一个就是卫星轨道的选择问题。在卫星轨道选择会议上，27岁的青年科学家潘厚任提出了以一个中等倾角的轨道代替极轨道的建议。所谓极轨道卫星，就是轨道倾角接近90°的卫星，它可以经过任何纬度和南北两极的上空，从而覆盖全球，但是极轨道卫星发射过程中的困难较多。按照传统观念，这样重大的、事关全局的课题似乎不应该是由一位年轻人提出和解决的。但潘厚任却很有信心地公布了自己详尽的计算结果，让与会专家们比较分析。最终，会上选定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倾角在65°～70°之间，除格陵兰岛和南北极外，卫星可以覆盖地球上的其他地区。第二个就是卫星的跟踪问题。由于我国要采用国内布站的方法对卫星进行测量、跟踪和预报，这比美国的全球布站方案困难得多。在卫星方案论证会上，刘易成等人建议采用多普勒锁相跟踪系统。为了论证多普勒锁相跟踪技术的可行性，工作组几乎集中了国内最强的力量，并使用了我国刚研制成功的第一台半导体大型计算机—119机，进行了3个多月的模拟定轨计算。结果表明，多普勒锁相跟踪系统的可靠性很高。最终，正是凭借这些可靠性极高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使得卫星入轨后，我们能紧紧地抓住它，并获得各种观测和跟踪数据。
历经数年的卧薪尝胆，“东方红”一号终于蓄势待发。1970年4月17日，载着“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输车由重型拖车牵引着，在前导车的引导下转往发射基地。21时35分，发射控制台操纵员胡世祥按下发射按钮，火箭腾空，“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中国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立即震惊了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想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竟然能完成如此壮举。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高瞻远瞩和兢兢业业，以及中央领导的坚定决心和大力支持，能在艰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这也是我们迈向航天大国路上不变的精神力量。 (姚丁杨), 百拇医药
“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离不开老一辈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卫星—“人造地球卫星”1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应苏联天文委员会之邀，对“人造地球卫星”1号进行了光学观测。在同年的一次座谈会上，钱学森、赵九章等人建议我国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这项建议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提到了卫星问题，他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得大一点。”到了1958年10月，赵九章先生率团访问苏联，考察苏联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情况。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苏联只让代表团看了看天文台、空间电子所和一些無关紧要的实验设备。这次几乎“一无所得”的访问使赵九章下定决心：“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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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了解光学设备的使用情况
自力更生成立人造卫星小组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由钱学森任组长，专门研究我国的人造卫星问题。581组将分散在各研究所的探测仪器、箭头结构、电源、天线、遥控、雷达跟踪及总体设计等研制工作集中起来，这使得我国的探空火箭和卫星的研发工作正式开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航天科技绝对是个新事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只是狭小圈子里的事。581组专家们没有中文书刊可查，少量的外文资料也难觅实质内容。此时，国际上正对我国全面封锁，国内由于保密又限制了交流，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埋头摸索，从零开始。值得欣慰的是，581组内的所有人都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探空火箭和卫星的研究工作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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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4年，581组不断壮大，先后组建和完善了6个研究室，同时在空间探测器研制及相关实验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有了前期的准备工作，581组开始酝酿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方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央很快便批准了《关于人造卫星方案的报告》，做出了关于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决定，这也是中央关于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第一次决策。1965年7月，我国人造卫星工作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对几百项元部件、材料和设备研制进行布局。1965年10月，我国召开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对卫星的总体方案、本体方案、运载方案、地面系统方案展开了充分论证。1967年 12月，国防科委召开卫星研制工程落实会议，简化了卫星方案，正式命名我国第一颗卫星为“东方红”一号，从此，这颗“东方红”一号便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攻克重重技术难题
在卫星的研发过程中，专家们需要分析和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难题。第一个就是卫星轨道的选择问题。在卫星轨道选择会议上，27岁的青年科学家潘厚任提出了以一个中等倾角的轨道代替极轨道的建议。所谓极轨道卫星，就是轨道倾角接近90°的卫星，它可以经过任何纬度和南北两极的上空，从而覆盖全球，但是极轨道卫星发射过程中的困难较多。按照传统观念，这样重大的、事关全局的课题似乎不应该是由一位年轻人提出和解决的。但潘厚任却很有信心地公布了自己详尽的计算结果，让与会专家们比较分析。最终，会上选定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倾角在65°～70°之间，除格陵兰岛和南北极外，卫星可以覆盖地球上的其他地区。第二个就是卫星的跟踪问题。由于我国要采用国内布站的方法对卫星进行测量、跟踪和预报，这比美国的全球布站方案困难得多。在卫星方案论证会上，刘易成等人建议采用多普勒锁相跟踪系统。为了论证多普勒锁相跟踪技术的可行性，工作组几乎集中了国内最强的力量，并使用了我国刚研制成功的第一台半导体大型计算机—119机，进行了3个多月的模拟定轨计算。结果表明，多普勒锁相跟踪系统的可靠性很高。最终，正是凭借这些可靠性极高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使得卫星入轨后，我们能紧紧地抓住它，并获得各种观测和跟踪数据。
历经数年的卧薪尝胆，“东方红”一号终于蓄势待发。1970年4月17日，载着“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输车由重型拖车牵引着，在前导车的引导下转往发射基地。21时35分，发射控制台操纵员胡世祥按下发射按钮，火箭腾空，“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中国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立即震惊了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想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竟然能完成如此壮举。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高瞻远瞩和兢兢业业，以及中央领导的坚定决心和大力支持，能在艰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这也是我们迈向航天大国路上不变的精神力量。 (姚丁杨), 百拇医药